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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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谣言；“辟谣”机制

近期，网络谣言的发展迅速，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次调研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从对学生、公务员、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等的调查问卷中分析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对网络谣言的态度，并通过对网民、学者、新闻媒体、公安司法机关以及电信部门等的访谈中分析了解访谈对象对网络谣言的基本看法、网络谣言的辟谣措施，以及关于解决网络谣言问题的建议。

通过调研的统计结果和分析，我们发现多数网民认识到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基本能理性对待网络言论，但同时也认为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网络言论自由需要有一定限度。结合心理学、传播学等理论知识和实践访谈的调研结果，我们从造谣者和传谣者两个角度分析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提出了网络的匿名性、利益驱动、报复心理、猎奇心理、自我表现欲望、网民对网络谣言判别能力低等原因。

一、现状分析

（一）新媒体为网络谣言提供土壤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网页新闻等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信息传播，尽管也有假新闻出现的情况，但通过相关媒体把关，考证新闻的真伪，能大大减少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新媒体网络平台，如微博、人人网、论坛等，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时效性强、传播难度小等特征，任何人都能发状态，因此网络谣言很容易就会产生，在猎奇心、同情心等各种心理的驱动下，一些较能吸引眼球的信息就会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

（二）网络谣言社会危害性大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68.18%受访者认为网络谣言会“危机国家安全”，占最大比例；其次是59.74%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个人名誉”；再次是44.16%认为网络谣言“损害国家机关、社会机构的名誉”；其余的39.61%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37.01%认为网络谣言会“损害公众财产安全”。由此可见，多数网民将网络谣言的危害置于国家安定的层次，可见在网民看来，网络谣言具有较高程度的危害性。

（三）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

尽管网民认识到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但问题是网络谣言辨别难度较大。在对网民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网民都是首先通过自己的常识对网络的相关信息进行初步判断，部分网民表示会通过搜集更多信息来加以辨别。但是，由于网络谣言的时间跨度大，谣言的产生到辟谣通常需要一段时间，部分网民判别能力不足、网络素质不高，加之官方不能及时的辟谣等因素，都使网络谣言一时难以辨别，从而促使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四）多数网民能理性对待网络谣言

我们调查发现，多数网民都能理性对待网络谣言，对网络谣言持质疑态度，并不会随意转发传播相关信息。我们在对网民对待网络谣言的态度调查发现，58.44%的网民表示都会“依据自身的判断分析，对谣言持怀疑的态度”，25.32%的网民“觉得可信其有不信其无，认为谣言出现必定有它的道理”，12.99%的网民认为“官方信息可信度不强”，只有1.95%的网民认为会“完全相信谣言所述”。我们在对网民传播网络谣言情况的调查中发现，77.92%的网民表示不会传播网络谣言，只有22.08%网民表示有可能或极有可能传播。

二、原因分析

网络谣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安全，也危害了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从造谣者和传谣者两个角度分析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

（一）造谣者

从网络谣言的者角度看，制造谣言的原因主要由以下五种类型：

（1）提醒群众或引导群众产生变革意识；

（2）出于报复心理；

（3）打击竞争者；

（4）满足自我表

欲望；

（5）无目的、不负责的游戏心理。

（二）传谣者

而对于谣言传播者来说，网民普遍是出于参与性、猎奇性、匿名性等心理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许多网络平台的存在有赖于需要网民的相互交流，如微博与论坛等。这种高度交互的虚拟社会让网民认为自身有积极参与信息传播的责任，而网络的匿名性又免除了他们确保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因此网民对于许多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谣言选择了“转发”等扩散方式。对于社会中的很多反常因素，不少人抱有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将信息传播给亲朋好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又会根据自身偏好对信息进行简化和加工，最后造成信息的歪曲。这样即便是本来真实的信息也会变为谣言。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中，也有些行动者是为谋求利益，借谣言事件售卖防备性物品以获取暴利。

三、建议分析

为了杜绝网络谣言的发生、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针对各方提出以下建议，并结合当前热点，提出了相应的“辟谣”机制完善方案。

（一）政府及司法部门应主动作为，打击网络谣言，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政府应当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时政府及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信息。同时，应积极学习世界各国打击网络谣言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实名制、法院判例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网络造谣和违法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网络行为。

（二） 提高网民鉴别能力，提高网络素质和责任意识

网民应提高自己的网络责任意识、判断能力和自律精神，提倡网民在传播前对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因网络的匿名性而减少对所传播信息的责任感，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在享受网络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时刻谨记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维持良好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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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国礼.知名网络爆料人周禄宝被批捕[N].京华时报，2013-08-25（5）.

[4]网络公关曝出“黑色利益链”[N].中国企业报，2010-11-10（2）.

[5]陶禹舟.刑拘网络谣言“推手”，杨澜叫好[N].新民晚报，2013-08-22（3）.

[6]宋识径.“中石化女处长非洲牛郎门”造谣者被刑拘[N].新京报，2013-08-26（3）.

[7]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J].法学，2013（11）：3-19

[8]张海林.网络谣言“罪与罚”[N].瞭望东方周刊，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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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盖幸福.圣元乳清来源揭秘，早熟事件圣元损失超20亿[N].齐鲁晚报，2010-0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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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分析

根据传播的特点，“盐荒”谣言的传播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酝酿阶段（2011年3月12日至2011年3月14日）；爆发阶段（2011年3月15日至2011年3月17日）；终结阶段（2011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19日）

2011年3月12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表示，受地震影响，因11日大地震而自动停止运行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自此，谣言开始酝酿。

2011年3月15日，一条微博开始在网络传播：“据有价值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 随后，这条微博在4个小时内被温州、宁波和余姚的博友转发，并加入了当地早在15日下午就出现“抢盐潮”的内容。16日当晚，上海、南京等地的博友也开始传播了“抢盐”内容。而到了17日，“满城尽断食用盐”，已经蔓延到了北京、安徽、四川、山东等多个地区。

2011年3月17日，中盐公司明确指出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食盐供应；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严打造谣惑众、扰乱市场不法行为；工信部发言人指出，我国原盐年产量是食盐销量8倍；卫生部辟谣，通过食用碘盐无法预防放射性碘的摄入。在一系列官方权威信息后，谣言得以平息。

传播特征分析

1.模糊性

社会学家奥尔波特曾给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提出过这样一个公式：谣言的传播与谣言对传者的重要程度和谣言的模糊度成正比，而与公众对待谣言的批判能力成反比。事件的模糊性常常起源于缺乏正式渠道传播的官方信息。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就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在环境模糊的情况下,如果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公众就会寻求非正式的渠道来获得对事件的解释,填补出现的空白。

在日本震后的核危机事件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充分，人们对于核泄漏扩散面积和危害程度并不了解，对自身及亲友身体安全存在较大恐惧，这时候往往对小道消息格外注意，谣言也借此模糊契机“逍遥世上”。

2.频发性

日本地震尤其是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国内电视、网络等媒体连篇累牍地持续报道，无形中渲染了恐怖气氛，给人造成一种危机和恐惧感。尼葛洛庞帝曾形象地将网民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络信息的自由、自发的生产环境也导致各种网络谣言频繁发生。以日本地震后的谣言为例，仅在2011年3月11日至18日一周时间以内就达11起之多，涉及地区安全、人身健康、公众人物“被死亡”、核辐射危机等多个社会层面。具体见下表所示：

谣言的控制、监测和预警

谣言传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不仅谣言本身丰富多样、千变万化，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其中还掺杂着公众的能力、人格、需要、动机等心理因素，并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与历史等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政府需要从受众和媒体两方面出发，采用以下方法、原则和策略加强对谣言的控制、监测与预警：

1.及时信息

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消息。通过及时辟谣，能够体现政府处理事件的诚心和决心，容易取信于民。此外，及时信息能够将谣言控制在萌芽状态，避免谣言的大规模扩散。

谣言所引发社会反应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事实的调查也是逐步深入的，应该根据调查进展随时公布最新情况。另外，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频发性，并会根据事态的发展而变更，因此，政府应当及时掌握谣言的发展动态，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

2.全面、真实的信息

信息的完整真实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在澄清谣言时及时权威信息，尽可能选用可信度较高、与事情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相关当事人和证人出来说话，并公布有关书面文件、照片和视频等第一手材料。

在“盐荒”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务院要求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就是很正确的做法，能有效减少社会情绪压力。此外，中国盐业总公司强调食盐供应充足，海盐只占小部分等信息，也有利于及时阻止恐慌情绪的蔓延。

3.媒体正确引导

媒体是实现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应当欢迎媒体采访报道，充分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并通过媒体反馈舆情，以掌握限制谣言传播的主动权。

4.建立应急机制

抢购风波也反映了我国公众独立思考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和科学常识的欠缺。碘盐和碘片不能等同，且食盐摄入过量对人体有害无益。所以，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初便做好危机处理的快速反应，是打消公众恐慌心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与日用品供应、消费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共建应急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5.严厉打击谣言散布行为

谣言的制造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而传播和利用谣言牟利者更应被绳之以法。针对我国民间资本炒作的发展趋势、公众缺乏必要独立思考和危机应对能力的现状，有必要在资本市场和现货市场共同建立预警机制，对通过散布谣言实现获利目的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参考文献：

①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和控制》，《国际新闻界》，2003年2月

②陈强、方付建、徐晓林：《网络谣言扩散动力和消解――以地震谣言为例》，《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3月

③王伟亮：《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危机传播――以贵州瓮安“6・28”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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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网络谣言事件，在“失踪小孩眼角膜被摘”发生之前的近一年里，耸人听闻、荒诞离奇的网络信息接二连三地上演。

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的同时，也给谣言提供了传播途径和空间。被歪曲和妖魔化的信息，制造了网站的点击率，也制造了社会的混乱。谣言这颗“毒瘤”严重腐蚀着网络环境，不仅会引起社会恐慌和群体性焦虑，还容易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以“抢盐风波”为例，毫无根据的“食用碘盐是防核辐射良方”的论断，加上在传播过程中权威信息渠道不畅和受众理解偏差而产生的信息畸变，一部分人听信了食盐“涨价停产”的谣言，而商家又趁机抬价，引发了市场秩序的一片混乱。

在网络谣言事件中，大多数网民对事件证实的渠道有限，所以在未知真实性的情况下听信一家之言，很容易以讹传讹。同时，在传播中人们常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事件内容进行删改或添加，这就有可能造成信息失真，甚至与现实严重脱节，给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网络谣言四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网络环境匿名传播的原因，有现实社会中商业利益的驱使，也有网络监管责任的缺失等。然而，有一方面的原因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特点直接促成了众多网民心理防御机制中“虚拟人格”的出现。

网络虚拟人格的表现，首先在于“本我”被压抑的人格。“本我”是人格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常常违行为规范。这种本能受到约束，在现实中很少能自由表现，网络的虚拟性则让“本我”有了释放的空间。其次是个体“超我”的理想化人格。现实中，“自我”往往落后于“超我”，因此个体常常希望成为“超我”所要求的“理想化的自我”，而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没能做到或达到的要求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实现满足。对于谣言传播者而言，传播谣言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获得被关注的满足感，而在他们达到目的、赢得了点击率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混乱。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樊春雷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信息疲惫，一般的信息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高风险、高刺激、重口味的信息，都是容易引起人的情绪唤醒的，很容易在网络上被传播。”在网络空间中，人们通过对各种恶的、丑的、假的、落后的东西的讽刺和嘲弄，实现对现实苦难和不幸的超越，并彰显出人对自由生命的追求，而这种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理论”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有时会演变为以歪曲事实或凭空捏造事件为表现的情绪宣泄。而网络谣言的传播，正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人们的虚拟人格被唤醒，随后表现出情绪被唤醒后的“狂欢”，致使网络谣言的传播愈演愈烈。

从认知层面来看，网民对网络信息的知觉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传播媒介自身。互联网上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传播、是否体现了真实性的原则，都直接影响着网民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也就是说，网络媒介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网民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置身于信息如此庞大的网络虚拟环境中，网民在享受新兴媒介带来的视听盛宴之时，容易在主体认知上有一定的迷惘，表现为虚拟空间中的道德认知紊乱。

因此，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势在必行。而网络伦理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强调网民自律。理查德?斯皮内洛在谈及网络伦理时强调，网络伦理道德的自律应当是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网络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自律型社会，在崇尚自主和个性的虚拟空间中，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规制，都必须关注人的核心的道德价值。理查德?斯皮内洛认为，道德的作用也正是强调了以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为基础自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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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网络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采取有效社会手段控制社会谣言，意义重大。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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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8]编写组，1987，《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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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参政；政府改革；趋势

网络信息技术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网络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加深。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每天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很多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网上被人们广泛地热议，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网络参政的过程中。

一、网络参政的含义及现状

参政议政是每个成年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国一直倡导公民积极、正确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力，群策群力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给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网络以其快捷、便利等优越性向社会公民提供着大量的信息，公民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和推动话题在网络中的讨论。当一个事件或信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关注的时候，人们便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使事情有所改变，网络参政的范围和影响力便逐渐扩大。

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已经逐渐成为政治活动的长效平台。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参与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政策的执行和民主监督、表达民意、政治活动、基层民主管理、政治协调等活动中。通过网络，公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并以多种方式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决策。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5.91亿，较2012年底增加了26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2%。[1]手机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掀起了网络参政的浪潮。

网络参政具有参政主体数量庞大、范围广泛，参政媒介便捷，参政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参与者身份的隐匿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政府建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网络参政主体庞大、身份特征复杂，可以使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更有利于群体力量的发挥，从而有助于政府在充分考虑民意后作出科学、公平的决策；同时还可以帮助政府及时发现问题，也有利于及时、快速地解决问题，以便更好地完善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

网络参政的发展对政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由于参与者身份的隐匿性等特点，也会导致很多虚假的消息出现来混淆大众的视听，对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的甚至影响和危害到了民族团结，非常不利于政府治理和发展。网络上关于热点新闻、历史人文、食品卫生、社会民生、金融经济、健康常识等生活中所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谣言，比比皆是，层出不穷。涉及国家政治的谣言危害更是严重，让人深恶痛绝。这些网络谣言会误导公民网络参政的方向，给政府的正常治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作为向服务型社会转变的政府来说，面对这样的现状是不能冷漠相待、坐视不管的，只有积极地面对这一挑战，适应性的改善政府建设，才能够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地实现为人民服务。

二、网络参政趋势下对政府改革的建议

网络的存在不仅使得政府的工作更加透明，同时还让民众有机会能够监督政府的工作，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在7・23动车事故中，民众通过微博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网络参政，不仅对政府的政务公开、行政效率的提升、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同时，要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网络参政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政府的公信力等也都是一个挑战。

面对挑战，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面对网络参政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下，政府和公民都应该选择正确、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才能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促进政府建设的完善，促进国家的良好发展。

首先，公民在进行网络参政过程中，应该认清这是自己的一份权利，也是一份应尽的义务。既然是权利，就不应该滥用；既然是义务，就应该尽职尽责。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不应该盲目地转发和传播，应该自觉地抵制网络谣言，不做谣言的传播者，更不应该做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无中生有，扰乱是非。其次，作为政府，面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不应该回避或者漠视，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这一方式帮助公民解决问题，提高自身建设。要积极为自己的工作进行宣传，公开工作进程，方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状态，关注方向等等。这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也有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

既然网络参政具有负面效应，那么是否还应该提倡这一参政途径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网络参政具有很多优越性。首先，网络参政是公民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对公民行使权利的范围、方式等内容进行合理限制，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其次，对网络参政媒介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网站应该做好网络信息传播工作，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不做虚假信息的阶梯，帮助群众筛选信息，及时发现虚假信息、恶意信息，防止这些不良信息进一步传播。政府要加大对网站的管理，让网站管理者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努力做到规范化管理，保障公民的网络平等权和个人隐私权。政府要大力普及信息网络知识，并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对网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等信息进行必要的调查，以切实保障公民“网络参政”；要加大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使网络参政的途径保持通畅。

政府自身应该完善电子政务建设，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完善公民网络参政的法制环境，尽快创建完备的网络法律法规，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会有利于我国政府更好地适应网络参政的挑战，更加进一步促进政府全面深化改革。

【注 释】

[1] 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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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交网络提供的已不仅是碎片化的个人通讯及内容，开始形成统合的自组织意识以及梳理甄别信息、提供更全面透明资讯和更具介入性救助功能的努力。这是对社会传播体系的重构，也是社会动员体系的新尝试，展现出了国内社交网络灾难响应的新进化。

微博这样具有强烈媒体属性的平台已展现出公共广播化的能力。4月20日8时2分，四川雅安地震发生，仅仅25分钟后，新浪 @头条新闻ID即发出第一条播报内容。当日上午11时，@央视新闻ID开始通过微博播报地震伤亡人数。本地媒体也开始现场图片信息，通信抢修队伍开始开进现场，并通过微博呼吁用户把通信资源留给灾区。

除了信息广播功能，微博上互动、反馈的信息同时也成为救援力量介入救助、分配资源的依据。4月20日上午，李连杰的壹基金开始调配资源进入灾区，民间救援组织蓝天救援队也开始通过微博获取灾区用户提供的需求信息，并借此调配各地救援队伍及资源。

在公共信息播报与反馈之外，点对点通信支援也成为社交网络最为核心的贡献。在灾区电话通信受阻之时，微信的通讯仍然畅通。受灾地区的通信运营商也的确很快就建议多使用微信，把“电话通信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而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一个新角色，成为了灾难应对中又一条信息通路。

相比微博基于媒体属性的高转播性，微信公众平台的优势在于它远胜于手机端的精准送达，也避免了传播过程中可能的“信息污染”。

地震当天，腾讯官方就上线了全国首个地震救助微信平台 “芦山地震救助”的公众号。借助原生移动互联网属性，用户可通过手机向其发送地理位置、救助内容、现场照片等，并经由腾讯这一公众号公布求助信息。传统媒体的全面介入也为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准确性、权威性和多元传播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如在芦山地震发生后，央视的微信账号快速滚动播发消息，并首次推出了实时视频直播，央视也将其地震寻亲二维码放上了电视屏幕。

大灾之后，谣言泛起是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在海量信息涌来时，如何尽可能提升碎片传播中的信息的“洁净度”和透明度，成为新的社交网络面临的问题。

“一场灾难发生后的5分钟内，Twitter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它开始帮倒忙。”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国外媒体如此评价社交网络上弥散的谣言和负面情绪。

雅安地震后，谣言也的确蹿起。据新浪微博的统计，截至4月21日晚11时，地震后举报的虚假微博已超过700条。

但人们观察到，相比数年前的玉树地震等灾难事件，谣言的数量和破坏性已大为减少。一方面来自于社交网路发展中，信息来源和透明度增强后，其自清洁的纠错能力增强，同时社交网络平台自身的辟谣机制也在强化。

如新浪微博通过微博小秘书给虚假信息标注“不实信息”的标签。腾讯的“芦山地震救助”官号由于产品特性本身能直接显示用户所在区域的地理信息，且配备了5人编辑团队对寻亲和救助信息进行电话核实，使得所遇虚假信息较少。

社交网络的灾难响应进化还体现在对碎片化传播的信息统合处理。这是其“去混乱化”的努力，表达出对信息有序性和介入救助常态功能性的追求。

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大灾面前，中国互联网巨头暂时抛却恩怨，结成了统一的寻人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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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被抓，严打网络谣言成为一时间的热潮。网络谣言自网络兴起之始，就一直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网络反谣言风潮也是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新浪微博的官方辟谣帐号、抢盐风波后的全民理性抗谣都一度让我们以为谣言终于能够被止住了，有净化渠道了。但事实却是，我们依然在第二天太阳升起后，点开、转发、评论另一条谣言。

新一轮全国性的打击网络谣言行动，能够起到的作用多少，其效果还有待观望，但至少这一次行动传达的意图是清晰的，在强调抓好宣传工作后，打击网络谣言必然是对于现有的舆论生态的一次大的改善之举。然而正如有经济市场、有思想市场一样，谣言从人类诞生之日就伴随出现，也说明谣言有自己的市场。套用一句中学政治课本的惯用语：“政策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在全国打击网络谣言的热潮之中，或许我们也可以潜入谣言的社会学肌理，去看看谣言为何始终都有市场，我们又该如何在政策的手之外用社会的力量抗击谣言的危害。

若要讨论世界上第一条有资可寻的谣言，可能这更多地是史学家们的工作，但是讨论所有谣言共同的起源——人类心理意义上的起源，或许对我们的意义更大。从表面意义上看，人是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动物，所以按照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看法，我们做一件事情目的应该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群体利益最大化。然而从最普通形式的谣言——那些邻里之间的嚼舌根、朋友之间的八卦——来说，它本身无法完全符合这样的规则。网络兴起后，谣言制造者诸如秦火火们尚可以以点击率博眼球获取经济效益，但生活中八卦式的谣言在利益上就并非那么明显。而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一些无心的谣言更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有利可图四个字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深究谣言的起源，可能物质上的催动力反而是小部分，生活里谣言更多植根于心理意义之上。而这种心理动机我们不妨从神话——人人都相信的谣言入手。

人们创造神话是为了解释无法解释的宇宙和自然，从谣言里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而其他的人选择相信神话是因为另外的人都信的集群心理和“不怕一万”的投机心理。当我们把神话两个字替换成谣言，上面这个句子依然可以成立，制造谣言的人可以从听众那发光的眼神里获得平时要靠学识、地位、财权才能获得的认同感，而听众一旦获知传说中的小道消息就立刻换位成高高在上的“内部人士”。而社会学里知名的“搭便车”心理——在利益群体内，某个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做的努力，集团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则由这个人承担——让人人都不愿去花费力气证实一个消息的真实性，于是，谣言得以从小道消息开上8车道的康庄之路。

如果生活里的八卦小道消息还只是一些闲时的谈资而已的话，同样的心理逻辑应用到更为虚拟的、人人原子般存在的网络之上，个人传播谣言的成本几乎为零，让谣言找到了自诞生以来的最好土壤。

是以，谣言这个从来都是“有市无价”的产品能够横行人类社会这么多年，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它原本就是为人类脆弱的心理定制的一份夏娃的“禁果”。然而从现今的谣言市场来看，我们不得不惊叹人们的造谣能力与信谣智商。此时再从心理角度来分析可能要被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所以不如从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图提出的著名的谣言公式来看看为何我们屡次禁谣不止。

谣言公式R = I×A/C：R是rumour的首字母，指的就是谣言的传播量；C指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I是importance的首字母，代表事件的重要性；A是ambiguous的首字母，指的是事件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程度。

R：网络的出现，平头百姓把传播这个词从媒体精英的手中彻底夺过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谣言的传播量同样也享有其他信息的待遇，这也是为何网络的出现让谣言更为嚣张的原因。

C：对于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尽管“搭便车”的心理不管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有，但是为了防止“搭便车”心理损毁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奖励机制却不是每个国度都有。其次，当一个国家国民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识越高，出现“搭便车”的情况往往越少。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的是媒体素养的问题，人人都有麦克风却并不代表人人都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麦克风。媒介素养能力在业界都甚为缺乏的现今社会，公众对于谣言的批判能力建设的确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然而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建立在其自我素养的提高之上，或许又难免会走入另一个企图。最完美的社会结构——“橄榄型”也必须以一部分的底层人士为基础，所以要想抑制谣言，要有公众的自我提高，更需要一个理性的对话平台的建设，任何人都可以将信息拿到一个公开的平台进行探讨，公众对于谣言的能力才有生根的土壤和生长的活水。

I：事件的重要与否可能与治谣关系不大，但网络奇异的审丑情结总是能霸占热点头条的现象不得不令人驻足。对于特殊事物的好奇人人都有，但是整个社会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去关注一批又一批的丑角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秦火火等人的一朝得志不仅仅让我们看到我们为谣言付出的代价，更让我们对于自我的网络足迹作出反思——当感叹信息的泛滥与深度缺乏时，我们又在将自己的眼球抛向何处。

A：抛砖引玉，谣言公式对于现今的舆论生态最为重要的或许是A这一点。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日益深入人心，伴随着打击网络谣言工作的另一项工作是网络反腐。网络反腐与传统的纪委内部反腐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公开性，当然还有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网络式反腐反映的是公众渴望表达话语权的表象，但由于社交网络的属性特点决定了网络反腐只能是一种渠道而不能成为一种趋势。如果公众都打着反腐的旗号，肆无忌惮，造成舆论的混乱，且不论其信息的真实与否，我想那也是有悖我们的初衷吧。

谣言的危害性来自于它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即是ambiguous（不确定的，有歧义的）。既然谣言的彻底消除不可能，那么不确定的消除或许才是正途，因此打击网络谣言需要通过惩处恶意的造谣以儆效尤。反过来，要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信息的合理公开性，还是那句话，以信息的阳光驱散谣言的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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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高校，致使高校突发事件频发。在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变化牵动着高校突发事件的走向。本文阐述了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定义和特征，分析了网络舆情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影响，提出了完善高校管理制度，加强网络舆情预警；健全信息机制，追踪网络舆情最新动态；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引导大学生价值取向，增强网络媒介素养建议。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对策

一、引言

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推进，高校管理日益复杂，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致使高校突发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的方便快捷，使互联网成为人们捕获信息的首要渠道。尤其是思维活跃的大学生成为了互联网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网络渠道对高校突发事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网络舆情形成强大的阵营，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极大地影响了高校突发事件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应对难度。积极做好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对建设平安校园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定义和特征

1.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定义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高校内部突然爆发的，不以高校管理者意志为转移的，对高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造成极大影响的危害事件。常见的高校突发事件主要包括，治安安全类突发事件、卫生类突发事件和高校管理类突发事件。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化，频繁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不仅损害了高校的形象和声誉，也在不断冲击着高校的安全和稳定，延缓了平安校园建设进程。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成为反映舆情的主要平台。而网络更加受到了擅长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和青睐，成为他们自由言论和自由发挥的场地。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拥有不同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情感依附的多元主体，以网络为载体，对所发生的高校突发事件作出的情感表达和主观评价的总和。在网络舆情中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导向性和公信力的言论和意见，往往致使高校突发事件偏离原有的运行轨道，加大了处理力度和难度。

2.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征

网络舆情具有直接性、突发性、偏差性等特点。与一般网络舆情相比，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传播扩散迅速，社会关注度高。由于高校主体的特殊性，一旦爆发突发事件，势必备受社会关注，引起社会的强大反响。高校学生主体擅长利用微信、博客、微博、飞信、QQ等载体第一时间进行网络评论，使得信息快速传播，网络舆情迅速形成强大阵营，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和争论。

（2）舆情效果不可控，危害力度大。新媒体时代，各种传播工具层出不穷，传播手段丰富多样。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人们可以在网络中畅所欲言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隐匿性和多元性，各种言论良莠不齐，致使一部分人利用网络渠道故意造谣滋事，夸大事实，甚至借机宣泄，恶意诋毁，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形象和声誉，使事发高校处于被动不利地位。

（3）舆情信息失真，引导难度大。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大部分主体是高校学生群体。由于年龄、知识水平相近，使得学生群体极易达成网络共识，形成强大的极具影响力的舆情群体。有些学生借机宣泄对学校的不满情绪，主观臆断，恶意夸大高校突发事件危害，很容易引起具有类似想法学生的共鸣。网络舆情一旦形成，涉及范围广、持续周期长、影响深度强，加大了网络舆情引导难度。

三、网络舆情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影响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社会舆情的真实反映。及时关注网络舆情信息动态，化解网络舆情潜在风险，对创建平安校园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网络舆情作为一把双刃剑，客观真实的舆情反映有利于网民追踪实情，化解网民内心的疑惑，对社会活动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客观存在的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1.网络舆情是高校突发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高校学生群体在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往往占据半壁江山。大学生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追求刺激与挑战。但由于心智并未完全成熟，情绪波动较大，他们也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对网络中关于社会上的敏感话题或高校的管理失当行为的各种评论，极易受到其他网民过激言论的诱导和影响，引起内心的波动，甚至产生过激言行，为高校突发事件的爆发埋下隐患，成为高校突发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2.网络舆情是加速高校突发事件恶化的催化剂

在高校突发事件中，高校学生群体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他们当中一部分学生在目睹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后，会用手机录制现场视频，将信息第一时间到网上，极易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网络舆情迅速由星星之火演变为燎原之势，各种评论和争议接踵而至，一些片面、失真的信息还会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一部分愤世嫉俗的网民则借此大做文章，猛力抨击高校管理制度，极力诋毁事发高校声誉，网络舆情被无限放大，加速高校突发事件形势的恶化，增加了高校突发事件处理难度。

3.网络舆情是阻碍高校突发事件解决的延缓器

网络的便捷性和自由性使其成为人们畅所欲言的场所。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高校未及时公布突发事件处理效果，致使一些好奇心强、社会责任感匮乏的网民继续追踪事件动态，借机宣泄不满情绪，制造谣言，夸大事实。谣言通过网络渠道传散开来，极易引起人们新一轮非议，致使逐渐平息的突发事件再一次被引燃，延缓了高校突发事件的有效解决。

四、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飞速性，使网络舆情在高校突发事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着高校突发事件的走向，使高校突发事件的解决变得更棘手。因此，及时掌握网络舆情最新动态，合理防范网络舆情潜在风险，有效应对网络舆情负面影响，有利于高校驾驭突发事件能力的提升。

1.完善高校管理制度，加强网络舆情预警

高校突发事件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弊病。高校学生群体长期对学校管理存在异议，很容易将不满情绪利用网络载体进行情感宣泄，极易引发突发事件。高校应完善管理制度，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学生多元化需求，树立危机防范意识，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运行高效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同时，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对存在校园安全隐患的网络舆情进行追踪和分析，高度关注学生的网络舆情动态，积极收集并采纳学生对学校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防范因学校管理不当引发的网络舆情无限放大，使高校突发事件从源头上得以遏制。

2.健全信息机制，追踪网络舆情最新动态

信息不及时引起网民猜疑，导致谣言横生，无疑会加大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健全信息机制，可以为网民答疑解惑，有效抵制谣言丛生。高校应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着力培养高素质专业人员，通过高校权威网站，及时将突发事件处理结果和最新进展公布于众，掌握网络舆情最新动态，积极采纳并接受网民对高校的有效建议并予以反馈，形成高校和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及时澄清网络片面、虚假、不良信息，消除网民内心的疑虑，化解矛盾，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朝着良性态势发展。

3.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网络的隐匿性和自由性使网民的言论不受限制，致使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网民借机肆意散播谣言，造谣生事，甚至煽动学生闹事，极易引发突发事件。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方面的立法，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对具有故意煽动挑唆言行的网民要落实责任追究，给予警告或处罚。要严格规范网民网络行为，加大言行失当行为的处罚力度，使网民的发言权在法律规范内有序进行，有效遏制不良言论对事发高校造成的严重损失，切实维护高校形象和声誉。

4.引导大学生价值取向，增强网络媒介素养

随着网络日益大众化，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极易受到不良网络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致使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出现偏颇，甚至造成道德价值失范。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增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势在必行。高校应加强主流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具备积极、健康的价值取向，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应开设有关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讲座和相关知识竞赛活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规范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和舆论传播行为，提高其对不良网络文化的免疫力，增强自身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五、结语

重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高校顺应新媒体时展和自身建设的需要。高校要在增强自身公信力建设同时，及时关注网络舆情最新动态，防范网络舆情潜在风险，化解网络舆情关键矛盾。主动出击，积极深入网络舆情主阵营，打好网络舆情的攻坚战，增强自身驾驭突发事件风险的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努力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颜倩.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机制初探[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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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初探[J].陕西教育(高教),2014(07).

[4]李朝晖,赵彦莉.网络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的舆论形成与引导研究[J].教育评论,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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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时代 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90-01

政府公信力简单来说是公众对于政府能力的评价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一概念在2006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传播方式，以其平台的广泛性、参与的自发性以及传播的高渗透性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更高，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频发，这些因素都使得政府公信力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何在网络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成为我国政府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一、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在京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7亿多，较去年增长4000多万。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大概7000万。人民网舆情O测室2016年的全国热点事件的初步统计来看，网络成为热点事件的主要策源地。2016年上半年由网络率先披露的热点事件占到一半以上，较去年提高了8%。各种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的发展，都成了社会舆情发展的新策源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网民数量人口众多，网络生活已经逐步渗透的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着影响作用，政务舆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国为了顺应网络时代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加强政务公开、做好政务舆情回应，不难看出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新的舆情环境下作出了一系列改变。但是还有热点事件发生时，信息透明度低、回应速度慢等问题。这说明我国政府离适应互联网时代下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期待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二、网络时代背景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径

（一）切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议

人民群众只有充分行使监督权和知情权，才能提升对政府的信任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网络时代下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可以合理利用、整合各种网络平台，发表民众所关心、需要的政务信息。倾听民情、了解民意、加强与民众网络沟通渠道的畅通，让信息公开落到实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权力得到监督。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各官方网络平台加快建设。其二，政府的网络平台要真正做到信息公开，解决疑问，接收诉求。使民众诉求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反馈，从政府官方角度第一时间粉碎谣言，安抚群众，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双向互动。

（二）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首先，在处理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和善后处理机制，第一时间作出准确的迅速的合理预判，确保平稳地化解危机。其次，加强问责制、塑造政府的责任形象。将责任切实落到每一个负责人头上，增强责任感，来提高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

（三）加强网络监管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问政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政府必须加强网络环境的监管，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促进网络环境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引导公民合理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正确客观地看待公共事件，发表言论要理性公正，对于谣言也要依法打击公正处理。

三、结语

网络时代的到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传统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一方面，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给政府公信力带来了机遇，而另一方面，也使其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应该加快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网络监管，充分认识到网络舆论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升政府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