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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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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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呈现为“内需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过热、就业门槛较高”的局面，所以迫切需要政府部门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作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增长。为改变上述现状，政府部门积极实施扩张性赤字预算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但仍然存在融资利息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

1.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税收政策是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归纳而言，其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1）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广泛筹集资金，以满足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2）税收政策能够引导更多的人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或储蓄。从公共储蓄视角看，公共投资资金数额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税收收入，即税收收入越多，用于共同投资资金数额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2.除税收政策之外，财政支出也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首先，财政支出能够重新对公共储蓄资金进行科学合理配置，以起到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同时，财政支出还具有示范效应，引导着社会中的有效资金趋于正确的方向流动；其次，财政支出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实践表明，税收政策减少了有钱人的收入，而财政支出则增加了穷人的收入。

3.以导向为依据，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及中性财政政策，其中各类财政政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持续过热，致使社会总需求量过大，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形势下政府部门为稳定经济，需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减少或抑制社会总需求量；相反，随着社会经济持续衰退，致使社会总需求量不足，国民收入远远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形势下政府部门为稳定经济，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的形式刺激社会总需求量增长，促使经济尽快复苏。除上述两种状况之外，政府部门为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的目的，应实施中性财政政策。

另外，在财政收支稳定不变的状况下，可调整优化财政收支，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除此之外，科学合理分配支出、不断提升公平服务水平等措施也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之为膨胀性财政政策，其指的是通过减税、增支出以扩大财政赤字的财政分配方式，以达到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具备闲置资源为前提条件，实际上，仅凭借市场力量根本无法利用闲置资源，为确保闲置资金科学合理利用，需要借助政府权力。由于闲置资金数量有限，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资金将面临着紧缺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从金融市场中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致累计赤字与累计发债规模逐渐增大，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进而制约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所以要求相关部门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依托于该政策以协调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可见，经济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任何财政政策均不可长期执行，否则将严重危及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

4.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货币政策通过作用于总量以达到直接调整社会总需求的效应；而财政政策是通过改变总量中的分布与比例以达到间接调整社会总需求的效应。其次，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整力度较平缓，通常不会对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冲击力；而财政政策恰恰相反，其对经济的调整力度较大，且较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强大冲击力。再次，货币政策以经济行为主体竞争作用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而财政政策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与机制作用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最后，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涉及到经济决策又涉及到政治决策，其与相关法律程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不易于高效顺利实施。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策略

1.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的内涵和边界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整体上观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基本上沿着提高市场资源配置地位的道路演进。然而相对于市场的发育，政府职能调整显得滞后，出现了所谓“越位”、“错位”、“缺位”的种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能力还未满足市场正常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感增加、环境持续恶化、粗放型增长屡禁不止等现实经济社会中的矛盾，不仅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更有政府管理不到的因素。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些信息都透露出我国正在加快政府职随转变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切实解决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最终把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2.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继续加强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以及通讯等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产业方面要鼓励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大型装备技术制造业等产业部门形成国际竞争力；国土开发方面形成全面综合的开发格局，缩小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合理规划和布局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使全国实现协调、健康发展。

3.财政政策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权力下放以及扩大地方政府的自这一认识上存在的误区，进行及时的认识与调整。在现阶段，由于社会对于和谐以及有效地经济发展的需求，稳定的国内财政政策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本，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力下放是由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维护强势政府，强化中央在政府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统一领导权，换言之，也就是要保证中央在经济发展以及财政政策管理等方面所应具有的绝对管理权威。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对下放的财政政策权利的范围以及程度进行有效的把握，同时确定合理的政府活动范围，从而对本地方社会的经济进行及时的管理，从而避免下放到地方的权利不至于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地方政府对微观领域经济活动的权利，是清除阻碍县级政府服务能力提升以及实现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性环节。与此同时，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缺少刚性准则的约束与制约，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将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资源，因此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思考如何把握中央政府财政制度、财政政策供给的意愿范围以及向中央政府索取有利于本地发展的财政政策以为其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就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政府把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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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尧，毛金，张磊.辽宁新能源开发利用财政扶持政策的风险控制研究[J].商，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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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区域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离不开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又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制定的旨在促进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间差距过分扩大、以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总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总目标。区域经济政策从其所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它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区域外贸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从指导资源宏观配置、产业空间布局的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就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同行。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

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区域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投资政策是具有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投资决策权的中央政府习惯于实施的一项区域经济政策。国家的投资在各区域之间的分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国家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全国的经济布局：一是由国家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解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水、住宅等方面问题，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为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重点区域建设和布局一批工业企业，以谋求区域经济增长和区际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可见，财政投资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加大对落后区域，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经济实力，加快发展速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

区域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结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区域投资为实现其目标提供了保证。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需要政府适当进行投资。可以说，没有投资的实现，就没有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变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难以实现。不仅如此，区域投资还具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作用。投资既然是生产能力的生成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多重的，它同时对人、财、物等诸要素及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对它们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对它们提出质的配合。政府通过对落后区域投资，兴建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对落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刺激作用来增加一些区域的经济实力和这一区域的社会总产出，提高落后区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动性要素的潜在边际生产力，吸引流动性要素的进入，而且能够改善区域的产业结构。

区域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如果区域投资能充分地体现区域生产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既有成就，投资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不仅如此，区域投资的规模和投资方向还决定着区域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拥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结构。区域投资方向合理，就能适时地促成新兴产业兴起，加快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改善，从而建立起产业间新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变和不断调整区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见，投资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有助于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目标。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上的投资决策权，选择一部分区域作为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通过它们所属的投资机构注入建设资金来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耗资较大、工期长、利润低、见效慢等特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无力独立承担其中较大规模的项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总收入中专门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负责对基础设施中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铁路建设、电力工程等项目的投资。政府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投资分配，直接为不发达区域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当然，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尚难以满足各区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为此，政府还可以考虑从金融政策方面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予以倾斜。例如，可以成立与项目相联系的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以拓宽资金融通的范围和渠道，或通过财政政策供给引导外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入不发达区域，间接为之提供服务，对不发达区域的市场和资源配置形成弥补作用。

投资在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在计划经济国家，不仅是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财政投资，大部分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也来自财政投资，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资决策权，因而国家区域投资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所制订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计划经济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的力度要小得多，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一般都来自私人机构，即使这方面的政策被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也仅仅是起引导投资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开始来自市场，中央政府的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也开始弱化。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作用都将重新予以明确和具体定位。规范体制环境，引导企业主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的逐步明确和规范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其投融资环境比较好，投融资渠道比较广泛，政府管理机制比较灵活，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强，有利于把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相应地，西部内陆地区投融资环境虽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也要积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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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总供求；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罗莫.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崔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实施问题.中国商界，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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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篇6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产业转型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因为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有着相辅相成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产业转型会导致社会资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之间实现差异化分配，从而提升经济总量，促进经济增长。二是产业转型将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形成结构优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三是产业转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四是产业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其通过影响经济周期影响经济增长。

产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制于政策拉动、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微观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等诸多因素。其中，政策拉动对产业转型的力度和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每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会起到推动产业转型加速的作用，进而影响到经济的景气度，并作用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加快产业转型的政策选择

宏观政策是产业转型的基本依托和重要动力。要加快产业转型，有效发挥产业转型对“稳增长”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必须在产业政策、外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形成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政策合力。

产业政策是指导和推进产业转型的主导性政策。中央政府在制定和和出台每一项具体的产业政策时，要立足于国内经济运行态势，兼顾产业政策引起的产业调整给经济运行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因为不同产业政策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政策选择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增长，有的政策选择则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每一项产业政策的实施，要以提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能力和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尽可能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要做好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协调衔接，保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原有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人才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本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而不能不考虑地区差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搞“一刀切”。

尽管由于我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放缓，但外资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政府应确定有利于推进产业转型的外资政策导向，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各地在引进外资时，应根据本地区的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比较优势，引导外资投向主导产业。

国家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产业转型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应扩大营业税收增值税的范围，使更多企业享受到结构性减税的好处，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业绩状况，为企业的产业转型提供有利条件。对关系到产业转型的企业重大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企业创业资金，应给予贷款贴息或财政补贴。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要加快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与资源价值相称，同时，抓紧建立有效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替代产业扶持机制。应多渠道筹集财政扶持资金，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有力的资金扶持。

金融对产业转型的支持

先看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对满足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银行贷款融资要求融资主体具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并且能够提供价值足够的抵押物或担保，主要适用于进入成长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业，而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则基本上不具备贷款条件，难于获得贷款，但其却可以通过天使基金、创业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获得资金支持。其二，在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贷款的可得性大大下降，“一刀切”式的贷款规模控制往往“错杀”了许多正常的、合乎条件的贷款需求，而直接融资形式的融资能力则不受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其三，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基金支持的重点是高科技企业。创业板和正在筹划扩容的新三板，也是面向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平台。直接融资通过予以高科技企业资本支持，对产业转型发挥着显著的金融推动和技术推动的双重功能。目前，直接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只有20%左右，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运用直接融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重要的是优化股市政策，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上市，扩大这两类企业的上市数量，以充分发挥上市企业作为行业龙头所具有的产业吸附和产业扩张功能，并彰显其带动相关产业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这些基金在增加创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优势。应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利用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资金。

企业并购是实现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鼓励民间资本准入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通过一系列有效、严格的制度安排，彻底消除限制民间资本投资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使民间资本能够真正自由地进入垄断行业，真正自由地参与对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应该扩大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规模，并设立足够规模的并购基金，为市场并购主体顺利实施产业并购奠定坚实的资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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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发展新阶段｡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本文从分析我国三大政策配合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搞好三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9-0022-04

一､三大政策的功能及相互关系

(一)三大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功能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采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一般性信用调控工具､选择性信用管制工具､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和间接信用管制工具四类｡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主要是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或资金价格等中介目标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常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做出适时､适度的货币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情况｡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经常性､多变性的特征｡在我国,中央银行也通过信贷政策､“窗口指导”等工具引导信贷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方针､准则的统称｡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合理配置资源､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国家财政预算､税收､国债和财政补贴等四类｡财政政策的实施通过两条渠道影响社会需求总量,一是财政收入(包括国债)通过中央银行负债变化而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倍数增减,引致总需求的增减变化;二是通过财政支出引致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财政政策的总体功能来看,针对不同行业､投资方向的不同税率,以及针对不同行业的财政资金投入,会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起到不同的激励和抑制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功能来讲,财政政策更加适宜于调整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调控具有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功能,但结构调节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

“产业政策”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将其定义为:产业政策是国家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本的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它是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四方面组成的政策体系,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的核心首先是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问题,也就是依照一定的基准,确定若干优先发展的的产业,施以政府的支持,使之得到迅速､有效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一般还包括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其次是基于集聚效益,对资源在空间上进行有效配置,主要涉及区域发展重点的选择和产业集中发展战略的制定｡从经济政策地位来讲,处于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的指导意义和对产业布局现状调整的现实意义｡

(二)三大政策的基本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三大政策的功能各异,对经济发展影响各有侧重｡总体来看,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在资金在流通领域配置和改变资金流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在三大政策中,由于产业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一经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总量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调节与调整,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的｡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对经济的影响方式即存在着共同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运用中更需要二者之间的密切配合｡

二､1998年以来三大政策配合的情况

(一)三大政策配合的基本情况及主要成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表现在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明显上升,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我国开始了以“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轮宏观调控,实行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核心､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配合｡其特点是财政以持续发行政府长期建设债券为主要筹资手段,(见表1)金融以落实信贷配套资金为配合,辅之以体制改革,共同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1999年开始,中央在强调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始鼓励和引导社会增加投资,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这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开始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协调配合｡主要体现在:一是财政政策内部开始更多政策手段的协调联动,在增发1100亿元国债的同时,相继采取了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收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税收政策刺激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二是为配合财政政策,人民银行连续降息,并住房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金融部门在提供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的同时,启动了消费信贷,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季增加的势头,全年增长了10.1%｡三是为了应对2002年出现的部分行业过热增长,国家通过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对过热产业实施限制政策,以缓解因此出现的煤电油运紧张的局面｡

从政策配合成果来看,取得了以下三方面主要成就:一是有效地防止了经济衰退,拉动了经济的适度增长｡首先,有效地抑制了1995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下滑的局面,国债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个百分点以上｡其次,有效地刺激了消费需求,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鼓励消费信贷等措施,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998年的9.4%上升至2000年的11.2%｡再次,推动了外贸出口增长,通过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和不断改进进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加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使外贸出口增长率从1998年的0.5%快速增长到2002年的22.3%｡二是明显地改善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1998年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选择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农村电力等四大领域进行支持｡在改善经济发展基础的同时,还以财政直接投资和税收优惠等措施,集中财力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科教投资,初步协调了地区经济发展,解决了科教投入不足的问题｡三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政策在支持金融､投融资､社会保障､农村税费和粮食流通等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三大政策配合中出现的问题

一是产业政策作用不明显,政策调控导致了新的不均衡｡在启动内需的目标下,将资金集中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巨大的资金需求导致了钢铁､水泥等建材价格的上涨,吸引了民间资本的疯狂涌入｡这不仅导致了钢铁､水泥的过热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煤电油运的紧张,经济中出现了新的不均衡,不得不在2002年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加以修正｡主要原因是:首先,在本轮调控中产业政策介入时机过晚,三大政策的协调缺乏统筹的安排｡其次,财政管理体制导致中央财政宏观调控压力过大和政策传导失灵｡自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体制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是降低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大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压力,削弱了其产业结构调节功能｡其二是地方政府会从地方利益出发考虑区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布局,从而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二是政策实施中出现了“挤出效应”,并未拉动对急需发展的行业和急需资金扶持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财政投资于公共领域,引致了建材行业的投资增长,部分过热行业展开了对有限信贷资源的激烈竞争｡2004年,在银行采矿业固定资产贷款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贷款等黑色金属采选业就占了92.2%;在制造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占10.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主要是规模的扩张,技术升级和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并未得到有力的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转｡2004年,新建､扩建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62.5%,在制造业中新建和扩建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更是高达82.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出现了间接的“挤出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央银行职能转换使信贷政策的实施和“窗口指导”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削弱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的成效｡其次是我国的价格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缺乏准确的信息引导｡

三是区域间启动效应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区域间启动效应看,2004年,京､津､沪､苏､浙､闵､鲁､粤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4.5%,其中动员银行业贷款占当期贷款总额的50.2%;中央安排项目占全国的29.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社会分配不公平首先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公､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公和区域之间分配的不公｡加之前几年推出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改革,加强了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心理,导致城乡储蓄在利率多次调低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成为制约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

四是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改变了三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环境｡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发达国家向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化的影响也渐趋加强｡同时,加入WTO带来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取消和减少贸易配额,逐步开放银行､保险､通信和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以及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都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演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三大政策的配合原则及现实对策选择

(一)三大政策协调的原则

一是坚持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工配合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政府有意识地制定产业政策,着力解决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益问题｡产业政策以其相对稳定的长期政策效应引导随机性政策的短期效应,以其动态均衡效应引导其他经济政策的静态均衡效应,以其供给管理引导其他经济政策的需求管理｡因此产业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为财政､货币政策提供导向｡同时,市场经济越发达,各市场主体越独立,决策主体越分散,产业政策的决策者也就越难以对经济活动进行实质性的调控,因此,也就越需要财政､货币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实质性的支撑｡

二是坚持政策实施与制度创新相协调的原则｡经济是财政和金融的基础,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改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和环境｡因此,各项政策的实施必须与制度创新相协调,脱离制度实际而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不仅不会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还很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或难以预料的后果｡

三是各政策内部政策工具运用配合与宏观调控目标相协调的原则｡在三大政策协调中,不仅要围绕产业政策协调其他两大政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在每个政策内部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使它们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政策效应,使政策内部的工具之间､三大政策之间的配合运用均达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四是以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相协调为共同目标的原则｡保持总量的平衡与稳定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三大政策协调中,首要的是保持经挤在长时期内的稳定,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提供好的环境｡根据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三大政策协调的根本的任务｡

五是兼顾国内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原则｡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既要兼顾到国内各行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又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为世界经济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二)加强三大政策协调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为三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基础｡一是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科学考核,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引起的投资过快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趋同｡二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协调机制,缩短政策制定实施中的时滞｡一方面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三大政策决策部门之间的事前信息沟通,以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另一方面要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三大政策协调的需要,不断推进税收､财政预算､金融市场､投资管理和企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及时消除阻滞三大政策协调效果的制度性因素｡四是在产业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国内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制定更为科学的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引｡同时,要增强产业政策的约束性,定期组织对产业发展情况的评估,严肃处理违规问题,及时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有效引导资源的配置｡

第二､以国债为契合点,加强三大政策协调配合｡国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基础,成为连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桥梁和纽带｡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调节基础货币吞吐､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作用日益增强｡由于国债发行和流通会影响到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效应,因此,要根据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债的应债能力､财政赤字､国债负担率､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通量的调控要求等方面的因素,确定财政､货币政策在国债市场上的配合重点:在一级市场上的重点应该是合理确定国债的发行规模和结构,在二级市场的配合重点应为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

第三､坚持以金融调控为主,强化信贷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鉴于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的现实,经济调节由财政主导向金融主导转化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现实基础的｡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坚持以金融调控为主导的前提下,必须强化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有效性｡具体地讲,就是要强化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的权威性,赋予人民银行监督落实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意见的检查处理权,以便很好地纠正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合中出现的偏差｡同时,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使之与商业性金融一起为信贷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四､稳步推进财政政策的转型,着重发挥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作用｡一是适当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合理控制财政负担｡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我国已经累积了2万多亿元的国债规模,如果加上社会保障欠帐和国有银行呆帐等隐性债务,我国的财政负债已经逼近国际警戒线,考虑到国民经济规模在高基数上保持高增长率的困难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必须逐步采取措施控制国债规模的扩张,以有效防范财政风险｡二是在保持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的同时,要适当地对经济结构调整有重要作用的行业､企业,以及对增加就业有重要意义的中小企业实行减免税的政策,刺激企业根据市场变化自主投资,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使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之一｡三是合理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一方面是要对关键领域投资实行补贴政策,以引导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流向,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鸦另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对农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以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居民的预防性心理,刺激消费增长,最终实现消费带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课题主持人:杨建奎李福德

课题组成员:杨风华杨君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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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精神病了

《精神卫生法（草案）》于今年6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揭开中国精神病从“乱象”走向“法治”的序幕。从“乱象”走向“法治”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是，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之后，从疯癫走向文明的希冀已隐然若现。

2011年第14期

《财经国家周刊》

重启福利房？

在停止福利分房10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甚至于高校，通过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福利房与商品房之间巨大的价差，正成为一种强力的刺激和驱动，将已被房改政策封存多年的福利分房冲动，重新唤起。

《财经》

拆弹滞与胀

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居高不下，令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治通胀仍是首要任务，货币政策自不能遽言宽松；调结构依然任重道远，财政政策亦不能突然积极。经济增速下行与通胀上行交汇，一条滞胀歧路若隐若现。面对调控空间趋小、压力加大的难局，政策制定者亦开始放风解压。下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并不会消减太快，温和通胀将会成常态。货币政策相对紧缩、定向宽松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政策超调或调控不够造成未来紧缩超预期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总体上来讲，后者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些。

《经济学人》

欧元危在旦夕

当各国出现偿债危机时，欧洲决策者们都以最简单方式应对：最先否认，并不知所措，随后在紧要关头又以不成熟的挽救计划来争取时间。随着意大利债务危机隐现，欧元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现面临巨大风险。危机形势不仅局限于像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些附属性小国，它已征服了西班牙；照此发展下去，最终会触及欧元区内的某些大国。

2011年第13期

《中国企业家》

牌照杀

一条线索是盘旋在中国第三方支付企业头上的牌照悬念，一条线索是阿里巴巴四人董事会的利益博弈。支付业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外资态度的变化、雅虎与阿里这几年的彼落此兴……这些皆在左右这两条线索的拧合及走向。

2011年第13期

《环球企业家》

篇9

关键词：美国；债务危机；影响；启示

一. 美国债务问题的演变过程

最早的美国债务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独立战争其间由于经费的紧张，美国发行了大量的“大陆币”和战争券来筹集资金，于是在美国政府建立的初期便背负了7500万美元的战争债，这也是美国最早的国债。随后，美国一直实行“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因此，美国发行的国债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使美国“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开始转变，美国政府开始发行大量的国债，连年的财政赤字使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从头到尾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由债权国向债务国的转变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期的辉煌到美元不再同黄金挂钩的尴尬，但这并没有动摇世界各国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据统计，1971年到1984年之间，美国的国债总额一直小于GDP，但是美国的国际净债券在不断的下降，一直到1985年年底，美国海外资产总额为9534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为10598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超过美国的海外资产，美国成为了净债务国。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1年。期间以1993年为分界点，1993年之前美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统计，该比例从1986年的39.5%上升到1993年的49.3%，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海湾战争中巨额的战争经费和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的扩大，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大量的外债来解决财政问题。但在1993年克林顿上台初期，平衡预算可以视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克林顿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实施经济转型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实行削减国防预算和政府开支来减少财政支出。克林顿政府地财政政策使美国由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并且在1998年出现了近30年来罕见的财政盈余。

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美国开始出现了经济问题。2001年以来美国经历了网络泡沫，“9.11”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大量的战争经费使美国不得不靠发行国债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开始迅速膨胀，美国国债总额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3196亿美元升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的50351亿美元。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战争筹款使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累积。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挽救美国的金融业，美国政府实行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使本已经十分沉重的美国国债进一步恶化，截止到2011年5月，美国已经达到债务上限，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二.美国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次贷危机爆发后，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世界各国都积极努力走向经济复苏的道路的同时，爆发的欧债危机使发达经济主体的债务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用评级的下调，使美债问题愈演愈烈，不仅给其国内造成较大冲击，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一，美国债务问题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实际上，为了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去修正一个有问题的经济体只能是减轻这种痛苦，并不能完全消除，如果政策运用不当，很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2008年10月和2010年11月启动了两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基础货币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造成美元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显示出来，美国的经济现实势必将推迟美国经济的复苏。

第二，美国债务问题的加剧或引发全球经济“二次危机”。美元作为世界性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国信用评级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美元及美债被投资者认为是最安全的避险资产之一。随着美国国债逼近并超过法定的债务上限，美债违约一触即发，虽然美国最终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投资者对美债市场的担忧远没有消除，如果投资者一旦减持或抛售美元债券，或许会引发全球经济“二次危机”。

第三，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令人担忧。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经济的好坏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在欧债危机还未散尽，美债又达到债务上限，之前的金融危机只是金融机构的危机，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债务危机，而且就连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也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三.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对策建议

国家债务危机正在经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从拉美债务危机到迪拜债务危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欧洲这个发达的经济体，美债危机的爆发犹如雪上加霜，使全球债务危机继续延伸，面对美债危机，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国，我国必须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首先整中国的外汇战略及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结构。多年的贸易顺差使我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而这其中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国，大量的美元储备也正在被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逐渐吞噬。那么，调整中国的外汇战略，实现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结构势在必行。我们应当丰富外汇币种的储备，增持欧元，日元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同时也应主动调整贸易结构，积极开拓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力。

篇10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反弹;人民币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经济学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全球经济逐渐进入反弹的时期,此次的会议对于预测世界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及探讨相应的发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可持续的,亟待纠正。他提出,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且外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战略贬值61%,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储蓄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降低投资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失业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欧洲为9.9%,日本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2)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疲软。(3)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欧洲为70.7%,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或被冻结,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一旦利率波动,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5)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6)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7)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8)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9)“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个特征,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经济减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无论危机前后,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亮剑”,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从长远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过晚,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张幼文提出,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曹远征认为,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CPI指数波动较小,同时,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积累了大量库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但2007年数据显示,央行2007年度M2总量(即货币供给量)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即使M2稳定,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从增长性角度来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导致国内资源错配,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长远来看,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此外,李卓教授将美国政府看作一个私人部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具体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进入、退出的最佳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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