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的特征范文
时间：2023-10-31 17:58: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税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地方主体税种；财产税
一、构建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理论研究
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将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局面，因此，地方政府必须需要一个稳定收入的来源。而我们知道，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应该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税基宽厚。宽税基保证了收入来源充足。其次，税基有弹性。最后，税收征管有效率。征管的效率性保证了税收收入能及时入库。由此可见，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大势所趋，相关学者也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
李铁（2010）通过介绍Tiebout模型，指出在完全信息和无成本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居民将流向最能使用其既定偏好的那种税收――指出模式的地方辖区，而财产税恰好符合了这种要求，是地方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郭宏宝（2010）梳理了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财产税的研究的主要理论与实证文献，提出了由Tiebout模型引出的受益论，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过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也列举了另一种“新论”，表明了资产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王国华、马衍伟（2010）认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种的五个原因除了财产税自己所具有的杨来发认为的特性外，还有成熟的外部条件，例如把财产税最为地方主体税种是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和惯例，并且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作为后盾，此外，我国还具备了这一做法的经济基础。
二、我国财产税现状
对于我国财产税现状的认识，各位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总结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财产税收入比重低，征税范围窄。刘植才（2012）将我国的财产税分为动态财产税和静态财产税，静态财产税是指在持有环节所缴纳的财产税，例如房产税；动态财产税是指在财产交易环节缴纳的财产税，例如土地增值税、契税。周叔敏（2012）认为我国的财产税定义范畴窄，她举证了香港、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征收的财产税，来说明我国财产税的定义存在问题。
第二，我国财产税体系混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姜波、顾彬（2012）认为，我国财产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对拥有房地产的，既从量征收土地使用税，又从价征收房产税；对出租房屋取得租金收入的，则按统一金额征收房产税和营业税，两个税种计税依据完全相同，属于对同一税基的重复征收。
三、我国财产税现状及完善意见
财产税要想成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就必须清楚认识到其弊端，国内各位专家和学者分别从收入比重、税制要素的设计和税收征管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力财产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并为我国财产税成为地方税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植才（2012）但是近年来财产税占我国税收总额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动态财产税超长增长，然而现象背后却是存在风险和隐患的，并且分别从动态和静态财产税入手，分析导致我国财产税收收入结构变动的原因。最后提出一方面应通过着力拓宽静态财产税的税基，完善动态财产税制度，优化财产税收入结构，增强财产税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税制改革，强化财产税对居民财富、收入分配和房地产市场的调节作用，使之成为政府手中得力的政策工具。而周叔敏（2012）则认为我国应该从概念上开始改革，她指出要想在中国实现像西方国家一样，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就必须引进不动产持有税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财产税的类别，并且只有采用这一概念，才能恰当地评估不动产持有税税基的价值，从而促进税赋公平。而不动产持有税的群体评估则可以采用计算机模式进行评估。黄勇（2012）介绍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财产税的税制要素，例如美国使用的是现值，而且税率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各州每年经济形势来制定的。而王维庆（2010）则是从宏观政策上对征管现状进行评述，并给出完善意见。
四、总结
通过各位学者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财产税从古老的蒂伯特模型开始到目前的金融危机，财产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坚实理论依据，这与这个税种课征的区域性、税源相对广泛、收入稳定等特征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国现行的财产税要想成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还是有困难的，所以必须经过改革，完善我国现行的财产税制。从上述学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我国目前财产税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财产税体系混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二是财产税的税制要素设计存在问题，例如计税依据没有按照现值、税率采用固定税率等，从而不能充分发挥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不能很好的履行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职责；三是财产税的税收征管存在问题，不能跟财产税同步，具有滞后性。例如现在对房产税的征收，没有确定合适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方法，其评估究竟是税务机关自己评估还是请第三方评估，这里各有利弊，需要仔细斟酌。当然，面对种种问题，各位专家学者也分别从问题入手，提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重新整顿我国财产税体系、加强征管、加强税务稽查等等。
总而言之，完善财产税是大势所趋，但却也是任重而道远，但是中国的财产税总有步入正轨的一天。
参考文献：
[1]Barnett，JeffreyL.andPhillipM.Vidal，StateandLocalGovernmentFinances Summary：2010”
[2]JamesAlma，RobertD.Buschmanb，DabidL.SjoquistbRethinkinglocalgovernmentrelianceonthepropertytax：2012
[3]王蕴、田健利.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税收经济研究，2012（5）：59―63
[4]刘植才.完善我国财产税结构的思考.财贸经济，2012（2）：12-19
[5]郭宏宝.财产税――税收公平与地方财政行为.税务研究，2010（4）：75-80
[6]李妍.房地产计税价格评估――深圳模式探讨.中国学术经济研究，2012（2）：290-298
[7]周叔敏.财产税、不动产持有税与群体评估.三江高教，2012（3）：44-47
[8]王国华，马衍伟.财产税应当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0（3）.
篇2
关键词：财产税；房产税改革；受益观点；资本税观点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7705
一、引 言
2011年，上海和重庆开始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2012―2013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多次表示将扩大个人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全国房产信息联网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学者们对房产税改革各抒己见。
由于房产税改革试点时间较短、数据资料缺乏，所以，目前尚无法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观点。况伟大[1-2]实证研究中的房产税是根据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个人经营性房产征收的，不是对作为居民自有财产的居住性房产征收的，而对于居民自有财产的居住性房产征收房产税是当前房产税改革的主要方向。所以，他们的实证研究仅有有限的参考价值。郑思齐等[3]则避开了经验数据不足的困境，利用2010年城市居民大样本调查数据，测算了不同征税条件和税率情况下中国24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房产税征税情况，分析了房产税税收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以及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税收负担。这项研究隐含的前提是房产税是可行的，并提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政策实现相应目标。刘洪玉等[4]提出了一个规范研究问题，他们指出，由于中国复杂的住房制度演变与住房产权结构，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住房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在这种条件下，推行一步到位式的房产税改革必然在短期内引发严重的税负公平性问题。这项研究提出了房产税改革可能遇到的公平性问题，但并没有否定房产税改革的可行性。
房产税改革不仅关系到宏观经济效果，而且涉及到制度环境因素和机制设计问题，所以，现阶段房产税在我国是否可行仍然未有定论。由于住宅通常是居民价值最大的财产，而且具有不易隐藏、不易移动和易于估价等特征，所以，房产税是最主要的财产税。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财产税或房产税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解读这两种观点，对于理解我国当前的房产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财产税的受益观点
受益观点是在研究Tiebout模型的过程中形成的。Samuelson[5]认为，在公共物品消费上，居民有隐藏个人偏好、免费搭车的倾向，因此，分散的价格体系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有必要尝试其他类型的投票机制或信号传递方式。Tiebout[6]认为，尽管Samuelson的分析对联邦支出适用，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他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地方政府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居民根据公共物品―税收菜单和个人品味来选择不同辖区，这一过程与市场机制下旅游购物相似。Tiebout模型假设居民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辖区和相应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政府以征收人头税的方式为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融资，税收相当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Tiebout模型继承了Wicksell[7]的一致同意原则。Wicksell[7]指出，如果政府认为建设一个公共项目是必要的，先要对该项目是否值得建设做出判断。福利经济学家通常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Wicksell提出了另一种方法――一致同意原则，其隐含的假设是，社会福利是否有所增进不但要考察社会成员的福利总和是否增加，而且要考察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是否都有所改善。具体做法是，政府通过单独的税收为某个特定的公共项目筹资，纳税人根据自己对公共物品数量的效用判断和所需承担的相应税收份额的意愿，通过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将最佳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收份额匹配，最终达成一种每个纳税人都能接受的协议。在Tiebout模型中，居民不是对某个特定项目“用手投票”，而是对某个特定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用脚投票”，但同质性社区的形成实质上就是一致同意原则的结果。一致同意原则不仅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福利的增益，也关系到相关税收政策的社会成本和执行效率――这是当前探究房产税改革所忽略的。
Oates[8]最先把Tiebout设想的人头税与财产税联系起来，他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公共支出的收益和成本会以资本化的方式体现在住宅价值上，即增加公共支出将提高住宅价值，提高财产税税率将降低住宅价值，以此证明居民在选择辖区时是考虑公共服务―税收组合的，这正是Tiebout模型的前提假设。由于引入了住宅市场，财产税与房产税是等同的。Oates的研究说明两点：第一，居民在选择住宅时考虑公共物品―税收组合；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影响住宅资产价值。Hamilton[9]进一步证明了财产税与人头税是等价的，他在Tiebout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四个假设，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如下：第一，将住宅市场明确纳入模型；第二，假设地方政府能够实行有效的分区制。Hamilton的推理如下：第一，分区制确定了一个社区的最低住宅面积或价值，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购买到低于最低面积的住宅，从而以较低的税款来分享与其他家庭同等水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第二，如果一个家庭欲购住宅的面积或价值高于社区的最低规定，那么他们会选择搬迁到一个更富裕的社区，使其欲购住宅水平正好等于该社区分区制的最低要求，于是，财产税有效地转化为人头税；第三，居民根据其对住宅和公共物品的品味产生群分。
财产税作为受益观点的重要前提之一是适宜的分区制能够得到严格遵守。Fischel[10]的研究表明，分区制并不仅限于规定一栋住宅所能占据的最小土地面积，还应当包含对建筑缩进、高度限制、不同建筑标准的规定、背街停车的规章、单个家庭使用的最小面积及限制等法律规定。他认为，这些分区工具已非常灵活，足以保证地方政府实施有效的分区。
受益观点揭示了征收房产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即如果公共物品和服务不变，增加财产税税率会降低住宅资产价值；如果财产税税率一定，有效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将提高住宅资产价值――财量资本化是激励居民呼吁或退出的基础。受益观点强调了公共物品和服务与税收的对应关系，暗含了一致同意原则，这是财产税实现财政收入组织功能的基础。如果特定辖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存在规模效益，那么，就会产生财政剩余并以资本化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价值中，进而保证居民有意愿缴纳房产税。
三、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
与受益观点竞争的是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它是由Mieszkowski[11]利用Harberger的税负归宿一般均衡模型发展起来的。资本税观点不同于传统观点，其建立在单一辖区住宅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认为资本不承担住宅财产税的税负，该观点假设单一辖区的资本供给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即资本可以配置到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财产税对资本部分的负担以住宅价格增长的形式完全转嫁给住宅消费者承担，由于假设土地供给是完全缺乏弹性的，税收中的土地部分完全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供给不是固定的（如城市用地可以扩展到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则税负由土地所有者和住宅所有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而在传统观点中，财产税是对土地和住宅课征的一种货物税。
Mieszkowski[11]认为，这种局部均衡分析忽略了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辖区广泛使用财产税而带来的一般均衡效果。资本税观点假设存在两类辖区，高税收辖区和低税收辖区，同时假设全国资本供给是完全缺乏弹性的，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称其为财产税的利润税效应。他认为，利润税效应不会扭曲整个系统的资本配置，因为在全国的任何辖区，资本都要承担平均税负。同时，假设资本是可以在不同辖区间流动的，可完全逃避由地方财产税率与整个系统的平均税率之间差异所带来的税负。在高税收辖区，较高财产税率会使资本流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及其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住宅和复合商品的价格；而资本流入低税收辖区导致当地工资和土地价格上涨，使住宅和复合商品价格下降。Mieszkowski将这一效果称为财产税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对于整个经济系统而言，货物税效应基本为零。根据Mieszkowski的分析，利润税效应是决定财产税税负归宿的主要因素，货物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货物税效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资本配置，资本会从高税收辖区流向低税收辖区，直到所有辖区的税后资本回报率相等为止。
Mieszkowski模型把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税收视为外生变量。为了弥补不足，Zodrow和Mieszkowski[12]对资本税观点进行了重新形式化。Zodrow―Mieszkowski模型增加了受益观点所强调的地方财产税特征，如居民根据支出―税收组合选择辖区、地方公共服务内生的变化及其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相互独立和竞争的辖区以及分区制的作用等，推导结果表明，加入Tiebout模型的特征之后，资本税观点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仍然可以推导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税效应和货物税效应的明确表达式，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住宅资本可以根据税率差异在不同辖区间自由流动，至少在长期可以转为其他用途；第二，全国的资本存量是固定不变的。受益观点则认为，住宅资本是不可流动的，而居民或家庭具有潜在的流动性――这是两种观点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资本税观点中，资本因为较高税率而流出，这一推论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为资本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不变的。由于资本外流具有扭曲作用，对辖区经济不利，所以，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较低税率。在受益观点中，不存在资本的再分配效应，税收价格与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对应的。
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都认为，财量的变化会影响居民住宅资产的价值。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区别财产税的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是比较困难的。Oates [13]指出，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拒绝受益观点或新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而接受另一个。资本税观点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财产税作为政策调控工具的作用；受益观点是一种城市经济理论，强调财产税的财政收入组织功能，涉及诸多制度因素。
四、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比较
房产税不是一个新税种，1951年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已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征收房产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拥有产权的房产征税；对个人出租的房产按出租收入征税，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则在免税之列。200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第546号令，废止《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缴纳房产税。而即当前的房产税改革是对城市居民的非经营性房产征税。
2011年，重庆正式启动对部分住宅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第一，对于独栋别墅，不管存量房还是增量房均要征税；第二，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也将征税；第三，对于在重庆无户口、无工作、无投资的三无人员在重庆所购房产，购买两套以上住房的从第二套开始征收房产税。房产税率根据房价达到当地均价倍数所划分的等级依次递增。同年，上海也开始实施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征收范围包括上海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在当地新购的住房。上海居民家庭人均不超过60平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税基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适用税率暂定为06%。对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当地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两倍的，税率暂减为04%。
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是有差异的。重庆的房产税被称为“豪宅税”，具有再分配性质，针对富人阶层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房产税税率的设定是累进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住宅价格。高档住宅以及配套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对于富人阶层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正常需求，而且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以满足其炫耀性需求。因此，征收房产税可能不会显著影响富人阶层对高档住宅的需求。上海的房产税被称为“增量税”，针对的是住宅增量而非存量，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居住面积。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都利用了房产税的调控工具职能，也就是资本税观点中的货物税效应和利润税效应。
由于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时间仅有三年，样本数据不足，加之房产税作用范围有限，所以，目前无法用标准的计量方法判断房产税对当地住宅价格的作用效果。笔者引入北京和成都两个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城市的数据，这两个城市在人均GDP、人口规模、地理区域上分别与上海和重庆对应。通过对比发现，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北京在2011年住宅价格超过上海，2012年之后逐步拉开与上海的住宅价格差距。而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成都住宅价格走势与重庆基本相同。这种差异是不同房产税政策的结果还是由于不同住宅价位对房产税敏感程度的差异，有待于数据充足时进一步检验。但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计算是不同的，在上海，所有购房者都需要考虑购房面积与房产税的关系，房产税政策影响整个住宅市场；而在重庆，只有少数高档住宅消费者需要考虑房产税因素。
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改革试点都选择了阻力最小的制度变迁路径。重庆的“豪宅税”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又顺应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但针对这类豪宅，征收消费税比征收财产税更为合理和有效。上海的“增量税”针对当地居民购置的第二套以上住宅和外地居民新购住宅征税，而且对当地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的新购住宅暂免征税，这些措施不触及多数人的利益，只针对有能力负担的少数人和外来人口。相对而言，上海以控制人均住宅面积为目标的措施更为合理。这就相当于以整个城市为辖区设定了一个分区规则，即人均居住面积超过60平方米或外来人口需要为额外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付费，这样可以促使居民选择适宜的居住面积或租赁多余的住宅。
五、我国房产税改革的机制设计
房产税改革试点之所以只涉及少数人和少数住宅资产，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不能保证地方政府按照受益观点来征收房产税。在无法落实一致同意原则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衍生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对房产税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对有意吸引投资者和高技术人才的城市，可能会使房产税名存实亡。如果房产税只针对住宅增量或少数高档住宅，而不针对大量的住宅存量，那么，房产税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很难发挥出来。有资料表明，2011年和2012年，重庆根据试点改革规定征收的房产税收入分别为9 000多万元和14亿元。上海没有单独新房产税政策所产生的税收收入，仅根据2011年房产税增长幅度估算，最多为11亿元，如表1所示，从上海房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比重看，房产税目前还不足以替代土地出让收入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表12010―2012年上海财政收入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财政相关年度决算报告整理而成。
推进我国城市的房产税改革，短期内，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大城市推广上海的房产税改革经验，但从长期看，房产税改革不是单纯的财政制度改革，而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目的是逐步营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消除居民的抵触心理和社会成本，以保证房产税有效执行。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按照受益观点和一致同意原则重构城市治理结构，形成政府与市民的双重激励。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第一，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通常认为，政府肯定愿意扩大税收，但如果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房产税仅占较小的比重，特别是房产税影响了土地出让收入，那么，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激励收取房地产税，而会优先保证土地出让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二，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果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理性的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保护辖区内工商业企业的利益，不能有效为辖区居民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甚至会引入重污染企业，对当地居民产生负的外部性；第三，将辖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地方官员考核和任免的关键指标，如果以GDP增长率为核心指标，那么，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必然会重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而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对他们没有实际价值，因此，无法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供给；第四，居民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呼吁和退出来表达意见，对地方官员形成激励和约束，这也是治理结构应该具有的功能。
从辖区居民的角度，第一，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辖区居民有充分的缴纳房产税的意愿，通常认为，居民有不纳税或者少纳税而免费搭车的倾向，但如果公共财政支出增加了生活适宜度，并通过资本化提升了住宅资产的价值，而且房产税税率在一个适宜而公平的范围内，那么，居民应该能够为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支付费用；第二，治理结构要赋予居民政治参与权以对辖区的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因为住宅通常是居民的最大财产，财政政策将会影响住宅价值，所以，居民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地方政治就不会有缴纳房产税的意愿；第三，辖区的规模应该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同时又保证不对辖区之外产生正的外部性，在特定辖区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区位分布应该相对均衡，如果某些居民无法获得相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不会愿意支付税收价格，辖区外的居民要获得该辖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必须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和门票成本，如跨学区接受教育，公共物品和服务对其他辖区的正外部性也将降低本地居民为其融资的激励，这类公共物品和服务通常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来供给；第四，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没有纳税能力的特殊群体减免房产税，即采取所谓的“断路政策”。
为了实现上述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地方政府的层级应该确立为市下属的区县政府，地域范围过大，公共物品和服务分布的均衡性就会降低；第二，市级政府与区县政府之间要逐步形成不同的财政收入结构，其中，区县政府以房产税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市级政府掌握间接税、直接税和土地收益等，土地的规划和审批权限应归市级政府所有；第三，区县政府应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健全人大和政协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增强辖区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第四，完善社区的业主委员会制度，鼓励业主参与和社区自治，培育微观的政治参与环境。
参考文献：
[1] 许善达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EB/OL]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1-27/110629286html，2011-03
[2] 谷成房产税改革再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2011，（4）：91-97
[3] 况伟大住房特性、物业税与房价[J]经济研究，2009，（4）：151-160
[2] 况伟大房产税、地价与房价[J]中国软科学，2012，（4）：25-37
[3] 郑思齐，孙伟增，满燕云房产税征税条件和税收收入的模拟测算与分析 [J]广东社会科学，2013，（4）： 5-15
[4] 刘洪玉，郭晓，姜沛言房产税制度改革中的税负公平性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6）： 18-26
[5] Samuelson，P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 387-389
[6] Tiebout，C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 416-424
[7] Wicksell，K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 [A]Musgrave，RA，Peacock，AT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C]London： Macmillan，199472
[8] Oates，WE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9，77（6）：957-971
[9] Hamilton，BWZoning and Property Taxation in a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J] Urban Studies，1975，12（2）： 205-211
[10] Fischel，WAMunicipal Corporations，Homeowners，and the Benefit View of the Property Tax[A] Oates，WEProperty Tax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33-77
[11] Mieszkowski，PThe Property Tax： An Excise Tax or a Profits Tax？[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2，1（1）： 73-96
[12] Zodrow，GR，Mieszkowski，PThe New View of the Property Tax： A Reformulatio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6，16（3）：309-227
篇3
“十二五”期间中国地方税体系要抓住机遇、尽快打造。将来其中一大支柱就是现在上海、重庆已经先行先试、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被称之为房产税的不动产税或房地产税。以后在中国叫什么名字不太重要，实质内容就是从过去形成的物业税的思路，推进到现在以房产税名义来启动这个改革。它引入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制度因素：第一，对于一部分消费住房也要用这个税来覆盖；第二，这个税的征收，是在保有环节评估税基之后年复一年地实施。这两大制度特征就使这个税具有了国际上可比较的不动产税、房地产税或美国人所称的财产税的特征。在中国它显然是以后要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第一序位的改革任务（财产税里还有遗产税、或称遗产和赠与税，估计“十二五”期间在工作层面尚很难提起。但作为研究者，我的主张是“十二五”期间至少要研究它，虽然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要指望它）。中国的财产税制度不建立是不行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像样的财产税制度框架是不过关、不够格的，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配套改革问题。
这个税种对于财税配套改革的直接意义是它可以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一个主力的、支柱型的财源，使地方政府的内在动机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府职能合理化内在契合。因为设了这个税，地方政府就会意识到只要专心致志地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务水平，辖区内的不动产就进入升值轨道，那么每隔一段时间重评一次税基，就是它的财源建设实际套现的具体的机会，与发展当地经济社会诸事项的战略目标相内在配套的财源建设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那时地方还会有土地批租收入，土地批租还一定要坚持和市场机制兼容的公开招标竞争（必须注意合理设计招标办法），但那个时候，招拍挂形成的地价也就不会一味疯涨，因为各相关方的兴奋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把地价一个劲地推高。在没有像样的地方税体系、又没有阳光融资制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非常看重土地招拍挂。而到了那时，即使想把土地招拍挂的价格推得很高，也力不能及。为什么呢？其他的制约因素一起出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意识到，保有环节年年都有税所形成的经济制约之下，需求与供给双方的行为模式都必然改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一种肆无忌惮的炒作力量十分活跃，就不会动辄推出一个“地王”。
但总体来说，不动产价格在一线城市长期内的上升曲线不会改变，这是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四十多一路上升到七十、八十，这个过程中间，资源方面最稀缺的，大家都要争夺的，包括外国人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线城市、大城市、中心区、黄金地段的不动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想象房价能够明显地回调呢？要等到城市化率在70%～80%的这个区间大体稳定下来以后，有可能出现像日本那样的不动产价格的大幅回调，那时政府要特别注重防止这种回调的杀伤力。现在谈如何使不动产价格明显地大幅度回调为时太早，也是不应去顶着客观规律硬做的，硬做一定要受到客观规律惩罚。但是怎样让它健康发展？在给地方税体系打造支柱税源和对配套改革做贡献的同时，不动产税会对于非常重要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使之健康、少泡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的配套，因为它可以凭借经济手段减少空置率，增加中小户型的比重和遏制肆无忌惮的疯炒。
篇4
关键词：房产税 法律 改革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一路攀升，2010年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己达到20328元/平方米，同比2009年上涨42%。面对房价的快速上涨，各级政府均使用了多种行政干预手段，但曾被社会广泛看好的限制购房信贷和要求省级地方政府监管房价政策，最终未起实质性作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陷入了越调控越疯狂的怪圈之中。此时通过法律手段，以税收的形式调解分配模式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早在2010年5月27日，国务院就在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随后于2011年1月28日，批准上海和重庆两地经各自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至此，对城市居民自住房征收房产税由猜想成为现实。
二、房产税的法律性质分析
房产税，是指在房地产保有阶段，以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房地产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征收的一种税。房产税在特征上不仅具有一般税收的共同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质。具体而言，其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房产税是财产税
“财产税是以财产为征税对象，并由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或收益的主体缴纳。”[1]由此可见，以不动产为征收对象的房产税显然属于财产税的一种，更是财产税的重中之重。
2）房产税是地方税
房产具有不可移动性，在不同地区房地产价格千差万别，价值也各不相同。所以房产税应结合地域特点作出调整，不能统一划价。因而，房产税具有地方税的典型特征。
3）房产税是直接税
直接税的纳税义务人即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由于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是不动产，其本身并不与其他行为发生经济关系，这就意味着房产税自身不会出现税负的转嫁，因而，房产税是直接税。
4）房产税是不动产保有阶段的税
不动产缴税环节有“取得、交易和保有”三个阶段，房产税是在房地产保有阶段，针对社会存量不动产征收的一种税，因而，房产税本身属于不动产保有阶段的税。
三、当前房产税征收现状分析与重庆、上海税改评析
从社会实效来看，目前我国的房产税并不能体现房产税本身所具有的这些调控职能。致使其本身的功能弱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征税范围过窄。现行房产税征税范围限定在“经营性用房”，而居民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并未纳入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不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第二，计税依据不能反映房地产的真实价值。目前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有两种，分别为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这种计税依据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以房产原值作为计税依据无法反映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抑制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展。
第三，税率设计缺乏灵活性。我国现行房产税的税率采取“一刀切”式的方法，并没有根据不同收入的人群设置不同的税率，没有体现出“差别化”的税率。这就意味着，无论房地产的持有者持有多少价值的房产，其在纳税数额的比例上是完全相等的，这也成为了房地产投机者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导致大量房产空置积压的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现行房产税制度的弊端，重庆、上海两地进行了试点改革，但侧重点各不相同。
重庆市的房产税改革主要贯彻“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原则，核心思想是对不同层次的房地产市场区别对待，主要突出对高端市场的遏制，主要特点是“范围窄、税率高”。对于重庆市而言，其房地产高端市场本身仍处于起步阶段，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窄，对房产税的改革力度较弱，但其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有利，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上海的房产税改革原则 “以居民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房为主”在此原则的要求下，上海的房产税改革“范围广，税率低”。但因其免征面积过大[2]和对已有房产既往不咎两大原因，此次改革涉及面仍然不广。
综上，目前中国房产税的征收体制存在较多问题，而房产税的改革试点虽有创新但过于温和且涉及面均较为狭窄，所以对房产税征收方案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四、中国房产税征收改革方案
为配合我国房地产市场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作为地方税税种的房产税在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公平、中性、简便原则，以宽税基、低税率的思路作为房产税的指导思想，具体对改革方案如下：
第一，逐步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由现行的仅对“经营性用房”进行征税向而居民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扩大范围，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打击房地产炒作行为。
第二，统一计税依据。在完善房产价值评估的前提下，将现行按房产余值征税和按租金收入征税改为统一按房产评估价值征税，价格由权威中介机构按照市场规则对房产现值进行评估。但是此种计税依据需要慎重使用，并严格监管，以防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
第三，采用浮动的有区别的税负形式。根据不同的房地产使用性质，不同的房地产所有人，以及房地产所在的不同地域，适用不同的税率。具体操作可由中央针对不同房产性质不同设定浮动税率范围，具体税率则由省级政府确定。
第四，房产税的减免。房产税的征收其主要目的并非为扩大税收来源，其本质目的为调控市场，调节分配，缩短贫富差距。所以在房产税征收时对普通居住用房的所有权人应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减少他们的负担，而对于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则应给予其免税的政策，并从房产税的收入中支取部分款项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注释：
[1]祝林林：江西省税务学校
[2]张守文.财税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转引自徐妍.财产税的若干基本问题探析[J].税务研究，2010,8:57
[3]本市居民家庭人均60平方米的免征面积。这就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其在180平方米的面积内，无需缴纳房产税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财政支出资本化;房地产价格;财产税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公共服务资本化到房地产价值的研究最初是由Oates[1](1969)开始的,他采用中小学教育的投入量来代表公共支出水平,选择纽约周围新泽西东北部的53个城镇的社区样本,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横截面研究,通过对社区房产价值与地区税率和公共品提供水平的回归分析,Oates发现一个地区的住房价值与财产税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Pollakowski[2](1973)对Oates的变量选择和最小二乘法进行了批评,并利用其修正后的模型对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San Francisco-Oakland-San Jose)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税收对房价起着负效用,公共支出对房价起着正效应,但是同时发现,这些结论对于模型的具体选择表现出很大的敏感性。Oates[3](1973)随后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回应,他对先前的检验进行了修正,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除教育外的其他服务支出,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其他服务支出对房价有正效应,而财产税的效应比先前的研究更为突出,说明先前的研究低估了财产税的作用。
Harris[4](2001)发现老人的比例与地方的学校支出之间表现出适度的负相关,而与联邦政府支出呈现强烈的负相关,这说明联邦政府的支出对房价没有影响,而当地学校支出则对房价有显著的影响。Brunner 和Balsdon[5](2004)利用加利福尼亚地区潜在投票者的观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学校支出的支持下降,但是,年长的投票者对当地学校支出的支持率高于对联邦支出的支持率,因此,他们认为,当地学校支出资本化到房价中了,而跨代之间的利他行为对他们做出支持当地学校支出的选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Hilber和Mayer[6](2009)试图说明学校支出资本化到房地产价值上,会鼓励那些没有小孩的家庭也支持对学校的支出,他们用新待开发的土地供给量来表示资本化的程度,此外,他们利用46个州的学校区域的数据来扩展这一结果,研究表明,每个学生的支出与已开发的土地比例呈正相关,不过这种正相关关系仅仅存在于那些平均居民(median resident)是房屋拥有者的情况,而且对于有更多不使用学校教育服务的老年人的地区来说,这种正效应更为强烈,他们的结论同时支持着资本化能够鼓励永久性的公共支出条款,同时也对老年人为什么支持当地教育支出提供了新的解释。
在国内的文献中,对公共支出资本化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胡洪曙[7](2007)认为房产价值到底是降低、升高还是不变,取决于财产税与地方公共支出的转换系数及地方公共支出的效率系数。高凌江[8](2008), 周京奎、吴晓燕[9](2008),梁若冰、汤韵[10](2008)的研究都表明政府支出与住宅价格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谢文盛(台湾)利用极大似然的方法,以台北市1968年至1994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公共支出与税收对于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总支出还是各类别的公共支出,都与住宅价格呈正相关关系,财产税则与住宅价格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长期稳定。此外,各项公共支出对于房价影响大小依次为教育文化、警政支出、交通支出、卫生支出、其他支出及区域支出。而且在财产税收入与公共支出同时增加一单位,并且若将收入全部用于某一特定公共支出时,对于房价仍存在正面的影响,即公共支出的正效应要大于财产税的负效应。其中又以警政、卫生、教育文化及交通等四项支出的影响最大,但若将增加的财产税收入平均用于各项公共支出时,房价却因此而降低。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被解释变量选取了自1999年至2008年的全国30个省市商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解释变量选择了全国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财政支出、建成区面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虚拟变量,为了研究的方便和结合中国内地的特点,数据方面本文没有包含、港、澳及台湾的数据,为了满足线性化估计的需要,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处理数据前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在各种解释变量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和商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之间的变量关系,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在回归结果中系数是否显著以及符号如何来研究各省份财政支出是否资本化到房价上。
(二)变量的选择
1.地方财政支出。通常情况下,财政支出的持续增加,会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生活和工作,进而带来房地产的需求增加,财政支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终会表现出房地产价值的增加。
2.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结构的波动及其形成的资本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日益增长,会提高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在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
3.人均GDP。人均GDP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好坏,人均GDP的快速增加,反映的是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越迅猛,其房地产的价值增加越快,显示出人均GDP与房地产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4.建成区面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的统计口径不同,数据上的原因使得我们很难直接从城市化水平来寻找其与房价之间的计量关系。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指标来从侧面反映城市化的水平,如建成区面积、公路里程等等。本文选择了建成区面积来间接反映城市化的水平。
5.地区虚拟变量。地区虚拟变量表示我国东中西各个地区之间的地区差异对房价的影响,本文选择东部地区城市变量值为1,中西部地区城市变量值为0,如果解释变量结果显著,则表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差异明显,反之亦然。
(三)数据描述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地区房价增长趋势有所不同,北京、上海两地的房价增幅明显要高于其他的地区。但是,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省市的房价增长状况还算平稳。我国各省市的人均财政支出逐年稳步增加,呈现出比较平缓的增长趋势。各省市的房地产价格与人均财政支出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同步增长。
(四)模型
根据中国的具体特征和本文的研究特点,我们设定的基本模型为:
lnREPit=α+β1ln(pFisit)+β2lnREPi,t-1+β3ln(pGDPit)+β4lnpAreαit+β5lnpFixit+β6Dum+εit,i=1,2,……,N;t = 3, 4, ?, T [JY](1)
其中,REPit表示(n×1)阶我国各省市房地产价格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向量,在本文中表示地区i在t年的各省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REPi,t-1表示地区i在t-1年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FisOit为(n×1)阶t时期i地区财政支出总量,pFisit表示(n×1)阶t时期i地区人均财政支出量,pFixit为(n×1)阶t时期i地区人均固定资产,pGDPit为(n×1)阶t时期i地区人均GDP;pArea为t时期i地区人均建成区面积,Dum表示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其中,东部地区值设为1,中西部的值为0,εit为(n×1)阶正态分布的误差项向量。
考虑到模型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存在,可能会出现序列相关性,从而使得到的结果有偏,为改进估计结果,本文还对原模型进行了系统GMM估计。一般地,因变量滞后项系数值的OLS估计量偏大,而固定效应估计的系数值则会偏小,因而通过系统GMM估计的滞后项系数的值应处于混合OLS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之间。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首先利用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默认的原假设是选择混合回归模型,结果否定原假设,因此先排除混合回归模型,然后再利用Hausman (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由于Hausman检验是假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否定原假设,因此,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如下:
从上表的三种计量方法结果比较来看,系统GMM的房价滞后一期系数在固定效应和混合OLS之间,表明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未因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导致严重的偏误。二阶序列相关Arellano-Bond AR (2)的检验结果表明方程中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本文设定的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是合理的。此外,从Hansen检验和Sargan检验的结果来看,系统GMM检验的结果是稳健的。
从得到的计量结果来看,人均GDP和与房价的相关性显著,系统GMM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这个结果是稳健的,说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房价的影响较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地方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
建成区面积与房价的影响呈现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建成区面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水平,因此,建成区面积越大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带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必然会带来对城市住房需求的增加,从而推动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表现出房价与建成区面积呈现正效应;另一方面,人均建成区面积越大,即城区面积越大,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供给的增加必然会造成地价的下降,进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从计量结果来看,呈现出正效应,但结果不显著,而且系数小。因此,建成区面积大小并不能充分说明房价的上涨或下降。
人均固定资产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也有正负两方面关系,一方面,从需求来看,人均固定资产越大,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减小,从而会使得房地产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增加会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两种效应有一定的相互抵消,表现出负效应,但系统GMM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人均固定资产增加带来的房地产需求减小的效应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效应。此外,我国政府从2002年以及2005年开始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而这也可能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商品房价格起到负效应的一个原因。
对滞后一期的商品房价格对房价的影响显著,系数值较大,且有明显的正效应,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的房价具有明显滞后性,上一年的房价会对当年的房价有预测作用,从而呈现出房价不断上涨的趋势,表现出惯性的趋势。房地产从投资、自住、商用等各个角度而言都具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只要人们预期房价上升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他们就会购买商品房,人们这种适应性预期将会对房价波动产生较大影响,而这种预期如果是非理性的,会使房价脱离真实价值,出现泡沫。
在地方财政支出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对房价有着非常重要并且明显的作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结果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值都较大,说明不同地区财政支出水平的差异会逐渐累积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房地产作为一种不可任意转移的有形资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个地区持续高水平的财政支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会通过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体现出来,其突出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制度,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主要通过财产税弥补公共服务支出成本,而是呈现出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博弈以及地方之间的竞争的现象。从税收到公共服务支出再到房地产价值增加的各个环节中,税收与财政支出的联系并不紧密。这就造成那些能够自由迁移的投资者、大中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在不增加税收成本的情况下坐享房地产价值增加带来的收益,客观上增加了对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房屋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看出,地方财政支出资本化到房价上,增加了房地产价值,使得房屋所有者受益,但是他们并不为此负担税收,此外,由于公共支出使得房地产价值增加,但公共支出的来源即税收的承担者又并非是直接受益者,从而造成受益者和承担者不匹配,违背了受益原则和公平原则,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加剧社会的矛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1999-2008年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地区财政支出与房地产价格呈正相关关系,地方财政支出对房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各个地区持续高水平的财政支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最终会资本化到房地产价格上来,而这种效应又具有一定的循环累积效应。至于地方财政支出对房价影响存在的区域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与地方公共服务设施差异、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差异、投资环境、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等有关。
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存在着财政支出资本化的现象,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方式,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会资本化到房价上,表现为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从而推动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迅速增长,助长房地产价格的泡沫。
在现行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房地产价值的增加,而政府并未从中获得与成本相匹配的收益,即收益与成本并不相称。此外,那些享受到房地产价值增加收益的人却并没有为此付出成本,从而违背了税负的公平性。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会造成有更多房地产资产的人通过政府的公共支出不断地增加财富,而没有房地产资产的购房者则越来越无法承担房价的不断攀升带来的压力,最终会带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通过税收的调节来完善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价格合理化,同时使成本与收益相匹配,因此,财产税的征收成为近年来研究和争论的热点。①考虑到土地与房地产价值难以分割和紧密相连的特性,城镇土地使用税针对城镇土地课税,税收的目标和作用与房产税相似,建议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设立统一的财产税。并适当扩大财产税的征税范围,由工商物业扩大到居民住宅,彻底改变当前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计税依据混乱的现状。
财产税是国家税收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开征财产税,主要在于完善国家税收和财政体制,仅仅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平抑房价,规范房地产开发秩序,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常是不现实的。要解决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带来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律制度和金融领域的配合,只有各方面达到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
注 释:
①由于物业税的提法在学术上尚存争议,为了学术规范,本文采用财产税的说法(Property Taxes)。
主要参考文献:
[1]Wallace E. Oates (1969):“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7, No. 6 (Nov. - Dec., 1969).
[2]Henry O. Pollakowski (1973):“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 Comment and Further Resul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No. 4 (Jul. - Aug., 1973).
[3]Wallace E. Oates (1973):“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 Reply and Yet Further Resul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No. 4 (Jul. - Aug., 1973).
[4]Amy Rehder Harris, William N. Evans and Robert M. Schwab(2001) :“Education spending in an aging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1.
[5]Eric Brunner, Ed Balsdon(2004):“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hool spend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56.
[6]Christian A.L. Hilber, Christopher Mayer(2009):“ Why do households without children support local public schools? Linking house price capitalization to school spend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65.
[7]胡洪曙.财产税、地方公共支出与房产价值的关联分析[J]. 当代财经,2007(6).
[8]高凌江.地方财政支出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1).
[9]周京奎,吴晓燕.公共投资规模、居民支付意愿与住宅价格走势―基于中国30省市截面数据的实证检验[J]. 财贸研究,2008(6).
[10]梁若冰,汤韵.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Tiebout模型:基于中国城市房价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2008(10).
[11]谢文盛(台湾).公共支出、租税收入与住宅价格关系之研究[C]. ,2008(6).
Capitaliz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pending and Real Estate Price
Zong Jiafeng1 Liu Gang2 He Ni3
篇6
关键词：税收杠杆 合理调节 收入分配
经济在高速发展后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上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合理缩小居民分配差距，回归社会的公平。本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调控目标，探讨利用税收合理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构想。
一、收入差距的危害和调控目标
（一）收入差距的危害
低收入的居民就容易产生仇富的心态，对社会不满，犯罪率上升，不利于国家和谐稳定发展，同时也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居民需求萎缩，无法拉动内需增长经济。由于收入分配失衡也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经济结构，从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调控目标
随着这十几年经济发展后，在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突出了“注重社会公平”分配原则。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再分配中要更加突出公平，要求做好居民收入的合理调控，不断完善居民分配制度。
二、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调控影响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税收调控从理论上是一种有效的调控手段，它具有规范性和广泛性，但我们国家居民收入的现状，反映了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够，效果不显著。在税收调制体制中，我们分析各种税收的对收入分配的调控环节、调控重点、调控的影响程度，分析各种税种在调控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流转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流转税包括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推进，营业税逐渐较少、关税较少，因此流转税主要探讨增值税和消费税。
1.增值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增值税不能直接调控居民收入，但可以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间接手段。营改增后，增值税增收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增值税税率变化不大且具有税负易转移性，不能够对收入分配直接调控。可增值税对最终消费课税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在不同消费档次的消费者之间，将会产生财富分配效应，可起到间接的调控作用。
（2）存在问题：第一，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商品适用无差别的高增值税税率，特别是一些生活必用品，是高恩格尔系数消费者（低收入者）的主要消费品，由于这些商品需求弹性接近零，对这些商品所征收的流转税主要由消费者承担。这部分流转税具有收入累退性质，使低收入阶层比高收入阶层承担了更多的增值税负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第二，增值税为主体流转税占了税收主要来源，这种税制结构影响了所得税直接调控收入分配的功能发挥。
2.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对收入分配起到间接调控作用，是补充的调控作用。在税收理论中，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消费税主要是对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实行差别税率，缓解收入分配收入的不公，对收入分配起到补充的调控作用，但由于消费税的调控功能是在收入和财富的既定分配的既定前提，只能是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消极情况下进行的修补作用，不具有直接调控的作用。
（2）存在问题：目前我国消费税对收入的调控作用比较小，主要体现在消费税在税收收入的比重小，另外是征税范围存在不合理，例如普通的化妆品、啤酒、酒精等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被纳入征税范围，而高档服饰、家具、装饰品这些奢侈品未纳入征税范围。
（二）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形成时直接征收的税种，具有直接调控作用，是税收调控的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是个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在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个人所得税的直接调控主要是体现在税率的设计上，一般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在这种税率下，高收入者在超额收入中征收更高的税，减少其可分配的收入，使得在收入的分配中尽量缩小差距，在分配中具有直接调控的作用。
（2）存在问题：个人所得税税制没有完善、不合理导致其税收的调控功能。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形成时直接征收的税种，具有直接调控作用，是税收调控的主要税种。但是在调控方面却充分没有发挥其功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课税模式不合理，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征收，这种征收方法可能导致收入相同的居民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不符合税负的能力负担原则，另外，分项扣税可以使一些高收入者分解收入和多次抵扣，使实际的税负减少，也不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二是扣除标准不合理，主要体现为没有考虑到个人的赡养家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3500元的扣除标准严重滞后于居民收入的变化水平，扣除金额低，从而使个税变为工薪税。
2.公司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间接影响，影响较小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缩小资本收入者和劳动收入者的收入差距。第二，公司的所得税存在着税收优惠政策，近期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结构、投资方向，从长远来说，会间接影响职工的工资水平。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于一些垄断企业与普通企业实行几乎无差别的税率，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社会保险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出对居民收入调控起到特殊作用
社会保险税是强制征收的社会保险的缴费性质，是以纳税人的工资和薪金所得作为征税对象，税款纳入社会保险基金，用于以后的养老、医疗等，这种社会保险税是政府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它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2.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在工薪收入时扣除下来社会保险费，实行的是行政收费制度，所以这种保险基金没有以法律制度统一下来，在各个区域实行的标准也不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拖欠、拒缴的情况，所以无法保证居民的社会保障的来源，如果没有通过立法开征社会保险税就很难利用这种税收来调控居民收入差距。
（四）财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1.财产税对个人财产分配具有直接调控作用
财产税是对纳税人的动产和不动产征收的税，国际上财产税有土地税、房屋税，不动产税、机动车辆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居民收入不仅通过收入的流量表现出来，还通过积累存量来表现出来，通过财产税的税率变动和财产价值可以减少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缩小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2.存在问题
第一，我国高收入群体的财产已经有很高的积累，虽然我国有几次把遗产税和赠与税提到议程，但因经济基础、民众纳税意识等最终在财产转让环节未能开通，削弱了对收入的调控效果。第二，房产税方面，我国的房产税实行的1986年的由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是免征房产税的。随着房地产高速发展，房产税既没有压制住投机行为也没有发挥出调控收入的作用。
三、利用税收合理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构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税收调控的总体构想
应该在明确调控目标前提下结合居民收入的形成过程，对居民收入过程的全方位的调控，包括在收入的初步形成阶段，投资、消费阶段、财产积累阶段和转让阶段的调控，形成一个多税种、多空间、全过程的调控体系。在收入的初步形成环节，强行收取社会保险税，让居民的社会保证体系得到保证。利用个人所得税，直接对高收入者进行调控。消费环节，通过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增加高收入高消费者的负担，减少其剩余财富。对于普通民众用品可以适当的降低增值税税率，在个人财产积累环节利用财产税来调控积累财产所产生的收益。最后为了防止居民的财产无偿赠与、转让给他人，可设计征收遗产税、赠与税作为调控手段。
（二）完善税收调控体系，合理进行收入分配调控
根据以上税收调控体系的设计，结合我国目前税收制度确定的相关原则，改革完善税收体系中各税种的调控制度，合理进行税收调控，统筹优化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功能作用，在关注间接税手段的配置与运用基础上，大力推进个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制度体系。
1.适当发挥增值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
我国需要进行增值税转型，降低普通居民消费需求弹性很低的商品的增值税率，最好为零，比如：普通居民生活消费品，这项措施可以使低收入群体受益，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增值税作为一项间接调控的税种，调控力度较弱，所以应该适当地提高直接税的税收比重，相应的缩小增值税的比重。
2.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
（1）由分类税制改为分类综合税制。根据我国现在的社会核算基础等实际情况，可以采取部分比较稳定的收入按个人申报，综合扣除费用，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对较少发生的收入部分按次征收，例如偶然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一般可采用代扣代缴的方式缴纳。随着我国社会核算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后可以把所有收入纳入分类综合核算。
（2）细化费用扣除标准，加强生计因素扣除。应该考虑纳税人的自然因素，包括家庭情况，以人为本，生计因素应该重点考虑，生计扣除目前可以考虑分档次定额的扣除方法，按赡养人口等主要的项目分几种类型定额扣除。目前的3500的扣除标准极低，应该使扣除标准指数化，要考虑通货膨胀率对生活的影响。
3.开征社会保障税
与其他的税收相比，社会保障税可以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起到济穷的作用，开征社会保障税比目前的行政社保费制度更有保障，征税范围应该覆盖全部居民，但目前由于农民收入较低、纳税意思比较薄弱，税负能力较低等因素，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把社会保障税扩大到农村，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
4.遗产税和赠与税谨慎开征
从税收调控理论上讲，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形成了一个合理的税收调控体系，是财产税调控的有力保障。但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时应该结合我国经济情况谨慎开征，因为遗产税主要是对财产比较多的人征收，但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实体都在争夺有钱人的投资，加上当代全球化进程非常快，人和资产都可以流动，因此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国家的发展直接影响很大，遗产税和赠与税应在利弊的权衡上谨慎开征。
5.财产收入的税收调控改进
（1）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的存款利息收入。从我国财产的现状来看，一般的居民财产收入主要是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但由于通胀的原因实际存款长期是负利率，对于低收入者实际上是财产的贬值，因而应该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的存款利息收入。
（2）股息红利结合企业所得税适当、合理的征收。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财产收入主要体现在房产和股息分红收入，在股息红利上可以适当的征税，但要结合投资者的投资税负问题，股息红利属于公司的二次分配，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出资的资本在第一次在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再对股息红利征税，属于二次重复纳税，由于我们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在资本税负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能与欧美国家的资本税负水平相比，所以在股息红利方面的征收应该适当合理的征收。
（3）通过立法确立房地产税。目前的高收入者往往已经拥有了多套房产，房子资产演变成多房者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长此以往收入差距将进一步加剧，因而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由重视房产取得环节的征税转向重视房产存量方面的征税，根据暴利程度的不同，适度加大房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征收，如炒房收入等；对于拥有多房者、豪华住房者、超大面积的适当的加大税负。由于近十年来房价的涨价较大，因此计税基础应该采用现值计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确定了房地产税的立法，通过建立房地产税的体系将可以系统的调控房产收入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张忠友.利益和谐取向下的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优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
[2]杨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研究[M].中国税务，2010.
篇7
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几个重点
1.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首先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需求和市场导向推动城镇化。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解决城镇化的土地供给、融资供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市场及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次，要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政府过度介入城镇化。固然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统筹协调、公共服务和体制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更要注意防止政府过度主导甚至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多发挥民间资本和外资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减少或取消对民营资本、外资进入部分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限制，同时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以及城市管理中充分听取民意，一定程度上形成自我投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城市化发展新格局。
2.防止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
当前，推进城镇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地价、高房价。从根本上说，房地产价格高企实际上反映了供需矛盾的市场规律。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还产生了大量的住房改善性需求，这些都构成了对建设用地、对住房的巨大需求。
同时，我国住房市场化时间不长，在住房价格克服扭曲、回归常态的过程中，住房投资需求的膨胀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在现有体制下，土地和住房的供给受制于各种约束，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比较突出的供需矛盾。
为此，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正视城镇化过程中正常的土地和住房需求，扩大供给。房地产需求管理有其必要性，但需转换调控方式，关键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形成市场自洽、收敛的自动调节机制。
3.切实增加建设用地供给。
建设用地供给不足是地价、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约束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问题。
土地供给不足与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有关：一方面，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招拍挂制度，垄断“农转非”土地收购及城市土地投放；另一方面，为确保粮食安全严控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建设用地供给。加快推进城镇化不能为地所困，现有土地管理模式需要尽快调整，建立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土地供给体系。OECD的建议是：废除农地转用年度额度限制以及国家对农地总量的控制，转而实行由地方政府决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中应考虑降低大城市周边区域房价的需求。
同时，还可以通过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及配套措施，对城市政府供地和投融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更符合市场规律，接受市场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从何而来？
过去，城镇化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其中，土地出让金是城市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相对应的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机制不仅导致了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还引致了普遍的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也是腐败问题和多发的重要诱因。而且，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首先应改变过去城市政府事先一次性获得卖地收益的做法，切断土地财政利益链条，政府不再卖地，而是按零地价或低成本供地；先期的土地征收及开发投入由城市政府事先通过发行市政债等方式筹资，并通过项目建成后产生的税费收益逐年偿还。这些税费收益包括：财产税（房地产税）、公用/基础设施使用者付费 、商业繁荣后形成的各种税收增收等。
尽管从总的负担水平看，购房者一生承担的住房总费用可能仍然比较高，但初期购房成本将大大下降；而且随着人均GDP持续增长，购房者未来支付能力会不断提高。
同时，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商业活动的繁荣可为城市政府带来不断增长的税费收入，从而提高其偿债能力。这为今后政府的城镇化建设及其资金投入提供了激励相容、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机制。此外，还要通过市场机制，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主要是要解决好城镇化投入产出的期限匹配以及成本收益的风险管理问题。这方面，金融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
5.实现人的城镇化和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后相应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进，会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原来拥有土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农转非”后很难顺利地从过去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行为转化为市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行为。这对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引导农业人口转移和激发经济活力都会产生较大制约，最终会阻碍城镇化进程。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现有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复杂性，在当前城乡二元问题还比较突出、城镇化建设用地紧张、农村人口规模仍然很庞大、“农转非”人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之前，不宜过早着手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否则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阻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这方面，拉美国家有深刻教训。
在维持现有城乡土地管理格局现状的情况下，保护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权益，主要还是要侧重于改变现有土地征用收益分配格局，使土地增值充分反哺失地农民和土地综合占补平衡。
政府按零地价供地后，土地增值主要体现为未来的现金流收益贴现与政府征用土地投入的价差，而不直接体现为政府和开发商当前获得的土地溢价。尽管如此，仍然要承认农村土地“农转非”后会带来较大增值，并在未来若干年不断逐年变现。因此，地方政府应尽早结合城镇化规划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纳入资金安排机制予以统筹考虑。
要坚持以人为本、地利共享，着眼于促进农民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使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覆盖土地“农转非”征用及开发成本、土地占补平衡投入（如农田整治）、促进农民“农转非”后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投入。
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1.建设用地按土地当量在全国范围内占补平衡。
废除农地总量控制并不是完全否定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政策，而是要把思路转换为坚守相当于18亿亩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的“土地当量”。
土地当量类似于标准煤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各类具有不同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基于某一产出标准折算为标准值，用以对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的土地进行统一计量、核算、评估和交易。采用这种标准化的统一计量，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推进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促进建设用地供给。当然，还要大力发展与土地当量市场相对应的土地评估体系，确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核算标准。
引入土地当量的概念后，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就转换为坚守18亿亩土地当量；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就转化为基于土地当量的占补平衡。土地当量的计量具有统一标准，可按全国总体土地利用规划分配到各省区，形成配额，并建立统一的配额交易市场，各省区可根据需要购买或出售配额，从而在确保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地区间的调剂，这样占补平衡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同时，配额作为稀缺性资源，会在市场上形成均衡价格，并在地区间的交易中实现优化配置。例如，沿海地区可以购买内陆地区的土地当量配额。
2.转变保护主义和高度自给的粮食安全观，扩大农业开放。
过去我国一直强调粮食自给率须保持在95%以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粮食进口的增加，对粮食安全的担心日益增多，农业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总体看，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在世界和平和开放条件下，粮食安全的自给目标定得太高并不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进而提高土地生产效率、集约土地利用。
从国际经验看，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0%以上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可按国际惯例将扣除大豆进口后的粮食自给率控制在90%以上作为粮食安全底线。
同时，开放条件下，对农产品的过度保护不仅对以其为原料的工业发展不利，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农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从而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这方面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很多，南美洲的种植业迅速兴起就是对外开放的结果。因此，农业生产也应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开放，参与全球分工，通过自由贸易与投资获得双赢和多赢的结果。
3.改革财税制度，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体系。
首先是修改《预算法》，允许城市政府发行市政债。如果法律上的障碍暂时难以克服，可通过变通的方法设计相关的产品，如项目型地方政府债券等。
近年来，我国进行了相关的试点探索，一些城投债在某种程度上已与市政债比较接近。当然，要使市政债发得出去，城市政府须有可靠的债务偿还能力。从国际经验看，市政债的还款来源是使用者付费和财产税等专项税收。
在成熟市场，财产税的使用则更为广泛。美国财产税通常占州以下地方政府税的80%以上；加拿大财产税几乎是市级政府税收收入惟一来源，占财政收入的40%以上，另有40%是以使用者付费为主的非税收入。
因此，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是相对适宜的地方主体税种。以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财产增值为基本税源，事权也主要由城市政府承担，二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有利于激励其主动改善公共设施和服务。而且财产税按财产存量计征，稳定性上受当期GDP流量的直接影响较小，也不会对当期GDP增长带来冲击。
具体推进思路上，财产税征收宜“新老划断”，即配合土地供给和税费制度改革，新供土地和住房以城市为单位、按统一税率原则征收，并尽快覆盖到主要城市。同时，考虑到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宜结合公共产品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尽快使资源税和财产税成为西部地区的主要地方税。
从更深层次考虑，我国应尽快研究建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地方税收制度体系，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重点包括：更加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及相应的税收收入划分，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更为对等；结合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工商及服务业繁荣，考虑适度赋予城市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和征管权，建立以财产税、资源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用者付费等一揽子综合性地方税收及其征管体系。
4.对城市政府适度举债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除了建立市政债-财产税这一激励相容的机制，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和过度负债，还需要配套必要的约束机制。
主要包括：一是建立健全地方人大的审议监督机制，推动城市政府编制中长期资本预算，有效解决“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
二是明确偿债资金来源，严肃预决算制度，将各项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合理安排使用者付费、财产税等专项税收和一般财政收入，明确市政债的未来还款保障。
三是推动城市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规定政府债务总规模占资产的比例、负债率或偿债率等指标，实行包括预警管理在内的全程控制，控制负债规模。
四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发行市政债的城市政府必须达到财政状况的有关透明度要求，在试点过渡期，可规定凡是实施财产税并能够向公众充分披露财务信息的城市政府可优先获得发债权，作为激励措施。
五是完善独立、透明的评级制度，规范评级公司发展，确保市政债价格与不同评级和信用水平相挂钩。
六是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地方金融生态，强化对城市政府举债行为约束。人民银行在2004年提出金融生态概念，并委托社科院对城市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并对社会公布，结果显示地方融资可得性、利率高低与金融生态评价高低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类评价，其效果正在逐渐显现。
5.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
通过金融市场更好地实现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融资工具创新。例如，由于不确定性大、回收周期长，私人部门很少有投资积极性。但如果投资和交易对象变成土地当量配额，投资者就不必关心其所投资的配额是具体对应哪一块土地，而只是通过买入或卖出配额这个金融工具来获得回报，资金筹集和具体的农田及科技投入则由在一级市场发行配额的专业人士完成。
可见，金融市场可以在价格发现、期限匹配、风险管理等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开发出各种基于配额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形成以土地当量配额为标的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市场。
这样，就可建立一个服务于农业投入的投融资体系，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套现或远期交割，从而间接地实现对土地的投资。同样，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领域，也可充分利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通过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鼓励多方参加市场交易，实现有效率的节能减排。
另外，市政债的发行、定价和交易必须通过金融市场来进行。金融市场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且还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定价和约束机制，使具有不同评级和信用水平的市政债在市场上呈现不同的价格，从而体现其不同的风险和偿债能力。如果相关信息披露和评级显示拟发债政府财务状况太差或负债过高，投资者会提高价格要求、减少投资规模，甚至不购买其所发债券。
6.统筹考虑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契机，根据新的土地利用和城镇化规划，把促进“农转非”人口的社会保障、就业和公共服务等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予以整体考虑，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篇8
（一）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重复征税增值税最大的优点就是将全部生产环节纳入到完整的抵扣链条当中，也就是说，无论产品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流通，其总体税负都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消除重复征税问题。但是在我国，增值税征税范围相对狭窄，将与货物交易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以及其他劳务服务排除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外，这就造成了增值税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之间商品和劳务交易往来的重复征税。例如，营业税为全额征税，营业税纳税人在提供服务时必需采购的机器、机械、设备等支出以及所负担的增值税，计税时不允许抵扣，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
（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降低了征管效率，提高了征管成本增值税与营业税是我国的两大流转税，两税平行征收，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营业税是主要的地方税种，除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那部分归属中央以外，其余的归地方，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并且我国的税法中也明确的规定了两个税种各自的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以及计税依据。但是，由于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造成了增值税与营业税征管界定的困难。这种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国地税机关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会发生税收管辖权上的冲突与矛盾，也可能会出现双方都不管的局面，降低了征管效率，提高了征管成本；另一方面会影响纳税人依法稳定纳税，加大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机率。
二、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增值税是欧盟各成员国的重要税种之一，其收入约占欧盟税收总收入的20%。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增值税专家对欧盟型增值税提出了某些质疑，但欧盟型增值税制度仍为世界各国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典范。欧盟增值税的征税对象范围最为广泛，覆盖了从农产品销售、工业制造，一直到批发、零售和劳务环节。欧盟委员会第六号指令第2条规定，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进口商品。新西兰于1986年10月起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被国际增值税专家誉为现代型增值税，它既坚持了与欧盟增值税相同的原则，又避免了欧盟增值税的复杂性，使增值税由不定型的增值税转为定型的增值税。现代型增值税属于对国内商品和劳务征收的税种，它是征税范围最为完整的增值税，除了极其特殊的行业不征收增值税外，其他的所有商品和劳务都被纳入到增值税征税范围当中，并且现代型增值税对商品和劳务统一按单一税率征收增值税，从而大大减少了因税率划分给增值税带来的复杂性。国际增值税专家认为，它是当今增值税的最佳模式，具有税制简化、机制严密、对经济扭曲程度最低，征纳成本最低、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
三、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困难
（一）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将税收收入划分成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除了海关负责征收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归属中央以外，其余国内的增值税收入按75:25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成。营业税虽然也是中央和地方税，但是除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那部分归中央以外，其余的税收收入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由上表可以看出，营业税虽然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但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地方财政收入将近三分之一。而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后，将营业税部分征税范围改征增值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在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必将会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从而导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财政收支缺口扩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很可能引发各级政府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膨胀，乱收费现象增多。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会降低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能力，导致地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短缺，降低了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增大，最终会引发地方经济发展的风险。
（二）税收征收管理权力分配问题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营业税主要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增值税主要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增值税“扩围”改革后，各试点的做法是“营改增”税款全部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这必然会缩小地方税务局行政权力的范围，造成地税部门业务逐渐萎缩，可能会出现人浮于事的状况。如果将来增值税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全面取代营业税，并且增值税全部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管管理，地方税务局将何去何从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四、应对增值税“扩围”改革困难的对策分析
（一）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确立地方税收主体税种增值税“扩围”改革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税收收入部分被增值税所取代，客观上会造成我国地方税制结构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二是地方税主体税种不突出。因此，地方税体系建设刻不容缓，有待于通过继续推进税制改革来加以完善，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
1.完善地方税制结构国家应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地选择并确立地方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种结构，如改革房地产业税收，改革完善印花税，资源税，并与此同时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如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完善地方税种，加强地方税征收管理体系建设和地方税保障体系的建设。
2.科学合理的确定地方主体税种地方税主体税种应该具备税基坚实、征税范围广泛、收入规模大，税制相对稳定且能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等特征。从长远来看，确立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和企业的财产存量不断增加，增值较快，使得财产税的税基非常坚实并将逐步扩大。另一方面，财产具有非流动性，区域性等特点，使得财产税税源稳定，不会因征税而引起财产的流动，不易发生周期性波动；同时，对财产征税也符合受益原则，地方政府易于控管，征收成本相对较低。
篇9
关键词：房产税改革；房产市场调控；收入分配调节；地方财政收入；土地财政；住房制度体系；房产税扩围改革；房产税税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293.31；F810.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4607
一、引言
2011年1月，上海和重庆分别印发了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拉开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序幕。2013年5月底，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2013年7月北京、南京、青岛、深圳等地已上报房产税试点方案，有望成为房产税试点城市。有人认为房产税是降温房地产、缩小不平等差距、为地方政府提供可持续收入的终极“黄金子弹”；也有学者基于房产税试点城市房价依然上涨的事实，对房产税的实施效果持怀疑态度。
近年来大量学者围绕房产税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进行了较多探讨，其研究成果对房产税改革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房产税的改革是促进税收公共化和推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良好契机。但由于相关基础数据缺乏，国内学术界关于房产税的区域政策效应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尤其缺乏利用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同时，房产税是地方财政税，针对某一个区域深入研究房产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宏观层面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是在房价上涨过快的背景下出台的，是国家一揽子调控措施的组成部分，但房产税试点方案偏离财产税属性而表现出商品税的特征，其具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功能也需重新衡量。重庆属于中等房价的内陆城市，其房产税实施的是“存量模式”，研究重庆房产税的改革效果有利于房产税在全国的推广。因此，在房产税扩围大讨论的背景下，本文以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为案例，从房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调控房产市场和组织财政收入三个层面分析房产税的实施效果，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叶发强，陈西婵：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实效分析
二、房产税的功能
1.房产税与居民收入分配
房产拥有量的多寡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表现。房产税作为财产税属于直接税，由于税负难以转嫁，纳税人缴纳房产税直接减少其税后收入，房产税征收过程实际上就是收入再分配过程。Netzer（1966）认为财产税相对于现行货币收入来说是均衡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因为低收入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所以，相比之下承担的财产税义务也较重。Melszkowski（1972）认为房产税资本收入比例会随着总收入的增加而上升。Aaron（1975）认为短期内，对资本征收财产税将归宿于资本所有者头上，高收入家庭承担的税负相对较多，即不动产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理论上讲，房产税作为政府调节财富分配的有效工具，对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2.房产税与房价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房产税与房价关系，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传统观点”，认为开征房产税会导致房价上升，并最终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第二种观点是“受益观点”，认为房产税仅是当地居民对本地公共服务的一种支付，房产税仅是一种使用费，类似人头税，不是资本税，对资本和资源配置没有产生任何扭曲，而且对住房价值也没有任何影响。第三种观点是“新观点”，认为传统观点的部分均衡分析是高度误导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所有辖区均有房产税；房产税导致了当地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房产税是资本税，会使房价下降。
关于房产税与房价的关系，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没有延续国外的观点继续讨论房产税是资本税还是流转税，而是从房产税影响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得到三种观点：房产税推高房价、房产税对房价无影响和房产税降低房价。例如，夏商末（2011）认为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取决于其方案设计，在我国房产税更有可能推高房价，原因是Tiebout提出的居民“用脚投票”的假设在我国并不成立，居民总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二、三线城市流向一线城市。睢党臣等（2011）分析认为房价的变动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从短期看，房产税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从长期来看，房产税抑制房价高涨的作用非常有限，需借助于其他手段。骆永民等（2012）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从长远角度看房产税改革可以有效遏制房价的上涨，且能够平抑房价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上述观点哪种更具说服力，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结论，但其研究方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启示。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对于试点城市的个案研究较少。
3.房产税与财政收入
房产税属于财产税，它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产税与其他税种相比，具有税基较为稳定、税源非流动性、税收收入稳定的特征，且房产税与地方其它税种结合，具有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Fischel（2000）、Oates（2001）、Mckenzie（2003）等认为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Oates（2001）总结了美国财产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认为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既能提供所需财政收入又能鼓励有效地制定财政政策的税收杠杆。
国内研究房产税的财政功能则更多地强调房产税改革应该朝着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杜雪君（200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税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而地方公共支出则有助于房地产价值提升，最终房产税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房产税、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价值的关联性。符育明（2010）认为房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可以让地方政府能够按当地的城市建设要求和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机动地调节税收。
三、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效果分析
由表1数据可知，2009―2012年，重庆商品房施工面积
从房产税改革实施效果看，2011年别墅、高档公寓销售面积显著下降，仅为142.19万平方米，比2010年实施房产税试点前下降了36.23%，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别墅、高档公寓销售影响较大，然而房产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有限。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为6 389元/平方米，而2011年的建面成交均价为6 390元/平方米。
表1 重庆2009―2012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2009―2011年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年鉴》，2012年数据来自《2012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房产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到2020年的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重庆在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重庆房产税改革的题中之义。
上海市财税局的相关数据显示，上海2012年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04万亿元，而2012年全年上海房产税收入约为92.5亿元，占比约0.8%，2011年这一比例约为0.7%。重庆房产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比上海更低。重庆的相关数据显示，重庆2011年共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近1亿元，即使按照1亿元来计算，这笔收入占重庆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仅为0.3%。其中，2011年重庆应税住房为8 791套，而2012年的新增应税房源只有2 236套。2012年，重庆房产税征收金额为1.4亿元，比2011年略有增加。同时，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房产税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虽然现阶段重庆房产税改革方案税收收入并不显著，但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减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从长远看，房产税改革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仍具有一定意义。
2.房产税改革调控房产市场的效应分析
根据重庆市政府公布的房产税征收方案，其限制高端消费的意图十分明显。从征收对象来看，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独栋别墅、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三无”人员新购房。其中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含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含4倍）以上的税率为1.2%。
2011年重庆市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且试点范围主要针对重庆主城九区的独栋别墅存量房、增量房及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从房产税改革实施效果看，房产税改革试点对别墅、高档公寓销售影响较大。然而房产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有限，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新增别墅（包括少量独栋）的成交量还不到商品房成交总量的5%，而高档住房占总成交的比例也不高。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后，高档公寓、别墅销量的大幅下跌对总体房价影响有限，由于供需不均衡，重庆房价仍可能继续上涨。
综上所述，重庆房产税改革对房价的降价效果不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房价的作用。重庆房产税改革对房产市场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房源结构调整上，公租房、安置房的大力推进和对别墅、高档公寓征税同时并进，有利于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
3.重庆房产税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分析
房产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与其能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有关，同时还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房产所有者是否具备纳税能力。因为房产税的征税对象与税源的分离，征税对象是房产，但房产税来源于房产所有者的收入，而对个人基本住房免税将会抑制房产税收入的规模。二是土地财政的制约。在我国现有的土地供给制度和土地补偿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价格上涨中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抑制了房产税财政收入功能。
房产税是地方税，其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可延续性、有稳定的税源，其基本功能是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压力，减少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面分别计算重庆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其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重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在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35%，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与之形成明显差别的是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且近几年的占比不超过1%。上述结果表明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性较高。
由于重庆个人房产税试点2011年才开始，且其征收成效不能完全反映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因此，仍然采用重庆统计年鉴上的房产税数据分析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根据相关参考文献、理论及数据的可得性，在分析的过程中选取如下变量：（1）房价，采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衡量，使用Y表示，单位为元/平方米；（2）房产税，使用地方财政决算收入中的房产税衡量，使用X1表示，单位为万元；（3）房屋建造成本：采用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衡量，使用X2表示，单位为元/平方米；（4）家庭收入，使用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代表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使用X3表示，单位为元；（5）地方财政收入，使用X4表示，单位为万元；（6）人均GDP，代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用X5表示，单位为元；（7）土地出让金，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衡量，
图1 重庆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TS）]
使用X6表示，单位为万元。
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最终选择了重庆1999―2011年上述变量的数据用于分析，并以2000年为基期用CPI进行平减，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对上述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变量的不平稳性，分别记为LNY、LNX1、LNX2、LNX3、LNX4、LNX5、LNX6。本文数据来自各年的《重庆统计年鉴》及EPS经济分析数据库。
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房产税与财政收入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2。从统计角度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房产税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上述结果表明虽然房产税在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但对财政收入的构成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或提高房产税税率将有利于地方政府降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性。
表2 重庆房产税与财政收入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房产税每增加1%，房价将降低0.006%；房屋建造成本每增加1%，房价将增加0.458%，财政收入每增加1%，房价将增加0.211%。上述结果说明，房产税的变动将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影响不显著；而房屋建造成本、地方财政收入将对房价的变动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财政收入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可解释为，由于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转让土地获取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这将增加开发商的建房成本，并将其转嫁给消费者，并表现为房价的上涨。同时，房屋建造成本对房价变动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房产税对房价的变动影响最不明显，因此，目前居民不能寄希望通过房产税来调控房价。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征收范围狭窄、税率设计不成熟等多种因素，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其试点的制度建设意义远大于实施效果。重庆的房产税方案虽涉及存量房产，但仅针对主城九区内的独栋别墅、新购的高档住房等征税，征税范围偏小；同时，房产税税率低，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降价效果有限。因此，一方面，虽然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房产税改革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调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但由于房产税税收总额较小，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虽然限制了高端消费，但对整体房价影响有限。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性较高，虽然房产税对的财政收入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很小，且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房产税的变动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影响不显著；而地方财政收入对房价的变动产生显著正向效应。虽然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近期效果并不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试点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并对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推进公租房、安置房建设，合理引导刚性需求，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房产税本身并非决定房价走势的主要因素，房产税改革只是房地产调控的一个环节，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房价的上涨。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两江新区”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首个内陆免税区等多个利好事件持续推动了城市快速扩张，地价持续上涨。为了巩固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整的成果，需要继续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尤其应重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公租房、安置房的建设力度和对别墅、高档公寓征税同时并进，将有利于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
二是提升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重庆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且近几年的占比不超过1%，政府部门对土地出让金有严重的依赖性。虽然房产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地方主体税”的目标，但是房产税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构成仍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为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和逐步提高税率奠定了基础。房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税源稳定且持久，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
三是改进房产税税制设计，稳步推进房产税扩围改革。目前，重庆房产税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实施效果不明显，需要进行房产税扩围改革。但是，当前我国的房产税扩围改革面临诸多难题，尤其是存量房产权的多样性给房产税的税基确定带来了困难，加大了对存量房开征房产税的征管成本。此外，对存量房产进行合理的市场价值评估也存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障碍。因此，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宜的税制方案，不断推进和深化房产税改革。
参考文献：
杜雪君，黄忠华，吴次芳.2009.房地产价格、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税负关系研究：理论分析与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109119.
符育明.2010.住房产业的有序发展基于公平的社会共识[J].探索与争鸣（2）：1921.
骆永明.2012.房产税改革与房价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J].金融研究（5）：113.
篇10
[关键词]税种结构;优化策略;国民经济运行;优化税制理论
一、新时期税种结构优化的基本标准
税收作为“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①,它天然就和政治与经济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研究税收问题自然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税种结构优化也应从政治与经济这两个层面来界定。检验一种税收是否优化的传统标准是帕累托效率标准,并以此为依据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来定义最优税收,但其舍象掉了两个重要因素②:一是舍象掉政府税收收入充裕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收入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对经济效率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舍象掉税收征收管理技术可行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征收成本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制度设计对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界定税种结构优化,更为直观和科学。政治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负担分配最符合社会公平准则以外,还应包括国家机器运转所需收入的最大满足;经济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对经济运行的扭曲程度最小以外,还应包括税收征管效率的最大提高。根据税种结构优化的内涵界定,其包含的内容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确定:一是政府所需要税收收入如何通过各税种来实现,每个税种应承担多大的税收份额才最为科学;二是现行税制应该设置多少税种,每个税种应如何分布才最为合理;三是现行税制中应包含哪些税种类型,某一类税如何设计才能最好地实现某一税收政策目标;四是税种的税率高低应如何确定,怎样设计才能在收入与激励上寻求最佳的均衡点;五是税种的征管构成是否科学,现有的征管技术水平是否与税种设计的要求达到高度的一致性,理论与现实是否同时兼顾;六是税种与税种之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地协调,以达到最大合力的发挥而不致于相互抵消。如果能同时达到以上要求,则税种结构才能称得上是优化的税种结构,否则就是一种非优化态势。由此可见,税种结构优化也就是通过税种及其各要素的设计来使税种数量、税种类型、税负高低、税种关系科学化与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多类型、强功能、广税网的税种体系,最终达到实现诸税收政策目标的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② 许建国:《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税收优化目标与改单思路》,载于《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
二、目前税种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依据
(一)国民经济运行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子系统存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系统之中,它通过对货币资金分配的介入来影响和作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首次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中的社会流转过程入手,对税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税种分布点以及课税对象选择进行的研究,则为科学搭配税种和正确选择课税点提供了基本思路。马斯格雷夫认为:在由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所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货币资金以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消费货物市场、资本货物市场为媒介,形成周而复始的货币流量循环,政府税收就产生于这个循环系统之中。在各不同循环路径上选择课税点或课税环节进行征税,而形成不同类别的税种,并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根据这些影响可设计出组成税制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社会保障税、消费支出税等,进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税种结构。然而,具体到现实的税种结构中,因为在不同课税点上设计的不同税种可能会产生相同的课税效果。一方面存在税收等效现象,如对货物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征税、对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征税,都会对税收收入、毛价与产量产生相同的效果,进而会产生交叉征收或相互替代的可能;另一方面,两部门经济运行流程图只能展现主要的税种,而不能完全揭示整个税种体系中的所有税种,未能体现对财产持有和转移的课税以及对受益行为和外部不经济行为的课税。
(二)税收负担分配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负担分配是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和争论焦点。纵观税收理论的发展历史,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税收利益税。这一主张认为,税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模拟,故又称税收价格,社会成员所负担的税收份额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付出成本的一种补偿,因而个人应按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益大小来按比例负担政府税收,做到受益大者多纳税,受益小者少纳税。二是支付能力说。认为要达到公平负担状态,社会成员必须依据各自的纳税能力大小按累进税率来负担国家税收,做到能力大者多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在以上两种理论主张中,均是以所得作为衡量受益大小或支付能力大小的标准,因而得出两种不相容的政策主张。按照受益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必须按比例税率进行课征,而按照负担能力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又必须按累进税率进行课征,同时由于对所得的协调而不承认财富的自然分配状态,因此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现代财政学理论认为: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单纯以受益原则为依据,也不能单纯以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在税种的设计上,既要存在按受益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又要存在按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在受益或支付能力的衡量标准上,不能仅仅局限于所得标准,对受益原则采用消费标准,而对支付能力原则则应采用所得与财富的综合标准。因此,从税收负担分配的角度得出税种体系与结构的设计原则:税种体系与结构只能由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3个系列所构成,流转税体现受益原则,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现支付能力原则。
(三)有效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有效税制理论是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主任的维托。坦兹所提出的衡量税制的有效性的8个质量特征所构成①。其目的是为了估价税制的有效性,提出诊断税制的检验方法。具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反映税种收入结构的指标,如集中性指标、分散性指标;二是反映税种要素设计的指标,如从量性指标、客观性指标;三是反映税收征管:质量的指标,如税基侵蚀指标、征收时滞指标、强制执行指标、征收成本指标。具体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税种收入结构方面,有效税制理论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税制中,相对少量的税种和税率就能承担筹集大部分税收收入的任务,在整个税种体系中存在不到4个主要税种或税率来确保大部分税收收入的获得。与此同时,还必须减少小税种对税制的干扰,将收入少的小税种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通过收入集中度的提高和分散度的降低,可以提高税制的透明度。二是在税种要素设计方面,有效税制理论强调:从量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重严重影响税制的收入弹性以及抗通货膨胀干扰的能力,对从量税的高度依赖会对税制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同时有效税制理论也指出,为提高税制对经济波动的适应性,应减弱对从量税的依赖以及淡化主观评税的色彩。三是在税收征管质量方面,有效税制理论主张:一要减小税基的侵蚀程度;二要降低税收征收时滞;三要加强税收征管;四要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总之,一个有效的税制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是:高的集中性指标;低的分散性指标;低的税基侵蚀指标;低的征收滞后;高的客观性指标;低的从量性指标;适当的罚则;低的征收成本。
(四)优化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从古典学派到现代供应学派,许多西方经济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探讨优化税制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优化税制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系统研究了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激励理论问题。优化税制理论认为:充分、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在不对称信息的现实条件下,无法获得完全“中性”的税收工具,运用“扭曲性”税收具有不可避免性。在“最优税收”不能满足的条件下,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扭曲程度的税收工具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扭曲程度最小的税收,运用“次优理论”来指导税制的设计。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优化税制理论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中顾此失彼的现象,即从理论上探讨了效率、公平与财税收入这三大方面的协调问题,又在实践中同时运用公平与效率原则来指导税制建设,强凋信息对税收征管的约束同样也是优化税制理论的一大特色。
① 维托。坦兹:《有效税制的质量特征》,载于《税收译丛》1998年第3期。
三、现阶段我国税种结构的优化措施与途径
我国的税收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通过这两次税制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的税种结构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种体系与结构。总的来看,我国税种结构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税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分布不甚合理。现有税种对捕捉经济活动税源的能力十分有限,有许多重要的税种仍处于严重的缺位状态。税种之间的协调性较弱,税种与税种之间的冲突、税收的交叉征收以及经济性双重征税现象在全国税制中仍普遍存在,某些税种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我国税种结构框架存在较大的缺陷。—个优化的税种结构中所包含的税种只能是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财产税类的税种过少,调节功能明显呈弱化状态,开征与设计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同类别的税种对效率目标或公平目标的偏向不是十分明显。三是我国税制与有效税制的几个质量标准还存在相当的差距。税制的分散度指标偏高,税基侵蚀较为严重。税种中的从量税过多,简化定额征收现象较为严重,征管力度仍显疲软。四是整个的税制建设及税种设计对信息需求的考虑不很充分,使得税收征管的理论与现实难以达到均衡。针对以上状况,近期优化我国税种结构的思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