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传播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信息传播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考虑一个具有N个节点和E条边的网络，节点代表个体，两个体之间有联系则对应的两节点之间就有连边，用两个相连节点的共同邻居数表征两个体间的亲密程度。每一时步，网络中的个体处于以下4种状态之一：1)未知态(unknown)，个体尚未接收过信息；2)已知态(known)，个体接收信息后，因怀疑该信息的真实性而不愿意转发；3)认可态(approved)。个体相信该信息，下一时步转发给他的邻居；4)疲惫态(exhausted)，个体转发后，对传播该信息失去兴趣，不再转发[11-12]。开始时，随机从网络中选择一个节点作为传播种子，而其他的节点属于未知态。这个种子会将信息传给它的邻居而在同一时步自己变为疲惫态。而一个节点(未知态或已知态)接收到信息，它就会依据自己接收此信息的次数以及自己与传来此信息的邻居的亲密程度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决定接受与否。这种规则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两个特点-记忆性和社会强化，同时边权对信息的传播有影响。

2仿真及分析

用R表示接受信息的节点数目，那么在最后阶段R越大就代表信息的传播范围越广。图1描述了在不同的参数和不同的强化因子b下，网络结构对传播范围R的影响。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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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析《着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两稿的[1]相关规定

    关键词: 三网融合;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内容提要: 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存在规范漏洞,而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表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但深层次分析可追溯到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弊端。《着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的“修补型”方案仍不足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已有的成熟立法例,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远程传播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三网融合也称“三网合一”,是指目前的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最终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各种资源共享的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在三网融合下,一台高清电视机除了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还可以登陆网站浏览、下载歌曲影视;一台电脑除了上网浏览、下载歌曲影视,还能收看传统电视节目;一部手机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可以收看电视节目、无线上网……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电脑任何一个终端获取本来只能通过其他终端才能获得的信息,此时电视兼容电脑,电脑涵盖电视,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彼此互相兼容。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即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2013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这预示着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兼容合并为代表的“三网融合”已成为我国信息传播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2]。

    在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三网融合也对我国《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最能体现三网融合技术的互联网电视机为例,用户通过该款电视机不仅可以收看一般的电视节目,还可以上网随意点播和定时收看网络影视大片,而这些电视节目和网络内容的传播都是通过一个传播终端—互联网电视机进行的。这就使得通过互联网电视机的作品传播行为变得异常复杂:既有无线传播,也有有线传播;无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无线电波传播,也有现代的Wi-Fi无线网络传播;有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有线电视传播,也有以互联网宽带进行的有线网络传播;这些无线或有线传播既可以通过交互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向式进行。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作品传播行为在立法上如何定性?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产物,即“根据特定传播媒介设定特定权利”。在此立法路径下,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广播”传播作品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专为“网络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在三网融合下,广播和网络已经可以互联互通,上述各种传播行为都可以跨广播和网络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对作品的传播基于“广播”或“网络”所作的区分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由此便提出现行立法规定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三网融合的技术背景下如何修改乃至重构的问题。2012年3月31日、7月30日,国家版权局先后公布了《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和第2稿,其中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进行了修改,那么这些修改草案能否解决实践中已经存在的问题?能否应对三网融合乃至将来未知新技术的挑战?应当如何建构我国未来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模式?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并提出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重构的设计,以期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着作权法》修改提供参考。

    二、三网融合前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规范难题

    (一)广播权的规范难题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用于规范以“广播”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广播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涵盖于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权利”。可以看出,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传播”仅限于以有线方式对已经广播的作品所进行的“间接(二手)传播”,而不包括“直接(第一手)传播”即有线直接广播。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在有线电视已经基本普及的今天,如果某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直接播放他人作品被起诉,对该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实践中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3],也有法院认为侵犯广播权[4],还有法院认为侵犯电视播映权[5];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侵犯机械表演权[6]。很显然,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该种“有线直接广播”并不属于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广播”行为,也很难纳入“放映权”或“机械表演权”的控制范围,由此造成专为控制“广播”行为而设的广播权却难以规范这种行为的难题。不仅如此,广播权还难以规范对有线直接传播的作品的无线转播、有线转播和扩音器转播等转播行为。

    从历史解释的视角分析,广播权的这一规范难题似乎可以追溯到《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因为前者直接来源于后者。后者第11条之二规定,广播权是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进行下列使用的专有权:(1)播放或以其他任何无线发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其作品;(2)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3)以扬声器或其他任何类似设备传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规范的第(2)种行为是“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该规定将“有线”传播(转播)的“间接性”表述得更为清楚。据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源于《伯尔尼公约》而不是我国着作权法,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而并非我国独有。但事实情况是,由于《伯尔尼公约》中的广播权确立于有线电视技术诞生之前,在有线电视技术产生后确实也面临无法规范“有线直接广播”的难题,但此问题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中通过“向公众传播权”已经得以解决(下文将专门论述),因此这一问题在国际条约中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2001年我国修改《着作权法》时WCT就已经制定并颁布,而且有线电视当时在我国也已经出现并在城市大量普及,但2001年修改后的《着作权法》既未参照WCT制定向公众传播权,也未回应技术发展扩张《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的适用范围[7],而是仍然照搬已经被WCT所发展了的《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的规定,由此造成了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难题

    2001年我国《着作权法》修改时增加了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专门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网络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被涵盖。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网络传播行为”具有“交互式”的特点,即“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由此使得近年来日趋流行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又称“非交互式”,即公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取作品,而没有个人选择余地)无法涵盖于内。用户在时间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此类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认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认为侵犯“应当由着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理论上也观点不一。{1}用户在地点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局域网传播作品,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较大的单位或者经营性网吧在其设置的内部局域网传播作品,其共同特点是,单位的员工或网吧的消费者只能到该单位或网吧获取作品。实践中网吧经营者因在其经营场所内的局域网上非法传播影视作品被起诉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定性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复制权”,也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或“机械表演权”或“其他权利”等。{1}笔者认为,造成以上两类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在移植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时,以偏概全地将该条强调的网络传播行为的一部分—“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作为该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全部内容予以照搬,形成了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仅能规范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从而导致了对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涵盖的局面[8]。

    三、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新挑战:以互联网电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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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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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 传播权 合理使用

所谓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显然，就有必要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情形，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种情形

1.个人上传

针对个人上传，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个人上传其实就是数字化过程的复制，而根据世界版权组织（WIPO）1991年31条第IX项规定“公约里翻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针对实际语言，即人类语言”。既然是复制，则应该属于著作权人专有，但是为了个人目的而上传作品，是否应该经得著作权人同意呢？

我们浏览网上电影，很多都写着，本电影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这些电影大多数都是免费的，如果个人使用真的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这些电影是合法的存在，只要他写明是用于个人目的的。

但是合理使用很重要的另一个构成要件便是不得影响作品的潜在的市场价值，而我们一旦把信息上传到网上，信息便可能大范围的传播开来，从而影响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比如，就近几年网络电影的迅速发展，就对电影行业就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上传后的作品，许多人可以进行转载和下载，从而更一步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对这样一种行为，个人认为并不能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因为网络的使用者都对网络传播的特性有认知，上传者明知自己的上传行为是会损害此部作品的潜在价值，影响著作权人利益，即便设置为禁止转载和下载，观看也会损害其利益。因此必须对这一行为应予以必要的禁止,但也不应该一律禁止，否则信息很难在网上传播开来，使网上的信息量减少，违背网络传播信息的冲突。但是个人上传如何控制，发现后如何维权，都存在一定操作上的困难。

笔者认为，除可采用限制上传他人作品的长度，禁止转载，下载之外，著作权人本身就要做到对自己作品的保护，另外针对电影等音频资料的著作权人，完全也可以借助网络这种可广泛传播的特性，改变营销方式，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

2.个人转载

转载是将作品在网络上进行传输的行为，对这种传输行为的性质，一部分认为是发行，但根据著作权“发行一次用尽的原则”，一旦著作权人传输后，则不能在对他人传输要求权利，因此不利于保护作者的权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复制，但是认定为复制，则不能体现出面向公众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转载具有发行和复制两方面的性质更为妥帖。

我国关于转载的规定最早是采用了法定许可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在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中就删去了第三条的内容，因此对于转载问题我国法律是侧重于对著作权人的保护的，但是对于个人转载而言是否也应该剥夺，笔者认为，涉及他人作品的情况下，在他人明确表示禁止转载的情况下，即便是个人使用，也应予以剥夺。

3.个人下载

下载就是指通过P2P软件将网络上的信息复制下来，储存在下载人的电脑之中。由于涉及到著作权人作品的复制，因此可能涉及到侵权。个人从网上下载作品，其破坏性不如上传，转载，基本上不会对著作权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下载后，下载人将作品用于其他用途，那么可能涉及到侵权。因此有的国家限制了一定时间的免费下载量，超过一定的量则可能涉及侵权。笔者认为，单纯的下载应该是不予禁止的，而针对采取一定技术手段，下载不予下载的内容或需付费内容，或者下载后，用于其他用途，则不应纳入个人使用的范围。

二、关于个人合理使用的思考

如前所述个人合理使用问题主要包括个人上传、个人传播、个人下载这三个方面。对于不知情个人下载来说，由于其对权利人的权益破坏度不是很大（网络侵权“避风港”原则），是可以考虑将个人下载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里，但要区别下载人是否善意。

2011年8月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鲍某侵犯知识产权一案做出判处被告人鲍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追缴其犯罪所得99846.38元，并处罚金15万元的判决。鲍某出于个人对音乐的爱好，在网络上为网民提供500多首未经授权的音乐试听，而成为我国首例个人因提供歌曲非法下载而获刑的第一人。

鲍某出于个人“喜好”而提供歌曲下载，由于其行为是面向公众的，并且会使权利人的作品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从而极大的破坏权利人的权益，因此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笔者认为，个人传播网络信息是网络信息的重要来源，绝对的限制，不利于网络中资源的获取，因此应该有所限制，根据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和网络的特点归纳为：第一，目的的限制，一般来说，就是考虑有没有从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受益，即非盈利性。第二，已经发表的作品，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上传还未发表的作品，是严重的侵权。第三，不得影响作品的潜在的市场价值和不得引用作品实质部分。很多个人都是在作品发表不久后，通过一些其他手段，将作品复制下来（个人复制根据情况可以构成合理使用），然后上传，破坏了作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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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深层链接

（一）“深层链接”的界定

从技术上而言，网络链接可分为“普通链接”和“深层链接”两种类型。在普通链接中网站的内容和网页所显示的网址是完全匹配的，用户通过网站链接进入网站页面后，可以真实的知道自己所在网页的网址。普通链接中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无太多争议，深层链接确有所不同。深层链接（deep-link）是指设链网站所提供的链接服务使得用户在未脱离设链网站页面的情况下，即可获得被链接网站上的内容，此时页面地址栏里显示的是设链网站的网址，而非被链接网站的网址。但该内容并非储存于设链网站，而是储存于被链接网站。1简而言之，设链者以自己的网页外观形式呈现其他网页所拥有的实质内容，并且对于这些内容，设链者并没有在服务器上储存下来，只是提供指引作用。

（二）深层链接的现实困境

深层链接的行为特性，使得深层链接颇具争议，尤其集中在深层链接行为是否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上。对于深层链接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用户通过深层链接可以直接获得侵权作品，设链者的行为就是一种“上传”行为，此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还有学者认为用户虽然可以通过深层链接获得作品，但是在这一行为中起实质性作用的却是被链接的网站，深层链接只是作为一种通道而存在，构成帮助侵权。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2004年正东唱片、新力唱片、华纳唱片诉世纪悦博音乐作品一案，对于界定深层链接是否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着突出的意义。世纪悦博公司是一家专业的音乐网站，该网站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大陆专区、港台专区及欧美专区等版块，每个版块下又排列着相应的歌手名称和演唱的曲目。这些歌曲被设置了深层链接，用户通过点击歌曲名称，可以直接将第三方网站的内容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中，并且，这些歌曲是第三方网站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非法上传的。唱片公司认为，世纪悦博公司这种未经许可提供深层链接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对其提讼。一审法院认为，世纪悦博公司在设置深层链接的过程中对歌曲的信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和加工，从而吸引用户扩大自己的服务范围，世纪悦博公司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提供链接通道服务，而是一种提供信息服务的行为，这意味着，设置深层链接是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的侵犯。对此，世纪悦博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世纪悦博公司的深层链接行为在本质上依然属于链接通道服务，但是，它在未履行相应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被链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130条有关“共同侵权”的规定判决被告败诉。对于被告法律的责任，一审的判决认为世纪悦博公司在未经三大唱片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公开在互联网上传播其作品，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给唱片有限公司造成了损害后果，构成了对唱片有限公司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二审法院认为世纪悦博公司作为大型的音乐网站在设置深层链接时应当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其放任了自己的行为，参与、帮助了被链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明显，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深层链接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关系之探析

著作权法通过赋予权利人一系列的专有权利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如复制权、演绎权、广播权等，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落入专有权利控制的范围，是判断侵权方式的关键所在。如果一种行为落入某种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之内，则该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否则只能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即明知或应知他人侵权而帮助或引诱他人实施侵权行为，从而构成“间接侵权”。2本文认为要分清深层链接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首要的问题是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要件入手，分析深层链接有没有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落入则构成直接侵权，如果没有落入，需要通过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进一步分析深层链接的侵权形式。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要件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通过该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个构成要件为“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这里我们着重强调“提供”二字。一种行为之所以触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首要的前提是行为人在未经著作权人的允许下向公众“提供”了侵权作品，如果没有提供行为，何来后续的侵权之说？那么，什么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中的“提供”行为呢？这里的“提供”是否要以别人实际下载或者浏览为构成要件呢？这里我们有必须追溯到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源头，根据当时的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来理解“提供”二字的含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的主要来源，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八条中“提供”的英文表达为“makingavailable”，它的意思是指“使可获得”，这里是指使他人获得作品的“可能性”，并非他人已经实际获得作品。只要行为人未经权利人的允许将他的作品“上传”或者以其他方式“放置”到面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或计算机中，在不存在法定免责的情形下，不论有人是否实际浏览和下载，行为人的行为就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二个构成要件为“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一构成要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主要的区别，它体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交互式”的传播特点，突出用户的主动性。用户可以从一个作品的开始进行观看，也可以从中间观看，这一切都取决于用户自己的意志，这与传统的“点对多”的传播方式中用户被动接受信息有很大的不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两大构成要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区别于其他专有权利的主要特征。当行为人在未经权利人允许的情况下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权利人的作品，使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有获得该作品的可能性，又不存在法定的免责情形时，行为人的行为就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否则，只能从行为的主观条件出发，看其是否构成“间接侵权”。

（二）“深层链接”没有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对信息网传播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后，深层链接是否落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构成直接侵权呢？本文认为深层链接行为没有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原因如下：首先，深层链接是为扩大侵权作品的范围提供了便利，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是，这是否就符合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呢？答案是否定的，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中的“提供”含义为“使可获得”，表示一种“可能性”，即可能使公众获得该侵权作品。那么深层链接是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本质原因吗？扩大侵权作品传播范围的基础是以侵权作品的存在为前提，在设链者设置深层链接之前，该作品上传行为已经完成，深层链接只是扩大了该侵权作品的传播范围，这并不意味着扩大了传播范围等同于“提供”作品。本质上决定公众获得歌曲文件“可能性”的仍然是被链接的网站，而不是设置链接的网站。如果被链接的网站删除了歌曲文件，或是关闭了网络服务器，那么设置链接的网站即使保持原有的链接，也无法使得公众通过点击这些链接来获得歌曲文件。3所以，即使设链者对侵权作品进行了相关整理，并扩大了传播范围，但其行为的本质仍然没有脱离提供链接的范畴，没有向公众“提供”作品，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第一个构成要件。从国际来看，这一观点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澳大利亚在其现有法律中新增“向公共传播权”这一新的专有权利，这一做法与中国有着相似之处。鉴于两国相同的背景和相似的处理方式，所以澳大利亚法院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方式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其中澳大利亚的“环球音乐公司诉Cooper案”与我国的“三大唱片公司诉世纪悦博音乐作品案”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Coorper公司是音乐网站的经营者，环球音乐公司认为Coorper公司未经允许对其网站上的歌曲设置深层链接的方式是一种“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获得录音制品”的行为，要求Coorper承担侵权责任。澳大利亚主审法院认为：Cooper网站提供的深层链接虽然能够使用户下载并获得文件，但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被链接的网站，Cooper网站只是提供了一种便利，它并没有使公众“获得”该作品，不是公众传播行为。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法院并不认为深层链接是一种“提供”作品的行为，尽管设链者可能对被链接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整理，但是深层链接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链接通道。除此之外，美国《Nimmer论版权》这一权威的版权法著作认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责任时明确的指出：提供指向有侵权文件网站的链接不构成“直接侵权”。4综上，深层链接并没有向公众“提供”作品，其本质上仍然是链接行为，所以深层链接并不满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要件，没有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之内，不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

（三）“深层链接”可能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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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认定标准 适用法律

一、引言

信息网络传播是指着作权人采用有限或无线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欣赏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着作权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着作权人享有的一种专有性权利。例如着作权利人享有利用网络分享自己作品的权利、有授予他人利用网络分享自己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也有禁止他人没有经过许可利用网络传播自己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不但保护了着作权人的权利和权益，而且实现了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人、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使用标准的混乱和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上诉率高居不下的现状产生。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司法适用标准之争

查看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类案件，对侵权案件中适用何种标准在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现笔者就几种观点进行评述。

1.服务器标准

“服务器标准”是现有理论上略占优势的“主流”观点。这种标准主要从现有的技术角度，从客观上来认定连接行为是否侵害权利人权利。换句话说，侵权的认定应当从信息网络传播权认的服务器上来判定深度链接行为的法律性质，即以该链接内容是容是否存在于设否由设链者“提供”为侵权判断的依据。在理论争议的过程中，服务器标准的支持者为了证明该标准的可适用性，他们试图从扩宽适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和传播主体的范围来解决服务器标准的缺陷。笔者认为，“服务器标准”虽然从客观上来判定行为人的提供行为是否侵权，但是对于一种纯技术标准，一方面它存在的前提是技术的存在，当这类技术被淘汰后，则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面Χ嘌化的提供行为，它并不能全部予以覆盖。因此，“服务标准”并不是解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标准的最终方法。

2.用户感知标准

“用户感知标准”认为设链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来作为深度链接行为侵权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用户感知标准主要是以普通用户的主观感受作为判断标准。从用户感知标准的构成来讨论，其范围并没有突破直接侵权认定的法学逻辑，即只有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才是构成侵权的“行为”要件，而且只可能构成直接侵权，当该行为被认定为搜索技术服务提供行为时，则只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或者通过不正当竞争法来予以解决。笔者认为，用户感知标准即使是从事实出发，但是因其系从用户主观出发，且主观标准没有具体的把握尺度、随意性大、对侵权的过错认定过于宽松等不足，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等相关制度无法适用。所以，对于一种不具备法律价值的“工具”仍将其作为侵权认定的标准显然不具备实际意义。

3.法律标准

“法律标准”即立法的角度出发，在适用的过程中通过对特定事实的评价作为侵权行为的认定。从对事实的认定时同时适用评价因素时，评价因素可以作为事实因素扩张和限缩的依据，这就解决了认定“提供”范围受限等等问题。正如李颖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挺法官王艳芳认为，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定还要考察信息网络传播权得真正含义，不能仅看我国着作权法的中文字面含义，而必须追根溯源，考察国际公约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英文含义――“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确定“使之处于公众可获取的状态”是界定“提供”行为的结果。笔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采取服务器这种纯技术标准并不能应对科技发展的变化，在复杂多变的信息技术面前总是表现了它力不从心的一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再者，如果以用户感知标准来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也过于不能对复杂多变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进行完整的评价 ；因此，为了实现著作权人、权利相关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应当支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从事实标准向法律标准的回归。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法律之争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案件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的现象。如一些案件中，法院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作为判决适用的法律，而另外一部分判决中则适用《着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从法律保护的对象来看，《着作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核心在于保护权利人对其着作权作品的控制，具体到信息网络传播权来看，则是对作品的网络传播行为的控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角度则是对权利人权益的保护，其重点在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属于一种事后规制。因此，在这类案件中直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解决的只能是个案，且这种判例不具备太大的参照价值，如果在其他案件中直接适用这种判决，则会有法官造法之嫌。笔者认为，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可在涉案链接行为不能被《着作权法》保护时，以回避侵权认定标准的方式时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其作用上来看只是权利人权益保护的兜底性条款，若要解决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侵权问题，还需要将链接行为放置《着作权法》体系内进行规制。

小结：科技的日新月异，产业模式的变革和法律政策变化，导致着作权法的变迁，使得人们需要跟随技术发展的步调不断地审视着作权内容保护的新形势，并且调整相应的法律法规适用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平衡权利人、权利相关人、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以促进网络着作权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孟兆平.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体系的重构.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6.

[2]孔祥俊.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中国法制

出版社，2015.

[3]石必胜.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知识产权的基本思路.

科技与法律，2013（5）.

[4]李颖.快看影视APP盗链侵权案审理思路和相关思考.中

国版权，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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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相关权利 比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时新增的一种著作权，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1]这一权利的规定，迎接了网络技术发展给著作权法律关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弥补了原《著作权法》缺乏专门调整网络著作权法律关系的空白，[2]堪称是“与时俱进”之作。但是由于该权利在法律中规定甚为简略，尚有许多问题值得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其中之一便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著作权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为调整作品的网上传播产生的法律关系而设计的。一般而言，作品的网上传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传统作品（指非数字化的作品，下同）的数字化；其次，是数字化作品上网即上载进入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计算机系统；最后，是社会公众成员通过与ISP相连的计算机终端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这个过程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下载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分别类似于传统作品的翻译、发行或广播、复制。因此，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权利主要有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这些权利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著作权的理解。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

    信息网络传播的第一阶段往往是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即将传统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适合上网的形式。[3]传统作品数字化过程的实质是将以人类常用的语言文字表现的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以计算机语言记载的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所以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表面上看就是一种“翻译”。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是指特定的人们无须借助任何仪器即理解其含义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翻译“是指这些语言文字间的相互转换。计算机语言不能为人们直接理解，必须通过计算机转换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方可为人们所理解，所以计算机语言不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将传统作品转换为数字化作品，不能算是”翻译“。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产生的作品，会产生新的著作权，其著作权归翻译人。其原因在于”翻译“并非一个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翻译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翻译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再创作“。传统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完全是由计算机运用程序完成的，是一个纯机械化的转换过程，不需要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不是一种”再创作“，因此操作者不会也不应该享有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事实上，数字化作品只是适合通过计算机再现的作品，与原作品仅发生了载体的变化。因此，信息网络传播过程涉及的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属翻译权的”覆盖“范围，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应为相互独立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4]修订前的《著作权法》未明确规定发行的含义，而是由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其义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5]可见“发行”指的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无论是有偿提供（出售或出租）还是无偿提供（赠与），其结果都是使公众获得了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但问题是何谓“原件”，何谓“复制件”？修订前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所谓作品“原件” 通常是指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载体，包括纸张、胶卷、录音磁带、计算机磁盘等等；所谓作品“复制件”是指原件以外的能够传达与原件相同信息的载体，同样包括纸张、书籍胶卷、录音磁带、磁盘、光盘等等。

    传统知识产权法理论认为，作品的发行必须包括作品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转移，即书籍、报刊、磁盘、光盘等记载作品的“物质材料”的转移。[6]仅能为公众感知，而不向他们提供复制件的行为不构成发行。[7]作品经数字化以后，在网络上传播，仅为作品的数字化传输，经计算机终端转换再现作品内容，从而为公众欣赏，并未发生作品载体的转移，因此，有学者认为，要把传输归入发行的概念之中，恐怕很难。[8]然而，在国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程序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多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尽管计算机程序的原件仍然保留在发送该程序的计算机中，但是接收了传输的计算机内存或存储装置中却各形成了一份该程序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和以其他更传统的形式向公众发行作品没有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让公众获得了作品的有形（tangible）复制件。[9]这一观点，虽然有对“发行”作扩张性解释之嫌疑，将其解释为“让公众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件”。然而这一扩张性解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如果对“载体”作这样的理解即载体是指能够记载作品并且无论是否借助仪器均可再现的物质材料，那么就可将计算机内存或其他存储装置视为载体，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计算机存储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原件，此外的记载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尽管发送作品的计算机存储装置没有发生位移，但作品信息通过网络发生了位移，以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可以理解为作品载体发生了转移。因此，数字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行。

    2000年11月2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虽然规定“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修订前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那么，网络传播是其中一种呢，还是与这些使用方式并列的一种呢？如果是其中一种，是哪一种呢？《解释》语焉不详。从本质特征上分析，网络传播更多地类似于发行（关于网络传播与播放的关系，下文将进行分析）。因此，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以前，我国司法实践如果类推适用发行权“覆盖”信息网络传播并未出现法律适用错误。 [10]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

    《著作权法》修订以前，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被规定为“播放权”，其义为“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的权利。“播放”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特指以无线电波或者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很明显，“播放”不包括网络传输，因为其仅限于有线电视系统，而网络通常不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播放权”不能“覆盖”网络传播。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规定为“广播权”，其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11]从该项规定分析，广播的形式包括：（1）以无线即电磁波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公众通过特定的接收装置可以欣赏到作品。这是广播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广播可能通过音频方式，也可能通过视频方式。 （2）以有线即电缆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12]这种形式的广播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另外，饭店、商场、公众娱乐场所、某些交通工具等也有这种形式的广播。（3）通过扩音器或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这是关于广播方式的“口袋”型规定，以备科技发展出现新的广播手段而致法律不敷适用。

    从广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权法领域，广播的实质是以能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作这样的理解，网络传播也应包括在其中，因为网络也是能够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网络传播与传统广播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众无法控制广播节目的播放时间，一旦错过节目播放时间便无法再接收到。但笔者以为，这种差异，仅仅是技术含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广播不包括公众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传播形式。因此，将网络归入法律规定的“类似工具”似乎无可非议。

    正因为广播与“网络传播”不存在不可协调的本质性的差异，所以某些国家干脆将二者合并规定，构成一种“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享有的控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就是所谓“公众传播权”。如2001年5月22日由欧洲议会通过，同年6月22日颁布实施的《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及有关权指令》就规定了这种权利，它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专有权，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权利。[13]欧盟的这种规定，是将传统的广播（或播放）与网络传输进行整合，对原广播权内容作了明确的扩充。这种整合并非毫无道理。[14]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分别进行规定，在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

    复制是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复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复制既包括以与原件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如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抄写等（我们可以称为“同形复制”），也包括以与原件完全不同的形式再现作品的行为，如将工程设计等平面图形作品制作成立体的工程模型或建造成工程（我们可以称为“异形复制”）。狭义的复制仅指“同形复制”。无论是“同形复制”还是“异形复制”，其作用都在于使人们可以欣赏到原作以外但又不丢失原作所载信息量的“作品”。所以复制的本质功能在于再现原作，能够再现原作的行为均为复制。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作品上载以后，人们通过计算机欣赏作品所获得的信息量不会比欣赏原件获得的信息量少（美术作品可能例外，比如运笔、着色等不如欣赏原件感受真切，但这种信息量的减少，与人们欣赏同形复制件信息量减少的程度应该大致相同）。就数字化作品的上载而言，上载在ISP的计算机系统内产生了作品的备份，并通过计算机可以再现，因此上载是一种复制行为。同理，社会公众通过计算机终端上网浏览（不下载）网上作品，作品在终端机屏幕上为用户所欣赏，同样是一种再现，应属于“复制”，因为此时在计算机内存中产生了作品的复制件，尽管这只是临时复制；下载网上作品，以期通过计算机再现，在本地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产生了作品复制件并被固定下来，更是将作品制作成 “备份”的行为，是一种复制行为。有人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复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有区别，因为后者同时伴随了载体的“再现”，而前者不会产生载体的“再生”，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15]笔者以为，计算机及其存储设备共同构成网络作品的“载体”，如果将信息存在硬盘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虽然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但这与一本书只有在打开后方可获取其中作品的信息并无二致。网上浏览的确没有将信息固定于计算机终端的存储设备上，但可以视为终端与远程主机共用存储设备，只要公众愿意，可以再次上网欣赏该作品，因此临时的再现也不失为一种复制。

    由此可见，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必然涉及复制过程，网络传播权如果不是单指“传输权”，即数字化作品从一计算机传往另一计算机的权利的话，就必然包含复制权的内容。只是权利人在权利受损时，主张了网络传播权，就没有必要另行主张复制权了。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数字化作品的上载、网络传输、公众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等过程。与传统的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比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相互独立，与复制权关系密切，与发行权和广播权的内容非常接近，虽然也存在这样的区别即能否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种区别不是本质的。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通过扩张性解释发行权和广播权解决涉及作品的网络传播纠纷不会出现法律适用错误。我国现行法律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单独规定，显然与发行权和广播权有一定交叉，但还不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如果整合现行发行、广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等传播方式，创立一种能够覆盖各种传播方式的“传播权”，即亲自或许可他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专有权利，则著作权权利体系设计逻辑将更为周延。[16]

    注释；

    [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二）。

    [2]据统计，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我国发生的与网络传播有关的著作权纠纷案提交法院审理的就有几十起，由于缺乏相关规定，某些法院是通过扩张解释现行法律有关规定进行判决的。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 -98页。

    [3]对于直接通过计算机创作产生的作品，已是数字化作品，不需要另行数字化。

    [4]参见《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六）。

    [5]参见原《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颁布，已失效）第5条之（五）。

    [6]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7]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61页。

    [8]参见马克·戴维生：“计算机网络通过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王源扩译，载《外国法评译》1996年第5期。

    [9]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0]典型案例可见1999年北京海滨区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该案一审判决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待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者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二审法院也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的使用仍属《著作权法》规范的使用方式。简单介绍参见胡唯嵘：“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10日第3版；详细介绍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6 - 98页。

    [1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一）。

    [12]法律规定中“广播的作品”一语令人费解，不知是“已被广播的作品”，还是“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是前者，则“有线广播”不能直接使用作品，而必须使用已经广播的作品。这似乎是说，“广播”只有一种，即无线广播，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是后者，则直接用“作品‘，岂不更简洁？本文作后一种理解。

    [13]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4]相反意见认为网络传输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对传统版权法的扩大解释予以解决。参见吴汉东、胡开忠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5]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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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

>>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实施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界定与适用性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浅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浅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试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难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利益协调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罪罚适用及其完善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刍议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点思考 浅谈档案信息网络化服务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冯晓青，胡梦云.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J].武陵学刊，2011（4）：87.

[8]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128140.

[9]刘戈.视频分享网站间接侵权责任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235.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HE Peiyu1，2， LIU Mengxue1

（1.Civil &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fast advancement of the network transmission a new way of tort sugarcoated in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ises. By comparing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ound the world，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pply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which has some weaknes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single standard to identify the infrin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tort does not subdivide， vicarious liability is not fixed， interest and burden is unbalanc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described abov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nd advice on the consummate of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 should point out the applic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nd clear the tort liability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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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邻接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图书馆

作者简介：郑小燕（1980-），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7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65-02

近几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及版权法版权保护砝码的失衡，代表公共利益的图书馆不断被推进法律诉讼的漩涡。是图书馆必然应当演化成一个普通的网络节点无任何特权权益？还是现有法律制度设计存在重要缺陷？图书馆作为基本的信息传播者，却不能如其他信息传播主体那样被赋予同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为了给数字图书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提供法理依据与保障、实现新的利益平衡，是本文的核心目标与价值追求。

一、邻接权

（一）邻接权概述

邻接权，英文为“neighboring rights”，原意是指相邻、相近或者相联系的权利。是指作品的传播者在传播作品过程中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邻接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邻接权通常主要包括表演者权、广播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三类；广义邻接权，是把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一律归入其中，或把那些与作者创作的作品尚有一定区别的产品、制品或其他含有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能称为作品的内容也划入其中。邻接权的主体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人或组织。邻接权的客体并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而是邻接权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二）邻接权与数字图书馆

传统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的机构，从此意义上说，图书馆与作品的传播没有太明显的关系。而现代社会，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数字图书馆的产生，使原有邻接权的法律体系受到了挑战。

一般认为，邻接权主体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必须处于信息传播者的地位；二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而现代数字图书馆首先要在网络上将大量的文献资源进行传播，应该是信息的传播者；其次，数字图书馆要对其传播的作品进行分类加工、创建学科数据库、并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无疑是在作品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就此两方面而言，数字图书馆具备邻接权主体的构成要件。数字图书馆应该成为邻接权的主体，享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自身权利的缺失、利益分配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赋予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赋予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法律地位的意义

（一）为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传播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网络时代是传播时代，邻接权的产生也是传播技术进步的结果。图书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读者的新的需求，传统的服务模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数字图书馆就是一类特殊的信息网络传播者，特殊之处就在于，其是虚拟的、没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这种新鲜、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有时也把数字图书馆卷入侵权诉讼的漩涡。为数字图书馆信息传播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使其与其它信息传播主体（报刊社、表演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制件者）一样享有邻接权方面的相关权利，有利于数字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

（二）是当代数字图书馆多无化服务的依据

图书馆主要是为大众读者提供无偿服务的公益性机构，这是由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决定的。而数字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向用户提供的是超出了公益性范围之外的高成本服务，这些服务不是每个用户都需要的，而只对专门的用户有特别意义，免费服务已不再能使文献信息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而图书馆有偿服务需要法律更加明确的支持，相对于版权而言，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特征更加突出，建立数字图书馆邻接权制度，赋予图书馆邻接权人的合法地位，就是从法律上对图书馆在传播信息中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予以认可，使图书馆有了同其它信息传播者一样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得到发展的动力依据；也是数字图书馆多元化服务的法律依据。

（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使数字图书馆能与其他信息传播者一样，享有相关的邻接权，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网络秩序，也是网络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加强了数字图书馆的责任感。赋予图书馆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并不会影响数字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为了使数字图书馆不致于同其他邻接权人一样承担相同的版权责任和版权风险，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邻接权制度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来提前预防和避免。由于图书馆不享有邻接权人的地位，使数字图书馆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限制，由于受制度的影响，也会对其他信息传播者形成不正当竞争。因此，赋予建立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法律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数字图书馆的论述，数字图书馆也可以也应该成为邻接权主体，享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数字图书馆作为基本的信息传播者，却不能如其他信息传播主体那样被赋予同等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限制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当代社会是网络时代，数字图书馆也要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赋予数字图书馆以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有其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新名.网络传播中的邻接权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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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复杂网络；灾害信息；传播特征

灾害是指由某种不可控制、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或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坏的现象。由于灾害发生的突然性和破坏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在灾害信息传播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以及即时通讯软件、“博客”等新型网络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因此灾害信息传播已经不可能受到单方面的控制。

“非典”前期，由于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保持沉默，使得各种谣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传播，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恐慌。由此可以看出灾害信息传播一旦失控，会使本来失序的社会更加混乱，并由此带来衍生灾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因此，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状况下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相关方面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在灾害信息传播方面主要是从新闻学的方面来研究：灾害报道应该实现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系统介绍灾害信息的发展史等。没有从灾害传播本身的特征进行研究，忽视灾害传播特征对灾害信息传播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灾害传播的控制，有必要针对灾害信息传播特征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首先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相关理论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

1灾害信息传播的过程分析

根据当前灾害信息的多样化，其传播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的灾害信息和各种谣言、负面信息两大类。各种谣言、负面信息是指由于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隐瞒或虚报、延迟报道而产生的各种、负面的受众不信任的信息。

本文以Fink(1986)提出的危机4阶段论为基础，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了相关分析，给出灾害信息传播的4个阶段，分别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以2007年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分析这4个阶段(图1)。

(1)潜伏期由灾害发生到灾害信息开始传播的这一阶段。随着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潜伏期的时间越来越短。要对灾害信息传播进行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灾害信息传播的潜伏期对灾害进行有效控制，减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台风罗莎10月2日08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4日02时加强为强台风。即10月2日至10月4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潜伏期。

(2)突发期从灾害信息开始传播到灾害信息开始迅速传播的阶段。突发期是年阶段中时间最短、对受众心理冲击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如果在突发期内对灾害信息进行刻意隐瞒或虚报、延迟、模式化报道，会使受众失去对传播者的信任，增加公众的疑惑，导致社会危机及衍生灾害的产生。10月5日、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突发期。

(3)蔓延期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的一个阶段。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即时通讯软件、多种传播形式使得灾害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即使当灾害得到平息和解决时，在新型传播媒介中仍会存在很多议论和大量负面信息。台风罗莎在我国大陆l0月10日结束，但其仍然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10月7日至l0月1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蔓延期。

(4)解决恢复期灾害妥善解决、人民生活恢复正常、物质生产得到恢复、社会恐慌得到平息、整个社会恢复到灾害发生前的状态。在解决恢复期中，做好灾害信息的传播机理和影响的研究工作，总结灾害信息传播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和健全相关的防灾体系提供依据。以10月17日起为台风罗莎的解决恢复期。

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

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

目前国际上在流行病传播、计算机病毒在In．ternet上的传播等领域利用复杂网络进行研究是比较多的。此外，国内外专家对谣言的传播也进行了相关工作Zanette研究了在小世界网络中的传播情况；Moreno等发展了Daley等在1964年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认为非均匀网络传播过程最终听过但不传播的人数与感染概率有着紧密联系；

Dotts和Watts认为无论是社会网络还是信息网络中的传播蔓延现象，相应的模型都可以归结为泊松模型和临界值模型。

灾害信息传播的基础是社会网络，因此可以应用复杂网络的观点来阐释灾害信息传播的特征。灾害信息传播的网络模型示意图如图2所示。

用节点表示灾害信息传播中的个体，如果两个个体之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发生传播与被传播关系，就认为这两个个体之间存在连接，这样就得到了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而可以建立相关模型来研究这种传播行为。而灾害信息传播模型研究的关键是传播规则的制定和网络拓扑结构的选择。

2．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

2．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结构的划分

灾害信息的传播途径与谣言基本一致，可以参照Moreno等人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方法对灾害信息传播网络模型的结构进行分析，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分为灾害信息未知者(Igorants)、灾害信息传播者(Spreaders)、灾害信息知情者(Stiflesr)三种类型。i(t)、s(t)、和r(t)分别代表这三种类型在人群中的比例。

如图3所示，灾害信息在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未知者之间传播。灾害信息传播者向它的邻居节点传播信息。当接到信息的节点是灾害信息未知者的时候，灾害信息未知者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而如果信息传给了灾害信息传播者或者灾害信息知情者，则前者以1／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

2．2．2网络结构中各参数的分析

参数A代表着信息传播过程中数据会出现丢失的情况，并不是每次连接都成功。参数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在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前连接的灾害信息传播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平均次数。

灾害信息传播者把灾害信息传递到它的相邻节点时，如果该节点为灾害信息未知者，后者也将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成功。如果后者已经知道了灾害信息，则会导致灾害信息传播者失去传播信息的兴趣，从而以l／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此次信息传播的小过程失败。

2．3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反映着网络内部结构的不同和系统功能的差异。它的统计性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平均路径长度是指所有节点之间的最大距离的平均值，它描述了网络中节点间的分离程度，即网络有多小，也就是灾害传播网络中所有传播途径传播信息的平均长度。

(2)聚集系数用来描述网络中节点的聚集情况。在灾害信息网络中表示灾害信息传播者与灾害信息未知者、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关联程度。

(3)度和度分布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节点度分布是指网络中度为k的节点的概率P(k)随节点度k的变化规律。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度就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k个灾害信息未知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传播信息。顶点的度指标用于描述该传播者对传播网络中其它传播者的直接影响力。节点度的分布函数反映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宏观统计特征。

(4)介数分为边介数和节点介数。节点介数为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的数量比例；边的介数是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边的数量比例。介数反映了相应的节点或者边在整个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节点介数说明该节点对于网络中信息流动影响的大小。介数的分布特征反映了不同传播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即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影响程度。对于评价各种传播媒介的重要性、评价防灾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基于复杂网络的灾害信息传播特征分析

3．1网络节点的大规模性

一个重大灾害发生后，其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数必定十分庞大。要做到灾害信息传播既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又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和由此带来的衍生灾害，就应该对大规模的灾害信息传播网络节点进行分析，找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即公众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强、在网络的影响大的节点。衡量这些节点是否关键的主要依据是它们的介数和度分布。

3．2网络连接的稀疏性

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并不是所有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分布是相同的。主流大众传媒由于其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受到公众的普遍信赖，那么主流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就要比其他节点的高。在这一区域的网络连接就比较密集。反之，过于失实的灾害信息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其传播范围就比较小，则这部分的网络连接就很稀疏。

3．3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是由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传播者和受众组成，因此每个节点都具有自己的动力学特征，且各个节点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整个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也就具有极为复杂的动力学特征，不能简单的用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对其进行分析。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网络具有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3．4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所花费的时间与下一节点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传播节点的度和介数及信息的可靠度等有关。沿海的人们对于有关台风的信息就会比较关注，而对于内陆城市的人而言，此类信息就不很重要。这就体现了灾害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3．5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在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灾害信息未知者传递信息的这一过程中，信息内容是否不会发生变异以及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靠，这就是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3．6信息传播引发衍生灾害的可能性

灾害本身具有破坏性，由于灾害信息内容不同，公众对灾害信息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必然导致信息传播的速度不一样。而灾害信息的传播也可能引起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形成衍生灾害。例如在“非典”期间各种有关SARS的信息肆意传播，引起某些药品的短缺、物价的抬高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增。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可表现为信息中心增多、传播过程的重复性。

4结束语

本文将灾害信息传播过程分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等4个阶段，并以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对4个阶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