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评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策评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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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注释：

[1]詹国彬。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困难及对策[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高富锋。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缺陷及对策分析[J].求实，2004.1

[3]雷洁。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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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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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核心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p#分页标题#e#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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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博弈研究为切人点，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将博弈理论与区域政策相结合，详细阐述了区域政策的博弈论基础与博弈方法，并以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为案例，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深人地分析论证，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理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1博弈理论溯源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如何进行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博弈(game)最早产生于下棋、打牌、划拳等游戏中，m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问世，首次提出“大多数经济行为应当按博弈来分析”的一般博弈论思想，为经济博弈论的构建与完善奠定了基础。随后，纳什明确提出“非合作博弈均摸卜-一纳什均衡”的基本概念，为非合作的一般理论和合作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基础。进人50—60年代，博弈论研究空前高涨，围绕“纳什均衡”博弈理论不断完善，由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重复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等，尤其是随机分析方法下的“贝叶斯一纳什均衡”成为博弈论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90年代以后，博弈论开始融人主流经济学并对经济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已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在宏观、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环境、福利经济学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博弈分析是博弈理论的核心，其基本内容包括对弈者、策略、报酬(动态赛局还应加人赛局树、分配法则及咨询集合)。对弈者指参与博弈的双方，是博弈分析的主体;策略是博弈双方在各自信息基础上所采取的对策，它受到博弈规则(相当于游戏规则)的制约;报酬亦称支付，是博弈双方通过对弈的预期所得。对弈者在追求报酬最大化前提下通过适当的策略组合使博弈双方达到某种特定的均衡—纳什均衡，此均衡亦是所有对弈者的最优策略集合。

2区域政策的博弈论基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充分体现了政策分析的博弈特征。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外贸政策等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已将博弈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涉及到区域政策，这一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用博弈论观点来看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有着鲜明的实际背景。

区域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统称，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问题区域(落后区域、萧条区域及膨胀区域)的出现，市场调节失灵，市场机制对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无能为力，由此，政府干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人是区域政策形成的基础，它决定了区域政策的特征:首先，它产生于市场机制对解决区域问题失灵的欧盟地区，是欧盟国家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缓解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工具。其次，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转移支付在促进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使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变得更为复杂。第三，政府通过制定区域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支持有发展前景型产业，遏制、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无发展前景型产业，从而达到援助、引导、开发问题区域的目的。政府的这种经济行为，在促进区域内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极易导致消极对抗、寻租及搭便车等现象的发生，进而使得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行为变得复杂起来。

区域政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可博弈性，博弈双方即为政策制定者(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和政策接受者(各级地方政府、公众或企业)，二者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导致博弈双方出现利益冲突及行为不一致现象，从而使区域政策分析具有十分典型的博弈特征。

区域政策博弈一般包括四个要素:①博弈双方，即区域政策主体和客体，政策主体指政策制定者，即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政策客体是指政策的接收者或政策的实施对象，即各级地方政府、公众或企业。②预期报酬，即区域政策目标。区域政策目标从总体上说是引导区域经济活动、协调区域经济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从中央政府角度来说，一般可归纳为两类: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追求效率目标是使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追求社会公平目标，就是通过运用政策手段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取得最大的社会公平，实现地区间相对均衡发展，提高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而地方对区域政策的反应，一般仅仅是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范围的经济发展。公众和企业更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③博弈策略，即政策手段。针对区域经济问题，中央政府会采取有区域性差别的措施—区域政策。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诱导、限制、规范、鼓励等，使其按政策所制定的方向进行。而政策实施对象会以变通的手法来“应对”政策。④博弈规则。就区域政策博弈而言，“制度”与“法律”是博弈正常进行的保证，即“游戏规则”。

3区域政策博弈方法解析

区域政策博弈本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众及企业关系博弈的一种表现，在进行博弈分析时，也应围绕这层关系展开。区域政策博弈分析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区域政策目标函数的选择

确立各类行为主体的目标函数，必须把各类行为主体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以局中人的角色相互博弈。如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起始目标一般是追求效率和社会公平，而其最终目标乃是预期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和公平只不过是实现整体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步骤。各地方政府实行区域政策的目标函数是以地方利益为中心，力图使地方利益最大化。公众和企业则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确定目标函数。在进行目标选择时，博弈论要求任一局中人的决策函数必然受到另一些局中人策略选择的影响，即充分考虑对方的反应，当局中人的目标之间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时，能够协调相互关系，实现博弈均衡。

3.2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

区域政策工具是达到区域政策目标的保证。通常情况下，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控制措施和间接控制措施两类。直接控制措施是通过强迫某些类型的主体从事既定的活动来实现目标。如进口配额、消费配给、最高贷款限额、建立公共部门企业和各种形式的规则等;间接控制措施指通过影响、引导主体决策的变量来达到目标，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选择确定财政行为的基本规则，它通过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达到发展、稳定、实现公平与效率、抑制通货膨胀等目标的长期财政战略和短期财政策略。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范围很大，它不仅涉及到就业、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等各方面，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需一定的立法程序来完成。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为了追求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它以影响社会就业、价格水平、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等为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实施的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它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对社会总需求产生迅速而直接的影响，具有作用范围小，行政时滞短，效果时滞长，受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或制约程度相对较小的特征。由于货币政策使用灵活，作用效果独立性强，它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倍受青睐。贸易政策一般包括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鼓励出口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内容，带有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

区域发展政策是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它抽象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贸易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是增强地区发展活力，解决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的政策的综合。区域发展政策由与地区发展相关的财政投资、财税管理、金融信贷、外经外贸等方面的政策组成，它包括国家直接投资地区的发展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建立和完善各项发展基金、支持基础产业和重点地区建设等)、国家间接投资的发展政策(金融管制、规模化投资基金、鼓励联合投资等)及特殊地区优惠发展政策(经济特区、特殊贫困区等)。

区域政策是一个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集合。在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其政策选择充分体现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贸易政策及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统一(图l)。

3.3区域政策效应分析

区域政策效应分析主要强调对区域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事前和事后评估。事前评估是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已设计的若干区域政策方案在未来实施过程中的结果和效益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分析。主要内容有:①分析预测影响区域政策方案实施的各种因素;②根据区域政策目标，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③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处理，确定评价参数值;④确定评价方法;⑤分解估算区域政策方案的投人产出项目，用确定的评估方法对区域政策未来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事后评估是当区域政策实施到一定阶段时，对其实施背景、条件、结果和效益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分析。内容包括:①对已实施的区域政策效果进行计量，并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确定政策效果;②对区域政策实施背景、条件进行分析，修订评估结果;③根据新条件、新因素确定的评估结果，微调原政策方案，以保证政策的时效性。另外，对区域政策效应评估还应注意以下四方面内容:①该项政策的实施能否(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②对现实经济产生或即将产生多大影响;③影响政策效应发挥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解决;④政策效应的“时滞”有多长。

3.4区域政策的调整与协调

从发展的观点看，区域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间动态的”，不同时期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和政策手段不一定相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实施了经济重心向沿海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后，我国区域政策目标开始由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转向兼顾公平和效率，在把握好公平度的基础上突出效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另外，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必须在各个经济政策之间保持协调。

4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分析

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分别代表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实施对象，即构成博弈双方。在这一博弈中，政府为达到其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而制定出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例如，通过贴息贷款或直接投资等政策给予区域内新兴产业或重点行业以资金支持，通过出口信贷鼓励产品出口，通过税收优惠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了调控区域内部分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如对工艺落后企业、污染严重企业，政府可能通过提高税收、提高资源利用率、限期达标、发放许可证、设立专项贷款用于设备改造等政策逐步改造甚至限制部分企业发展。另外，政府基于总体的考虑，对区域内同一产业或行业在不同阶段可能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观察政府行动来获得信息，并进而采取自身行动。二者的相互对弈就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赛局(gam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为讨论方便，我们假定只有一个政府和企业，政府对企业政策的制定有“鼓励支持”和“抑制发展”两种形式，企业本身存在两种可能，即政府支持型(有发展前景型)与政府抑制型(无发展前景型)。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及其扩展式见图2、图3。

分析上述支付矩阵及其扩展式，首先，企业有两种可能形式，属有发展前景型的概率为µ，无发展前景型概率为1一µ，政府出台影响企业发展政策有两种态度——支持和抑制。在企业为有发展前景型企业时，政府支持的概率为，抑制的概率为();企业为无发展前景型企业时，政府支持的概率为，抑制的概率为()。而企业为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政府政策有两种反应，即积极利用与消极对抗，其概率分别为x和(1-x)。若企业为有发展前景型企业，同时积极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则政府可得报酬为3，企业可得报酬亦为3;若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极对抗，则政府可得报酬为1，企业可得报酬为2，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若政府抑制有发展前景型企业，当企业积极配合时，政府可得报酬为0，企业可得报酬为一1，如果企业采用消极对抗方式，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1。若企业为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同时积极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2;若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极对抗，则政府可得报酬为0，企业可得报酬为一1。若政府抑制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当企业积极配合时，政府可得报酬为2，企业可得报酬为1，如果企业采用消极对抗方式，则政府可得报酬为一1，企业可得报酬为1.5。

在上述支付矩阵的支持下，我们来寻求该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点(BNE)以找出不同情况下的最佳策略选择。

政府的决策:政府知道自己的策略，对有发展前景型企业，一般情况下采取支持态度，而对于无发展前景型企业则采取抑制态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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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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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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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协调；经济；发展。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调节和控制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区域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区域政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即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

区域经济政策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应当依据以下几个条件来判断：一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相关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差距趋于稳定；到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差距则趋于缩小。因此，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区域经济政策应该选择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在经济发达阶段，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倘若一个国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已构成经济近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有触发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区域经济政策就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反之则应把效率目标放在重要地位。三是社会资金积累能力和政府可用于开发的财力。因为公平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可运用的财力、物力。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选择效率导向型还是公平导向型，必须依具体情况而定。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开始的。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经济重心主要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这对于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发展经济，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东西部的矛盾愈来愈明显，已经开始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这时就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西部大开发应运而生。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期间给予西部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扶持，政策带来了地区发展巨大的优惠优势，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向西部加大投入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产业政策向西部地区优先投产许多的建设项目，通过投融资政策不断改变西部投资软环境和提供优惠信贷等等。政策措施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同时更重要的是协调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有利于我国整体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共处、人民的安居乐业。

二、西部大开发中的主要政策分析。

资金是地方发展的血液，国家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解决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按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

另外在解决由于长期地方财政枯竭造成的社会生活发展迟滞的问题上，国家采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如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

产业政策是地方经济建设方向性的重要指导性方针，主要目的和方法是针对不同区域功能的区域设置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发展潜力产业，限制发展落后产业，禁止发展淘汰产业。对于西部大开发首要解决的产业问题是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发展的不规范，因此国家在西部地区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包括：水利、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特色农业发展，水电、优质煤炭、石油、天然气、铜、铝、钾、磷等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色旅游业发展，特色高新技术及军转民技术产业化。加强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项目环境监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设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国家除了要利用好宏观调控的职能外，还要积极使用市场这把利刃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因此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投融资政策鼓励企业在西部加大投资力度，用金融信贷的优惠措施吸引企业提高在西部投资的比重。

首先是大力改善投资的软环境。深化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大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减负脱困、改组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原则上允许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除国家重大项目和有特殊规定的项目以外，凡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或利用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一道按规定程序报批，初步设计、开工报告不再报政府审批，相应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强化服务意识，消除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保护，加强依法行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企业。

另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银行根据商业信贷自主原则，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能源项目建设。加快国债配套贷款项目的评估审贷，根据建设进度保证贷款及早到位。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

参考文献：

[1]杜肯堂。区域经济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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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经济在U型底部会停留比较长的时间，非常关键的原因，从过去几个季度的情况来看，经济需要在底部位置解决经济在上一个扩张过程之中所积累和遗留的许多不平衡因素，这些不平衡因素至少表现在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第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去存货化和去泡沫化；第二个问题，竞争性行业产能过剩。第三个问题，银行体系在这个过程之中，所积累的不良资产的压力，同时银行体系还面临着在利率自由化改革加快进程下调整的压力，这些不平衡因素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经济在底部需要震荡和调整比较长的时间，并为新的扩张积蓄力量，经济必须寻找到新的突破点、新的发力方向，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性产业的去产能化、通过优胜劣汰来和盈利水平的提高来实现，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积累，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管制或者垄断性行业向民间资本的全面开放，并通过体制的变革重新获得新的增长力量，在这个领域由于存在很多技术的复杂性，从改革的推进到改革真正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投资的扩张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因为一些技术性原因，经济在过去几个季度的时间里快速下降，并且很可能在二季度进入U型左侧底部区域，但是经济在U型底部需要调整比较长的时间，经济特征可能在不高的增长水平上，比如七上八下的水平上，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上下波动。

经济增长率U型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货膨胀的走向尽管滞后于经济增速，但是作为大的走势和方向尚处在U型调整态势之中，通货膨胀底部看起来会在今年三季度达到，在这个水平上，因为经济增速处在比较低的受抑制状态，通货膨胀总体上来讲会在底部不太高的水平没有显著趋势性方向做比较长时间的波动，直到经济重新获得向上的力量。从今年年初以来，经济快速下降，整个经济政策开始逐步转向相对偏宽松的方向，整个经济底部调整过程中，我们可以确信，整个经济政策的立场在总量层面上一定是中性或者中性偏宽松的，这样政策立场全面调整，一定等到经济摆动U型右侧，并且一段时间以后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和暴露，经济政策立场才会全面调整。

我们知道，影响市场的因素非常多，但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问题，结合对经济周期的判断，我个人倾向性看法是市场本身如果从去年的年初来看，如果把去年年初作为起点往后看几年的时间，市场上总体上应该处在U型调整的格局之中。我个人认为市场出现单边的趋势性，无论是基本面推动的，还是资本面推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非常强劲的上涨，这样的可能性在经济处在U型底部区域并且在这个区域调整比较长的时间里，这样的前景应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市场比较大的上升很可能出现在经济即将到达U型右侧的时候。从时间上来看，和经济摆动U型右侧的时间是匹配的。但是这样的上升，即使站在现在角度评估，我这样的上升是很难持续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当经济进入U型右侧以后，在U型右侧后半段很快会遭遇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瞬间的高点很可能超过过去十年所看到的最高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暴露，和宏观调控政策全面调整，市场快速上升过程很快让利于盈利和估值双杀跌作用下的快速下跌过程，从历史经验看，这样的下跌会回吐上升过程所有的涨幅，从而将市场重新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附近，这样一轮非常激烈的调整结束以后，整个市场才有可能转入一个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比较良性的上涨或扩张中，这是从经济到政策到市场基本的评估。

我们对短期之内经济形势的评估，短期之内经济增长动力非常弱，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对总量的放松政策无疑抱有很多期望，在最近这段时间宏观经济形势整体走弱的背景下，市场对新一轮扩张政策看起来抱有比较高的期望。我个人的看法是，对这轮宏观经济扩张性政策的效益，至少从对资本市场效益来讲，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个人认为它的效应就像新生婴儿的安慰奶嘴一样，可以满足市场心灵渴望，但是任凭如何用力实际上不会产生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对市场作用更多是安危性的，没有更多非常具有实质内容的意义。

篇9

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无非是“积极加稳健”相搭配。

就积极财政政策而言，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

就稳健货币政策而言，为期几年的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以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为代表的各类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已经形成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在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和凸显期的背景下，一旦物价上涨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极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我们不宜再以推高物价为代价而硬性实施天量货币驱动。

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要调结构、控物价，在不以牺牲调结构和推高物价水平为代价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操作，正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任务。

受制于多种因素或牵制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可以发现，暂时抛开货币政策的布局问题不论，至少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以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涉及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这一段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

这便意味着，在当前的中国，实现稳增长的重点应当也必须放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上。可以说，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成败。

也许是困扰欧美诸国的财政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人们对于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形势异常敏感，以至于在推进结构性减税方面缩手缩脚，止步不前。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逆向行动——实施结构性增税。故而，也就有了恰当地评估当前财政收入形势并与推进结构性减税相联系的必要。

这当然要拿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根据财政部最近的信息，今年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1.6%。这个数字，尽管较之去年同期回落18.9个百分点，但是，若换一个参照系，按照今年9%的预算收入增幅指标计算，则是“超出”预算2.6个百分点。它意味着，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走向，不过是以往增速的放缓，而非负增长，更非低于预算指标的增长。它所能影响的，至多是超收收入规模的多与少，不会动摇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篇10

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愈加凸显，是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应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使平均税负水平实质性下降。

在全面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定。这样，我国已经连续实施两年的“积极加稳健”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延续至第三个年头。不过，考察以往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轨迹可以发现，继续实施不等于全面复制。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可能包含不同的实际内容，甚至包含显著的调整或变化。深刻认识、正确把握这些调整和变化，对于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13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须满足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

从2008年算起，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演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加稳健货币政策。这两种搭配，总的倾向都是扩张，只是扩张的力度和结构有所不同。

在连续实施5年的扩张性操作之后，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财政扩张性操作至少有三点不同：其一，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其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有所显现。较之危机前，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任务更重，也更加紧迫。其三，随着全球经济持续震荡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更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必须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为此，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满足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同时锁定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

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增赤、减税、扩支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必然要落实于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三个方面。

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实施财政扩张，2013年的财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把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000亿元和2700亿元）合并计算，2012年财政预算赤字的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预期，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额当以数千亿元计。

再看减税和增支。一笔特定数额的财政赤字可以支撑减税，也可以支撑扩支，还可以同时支撑减税和扩支。这取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把握。鉴于税收和支出的乘数差异，一般而言，扩大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扩张性效应。然而，考虑到兼顾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的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则可以判断，201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以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心。

以结构性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是因为减税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将更多的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2012年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进入2013年，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财政扩张的作用将愈加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

扩大政府支出，对于实施财政扩张无疑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扩大政府支出的操作曾作为主要载体而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凭借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载体的操作，我们才得以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轨道。但是，鉴于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鉴于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已经日趋凸显，2013年的扩大政府支出操作将不能不有所节制。各级政府不仅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而且对即便是必须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也要在鼓励并引导好民间投资的同时，更多地投向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意味着，在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中，用于支撑扩大政府支出的部分应少于往年，起码要少于用之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数额。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进一步说，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收入所占份额较大、可称为主要间接税的，分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1年，这3个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份额分别为41.1%、15.25%、8.79%。其中，增值税最适宜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其一，根据“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为改征增值税，营业税终归要被增值税“吃掉”。其二，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和与能源、资源消耗有关的商品。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牵涉到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历来难以达成共识，不能不格外谨慎。其三，增值税块头儿最大，系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都会显著影响税收收入全局，其减税效应可能最大。故而，以减少增值税为主，显然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正确选择。

目前正在上海等地试行的“营改增”方案，本身就是一项涉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结构性减税举措，为削减增值税税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一，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营业税无抵扣而导致的重复征税现象，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减少，从而使其税负水平得以减轻。其二，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增值税转型改革而带来的两税税负失衡矛盾（随着增值税税负下降，营业税税负相对上升），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缓解，从而使相关行业的税负水平减轻。其三，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并新增两档较低税率，增值税的平均税率水平以及整体税负水平将趋于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