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初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环境移民；气候移民；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 C92：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9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环境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环境移民、生态移民和气候移民。目前这些概念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尚不一致，鉴于统一的概念界定有助于学界明确研究问题、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本文拟从厘清这几个密切关联的概念着手，分析概念的内涵及其驱动因素，阐明概念的理论基础， 并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应对环境移民问题的政策建议。

篇2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黄老学

黄老学是托黄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同时兼采儒、法、名、墨众家之长而形成的一套治国理论体系。它兴起于战国中期，经二百余年，至秦汉时发展到顶峰，黄老学不仅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想，而且全面渗透到当时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实践。这样一种重要和显赫的学说，长期以来却缺乏重视。《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不及道家，更不言黄老。这种忽视，直到司马迁父子著《史记》时才有改观，可以说《史记》对黄老学的贡献极大。

《史记》为黄老学命名

黄老学是从战国中期以来的客观存在。它有自己的学者，如慎到、尹文；有自己的著作，如《管子·心术》上下、《慎子》、《淮南子》；更有效绩显著的治理实践，如曹参用盖公之言治理齐国。但在历史上首先对黄老学从学术的角度予以关注的是司马迁父子，首先对黄老学予以命名的是《史记》。

在《史记》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黄、老合称，更没有黄老学的名称。关于黄帝的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国语·晋语四》等史料，另外《逸周书·尝麦》记载了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了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传说。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以来，黄帝这类传说中的“帝王”逐渐脱离了神的身份，开始进入人间的帝王世系，黄帝还成为了姬姓氏族也就是周的始祖。在这些历史传说中，黄帝与老子没有任何关联。

黄帝在被历史化的同时，也被学术化。在诸子著作中是否出现黄、老连用或者二人共同出现呢？首先看道家和黄老学派著作。道家《老子》不提黄帝。《庄子》内篇中《大宗师》黄帝两见，都是夹杂在许多传说帝王中被提及，没有特殊地位，没有具备学术特征。《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有关黄帝的事迹较多，但老子和黄是体道者或大道的宣传者，有老子言黄帝的例子，却没有黄帝和老子并列提起。《鹖冠子》提到一次黄帝，与老子无关。法家著作《管子》多次提到黄帝治理天下，但都不提老子。《商君书》中《画策》提到一次黄帝。《吕氏春秋》中《应同》、《去私》等篇中多次提到黄帝，与老子无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对老子言论进行解释和生发，与黄帝无关。其他篇章如《扬权》引黄帝的话又与老子无关。儒家著作几乎不提老子和黄帝，《论语》、《孟子》找不到关于黄帝、老子的痕迹。《荀子·天论》是儒家很少的几次提到老子的例证之一。另外，《易·系辞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黄帝。

总之，通过考察发现，在《史记》之前的著作中，没有黄老连用的例证。只有到了《史记》中，开始大量出现“黄老”、“黄老之言”、“黄老术”等说法。如《乐毅列传》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田叔列传》说：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袁盎晁错列传》说：邓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司马迁有多种不同但是类似的说法：“黄帝、老子之言”、“黄老言”、“黄老之言”、“黄帝、老子之术”等等。“言”，言论，学说。“术”，学术。在《史记》的语言系统中，“言”和“术”是同义的。例如《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里的“言”和“术”同时出现，都是指黄帝、老子的学说。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把黄老视为一种独立的学说而一再申说的。

对于这一学说，司马迁有时称作“黄老”，有时称作“黄帝、老子”，可见黄老学说的名称还没有完全固定。而司马迁称“黄老”的时候远远多于称“黄帝、老子”，则可见他更趋向于命名为简洁的“黄老”。正是这将定未定之间，更说明这一名称确实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此后，“黄老”一词才盛行于汉。把“黄、老”并称或合称，使之成为一种学术的名称，是司马迁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术文化现象的真实记录与概括总结。这个命名不仅仅是赋予一个名称，而具有辩明学术的意义。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各家著述中没有“黄老”的名称，但是在口耳相传中有人使用了“黄老”或者“黄帝、老子”的说法。可是从目前存世的材料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汉初习黄老的陈平曾自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比他稍晚一点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黄老”之实冠以“道家”之名。这说明在当时以“道家”称“黄老”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和司马迁同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集体创作了《淮南鸿烈》，这本被现在学者普遍认为是黄老学集大成之作的集体著作中也没有任何一处指明自己所宣扬的是黄老学说。另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道家及与道家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入土时间是汉文帝时，其中也没有黄老一类的说法。这些都佐证，在司马迁之前和同时代，没有学者使用“黄老”的说法。

《史记》记述黄老学发展史

《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它通过为黄老人物立传而记载了黄老学发展史。《史记》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黄老学起源于何时，但司马迁通过记录太公、管仲、范蠡等人的事迹，表明黄老学具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其思想萌芽可能相当早。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向人们揭示出，在战国中期，黄老学主要通过齐国稷下学者发展起来。关于黄老思想何时形成，现代各家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一致同意的是，稷下学宫是黄老学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司马迁以非凡的学术眼光记录了稷下学宫的繁荣和萧条，记述了稷下学宫中众多学者的学术活动。

稷下诸子的思想对稍后的儒家荀子、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有深刻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揭示，黄老思想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源头，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是吸收黄老思想的营养成就自己学说的。曹元忠说：“太史公之传老子、韩非，传其学，非传其人也。”②确实，司马迁作这样的人物列传就是为了记录学术发展史，保存先秦学术的面貌。如今，后人也确实凭着司马迁的记录才能寻绎出一条黄老学发展的线索。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司马迁还记载了黄老学在齐地流传的情况：“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条线索弥足珍贵。在当代的道家和黄老学研究中，虽然说出土文献《黄帝四经》等材料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但学者依然需要借助《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研究《黄帝四经》等材料。

随着汉王朝的建立，黄老学迎来应用于实践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楚汉战争的连绵战火之后，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黄老学的基本思想是实行无为而治，提倡宽简的统治政策，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更适合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施于极乱思治之后”，因此大为兴盛。汉初朝野上下弥漫着黄老学的气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人，都是黄老学的热衷学习者和实践者。也因为他们把黄老学应用于治国实践，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汉代人物传记中，司马迁记载了黄老思想在汉初七十年的应用情况。汉初七十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这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为汉武帝时期的强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后，由于汉武帝崇儒，也由于黄老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黄老学在武帝时期逐渐衰歇，退出政治舞台。

《史记》以史实诠释黄老学理论

黄老学理论著作存世的并不多，如《管子·心术》上下等，又比较抽象，这给黄老学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史记》刻画了许多活生生的黄老人物，通过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诠释了许多黄老理论，使黄老学研究相对丰满许多。

例如，无为而治是黄老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以往的黄老著作中对其论述主要在于理论构架和设想，是司马迁第一次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汲郑列传》、《史记·田叔列传》等篇章中通过生动的史实向人们展示了无为而治的方方面面。汉高祖刘邦时期，采取了去除秦朝苛法、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措施，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与黄老思想暗合。曹参在齐国向盖公学习黄老之术，用以治理齐国，齐国大治。他入朝为相后，在全国推广，成效显著。吕后、孝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③对于匈奴的挑衅，实行和亲政策，所以能够“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④。汉文帝时期，去除了收奴相坐律令和肉刑，史称，“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⑤并且发展生产，“劝趣农桑，减省租赋。”⑥景帝时期，有“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⑦等惠民政策。

又如，把黄老哲学思想中有关谦退处下的内容结合现实政治形势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这是汉初对黄老学的重要发展，司马迁通过《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传记展示了这种以明哲保身为目标的人生哲学的应用情况。在老子思想中，那些所谓“权谋”思想和“谦退”思想并不是直接相关的，是汉初张良、陈平、萧何这群黄老人物的实践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发展成为人臣的保命术。这种明哲保身之术，其总体特征是识时务，知进退，守分际，临急能变，知机善谋。其表现形式是在避祸的前提下，不居功，在功利面前谦退自下；自污，授人以柄；藏其锋芒，远离政治漩涡等。对于这些处世的学问，《淮南子·人间训》说：“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这可视为对汉初人物实践的总结。

司马迁创造性地发展了黄老学

司马迁博采各家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有选择地接受了黄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发展，成为他“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这里只着重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在政治上，司马迁特别赞赏“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赋予其新内涵。老子首先提出用清静无为治国。黄老思想通过因循理论把老子消极的无为改造成积极的有为。无为理论，应用在治国上就是不妄为，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应用在君臣关系方面，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司马迁对于君主驭臣之术不感兴趣，而对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司马迁给清静无为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统治阶层对人民要宽简行政，约法省禁，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二是要求统治者少欲、节俭，不为私欲扰民。黄老理论要求人主“漠然无为”⑧，主要是从养生和治国理论出发，而司马迁以民众的需求为依据，发展了“清静无为”理论。

其二，在经济上，把“因民之欲”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黄老思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⑨，对于治国来说，最大的因循就是因民之欲。司马迁对黄老学说最大的贡献是根据“因民之欲”的理论，在经济领域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司马迁指出人求利的欲望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从欲望动力的观点出发，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⑩，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应和听任各种经济活动自由发展，最坏的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与民争利。在两者之间，他还提出用经济政策和教育手段来规范市场和民众经济行为，来补充“善者因之”的理论。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司马迁就提出了以遵循经济规律和顺应民众求利欲望为基础的一套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十分宝贵的。

其三，在吏治上，把“循名责实”发展为各司其职。黄老主张在名正法备的前提下施行君无为而臣有为。要求君主运用刑名理论，循名责实，以奖惩为手段督责臣下。黄老学说以循名责实为手段达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这暗含着君臣分职而治的倾向。司马迁把这种倾向更进一步发展为各司其职，要求统治阶层的每一个角色都严守自己的职责。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通过对曹参、陈平、张释之言行的记录表达了这一观点。也就是管理系统内部的上下不同层级应该依据各自的角色分工来实施管理行为，以此为基础，不仅实现了君无为而臣有为，更要实现“上无为而下有为”，每一层的上级都应该给下级一定自由度，让下级更有为。君主与丞相之间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丞相与执事的卿大夫之间则是又一重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依此类推，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职责，各自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

我们以往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较少从黄老学术角度考虑，研究黄老学也经常忽视《史记》的地位。事实上，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司马迁以及《史记》应该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3页。

②（晚晴）曹元忠：《笺经堂遗集》，转引自韩兆琦《史记笺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81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8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2页。

⑤⑥（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097页。

⑦（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⑧（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篇3

关键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每个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由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历来就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与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以上这些国家危机爆发既有如经济结构、负债规模、负债比例、经济政策等内因,也有诸如国际贷款的盲目性、国际游资的冲击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国家间缺少必要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对危机的产生尤其是加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各国央行应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等工具的协调来使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上证明国币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对于各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上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相互依存、经济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扰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并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依据。对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一问题,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会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问题,这需要各国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其后Cooper(1968) 对国际经济政策相互依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理论上指出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后来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开放经济下,由于各国在货币政策领域相互影响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国实施货币政策在影响本国经济的同时还会影响他国经济即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经由国际市场传递其他国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属于人为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市场溢出效应也称为自然效应,指一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波及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不能使其他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免疫),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对此作了较早研究,其中,哈马达运用博弈论说明了两国模型中的政策协调过程并得出结论:两国之间的不合作类似于囚徒困境,会产生一个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富兰克尔(Jeffery Frankel,1988)则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各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彼此的福利函数,因此必须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降低整体福利损失。溢出效应主要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进行传递:

贸易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国进口需求下降贸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资本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币利率水平下降本国资本流入他国资本外流产生意外性紧缩。

在这里,借助于Dornbush两国开放宏观经济静态模型,运用最优政策分析的方法讨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从而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分析方法中,最优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协调的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般都有定义明确的政策目标偏好函数即效应损失函数,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明确的,博弈参与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是外生给定的,根据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可分为非合作式纳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每个参与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损失函数做出最优策略选择。模型假设:一是世界经济仅有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且它们是完全对称的(它们有相同的偏好和结构);二是只有两种商品,每个国家生产其中的一种,分别是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三是资本自由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债券完全替代;四是两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前均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其中,y表示本国实际产出,p表示本国价格水平,e表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α表示本国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在本国消费价格水平中的相对重要性,m表示本国的名义货币供给,pc表示本国消费价格水平,i表示本国利率水平,u表示产量和通胀在效用损失中的相对重要性。此处,除利率外,模型中的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另外,模型中的变量例如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冲击时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值,带星号的表示外国变量。这样,Dornbush两国宏观经济静态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为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m-p=yφ-βi为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当不存在冲击时,两国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即m=m*=0,有y=y*=pc=p*c=0,两国不存在政策协调问题;当存在对称的价格冲击时即p=p*=p0>0,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将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则pc=p0+r(m-m*)

(一)非合作式纳什均衡

假设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给定对方的政策选择下,独立选择自己的货币政策来最小化损失函数,其结果就是非合作纳什均衡。由于两国是完全对称的,只需以本国为例进行讨论: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则:m=t1m*+t2p0,为本国的纳什反应函数,即给定外界冲击时,能使本国损失达到最小化的本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表达式,它是外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同理,外国的纳什反应函数为m*=t1m+t2p0。经过多轮货币政策博弈,当两国实现纳什均衡时,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它们将减少相同的货币供应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当存在外部冲击而两国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时,两国货币政策会过分紧缩,从而导致产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假设合作均衡等于由一个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优政策所取得的结果,则效用损失函数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国的讨价还价能力,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显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当两国实行货币政策合作时,其货币政策比非合作时的货币政策更为扩张,产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水平。可见,当两国遭受对称性外部冲击时,实行货币政策协调将会降低两国整体福利损失。

三、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贸易、投资和融资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趋严重,并且各国在货币领域还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冲突。因此,各国在货币领域开展政策协调成为一种趋势,有这些思路。

(一)加强各国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交流包括各国政府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经济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在为政府进行经济预测时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等,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就某项货币政策达成协调。

(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在当前国际货币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它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币值的较小波动就会带来其他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这会改变公众的汇率预期,加剧汇率波动,增加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无益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融资的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缺陷不可推卸责任。因此,改变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广大发展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的话语权,成为后危机时代人们普遍呼声之一,这将有利于各国在重大国际金融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就政策协调达成一致。

(三)加强危机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已经说明IMF和相关国家在危机发生时不能进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机不断向经济联系密切国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银行、IME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协调参与国央行应对危机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在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继实行了联合救市以遏制经济进一步衰退,并已初现成效,这就说明加强各国央行危机管理的协调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监管跨国资本

弗莱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资本自由流动时,本国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加强资本管制,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实际上这已经体现了“三元悖论”。托宾在1972年建议各国共同协作,对短期资本征收统一的外汇交易税即所谓的托宾税,其理由在于: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替代,而且还可以减少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放大对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麦金农在1982年指出,全球对现存的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但由于货币替代,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就发生改变,其后果是既导致了货币市场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各国汇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最终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因此,加强各国当局对跨国资本的共同监管也应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虞伟荣,胡海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的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1).

2、韩贵新,肖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成本收益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袁鹰,涂智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J].上海金融,2007(3).

4、尹继志.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J].上海金融,2008(12).

5、王叙果,陆凯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现状及述评[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9(4).

篇4

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2] 李志刚，吴缚龙，等.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3] 丁蕾.济南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 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y，Mass，1964.

[5] Mill E S.An Aggregate Model of Resours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ian Area[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57）.

[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69.

[7] 徐晓军，沈新坤.城市贫富分区与社区的阶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篇5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货殖列传》 先进 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其先进的、超越时代的独特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

1.肯定人求利求富的合理性思想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一部《论语》“子罕言利”。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儒家在民众求利方面的观点是，鄙视富贵或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地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姓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2.细密的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工粗略地分为“农、工、商、虞”四个部门，认为这四个部门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工、商、虞”是他对当时社会最粗略的社会分工。在《货殖列传》中他又进一步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细致的分工，例如农业、渔业、畜牧业、盐业、矿业、种植业等，并列举社会“末业”中从业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酱、杀牛、造船、漆器、纺织、刺绣等行业，可谓各行齐备，包罗万象。司马迁的社会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

3.重视商业，“素封论”的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农耕文化浓郁的时代，国家政策明显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但司马迁对商业商人非常重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致富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无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税”致富，其他如猗顿经营盐业、郭纵冶铁、乌氏倮经营畜牧业、巴寡妇清开采矿石等，而从事“末业”的如陆地牧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渭川植竹等亦可致富。市井手工业举例说有贩卖油脂的，虽为当时人所瞧不起小行当，而雍伯用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用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用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用它富到击钟佐食，并赞扬说这些人都是由于不耻微小、心志专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举的各种行业中，尤重商业，他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认为民间所产的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货殖”二字，即指“谋求财货繁殖生利”之道。他详细列举了从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顿、卓氏、孙氏、郑程等，并详细记录他们从事商业的事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创“素封”一词，赞扬了他们虽不经皇帝敕封但却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地位。他认为这些商人通过自己的经商致富，富可列侯，同朝廷要员可享有同等地位。而这种“素封”思想，表明了他对商人、商业的重视，对商人、商业的高度赞扬和肯定，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尤显标新立异和难能可贵。

4.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风俗，主张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当地风俗民情特点结合起来，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举了姜子牙被封营丘的事例，那里本来多是盐碱湿地，人烟稀少，因离西周都城遥远而显得荒凉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当地的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提倡工艺技巧；又积极变废为宝，利用盐碱湿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渔业和晒盐业，再让商人把海盐和鱼类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便纷纷流归齐地，齐国便慢慢富裕起来。到后来，齐桓公竟因此逐步积累，经几世奋斗而成霸业。又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宜种植农业，以农业致富。而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善于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等。又举白圭、猗顿、乌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迹。白圭、猗顿都是靠经商起家，乌氏倮依靠畜牧和丝绸贸易，大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司马迁以此为例，主张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和战争一样，都有风险。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话：“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认为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一个人在经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随机应变，勇气上如不能果敢决断，仁德上如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上如不能有所坚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马迁高度赞扬经商者“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出奇制胜的经商智慧，主张致富时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的世俗民风，智富、巧富、以奇致富，这是司马迁教民致富、发展经济又一思想体现。

5.以利养义，反对奸富的思想

司马迁引用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认为道德礼仪的建设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主张“以利养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这三个词是他的发明，这句话也是他的发明。所谓本富，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在当时的社会中认为这样致富是最高尚的，应当受到褒奖和肯定。所谓末富，就是指从事商品交换、冶铁、畜牧、各种“末业”而致富。所谓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着生命危险，靠攫取不义之财而获得财富。如司马迁所列举的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假印、伪造文书、贪污受贿等。他将奸富作为最下等来看，说明了他在致富路径选择上的价值倾向，要走正路，正当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得。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求富者有着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对现世中的当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6.“善因论”自由经济论的思想

司马迁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中，“善因论”思想是他的核心，他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因之”就是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让私营者自己自由进行生产、产品加工和贸易活动，国家不加干预和控制，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思想。而“利导之”就是国家根据市场发展趋势，顺势诱导生产者从事某项产业的经营或在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不要盲目从事某项事业的发展，以保护经营者的利益不受损失。“教诲之”就是国家教育民众进行培训教育，以便更加专业地从事某项事业的生产和发展。“整齐之”就是国家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市场规范化管理，阻止市场垄断和混乱。“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国家利用国家机器、行政权力、官办商业，打压私营经商者，与之争利。譬如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司马迁坚决反对“与之争”，清楚地表明了遵循市场规律，自由竞争，反对国家与民争利的经济思想。可见他的“善因论”的经济思想，明显受汉初黄老道家思想“无为而治”治国思想的影响，也表现了对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淮、酒类专卖政策的反对。“善因论”是司马迁关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的核心论述，体现了司马迁敏锐地观察到国家政策对商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与西方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具有同工异曲的认识价值。

7.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综上所述：司马迁先进的不同于时代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地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的思想；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在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善因论”国家宏观管理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思想。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对现实社会的启迪和意义主要表现在：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这对一谈经济必称西方的某些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响亮的回答；他从人性出发，肯定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比西方“经济人”的概念提出要早1800多年；“善因论”国家经济管理思想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他主张本富，反对奸富的“义利”思想，对我们抓好市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最后，他的“善因论”、“素封论”重视商业的经济思想，到现在也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市场经济管理理论的制定，关于人生存的价值理论判断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5。

[3]冯务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4]陈小赤：《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理论导刊》2008年第2期。

篇6

关键词：矿井支护；改革；科技；管理

中图分类号： TB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13019301

1 “十二五”规划期间矿井支护改革的具体工作内容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矿井支护改革的目标如下：以巷道支护改革为核心内容，以提高单进、单产、经济效益为支护改革的主要目标，克服了资金紧缺、原材料涨价的困难，完成了煤矿开采的目标，具体如下：

1.1 巷道支护

（1）岩巷锚喷支护技术。在总结过去锚喷技术的基础上，加强支护质量管理和控制，推广应用拉线喷浆的方法，保证喷浆混凝土的厚度和质量，也减少了粉尘浓度和回弹率。针对煤矿矿井陷落柱、断层较多的特点，将矿工钢支架作为骨架，解决了巷道破碎地段的锚喷支护问题，也保护了巷道支护的施工质量。

（2）煤巷锚杆支护技术。在煤巷锚杆支护应用过程中，锚杆支护也逐渐从单一锚杆发展为锚棚、锚网梁、锚网联合支护，锚杆品种也从水泥锚杆发展为树脂锚杆，煤层开采也从稳定层发展到顶板破碎层。一方面，大断面综采锚杆支护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在2007年以前，锚杆支护技术一般使用在小断面普采作业中，大断面综采锚杆支护技术的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2012年，在煤矿开采作业中，开始将锚杆支护技术应用到顺槽开采中，为大断面综采技术的推广打下了基础。该项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有效控制煤帮和顶板，还保证了开采作业面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近距离煤层锚杆支护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在煤层巷道中，结合了锚杆棚子等方式，在防止顶板下沉、减少维护量都有很大好处。该项技术的应用，解决了顶板破碎煤层的开采难题。

（3）煤巷锚杆支护的配套技术。锚杆支护液压化的实现和完成，解决了工作面临时支护等问题，也减少了开采作业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也保证了工作面的质量。

1.2 回采工作面支护

（1）提高液压支架、单体支柱初撑力。为了满足采煤工作面质量要求，获取顶板管理的数据资料，应购买矿压观测仪表、仪器，成立了观测小组，对煤矿回采工作面进行观测和分析，掌握工作面支护的情况，指导后续作业。

（2）提高机械化程度。在回采工作面支护改革的过程中，也为矿井的集中化管理打下基础。推广液压支架，采煤机械化等，可以大大提高采煤的效率和质量。

（3）改革普采工作面支护工艺。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煤矿效益的提高，也降低了开采作业中的能源消耗。企业应派相关人员到同行业中进行考察学习，结合自身实际，对普采工作面支护工艺进行改革，这样，可以将人工劳动强度大大减少，提高采煤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4）巩固普采工作面支护的液压比。普采工作面支护的液压比是解决顶板问题的关键。由于传统的单体液压柱支护强度较高、初撑力较大、恒阻性较强，因而能够对顶板离层进行有效控制，解决上下安全出口支护工作量较大等问题。普采工作面支护的液压比的巩固，虽然能对普采工作面产生有利作用，但是由于顶板事故较多、压力过于集中、接触面积较大，影响了煤矿开采作业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普采工作面支护工艺改革方面，普遍采用四对八梁模式，减少事故发生。

1.3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行科学化管理

为加强管理，在煤矿支护改革中，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统一的成本管理，严格执行坑代品出入库手续制度，对金属支架全部进行编号挂牌，通过管理，减少了煤矿开采作业中各种不必要消耗，节约大量的钢材和资金，推动支护改革的顺利进行。

1.4 开展各项活动，促进矿井支护改革的深入发展

为调动各采矿企业深化支护改革，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各种活动，对活动效果进行评分，对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企业给予奖励，激发企业对矿井支护改革的热情。

1.5 推行经济政策

在支护用品的管理上，实行了节奖超罚原则，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结合支护用工管理情况，在成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将其作为支护改革的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在支护改革中有突出贡献、节约能耗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推动支护改革顺利进行。

1.6 加强坑代品检修

坑代品数量的增加，也加大了坑代品维修工作量。在坑代品检修方面，主要进行了如下尝试：一是完善了坑代品检修制度，为减少支架待修量，提高金属支架周转率，在2012年对金属支架设备进行了修复试制，在多次改进后成功研制出一种新的金属支架设备，为支架维修提供便利。二是设置了若干定点修理厂，加强单体支柱检修工作。三是通过油钢罐新工艺的推广，解决了维修作业中的难题。四是不断提高维修人员的素质，加强技术培训和教育。

2 矿井支护改革的作用

矿井支护改革的发展，促进了矿井生产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了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也提高了采矿经济效益，降低了采矿作业中的能源消耗，也保证了采矿作业的安全。

（1）原煤坑木耗下降。在煤矿开采中，坑木消耗作为重

要的经济指标之一，反映了支护改革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与2007年相比，2012年坑木消耗下降了34.98m/万t，缓解了因坑木紧张而制约煤矿开采局面，也促进了煤矿开采作业的持续性进行。

（2）改善巷道支护的状况，提高工作面产量。煤矿支护改革，减少了顶板下沉量，也减少了巷道维护的工作量，避免了支架损坏而阻碍巷端维护的弊端。

（3）减轻人工劳动量，提高掘进效率。在支护改革后，不需要人工搬动支护材料，减少支护的时间，也加快了煤矿开采，提高了煤矿开采作业的工作效率。

（4）节约支护材料，降低巷道支护的费用。矿井支护改革的顺利进行，大大降低了掘进坑木耗，因而降低了支护费用，降低了煤矿开采的成本。

（5）保证掘进工作的安全。煤矿支护改革更加注重支护的质量，加强施工管理，保证支护工程的质量。同时，杜绝了支护掘进工作面顶板事故的发生，保证掘进工作的安全。

3 结束语

在现代化矿井的建设过程中，矿井支护应以高效、高产矿井的改革目标，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装备、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来加强管理，完善各项经济政策，推动支护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矿井支护改革大大降低了煤矿开采中能源的消耗，减少了人工劳动量，也改善了巷道支护的状况，保证掘进工作的安全，是煤矿开采作业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因此，我国煤矿企业应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推进矿井支护改革，促进我国煤炭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顾军，闫壮达，梁天东等.软岩不同岩石层位中巷道支护改革的研究与探讨[J].山东煤炭科技，2012，（4）：254256.

[2]高明有.矿井软岩支护改革实践[J].科技信息，2011，（34）：436437.

[3]胡汉敏.牛栏山煤矿矿井支护改革探讨[J].能源与环境，2008，（5）：109110.

[4]巴图，冯立.矿井深部开采煤巷（回采）支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J].管理学家，2010，（12）：630.

篇7

关键词：外汇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外债余额；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1

一、引言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可以被用来进行对外支付、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干预外汇市场等[1]。自1985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猛扩大，2014年末高达38430.18亿元。近期美联储连续加息，人民币不断贬值，外汇储备也随之回落，到2017年初已跌至29982.04亿美元。面对外汇储备的波动，只有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持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

二、建立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从1985年到2015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选取国民生产总值（X1）、外债余额（X2）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X3）这三个变量，使用EVIEWS软件，利用OLS法建立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fr代表外汇储备规模，βj（j=0，1，2，3）为待估计的参数，μ为随机误差。根据回归结果可决系数为0.9905，说明模型对于样本的拟合程度比较高。F值为936.0915，说明方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较高。提出假设检验H0 ：βj=0，显著性水平为0.05。X1、X2、X3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X1、X2、X3分别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了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自1985年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外汇储备的规模都不断扩大。2016年的全国GDP增长至744127亿元，外汇储备规模扩大至29982亿美元。由回归方程可得，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增加0.1150亿美元。

（二）外债余额

外债是指在中国境内对境外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债务。通过借外债，可以扩大对外贸易，提高出口创汇，促进经济发展。2016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便利主体跨境融资的措施，丰富融资渠道，推动我国外债余额总体规模不断增加。

通常，外债余额越多，本币越容易贬值。为稳定汇率，央行会减少外汇储备。此外，外债余额越多，表明该国所需资金通过外国金融机构、企业解决得越多，央行会减少外汇储备，以降低持有成本。通过回归分析可得，外债余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平均来说外汇储备减少2.6518个单位。

（三）实际利用外资

实际利用外资是指本国接受他国提供的产品及资金，主要影响资本收入与经常项目收支净额。2016年，我国新增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实际使用外资达到8132.2亿元，同比增长4.1%[2]。

一般地，实际利用外Y金额越多，表明该国经济状况越好，外汇储备应该越多。但根据回归方程，外汇储备却随着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加而减少。这是“藏汇于民”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待外汇资产的态度开始转变。开始增持外汇资产、增加境外投资，将收益转至自己账户中，故私人储备资产不断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减少。

四、结论及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美元的不断加息等给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带来更多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将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1.促进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外汇储备的最优数量取决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相对关系，其重点就在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若政府采取了不合理的宏观政策，有可能会被迫采取外汇直接管制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实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其目的就是压缩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规模，撇去房地产泡沫，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2.适时扩大外债规模

当前，我国企业运营规模逐步扩大，资金和外债需求也随之增加。同时，外汇管理措施的改革和便利化的措施逐步落地，各个经济体获取外债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故在目前外汇储备不断缩减的趋势下，适当扩大外债规模，借好、用好、还好外债就显得格外重要。

3.合理引进利用外资

第一，外资引入管理转向“负面清单管理”，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准入门槛，打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第二，注重高科技创新企业、环保企业的引进，以带动国内的创新创业和绿色经济发展；第三，应注意热钱的流入，尽量引进长期的稳定的外资，防止投机风险。

4.优化外汇储备结构

第一，要优化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外汇储备应该与相对稳定的货币相挂钩，避免过度依赖美元。应将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向石油、黄金、矿藏等资源类领域；第二，要优化外汇储备流动性结构。因持有储备是有成本的，所以要合理匹配短期和长期储备资产，从而获得最大收益。

参考文献：

[1]罗伟.金砖国家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测度：基于修正的JR模型[D].长沙理工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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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货币；中央集权；金属货币；宝钞；货币政策

中国有着悠久的货币活动和使用传统，上溯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货币的记载。《史记平准书》记高辛氏之前就有了“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古今治平略》“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约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到了金属货币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诸侯国货币和制度分呈，但有了广泛的金属货币活动则是不争的历史。首先对货币的统一，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而汉代秦后，继续了货币制度的统一，由此传统货币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近代。同欧洲、近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在传统货币制度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

对于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之始，是从秦还是从汉，学者们有所争议。石俊志在《半两钱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代历时甚短，统一的货币制度没有全面贯彻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秦王朝轻罪重罚、法网严密所造成的高效率来看，可以相信秦代是比较全面地废除了旧的区域性货币制度，并贯彻了全国统一的半两钱制度。”并考证总结出秦时垄断铸币权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禁止民间私铸、确定铸造官署以及统一铸造形制。现在能够普遍认同的是秦代统一了货币的铸造形制“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中国后，将秦半两的使用推行到全国，统一了货币；但就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而言，虽然有禁民私铸的证据，但依据是秦朝之前秦国时期的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的私铸犯罪的记载，而铸造官署依据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秦代官职治粟内史的记载，问题在于管理货币同铸造货币的专门管理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秦代的禁止私铸和铸造官署的论断还没有直接的史证予以证明。所以秦代是否有效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统一铸造，还待考证。而张履鹏、史自力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则将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大臣桑弘羊主持的汉代“三官钱”改革，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但不管如何，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秦汉时期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是明确的。

其后随着中国天下分分合合，朝代更迭的历史演变，“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历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譬如汉朝的货币，显然和战国时期的货币不同。王莽变制失败后，光武就恢复了西汉的币制。到唐朝钱制又一变。而宋钱又另具一种风格，制度首尾约略一贯。元明的钱币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制。”虽然这套制度中的具体操作内容屡有改变，但是各个王朝遵循统一的货币形制制度，统一的中央货币铸造制度，统一的货币量衡制度这些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的主要方面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国家才有权铸造发行货币，惟一只有国家准许形制的货币才能流通，民间没有私铸货币权，国家大致维护货币的固定的重量成色。从历史发展来看，汉法所定5铢（一铢约0.65克），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大体成为铜钱的重量标准。虽然七铢，十铢，三铢，二铢钱也不少见。

不管具体制度如何，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皆令出于君主国法，虽然屡屡有违犯抛弃之史实。任由民间自由决定货币、铸造货币的情况不是常态。货币统治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权威。但由于古代中外经济交流总体而言较少，所以中外货币交换并未成为常态，传统货币制度对此也无规定之律。货币权对外的制度空缺，造成了近代清朝在币改之前对于外币国境内流通的忽视态度和如何处理的认识不足。对外之货币观念和制度本来仅是近代世界以来的事情。

二、铜币为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

“考吾国货币制度，历代兴革，各有差异，大率以铜币为主。汉书食货志有三品袅蹄货布之属，然度其时，已不恒用。宋元以来，则有楮币。顾行之不慎，往往害国病民。为贤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铜币而已。”中国选取铜币作为主要货币是有中国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中国地域内的金银铜三种货币主要金属材料中，铜的产量最大。“如唐代元和年间约计产铁200万斤，铜26万斤，银6千余斤，金160斤。”虽然铁在中国的产区最多，产量最大，但是铁主要用于工具制作用途广泛，若垄断而为货币材料必然影响国计民生，且铁产区过多，矿产来源丰富，不宜控制铸冶。若以铁为币，私铸、滥铸几乎无法避免。所以中国历史上屡有铁币，但是都流行时间不长。而银和金，产量少，不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所以我国选取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是同中国金属产出相关的。而且就金属而言，产量同价值成反比关系。在以金属价值标量货币价值的铸币时代，，选择价值适中的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也有不少论者从经济交换的需求规模上来解释铜币成为了主要货币的原因。中国传统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需要交换的商品不多，日常商品的价值不高，“人们大量日常的交易可能仅是几升、几斗米与几斤几两盐、茶之类的交易。这样的交易规模如果用其他贵重金属来充当交换工具，就难以执行。”在晚清币制改革的争议中就有不少守旧的官僚，如张之洞等以“物贱民俭”为据，反对币制改革。

中国的铜币发展也遵循了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早期是称量货币形制，以重为纪，在铜币上统一书写货币重量，如秦半两，五铢钱，虽然在铸造时候不一定按照称量铸造，或轻或重，但以表面名义重量为铜币价值充当交换等价。其后，发展到以年号为纪，不再在铜币上书写重量而只书写铸造时的年号。这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的，自此进入通宝钱阶段，直至清末，铜币都是以年号为纪了。政府用年号来标注货币，无疑是对货币用国家权威和法律予以肯定。货币的价值不再寄托于金属本身价值，而是由官府统治权威来支撑了。铜币从重量标称来宣示价值到由国家统治者来宣称货币法定效力和支撑货币价值，由此成为货币意义上的国家法定货币了。而符合中国文化理念和铸币技术实际的外圆内方的货币形状也随着铜币秦半两之始，成为中国传统货币的法定专用形制，直至清末。

三、金银对货币的辅助作用

《史记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的作为货币使用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未出现过金币或银币，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以称量为单位的，从经济交换通货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称量货币。但是若以货币的法定性来定义货币的话，就如本文主要以货币法定性来界定货币，金银不能算做货币。而且前已述，中国金银产量有限，无法承担主要的交换一般等价物职能。所以金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铜币的辅助通货而使用的。

黄金充当货币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楚国就有黄金货币了，称为“爰金”或“卢金”。秦汉时期，黄金形制并无固定，主要以重量作为结算单位。虽然汉代有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但宁勿说是货币，不如说是工艺品，用作随葬之用。秦代和两汉从未用固定形制的金以数量单位来计载。而且黄金，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实现交换媒介的货币职能的很少。虽然秦汉都将黄金视为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汉代“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汉代黄金和铜币之间有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枚。黄金使用范围也非同一般铜币。“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封建贵族、大商人买卖珍贵的奢侈品，统治者们朝贡、馈赠、赏赐、贿赂也都使用黄金”黄金在当时年代主要是充当货币功能中的价值尺度和财富象征。而随着黄金用作其他用途如装饰，塑像等方面的逐渐增多，黄金作为货币而使用则逐渐减少。成各种形制的金币虽然在汉后也可以见到，但始终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手段，广泛流通使用的还是各朝的铜币。

白银之使用较黄金为广泛些。但古代中国白银产量也不大，唐代白银产量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但宋元以来，中国白银很多来自国外，尤其明清以来，一则云南银矿的开采，提供了大量的白银；一则国际贸易上，一直出于入超状态，中国的瓷器，丝织，茶叶为中国换来了大量的白银，所以从明中期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中西方贸易导致白银向中国流动的史实，有论者通过分析白银国际流动，得出结论“总的来看，十六――十八世纪期间国际自银流动的主流是由西方向东方流动，即从西属美洲流向欧洲，再从欧洲流向中东，然后流向南亚次大陆，东南亚与中国。此外，还存在着两条支流，一条是沿着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西班牙大帆船航线而流向中国，另一条是东亚区域内部的日本白银流动，其方向也是中国。”而这一段时间，以1635―176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白银额为例，总计：6 101 135.5两，折合228 792.56公斤。每年平均输入：47 295.6两，折合1，773.56公斤。而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银矿主产区，福建每年产银4万余两，浙江收银9万余两。天顺年间（公元1460年）全国产银18.3万两，其中云南约10万两。清代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685―1837年）云南全省产量年平30到40万两。而上述白银流入数据还是仅仅英属东印度公司一家，就高达每年4万7千两。国内国外一比较，可见白银流入之大。论者甚至以白银向中国流动，导致欧洲区银荒，结论是导致欧洲近代走向金本位货币制度。但白银所起到的货币作用还主要是税赋征收，大宗交易买卖。日常普通交易还主要是用铜钱来完成。由于赋税征收的折算，形成了在计重的白银和铜钱之间的一定比较关系。清政府早期颁布的比价是约1两白银值1千文。但实际上随着白银价格变动，这个价格围绕着1千文为中心，上下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

四、宝钞制度之兴废

宝钞即纸币。我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发行流通纸币的国家。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说到，“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中国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虽然交子何时产生及由谁创制的，历史上有所分歧不清楚。但是交子作为第一种纸币，是大家都承认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货币，也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价值，价值靠它之上所书写的可兑换铜币来确定。铜币在这里成为了交子的本位。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中国不仅发明了法定货币，而且那里的政府也把握了维持硬币储备的必要性，这些储备最初为纸币发行的3/7，1107年开始出现麻烦，与鞑靼人的战争给国家带来资金压力，这些都只有通过供应大量的纸币来缓解。纸币持有者实际上不再能够兑付到硬币了。”交子的不可兑换性和超发引起的通货膨出使得交子迅速的贬值，并导致交子被废止。而元明清时期也都出现过纸币。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元代的纸币时代，市场上除了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元代货币主要是不可兑换货币，虽然纸币面上书写有铜钱单位，但是由于不可兑换，铜币单位成了一个名义和符号来表征货币价值，而实际情况是铜币在元代初期被禁用，白银流通也受到限制，所以纸币成为了一种以银作为本位的不可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但是这次纸币实施同所有其他纸币一样，极为容易超发而导致泛滥，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最终在元顺帝年间又恢复了铜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明初同元制用钞不用币，发行过“大明宝钞”。但后来还是使用的白银和铜钱为主要货币，尤其是白银得到广泛的使用，纸币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清朝时期，纸币的出现和流通也成为了暂时现象，而没有如元代一般，长期大范围的使用纸币。并且纸币在中国的数次使用均以滥发造成通货膨胀而结束。

五、盲目而任意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中心问题，一矢破的地说来，就是怎样才能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安定”。维护货币的购买力安定，对内来说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对外来说就是通过货币进出口管制维护货币汇率稳定。传统中国货币法律制度中，由于没有对外汇兑交换的需要和观念，主要是对内通过货币来维持物价稳定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早期的统治者意识不到治国之策中商品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货币发行的数量就更不能够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进行控制。古典货币数量供应学派发展到极致的“剑桥”数量方程式和费雪方程式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在英国出现。所以古代中国根本不会对货币与商品和经济的关系有明确理性的认识。由于发行货币的根据是纯粹统治者的财富好恶或者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中的发行政策是盲目而任意的。“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前360年至公元1905年这2265年间，货币价值大的起落达20余次，货币贬值的时间超过1200年；货币回值或平稳的时间不到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回值是暂时的，而且基本上是还未完全回落又重新上涨。中国古代货币流通的黄金时代只是汉唐的三个120年，即西汉文景之后的120年；东汉明帝以后的120年和唐贞观以后的120年。”铸币超发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货币跟不上经济发展，导致物价下跌的情况也是有的。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对北宋年间的丰年物贱有过叙述“司马光曾说太宗平河东的时候，米价每斗十余钱，那大概是在太平兴国四年的事情，端拱二年粟价每斗十钱。淳化二年岭南米价每斗只要四五个钱。”

篇9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10

兵分四路调研

6月2日8：30，湖北省铁路办、武汉铁路局、沪汉蓉铁路湖北公司、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公司、湖北省铁路公司、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公司6个单位的负责人，相继来到武汉东湖宾馆乙所微山湖会议室。此时，国家“消除民间投资的体制”调研组一行数人已在会议室等候。

寒喧之后，调研组即向6单位负责人讲述了国家发改委、央行、铁道部、建设部等联合起草的《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下称《意见》）的相关情况，并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行业存在的主要体制性和政策，提请湖北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在就开放铁路投资进行一天的沟通后，6月3日，第二拨人走进了同一个会议室。围绕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政策性建议，湖北省发改委、建设厅、物价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燃气热力集团、武汉控股湖北石油天然气办公室、武汉二郎庙污水处理厂等10家单位负责人轮番向国家发改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湖北之行，只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布局“垄断行业改革”的一步棋。

湖北调研前后，国家发改委牵头的调研组，赴浙江杭州、台州等地调研公用事业改革，并就“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向地方商业银行、担保公司、咨询公司征求意见。

6月，四川省、深圳市也接待了有着同样使命的国家发改委调研组。调研组考察发现，即使在社会资本充足和活跃的深圳，医药卫生、教育和文化出版等公共服务领域向民间投资的开放程度也不令人乐观。

根据各地调研情况，6月11日，全国发改委系统2009年投资工作研讨班，对《意见》进行了分组讨论，形成一稿。

接着，发改委进一步向卫生部、教育部等各部委征求意见。7月，形成《意见》二稿。

据了解，发改委等部委将再进一步磋商后形成定稿并上报国务院。

“近期中央将出台相关的措施，放开民营企业投资的部分限制，以拉动民间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北大的表态，标志着关于《意见》的信息正式释放。

政策年中“转身”

国家对4个地方进行4个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的调研，有着直接的现实压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迫切需要从上半年通过“政府投资加国企扩张以保增长”转型到通过“民间投资加体制改革保增长后劲”。

去年下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要掩覆中国陆地时，中国迅速启动了4万亿规模的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国务院总理当时多次督促手握投资大权的部委。

暴雨般的中央“救市”资本下拨后，本意想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即以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但结果却造就了“国进民退”的僵局。

今年首季，面向中小企业的直接放贷仅占贷款总额的不足5%。同时，民间投资只占到城镇投资总量的48%，增速比城镇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低13.5个百分点。

政府投资多数是投资边际收益较低的项目，民间投资只被允许进入一些过剩的、不获利的产业，而国企借助各种地位，在优势产业高歌猛进。

7月底，中国民间投资素来最优的浙江省向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汇报，上半年，交通、能源、农水等政府主导性投资项目高位运行，但制造业仍在低谷徘徊，民间投资启动迹象还不明显，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仍处于近10年来低点。

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日前表示，去年以来在公用事业领域，出现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但在目前的公用事业投资规模基础上，即使再扩大1倍，达到2万亿，也很难说完全解决了需求”。

对于“上半年信贷投放量超过7万亿元，导致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倾向”的社会舆论，金融系统人士认为有失偏颇：“正是当前对民营企业的部分限制性规定，导致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由于没有更广泛的选择，结果在允许的范围内一哄而上，导致部分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而在不允许投资的范围内造成垄断企业缺乏活力，造成供给不足。”

国企的强势扩张，也促使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了各司局负责人碰头会，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透露：“每个司局花5～10分钟时间讲述各自领域近况，很多司局都表达了对全面‘国进民退’的担忧，痛斥一些国企的蛮横强势。”

之后，国务院紧急行动。5月2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改革过程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但上半年经济未能触底回升，触及垄断体制的改革没能推出。”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说，当6月份的经济数据出来后，中央总算稍微松了口气，可以调转车头，启动民间投资。“只有民间投资能接力政府投资，中国才可能避免经济的W型波动。”

部门分歧仍在

针对体制门槛与财税是制约民间投资增长的两大关键因素。《意见》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

对于体制障碍，《意见》明确提出，凡能够实行市场化经营的，要公开市场准入范围和标准。

其中，修订出台《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起草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大范围下放项目投资核准权；同时要求各地方主管投资的部门也要尽量下放核准权限，扩大地方政府的备案管理范围。

“现在有些垄断行业可以跟你讲上12个小时，摆出1000条理由，就是不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领域，就是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介绍，当年面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既得利益，国务院就是通过修订价格目录，规定哪些价格政府管，哪些价格政府不管，并把大量生产资料价格归入政府不管的范围。

在具体政策上，《意见》明确规定，小型及微型金融机构应由民间资本主导，适度引进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外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变股权结构门槛为加强管理团队资质监管。提出给民间金融法律身份，即修订《贷款通则》和出台《放贷人条例》，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非法定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使民间借贷阳光化。

投资范围放开后，接下去就是财政税收的支持。“垄断、公共服务等领域价格都是管制的，进来了也赚不了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表示，如果没有价格、金融、财税等政策调整与支持，民间资本仍找不到这些领域的商业利益。

《意见》提出，民营企业利用税后利润进行再投资和技术研发，今、明两年内可享受一定程度的税收抵免。民间投资用于国家鼓励类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时，减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清理涉及民间投资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收费标准等。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农村新型金融，参照农村信用社改革税收优惠政策，按营业税3%征收，所得税3年内减半征收。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看过《意见》草案，据他透露，民间投资范围的放开因属于原则性问题，部委共识较大，主要是央企方面存在阻力，可能落实难。《意见》中部委角力的焦点反而是民间投资准入的财税政策，特别在保障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要降低财税门槛，财税部门有一定的忧虑。因而这块还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