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智能时代范文
时间：2023-10-31 17: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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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智能技术；城市居民建筑；生活观念；网络技术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伴随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进而带来了居民建设设计的新理念和方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智能化技术被不断引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融入了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生态理念，提供给现代城市居民以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一、建筑智能化概述
智能化的理论通常意义上指的是用计算机来代替人脑的一种现代化技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传统中需要人来完成的复杂体力以及脑力活动，都可以借助于职能技术的发展来高效、轻松的完成，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观念。建筑的智能化技术发展就是将这种智能化技术运用到建筑过程中，并且提供办公自动化、住房智能化等服务。
在具体的智能化建筑过程中涉及到的学科众多，既有电气、安装、装修等传统家装门类，还保护了计算机、软件等提供智能化服务的学科，智能化处于建筑和信息化技术之间，对其的定义是极其丰富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
美国的智能化建筑给予的定义是包含有四个要素的：结构、系统、服务以及管理。通过对这四个要素统一综合管理来实现建筑物业、管理人员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便利以及安全性能。智能化建筑还在欧洲的建筑集团中具有发挥最高资源利用率以及最有效的资源管理的功能。总体来说，在智能化建筑中，需要利用有效的信息资源以及自动控制化技术，实现现代化建筑中的消防功能、数据传输功能以及对外通讯功能。
在我国的智能化建筑发展比较快速，提倡以建筑为平台，建筑一个系统结构与服务管理之间的最佳组合，达到人们对舒适与便利性追求的双重目的。由于智能化建筑主要起源于美国，也由于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中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使得我国的智能化建筑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将智能化建筑的理念运用到城市居民建筑设计中，完善居民建筑理念，能够在促进智能化建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我国居民建筑的进步。
二、智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
智能技术下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被不断运用到居民建筑的发展中，在具体的技术流程中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全方面的监控技术
计算机技术提供给了监控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城市居民的建筑设计中融入到了体系化的结构和模型、独特的开发运用平台以及其他方面现场总线的应用发展，实现了对控制网络的实时、可靠性操作，并且出现了以太控制网。不断推进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智能化城市居民建筑设计的新格局，在计算机领域内的各种OPC、Web以及TCP等技术已经越来越渗入到建筑的设备监控系统的发展中。
（二）高科技的防范技术
居民建筑对于安全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在智能化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中，需要有画面监控、报警系统、门禁、对讲技术等全方位的防范控制。在如今的智能化城市居民建筑设计中，防范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子系统之间的超级联合，提高了对居民建筑的防范程度，为居民的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三）高效化的网络覆盖
智能化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还应该是包括了计算机的网络覆盖方面，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越来越需要用到网络，在城市居民建筑中，应该扩大网络站点的建设，将互联网、有线电视以及电话通讯网络科学、规范的引入到居民建筑的设计中，从而建立高效化的智能网络覆盖。
（四）融合性的布线技术
综合布线是集中了智能建筑、语音、多媒体等多方面的基础平台，此项技术在国外发展得较早，从而运用得也较为广泛，在我国，此项融合性的布线技术带来了建筑理念以及方法上的创新，在我国的建筑行业掀起了热潮。通过融合性的布线技术，能够将居民建筑设计提升到更加智能化的水平。
（五）集成性的系统技术
通过集成系统的开放和完善，能够达到子系统与信息共享之间的协议开放性，节约事件的处理时间，节省人力物力。通过在居民建筑中运用到综合性的设备系统管理，可以提升居民建筑的管理效率，达到技术上的成熟。
三、智能技术下的城市居民建筑带来的创新革命
智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是运用到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升居民建筑的各方面性能来达到的居住智能化环境。居民建筑的智能化的创新革命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观念上的。
（一）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实践
智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是一种对智能技术本身的创新实践过程。智能化的运用范围很广，由于智能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工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程度不断提高，从各行各业的生产到人们生活物质的满足，智能化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在城市居民建筑中运用智能化技术，也同时对智能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使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能够越来越贴合时代的步伐。
（二）居民生活观念的改变
职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还带了了居民生活观念上的改变。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于自身居住环境以及生活观念上的改变，导致了智能技术在居民建筑设计上的广阔运用前景。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也带给了居民真正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享受，反过来加深对居民生活观念的改变作用。
总结：
建筑智能化概念起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对现代化居民居住观念以及高新技术的一种融合。建筑智能化能够满足人们更加多样化的居住需求，带来舒适而安心的居住环境。智能化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包含了多方面的技术内容，通过各项系统的配合和发展，将智能化建筑理念更好的融入到现代化的城市居民建筑中。智能技术下的城市居民建筑设计不仅是智能化技术上的创新实践，也是人们生活观念上的巨大改变，通过智能化居民建筑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方面的创新和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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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经济发展、民生、城镇化还是环保，这几项工作的落实都是在以城市为单位的总体框架下，才能得以实现，这与近年来不绝于耳的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吻合，其中关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与多地智慧城市的规划保持同步。那么在这样的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的下一步趋势应该呈现出何种方向？其进程又应该是怎样的节奏呢？智慧城市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从各地看全国
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会上将发展智慧城市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提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要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有删节）。这表明，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智慧城市发展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
先于全国“两会”召开的地方“两会”中，有不少地区就各自的智慧城市发展做出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建议，从这些建议中，能够大致看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未来路径。
例如，上海市“两会”总结：智慧城市首先是安全城市。提出城市安全需精细化管理，确保公共安全应从规划起步，确保城市公共安全应该从城市规划设计开始，做好“顶层设计”。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之路和城市安全管理的强化措施。
在青海省2015全省“两会”中提出，智慧城市已经不远了。他们认为，智慧城市包罗万象，因此应该更加注重应用。青海省人大代表、海东市市长张晓容表示，“智慧城市”一是运用国家大力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契机，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打造智慧政府，即通过网络平台及时政府信息，做到政务公开，为市民提供便利的网上政务服务；二是将社会服务纳入到网络中，为市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咨询、就业、家政、交通、气象等服务，方便城市管理与服务；三是为企业提品、招商等信息及交流、合作机会，服务市场。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巨克成表示，2014年西宁市开始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并启动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今年，这两大项目都将接受综合考核，检验“智慧”的时候到了。虽然无线、4G网络让越来越多的智慧城市应用贴近更多市民，但智慧城市能够带给人们的体验还应更多。
来自山东聊城的人大代表王玉山指出，智慧城市归根到底是服务民众，让生活更便捷。当下政府要加强智慧城市相关理念的宣传，让市民们都能理解这一技术给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同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导部门，统筹协调各方面建设。
杭州市上城区以服务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智慧城区”建设，通过智慧的技术手段，助力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活的宜居。设立智慧产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城管、智慧旅游等项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民共享的民生服务体系打造居家无忧在线平台，全面实施“养老、医疗、教育、文化三优、就业、安养、办事”居家系列服务惠民工程：开发了全国第一个“智能城管”系统――“城市管理智能管控平台”，运用网格地图、地理信息编码等最新网络技术，综合运用信息化设备，实现了城市管理动态智能管控……
总结地方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智慧城市项目可以了解到下一步智慧城市将进一步拓展应用范围，关注城市主要问题，以服务为主，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制定标准体系，并将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和力量。
与技术发展同步
从各地“两会”反馈而来的信息不难推测，2015年智慧城市建设规模与速度都将增大，而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同时，物联网、电子支付、云计算、4G网络……等关键词，也成为地市“两会”关注智慧城市进程的代表们所热议的话题。
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传统产业实现突破的关键，同时这也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新机遇。例如上海关于安全城市的构想就无法避免地会涉及物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
再者，2015年工信部将着重扶持的七大产业中就包括互联网产业领域。同时，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以及信息消费提振等都将不同程度的推进智慧城市应用的进一步落实。
在2015全国“两会”中，不少来自技术界的代表提案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技术对于推动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关键。例如腾讯CEO马化腾就提议，要让移动互联网构建智慧民生，推动“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他建议，政府部门应当加快移动互联网在民生领域的普及和应用，把“人与公共服务”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起来，有助于解决看病难、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防止雾霾等新老重大民生问题。可见，技术对于改善民生，优化城市智慧体验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已经不言而喻。
因此，中国城市的智慧化发展，核心是在智能化技术的深化应用。智能化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只有通过智能化技术，才能衔接整个智慧城市的核心需求，各项技术的组合与合理应用，也将成为今年两会中，关注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代表们所热议的话题。
边发展边解决问题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400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其中，京、冀、沪等十余个省市更是制定了省级总体规划。此外，在“智慧城市”已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大背景下，无锡阳山、昆山张浦、佛山乐从等地均先后开展了“智慧城镇”、“智慧乡镇”建设，作为连接城乡纽带、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支点，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城镇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智慧城市发展至今，褒贬参半。看到了成绩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不少问题。有人就提出：不少城市信息化基础薄弱，管理者对城市信息化程度不够了解，因此有很多推到了重来的浪费和重复投入。
2015年的宜宾市“两会”中，有代表提出，近年来，政府各职能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着力为群众办实事，但各部门间协调力度不够，信息未实现共享，群众办事时，常被各种“相关证明”所累，各部门间缺乏共享机制和平台，数据重复采集、信息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群众办事的难度。吴筱委员在《关于建立居民电子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议》提案中提出，应参考选用国家或国际标准，出台信息资源共享标准规范体系，从技术、政策法规上解决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各部门应统一电子数据采集和管理标准，根据各自职能设计数据库，采集属于自己管理服务范畴的公民信息。
事实上，城市的智慧化建设类似于企业内部的IT改革，但更为复杂的是企业内部的IT变革往往是在对业务流程的梳理。城市智慧化管理涉及的资源和部门众多，业务各不相同，协同管理不是表面功夫.这需要不断的磨合、尝试，更要禁得起折腾，也要禁得起推敲。
因此，不少地方开始尝试设立更长远的规划，就是因为意识到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摸索和修正，制定长期规划，同时做好阶段性进展的总结与归纳，有利于城市智慧建设保持相对的先进性。例如，杭州市上城区2015“两会”中，就提到2014年底，上城区专门制定并了《杭州市上城区“智慧城区”建设总体规划纲要》（2014-2020年），完成“智慧城区”总体框架顶层设计，规划中提到将以民生优先、产城融合为原则，以云计算、信息服务、物联网等新技术为支撑，以智慧城市公共平台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分步实现环境宜居智慧化、安全防控智慧化、生活便捷智慧化、公共服务智慧化、产业智慧化转型，将智慧城市建设与智慧产业发展相融合，有步骤地推进上城区综合智慧城区建设。
同样.围绕标准化产生的争论和诉求早已不绝于耳，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加强在各行业和各细分领域的深入探索。IDC预计，2015年，智慧城市的建设将趋于理性。政府方面应该着手加强顶层设计工作，梳理自身需求，按需定制，建设适合自身的智慧城市。企业方面应该着手深入了解城市需求，落地解决方案，以服务推动城市发展。
尽管目前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标准，但不少地区已经在积极论证制定有关项目的标准，例如杭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并作为唯一的政府项目被列为标准化国家试点。
更理性的展望
智慧城市成为“两会”热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了，连续历年的全国“两会”中，都有不少代表就此发表建议，从不同角度提出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希望与要求。
进入2015年，随着“十二五”的收官和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新时空，对智慧城市的认知也应该从多维角度来看，认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更多智慧，也需要更多理性。需要加快探索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剖析在互联网思维影响下智慧城市的经营方式，实现智慧城市服务的转型升级。
篇3
摘要：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借助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独立性不足、质量和水平欠佳、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应赋予其新的角色定位和运行机制。建议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独立性，大力发展高校和民间知识产权智库；追求精品，打造高端；开放协作，提升国际化水准；努力扩大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增强知识产权智库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
智库；知识产权；现状；建议
一、引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期，国务院于2014年12月了《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目标。毫无疑问，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智力支持。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尽管国内外学界关于智库的著述已相当丰富，但讨论知识产权智库的论著却极为稀少。1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建设，以助推我国早日由“知识产权大国”变身“知识产权强国”。
二、智库及其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美国，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最早专指二战期间美军用以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研究部门，2后泛指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服务于政府公共决策的研究机构。追溯智库的历史，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曾出现过具有类似功能的组织，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们所募养的“食客”、“养士”、“门客”等，此后汉代始设的“幕府”、从唐代直至清代都曾设立的“翰林院”均可看作是智库的雏形。国内外学界目前对智库的定义和性质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西方学者大多倾向于将智库界定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标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尤其强调智库应是独立机构，不依附于政府或政党。如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报告》项目的主持人——美国著名智库学者JamesG.McGann认为：“智库是指独立于政府、社会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等力量的具有相对自治性的政策研究组织。”3但是，从欧盟、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智库情况来看，很多有影响力的智库并非独立机构。故此，本文认为，智库的基本特征应在于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具有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能力，是否具有独立性并非辨别智库的硬性标准。同时，智库应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那些会员制的各种协会或论坛不能算作智库。各国智库在本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被誉为是继立法、政府、媒体之后的第四大部门。智库的功能除了提供政策咨询之外，还包括构建交流平台、培养和储备人才及影响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amesG.McGann主持完成的2014年度《全球智库报告》，4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排名第一，中国429家，位居第二。英国、德国、法国分别以287家、191家和176家排名第三、四、五位。位列全球顶级智库前十位的分别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比利时布勒哲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我国共有7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排名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球第27位。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1月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5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列我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前三甲；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紧随其后。
（二）国外智库的发展现状
二战之后，各国智库迅速发展。据统计，约有三分之二的智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目前每个工业化国家至少拥有30家智库。6美国作为现代智库的发源地和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智库发展水平亦领先全球，在2014《全球智库报告》中列出的全球十大顶级智库中，美国就独占六席。美国智库大多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研究机构，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组织的独立性。美国智库一般在组织上均独立于政府、政党或利益集团，以保证研究的客观和中立性；第二，资金来源多样化。美国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基金会的捐赠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出版物和学术会议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研究项目的合同收入等，其中捐赠收入所占比重最高，这种资金来源结构显然有利于保证美国智库的独立性。第三，高度的开放性。美国智库的人员往往并不固定，而是常常在政府和智库之间互相流动，形成美国独有的所谓“旋转门”机制。这一机制不但使美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可直达决策中枢，也有利于培养和储备人才，确保美国公共政策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此外，美国智库乐于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增强了研究活力和学术融合度。如果将欧盟视作单一个体，其智库的数量超过中国，仅次于美国。其中最有影响的智库有：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机构、比利时布勒哲尔等。与美国智库不同，欧盟国家的智库有其自己的特点。欧盟国智库多有官方背景，其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政府或政党资助。例如，德国高达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资助。7与此相应，欧盟智库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形成了欧盟智库独特的“政党—智库共进退机制”。根据2010年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德国目前共有191家智库类研究机构，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占德国智库的40%。8因此，欧盟智库在研究的独立性上与美国智库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点与中国智库类似。
（三）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根据《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08年我国智库数量仅有74家，2010年即增长到425家。而根据《2009—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的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这种统计数量上的差别，主要源于对智库的界定存在差异，笔者更认同后者。根据智库的组织性质，可大致将我国智库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类。9官方智库是指隶属于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带有半官方性质的国家和地方社科院系统，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官方智库在我国各类智库中占有优势和主导地位，其政策影响力也最强，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是其中的代表。高校智库是指我国高校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主要为大学教师，经费则主要来自于校方拨款、政府资助、企业赞助、社会募捐等多种渠道。因此，高校智库相较于官方智库更为独立和超脱，日渐发展成为我国智库中的一支生力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其中的佼佼者。民间智库主要是指民间组织性质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2005年国家对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之后，现在基本上是以企业形式存在。民间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或企业赞助。我国代表性的民间智库包括：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等。尽管我国智库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但发展上却存有许多不足：一是智库专业化水准、国际化程度以及影响力普遍不高，有国际影响的智库极少；二是智库开放性程度较低，相互间及不同学科间缺乏深度交流和协作；三是官方智库的客观性和社会公信力不足；四是高校和民间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尚未理顺，导致其信息获取和成果发送渠道不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偏弱。
三、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其不足
伴随着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密集出台，国家对知识产权智库的建设需求也与日俱增，不同类型和背景的知识产权智库开始大量涌现。
（一）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基本情况
按照组织性质的不同，我国知识产权智库也可分为官方知识产权智库、高校知识产权智库，以及民间知识产权智库。
1.官方知识产权智库
官方知识产权智库，是由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和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设立的知识产权政策研究机构，可谓是我国知识产权智库中的国家队。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前者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直属机构，成立于2001年5月。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政策及实务研究，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主要智囊。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9月,是院属研究中心,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开创者,已故国际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授。此外，其他官方知识产权智库还包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2015年3月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是这一阵营的新成员。
2.高校知识产权智库
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智库为数众多，力量雄厚，是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已有数十所高校建立了知识产权学院或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智库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以及武汉大学知识产权高级研究中心等。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为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库作用，纷纷依托有关高校成立研究基地。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自2010年开始，先后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先后依托北京大学建立了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依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立了国际版权研究基地。这种政府与高校协作成立的新型智库，对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富有积极意义，是未来我国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发展的可取方向。
3.民间知识产权智库
民间知识产权智库此前在我国并不多见，但最近几年已经有所发展。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深圳国新南方知识产权研究院、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等以知识产权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间知识产权研究咨询机构相继成立，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智库中的一支新锐力量。不过，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民间知识产权智库的规模和影响还比较有限，难以与官方和高校知识产权智库匹敌。但是，其更强的独立性，更灵活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及领军人物的体制内背景，使其更具现代智库的特质，发展前景可期。
（二）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影响力分析
对于知识产权智库的影响力，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科学、周全又可行的评价标准。由于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和引用情况可以间接反映智库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故此，笔者拟以近十年来各智库学术情况作为参考，根据的数量和引用次数来估算各智库的影响力。笔者以中国期刊网（CNKI）自2005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近10年收录的所有知识产权文献为统计对象，以“知识产权、著作权（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为文献“篇名”关键词，共检索得到127,083篇文献，再按发表机构进行统计，位居前十五位的研究机构如下表所示：由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从智库的思想产品数量来看，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属机构高居榜首，且远远超过其他智库。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智库跟随其后，产出规模也十分可观。从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来看（本文以高引用率文献产出量作为衡量标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位列前三甲，具有明显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在产出数量上并不靠前（未能进入前15），但其产出质量却很高（排名第6）。从智库结构来看，上述影响力排名靠前的智库当中，除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官方智库外，其他均为高校智库，可见高校智库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主力军。相比之下，民间智库则无一入围，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民间智库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建设的不足
尽管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发展成就显著，但参考国外高端智库的建设水准和发展经验，同时对照我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所提出的基本标准，10不难发现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建设还存有许多不足，其中很多与我国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和智库运行机制有关。
第一，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中立性有待提升。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国智库在独立性上不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特别是官方智库在人员和财政上完全依附于政府，其公信力可能受到质疑。而高校智库的研究经费也有相当部分来源于财政资助，民间智库则可能会受到赞助方的影响，导致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研究成果在中立和客观性上存在不足。此外，我国政府部门基于利益的考量可能会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干预或作选择性解读，也会影响知识产权智库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第二，智库数量已初具规模，但水平有待提升。我国目前各类知识产权智库已有数十家之多，但有影响、高水平的却不多。大多数知识产权智库的固定研究人员不足十人，且缺乏有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
第三，智库产品数量可观，但高质量成果不多。从前述中国知识产权智库发表专业文献情况统计中可以发现，近十年我国各智库发表的知识产权相关文献已逾12万篇，但高引用率文章偏少，大多数文献无一次引证。
第四，智库开放性不足，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据笔者近年来对国内主要知识产权智库的观察和调研，国内各主要知识产权智库间的交流形式大多限于学术会议，很少有人员的相互流动和课题的实质性合作研究，与国外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更是如此。我国知识产权智库每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寥寥无几，参与国际会议的人次也非常有限，国际影响力普遍偏低。
第五，高校和民间智库的信息获取和成果发送渠道欠缺，对决策影响力有限。由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体制因素，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智库虽然力量最为雄厚，但对于许多由政府内部掌握的数据和信息难以及时获取，同时其研究成果向决策者的发送渠道也不及官方智库畅通。在这一方面，后起的民间智库所遇到的困难则更为明显。
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的具体建议
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对于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建设，本文认为，其“中国特色”应当体现为立足于中国国情，以服务党和政府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科学决策为宗旨，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但与此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拒绝借鉴国外高水平智库的成功发展经验。其“新型”，首先应当“新”在有新的角色定位，以与传统的政府政策研究室相区别。应当保持并尊重现代智库应有的相对独立性，淡化其官方色彩。其次，应“新”在有更加开放和灵活的运行机制，须能克服“体制化”惰性，在人员流动、国际合作、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具而言之，打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努力。
第一，提高智库的独立性，大力发展高校和民间知识产权智库。国外成熟智库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智库唯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发挥其“思想库”的作用，提供有价值、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首先应当处理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给予智库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令其能够真正成为有独立立场的第三方观察者，而非惯于秉承上级旨意的政策诠释者或附和者。对于官方智库，宜逐步使其脱钩于政府体制，在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方面不再依附于政府。对于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应大力扶持其发展。高校智库是我国知识产权智库的主力军，具有人才密集、研究能力强且相对超脱的优势，而民间智库则具有体制灵活，更接近民意的长处。因此，应积极扶持我国高校和民间知识产权智库的发展，疏通其信息获取和成果发送渠道，改变体制偏见，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听取其政策建议。同时，对于民间智库的管理，应坚持智库的“非营利性”原则，防止其唯利是图，误入歧途。
第二，追求精品，打造高端。基于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发展的现状，宜将“追求精品、打造高端”作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的重要目标。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选择已有良好建设基础的知识产权智库予以重点扶持。与此同时，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以咨询报告的采纳、应用情况和对政策的实际影响为主要评价标准，改变过去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表轻应用的评价模式，激励多出精品，注重贡献。可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及“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为契机，推动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主体的协同创新，重点建设数家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知识产权高端智库。
第三，开放交流，提升国际化水准。打破官、学、研、企之间的体制藩篱，借鉴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促进政府与智库，智库与智库、智库与企业等相互之间的人员交流和深度研究合作。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应从学术会议向实现人员互访、开展深度合作研究等形式拓展。同时，开展深层次的国际交流，提升我国知识产权智库及其研究成果的国际能见度，发挥智库在民间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扮演外交“第二轨道”的角色，不断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协调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篇4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经验的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三代、第四代移动信息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为人们改进生产生活状态提供了科技保障。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无线移动、宽带传输、互联互通、智能互动、海量处理等独特技术优势，探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智慧农民数字工程（即：智慧农民工程），创新农民素质提升方式，改善农民素质提升的手段，更多更快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一、智慧农民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是为加强农民文化服务，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手段为依托，把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广大农村，可以多快好省解决农民培训问题，特别是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和信息智能终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专家与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移动互联、智能互动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网络。从而实现基层农技培训与服务手段的创新。
二、打造智慧农民工程的基础与条件
1. 农广校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
广播资源不断扩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每年播出广播节目152小时，在“中国乡村之声”和“乡村大讲堂”每年播出节目365小时，在此基础上，又承办了“中国乡村之声”频率“三农早报”、“科技直通车”和“乡村大课堂”三档栏目，年录制广播节目943集，时长330小时。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数量达到12000个。
电视资源稳步增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每年播出电视节目550小时；开办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农业生产经营”栏目，年报送节目907期， 时长365小时。
网络资源全面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了面向全国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卫星通信专用网络，拥有600多个卫星远端站和4个省级直播分中心，可开展远程培训和举办视频会议，每天分4个频道各播出6小时的农业技术推广节目。利用卫星网每月开展2～3期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训，年培训农业系统干部、基层农技人员近60万人次；与《荷斯坦》杂志社合作开办“荷斯坦奶牛卫星大讲堂”，每月举办2～3期直播培训，聘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授课，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视频回传等功能与奶牛场管理人员、奶业工人开展交流互动，培训形式新颖，培训效果明显。
2. 农广校完备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除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与多种媒体传播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农业知识技能节目资源外，还拥有遍及全国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以及6.5万人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未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内容优势、媒体优势和体系优势合理整合，更好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服务于农家书屋，必将大大促进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实现文化服务功能拓展，延伸农民教育培训覆盖面，有效满足现代农民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
三、智慧农民工程实施内容
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开展智慧农民数字工程服务的条件和基础。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文化生活音视频资源点播，实现远程培训课堂进村，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传输和移动式传播，将搭建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配备互联网电视、卫星远端接收站和移动终端系统对全国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依托云服务平台的移动终端系统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移动多媒体资源库、农用智能手机、立式触摸屏和平板电脑等多种互联互通移动终端产品。
2.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持续稳步推进智慧农民数字工程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实现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播渠道，实现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服务形式，实现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存储传播的主阵地，将着力开展农家书屋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文化生活、基础教育等多种类资源进书屋等工作，将教育培训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实现数字化资源建设。 其中，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是指将中央农广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农家书屋，进行传播共享，丰富农家书屋资源内容建设。
3. 文化服务功能建设
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智农惠农资源建设的基础上，为实现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与拓展，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教育提供学习的多种形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文化功能服务。工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文化服务站点、远程培训课堂、基层教学站点和自助学习平台建设。
4. CCTV—7《农广天地》走进农家书屋
策划制作农业特色节目，丰富资源内容，通过CCTV—7《农广天地》电视栏目走进农家书屋学习场所、走进基层农民培训课堂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社会影响力，促进农家书屋有效使用。
5. 职业农民手机报创办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农民实用信息为核心内容，编辑“职业农民手机报”，及时准确发送到职业农民手机终端，让农民及时了解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篇5
新型智慧城市面向国家层面的全局智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城市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中国电科总经理樊友山表示。
与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实施途径、核心功能、资源和形态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体系规划与顶层设计，实现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强调数据归心、信息主导，通过数据的集中、融合和开放，汇聚社会力量，共同挖掘数据的内在价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设者实现更加合理的决策，并利用信息流驱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其他流态，完成智慧的组织，推动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三是坚持探索开放经济和共享经济，打造基于开源信息系统的经济发展能力，把数据存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充分汇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开源的方式催生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四是强调便捷为民，通过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统的便捷为民服务体系，形成高效便捷、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融合”解决城市治理难题
城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以城市治理与新一轮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技术上涉及基础网络、感知设备、云计算设施、共性平台及基础信息资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则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城市现状、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发展规划，对城市的特点、竞争力、吸引力、发展驱动力、信息化可提升的点线面进行全面分析。
纵观当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跨域业务协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设，缺乏全局的顶层设计；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各部门条块分割和层级化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城市信息化发展；数据共享应用方面，城市基础数据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共享和综合利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体系，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要成体系的信息系统技术来推动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都在积极布局，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数据融合”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电科先后承担了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2015年8月以来，中国电科与深圳市、福州市、嘉兴市达成协议，深度参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运营、大数据管理、网络安全等多领域运用体系工程方法，自顶层向下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最终打造改革开放、创新生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标杆”。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物联网通用体系架构指引下，各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可实现城市内及城市间各部门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通过数据融合共享和开发开放，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运行状态信息和应急响应决策依据，便于城市管理者进行一体化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处置、精细化和精准化城市管理。
“通过在普通监控摄像机中嵌入多种智能识别算法，当探头发现实时信息，自动将信息传送至视频平台，实现了对监控系统‘智慧’技术的革新。”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表示，将可视化的视频设备与物联网、视频云平台等技术结合起来，还可实现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为生活带去更多便利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为民服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浓厚氛围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过去大医院就诊的经历：挂号排长队，候诊等半天，反复检查太折腾，开大处方花钱多……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难”。那么，是否可以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医疗领域，实现更为便捷的智慧医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电科的技术“极客”们推出了“全科医生”解决方案：患者通过智能手机连接社区全科团队，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全科团队利用信息系统在循证、知识库、认知技术的帮助下提升诊疗水平，更好服务患者，全科团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接高端医院专科医生资源，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门诊。
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智慧工地”解决方案。这是专门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打造的一款产品，其综合应用了RFID、红外探测、无线传感网等物联网技术，帮助施工企业和建筑工人改善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劳动力薪资，并提供便民服务一站式服务。
篇6
关键词：新型智库；功能与定位；国外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C93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对智库建设做了重要批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哪些功能，应该如何定位？新时期的智库发展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本文结合中国发展环境特点，对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和定位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全球智库发展概况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6年公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08-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分别为5456家，6305家，6480家，6545家，6603家，6826家，智库数量增长较快，发展趋势明显。整体来说，世界智库自1900年以来，一直呈现不断快速发展趋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详见表1）。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也开始崛起，智库开始遍及世界各个大洲。
其中，经济发达的北美和欧洲地区，占据了智库的半壁江山。北美与欧洲智库数量分别以29.1%与26.6%排在前两位；亚洲（17.6%）与南美（9.7%）虽紧随其后，但与欧美相比，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差距。非洲、中东、北非以及大洋洲的智库则相对较少（详见表2）。
《2013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828家）、中国（426家）、英国（287家）、印度（268家）、德国（194家）。其中，美国的智库数量多于其后四国的智库数量的总和，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二、国外智库的功能定位
国外智库的功能定位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政府提供战略思维服务，同时保持独立性
在发达国家，智库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民间外交等功能，其影响之大，堪称所在国权力机构中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方面，智库承接政府课题、为政策制度提供咨询；另一方面，智库保持独立性，进行自由研究，为政府提供服务，不为固定的政党服务。美国智库都在为政府提供一种参考性的专业意见。美国现代独立智库起源要追溯到兰德公司。在二战后，核武器的发明使得传统战争规则随之改变，军队领导人力求一种新的战略性思维，以适应用核武器战斗的新环境。五角大楼为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智库，承担独立的战略性思考的任务。这一智库就是兰德智库的雏形。为保持独立性，兰德公司不许政府介入日常决策，董事会成员当中都没有政府官员，也不接受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兰德公司接受美国政府的课题，有三分之二的课题收入来自于政府，只是，这些课题中客户中既有，也有共和党或其他党派，以此保证公司的思想不受任何单独党派的控制。
（二）启迪民智，引导大众舆论
一方面，美国智库要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各界的赞助，需要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包装和推动；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时，也需要借助智库专家的分析和解读来吸引观众与读者，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市场份额。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宣传研究成果是当代智库的重要特征。微博等新媒体出现后，智库的宣传手段也推陈更新。像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各项研究报告、出版物的研究成果，均会同步更新到博客和微博中，每个研究员也拥有独立的工作博客，代表机构发表意见和看法。
（三）人才的蓄水池与引力场
智库具有人才储蓄和为社会其他部门培养输送人才的功能。美国建立第一家现代独立智库的原因，除了上述军事战略的需要，还有就是通过智库留住外国人才：二战期间国防军队当中有许多财智双全的工程师。五角大楼知道，战争一旦结束，这些工程师很难留在华盛顿。因此，五角大楼希望建立一个舒适的环境，让这些人才继续留在美国，发挥智力效应。西方智库可以实现智库人才和党政行政单位人才的互相交流。西方智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政府和企业输送人才，所谓“旋转门”机制。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内阁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在华盛顿，一些非常资深的员曾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进行培训。这个系统不仅在西方存在，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有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读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以三倍的薪水将他们吸收进智库，几年之后这些人才就会有所成就。这是吸引人才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会让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在政府当中永远存在。
三、思考与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国际贸易国。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五年，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治国理政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如果中国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虽然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国情，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与此同时，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国需要能够提出一定的“储备性政策”并且具备专业能力的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
另外，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的议员，社会与公民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笔者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特别需要发展一批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智库，并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智库发展环境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要发展智库，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发展经验，而另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需要定义新的智库功能和定位。
（一）对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的思考
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的思考主要有以下4点。
1.建立百花齐放的智库格局体系
中国智库的建设是一个中国智库的格局问题。中国智库的95%是官方智库，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库。所以，现在中国智库的格局是不均衡的。就像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
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的智库应该是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的支持和一些可发展的环境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全局发展态势。
2.研究定位应着眼于战略性与长期性
西方智库在定位与功能上，一个明显不同于企业的特征就是其研究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同美国智库一样，中国智库的作用应该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这是智库的基本定位。研究具备战略性，就意味着研究成效具有长期性，无法用短期的评估机制评估成果和作用。因此，定位战略性的同时，智库的内部或外部，应建立起相应的长期评估机制。同时，人才的储备方面应着眼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
3.加强中国智库的社会舆论引导功能
启迪民智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中国智库在引导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方面做得还不够，跟西方非常重视媒体网络的传播相比，我国相对较弱。目前，大多数智库的宣传渠道仅限于机构网站和活动，如成果时的媒体宣传或研讨会、论坛，这些宣传仅仅是对研究成果的侧面宣传，引起公众瞩目的效果十分有限。许多民间智库机构，甚至没有足够的办公场所，在居民住宅中办公，更没有人力、财力建立网站和使用新媒体。官方智库不缺乏经费支持，但由于其功能设定的单一，即只需要完成政府课题任务，提供决策建议，往往缺乏引导社会舆论的动力。
4.将人才储备和“旋转门”纳入智库功能之中
西方智库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影响决策，但是对中国智库来说，其服务的政党相对稳定和固定，从而有更好的直达通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距离更近。因此，中国的智库更应该倡导人才的旋转，人才的旋转也更便捷，智库之间体制方面没有多少跨度，可以实现智库人才和党政行政单位人才的互相交流和流动。
（二）政策建议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推动力量，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要打造真正的中国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尽快推动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好以下问题：
1.尽快发展思想产品市场，开放研究共享平台
充当思想产品市场中的活动主体也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定位之一。现在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因为地方以各省市的研究中心为主导，但其相对封闭，各自为政。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官方智库层面没有形成一个横向和纵向比较紧密的联系网络，更不要提在社会的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之间的网络和共享平体，这种智库的共享、交流和共通应该加强。
2.完善智库内部的管理和机制
第一，部分官方智库保留事业编制，很多脱离体制内的智库，如社科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关键的管理层人员依然保留行政级别，研究人员薪酬体制也仿照事业单位进行，薪酬待遇较低，对人才吸引力不强。要增强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就需要改革内部薪酬机制。
第二，在科研的机制方面，要打破一些以部和单位为单元的研究机制，转向以项目和专家的引导方式，把人才集聚起来；打破学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单位、跨国界，跟国外机构合作。
第三，在人才管理方面，突破人才流进流出的方式，适当引进国外的人才，还可以建立一个国外专家库，实现智慧的共享。
3.鼓励不同性质的智库发展，扶持民间智库
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现在中国的智库其实已经呈现出组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除了事业单位型智库、高校型智库和民间智库等主要类型外，中国还存在混合所有制智库，即有些民间智库有官方背景，也有一些是在事业单位转制成企业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些组织多元化的智库，其实是政府决策者以及智库领导人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而进行的有益探索。虽然从单个组织的研究能力来讲，中国智库还无法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兰德公司等大型智库相媲美，但是组织背景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智库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和自身优势的舞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的智库不仅可以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还可以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因此他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
中国需要民间智库，然而，目前的社会环境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盈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要求，却必须让其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
4.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
官方智库存在财政的支持和监管，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智库按照行政单位的管理体制进行管理，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来非常麻烦。例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再例如，有的研究员两年才出一次国，限制了很多国外交流。相对来说，民间智库的经费使用比较灵活，但经费来源比较困难。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适合智库发展特点的经费支持的渠道。
另外，我国的社会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但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政府应该宣传智库事业的重要性，引导企业家捐赠和帮助智库事业发展。
5.智库发展应走向国际，且同时与本土化相结合
国际化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在经济研究领域，比较著名的一流智库有布鲁金斯学会、布鲁盖尔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查塔姆社、卡托研究所、米尔肯研究所等。在当今世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领域，如全球环境变化、能源发展以及医疗卫生等，智库也积极发挥了其专业与综合的能力。
全球智库在国际化的同时，也很注重本土化。2006年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全球性智库这样一个概念，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开始设立分中心。基金会的全球性网络，并不仅仅是华盛顿地区与各分中心之间的网络，各个中心之间也在建立联系。由于分中心承担研究当地问题的任务，基金会将分中心“本土化”，工作人员、学者均在当地聘用，这些员工拥有熟练的当地语言的应用能力。很多都是当地的学者和专家，他们都是具有实际经验的实践者，有一些是来自政府，有一些是来自商业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首先有实际经验，因此他们了解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因此才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故此，中国的智库发展应走向国际化，并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注重与本土化相结合。
（本文部分内容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整理得出。）
参考文献：
[1]王辉耀.大国智库需要走出去[N].新京报，2009-4-18.
[2]王辉耀.有一种“软实力”叫智库[N].新华日报，2009-12-16.
[3]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EB/OL].（2009-10-14）.2009-10-14http：///story/001028689.
[4]王辉耀，苗绿.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篇7
关键词：来宾市 特色信息资源 新型智库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024-02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为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就预示着新型智库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需要。国家层面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属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未来竞争的核心力量将会是新型智库的竞争。服务于新型智库建设将是图书情报机构发展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一、新型智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1]新型智库基本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中国特色，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精神和党和国家的需要；第二，“新型”，即有别于其他智库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广泛的包容性、现代化的、独立客观性；第三，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产品的机构。[2]
决策咨询是智库功能的基本体现。国家层面、全局性的咨询需要建立在现有的国情基础上由专业的团队或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国情的载体就是文献、知识、信息，智库建设离不开强大的文献信息库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在中国化的文献信息调查基础之上。
二、图书情报机构与新型智库建设
1.图书情报机构的属性
在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共图书馆定义：提供阅读服务为主要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和传播文献信息，向公众开放，并经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由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和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
2015年12月31日，教育部以教高〔2015〕14号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
由此可见，在我国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均具有非营利性特征，并且具备研究的功能。这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属性趋同。同时，图书馆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和传播的文献信息就是我国国情的“载体”。因此，图书馆参与或者服务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必然的。
2.新型智库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特征
2.1专业化文献信息需求
新型智库建设为了解决某些领域专门的现实问题，这就使智库建设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专业化是新型智库对文献信息资源需求的主要特征。1983年英国成立的皇家三军防务所，集中研究英国和国际安全与防务问题，其军史图书馆收藏着从18世纪到21世纪，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冷战时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典藏。[3]新型智库是为提供参考咨询服务解决现实问题，对文献信息的要求会更为专业。
2.2连续性足量信息资源
社会不断发展，新的课题和领域可谓层出不穷。新型智库要抓住事件或问题的核心真相，就必须持续不断收集各种文献信息资料，包括事件的历史档案及资料。充足的文献信息资源是智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决策服务，决策来源于新型智库的专家智慧，更是来源于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没有“原料”的智库是空洞的。离开文献信息资源谈决策分析必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2.3全面准确的文献信息资源
全面准确的文献信息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信息资源的全面与否，准确与否是决定着问题分析和把握的准确性。因此，智库非常重视文献信息的搜全率。多渠道、多途径专业的文献信息获取是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工作。图书馆是智库重要的文献信息来源，同时自身又必须拥有专业信息采访渠道，图书、报纸、期刊、数据库及档案、会议文献等灰色文献也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三、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与地方新型智库建设
社会发展中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将会不断的出现，这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新型智库建设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层面决策咨询。区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影响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地方文献资源的地域性、系统性、实效性、民族性等对研究地方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方新型智库以研究当地问题、服务当地社会发展为目的，涉及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地方性区域特征明显。地方特色新型智库立足于地方，研究、服务于地方，主要承担着研究、咨询、服务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管理决策。[4]管理决策必须立足地域文化，精准定位、形成优势特色才能体现地方特色形成有价值的咨询意见。依法治国、科学决策是新型智库建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基于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地方特色新型智库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地市级公共图书馆现阶段文献信息建设的重心工作应该是为地方新型智库建立专业的、全面的、准确的、完备的资料库。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服务于地方新型智库信息需求是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可为、有为、有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可为，是因为地市级公共图书馆长期建设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有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日益载体多元化，分布更为广泛，尤其展示地方特色的资源收集、整理仍有较大的空间；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在服务于地方智库信息需求的同时，为广大读者了解地方历史、经济、文化等特色，树立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这势必将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四、来宾市地方特色文献信息建设
特色化地方文献信息建设是指图书馆根据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重点，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适应地区需求和研究需要的地方文献信息。[5]来宾市历史悠久，地处广西腹地，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这些文化信息的综合构成了来宾特有文献信息资源库将为来宾市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原料”。
1.丰富特色资源
1.1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收集
来宾市历史悠久，与之相关的旧志、年鉴、史料文献数量有近万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庙遗存在来宾分布广泛，兴宾区（原来宾县）良塘乡甘东村山、武宣县桐岭镇大祥村、武宣县桐岭镇盘龙等地均有庙。叫的地名也颇为多见，据民国《武宣县志》记载，境内的村有5个，其中庙王区1个（解放后分县时划归象州县，现为象州县妙皇乡村），桐岭区2个，禄新区2个。目前已知的地名还有武宣县桐岭乡大祥村有岭1个，洞1个；大林乡大林村有岭一座。在来宾流传着多种有关神话的传说版本。[6]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与传说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开发是来宾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2独特的自然资源
来宾市自然旅游资源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和生物景观3 景类和山岳、峡谷、洞穴、湖泊、瀑布、景泉等12个基本类型。[7]其中金秀县的圣堂山、莲花山最具代表性，高山、流水、奇石、古木、奇松、红花、幽谷、异兽等使得整个金秀大瑶山成为广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另外，红水河给来宾带来有丰富的石头，赋予来宾市“中国观赏石之城”的美称。独特自然资源相关文献及相关信息资源开发不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还有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及宣传的价值。
1.3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来宾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水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4.8%，其下属金秀瑶族自治县是世界上瑶族支系最多的县份，瑶族风情浓厚，堪称“世界瑶都”。[8]各少数民族历史、传说故事、节庆、艺术、体育等文献信息资源是来宾市鲜活文化的载体。
这些特色化文献信息资源是特色来宾的源泉，资料收集中范围要广，除了历史文化文献还要注重收集与来宾相关的正式出版物及内部资料，同时加强多媒体资料的收集，比如央视频道制作播出的《红水河淘石记》、《疯狂的石头》等。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对研究来宾、宣传来宾、形成来宾文化自豪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2.抢救性整理挖掘文献信息资源
2.1珍贵历史遗存的保护性开发
来宾各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遗留了重要的遗址和文化痕迹。前文提到的庙或以命名的地方。来宾市忻城县素有“壮乡故宫”职称，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保留最为完整吐司衙门――莫氏土司衙署。历史遗存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其文字资料整理、图片资料、影像资料、口头流传资料等收集、整理是当前来宾市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迫切任务。
2.2民族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
来宾市壮族和瑶族重要发源地，也是当前壮族和瑶族主要聚集居住地之一。壮族喜闻乐见的传统壮剧艺术、纯真质朴的瑶民歌、独特的民间舞蹈、惊心动魄的瑶族绝技、古朴多彩的服饰、体育、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不仅关系到传承更有益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9]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汁原味的民族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加强民族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献信息资料的整理在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均很高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2.3民间文化资料的征集和抢救
来宾市民间文化资料丰富，涉及到来宾各民族人们生产、生活、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是世代来宾人生活状态的“活态文本”。其中有些仍在传承、有些濒临消亡，有些已经消亡。对于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部分在文献信息建设中就只能以口述史的形式进行搜集整理进行抢救。民俗，具有深厚、浓郁的社会群体与民族性的文化品格，具有塑造与哺育人们崇高美德的作用。调查、记录民俗，有利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10]因此，采用现代科学的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严谨的方法，开展来宾“记忆工程”。科学全面地记录来宾的民间文化资料，既保存历史文化，又利于来宾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3.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
地方文献信息分布广泛、载体多样、形式复杂，针对地方新型智库的多元化信息需求，根本性地解决该问题只有利用现代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设一站式信息化服务平台。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中地市级图书馆应利用现有条件抓住机遇提升自身的文献采访、整理、研究及服务水平。
3.1树立图书馆地方文献信息收集和利用中心的地位
地市级图书馆在自身文献建设中应该以地方特色文献为中心，在已有地方文献基础上不断扩大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有计划、有目的的实现地方特色文献信息全覆盖式收藏。在制度建设方便应进一步完善地方出版物（含灰色文献）缴送制度，确保地方文献的有效收集和保存。此外，地方图书馆应确立边收集保存边开发利用的模式，在收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向文献信息提供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文献信息服务，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这将更利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
3.2研究分析地方新型智库信息需求
服务平台建设要有针对性，地方新型智库需求是当前地方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重点对象。根据地方新型智库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内容及需求文献的特征、载体、需求文献信息的研究层次等科学有序组织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资源、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地方新型智库在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中必然需要专题化的文献信息资料、专题调查报告及系统的反应本地区真是情况的数字统计、事实依据等。由此可知，只有分析研究用户文献信息才能建设出有价值的文献信息服务平台。
3.3有效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中应采用现代文献信息处理技术将多媒体信息、电子图书、纸质文献等不同载体的文献整合到统一的数据库中。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合是一站式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前提的基础。系统完备的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是地方图书馆一项根本性的工作。此外，地方图书馆应与地方高校、情报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等协作共建共享资源，以大资源建设观来建设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最终成果就当前来看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建设地方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是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系统，文献信息资源收集、加工、存贮、利用等全面而系统，在文献提供、信息推送、宣传地方各项事业建设成果等方面均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国家新型智库建设战略，为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同层面智库建设需要相应的文献信息资源的支撑。来宾市有着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这是来宾文化的积累的结果，更是来宾未来社会发展的巨大支撑。加快来宾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或来宾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化工程。这不仅为来宾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在保存来宾特色文化及宣传来宾地方象形方面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崔树义.世界各国智库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7.
[2]黄如花，李白杨，饶雪瑜. 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的知识服务：图书情报机构的新机遇[J].图书馆，2015（5）：6-9.
[3]吴育良.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及启示[J].情报杂志，2015（2）：188-193.
[4]黄晓斌，王尧.地方文献与地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J].图书情报知识，2016（1）：35-41.
[5]傅虹.关于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若干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6）：80-82.
[6]覃乃昌， 潘其旭，覃彩銮等.广西来宾市文化的考察与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4（1）：64-74.
[7]张文艺，吴郭泉.来宾市旅游资源特色及开发构想[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32-34.
[8]欧阳建友，张聪.山水相依，歌舞同源―塑造具有来宾地域文化特色的“源文化”城市文化广场[J].规划师，2008（9）：51-53.
篇8
“仁、义、礼、智”是两千多年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道德标准。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继承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合理内核，摒弃封建糟粕，并结合时代特色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推陈出新，使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
1“仁、义、礼、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
我国历史文化经历了先秦文化的孕育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初步形成以及到汉代成型的过程。具体来说:
1.1在2500年前，齐国管仲在治国实践中开始注重社会荣耻感，他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可覆错也。何谓四维?一礼、二义、三廉、四耻。”“礼”是指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秋季;“义”是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廉”是指坦荡无私，清正廉洁;“耻”是指对坏事的羞耻心。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被看作是治国四纲，其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及长治久安。
1.2孔子在管仲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即“智、仁、勇”“三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将“智、仁、勇”三种道德素质，才能逐步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境界。
1.3孟子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智、仁、勇”基本道德体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四个方面。孟子把“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总结归纳为“仁、义、礼、智”，并把它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孟子认为这四种道德要素并不是外界给与我们的，而是我们自身独立有的本质和品德。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我们才能发掘人性深处善的一面。
1.4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在当时历史上人与人交往做事“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要素加以整合并作全面规范。他说道“夫仁义礼智信做人做事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仁、义、礼、智、信”之道。从此“仁、义、礼、智、信”就成为国家实施仁德治国的价值基础。从此之后将儒家伦理推向新的高度并统领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余年。因而我认为孔孟之道对今天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不可磨灭的借鉴意义。
2“仁、义、礼、智、信”的现代继承与发展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是应该有点精神的，一个人也是应该有点精神的。中华民族是受儒家学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度，作为传统道德标准的“仁、义、礼、智、信”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传统文化的重新觉悟。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历史表明，任何新的理论都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形成的，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形成的优秀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是“仁、义、礼、智、信”伦理的现代运用。
仁，“仁者爱人”，是指对人要有爱心，有同情之心，不忍之心，要仁慈、仁爱。“仁”字在《论语》中出现过百余次，是“仁、义、礼、智、信”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象征。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今天的“仁”不仅仅是爱人，而且扩大为爱人民、帮助人民、团结人民，它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为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融洽气氛，这与“以服务人民为荣”“以团结互助为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仁”成为区分荣与辱的界线以及判断道德是否盛行的社会标准，是今天荣辱观的奠基之石。义，是指公正、合宜的举动，或指正当、正直、道义的气节，即正义之气。“义”也有责任和奉献之意，如义务，义不容辞等。在个人道德追求上“义”表现为对待他人，他事要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义”作为人应该遵循的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对待人要诚心诚意，也反映了大无畏的为他人精神，这是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义”所包含的道义精神也表现为一种民族气节，今天的热爱祖国为荣，包含了国人合宜的举动，正义的气节，最高道义和应尽的责任，将为他精神人与人的层面上升到人与国家的高度，表现为凡人要分清贵贱尊卑，凡事均要依礼而行。儒家以“礼”作为社会规范，即所谓“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它是“仁”“义”道德要求的具体行为规范，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正如孔子所说的“内仁外礼”。时代的发展赋予“礼”许多新的内涵，古代的礼乐制度成为现在的党纪国法，“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经过扬弃成为现在的尊老爱幼，讲礼貌，讲礼仪、讲文明等。以遵纪守法为荣，就是对古代“礼”的继承和发展。先贤还主张勤俭行“礼”，孔子云:“礼，与其奢也，宁俭。”这些要求在现代社会则被发展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
智，是指知识、智慧、技能、谋略。作为道德规范的“智”，它是对“仁、义、礼、信”等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同，要求人们掌握道德知识，增强道德理性，具有区分是非，明辩善恶的能力。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以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并统一起来，要求人们能够树立正确、科学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一点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倡导的“以崇尚科学为荣”不谋而合。
信是指言守承诺，行不欺。作为道德规范的“信”，这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真实无妄，不欺人，欺己。孔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做人之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方。“以诚实守信为荣”，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抵制歪风邪气的必要之举，而且是提高国民素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在加强国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同时，要着重强调诚信，这不仅是优化社会资源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综上所述，“仁、义、礼、智、信”虽为我国古代人们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也是今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之源。在我国古代道德思想史上，儒家学派提出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体系，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原则。今天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及科学发展观，既吸收了传统美德观的人文精华，又融入了现代文明的科学精神，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祖国母亲对待人民，对待工作，对待别人，对待自己等各个方面的道德问题，突破了传统道德的应用范畴，充分的实事证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高度丰富地拓展了古今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是我国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课本(初、高中)古代史“春秋文化”
篇9
一、我国教育目的60年的演变过程
我国的教育目的60年来几经变化，明文规定的就有近20个。这些成文的教育目的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办教育为的是什么”，可将60年教育目的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为新民主主义服务阶段
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教育目的存在时间短，仅有建国初期的几年。严格地说，它仅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存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49年12月。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显然不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教育目的很快就成为历史。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目的随之出现。必须注意，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在教育目的表述中。但“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这些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的提法，使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被掩盖于政治斗争之下。
(二)“为无产阶级服务”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对新时期教育目的的不断探索。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明确对教育方针与教育目的做了分别陈述。
196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以及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 《小学四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中学五十条》)，把1957、1958年提出的教育目的合二为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上述教育目的进一步明确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次规定的教育目的不是作为指导纲领提出的，而是对前20年教育事业的总结。
宪法对教育目的的规定是该阶段教育目的的完整表述。从时间范围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育目的在中国存在20余年之久，其中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为动荡的十年――“”时期。十年动荡，教育目的的政治性被“有心人”利用，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有人认为，这是由“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育目的的自身缺陷所导致。不可否认，这一教育目的带有浓厚的“左”的倾向，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但也应看到它在社会主义事业起步期的必要性。
(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展开了对教育目的的反思与探讨，对教育目的进行修正。至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界先后出现了三次讨论教育方针的热潮。
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题词并不算是标准意义上的教育目的，但它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带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绝不弱于任何时期的教育目的。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以及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都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5年，上述教育目的被略作调整，载入我国教育的根本大法。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目的的内涵极为丰富，蕴涵了许多积极的新鲜元素――“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等，体现了第二代领导人所提倡的“改革”“开放”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教育目的的政治性有所弱化，但在1989年以后，“接班人”这一带有较浓的政治性色彩的话语开始出现在教育目的的表述中。从教育目的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以及演变过程来看，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教育目的的是1995年教育法中的表述，遗憾的是，“三个面向”等活力十足的内容没有被写进法案。
(四)“为人民服务”阶段
1999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为人民服务”这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曾出现过的话语重新出现在教育目的的表述中，“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美育”也是首次在教育目的中出现。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教育目的表述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我国教育目的进行了完整表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见党对教育的重视大大提升。
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基本上是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兼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双重属性。把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写入教育目的，“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教育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五)“让人民满意”阶段
2006年8月、2007年8月，两次强调，“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提法让人眼前一亮。其实，它可算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新发展，但其意义不容忽视。从“为人民服务”到“让人民满意”是一种立场的变化：“为人民服务”的主体是党和国家，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让人民满意”则将评价权利赋予人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二、我国教育目的60年的演变趋势及基本精神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我国教育目的的演变趋势
1 关注重心的转移：政治挂帅――经济优先―育人为本
办教育为什么?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再到让人民满意。这一系列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所关注的重心由政治到经济、再到人的转变。1978年之前，“有心人’的投机利用使得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目的严重政治化，给教育带来巨大损失。1978年以后，对教育目的的反思以及改革开放的影响，使得教育关注的重心向经济倾斜。随着“以人为本”思想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这一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教育目的中出现的话语又重新出现在我国的教育目的中，并且进一步发展为“育人为本”，“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性色彩，政治、经济等功能不可缺少。这也是我国在适当的时期，如1990年前后，对教育加强政治约束力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建设者”一直是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从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已不复存在，代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还要让人民满意，尊重人的程度有所提高，也有利于个人完善的要求实现。十七大报告强调“育人为本”，也凸显了党在教育事业上对人的重视。但不再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教育目的的政治色彩消失了，只是重心发生了转移，政治性始终是教育目的无法避免的。
2 培养对象规格的变化：几方面发展――全面发展
以1980年为界，之前的教育目的中提到的都是“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之后变为“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说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在1999年的讲话中将原来“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提法发展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换言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阶段要求培养对象达到的规格被阐述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为人民服务”阶段和“让人民满意”阶段则被阐述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智育、体育、德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提法就曾出现在教育部的文件中，如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但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内容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而“美育”直到20世纪末才被写进教育目的。
把美育写进教育目的，是对美育作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的肯定。“等”字说明了全面发展内涵之深、范围之广。德智体几方面发展――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对全面发展内涵的认识逐步加深。
3，培养对象的变化：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表面上看，我国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对象的定位上，经历了从“劳动者”向“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转化。但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另一种说法――“人才”，《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描述培养对象时使用的就是“人才”一词。培养“劳动者”是1980年以前，即“为无产阶级服务”阶段使用的提法。培养“人才”则是20世纪80年代较为盛行的一种说法，它与“科教兴国”重要战略密切相关，反映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和重视。而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权威说法。它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关，一方面重新强调了教育目的的政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劳动者”，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显然，这种提法更符合实际，也更易于接受。“
此外，在“教劳结合”的问题上，我国的教育目的经历了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转变。生产劳动是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方式，但并非全部。“”期间，“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被演绎为“教育即生产劳动”，以生产劳动来教育人、惩罚人，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99年，“社会实践”首次作为与“生产劳动”并列的内容在教育目的中被强调，既突出生产劳动的主要地位，又不致忽视其他社会实践。当然，由于社会实践包含着生产劳动，新提法是否存在表述上的问题还需斟酌。
(二)我国教育目的60年的基本精神
首先，社会主义方向性是我国教育目的最基本的精神。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建设者和接班人”，前面都有一个“社会主义”作限制，以及后来的“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都表明了我国教育目的的社会主义方向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教育目的怎样调整，社会主义方向性都不会改变。这是教育目的政治性的体现。
其次，培养劳动者，突出劳动或实践的重要性。由于对劳动的理解存在偏差，以及“”时期的惨痛教训，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以“建设者和接班人’代替了“劳动者”。然而，建设者的本质依然是劳动者，只不过说法更加委婉，抑或说先进。“劳动者”和“建设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都是在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反对只享受不奋斗、只索取不奉献、只获利不劳动的行为。培养劳动者、重视劳动的基本精神，无疑对国家的建设和强大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目的的中心内容。从“德智体几方面发展”到“德智体等全面发展”，再到“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体现出我国教育目的历来都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有关全面发展问题本身g存有两个争议。一是全面发展的理论--依据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还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观点。口’根源何在尚需继续探讨，但其最直接的来源应该是蔡元培“五育并举”或“四育并举”的思想。另一个争论是全面发展中教育各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我国历史上先后存在“智育第一”“德育首位”“诸育并举”等观点。但仅从我国教育目的的表述来看，自从各育被写进教育目的，就一直是德育为首。智育曾短暂地被排于首位，20世纪50年代初有过“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表述。自从1954年强调“德、智、体、美等均衡发展”后，将德育置于智育之前，德育居首位的说法―直延续至今。十七大又单独强调“德育为先”。可见，党和国家坚持“德育首位”。
三、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反思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而培养什么样的人，即将“人”限定在何种范围内则是不同类型教育目的的关键所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目的将人定位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过于狭窄。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社会主义人才”，再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把受教育者作为手段和有用的工具，即所谓“工具人”来培养。但人不是物件，“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真正的教育“首先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来培养”。我们需要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但不止于此，他首先应该是人――与全人类一样享有普遍权利的“目的人”。我国的教育目的中恰恰缺失了“目的人”，至少是没有把受教育者完全当成目的人。教育的目的在本质上是培养“人”，其内涵远比“建设者和接班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普遍推崇把培养“人?作为教育目的的内容，但在我国的教育目的中，究竟如何表述才能既体现“人”的内涵又不脱离基本立场，却一直没有解决。十七大报告别强调“育人为本”，虽说随后又提 “建设者与接班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已触及了教育的本质，较以往是一个进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被写入宪法、2007年被写入，人的尊严与权利越来越受重视，今后教育目的的制定必将会向着培养“目的人”的方向发展。
有人提出在教育目的中应使用“公民”来代替 “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国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和讲话中也可见“公民”的提法，但始终没有被写进教育目的。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会上也有同样的表述，而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更是对“公民”的重要性加以肯定。这些无疑会对教育目的的表述带来一定影响。“公民”显然比“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进步。然而，公民是否仅为“国家人”，是否可以充分体现“目的人”的内涵，还有待商榷。
从对培养对象内涵的要求上看，我国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仅提“全面”会导致对个性的忽视，对时代特征的忽视。事实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也并不能充分体现当今受教育者应有的内涵。―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对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从总体上讲是不重视，甚至是压制和排斥人的个性发展。虽然我们似乎也比较重视因材施教，但其结果往往并未带来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甚至人为地制造了学生的分化，使优生更优，差生更差”。而“中国学生之所以缺乏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创造性”。“创造”“创新”等要求曾在1985年和2003年提出的教育目的中出现过，但在更权威的成文教育目的中比较少见。另一方面，只有现代人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古代人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眼光再也不能只盯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上了，还必须看到那种能赋予这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国民心理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否则，再先进的技术，再完美的管理方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篇10
中国智库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库的发展脱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切割不断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当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那么，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究竟包含哪些内涵呢？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要义呢？ 概言之，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务必要处理好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务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脱离国情的理念。
第一，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使之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一些初步了解。智库尽管是今人提出的概念，但中国古代却有与之相对应的用语，即幕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幕僚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中国幕僚产生时间之长、划分种类之多、历史影响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寄于门下，以供自己驱使，门客制度便由此产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有名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三千门客， 其中比较著名的门客有： 毛遂、冯、蔺相如、侯嬴、朱亥等。秦、汉时期在门客制度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幕僚制度。“幕僚”的职责主要是为幕主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这一时期的幕僚已经有了很多的种类，既有统帅司令部工作的“长史”，也有参议军机、帮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还有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各地普遍实行“军管”，地方长官由武官兼任，这时的幕僚也就从单纯的军官转变为辅佐将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文武兼任官员，并且文职比重往往超过武职。唐宋以后的历代王朝沿习了这一惯例。直到明清时期，狭义的幕僚仍指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职官员。幕僚的历史影响在近代达到了顶峰。晚清的曾幕（曾国藩幕府）、李幕（李鸿章幕府）都对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幕僚这一中国古代智库发展的历程来看，幕僚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定人士（群）服务的，被其聘任，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是统治者出于自身需求，聘任幕僚为自己服务，主要是提供决策咨询。就其性质而言，幕僚属于官方智库，而不属于民间智库；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幕僚专为特定人群服务，比较灵活和自由。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幕僚都曾创下不朽业绩，诸如诸葛亮、刘基、范文程辅佐刘备、朱元璋、皇太极建立帝业，充分显现了幕僚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智库的发展固然要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但这是建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缺乏完善、系统的运作机制方面，幕僚的兴废与幕主的人事更替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幕僚脱离不了封建专制体制的约束，存在因人设事、因人废事的现象。幕僚的成败与雇佣、聘任他们的幕主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上的取得非凡成就的幕僚，无不与那些开明、有抱负、有远见的君主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旦这些君主失去权势后，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幕僚也就随之丧失了立足之地。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发展，也限制了幕僚进一步发挥作用。此外，幕僚往往是出谋划策的居多，躬身实践的居少，因此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有时难免不切实际或流于空谈。封建体制下的诸多思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幕僚的自由流动，更谈不上不同国家、政治集团幕僚之间的相互交流。
正是从理性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的视角出发，我们提出要采取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其合理的成分，诸如唯才是举，根据时势需要不拘一格任用幕僚，相比现行体制的繁多规章制度，减少了一些束缚，能够更好地满足对智库的实际需求；充分重视智库的建言献策，能够较好地吸收智库的智慧，并将其贯彻到决策者的实践之中，纵观中国历代统一战争，无不是采纳并遵循智库所提出的统一方略才获得成功的；智库诉求渠道畅通，幕僚可以直接与幕主当面交谈，既可以更好地把握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又可以将智库形成的对策建议直接呈送到决策者手里，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效率，等等；另一方面则要摒弃其不合理的成分，诸如幕僚的成功与否系于幕主一人身上，缺乏一套系统的智库体制作保障，存在随意性大的巨大缺陷；不同集团的幕僚相互间缺乏交流，也由此制约他们自由流动，等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改造中国古代智库的运作模式，目的在于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以此推动当代中国智库健康良性发展。
第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使其对中国当代智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历史印记与民族印记，表现出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思维特点、思维习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既可看到其优长，也可发现其不足。要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有必要先对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作一番系统的考察。
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系统思维。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天人合一”，即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看做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基于“天人合一”理念所形成的以综合性为主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朴素的、原始的系统观念，尤其注重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有机联系上来思考问题。中国古代智库在分析某一问题时， 通常会综合考虑与该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予以考察，在全面思考、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二，辩证思维。中国是一个有辩证思维古代的国度，《易经》中就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了“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观点。《老子》揭示了大量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强调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体现出较强的辩证思维特色。李泽厚将中国古代辩证法特征概括为“高度冷静的理知态度”、“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以及“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等三个方面。在如此浓厚的辩证思维的氛围里，中国古代智库自然习惯并且善于以辩证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说，辩证思维已经内化于中国古人思维的潜意识里。其三，前瞻思维。智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能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常人所没有的高见、远见。这就需要其具有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尤其需要具备前瞻思维意识。中国古代智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评估，为君主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因此，前瞻思维对于古代智库来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不仅有助于智库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作出正确预测，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预先给领导者提出最佳的应对之策。其四，形象思维。于汝波将其称之为象类思维，指出我国先人长于象类推理，在战略理论和战略对策研究上也多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如从天象中直接类推出国家应建立的中央管理体制，从自然变化中感悟出治国安邦、治军作战理论等。
当然，中国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思维的个性化、多样性、创新性不足。与偏于分析性的西方思维不同，中国古代智库偏重经验判断、灵感顿悟的定性演绎，缺乏定量研究，导致结论往往比较笼统、含糊，大而化之；对事物缺乏精确分析， 具有“粗放型”的思维特征，对有些问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思维过程中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思维体系，等等。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智库的思维方式，需要我们在把握智库现状的前提下有的放矢，在强调系统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体思维；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同时，也要注重逻辑思维；在运用宏观思维的同时，也要强调微观思维，等等。
第三，中国智库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把握智库现状，体现中国特色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经过20 余年的发展，无论是中国智库的类型、规模，还是中国智库的数量，都得到极大改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 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据《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美国共有1777 家智库）。近几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和智库实际运行的组织形态，中国智库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1）事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中国智库的最普遍形式。（2）企业型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以企业注册的法人机构，例如零点调查公司。（3）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智库：是指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例如天则经济研究所。（4）大学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有人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智库。随着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和对民间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分类也将随之变化。
根据中国智库现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的智库是由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构成。著名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代表的是国家级的水平，这支国家队还包括中央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组成了地方队。同时还有一批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代表民间的力量。这些智库有的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有的属于半官方机构，有的是民间组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均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成立于2009 年3月20 日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家、地方和民间三支力量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其次，中国智库的独特优势在于官方智库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和大学附属型的智库，对某些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要远远超过国外智库。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在与政府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信赖， 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非常重视的智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相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要简单，在智库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是其最大的优势。
再次，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的中国智库在经费、信息来源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中国现在的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大学的各类研究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这些智库背后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人员稳定， 在信息来源方面也拥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
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借鉴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兴未艾。在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智库也暴露出不少制约发展的短板，诸如在组织管理、项目运作、筹资、成果推销等运行机制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国外著名智库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智库当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民间智库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
在国外，绝大多数智库是独立于政府的，而由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著名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政策中心等智库均自我标榜为独立的智库。美国大约有2000 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 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其中，对公共决策影响较大的300 多家智库，大多为民间智库。这不仅有效保障智库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也能充分保证思想与利益的充分表达。国外智库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政府的制约，各政府部门无权干预智库的研究，从而使智库成员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和利害关系的左右，确保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观我国智库现状，在2000 多家智库中，95% 以上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约5%，规模很小，人数也很有限。由此可见，民间智库已经成为我国智库进一步发展的软肋。
第二， 强调独立性研究，倡导公正、客观的立场
国外智库都很强调独立性研究，许多智库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的文化传统，坚持非营利的民间智库的运作模式，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他们都对外宣称自己不代表任何
派别，秉持客观立场，推行特立独行的作风，不仅树立起了良好的声望，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当然，提倡独立研究容易，但要真正贯彻下去却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保障：其一，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国外智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有公司团体、基金会、政府、个人的捐赠，也有本机构的基金收入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智库不再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既保证了研究的资金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研究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国外智库大多数是由民间资金赞助，而我国智库多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同行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就达到7000 多万美元。国外很多智库资金来源除了不同客户项目之外，还有很大比例来自社会与个人的捐赠。这也是国外一种普遍流行的捐赠观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创立，为中国智库探索筹资新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 多家央企，还准备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其二，自行设定研究项目。国外一些智库允许研究人员自行选题立项开展研究，特别鼓励年青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独特的见解，并进而开展相关研究。为了给这些自发课题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这些智库通常会建立内部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面向新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三，监事会或类似机构的监督管理。国外一些智库会成立若干人组成的监事会，拥有实际的行政管理权力，保障智库的独立性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至于出现偏差。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就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第三，既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注重向外推销研究成果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将其视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之本， 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智库更是如此。他们都把高质量的研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十分珍惜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良好信誉。通过不断提高的研究成果质量， 智库可以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世人也多是通过智库的研究成果来知晓并了解该智库。世界上的许多著名智库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以确立自身的国际地位。兰德公司成立初期只是一家名气不大的智库，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军界高层对此报告并不感兴趣。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由此声名鹊起，正是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外智库也非常注重建立完善的成果推销机制，及时将成果推向社会，借以扩大知名度。仅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该学会除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外，还通过国会听政会、电视采访、举办面向新闻界的政策简述会、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出版书籍、杂志、建立网站等方式向公众作宣传。学会每年出版四期《布鲁金斯公报》，发表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专题文章；同时编辑出版《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汇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此外还出版《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刊物。
第四，重视对外交流，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
国外智库普遍重视与外界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他们一般通过采取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各种规模的论坛、举办形式多样的讨论会等方式，与外界进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有时也会邀请部分专家作专题报告，彼此进行小范围的切磋、交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都非常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智库建立密切联系，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国外智库坚持开放性的智库运作模式，广泛吸纳世界各地的人才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应该说，国外智库在研究人员的进出方面表现得非常宽松，拥有一定数量的短期流动性的研究人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收到了显著成效。研究所确定每年的研究课题以后，就向各国聘请合适的研究员。一年以后，研究所更换一批课题，随着也更换一批研究员。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既保证了智库正常的研究工作，又增强了研究的活力，大量的流动人员也给研究带来了新思想。国外智库的开放性的运作模式对我国智库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加强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智库必须改变只专注国内事务的现状，今后要更广泛地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外政府、智库等机构的国际交流，加快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第五， 独特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多次出入政界对政府决策可产生至关重要影响
在国外，智库在许多时候往往饰演关键角色，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值得关注的是， 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蓄积了很大的人脉资源。基辛格、赖斯以及奥巴马现任政府中的不少高官均出自智库。这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在政府与智库间转换好几次，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概括地说， “旋转门”机制的好处有以下几方面：其一， 可以更好地参与政府决策，或者对政府决策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二，吸纳各界精英尤其是下野的政界高官进入智库，继续发挥其影响力。需要在此强调的是，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这对我国智库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
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若离”的关系 智库的核心任务尽管是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但是如何处理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则直接影响智库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每一个智库都需要认真对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智库必须确立与政府机构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理念，这样才有助于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
第一，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
众所周知，智库是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为目的、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也
就是说，智库主要从事实用性、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研究，区别于大学和一般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影响公共政策选择为存在的价值，决策者是否采纳智库的政策建议是判断智库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
之所以在此强调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的关系，正是出于智库的角色定位。智库只有与政府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才能知道决策部门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近期或远期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惟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才能更有针对性，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中国智库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由此可以使其更清醒地知晓政府机构的政策需求，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自然也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智库自身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由此也就使得中国智库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具有根本保障，去年成立的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新智库是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今后，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将退休官员吸纳进来，以此加强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媒体对我国20 家主要的智库统计发现，两成以上的负责人为退休官员，如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还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董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等。退休官员加入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在国内也应该成为趋势。因为这些退休官员对政策制定过程有亲身体会。他们对政策过程的独到理解是学者研究无法替代的，吸纳他们进入智库对提高这些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十分有益。更重要的是，智库借此可以建立更畅通的成果推销渠道，更及时地将智库成果提供给决策者，以备咨询参考。
第二，中国智库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
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实质上是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即最大程度地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作出最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预测和判断。纵观古今中外的智库发展史，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都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这包括研究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学者的独立性以及学术研究、观点的独立性。
中国智库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其属于官方半官方或民间智库来判定其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有些挂靠于政府机构的政策研究院所之类的智库，虽然在许多方面看似在“政府内”，但其研究课题的来源以及观点等都表现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征；而有些研究机构表面上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或民间组织，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摆脱不了政府或某些公共部门的影响，事实上也并非完全独立。所以，观察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不但要分析其机构设置方式，还要分析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等。
由于体制不顺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一些官方智库的体制内生存模式，导致其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更多地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的功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突破，即不靠国家财政供养，成立专门的筹资基金――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通过全部市场化运作筹集资金，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
针对目前现状，中国智库保持与政府机构“若离”的关系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超越部门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中国一些智库恰恰是部门主义的代表，专门为某一部门利益代言；另外一些依附于政府机构的智库虽然也想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受限于自身定位，难以超越部门本位，难以具有全局性的眼光研究问题。因此，中国智库目前特别需要独立性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智库，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见，将他们的呼声充分表述出来并传达至决策者那里。
其次，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筹资金，避免经费来源单一， 尽可能使智库运作不受资助方影响和干扰。一方面可以由政府出面设立政策研究基金，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方式，为智库提供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为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智库，国家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个人向智库的捐赠实行税前抵扣政策，对智库免征所得税。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也要规范经费的来源与使用，设定相应的规则，做到经费管理透明化。
再次，通过立法形式，制定智库的行业管理条例，将智库的发展与管理引入规范化轨道。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制定相适宜的或宽松或严格的制度，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