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化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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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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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集经济 城市化

聚集经济一般是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益或效用增加的现象。聚集效应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空间性。聚集效应是因为企业和居民在空间上彼此靠近而获得的。第二，外部性。聚集效应是空间上集中的企业和居民，通过外在因素在客观上互相为对方提供利益而使经济效果增加或费用减少的效应。第三，规模性。聚集经济效应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通过微观主体的内在规模经济来实现，即只有取得自身的规模效益，才能使外在利益得以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因此，聚集经济的本质是由厂商或居民集中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聚集经济利益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的决定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生产要素逐渐按市场原则寻求最佳的行业组合和空间配置。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仅原有的城市以其巨大的聚集优势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聚集，扩大了规模，而且还在一些特定地点因人口、资源的聚集而形成新的城镇，聚集经济效应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根据图1显示出的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可以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我国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在“重点建设，稳步前进” 方针的指导下，新建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20个城市，一般性扩建74个城市。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52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9.07％，城市化由10.6％提高至15.4％，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到1957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达到18.1％，城市数量比1949年增加41个，总数为177个，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处于起步性的缓慢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1958―1960年城市化的“”阶段。1958年，在“用城市建设的来适应工业建设的”的号召下，城市工业大发展，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这一阶段，我国城镇人口增加2352万人，年均增加784万人，年均增速达到7.31％，城市数量增加19个，平均每年有6个新城市出现，城市化水平由1958年的16.2％上升至1960年的19.7％，平均每年增加1.17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化出现“”现象。

第三阶段，1961―1977年反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停滞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再加上城镇基础设施紧张，我国各部门和单位纷纷精简在岗职工，并开展“上山下乡”活动，支援三线建设，沿海工厂大量内迁。这一阶段，我国城镇人口数量以1.95％的年均增速低速增加，年均增加247.6万人，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下降，由1961年的19.3％降至1977年的17.6％，城市数量也由208个减少到188个，平均每年至少有1个城市在消失。

第四阶段，1978―1996年，我国城市化稳步推进阶段。1978年党的以后，全国的改革开放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国务院分别于1984年10月和1986年4月颁布了新的设镇规定和设市标准，小城镇迅速增加。此期间，我国的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1996年的666个，新增城市数量是前18年新增城市数量的8倍多。城镇人口以年均6.46％的速度较快增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至1996年的30.48％，年均增长约0.7个百分点，而且在1996年首次超过30％，使我国的城市化步入中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迅速，而我国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增长速度较慢。1978年至1996年 18年间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总共增加了28个，而中小城市新增436个，占新增城市总数的91.6％（见图2），我国的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城镇化特色。

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由于前一阶段城市建制数量的急剧增长带来了虚假城市化与大量优质耕地流失的负面效应，我国对城市数量实行较严格的控制，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以开发区为主要标志的产业空间拓展和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城市形态区域化扩张为显著特征的大中城市规模扩张新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城市数量虽然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的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854.25万人，年均增速为4.7％，城市化水平也以年均增加1.199个百分点的速度大幅提高，我国城市化步入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从以上城市化阶段划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即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城市化方向、速度、形式和战略安排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化的经济动力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引致的城市化日益显著，城市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现状

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2006年，我国城镇总人口57706万人，城市总数656个，城市化水平达到43.9％，1997―2004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年均增长1.23个百分点，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发展特点。

1、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持续增强。 从城市规模来看（按市辖总人口分组），虽然我国在90年代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但是由于国家在1998年后停止审批设立小城市，加上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特殊聚集效益和吸引力，先进的生产要素不可阻挡地向大城市集中，同时，中等城市向大城市演进趋势加强，我国大城市发展势头良好，中小城市比重和绝对量均呈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与1997年相比，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增加175%，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特大城市增加540.9%，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大城市增加482.99%，人口在20-50万的中等城市减少16.1%，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镇减少89.53%。显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小城市大规模发展的趋势被大城市发展所取代。

2、地区间城市发展不平衡。从城市数量的区域布局来看，90年代由于经济基础、发展速度和投资倾向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而我国中、西部城市数量则有所萎缩。进入21世纪，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在总数上比较稳定，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在总数上依然保持着绝对数量上的优势（见图3）；从城市规模的区域布局来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比率为0.495∶0.408∶0.097，东部地区的城市规模效益要于高中、西部，而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效益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大城市凭借其在区位条件、服务能力、交通运输、信息交换、设施水平、人口规模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对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促使区域内的这些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中。因此，大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从中小城市的发展来看，我国的中小城市有43.68％分布在东部地区，36.67％分布在中部地区，19.65％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3、三大都市圈已建立。从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真正意义上的最大的都市圈。2003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环渤海区的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5.5％、36.3％、35.1％、48.5％，这三大区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动最为活跃、城市聚集力最高的地方，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的主体。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像三辆马车带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4、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逐步缩小。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一直推行以分散化为特征的城市发展政策的原因，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比重）（见图4），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乡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工业化（非农产业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聚集机制和聚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棘轮效应”促使原有城市规模边界不断扩大，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正逐步缩小，这表明我国城市聚集效应对城市化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日益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从而在聚集利益调节机制下促进了原有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了新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尽管一些城市政府已经开始主动地按照聚集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政府的决策仍然制约着资源的流向，进而对城市的聚集与发展仍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一些不利于城市聚集经济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

三、结语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的动态过程，也是城市经济集约、高效的优势逐步显现和增强的过程，城市聚集经济利益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因。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聚集经济效应将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必将为我国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充沛的动力。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研究项目，项目编号B2007-

27006；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鄂教思政［2007］1号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谢文惠，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2] 吴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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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层面来看，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因为金融归属于社会性市场资源，其可以不断完善城市化经济中的经济体制，协调经济体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调整现代经济资源分配，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力。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的影响在“城”的发展中，“土地”是发展的中心，当城市的土地逐渐资产化之后，地租开始活跃起来，并很快成为最典型的利息。在市场利率变化的过程中，除了城市不同引起的富集度、竞争力度等方面的差别，地租的高低和利率的变化成正比。换句话说，利率是金融经济活动中对“城”造成影响的关键点。同时，金融对“城”的影响还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居民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居民的收入进行了二次分配。在金融市场较为繁荣的时候，会出现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假如投资途径丰富，就可能引发投资热潮，刺激城市居民个人产生投机性需求。同时，在此热潮的刺激下，贷款利率有可能出现下滑，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展，企业的投资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都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次，房地产交易。房地产交易会对“城”的投机性需求造成一定影响。金融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子市场的发展都会对“城”的需求情况带来影响，成为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影响变量。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的影响在基本供求得到满足之后，城市化经济的发展也会变得相对容易、平稳，这是实现城市化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金融经济力对“市”的影响比较短暂，通过内部调节和外部影响让其运行更加平稳，把不稳定因素逐渐引导至平稳的渠道上。假设“城市”处于封闭的状态，“市”的稳定和经济运行状态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非常深远。想让经济发展从不稳定趋向平稳，必须发挥金融影响力对城市内部供求关系的调整影响。

二、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的使用建议

(一)构建具有包容性的金融系统包容性的金融系统可以推动城市化经济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其可以让各项金融服务具有更大的普惠性，让弱势融资群体也能够享受到相同的金融服务。在这一背景下，金融经济力可以借助金融分配等因素化解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等，满足城市化本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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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变化；问题；成本控制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作为农村人口大省的重庆，也在这股城市化浪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认为，重庆的城市化经济建设，经历了显著的两个时期，而1997年的重庆直辖则成为了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1）关于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城市化经济成本指的城市建设、发展对资金的最低需求量，它是在区域城市化进程中，为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而付出的必要的经济代价。（2）不同时期重庆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在重庆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时，国家开始为经济松绑，引入市场经济。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国家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机制，资源要素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供求关系。1997年，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成为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业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发展重点由沿海逐步向内陆延伸，西部大开发成为重中之重。与直辖前重庆的城市化建设投资的成本相比，必然发生质的飞跃。

二、变化因素分析

（1）资源要素成本的变化。除了土地原材料等价格翻番，由于直辖后的重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将压低劳动力价格作为城市化建设的制胜策略，所以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的势头强劲。（2）生态环境成本的变化。随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的深入民心，新时期的重庆城市化建设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环保投入这一成本将贯穿今后重庆城市化建设的全过程。（3）科技成本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与科技经济逐步成为经济浪潮的主流，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城市化经济的建设也会越好越快越完善。这要求政府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对国内科技产业提供帮扶。（4）社会职能成本的变化。民生问题的逐步完善解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也就向政府、向社会抛出了一个标尺――城市化经济建设必须将民生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述四点是重庆城市化经济建设成本的主要投入，再加上国家扶持、重庆本身的经济发展、成本可支出总量的增加，重庆城市化经济建设由此被推入了高成本时代。

三、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1）增加压力。重庆的责任除了连接中西部，形成西部经济高地，更有着走向国际，与其他中心城市互为犄角的任务。但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高成本无疑是加重重庆发展的压力。（2）抑制动力。前文提到的导致城市化经济发展成本增加的因素同时也是促进重庆迈步而进的动力。它们要求了发展的高投入，高投入则使它们日趋完善。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关系：如果这种高成本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的控制和缓解，必然会导致这些发展动力的滞缓甚至恶化。

四、应用建议

如何在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下，找到重庆城市化经济发展高成本的突破口，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传统的企业观中，所谓的成本控制就是一味的“少花钱”。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原始而片面的方法已经也必然淹没在奔涌不息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我们需要寻找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经济发展潮流，更加具有长久效果的新型的方法。第一，每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这就说明不能把大把资源做“无用功”。那怎么避免“无用功”呢？这就要去确定成本投入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正确性就是成功控制成本的第一步。为此，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从宏观上把握住经济发展方向。第二，针对这个目标，细化步骤，强化责任。所谓细化步骤，就是根据目标，制定出计划、要求，除了包含时间、空间的明确，还需要保持对数据的敏感性，硬指标和软指标双管齐下；所谓强化责任，就是在步骤出炉后，各部门，各行业，各阶层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严格遵循各项要求与指标。第三，在整个过程中，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核算监测。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说明一切，但是没有数据，又怎么去谈成本控制？

总而言之，要抛开传统狭隘的成本控制观念。城市化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变数的道路，没有捷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机遇会垂青时刻准备着的人。做好作为城市建设者该做的，做好作为城市担当者该做的，做好作为城市推动者该做的，把重庆人民昂扬向上求发展的精气神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成本管控相结合，“功可强立，名可强成”。

参 考 文 献

[1]杨柳.城市化进程浅析[J].辽宁经济统计.2010（3）

[2]刁承泰.城市发展的经济分析与论证[J].现代城市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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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关天经济区; 城市化;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016-01

一、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城市化水平(又称城市化率,城市化度,城镇化率,城市化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文对城市化水平的估算,以非农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资料,以年鉴上的非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重为基准对各地区的非农业人口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调整系数K

城市化水平=调整后的城镇人口/总人口

其中:调整系数是以2000年“五普”非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重为基准,但由于各年的人口流动情况、国家政策有所变化,K值也做了适当修正。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性。因此,本文提取从1991年至2008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区间的数据。本文采用城市化水平这个指标来反映城市化,表1是1991至2008年处理过的经济区城市化水平数据。

表11991至2008年经济区城市化水平

二、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影响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研究了1899年至1922年的美国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生产的影响,认为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f(K,L)=λ*Kα*Lβ其中,F(K,L)代表生产函数,K,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人,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为常数,代表生产的效率系数。

为了定量研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替生产函数Y=λ*Kα*Lβ中的Y,把技术和资本存量一起看作外生变量,即方程中λKα由系数A代替,劳动力存量用城市化水平代替。模型估计用的生产函数变为:Y=ALβ,两边取对数得:lnY=lnA+βlnL即Y*=A*+βL*。因此,把技术和资本存量看作外生常量,目的是剥离二者对城市化水平的内生影响,借助生产函数确定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

本文为了消除时间序列自相关,加入滞后一期,设定回归方程为:lnYt=c+α*lnXt+β*lnYt-1,(注:加入滞后一期,说明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在第二年后才能发挥作用),其中Yt代表第T年的城市经济总量,Xt代表第T年的城市化水平百分比,C为常数,α、β是系数,原始数据项目包括:城市化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时间跨度为1991―2008年,数据来源为各年陕西统计年鉴和甘肃统计年鉴。表2是1991至2008年处理过的经济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为R2=0.9925,D-W为1.4528,说明残差存在很强的独立性。查T分布的百分位表,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T统计量的临界值为2.01,模型的T统计,量满足关系式|T|>2.01,表明回归参数的估计值具有显著性。模型F统计量的值为992.737。查F分布的百分位数表,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统计量的临界值为4.03,模型的F统计量满足关系式F>4.03,表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计量经济模型。根据回归的结果,lnX的系数约等于1.0712,大于零,可见城市化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实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本文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定量的分析,并对如何促进经济区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区的城市化水平,提出如下建议:

1. 充分利用科技优势、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统筹各类科技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重大创新突破,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2.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县域经济。积极探索建立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体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布局合理、设施先进、畅通便捷、城乡共享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加强经济区内部经济联系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支持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引导科技要素向农业和农村转移。探索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R].2009-06-30.

[2] 黄宇慧.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

[3] 郑之国.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J].市场论坛,2004(06).

[4] 陕西省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2009.

篇6

(一)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水平低

重庆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既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又有特大型城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重庆现辖40个区县(自治县、市)，近3/4的区县属于农业区县。1998年末全市总人口为3059.6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614.03万人，而重庆主城六个区的非农业人口就有222.79万人，是全国有名的特大城市。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入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开始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补课”，城市建设明确了补历史“欠帐”的任务，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现松动。1978年以来，重庆的非农业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庆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长十分缓慢，1998年也只达到20.1％，年均增长0.38％，而全国为30.4％，同期年均增长0.6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据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比较发现，重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1998年重庆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仅为0.53。1998年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6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范围。说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准备阶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发展阶段)。按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来判断，今后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30－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城市化时期的发展速度曾经达到每年分别增长1.6和2.9个百分点。

(二)城镇体系不合理

重庆现有7个建制市，645个建制镇。其中，特大城市一个，即重庆(城)市；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两个，即万州区和涪陵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6个，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为人口在5万人以下的城镇。第一大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为250万，而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市人口仅为30万，首位度达88。目前还空缺人口规模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见，重庆特大城市孤悬，大中城市发展极为滞后，小城镇发育十分缓慢，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极不平衡。重庆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间、各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重庆城市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发育较完善，特别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密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为28.34％，而东部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属于“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11.60％。另外，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规划、设计、“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重庆城镇空间布局还具有典型的线形分布特点。90％左右的城镇是沿境内江河密集分布，这与重庆的交通网络分布和工业布局直接相关。这种布局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重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造成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目前，等级最高的特大城市重庆主城区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分布的合理格局，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三线”建设以来的新兴工矿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配套、自我发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产业结构趋同，工业领域重复建设普遍。

二、加速重庆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庆的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发挥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从重庆的现状来看，母城所承担的经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无疑是很强的，但母城与第二级城市之间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联度较小，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母城与原万、涪、黔地区虽属同一行政区域，而其间的经济流向、经济联系可能还不如母城与四川省的泸州―内江―自贡―宜宾一带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畅，另一方面还在于我市区域内部城市级差太大，没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从我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强我市区域经济辐射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扩张受到了土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广阔，加上有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来承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而发展小城镇，又将受到小城镇经济总量太小的制约。因此单纯发展特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现实的。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出现，只能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区域极点内，然后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因此，重庆的城市化也应选择重点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发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选择特大、大、中、小分层推进的城市化模式。重点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组成的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缩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但是，按核心――边缘增长理论，母城作为核心区存在，可能会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当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周边地区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为防止这种状态出现，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时，除了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群，使之成为启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二)重庆城市化的目标

――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主城区功能进一步增强，万州初具大城市雏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中等城市；连接主城区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初步形成。

――201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形成长江上游地区以都市圈为核心，层次分明，功能合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有机结合、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的城市群：主城区中心城市功能已相当完善，完成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大为增强；万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渐趋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展的基础上，以各具特色的产业为依托，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众多极核点。

――2020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形成长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镇)群，各城市间由快捷通畅、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区域交通网络连接；城市空间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规模适度，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城市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都市圈的范围。都市圈由主城区和主城区的组团组成，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所辖区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范围：东起铜锣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钓鱼咀、道角，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除主城区之外，都市圈还包括鱼嘴、长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驿、西彭、两路、蔡家、鱼洞等11个组团。组团是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重庆的都市圈不仅要带动市域经济发展，更要定位于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核。今后5－20年要进一步发挥“窗口”和“龙头”作用，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强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点是建成“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建成辐射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与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应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大大增强。

――强化交通通信枢纽地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十五”期间我市要继续强化骨干交通网和信息网的建设，构建起内外通畅、方便快捷、各种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通信体系。重庆是西部唯一集水、陆、空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待渝怀铁路、遂渝铁路建成之后，重庆铁路枢纽将是五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重庆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有条件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和滚装运输中心；到“十五”末，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交通网络已比较完善；随着江北机场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庆的航空运输枢纽功能将日趋健全。通信方面重点则是建设区域信息传输骨架网络，提升重庆通信交换平台的级次，由三级交换平台上升到二级；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交换质量。

――强化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与外部完备的交通、通信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营造商业氛围。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货运流通中心；发展博展业和传媒业，使重庆都市圈成为区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区；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和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业，建成区域性人才培训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务贸易中心；创造条件争取国家支持重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速资金流的集散和循环。

――构建以高技术产业为领航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必须有高素质的产业体系为支撑，否则极可能出现城市发展的“空心化”，最终丧失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资源密集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将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以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力争成为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把万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庆市城镇体系的首位度较高，特大城市城市体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数量也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悬、且位置偏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缺乏必要的枢纽点来传输的现状迫切要求在重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大城市，发挥承东启西的衔接功能。从地理区位上看，万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万州作为原万县市的行政中心，历来是川东地区的物贸基地、交通枢纽，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随移民迁建步伐的加快，该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很大，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强化，达万铁路、梁万高速公路、五桥机场陆续开工并将在“十五”建成。三峡成库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条件改善，万州将建成联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还是从市场腹地来看，万州都具备建成大城市的条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长涪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建成之后，该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日益凸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着眼于指导万州建成重庆市第二大都市，到2020年，城市规模达到70万人。以重庆－万州－武汉高速公路和长江为纽带，万州要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商贸流通中心、中级人才培训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及三峡旅游服务基地。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在产业构造上，重点发展服务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渐培植起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群，不断提高产业素质。近期要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品牌，重组原有的产业、产品结构。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产业发展上，除了考虑现有基础外，更要着眼于如何同西边的特大城市和东边的大城市相配套，与主城区、万州相呼应，发挥区域内承东启西的功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储运等产业。

(五)建设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万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内，将市域内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规模和跨行政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交通便利的卫星城市培育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荣昌、南川、开县、奉节、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要在2005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规模，开县、南川、奉节、黔江力争到2010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万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东北部和四川广安、南充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轻纺工业。

2.江津：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西南部的物资集散基地、服务于母城的休闲度假基地，重点发展旅游、建材、食品等产业。

3.永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商贸流通业、生物技术产业。

4.长寿：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天然气化工产业。

5.荣昌：定位于辐射川东、渝西的经济中心，要建成成渝经济走廊的重要窗口，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业。

6.南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南及黔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山林产品集散和加工业。

7.开县：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北山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林产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商贸流通业。

8.奉节：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轻工业。

(六)建设一批县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县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县城客观上既是各县的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进一步强化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将其中有条件的城镇发展为10－20万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

(七)加快小城镇发展

全市共有600余个建制镇，这些小城镇是联系城乡最直接的结合点，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基本的单元。要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加快由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减轻土地承载压力。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适当集中布局，向小城镇靠近，扩大小城镇的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结合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小城镇布局结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1.统一规划。城市规划应用具权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适度的弹性，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留有自由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的动态化。城市发展中，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学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城镇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合理布局。在产业类型选择、产业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卫生、通信、商业网等方面有明确的发展指向。

2.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枢纽、城市水源及能源设施、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绿化美化系统。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可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形成投资、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则只对那些具有社会效益、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设施进行投资与管理。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对有效益的基础设施进行出售、转让、租赁，以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3.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广、影响很大、政策性强，需精心设计、先易后难、有序操作，要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一致，也要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创立及实施相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城镇规模、布局的远景规划相结合，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镇以及据规划符合重点发展条件的小城镇允许农民的迁入或迁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扩展。

4.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城镇市场。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创建商业设施和商业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规模适度的商品批发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商业网络。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在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逐步减少“官办”和“垄断”色彩。努力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消除在中介服务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法律监督。

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并完善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加强对商业欺诈和随意违约行为的道德惩戒。

5.小城镇相对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布局过度散乱所致，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小城镇适度集中的前提，唯此，才可能解决土地浪费、环境污染、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基础设施不经济等问题，进而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发展，要分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企业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区域差别制度和有差别的财税金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调节，优胜劣汰，进行兼并、联合，提高其与城市企业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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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区发展,经济学浅析,可持续发展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郊区化已在我国各大城市悄然兴起,新区的发展正如火如荼。城市空间结构向外拓展与新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动因,它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工作者关注的热点。而深刻认识城市发展和新区发展的经济学成因,探求城市新区发展的基础理论框架,将有助于把握住新区发展的方向,指导新区发展的实践。

1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动态

1.1对城市新区的认识

城市新区是一个相对于城市旧区的概念，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新区开发与旧城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两个方面。城市新区是伴随着郊区化的出现而发展的。郊区化代表了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向郊区迁移,各种城市功能向郊区外溢的一种分散化过程。城市新区是指地处郊区范围、具有相对明确发展界限的集中城市化区域。城市新区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系统上都存在可感知和被认同的界线,它相对于城市传统中心区在地域空间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它是城市复杂大系统下的一个各要素齐备的子系统。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城市郊区化与新区发展相对于中心城区和城市行政区发生在同一地域空间,新区发展是城市郊区化模式的演进。

1.2 中西方城市新区的理论动态

西方早在20世纪初即致力于对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探索并出现了大量有关的理论研究。其中又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最为著名。沙里宁的“有机疏散”与“田园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可实践性，尤其是“城市存在积极、消极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分析充满了辩证的哲理。

K・J・巴顿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去研究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并以成本效益分析等新方法对城市经济问题和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

新城市主义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首先出现，美国人认为，新城市主义提供了消除郊区蔓延，城市衰败的发展方式，并提出了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有益发展的若干原则。1997年，Glendening提出了精明增长的概念，其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知道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州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和后来提出的紧凑城市都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探讨高密度的开发、混合使用的土地利用模式，旨在减少对能源和消耗和资源的浪费，以保护生态和环境，创造适宜人居的环境。这三种理论对当今的城市新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城市拓展的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90年代该领域的研究更趋活跃,研究方向也从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转向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方面,并且对大都市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转型、结构变迁等新趋势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2 城市新区产业发展的经济学浅析

郊区化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种种“城市病”的产生,从而掀起了城市离心化运动。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城市外部跨越式发展地区,包括城市中心区的卫星城、科技园区、大型居住社区以及综合性新城。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城市新区产生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动因。

许多城市的衰败、竞争力下降往往是忽视产业和城市发展的结合。城市新区的发展必须与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产业特点的角度出发来建设和规划各种“产业空间”的物质载体，可以使得城市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2.1产业集群是城市新区经济的核心支柱

产业集群越来越成为城市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点。产业集聚所形成的产业优势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中应该采取产业集群的基本战略，培育和推动产业集聚，营造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环境，最终提升城市竞争力。

2.2以主导产业整合城市新区优势资源

以主导产业整合城市新区优势资源就是要形成城市新区的“产业高地”，其目标是提供高质量、高技术的服务，对市场的重大影响力，生产规模的扩张力。

同时，产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范畴，不同产业都有一个新旧更替、彼衰此起的过程。优劣势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产业的选择必须把握产业技术的发展与方向，抓住具有潜力、特色的长品和市场竞争力，重视潜在优势产业的开掘和开拓。

2.3园区建设是城市新区经济的重要载体

当今时代，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商务区、生态区、科技园区正成为城市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科研开发、商务贸易、生产制造三位一体，成为新区经济核心。在发展“园区经济”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培育和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效益的规模经济，形成开发区，商务区，生态园区三位一体的城市经济新高地。

3 城市新区发展研究的经济学方法浅析

从学科意义上讲,关于城市研究的经济学是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并与城市问题的研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是采用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来考察城市问题,特别是城市新区发展。

3.1经济学习惯于将各种行为始终视为一种“投入―产出”的经济行为。通过对城市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投入―产出”的经济行为,但与一般经济行为相比, 它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更多体现在对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追求。

3.2经济学分析总是从个人出发,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是由个人到组织。而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政府的组织行为,是在掌握个人行为规律的基础上, 以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相结合作用的结果。

3.3经济学研究各种行为时,都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城市的发展亦不例外。而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城市的效益更加体现为综合效益,即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结合。但不容置疑,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直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

通过对城市发展的经济学成因以及新区发展的经济学动因分析,可见城市综合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应当作为城市新区发展的基本研究视角。在我国城市新区逐步发展的现阶段,必须立足中国实情,通过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学习,创造新区发展研究的可行性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建立城市新区发展的经济学基础研究框架,指导城市新区能够有序健康地发展。

4 对于未来的展望

回顾城市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的发展模式从最早的向城市中心集中，发展到向郊区发展的分散模式，现在又重新回到紧凑型发展的模式。集中与分散，这两种模式穿插与城市发展史，是共同存在的。面对中国的新区建设，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国的具体现实背景下通过实践探讨出适应不同条件的多种模式和范例。唯有如此，才能找到适合当今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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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经济发展；城市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5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2-02

1、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交通发展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在表现为GDP的增长的同时，会出现城市化倾向，表现为城市化水平提高、人口积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积聚，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表现。正是由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交通的作用和功能显得尤为突出。正确认识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交通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前提和结果。现代化交通工具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都集聚在城市地区，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交通，成为了城市化的脉络和神经。因此，城市化的进程与交通的发展互为推动，相互促进。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系统内要素之间或系统之间在配合得当、和谐一致、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各系统发展的均衡、协调，充分发挥各要素的潜力和优势，使每个发展要素都能满足其他发展要素的要求。实现交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即是实现经济社会与交通业均衡、持续、健康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交通全面进步，合理开发利用交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交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探讨交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求它们之间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以及发展条件。

2、城市化进程与交通发展关系的分析

城市的发展其本质是土地利用关系的演变和拓展。城市活动必然要产生交通，正是交通系统的存在支撑和影响着城市的土地利用及其相关的活动。可以说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存在特点及方式决定了城市土地利用，即城市发展与交通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可达性的影响――城市区位。可达性界定的范围可大可小，可达性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地理区位的优劣；二是指向性的影响―城市布局。指向性，即交通引导。不同的交通方式对贼市发展的引导也不相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布局形态；三是增值性的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在增值性的影响中最显著的是轨道交通，即让土地价值提升。

如图1所示，城市交通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对城市职能、城市区位、土地价值、土地使用性质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1 交通是城市化进程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人类生活从原始到现代化的标志，是人类活动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空间集聚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率的一个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城市是信息汇集的中心，各种交通方式交会的枢纽。城市有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城市吸取了各种交通方式交会的经济效应和信息量汇集产生的巨大和高度集中能量的效应。交通，提供了社会经济活动和人类的各种活动集聚于城市的基础条件。

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正由于这种大规模社会生产活动的集聚要求，促进了社会的资本、自然资源、信息、技术和人流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的高度集聚。诚如我们在前面己经叙述过的那样，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业资本的空间集聚，首先是缘于资本对价值产出的追求，对利润极大化的追求，同时，也缘于资本对交通条件的依赖和追求。

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因无疑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形成的最早的动因依赖于农业的发展，首先是依赖农业提供一定数量的剩余粮食；二是依赖农村提供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正是在农牧业社会大分工之后，最早的城市开始产生。

2.2 城市化进程中交通的基础作用和重要功能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政府成为提供交通等公共设施的主角。

政府运用交通设施，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影响城市的经济活动：（1）作为不支付的生产要素；（2）提高其他投入的生产率；（3）吸引来自其他地方的投入；（4）刺激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其他服务需求。交通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对于厂商而言这是不必付费的生产要素。从使用者的角度，交通设施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而这种特征源于拥挤。以公路为例，随着城市的经济活动的扩张，人们持续和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交通和其他设施，进而产生了拥挤。这种拥挤，实际上降低了每个厂商可使用的设施数量。因此，从厂商的角度看，除非设施总是未充分利用，公共投入水平是固定的。由于公共投入具有私人投入的一些特征，这种不支付的生产要素，应同私人投入一样的方式纳入具有私人投入的一些特征中。公司不可能直接为公共投入支付，因此，他们最初按照公共投入的边际产出获得利润。以后，其他区域的厂商移入区域内部，直到利润全部消失为止，这时资本获得竞争的报酬率。

3、城市化进程中交通与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协调思路

在城市化发展中，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辩证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存在不协调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一方面，交通与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表现为：（1）交通的发展能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2）经济的增长能带来更大的交通需求，促进交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快于交通的发展或者交通快于经济的发展，是其不协调关系的表现。

3.1 交通和经济不协调发展现状的分析

在当前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协调现象：

3.1.1 城市交通状况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配合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综合运输方式在结构上存在矛盾（比如铁路网络结构不合理），这使得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都受到了影响。

3.1.2 各省区的交通发展状态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和内地发达地区的交通存在显著差距，在数量以及质量上，欠发达地区的公路等级以及通行能力都不强，这势必不能适应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3.1.3 城市与城郊与农村的交通发展差距显著。当交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出现诸如上述不协调的关系时，城市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从而抑制城市化发展进程。因此，需要通过综合治理，振兴交通业，使交通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脚步，促进交通、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协调发展。

3.2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实现城市交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在满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需求的同时，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作用，使得现阶段的发展不损害未来的城市交通发展能力。但同时，城市交通发展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基本交通需要，支持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城市最早起源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或者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需要；交通难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交通对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在于交通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脉络和神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和其他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逐渐显露，使交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从而交通对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针对中国城市的以上特点以及对交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的现状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实现城市化进程中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3.2.1 重视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即是指采用低污染，适合都市环境的运输工具，来完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交通概念。实现城市的绿色交通，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货运和客运的多元化交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合理化城市交通的结构。且它与可持续性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绿色交通的发展手段是减少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对于处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区域交通来说，有以下几点措施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交通与土地利用的整合规划，做好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

第二，扎扎实实落实公交优先战略，推进城市公交、自行车加步行的城市交通模式。

第三，提高道路网络建设的合理性，处理好城际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问题。

第四，提高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规划，重视发展绿色交通。

3.2.2 采用先进技术改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交通环境

在哲学中，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中，一切社会发展要素的脚步更新都由科学技术所主导，经济发展是如此，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

制约我国交通发展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经济高速增长释放了被压抑的交通需求，交通需求增长迅猛；区域交通发展增大了城市交通的集散量；城市化发展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车辆拥有量的急速增加。科技的发展在其成果的运用中，不断的推动着交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利用科技的发展，促进交通经济的发展：

第一，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第二，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改进运输装备。

第三，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转变交通运输的经营方式。

第四，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调整交通行业的产品结构。

第五，加大在中西部以及城乡地区的科技投入，以平衡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通发展。

3.2.3 研究调整城市化进程中交通运输体系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需要逐步改变重铁路、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以及公路运输的现状，缓解铁路干线超载的状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根据客货运输市场的变化，充分发挥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运输方式优势，加强各运输方式之间的配合，协调发展。（2）交通建设中的科技含量需进一步提高，合理化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解决交通紧张情况。（3）发展航空业和水运业，建设运输煤、气等能源的运输管道。（4）进一步加大铁路、公路的新建投资以及技术改造投资的规模，提高交通设施的技术含量，解决主要出省公路通过能力。

4、结论

篇9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经济；经济运行目标

改革开放的34个年头，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时代表征悄然降临，因应城市化经济运行目标背景下的政策时宜性和匹配公众预期的节点把握能有效催生出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在城市化经济运行目标流派争分，特色迥异的观照下，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战略，逐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城市化成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目标。那么，怎样实现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充分就业？如何根据农村劳动力收入的行为机制调节城市的劳动力流量？成为城市化经济运行目标视野考量。

一、劳动力流动的三种收入机制诠析

城市劳动供给包括城市自身劳动力增加和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流入城市对城市化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城市化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除了来自城市户籍 人口的劳动力增加量外，主要是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增加量。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我国城市化经济运行发生了愈来愈大的经济影响。



描述劳动力流动现象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刘易斯模型在指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假定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 农民平均收入，从而会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地吸引农村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一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于是，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吸收的过程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这种描述基本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际，因而受到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赞扬，但是，这一模型暗含的工业生产技术不变、投入比例不变、实际（制度）工资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无限剩余劳动供给假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现实中的农村劳动力不一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补充了刘易斯模型，重点指出农业对于工业发展不是完全被动的，农业剩余对工业发展有四大贡献，并指出技术进步、创新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刘易斯模型的一些缺点。而托达罗模型则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机制。他指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 收入差异（包括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因而，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可能，而且合理。但是，托达罗模型关于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和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也留在城市的假定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表现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前者一般转向工、商、运、服等各种非农产业，包括转向城市和小城镇以及转向农村的乡镇企业甚至家庭手工业，后者则是转向城市，包括在城市落户和候 鸟式的在城市徙居者。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对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如下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农村居民（不一定都是农民，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农民不等于经济分析意义上的农民）的全部收入，不一定都是来自农业。其全部收入（TR）实际上来自三种收入：（1）农业收入（AR）；（2）乡镇企业和家庭非农业收入（VR）；（3）到城市打工或投资经营的收入（UR）。第一种收入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其承担着商品粮生产的任务，以其作为整个城市化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第二种收入是在农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非农生产性收入，是城市和乡村产业转换的一种过渡形式和调节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的弹性机制；第三种收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城市化进程的最终动力。这三种收入的模拟式如下：

TR=UR+VR+AR(1)

（1）式中三种收入的形成，依存于各不相同的行为机制：

首先，UR是农村居民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它是农村居民通过对进城和留在农村所获收入的比较，当前者大于后者时，而选择进城做工或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取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总和表明了城乡的收入差距，如果以V(0)表示，就是托达罗模型中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当这个贴现值大于零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愿意流入城市，否则就不会流入城市；这个贴现值愈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愿意流入城市的就愈多，否则流入城市的就会较少。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流入城市，是这种净贴现值的增函数，即：

UR=f［V(0)］f′＞0(2)

计算（2）式中V(0)值的依据，包括迁移成本C(0)、就业概率P(t)（现代部门工作岗位创造率）等指标，概念同于托达罗模型，具体测算方法可参见谭崇台的著作。［1］这里反映（2）式中的具体经济关系可见图1中的第（2）部分。

其次，VR收入的行为动机是我国农村居民在对UR的收入有后顾之忧而做出的选择，这部分农村居民不是不想进城，尽管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但是城市的全部花费，即城市租金之高足以阻挡这部分人的进城步伐。这里的城市租金是广义的，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各种花费，如房租（房价）、煤水电等固定费用、入托入学或借托借读费用、交通通讯费用、卫生费用、各种保险费、各种契税契费等等。这些费用可以看成是农村居民进城必须支付的租金，它们可能高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同时，在我国农村（具有农业户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承包地，在土地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其资产性价值越来越高。于是这部分人选择不进城，而是在乡村从事非农产业。可见，只有在城市的收入能够超过城市租金与农业承包地的收益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会向城市流动。而获取VR的收入可以在农闲时进行，如果乡村管理部门有一定的经济组织，也可以服从于这些乡村组织的安排，不会有任何风险，因而获取这部分收入的行为一要看在城市的收入，二要看农村土地收入，三要看城市租金，这种收入行为就是城市收入+农村土地收入-城市租金的余额（R）的减函数。这种余额越大，VR收入越小，这种余额越小，VR收入越大。即：

VR=h(R)h′＜0(3)

图1中的第（3）部分表达了这种经济关系。

再次，AR收入代表纯粹的农业种植业或畜牧业收入，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部分收入是稳定的，为了简化起见，这里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数值看待，即：

AR=AR0(4)

式（4）中的具体经济关系也可见图1中的（4）所示。

如果图1中的V(0)和R都是沿着时间变化的量，那么，图1中的（2）、（3）、(4)都按同一时间发展，农村居民的总收入可以近似地由三者相加得出图1中的（1）的水平。

可见，农村居民收入起初绝大部分是农业收入和在农村的非农业收入，随着向城市的转移，这些收入份额逐渐下降，而来自城市的收入份额逐渐上升。例如图1中的TR1，除了农业收入外，来自本地非农业收入和来自城市的收入的比重差不多。经过不断地向城市转移，来自城市的收入迅速上升，而来自本地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总收入上升到TR2。当农村居民收入中的UR部分比重逐渐加大，并超过来自VR和AR的收入之和，即超过农村居民总收入的50%以上时，这种收入的主人就会逐渐地向城里搬迁，最终转化为城市居民。

二、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运动，对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可通过一个均衡模型来分析。

城市生产部门与劳动者的就业关系可由下列模式描述：

Y=f(N)f′(N)＞0(5)dYdN=WP(6)Ns=h(WP)h′(WP)＞0(7)

其中，Yf=Y/P，为城市实物产出（实物收入），W/P为城市实物工资率，它由城市生产部 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这是城市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之一；N为城市就业量，Ns为对城市的劳动供给量。如果要使城市产出（收入）、工资和劳动力就业都达到均衡点，即城市需求=城市供给，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需求=劳动供给，可以把上述城市生产部门模型转换为：

F1=Y-f(N)=0F2=f′(N)-WP=0F3=N-h(W P)=0(8)

根据（8）式，通过联立求解可以求出均衡城市产出（收入）Yf，城市均衡工资水平(W/P)f和城市均衡就业量Nf。

如果对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对这一均衡体系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设N0为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令：

h(WP)=N0+h*(WP)(9)

求（8）式对N0的导数，可得：［3］

F1N0=0,F2N0=0,F3 N0=-1

进而通过分析，可得出：YfN0＞0,NfN0＞0,WPN0＜0

因此，随着N0的增加，均衡城市产出（收入）Yf会增加，均衡城市就业量Nf会增加。而城市均衡工资水平(W/P)f，会减少。

这种变化有利于城市化过程。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会降低城市均衡工资水平，但是却会增加城市均衡就业量和城市均衡产出量。城市均衡产出的增加，意味着城市投资与储蓄的增加，会对城市化经济产生两方面的影响：［2］推动了城市地租的上涨和增加 了城市人口。而这两方面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当城市地租的上涨速度低于城市人口上升的速度时，表明城市储蓄的增加所推动的城市投资增加相对于地租的上涨，更多地吸引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当城市地租的上涨速度高于城市人口上升的速度时，表明在城市投资的增加牵动了在城市储蓄的增加相对于对人口的吸引，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地租。前者由于生产性和生活性对城市土地的需求更大一些，更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后者由于投机性对城市土地的需求更大一些，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充分就业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状态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充分就业的城市化运行状态是怎样的关系呢？

设Y曲线代表“市”发展曲线，即由城市国民生产总值表现的城市非土地及其负载物活动的经济水平的变化，U曲线代表“城”发展曲线，即由城市土地等物质空间和条件限制下的城市人口容量的变化，两条曲线都表现为城市劳动量的函数。用式子表现为：

Y=F(N)(10)

U=F(N)(11)

（10）与（11）式中的N为城市经济运行中的劳动量。在城市化经济中，一个特定的城市产出（收入）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城市就业量的，随着城市就业量的变化，城市产出（收入）也要发生变化。因此，城市产出（收入）与城市就业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这是Y曲线的经济含义；而在城市最大容量之内，一个特定的城市居住人口量也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城市就业量的，随着城市就业量的变化，在城市居住的人口量也要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居住人口与城市就业之间也是一种函数关系，这是U曲线的经济含义。把二者联系起来，同时放入到城市化经济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图2描述了这种关系。

图2中，横轴OP代表城市人口，纵轴OR代表城市租金水平，U为城市容量曲线，在既定的人口密度下，它表示相对于一定的地租水平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在OP1部分，由于进入城市的人口较少，当人口进入城市时，城市地租不会发生变化，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随着进入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城市地租会逐渐上升，一直到N2点时，由于现有城市设施的容量限制，城市人口无法再增加。而Y1、Y2、Yf分别为不同的城市产出或收入曲线，其中Y1在城市租金最低的边缘上与U曲线相交，决定了与P1相联系的劳动者就业水平N1。假定这时城市的实际居住人口数为Pf，因而有N1Nf的劳动者失业。如果这时城市消费或投资行为有增加，可能会拉动Y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从而拉动P1Pf人口内的劳动人口N1Nf的持续就业，一直到Nf。当Y曲线与U曲线在Ef处相交时，城市劳动者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国民产出的增加引起了城市地租的上升，这是由于“市”的发展引起了对“城”的更大的需求，导致“城”的密度增加了。假如这时城市的“市”需求 继续上升，会使Y曲线继续向右上方移动，这时由于城市原来的人口已经全部就业，生产再增加就会吸引城市以外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即图中的PfP2部分，这种吸引直到城市不能再容纳人口为止；这个过程中城市地租上升的速度比原来要快，因为租金中，除了城市新投资外，还包括了城市拥挤成本。在达到了城市最大人口容量后，假如“市”需求继续上升，不能再增加劳动力，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没有人口容纳能力，故只能增加技术、知识等智能性投入，这样，在使Y曲线或城市产出（收入）增加的同时，城市地租会进一步上升。只有当城市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使“城 ”的容量U曲线向右移动，如由U1 变到U2，才会使城市地租不上升，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

可见，城市充分就业的涵义就是：由城市容量所决定的城市劳动人口能够被城市经济发展所全部吸收。因此，Y曲线能够与U曲线在城市最大容量所决定的劳动量那一点上相交，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城市化均衡，在这一点上，没有城市失业者。这一涵义可以用式子表示为：

Y(Nf)=U(Nf)(12)

式（12）中，Nf为城市全部劳动力数量，当来自受Nf影响的城市经济产出所决定的相应 城市人口，与在城市容量限制下随着Nf的变动而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同一个水平时，城 市化经济运行就不存在失业，于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目标。

四、城市化经济运行趋向就业目标的调节

根据图2所揭示的城市化经济运行与就业关系的内在机制，充分就业的城市化经济均衡态似乎不能自发地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政策的调节。根据统一的调节目标和各不相同的调节对象，确定调节方针与政策。

1．通过刺激本市非城市土地和非市政项目的投资和引进外资（包括来自国外和国内其他省市）使本市的竞争性产品的产出规模扩大，从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就业。其目标主要是解决本市现有的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即图2中的N1到Nf的发展。

2．通过增加市政投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本市的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就业。这里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城市容纳能力，不但解决本市失业人员，同时能够不断地容纳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图2中的Pf到P2 的发展和U1到U2的发展。

3．根据城市产出或收入水平（Y曲线）的增长速度，合理地确定城市地租水平上升的速度，使人口水平与地租水平保持一个适度的关系。不能人为地提高城市租金而排斥城市人口从而城市就业，如图2中在城市产出由Y1到Yf时，地租水平应由R1到Rf，而不能任意提 高到R3；也不能任意地压低城市租金，城市产出上升到Yf，不能使地租仍然保持在R1 ，应随之上升到Rf，从而避免影响城市建设的正常资金来源。

4．为了使人口规模与城市地租水平相适应，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数量较大时，应及时地增加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城市容量，使城市地租水平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图2中当城市产出增加到Y2，地租水平猛涨到R2水平，会严重地影响到城市化经济的稳定。于 是此时应及时加大城市建设，增加人口容量（由P2到P3），使城市地租由R2回归到R 3水平。从而城市地租与城市人口又在新的水平上保持适度的比率关系。

5．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特别是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提高市民的再就业的能力。例如图2中，当城市产出为Yf时，城市劳动者又失业，要提高就业能力，应当增加劳动者的人 力资本投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推动城市产出的扩大，当Y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时， 就会进一步吸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员就业。

与上述城市自身政策相配合，国家应就目前我国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充分就业目标，实行均衡的城市化进程政策，即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和规模由城市经济发展水平（Y曲线的位置）决定，而不要人为地使城市化进程高于或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速度应与经济发展进程速度同步。对有扩张能力的城市，允许其根据自身能力发展扩大；对农村剩余劳动者想进入城市的行为和想进入的城市，分别给予转移劳动者本人和所进入的城市以政策上的支持。同时，要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成为最有效的促进劳动者就业的经济机制，应当针对不同城市的特征采取城市化支持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

［2］王雅莉.城市化经济运行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1

［3］厉以宁，秦宛顺编．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1．

The Transfer Mechanism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n d Operation Target of Urbanization Economy

Wang Yali1Zhang Mingdou2

篇10

关键词： 新疆；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4.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丁广伟.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4）60-68.

一、引言

城市化进程是工业化发展、社会化组织和市场化管理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载体的城市化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或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48-52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既有网络上被评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克拉玛依市，又有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南疆三地州，区域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差异悬殊。2000年新疆城镇化率仅为33.75%，2013年新疆城镇化率达44.47%，新疆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在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却产生高能耗、低效率、区域差异大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了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钱纳里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2]24-26方创琳等（2011）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算我国城市化效率，认为我国城市化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3]1011-1022孙东琪等（2013）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效用。[4]1061-1071刘雷等（2015）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进行测算，发现山东省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目前山东省处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侧发展阶段。[5]75-82关于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韩桂兰、孙建光（2008）研究了新疆农村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6]128-130李广舜（2008）通过对新疆城市化现状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发展缓慢、南北疆区域差异大等问题，认为应该加快推进新疆城镇化。[7]18-22刘雅轩等（2014）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方法，对新疆15个地州的城市化效率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市化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的城市化仍旧依靠扩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8]42-50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研究范围多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研究较少。新疆国土面积16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1/6，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大开发”重点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DEA模型分析了新疆15个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耦合度模型研究二者的时空变化，以期为我国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DEA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DEA模型分为CCR（规模收益不变模型）与BCC（规模收益可变模型）两种类型。CCR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Cooper、Rhodes 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之上假设其规模收益可变得到的。[9]51-56

DEA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地州市视为一个决策单元i=1，2，3，…，m；其中xi、yi、Q分别表示第i个地州市的投入、产出变量和相对效率值，根据CCR模型，该线性规划为：

式（1）中MinQ为目标函数；s.t.代表限制性条件；为各个地州市在某一指标上的权重变量；和分别代表决策单元的原始投入和产出值。CCR模型是在假设决策单元为固定规模收益（CRS）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用CCR模型计算得到的Q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

在CCR模型中加入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BBC模型。

式（2）中Q表示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VRSTE），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9]51-56

2.熵值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新疆15个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熵值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它根据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量进行客观赋权，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精确。[10]387-398

3.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

（1）耦合度模型。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是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城市化效率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响应模型，定量测算二者关系。[11]38-45具体计算公式为：

从空间范围来看，新疆经济中心不断向北疆集聚，地域差异日趋明显。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逐渐集中在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交通沿线附近，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而南疆三地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三）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根据前文运用DEA模型测算的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熵值法测算的新疆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运用公式（3）（4）测算新疆15地州市4个时间点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越大，说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越协调；反之则不协调。

根据表2数据，利用Excel、ARCGIS10.2可绘制 1998、2003、200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图3）以及空间分布图（图4）。根据聚类原理以及新疆的实际情况，将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划分为4种类型（表3）：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较高耦合，高度耦合。

从时间维度分析，新疆15地州市1998-2013年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1998-2003年）――迅速上升（2003-2008年）――缓慢下降（2008-2013年）的趋势。新疆15地州市在1998、2003、2008、2013年4个年份年的耦合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173、0.52550、0.58104、0.57432。在1998-2008年期间，新疆经济快速发展，首先，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对当地经济带动效应明显，增加了当地就业，城镇化投入形成规模经济，促进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另外，新疆在大力发展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业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农业领域，随着现代机械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纯技术效率水平提高。新疆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当地城市化效率水平，城市化效率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由于石油化工产业占新疆产业比重较大，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已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效率的促进作用下降。2009年新疆积极推进兵团城镇化建设，截至2013年底，新疆建设兵团城镇化水平已达62%。新疆城镇化受政府主导影响较大，且2009年受金融危机及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新疆城镇化效率受社会因素影响日益明显。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下降（1998-2008年）――急剧下降（2008-2013年）趋势，地域差异明显。1998、2003、2008、2013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062、0.5013、0.5019、0.4603，说明新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的质量呈下降趋势，并且日益明显。

从空间维度分析：（1）乌鲁木齐市最早出现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下降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城市、亚欧大陆桥重要的城市节点，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商贸物流、产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权重相对较小；另外，乌鲁木齐1998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2.7%，其城市化水平已处于较高阶段，很难再快速提高，所以乌鲁木齐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水平较低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在此期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属于资源密集型地区，资源性产业占其GDP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其经济发展受资源开发的影响较大，受城市化影响较小，故这些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低。（3）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迅速提高。喀什、和田地区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来受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影响，喀什、和田地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城市化水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二者相互促进。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地区、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处于迅速上升期，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断提高。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石河子市在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前4个地州与石河子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悬殊。前者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阶段的高度耦合，石河子市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高度耦合。

四、结论、对策与讨论

（一）结论

1.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综合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达到DEA有效的地州数下降明显。新疆城市化的扩张主要靠增加投入，而技术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并且纯技术效率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综合效率下降。从空间格局来看，北疆城市化效率明显优于东疆与南疆地区。

2.新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日益扩大，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地区。

3.199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1）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2）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相对较低。（3）在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相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同。

（二）对策

1.增加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协调区域经济差异

新疆现阶段有11个地州市的城市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条件等还比较薄弱，新疆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2.加强教育发展

技术不仅是制约新疆城市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动力。新疆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应加大新疆教育投入，加强技能培训，如普及中小学双语教学、增加南疆地区高等学校数量等。

3.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大多聚集在绿洲地区，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建设生态城市。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域，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应延长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4.大力维护边疆及社会安全

近期世界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猖獗，新疆与多个国家相邻，易受恐怖势力影响，应大力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为新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讨论

1.新疆地处西域边陲，多民族聚居，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期，研究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对类似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与东部发达地区明显呈倒“U”型发展趋势略有不同，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未来趋势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2.新疆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是很高，别的区域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应加强对资源型地区或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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