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旅游文化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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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为一项拥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又兴起不久的新型旅游项目，茶文化旅游韵味是新颖奇特的。关于茶文化，早在唐宋以前就有大量记载，书籍上明确记载了茶区、茶性及其他品茶典故、游乐事件等。从现代意义上讲，旅游一词风行不久，其历史也相对较短。作为结合历史与现代的产物，茶文化旅游还需要去不断努力和创造。本文以江浙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及开拓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可以为当地的茶文化推广和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2茶文化旅游简述

茶文化旅游，通俗的解释就是人们到茶区、茶园等地进行观光旅游，或是到茶艺馆进行品茶、赏茶，或是观看欣赏茶文化影响下的歌、舞以及相关文艺表演。这种解释是从行为上进行分析的，既简单又通俗易懂。但这种方式无法体现茶文化旅游真正的艺术蕴含和文化魅力。茶文化旅游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端旅游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简单的物质需求，还能满足人们的心灵追求和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旅游活动项目，茶文化旅游不仅体现了先进的旅游开发思想，还展示了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最优理念。无论是从生态角度，还是健康角度，亦或是科学角度讲，茶文化旅游的开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内容分析

3.1观念方面

对茶文化旅游进行定位时，首先应该将市场意识放大，针对大市场进行定位。始终坚持以大市场作为旅游发展导向，充实大产业实际内容。作为我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茶与市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我国各方面水平的不断提升，茶艺馆作为茶产业的重要支柱，也在迅速发展和壮大。遍布各大城市的高档茶艺馆已经成为我国茶文化的重要宣传代表，同时，各大旅游景区创办的风格特异的品茗场所也已成为我国茶文化旅游的重要标志。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最终决策者，经营者应该将茶文化旅游的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服务大产业、大市场作为最佳经营理念，面向整个旅游市场推出新的茶产品，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重丰收。

3.2功能方面

针对茶文化旅游的功能定位，应该进行多功能发展，使茶文化旅游集茶叶生产、会议展示、购物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综合性旅游项目。根据我国目前的旅游现状可以了解到，我国国民主要的旅游形式是观光娱乐，比较单一，并且大多数国民都采取短距离、短时间的旅游方式，缺乏深层次的心灵和精神体验。而茶文化旅游不一样，无论是休闲观光、还是心理精神体验，都有着其他旅游项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茶园可作为供人观赏的自然风景，也可作为园林造景的创作品，茶叶更是无法言说的优良饮品。茶文化旅游将各种功能齐聚一身，是吸引游客，满足其各方面需求的高端活动。

3.3客源方面

针对茶文化旅游的客源定位，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积极拓展欧美、日韩等国际市场。近几年来，国内游客数量呈指数增长，国际游客数量也增长迅猛。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市场定位也应该与我国旅游行业的整体市场相符，才能保证产业发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就洞庭地区而言，虽然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到此游玩，但该地区的茶文化旅游工作始终没有想象中顺利。该地没有将碧螺春以及其他茶品与当地旅游项目进行充分结合，致使茶客和游客分散。同时，该地没有对茶和旅游的消费群体进行针对性定位，致使茶文化旅游发展缓慢。

4开拓茶文化旅游的具体建设措施

4.1建设茶文化旅游区

为了使茶文化旅游更加规范化、优势化，相关政府应该进行相应的茶文化旅游区建设。以江浙地区特有的碧螺春为例，碧螺春盛产于洞庭东、西两山，现已成为我国十大名茶之一，不仅具有极高的市场影响力，还有非常良好的口碑。在此平台 上，应该建立特色的碧螺春文化旅游区，将茶文化与旅游文化进行充分结合。古有诗人盛赞洞庭湖，致使大量游客慕名而去，只为看一看名诗中的洞庭湖美景。现在为什么不将早负盛名的碧螺春与美景统一化，为其打造一个专属茶区呢？对此，苏州政府可以将碧螺春生产基地改造为集观光、旅游、品茶、娱乐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区，以供茶客和游客旅游休闲。

4.2创建茶文化特色项目

无论什么样的旅游景点，都必须具备独一无二的特色，才能吸引游客到来，并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体现其文化内涵。茶文化旅游也不能例外，必须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茶项目，才能吸引更多游客和茶客到来。例如：我国安溪县就已推出大量以茶文化旅游为主体的多种旅游项目，充分结合了名茶产区、古代建筑以及宗教建筑。这种综合项目的茶文化旅游效益极好。另外，龙井茶更是与浙江西湖自成一体，完全吸取了当地的人文情怀和情感诉求，已然成为承载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诉求的特色茶品牌。跟随这种开拓理念，针对碧螺春茶文化旅游，也可以充分结合洞庭湖的人文气息，将古代诗人的情感寄托于碧螺春上，并借由此茶向世人进行表达和言说。

4.3开发茶文化相关商品

作为旅游的六大要素，吃、喝、购物三大要素可以说占据整个旅游过程的2/3。随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茶品、茶宴等各种与茶相关的活动开始盛行。以茶为主的各种饮料、保健品、观赏品也层出不穷。以饮料为例，各种红茶、绿茶、茉莉花茶等种类繁多。受此启发，相关企业和产业机构也可以不断开发精美的茶具，打造各种以茶为名的旅游纪念品和生活用品。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要建立在当地茶文化历史的基础之上，以江浙地区茶文化旅游产品为例，其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就应当使浙江的山水和江苏的太湖与苏浙地区的茶文化相碰撞，产生火花，以增强江浙地区茶文化的生态旅游吸引力。例如，针对太湖特产的“天华谷尖”，就可以制作出与之配套的，能够将其茶香、茶味承托至最佳境界的茶具，可以用陶瓷制作、也可以用玻璃、竹等各种材质制作。针对洞庭地区特有的“碧螺春”，就可以制作画有洞庭美景的茶桶、茶扇等精巧工艺品，以供茶客欣赏或购买。

4.4推出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

旅游项目之所以受到大众青睐，其原因并不只是简单的地区景点，最重要的原因是该项目具有多条旅游热线。旅游热线的可选择性让人们可以更加自由、放松地进行旅游体验，不必局限于一个固定地点。所以，茶文化旅游应该将江浙一带名茶较多、风景名胜较多的省、市进行串联，发展一省为主或多省同步的旅游热线。与此同时，这些旅游热线的开设应该充分考虑茶区、景区、市区等地的有机结合，形成强强联合的有机旅游热线。例如，若以杭州市为主打造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就可以将龙井茶区、西湖景区以及杭州茶市等地串联起来，形成以茶为主的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专供茶爱好者或研究者体验。

4.5加强研究并推广茶文化旅游

查阅各种资料可以发现，其实人们对茶文化旅游的了解和研究非常少，只有少数文章有所涉及，且研究范围也十分局限，研究深度也非常浅显。其实，无论是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还是茶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都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并探讨的。人们应该在加强茶文化旅游本体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海外茶文化旅游的调研和考察。例如，人们可以研究我国碧螺春、西湖龙井等名茶在日本的发展现状及其文化与旅游结合的程度。日本茶道是在中国传统茶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日本对中国现代茶肯定也有着特别的见解和认知。除了不断进行茶文化旅游研究以外，人们还应该积极推广茶文化，将我国传统的茶文化推广至亚洲甚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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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0年代前期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这时期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的主要观点。在概念上，理论界对旅游文化概念的语言表述作三种归纳：（1）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相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旅游文化是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旅游学刊》，1992年7卷1期）。（二）90年代后期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1.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狭义地说，它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立足本国本地创造有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学问（喻学才，1996）。2.旅游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贾祥春，1997）。3.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马波，1998）。4.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王德刚，1999）。5.旅游文化是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有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了这一场景文化（张国洪，1999）。与80年代相比，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核心，但许多学者仍然偏向于用“总和”的思维和概念来界定。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定义有创新的是邓祝仁，他指出旅游文化除了应包括主体、客体、媒体三方面的文化之外，还应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研究成果。他还对旅游文化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主、客、媒、研四大要素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亦作了较深的剖析。（三）旅游文化的特征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类型之一，具有文化形态的共同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共性和特性共同构成了旅游文化的特性。90年代初期强调了旅游文化的审美性，也关注到旅游文化与经济的联系，因此“求美性”、“经济性”是新的提法。后期，王立、刘卫英将旅游文化特征概括为综合性、民族性、大众性、地域性、直观性、传承性、自娱自乐性和季节性等八个特性[12]。晏性枝概括为系统性、人文性、开放性、交流性、文化性、经济型、综合性、相关性、服务性、创汇性十大特征[13]。贾祥春概括为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空间、时间差异性。（四）对旅游文化学科地位的研究较之80年代，学者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旅游业对旅游文化的呼声，开始关注到旅游文化学科的地位问题。1991年《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上刊发了唐友波等学者的《旅游文化学发凡》。该文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意识到旅游文化是一种“从本质的高度对旅游进行综合研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的学科。1995年东南大学毛桃青在《旅游文化应有自己的学科地位》（1995年《旅游科学》第2期）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旅游文化”学科的必要性，认为无论是从旅游业健康发展，还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上都应设立旅游文化学科。与80年代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科建设角度显示了旅游文化在旅游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新世纪的旅游文化研究

（一）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进入21世纪，旅游文化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晏鲤波、庄兴成将2004年以前的旅游文化概念归纳总结为：“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收缩论”等。王玉成提出“三体论”，从主、客、介体出发，认为旅游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主体和旅游中介体以旅游客体为依托，在旅游观赏和旅游服务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桓占伟提出“产品论”，认为旅游文化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品。谢春山、邹本涛提出“旅游介入文化”，认为旅游文化是人们的旅游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产品的总和。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仍然没有完整统一的定义，但是学者普遍强调旅游主体及其活动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二）旅游文化建设研究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以及旅游研究的深入，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已成为学者的共识。2004年邹本涛在《旅游文化建设论纲》一文中，提出中国旅游文化建设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原则，大众化、民族化的原则，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旅游文化建设。如郑昌盛针对连云港市，分析了加强旅游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基础条件、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连云港市旅游文化建设基本思路。李建军、陈清、郭晓莹探讨了信息时代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认为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应该探索出一种旅游业与信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互动的发展模式。（三）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从大区域对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讨。如刘少和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三角旅游文化区的构想。曹诗图、沈中印对长江三峡旅游文化提出了“一区两极三线四片”的战略布局。其次是对城市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如陶伟、郑海燕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讨论了地方文化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蒋礼荣对北海市的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索，提出设计四种特色旅游文化产品的思路。第三是旅游景区（点）的文化开发也提出了新的理念。如杨刚提出南岳衡山旅游文化开发的措施，邓清华、肖玲对西双版纳的旅游文化开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是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开发，主要是对开发模式上的探讨，提出文化观光、文化体验和文化综合的开发模式。这一时期也出现对专项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出现如海洋旅游文化、影视旅游文化、红色旅游文化、佛教旅游文化等等讨论。（四）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研究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国内旅游的蓬勃兴起和中西旅游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第一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旅游文化的梳理和探析。第二是对古代旅游思想观念的重新解读，从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对孔子与庄子的旅游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是对中国的旅游文化史进行研究。

三、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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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一词，在今天曝光度不低。就其内涵，一般来说，旅游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外延很广，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建筑、生态、园艺、公共关系等学科。一般采用“总和说”来定义“旅游文化”，但特点并不鲜明。也有“旅游民族”说的观点，即认为旅游文化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在世世代代的旅游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民族或本国家的文化”。这是从旅游文化的民族特殊性来定义的。旅游文化归根结底是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形态，是旅游主体文化。旅游文化以旅游客体（以自然景观、地质地貌、山川等组成的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主体（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创造者和感受者。

笔者更赞同“碰撞说”，即在旅游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不可缺少的桥梁，就是旅游媒体，连接旅游主体与客体，是旅游文化的发现和传播者。再好的旅游景观，没有人去发现、宣传、保护，不能真正成为旅游资源（旅游客体）。因此，媒体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在此，媒体不仅指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更包括从事旅游宣传、歌赞旅游的人，如诗人、作家、记者、歌者、民俗学者等。如此，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体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文化系统。从基本组成来看，旅游作为一门产业，还涉及旅游管理部门、服务团体和从业人员（旅游局、旅行社、导游等）。

二、贵州旅游文化的传承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从雄奇、神秘到绮丽，不同特点的景致星罗棋布，有“公园省”的美称。贵州全境生活着苗、彝、侗、水布依等多个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7.9%，蕴含多彩多姿的山地村落民族民间文化和人类遗产。其中世代口口相传的侗族大歌为世界非物质遗产，水族的水书遐迩闻名。更有大哲学家王阳明、一代经营之神沈万三等非黔籍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以及安顺地戏、屯堡文化的大明遗风与江南遗韵等，还有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些，都是贵州旅游文化的根基。发展贵州旅游文化，要抢救和保护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一是保护好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二是有组织发掘、整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如名胜古迹的修缮、民间传说的梳理和编撰；三是民间技艺、节庆、历法、医药、传统体育、原生歌舞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并有传承人；四是积极推动贵州非物质遗产世界“申遗”；五是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注意环境保护。

加大非物质遗产保护并向世界“申遗”，是发展贵州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因为非物质遗产具有独特性、活态性、综合性、民族性，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具有不可复制的垄断性。“汉人有字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这样的话只来自侗族世居的民间。发展贵州旅游文化，要克服存在的“短板”问题，如旅游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提高、与此配套的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省内国际航班，只有贵阳到曼谷）。旅游业要做大做强，必然要与文化结缘。少林寺如果离开了少林文化，不过是普通的寺庙。唐朝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的诗歌，让寒山寺名扬天下；郑绪岚亮开嗓子，一曲《太阳岛上》让哈尔滨松花江北岸不起眼“太阳岛”几乎家喻户晓；一部电影《庐山恋》，胜过给庐山打专门广告上万次。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必以文化内蕴为灵魂。因此旅游文化，除了民俗学家、园艺学家、博物学家等参与，还应有媒体人和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参与。

三、贵州旅游文化的创新

第一，观念的创新。发展旅游文化不只是旅游服务行业的事情，如前所述，它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三位一体”的体系。因此，就需要政府和服务行业、文化新闻界和民间多方努力。

第二，战略思维的创新。旅游文化要与文学艺术结缘，借文学艺术之光照亮旅游客体。借开展活动的行为文化和影视文化宣传旅游，已成为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本省人才资源来说，是做得到的。这类影视剧本身，也是旅游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与文化创意产业结缘，把创意理念融入旅游文化中，如旅游商品的创意设计与市场运作、特色旅游文化活动的策划等。

第四，通过精心策划和包装，把贵州旅游文化做成品牌，并加大对外推介力度，建立、完善常态化、动态化的“网上贵州旅游”数字化平台，实现宣传域面的全覆盖。

第五，借鉴外省乃至国外好的做法和运作模式，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第六，通过旅游学校、旅游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四、以旅游文化推动贵州跨越发展的思路

发展贵州旅游文化，不只是打造一张贵州名片，而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事业（产业）的贵州特色的跨越发展之路，是落实国发〔2012〕2号文件和黔中经济区规划，是提升贵州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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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影视旅游所做的定义，以下分别从资源和文化的角度，对影视旅游所凸显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通过影视作品，观众往往能从感官和意念上拥有模糊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了解日常生活中无法经历的事和物，亦或者从影像中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作为艺术创作、文化创作和经济运作相结合的成果，影视作品是能使观众产生感情共鸣的文化消费品。因此，由影视所衍生的旅游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特质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影视旅游资源是具有强烈的可感知性的。影视作品本身所创造和展示的意境是对资源文化内涵的一种烘托和渲染，影视旅游还原了影视作品中相关的自然景色、人造景观、人文古迹等丰富资源，物化的影视旅游资源是旅游者心理上和感官上最直接的感知。《梅兰芳》热映后，有许多海内外的京剧票友专程前往北京游览梅兰芳故居并在什刹海胡同细细品味梅府家宴。除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更是将梅兰芳生前使用过的练功镜、梳妆台等家具进行了原样陈设，为旅游者传递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影视旅游用一种直观的、可感的形式为各类旅游者提供了一项文化之旅。

二、影视旅游文化的概念探究

作为一种文化体验过程，如何将影视旅游的文化功能最大化，使旅游者在参与影视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得以获取最大的文化满足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旅游自身的文化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影视旅游文化的形成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文化都是人的活动，而且具有实践性。影视文化是狭义文化的类存在，它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感知方式。传媒科技的发展使得影视艺术得以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因而，影视文化具有广泛性。同时，影视艺术具有被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观众所接受的可能。因而，影视文化具有普及性。影视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观众在感官上和精神上得到认可和愉悦。因而，影视文化还具有娱心性。从审美到观念，包括影视旅游的出现，影视文化广泛性、普及性和娱心性的特质使影视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旅游使影视旅游文化得以产生和表现。旅游活动中的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介体——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势必会产生文化行为和文化影响。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者的客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资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在旅游过程中旅游经营者所展示的服务文化等等融合组成旅游文化的内容。因而，旅游文化具有融合性、综合性。同时，由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人员差异都使得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愉悦身心，接受文化和精神享受。因而，旅游文化势必也具有娱心性。王恩涌在其《人文地理学》中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各文化层次，各层次的文化特质在功能上形成协调，这就是该文化系统实现了文化整合。”影视文化与旅游文化是具有一定相同特质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最终表现为愉悦的心情和满足的精神享受，在相互吸纳、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催生了影视旅游文化的形成。

2.影视旅游文化的涵义

影视旅游是由与影视相关的各类旅游资源所构成的文化体验过程。旅游文化扩充了影视文化的内涵，而影视文化则为影视旅游所服务，可视其为影视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资源，它提升了影视旅游活动的意义，使这一专项旅游为更多人所接受，是旅游文化的实践。因此，影视旅游文化是以影视旅游活动为载体所展现的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现象。(图1)影视旅游文化的“源文化”——影视文化、影视旅游资源的各种文化要素以及影视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关系是影视旅影视旅游文化具体特质表现为：(1)综合性。影视旅游文化所包含的要素众多，所表现的形式丰富。从影视拍摄地的静态景观到各种影视城的动态演艺节目、各类旅游资源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体现出影视旅游文化这一整合文化的丰富内涵。(2)广泛性。作为感染力最强的艺术，影视艺术已经发展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式。影视旅游虽还只是一项新兴的旅游活动，但影视和旅游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娱乐方式，热爱影视和旅游的人们众多，只要能有具备吸引力的影视旅游资源，人们自然会对影视旅游产生兴趣，影视旅游文化具有被广泛传播的可能。(3)可感知性。文化的概念是宽泛的，但是介于影视旅游资源的感官体验使得影视旅游文化可感可知。从影视作品影像中所抽离出的逼真的旅游资源驱使旅游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文化感受。(4)娱心性。影视旅游是能带给人们精神享受的文化体验之旅，影视旅游文化宣扬和传递影视和旅游的魅力，使旅游者得到文化需求的满足。

三、探究影视旅游文化涵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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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旅游；翻译适应选择论；旅游文化翻译；译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46-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翻译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国内许多学者对旅游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通过收集近20年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发现大多数文章多限于随感式或经验式的总结，往往是从中英文化差异入手，探讨旅游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及相应的翻译策略，因而研究角度总体比较单一，重复研究的现象严重，且这些研究忽视了作为翻译要素之一的译者的主体性。针对这一研究现状及在全球语境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研究热潮的背景下,笔者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翻译这一概念。同时笔者认为应加强结合最新翻译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探讨旅游文化翻译，为旅游文化翻译找寻理论依据，实现旅游文化翻译的真正突破。正如朱纯深所言：“在有些课题的研究中，换一个观察角度，便可以带来新发现新见解。”［1］

作为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受到译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任何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它解释和指导实际的程度。本文拟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生态翻译视角阐述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期在旅游翻译研究方面作出全新的探讨。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旅游文化翻译

1.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教授于新世纪提出的新译论，也是生态翻译学的奠基理论。该理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该理论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的评价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而“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次、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①

传统译学研究囿于原语与译语的语言转换，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将翻译看作静态封闭的系统，因而忽略了翻译过程中其他的诸多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框架为翻译学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的诸多要素处于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的生态关系。

2.旅游文化翻译

在阐述旅游文化翻译这一概念之前，应先了解旅游文化的内涵。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旅游活动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交融渗透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人文关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发强烈，旅游者将愈来愈不满足于山水景物或文化场景的浅层观赏，而追求从文化的高品位上、从自然、人文景观与文化的契合点上去获得一种深度审美愉悦和感悟一种文化的深厚底蕴。旅游文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包括旅游活动中提供欣赏和享乐的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物质产品；二是行为文化层，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生活制度等；三是心理文化层，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宗教情感等。［2］

刘宓庆认为鉴于翻译学明显的综合性、复杂性特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必须涵盖翻译所涉及的语言中的文化信息问题，包括种种文化行为――具有特征的文化生理行为、集体和个体的文化心理行为和文化语言行为。［3］而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蕴含或容载着文化信息的意义。至此，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兼具旅游翻译和文化翻译的特点，强调旅游翻译的文化属性和跨文化、跨社会、跨语言、跨心理、跨学科的特性。而旅游文化翻译又不同于一般的旅游翻译和文化翻译，它通过对旅游文化内核、身份、共性和异性及其宏、微观层次的整体效应性的研究，进而尽量缩短不同旅游文化特质造成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差距，达到异质旅游文化温和抵抗、互尊互爱、和谐交融的关系。因此，旅游文化翻译是依托语言，实现旅游文化信息的转化、阐释与传播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是兼顾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承传的创造。同其他旅游翻译一样，旅游文化翻译的功能特点表现为传递旅游文化信息、增强游客的文化情感体验、激发文化旅游兴趣，即文化信息性、文化情感性和文化诱导性。这三者各有侧重，互为因果，是相互依存的和谐统一关系。

三、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适应”与“选择”的系统阐述，试图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启示之一是：转换翻译研究视角，将重点转向译者。长久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直处于一种被压制、被排斥的一仆二主的边缘化状态，他既要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又要小心谨慎地为译文读者服务。而翻译适应选择论首次将“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从而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基于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译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复制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创造者，因此他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而这种高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于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尤其重要。

翻译适应选择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另一启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核心概念是“适应”、“选择”。“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心理过程是：尽量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努力表现自己的适应能力，主动优化多维的选择转换，不断追求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注：《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9页。]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旅游文化翻译的读者或游客在长期各自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熏陶下，已形成一种既定的文化心理和认知习惯。这种心理和习惯上的定势制约着他们对陌生文化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程度。而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指导下关注的不再是个别、孤立的中国文化信息的传递，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交流、相融合的大目标，关注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适应与选择。

1.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

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原文、原语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事实上，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适应”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译者对“能力”的适应。由于旅游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模式向另类文化模式的引导性的传播，其关键在于译者。而旅游文化翻译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对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合格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和娴熟的翻译技巧，还需要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和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同时还应具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国旅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一个分支，同样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因此，汉英旅游文化翻译者首先应适应对其能力的要求，努力充当民族文化传播者和中西文明桥梁的建设者，以实现中国旅游文化的有效传播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译者对“能力”的适应可看作是译者对以自身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还包括对以译文读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由于旅游文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体验活动，它决定译文读者是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中最不容忽视、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对于旅游文化翻译的译者而言，无论其翻译是哪种内在动因和目的，他们都不谋而合地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尽量适应读者，赢得读者，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或社会效益。根据Newmark对读者的分类方法，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预期读者可分为学者型读者，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这三类读者之间既存在共性又各有特点。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认知水平、审美习惯以及对中国文化不同的熟悉度和认同感，但他们都是怀着对中华文明古国的深切向往和期盼，想通过旅游深度感受中国丰富的山水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多彩的现代文化。一般认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具有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文化局限性，这就会限制特定的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认同。然而，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与原文、译文和译文读者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生态系统中。而跨文化旅游者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旅行时，往往会经历文化兴奋期、文化危机期和文化适应期的阶段。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积极、动态地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对异域文化不断超越、不断拓宽的文化视野和审美期待。因此，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过程不是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单向文化信息传递过程，而是译者与译文、译文读者等翻译生态环境的辩证对话关系。译者一方面要多维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的固有文化定势和认知心理，坚持“尊重游客、尊重文化差异”的适应性原则，灵活处理文化差异和冲突，引导读者进行中国旅游文化的阅读、鉴赏和体验；另一方面，译者不能一味消极、被动地适应外国读者或游客，而要有创新意识和革新的胆量，适时拓展、打破、超越、创造他们的文化认知心理，以实现中国旅游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传播。

2.译者的“自然”优化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即译文生成的过程就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和以译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总和。[注：《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6页。]而处于“选择”阶段的译者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而是特定的、被翻译生态环境“激活”的译者，他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事实上，译者的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这种选择的内在机制和动机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而这里的“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对译者/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和选择程度的一种概括。因此，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汉英旅游文化翻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来说，基于其动态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同的译本或译文由于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市场需求，甚至文本资料翻译和导游口译的不同文体特点，因而有可能共生共存，共同生效。

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应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的基础上，遵循“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取向，以外国读者或游客为中心，内容先于形式，传承优于传达”的翻译原则，灵活动态地优化选择翻译策略以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通常，外国读者或游客对特定中国旅游文化信息了解得越少，译者适应他们认知结构的必要性就越大，越需要对原语进行适应性的文化信息处理。事实上，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维度是相互交织、互联互动的，它们会同时作用于译者的适应和选择程度。译者在翻译旅游文化信息时应尽力集“信息、情感、诱导”于一体，融“语言、文化、交际”于一炉，在多维动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作者维、社会维、读者维、市场维、目的维等多维度基础上作出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从而得出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五、结 语

旅游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流变成一种生存需要，也使旅游文化翻译成为一项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和翻译实质，是一种新的生态翻译研究途径。这一理论对汉英旅游文化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释力。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旅游文本为依托，以中国旅游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这是一项极具悟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但又并非绝对自由。本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探讨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和“自然”优化选择，希望对实际的汉英旅游文化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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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国梁.中国旅游文化［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3］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in Cross-cultural Tourism

LIU Yan-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China）

篇6

一、数字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是基于数字科技和现代传媒，集成人类理性思维和艺术性思维，在表现形式上、创作过程部分或全部依靠数字科技手段的新艺术形式，称为计算机生成艺术或计算机图形艺术，简称为CG（ComputerGenaratedArts或ComputerGraphicArts）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受控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工业设计和信息设计在表现形式、表达内容和传播形态上密切相关。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开始走进艺术领域，促进了艺术发展，更新了艺术的表现形式。数字媒体作为新兴的艺术形式在数字化时代得以普及和繁荣，以其数学化技术特征和交互性传播特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具有可实现信息更加高效、便捷、人性化和艺术性的沟通的优点，已全方面渗透至包括摄影、摄像、电影、电视、报纸、书刊、动画和网络等各种媒体和包括传统绘画、平面设计、展览展示、建筑和工业设计、旅游业、咨询业、计算机游戏及远程教育等信息服务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媒介系统。作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新兴艺术形式，归属于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具有独立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创作工具数字化、作品展示交互性、作品呈现多样性、表现题材广泛性和艺术传播大众化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是指旅游者离开定居地，为体验不同文化和经历，本着对另一个地方的向往，选择去这个地方旅游，以实现认识这个地方的目的。旅游过程中，除了对旅游地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色、人文特色和历史遗迹等观光外，对旅游地文化的认识和传播逐渐成为旅游者的新追求。正是这种新需求，有利于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是旅游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深挖旅游地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是旅游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旅游文化与旅游活动同步产生，但被得到关注和重视仅有20多年的历史。旅游文化被晏亚仙先生在《旅游文化管见》中被完整定义：是基于区域规划和建设思路，以山水景等自然景观和文化传统为框架，以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文化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展览和科研等多种途径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综合性活动。如果说旅游的灵魂是文化，那保证旅游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就是传播。旅游文化的传播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山岳景观文化、水景观文化、生物景观文化和特异景观文化等自然景观文化传播，人文景观文化传播，包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社会景观文化传播及企业文化传播等。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旅游者、旅游地居民等旅游主体，也可以是旅游社和旅游地职能部门等旅游中介。其中旅游者既是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向旅游地居民和来自其他旅游居住地旅游者传播自己居住地的文化，也是旅游文化的接受者，可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和其他游客的文化传播。随着数字化信息社会的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体业已为旅游业中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体，旅游文化呈现出视觉化传播和媒介化传播时代特征。一方面，可以为旅游者提供丰富多元、生动形象的视觉化旅游文化信息内容，提高旅游地的吸引力，且以旅游者角度出发，提供符合旅游者的需求和接受方式的信息，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文化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实现有效的旅游文化传播。

三、数字媒体艺术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影响

旅游文化的传播是不同地域间景观、人文、社会和民族文化等文化信息的流动，数字媒体艺术的兴起和发展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文化旅游者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渗透至旅游文化传播的各个角落，在传授关系、传播形式、传播媒体、传播效果和传播意义等方面产生了下列的影响：

（一）传授关系依托于电视媒介和平面印刷媒介的传统旅游文化信息基本上属于被动型媒体，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是给予与被给予的单一关系，旅游者仅可以被动接受信息。基于主动化传播是传播的重要属性这一思想，数字媒体艺术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以其强大接受力和传达效果实现了旅游文化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主动传播。旅游者可根据个人情况和实际需求选择旅游文化信息，从灌输式传输的消极接受过程到互动双选的主动参与过程，通过双向沟通、合作、互动和反馈过程，旅游者从传统的旅游文化接受者角色主动转变为旅游文化的传播大使。基于数字技术数字化和高容量的特点，数字媒体艺术增强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效性和丰富性，打破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空性。旅游文化的传播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从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中均采用数字化形式和数字设备完成，利用计算机将实拍素材和图像合成实现非线性自由编辑，经数字保存、压缩和传输技术完成高质量影像作品至旅游网站、旅游电子地图、旅游电子杂志、网路虚拟旅游等数字终端设备上，均以数字化的形式打破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空性。

（二）传播形式无形的旅游文化经数字媒体艺术视觉听觉综合处理后，具有多感官体验的综合表现，有利于实现旅游文化信息传播的最好传播。基于数字技术和创意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可以增强旅游文化的视觉感知，加之文字、声音、图片和影响等新型形式组合的巧妙使用，不仅有助于增强旅游者对文化信息和内涵的视听感官效果，而且会以全面化和立体化，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效果，吸引旅游者以主人翁身份参与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开阔旅游文化传播新视野和高效互动性。新数字媒体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中，艺术创造过程中采用的非线性数字技术及多层面性、大发散性思维模式，集自然、社会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考量，依赖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平面、三维、静态和动态的数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图像、图形、影响、文本和音频等多种组成的表现形式，开阔想象力和创意思维，带来更具表现力和传播力的作品，维性的创意设计语言集中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印象、识别度和记忆度。

（三）在传播媒体上，实现了多媒体的整合传播和新旧媒体的延续与共融基于计算机虚拟完成平台和资源的整合，打破传统媒体各自为政的格局。在结构上，通过调研各媒体的优劣，优化组合，借助统一的数字形式整合众多单一的传统媒体为一个多元媒体组成的扩媒体传播平台，即数字传播媒体。在功能上，数字媒体集成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途径，构建了高效、高容、多元的传播方式，彻底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旅游者自主选择。新媒体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旧媒体，旧媒体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在新的数字环境下继续适应和演进。一方面，考虑到年龄较大的群体对新媒体的尚未充分适应，另一个方面，在数字媒体的帮助下，传统媒体也实施了相应改革，在内容制作和传播方面全面实现数字化。

（四）传播效果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数字媒体艺术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引起了旅游者的注意。数字媒体艺术多元化的设计帮助旅游者选择性理解，充分挖掘和彰显了人文景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通俗易懂方式帮助旅游者顺利读懂人文景观文化。数字媒体艺术通过多种手段加深旅游者选择性记忆，帮助旅游者多记住有意义的旅游文化信息，同时忽略或抑制不友好的旅游文化信息。新数字媒体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中，艺术创造过程中采用的非线性数字技术及多层面性、大发散性思维模式，综合考量自然、社会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依赖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平面、三维、静态和动态的数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图像、图形、影像、本文和音频等多种组成的表现形式，开阔想象力和创意思维，带来更具表现力和传播力的作品，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印象、识别度和记忆度。

（五）传播意义旅游本身是综合文化需求、文化交流和人际交往的活动。基于数字媒体艺术的旅游文化传播可以实现追求文化差异，领略不同区域人文差异，寻求文化认同，探索文化环境的跨文化交流。数字媒体不仅有利于信息高度沟通，加大对话时空密度，丰富沟通内容，更能保证文化交流的及时性、互动性、个性化、全面性和直观性，尽最大可能避免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作为贯穿于旅游全过程的旅游文化传播，基于视觉形象的社会化和商业化行为，旅游文化实际上是每时每刻均有经济和消费相关，数字媒体艺术促进旅游文化传播的同时，也是基于数字媒体的方式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播新的旅游消费咨询、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的过程。基于数字媒体艺术的旅游文化传播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模式，改变了破坏环境，破坏地方特色的粗犷式旅游模式。现代科技手段在旅游业的应用，保障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数字技术和传播技术以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实现由传统单向、静态、被动的传播方式到动态、交互主动的传播方式的过渡，旅游者可通过网路自主在线观看、下载保存和沟通分享旅游文化。数字技术可通过扫描、拍摄、模拟等重塑传统传媒手段无法还原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技艺民间音乐等即将消失或业已消失的旅游文化，不仅可以通过配合文献解译、现场解说和文书解释为旅游者提供素材，还可以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子孙后代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一睹历史，实现旅游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延续。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旅游文化史；旅游体验文化；旅游介入文化；历史分期；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2-0109-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2.015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在不同学者的眼里，旅游文化史有不同的内涵，其发展阶段也见仁见智。旅游文化史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旅游文化史应该怎样分期？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 旅游文化史的内涵

1.1旅游文化史内涵研究述评

旅游文化史的论著目前已有很多，对旅游文化史内涵的探讨却不多见。 林永匡先生着眼于中国旅游文化史，认为心态与价值观念是旅游文化活动（实为文化旅游）的“核心”与“灵魂”，是旅游文化史的首要课题。

马勇先生则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旅游文化不是旅游的某一方面或独立于旅游之外的另一事物，它是旅游的另一种表述；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

张启先生立足于旅游主体，认为：旅游文化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则是旅游者旅游活动的历史。旅游文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旅游者的历史。

诸家对旅游文化史内涵的探讨虽各有侧重，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自觉不自觉地把旅游文化史混同于旅游史――林永匡强调旅游文化史首要课题是文化旅游的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发展史），马勇强调旅游文化史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张启认为旅游文化史实为旅游者的旅游史。有的旅游文化史论著虽未明言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史，但所著旅游文化史却实实在在是指向旅游的，论著中旅游一词的使用比旅游文化一词还多。

这种现象令人深思。难道旅游文化史真的等同于旅游史？按某些学者的说法――旅游文化就是旅游，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旅游文化史当然可以等同于旅游史。遗憾的是，上述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旅游文化史不同于旅游史。旅游文化与旅游是不是同一现象？少数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从来就不是同一现象，20世纪90年代前两个概念从未混用即是证明：作为概念，旅游一词早在5世纪初即已出现，泛指人的暂时性异地流动，是与“家居”相对应的。在诸多与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游”“观”“游览”，唯独没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泛指与旅游有关的文化，是与“旅游经济”相对应的。在诸多与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旅游者文化（tourist culture）”“游览文化（touringculture）”“旅行文化（travel culture）”，唯独没有“旅游”。20世纪90年代，个别学者提出“旅游就是旅游文化”，两种独立的现象开始混为一谈。旅游文化与旅游有联系，更有区别，双方在主体、客体、性质上各不相同。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这在逻辑上决定了旅游文化史必然不同于旅游史。

第二，研究视角无法改变历史内容，文化学视角的旅游史依然是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就本话题而言，研究视角和历史，两者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视角是研究者选择的，只能发现对象，不能改变对象。研究旅游史，可以用文化学视角，但旅游史并不因此变成旅游文化史。正如我们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视角研究旅游史，旅游史并不因此变成旅游社会史、旅游经济史、旅游地理史一样。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识为转移的。旅游史可能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这只是旅游史的不同侧面，不是旅游文化史的“峰”和“岭”。毕竟，此岭非彼岭，此峰非彼峰。

1.2基于“体验与介入”理论的旅游文化史内涵

既然旅游文化史不是旅游史，那么，旅游文化史本来内涵是什么？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纵向展开，欲弄清旅游文化史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确旅游文化的定义。

关于旅游文化的定义，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影响较大的有“相关文化总和”说、“特殊生活方式”说、“旅游主体文化”说、“旅游介体文化”说、“旅游客体文化”说、“旅游主、客体文化”说、“旅游主、介体文化”说、“三体碰撞”说、“文化交流与对话”说、“体验与介入文化”说。其中，“体验与介入文化”说较为晚出，也最有说服力。该说认为：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更不同于旅游资源，它是“人们对旅游的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精神产品的总和”，旅游体验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两大主干。旅游体验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是“旅游参与者对旅游的体验过程及其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现实旅游体验、虚拟旅游体验及相关的体验规范，具有广泛性、享受性、自由性、情感性和个体性等特点。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是旅游干预者对旅游的介入过程及其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现实旅游介人文化和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其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导向性、功利性、地域性、民族性和规范性等方面。

基于“体验与介入”的旅游文化理论，旅游文化史的内涵可以这样界定：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体验与介入文化的发展史。其内涵主要有二：

（1）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体验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体验文化包括现实旅游体验、虚拟旅游体验及相关的体验规范，旅游体验文化史必然包括现实旅游体验史、虚拟旅游体验史及相关的体验规范史。

从体验对象的角度看，现实旅游体验史包括社会旅游体验史和自然旅游体验史。

所谓社会旅游体验史是指旅游者通过对人文景观和旅游服务等社会文化现象的体验而创造的旅游文化史。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之中，较之自然，人类对社会更熟悉、也更亲切。所以，社会文化比自然更早进入旅游活动领域。古埃及是世界上社会旅游体验活动的发源地，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大批游客去那里游览人文奇观金字塔，考察当地民俗风情。我国先秦典籍《易经》也有“观光”等社会旅游体验的记载。此后，社会旅游体验活动日益发达，由此产生的旅游体验文化作品更是汗牛充栋。近代以来，随着旅游业的产生，旅游服务成为社会旅游体验的重要对象。对旅游服务的体验，因人而异，因质而异，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在当代，社会旅游体验仍是最主要的旅游体验文化之一。

所谓自然旅游体验史是指旅游者通过对自然景观的体验而创造的旅游文化史。春秋时孑L子总结了自己和前人的自然旅游体验，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的格言，成为中国自然旅游体验的经典；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等号召向大自然学习，揭开了西方自然旅游体验的序幕。魏晋南北朝时期，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吟风咏月，抒怀，掀起有史以来首次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的；18世纪中叶，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引导下，欧洲也出现了自然旅游体验的大潮。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回归自然”的乐趣，自然旅游体验有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旅游体验文化的大宗。

虚拟旅游体验史几乎与现实旅游体验史同时发生。虚拟旅游体验史主要包括神游史和卧游史两大部分。

所谓神游是指身体不至而心神旅游，泛指想象出来的旅游。神游主要是一种想象活动。在古代，人的旅游受到极大限制，现实不能满足人的旅游需要，人们就通过想象来获得满足，于是出现了“神游”这一虚拟的旅游体验方式。古希腊的《大地环游记》、古中国的《山海经》就属于早期的神游作品。在虚拟旅游体验史上，神游主要有仙游、梦游、幻游3种形式。仙游是想象的神仙之游：不受内外环境制约，随心所欲，无所不至，优哉游哉，绝对自由。仙游主要盛行于古中国，流行至今。屈原的《远游》及大量的“游仙诗”即为著名的仙游作品。梦游是假托梦境所作的精神之游，中西盛行。典型的梦游当属《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的仙境之游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的天姥山之游。幻游是以现实为基础幻想出来的旅游，主旨是批判现实，反思文化。幻游包括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奇幻之游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科幻之游。前者如《桃花源记》中渔夫的桃花源之游，《镜花缘》中唐敖的海外之游，《神曲》中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堂之游，《格列弗游记》中格列弗的探险之游；后者如《地心游记》中登布罗克一行的地心之游，《时间机器》中时间旅行者的未来之游。奇幻之游往往流行于社会动荡、转型时代，科幻之游则盛行于科技发达的近现代。

卧游最初的意思是通过居家欣赏山水画体验旅游，后扩大为通过欣赏与旅游有关的诗文、图画或影视等体验旅游。按此定义，现代兴起的“网游”――网上旅游（不是旅游电子商务或电子网络游戏）也属卧游。因为网游同传统的卧游一样，也是通过欣赏与旅游有关的诗文、图画或影视等体验旅游，只是体验的介质不同――前者是网络，后者主要是纸质。（相对于网游，我们也可以据此把传统的卧游称为“纸游”――纸上旅游。）卧游主要属于感知活动，也是以满足旅游需要为主要目的。传统的卧游兴盛于中国，以至于山水画也称为卧游图，如南宋李生的山水画称为《潇湘卧游图卷》、明代沈周的山水画称为《卧游图》、清初程正揆的山水画称为《江山卧游图》。网游则中外咸宜。美国权威旅游杂志《旅行家》曾选出世界“十大奇景”，第十景即为无国界的电子网络。

无规矩不成方圆。随着旅游体验的形成，旅游体验的规范亦随之出现。

最早形成的旅游体验规范应属旅游习俗。习俗是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是道德、法律等其他规范的渊薮。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时代，祭祀旅行保护神――路神的旅行习俗就产生了。古中国的路神是“修”或“累祖”，行前要举行祭祀仪式，称“祖道”。古希腊的路神是“赫尔墨斯（Hermes）”，街头路口要树立赫尔墨斯的雕像，供行人识别、拜祭。其后，旅游习俗越来越丰富，如中国人出行要占卜择吉，外国人旅行要赠物送别。春踏青、秋登高、游必有记，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旅游习俗。在现代旅游活动中，除了业已形成的传统旅游习俗之外，还有一些正在形成的新的旅游习俗。新的旅游习俗主要源于相关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根据旅游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各种“守则”、“指南”和“规范”。

旅游道德是继旅游习俗之后又一重要旅游体验规范，它在上古时期即已出现。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到外邦旅行时不要带着本国的成见，即要人乡随俗。这一提示要求尊重目的地的文化，已成为告诫旅游者的金玉良言。古中国思想家孔子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一伦理思想也很快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旅游道德规范。近代以后，旅游道德的调整对象已从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旅游者不但要尊重人，更要尊重自然。1999年10月1日，世界旅游组织第13届大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对旅游道德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通过，标志着全球旅游道德的初步形成。

规范旅游者及其行为的旅游法规，是随着旅游问题的加剧而出现的。早在先秦时期，西周统治者为了管理旅行，建立了通行制度和宵禁制度；秦国为了驱民归农，过禁游惰、废逆旅的法令。这应该是旅游法规的先声。现代以来，随着旅游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一些国家，尤其是旅游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感到了旅游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国家开始制定有关旅游者的法律、法规；20世纪50-60年代，“旅游法”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到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英国等根据本国情况，相继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旅游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专门针对旅游者的法律规范体系，相关的内容只能从国家立法与行政部门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

（2）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介入文化包括现实旅游介入文化、虚拟旅游介入文化，旅游介入文化史必然包括现实旅游介入文化史和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史。

现实旅游介入文化是随着旅游体验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旅游者对旅游景观的体验起源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那时旅游现象刚刚萌芽，不足以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自然谈不上什么旅游介人文化了，社会、政府、企业、学界介入旅游形成旅游介入文化，那已经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了。

最早的旅游介入文化当属旅游服务文化。上古时期，随着旅游体验活动的出现，为之提供食、住、行、游等服务的旅店、交通、导游等应运而生了，旅游服务文化就此萌芽。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有一种自愿为故国来客提供食宿、向导的服务惯制，服务者均为义工。这应当是后世旅游服务志愿者文化的源头；在古中国的西周时期，宾馆既已形成“宾至如归”的服务理念，要求视来客为家人，影响至今。近代以后，旅行社纷纷成立，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服务文化正式形成。

继旅游服务文化之后的是旅游景观开发文化。最初的景观开发作品当属上古时期埃及的圣苑、中国的苑囿、西亚的花园和希腊的官苑。其后累经设计，自然山水越来越人工化，园林的组成要素日益成熟，终于形成风格各异、自成一系的中国、西亚和西欧三大园林体系。近代以后，山河湖海、民俗古迹，无不列入开发范围，并形成多样的开发理念。

旅游宣传文化几乎与旅游服务文化和景观开发文化相伴而生。为了吸引游客，推销产品，上古时期中国酒店发明了“酒旗”（幌子）这一宣传形式，古罗马甚至出现了“某某酒店欢迎光临”的宣传标语。中古时期，导游手册大量出现，导游员、游记成为旅游宣传的重要载体，旅游宣传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近代以后，旅游宣传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以此为核心的旅游宣传文化也日益壮大。现在，旅游宣传文化已经成为一支最绚丽的旅游介入文化之花。

旅游研究文化同样历史悠久。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史料记载，老子、孑L子、壶丘子、列子均曾讨论“游至”与“游道”。“游至”即游的最高境界，“游道”即游的艺术方法，这些一直是中国旅游大家津津乐道的旅游核心问题，已经讨论几千年了，至今仍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西方，关于旅游的研究可追溯到16-18世纪“要不要旅行”的大讨论。近代以后，西方成了世界的旅游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文化的西方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了。

虚拟旅游介入文化也是随着旅游体验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所涉及的虚拟旅游介入主要有虚拟导游服务（如但丁《神曲》中的浮吉尔、俾德丽采导游，屈原《远游》中的丰隆向导）；虚拟食宿服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屈原《远游》中的“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虚拟交通服务（如但丁《神曲》中的开隆使船，屈原《远游》中的风伯开道）等。最初的虚拟旅游介入是从虚拟旅游的角度提出来的，没有形成独立现象。在虚拟旅游的最高层次――“仙游”中，上述虚拟旅游介入更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些仙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已经达到“无待（无需依赖任何介体而随心所欲）”的境界了。

现代以后，随着网游的兴起，网游介入文化兴盛起来。目前已经陆续开发出一些网游介入系统，如桌面虚拟现实系统――主要通过计算机显示器来显示虚拟世界；坐舱式虚拟现实系统――主要通过置身于特制的转动坐舱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虚拟世界；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用户通过头盔式显示器或全方位监视器自由地环顾虚拟空间。网游介入系统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生存和休闲空间，在其中，人们不必像在传统旅游世界那样受到因财富、地位、身份等不同而产生的歧视和压抑，可以平等地进行游览、交流，充分的解放思想和“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网游介入系统不只是对传统旅游文化的一种颠覆，更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平等、宽松的文化环境的塑造。网游介入文化的兴盛，标志着虚拟旅游介入文化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

2 旅游文化史的分期

研究旅游文化史，绕不开旅游文化史的分期。这既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本文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旅游文化史的分期标准和具体分期。

2.1学界对旅游文化史分期的认识

关于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郝长海等先生认为：纵观旅游文化史的发展行程，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一是19世纪初叶之前的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功利性、求知性、宗教性、审美性等特征：二是19世纪初叶至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代旅游文化，具有驳杂性、制度性、娱乐性、跨文化性等特征；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兴起的现代旅游文化，经济与科技因素大增，消遣娱乐需求高涨，负面价值增多。这一说法出现较早，影响较大。

谢贵安等先生认为：世界旅游文化史可以分为起源与发展（上古-15世纪）、突变与扩展（15世纪-18世纪）、交流与整合（18世纪-现在）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上古时期，中西两大旅游文化系统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发生并成型。中古时期，中国旅游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西方民族冒险勇进的旅游性格也借教士、骑士和商人的旅游活动顽强地表现出来。在第二阶段，紧接中国人之后进军海洋的是西方的探险家，他们掀起了第二次跨越海洋的历史巨浪，并一浪高过一浪地将跨越海洋和联结文化圈的事业继续了下去。在第三阶段，东西两大文化民族的旅游风尚开始接触，并发生冲突。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环球旅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世界性的旅游文化系统。谢先生的分期着眼于文化流变，为多家引用。

喻学才等先生认为：欧洲的旅游文化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公元前8-公元前3世纪），唱主角的是古希腊人。希腊人经过许多世纪的探险旅游，地理观念从原来熟悉的地中海周围扩张到印度和非洲。在第二阶段（公元前3世纪-3世纪），唱主角的是罗马人。本阶段欧洲的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探险旅游上，罗马的探险集中在西欧陆地和不列颠岛。在第三阶段（3世纪-15世纪），传教士唱主角。中世纪的欧洲旅游文化有极浓的宗教色彩。在第四阶段（16世纪-现在），欧洲旅游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局。旅游中介机构的出现以及随之而起的旅游产业使旅游文化打上一系列迥异于此前许多个世纪的痕迹。喻先生还把中国的旅游文化分为神话传说和信史两个时期。其中信史时期又分为夏商周、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国等若干阶段。喻先生的欧洲旅游文化分期着眼于旅游文化主体的变化，很有特色；中国旅游文化分期则以朝代更替为标志，很有代表性。

沈祖祥、马勇则分别对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期做了探讨。沈祖祥认为：中国旅游文化史可分为形成（先秦秦汉）、勃兴（魏晋南北朝）、鼎盛（隋唐宋）、发展（元明清）、转型（近现代）5个时期；马勇认为：根据对旅游文化的主体、客体和媒体以及旅游观念等发展变迁的综合考察，可将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滥觞（先秦秦汉）、勃兴（魏晋南北朝）、隆盛（隋唐）、新变（宋元）、穴结（明清）和转型（近代）等6个时期。沈、马的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期着眼于旅游的自身发展，兼顾朝代的更替，在学界亦有影响。

2.2旅游文化史分期之我见

2.2.1 分期标准与分期对象

如前所述，上述各家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影响较大，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差异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分期标准和分期对象并不相同。

从分期标准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标准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按社会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把旅游文化史相应分割若干个时期，如以朝代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阶段；二是按旅游文化史的阶段性，把旅游文化分为若干时期，如以“形成”“勃兴”“鼎盛”“新变”“穴结”“转型”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阶段。分期标准不同，分期阶段必不相同。

再从分期对象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对象形式上也有两种：一是旅游史，二是旅游文化史。大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史就是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分期，对象当然是旅游史了（奇怪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又认为旅游不同于旅游文化）；小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史不同于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对象自然锁定旅游文化史了（遗憾的是，持此观点的学者多未能坚持到底，他们笔下的旅游文化史仍多是旅游史）。分期对象不同，分期阶段也不相同。

可见，欲统一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必先统一分期标准和分期对象。

我们认为：旅游文化史分期标准还是以第二标准――旅游文化史的阶段性较为科学。进行历史分期，不仅仅为了方便学习历史，更是为了方便把握历史――把握历史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用社会史的分期标准处理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固然简便易行，却容易忽略旅游文化史的特殊性，有生搬硬套之弊。

至于分期对象，无疑应统一到旅游文化史上来。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也不能代替旅游文化史。为旅游文化史分期却以旅游史为替身，显然是找错了对象。目前已有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几乎全是旅游史分期，这正是进行历史分期时弄错对象的结果。

综上所述，按旅游文化的阶段性亦即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期，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史，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有时是不同步的；旅游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各地的旅游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文化史分期的界标如何确定？笔者主张：旅游体验文化与旅游介入文化发展不同步时，界标的确定以旅游体验文化为重心；各地旅游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时，界标的确定以旅游文化相对发达者为重心。因为旅游体验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旅游文化相对发达者是区域旅游文化的代表。

2.2.2 宏观分期与中观分期

（1）宏观分期。按着上述分期原则，从宏观的角度，整个旅游文化史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大的历史阶段，起讫时间分别为公元前31世纪、18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现在。

公元前31世纪是人类旅游文化史的起点。旅游文化是在旅游的基础上形成的，旅游从哪里开始，旅游文化就从哪里开始。一般认为，人类旅游与旅游文化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文明初期。具体时间是什么？我们认为：具体时间是公元前31世纪。埃及阿拜多斯曾出土一块刻有古埃及第1王朝第2任或者第3任法老Djer名字的象牙板，其上隐约记载了Djer巡游三角洲地区布托和舍易斯的情景，距今已有5000多年。这应是人类旅游体验之始，也是人类旅游文化的开端。至于旅游文化起源于数万年前的说法，根本就是将迁徙与旅游混为一谈了。

18世纪中叶是世界旅游文化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

近代的旅游文化，其主流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旅游文化早在14世纪工商业发达的欧洲既已出现，只是那时还不是主流。经400年的积累，资本主义的旅游文化终于在18世纪中叶实现从亚文化向主文化的华丽转身。其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的出现，二是传统求知旅游体验的质变。在西方，18世纪前已出现零星的自然旅游体验，其资本主义因素虽较中国为多，但仍属非主流。18世纪中叶，欧洲首次出现了有明确目标和自我意识的大规模自然旅游体验活动，酷爱自然、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成为该体验活动的主旋律。由于它与工业革命密切相连，又以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精神为指导，加之规模巨大，其资本主义性质和主导地位一举奠定。求知旅游体验古已有之，欧洲17世纪兴起的教育旅游（又称大旅游）及由此引发的求知旅游体验，堪称规模空前：贵族子弟几乎都要做一次全欧游学，贵族游学体验成为社会旅游体验的大宗。18世纪中叶起，游学文化的主体和内容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主体由传统的贵族子弟转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内容由学习贵族文化转变为享受生活乐趣。长达百年的贵族游学文化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游乐文化。显而易见，欧洲18世纪中叶的旅游体验文化已经驶入近代的轨道。欧洲的近代旅游介入文化也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形成的：1760年，近代大饭店服务文化出现；40年后，近代交通服务文化出现；又40年后，近代旅行社服务文化出现。18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晚期，中国旅游文化虽然也达到古史最――帝王巡游文化空前绝后，士人漫游文化华章毕现，饭店服务文化尽显旅游色彩，景观开发文化进入全盛时代，但其主流仍属封建性质，其在旅游文化史上的界标意义，首先是古代旅游文化的由盛转衰，然后才是近代旅游文化的化蛹成蝶。因为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直到19世纪中叶才宣告终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资本主义旅游文化由亚文化向主文化的华丽转身，昭示世界旅游文化正在告别古代，迈向近代。而发生这一历史转折的18世纪中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古、近代旅游文化的最佳分界线。以19世纪中叶近代旅行社开端为古、近代旅游文化分界线的流行说法，无视此前百年主流旅游文化的近代属性，独重旅行社服务文化，真正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20世纪中叶是世界旅游文化史近、现代的分界点。

首先，20世纪中叶是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史的终点。近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较之古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也算是“大众”了，但较之现代旅游体验文化的主体，仍然是“小众”；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主干是中、上层文化，较之古代旅游介入文化，更多平民色彩，但较之现代旅游介入文化，仍然是贵族文化。如果发生近代旅游文化从“小众”向“大众”、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转变，就意味着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事实上，这种转变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国旅游仍然是少数有钱有权人的专利；战后，出国旅游开始大众化了。1908年前，饭店服务文化仍然是大饭店的贵族服务文化；1908年后，饭店服务文化开始向商业饭店的平民服务文化转变。1914年后，近代旅游文化加速衰亡：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衰变中的近代旅游文化伤痕累累；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让伤痕累累的近代旅游文化奄奄一息；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奄奄一息的近代旅游文化走向尽头。

其次，20世纪中叶是世界现代旅游文化史的开端。现代旅游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旅游文化大众化，二是旅游文化一体化。旅游文化大众化是指旅游文化主体来源广泛，数量众多；旅游文化产品大众制造，全民共享。旅游文化一体化是指旅游文化由点到面，由区域性到世界性。旅游文化的大众化在19世纪中叶已见端倪，但真正的大众化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195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0.25亿；196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0.72亿；1970年，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次为1.58亿。国际、国内旅游人次按1：9的比例推算，1950年至1970年全球国际、国内旅游人次由2.5亿增至15.8亿。20年间国际国内旅游人次增长6倍多，包含了各个阶层。这还仅是旅游体验文化主体，旅游介入文化主体尚未计算在内。随着旅游文化主体的大众化，旅游文化产品也趋于大众化：旅游体验文化产品由雅而俗，旅游介入文化产品由贵族化而平民化。旅游文化的一体化也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20世纪50-60年代，探险、文化、生态等旅游体验主要流行于欧美、肯尼亚，现在已遍及全球，随着国际旅游者的增多和网络媒体的发达，这些旅游体验文化已由一时一地变为世界共享，其体验模式也因相互效仿而越来越趋同化进而国际化。这是现代旅游体验文化而且是主流体验文化的一体化。20世纪50年代前后，旅游介入文化也呈现出快速一体化的趋势：1947年，世界旅游组织前身官方旅游组织国际联盟成立；1949年，世界国际旅行社协会成立；1951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协会成立。上述世界性旅游组织分别是旅游行政、旅游企业、旅游学术等方面的代表，它们的成立，是旅游介入文化一体化的缩影。现代旅游文化的两大特征始于20世纪中叶，具体说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因此，20世纪中叶（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近、现代旅游文化的分界点。

“现在”是旅游文化史第4个最重要的时间点。意大利史学家Bendetto Croce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它形成于“过去”，壮大于“现在”，发展于“将来”。但“将来”的历史还未发生，它的休止符只能暂时停留在“现在”，“现在”也就成了既有旅游文化史的最后一个时间点。

（2）中观分期。从中观的角度看，古代、近代、现代旅游文化亦可各自细分为若干小的历史时期。

古代旅游文化可分为形成、消长、嬗变3个时期。

古代旅游文化的形成阶段从公元前31世纪开始，到2世纪、3世纪之交结束。古代的旅游文化是多元发生的，埃及、西亚、欧洲、中国等都是旅游文化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的旅游文化区无疑是欧洲和中国。古欧洲旅游文化迭经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积累、创造，兼融地中海周边的旅游文化，至2世纪罗马兴盛时期，大体具备了贪图享乐、偏爱冒险、讲究科学、张扬个性等基本特征。兴盛时期的罗马旅游文化是欧洲旅游文化的主要源头，上述特征的具备，意味着欧洲旅游文化的形成。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以怡情、修身、观道、恤民为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具备，秦汉时期更加突出。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旅游文化至迟在在2世纪也已形成。东西两大旅游文化在2世纪相继形成，由此决定了2世纪、3世纪之交必然是旅游文化史重要的分界点。

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长阶段始于2世纪、3世纪之交，结束于14世纪中叶。本阶段旅游文化的显著态势是此（西）消彼（东）长，故名。2世纪、3世纪之交成为古代旅游文化史的重要分界点，除了因为古代旅游文化形成于此前，还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长阶段：2世纪末，罗马安敦尼王朝灭亡，罗马帝国陷入最混乱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方严格意义的旅游不绝如缕，旅游文化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中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也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山林，开启了旅游文化史上首次自觉、大规模的自然旅游体验。古代旅游文化消长阶段如此开端，奠定了本阶段旅游文化西衰东盛的发展格局：在西方，欧洲旅游文化自2世纪末衰落后，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旅行文化，真正的旅游文化进入“冬眠”状态，而且一“眠”就是千年，直到12世纪开始复苏。14世纪初但丁的“三界”神游及作品《神曲》标志着欧洲旅游文化复苏的完成。14世纪中叶，一场突如其来的黑死病（鼠疫）横扫欧洲，消灭了1/3的欧洲人口，复苏的旅游文化几乎再次进入“冬眠”状态。在欧洲古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的时候，东方旅游文化却日益繁盛。在中东，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重要旅游文化区。14世纪中叶，阿拉伯著名旅行家Ibn Battuta的亚非之游及其游记为盛极一时的阿拉伯旅游文化书写了完美的最后一章。在远东，随着封建社会的成熟和古代旅游的进步，3-14世纪中叶的中国旅游文化又迈上新的台阶：在旅游观念方面，中国人对旅游有了新的认识，不同旅游方式观和旅游价值观，各行其道。在旅游体验方面，旅游体验继续由社会领域向自然领域延伸，自然体验成为旅游体验的主流；旅游体验趋于艺术化、哲理化，行为和成果都变得前所未有的精致；在虚拟旅游体验方面，神游、卧游体验十分发达，前者如曹植笔下的仙游、李白笔下的梦游、陶渊明笔下的幻游，后者如宗炳自述中的卧游，均瑰丽多彩，辉耀古今。在旅游服务文化方面，不但逆旅食店兼营食宿服务，馆驿也开始向私务旅行者开放，旅游服务文化的色彩日益浓厚；在景观开发文化方面，古典旅游景观设计日趋成熟，园林设计完成了从“范山模水”到“尚理重神”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的旅游文化，无论是旅游体验文化，还是旅游介入文化，都超迈上古，并遥遥领先于世界。14世纪中叶后，中、西旅游文化变局频现，阿拉伯旅游文化风光不再，世界古代旅游文化进入新的阶段――嬗变阶段。

所谓“嬗变”，是指古代旅游文化高度发达，酝酿质变。这个阶段始于14世纪中叶，止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欧洲旅游文化历经持续的鼠疫和连绵的战争，开始复兴。特别是16世纪以来，发展势头益发强劲（有学者认为这是欧洲旅游之始：传统的“温泉旅游”体验再现辉煌，新兴的海滨旅游体验颇为流行，旅游审美体验开始崭露头角，旅游求知体验、旅游探险体验更是迭起，虚拟旅游体验以《格列弗游记》（Jonathan Swift著，1726出版）为标志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的旅游观念由保守而趋于开放，旅游服务文化由单一而趋于多样。欧洲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旅游文化，既有传统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基因，也有新兴的壮大的资本主义因素，既有本土的特质，也有外来的养分，各种成分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壮观的洪流，新旧裹挟，呼啸着穿越中世纪的寒夜，向着近代的黎明奔腾而来。在东方，中国正从明朝建立走向康乾盛世，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也经历着最后的辉煌：旅游行为方式雅俗竞胜，旅游心理取向内外并行，传统旅游进入全面反思阶段，旅游服务文化丰富多彩，古典景观设计进入集成时代。同西方旅游文化一样，此时的中国旅游文化虽然以传统为主，但也有一些开新的因素，如探险旅游体验盛行，科考旅游体验大兴。正是这些开新的因素，为近代旅游文化的到来做了铺垫。只是较之西方，开新不足而集成有余，以至于18世纪中叶，西方旅游文化率先迈入近代的门槛，中国旅游文化还停留在古代。领先世界1000多年的中国旅游文化，就在这短短的400年间，被西方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

近代旅游文化可以19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近代旅游文化史除了上限18世纪中叶和下限20世纪中叶外，恐怕没有哪个年代像19世纪中叶那样重要了――许多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都集中在这个年代：1840年，中国迈人近代社会，中国旅游文化打开了通往近代的大门；1845年，托马斯・库克创建世界首家旅行社，近代旅游服务文化的核心从此形成；1851年，首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参观者600多万，开旅游文化大众化的先河；1852-1858年，世界级旅行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IvanAleksandrovich Goncharov）环游欧亚，完成了旅游文化史里程碑式的巨著《冈察洛夫环球游记》；1863-1869年，“科幻之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me）先后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月球到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二万里》等系列科幻小说，开辟了神游文化的新时代。这一系列重要事件使19世纪中叶成为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的当然分界线，以此为界，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前期，西方旅游文化率先迈人近代的门槛。自然观光成为旅游大宗，人、家、山、水、林、沙、星、云，成为自然旅游体验的永恒主题；假日旅游风靡一时，温泉旅游体验和海滨旅游体验成为中产阶级的时髦风尚和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探险、考察旅游大潮出现了，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另类旅游体验文化；大饭店服务文化、轮船服务文化、火车服务文化相继出现，近代旅游介入文化开始形成；随着美国的独立，北美旅游文化区也开始形成。

在后期，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出现新的局面。北美自然观光体验沛然兴起，新大陆成为领略自然的壮美与神秘的最佳场所；西方温泉度假疗养旅游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也加入其中；海滨旅游进入疗养娱乐阶段，滨海旅游体验也由疗养向娱乐延伸；探险、考察体验在世界各地广泛普及开来；以《时间机器》（Wells H.G.著，1895出版），《太空旅行记》（Georgios Melis导演，1904年上映）等为载体的科幻旅游体验达到新的高峰。交通服务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饭店服务文化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旅行社服务文化成为近代旅游服务文化的标志，旅游宣传成为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亮点，有组织的旅游景观开发开始兴起，旅游研究从文化向经济转移。中国旅游文化充满忧患意识并与西方接轨，北美旅游文化区完全形成并与欧洲旅游文化区交相辉映。191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世界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亡。

现代旅游文化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同19世纪中叶一样，20世纪90年代也是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集中的年代：1990年，首届中国旅游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旅游文化从学术走向学术中心；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旅游文化模式全面转型；1992年，旅游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介入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无比丰厚的基础；1997年，全球联网主机近2000万台，上网人数突破1亿，旅游文化进入网游时代；1999年，美国安德森太空冒险旅行公司和俄罗斯空间联盟公司合作开发“太空旅游项目”，并于20个月后完成自费旅游者Dennis Toti的太空“非常之旅”，太空旅游的体验与介入首次由虚拟变为现实。重要的年代，必然是重要的界标。以20世纪90年代为中界的现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确有大量的变化：

在旅游体验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旅游体验文化的主流是普通化；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体验文化个性化的脚步明显加快。

二战后旅游体验文化普通化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旅游体验的行为方式趋于普通化；二是旅游体验的心理倾向趋于普通化。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旅游体验工具和观光游、海滨游、乡村游、体育游、文化游等旅游体验形式原本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享受得起，二战后不出几十年，很快成为一般大众普遍选择的普通旅游方式，这是旅游体验行为方式普通化的典型事例；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单一性旅游需要占据主流，大多数旅游者渴望和谐、熟悉、稳定、可预见性，不希望旅游出现非单一性，团体包价旅游盛行，这是旅游体验的心理倾向趋于普通化的典型事例。

与普通化相对的是个性化。普通化旅游体验文化久了，不免厌倦，个性化旅游体验文化于是受到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性化旅游体验文化获得长足发展，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普通旅游体验个性化，二是个性旅游体验扩大化，三是虚拟旅游体验普及化、定制化。现代以来，乘坐火车、游船旅游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旅游体验方式，这种方式已传统得既让人厌倦，又让人难舍。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上不少旅游者纷纷尝试乘坐豪华列车、豪华游船的旅游方式。这是普通旅游体验个性化的例证。“背包旅游”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欧美年轻人追求个性的结果和表现。20世纪90年代后，背包旅游之风已流行世界各地。从欧美到非洲，从亚洲到大洋洲，到处都能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手执一张地图，身背一个大双肩包，全身便装，脚踏旅游鞋，步行穿梭在城乡山水之间。这是个性化旅游体验扩大化的证明；网游体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充满个性的虚拟旅游体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游体验行列中来。“一项新的研究发现，45%的成年美国互联网用户利用了能够使他们虚拟地到其他地方旅游的功能。尽管大多数网络活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但年龄稍大些的用户更喜欢参加虚拟旅游活动……城市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互联网用户也更喜欢参加虚拟旅游。”有些网游者连这样充满个性的体验也不满足，进一步要求定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虚拟旅游产品，如独特的“旅游线路”、全套的“旅游证明”。这是虚拟旅游体验普及化、定制化的反映。

在旅游介入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旅游介入文化盛行标准化；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介入文化凸显个性化。

篇8

关键词：影视旅游；影视文化；旅游文化；涵义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2

引言

电影《梅兰芳》的热映掀起了追寻梅兰芳的热潮，使梅兰芳先生生前所居住或到访的地点成为了日前名人故居游的一大热点。北京的什刹海胡同、梅兰芳的祖籍泰州、天津利顺德梅兰芳餐厅与客房、梅兰芳曾居住过的上海旧街巷等纷纷开始酝酿，将梅兰芳文化旅游打造成一个新的旅游品牌。影视作品推动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现象绝不止此一例。电影《哈利·波特》热映之后，英国开辟了哈利·波特旅游线路，将影片的拍摄地开发成旅游景点；电影《卧虎藏龙》让人们知道了四川的蜀南竹海；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使台湾南部沉寂已久的观光旅游得以重新复苏，电影拍摄地恒春成为了台湾新一代的海滨度假胜地。近年来，国内大兴建设的各个影视基地也已逐步发展成为了当地的人文旅游资源。

影视与旅游的结合使一系列新的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旅游活动的内容得以更为丰富，旅游活动的文化蕴意得以更多的提升。

一、影视旅游的涵义

在我国，影视旅游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专项旅游活动，它的出现依托于我国电影业的迅猛发展和长足进步，依托于国人文化诉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对文化消费理念的不断提升。西方人称影视旅游为Movie Induced Tourism， 译为“电影引致的旅游”。从语义上不难得出，电影对影视旅游形成的带动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1.影视旅游的概念

影视旅游基本由影视拍摄地、各类影视主题公园以及影视制作过程和影视相关产业活动等多种参观和参与活动所构成。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于影视旅游进行研究的学者对影视旅游所界定的概念主要为以下两种：影视旅游是以影视拍摄、制作的全过程以及与影视相关的事物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刘滨谊、刘琴2004）。影视旅游是影视创作与特色旅游的结合，它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文化概念（付冰、周申立2005）。从广义而言，一切与影视相关的吸引物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同时影视与旅游都是具有文化属性的行为。因而，影视旅游是一种的文化行为。笔者认为，影视旅游是由与影视相关的各类旅游资源所构成的文化体验过程。

2.影视旅游的特点

根据对影视旅游所做的定义，以下分别从资源和文化的角度，对影视旅游所凸显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通过影视作品，观众往往能从感官和意念上拥有模糊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了解日常生活中无法经历的事和物，亦或者从影像中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作为艺术创作、文化创作和经济运作相结合的成果，影视作品是能使观众产生感情共鸣的文化消费品。因此，由影视所衍生的旅游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特质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影视旅游资源是具有强烈的可感知性的。影视作品本身所创造和展示的意境是对资源文化内涵的一种烘托和渲染，影视旅游还原了影视作品中相关的自然景色、人造景观、人文古迹等丰富资源，物化的影视旅游资源是旅游者心理上和感官上最直接的感知。《梅兰芳》热映后，有许多海内外的京剧票友专程前往北京游览梅兰芳故居并在什刹海胡同细细品味梅府家宴。除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更是将梅兰芳生前使用过的练功镜、梳妆台等家具进行了原样陈设，为旅游者传递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影视旅游用一种直观的、可感的形式为各类旅游者提供了一项文化之旅。

二、影视旅游文化的概念探究

作为一种文化体验过程，如何将影视旅游的文化功能最大化，使旅游者在参与影视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得以获取最大的文化满足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旅游自身的文化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影视旅游文化的形成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文化都是人的活动，而且具有实践性。影视文化是狭义文化的类存在，它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感知方式。 传媒科技的发展使得影视艺术得以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因而，影视文化具有广泛性。同时，影视艺术具有被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观众所接受的可能。因而，影视文化具有普及性。影视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观众在感官上和精神上得到认可和愉悦。因而，影视文化还具有娱心性。从审美到观念，包括影视旅游的出现，影视文化广泛性、普及性和娱心性的特质使影视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 旅游使影视旅游文化得以产生和表现。旅游活动中的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介体——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势必会产生文化行为和文化影响。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者的客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资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在旅游过程中旅游经营者所展示的服务文化等等融合组成旅游文化的内容。因而，旅游文化具有融合性、综合性。同时，由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人员差异都使得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愉悦身心，接受文化和精神享受。因而，旅游文化势必也具有娱心性。

王恩涌在其《人文地理学》中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各文化层次，各层次的文化特质在功能上形成协调，这就是该文化系统实现了文化整合。”影视文化与旅游文化是具有一定相同特质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最终表现为愉悦的心情和满足的精神享受，在相互吸纳、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催生了影视旅游文化的形成。

2.影视旅游文化的涵义

影视旅游是由与影视相关的各类旅游资源所构成的文化体验过程。旅游文化扩充了影视文化的内涵，而影视文化则为影视旅游所服务，可视其为影视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资源，它提升了影视旅游活动的意义，使这一专项旅游为更多人所接受，是旅游文化的实践。因此，影视旅游文化是以影视旅游活动为载体所展现的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现象。（图1）影视旅游文化的“源文化”——影视文化、影视旅游资源的各种文化要素以及影视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关系是影视旅游文化的主要构成。

图1

影视旅游文化具体特质表现为：（1）综合性。影视旅游文化所包含的要素众多，所表现的形式丰富。从影视拍摄地的静态景观到各种影视城的动态演艺节目、各类旅游资源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体现出影视旅游文化这一整合文化的丰富内涵。（2）广泛性。作为感染力最强的艺术，影视艺术已经发展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式。影视旅游虽还只是一项新兴的旅游活动，但影视和旅游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娱乐方式，热爱影视和旅游的人们众多，只要能有具备吸引力的影视旅游资源，人们自然会对影视旅游产生兴趣，影视旅游文化具有被广泛传播的可能。（3）可感知性。文化的概念是宽泛的，但是介于影视旅游资源的感官体验使得影视旅游文化可感可知。从影视作品影像中所抽离出的逼真的旅游资源驱使旅游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文化感受。（4）娱心性。影视旅游是能带给人们精神享受的文化体验之旅，影视旅游文化宣扬和传递影视和旅游的魅力，使旅游者得到文化需求的满足。

三、探究影视旅游文化涵义的启示

影视旅游文化的综合性、广泛性、可感知性和娱心性足以使得影视旅游成为一项具有文化吸引力的特色旅游产品。始终关注影视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整合文化所存在的优势和特点，不断扩充具有文化内涵的影视旅游产品、营造影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氛围、对文化需求强烈的旅游细分市场积极使用文化营销、将文化倾注于影视旅游品牌的打造。

参考文献：

[1]刘滨谊，刘琴.中国影视旅游发展的现状及趋势[J].旅游学刊，2004（06）：77.

[2]戴剑平.论文化与影视文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4（06）：5.

[3]王德刚.试论旅游文化的概念和内涵[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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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黔中经济；地方文献；主题特色馆藏

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务院提出要培育黔中经济区、滇中经济区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贵州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着力打造黔中经济区，并提出黔中经济区发展战略。（1）地方文献特色馆藏是一个图书馆馆藏的一种，它依据独特的地方文献资源进行收藏，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利用价值。立足“黔中经济区”发展战略，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有利于拓展特色馆藏建设的新领域，满足读者对地方经济信息的不断需求，推动地方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一、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的意义

（一）地方文献的定义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其中一种，按照文献的定义，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地方文献则是在“文献”定义的基础上，加上地域性，即“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2）因此，“地方文献”则是由“知识”、“载体”、“记录”和“地域”四个要素构成“地方文献”的全部含义。

（二）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的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的三大支柱之一，图书馆的硬件、软件都得以长足的发展，如：馆舍面积越来越大，馆舍环境越来越优雅，人员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在主流方向上各高校图书馆的建设都在同步发展，因此要想把图书馆建设得更加有特色和优势，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地方文献特色馆藏是依据独特的地方文献资源进行收藏，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利用价值，对于学校的学术研究和学科的发展都起到很好的资源保障作用，形成自身的馆藏特色，对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将有重大意义。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的“省情文献室”作为本馆的特色馆藏，要建设出更有特色的“省情文献室”，就要立足于贵州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黔中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引导了本馆省情资料室的建设方向。不仅有利于拓展特藏室建设的新领域，有利于丰富特藏馆藏体系；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深度的研究与发展，有利于满足读者对地方经济信息的不断需求，有利于加强本校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并提高学科发展水平。

二、黔中经济区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密集出台，黔中经济区被列入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培育经济区，黔中经济区也因此成为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以及重要经济增长极。黔中经济区是以贵阳为黔中经济区增长极，通过对安顺、遵义、凯里与都匀等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其他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目标的主导战略，以区域性中心城镇和工业经济中心为重点，以产业园区和特色优势产业为载体，科学合理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黔中经济区快速发展和产业快速转型，实施点轴开发，由轴到面的全面开发和建设。（3）

根据我省的经济发展区位优势及产业发展水平，我省将发展重点产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烟草工业，能源工业，花絮额原料级化工制品制品业，有色工业，绿色食品业，医药制造业，旅游文化产业和物流业。

针对黔中经济区的重点发展产业，发展建设有特色的“省情文献室”。文献资源内容将涵盖我省各级产业，为我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提供智力支持。

三、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的措施

（一）我馆地方文献特色馆藏的现状

我馆开设具有特色的“省情文献室”，收集反映贵州经济建设、历史文化、旅游资源、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各种文献类型和载体资料，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画册、地图以及有关省情的光盘和缩微胶片。“省情文献室”从1999年建立至今，已藏有8600余种16000余册图书资料，建设依照我校的多学科协调发展方向以及学科发展方向进行文献收集工作，收藏定位是以收集经济类文献为主，相关学科为辅，实行采访、分编、阅览一体的服务模式。在省情文献中，以经济类和历史地理类为主，两类文献占省情馆藏的65%。“灰色文献”占有一定的比例，成为省情文献室的特种资料。

（二）、针对黔中经济区发展态势的馆藏建设措施

高校图书馆建设地方文献特色馆藏是目前各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省其他高校图书馆也在建设文献特色馆藏室。要想把我馆的“省情文献室”建设为我省高校图书馆具有独特性的省情室，需要根据我校财经类综合性大学的定位以及学校学科发展进行建设，我校作为我省唯一一所多科性的财经类大学，要为社会培养经济、管理类人才，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性、政策性的知识。因此，针对黔中经济区发展态势，我馆可在省情文献室现有基础上，建立“旅游文化产业”、“工业经济之贵州企业”主题特色馆藏。

1.“旅游文化产业”、“贵州企业”主题特色馆藏的建设理念

作为西部的多民族地区，黔中经济区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为黔中经济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我省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还不够突出，要把我省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为打造旅游文化产业提供文献保障。

工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是欠发达地区谋求经济自立与发展的驱动力量。黔中经济区以培育具有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工业企业，走工业化发展道路。我馆依托文献采集优势，挖掘企业内部宝贵文献资源，建立文献资源共享的综合平台，进而为省内企业及政府决策管理、研究分析的科学性及前瞻性提供文献保障。

2.建设特色主题馆藏的措施

第一，特藏室要确保旅游资料、企业资料收集全面而完整。凡涉及本地区与旅游文化产业，企业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料都应收集入馆，应以多渠道、多途径方式征集，除采购正规出版发行物，还可通过非正式渠道如资料交换，接受捐赠、网上下载和信函、广告、上门等方式，甚至可直接到我省各旅游地区收集资料，如：镇远历史古城里就有一些小型书店出售与当地旅游文化相关的书籍；加强与企业联系，广泛搜集与企业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日积月累，丰富馆藏。只有特色文献收藏丰富，更能促进我校相关学科的发展，才能担负服务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

第二、深层次开发二、三次文献。重视对已有文献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评述，形成二次、三次文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同时，搞好专题咨询服务，如对旅游业的图书可以做书目、索引、文摘、题录；对各企业经济发展指标做数据手册；还可以做专题述评、动态综述、学科进展报告、学科总结报告等。

第三、建立“特色数据馆”。特色化和数字化是当代图书馆发展的两大主流，特色文献数字化能够把图书特色馆藏的利用推上新的高度。同时可以依托CNKI机构馆的丰富资源，设立“贵州旅游文化馆”及“贵州企业馆”，不仅能突出特色，而且可以利用网络为特色文献创造现代化的管理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完备的、多角度的检索系统，从而充分提高图书利用率，并为远程利用打下基础，实现资源共享。

总之，我馆要不断弘扬地方特色，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不断注人新的动力，以推动贵州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明勇，李波.黔中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C].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53-111.

[2]冯晴君.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理论与实践[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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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

（一）海洋文化及海洋文化产业

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关于海洋文化的定义是：“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海洋文化产业是与海洋紧密相联的文化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中的一个特殊领域。结合海洋文化与文化产业的特征，张开城教授认为海洋文化产业可以理解为“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巨”，其本质就在于海洋文化的产业化。海洋文化产业是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大要素构成，其中海洋文化是基础性要素，它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产业化是结构性要素，它决定了海洋文化产业的经济构成。

（二）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海洋文化产业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根据产业的内容和性质的整合，按照行业分类法，王颖认为海洋文化产业可以划分为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节庆会展业、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海洋文艺产业等四个产业。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是指为了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和物质需求，通过对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资源的开发，为旅游者提品和服务，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性产业。④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与一般的海洋旅游产业不同，它是以独特的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为核心，将海洋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弘扬海洋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有海洋自然风光游、海洋民俗风情游、海洋科技游、海洋体验游、海岛旅游等。

二、宁德市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

1.区位条件优势明显

宁德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南连福州，北接浙江，西邻南平，东面与台湾隔海相望，位居长三角、珠三角、台湾三大经济区中心位置，具有同时接受三大经济发达区域辐射和带动的特殊条件。宁德市海域面积4.45万km2，占全省三分之一，海岸线曲折漫长，山地、丘陵直逼岸边，形成大大小小接连不断的港湾，从北到南20多个港湾如串珠镶嵌在闽东海岸线上，港口优势极为突出，其中天然良港三都澳，位于太平洋西岸国际诸航线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通达全国和世界主要海运航线，具有发展成为国家主枢纽港和国际性大港的优势，这为宁德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海洋文化资源丰富

从历史上来看，闽东先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这一临海地区生存生活、繁衍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有以黄瓜山遗址为代表的海洋贝丘文化；有以太姥山、嵛山岛为代表的滨海景观文化；有以灵佑禅师、空海大师及葛洪等祭祀活动为代表的海洋宗教文化；有以三都澳“海上渔城”为代表的海洋休闲渔业文化；有以大京、冷城等古城堡为代表的抗倭海防文化。而且，许多资源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资源品质较高，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有的在全国还享有盛誉。这为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量的保证，也为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

（二）劣势（Weakness）

1.海洋文化产业人才匮乏

传统海洋文化的整理开发和现代海洋文化的发展，以及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都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福建省现阶段高校中开设与海洋经济开发有关的专业不多，海洋旅游的专门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宁德市高等教育水平相对滞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时间短，旅游文化产业的生产和经营人才更是匮乏。因此，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制约宁德市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宁德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要赶超其他沿海城市，只有依靠人才和科技才能实现宁德市海洋文化旅游的不断创新和跨越式发展，否则只会拉大与沿海旅游发达城市的差距。

2.产业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

宁德市由于历史、体制、观念及规划滞后等方面原因，成为沿海经济发展的“黄金断裂带”，导致海洋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海洋文化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较弱，造成海洋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驱动，忽视对深厚海洋文化的挖掘，缺少优化组合，缺少集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多元化“精品”，导致文化产品结构比较单一，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海洋旅游文化品牌和海洋文化精品旅游线路，造成现有海洋文化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机遇（Opportunity）

1.国家战略和政策赋以机遇

2012年，《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被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全面打造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构建了“一带、双核、六湾、十岛”海洋开发格局。有关部门对海峡、海湾、海岛旅游开发也相当重视，国家旅游局将“海峡两岸旅游区总体规划”（2010-2020）列入中国旅游业“十一五”期间优先规划和建设的12个重点旅游区之一，并且位列首位，打造福建“海峡旅游”品牌。为此，福建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旅游局也制定了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山海联动、优势互补的“两带、四群、五重点”的全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其中“两带”指“蓝色滨海旅游带”和“绿色生态旅游带”，这是福建旅游资源最富有和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具备旅游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呈现出厚积薄发的增长态势。在福建省这一系列发展思想和具体政策指引下，宁德市要重点发展临港工业、现代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三大海洋主导产业，突出发展三都澳、白马港、福宁湾、沙埕港四个海洋经济聚集区，着力构建新兴临港重化工业基地、港口物流基地、海洋新兴产业培育示范基地、滨海旅游胜地及现代渔业基地等五大海洋产业基地，努力实现“十二五”末全市海洋经济总值达2000亿元的目标。可以预见，以上来自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必将为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2.市场需求所带来发展契机

文化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人们文化消费意识的提高，而文化消费意识的提高来源于人们文化需求欲望的增长。宁德市海洋旅游区位于我国“黄金海岸”的中段，这种适中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福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极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两个地区相连接，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处于二者之间结合部位的福建省宁德市将面临更多的机会，也给宁德市海洋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契机。此外，从福建省内来看，与宁德隔海相邻的是福建省内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带，居民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需求增强，特别是需要规模较大的度假场所，区位优势使宁德的海洋旅游开发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也为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之源。

（四）威胁（Threat）

1.沿海区域竞争日益激烈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沿海省份掀起一股开发海洋的热潮，海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纷纷制定了海洋经济战略，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使沿海省份区域间的竞争日益明显。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福州、厦门等城市的海洋文化产业强势崛起的势头相比，宁德海洋经济基础薄弱，海洋文化产业刚刚起步，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多停留在理论上的研讨和低水平建设层面，文化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因此，周边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对宁德市的发展产生“挤压效应”，加快海洋文化产业要素的外流，从而对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构成威胁。

2.海洋文化资源保护不力

重视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历来是旅游目的地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前提基础，但是宁德市的一些地方部门“目光短浅”，存在盲目开发海洋旅游项目，甚至“杀鸡取卵”式的破坏海洋文化资源的状况也时有发生。例如，一些地方在建造和开发大量的文物景观、度假区时，由于规划失误或忽视环境质量开发，引进高污染的企业，使许多优秀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遭到破坏。有些地方追求经济收益，大量挖取洁净的海沙出售给外地开发商，导致海滨沙滩和浴场的资源条件下降，这些短视行为都严重阻碍了宁德海洋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三、宁德市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积极理顺旅游文化产业管理体制

由于海洋旅游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受制于旅游、文化、城市规划、海洋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管理，客观上容易造成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在资源保护、产业的规划和开发经营管理上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混淆现状，不利于海洋文化产业政策的落实。因此，从宁德市海洋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出发，应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政府的角色变旅游产业的主导者为推动者和监管者，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优越的软环境。

（二）尽快培育大型海洋旅游文化企业

集团化、规模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而宁德市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培育数量有限，规模偏小，海洋旅游文化项目开发的浅层次特征明显，海洋旅游项目产品过于单一，致使旅客滞留时间短，旅游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宁德市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尽快培育出大型海洋旅游文化企业，从而带动整个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集团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是增强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三）合理布局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区域

伴随着海洋产业开发的大背景，宁德市沿海县市海洋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普遍开展，但是各地的发展眼光还仅限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全局性的规划意识，往往造成一些海洋旅游文化项目和产品的相互克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恶性竞争和两败俱伤，也不利于形成宁德市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宁德市应当根据宁德市滨海的地理现状、海洋资源特点及产业发展状况，确定以三都澳为中心，围绕世界级深水港三都澳的开发建设，以及中心城市的提升和改造，推动城市、港口建设和旅游业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以港兴城，以城推旅，以旅促港的互动发展模式，形成以蕉城区为聚散中心的城港游憩综合旅游区，带动环三都澳区域内的滨海城市景观建设，发展内海观光休闲、沙滩游泳、畲乡风情、遗址怀旧、海上运动、海上渔排海鲜美食为主导产品、畲族和海上人家等特色的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格局。

（四）精心打造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园区

宁德沿海沉淀有古代的海洋贝丘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岛景观文化及军事文化等海洋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发展宁德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着力打造福建宁德“山海大观，欢乐港湾”的海洋旅游品牌，重点打造五大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