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范文

时间:2023-10-30 17: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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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

篇1

关键词:乡村旅游 本质特征 文化旅游

在中国,随着政局的稳定,改革与开放的进一步放宽,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赚钱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旅游业在其他行业的带动下,也是得到了绝佳机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村旅游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异军突起。当然,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因仍处于摸索阶段,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前景还是可观的。

1乡村旅游的相关认识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 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 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潘新华,刘平安.延安旅游业的发展途径.改革与战略,2005,(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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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各地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来培育,形成一股“旅游产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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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各地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来培育,形成一股“旅游产业热”。然而,旅游业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将旅游业定位于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必须十分谨慎。在对当前的流行观点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选择基准,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进行了分析,发现旅游业并不是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最佳候选者。同时,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黑龙江省旅游业不应定位于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而应定位于关联产业的观点。[关键词]旅游业;产业地位;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关联产业;黑龙江省[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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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旅游;旅游文化;旅游资源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335-01

一、特色旅游的成因与定义

学者们对国内特色旅游的成因的探讨,主要从特色旅游的作用、资源条件、品牌竞争、市场需求等方面进行的,如梁向明认为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和生命,没有特色,发展趋同,便会丧失竞争力和生存基础。特色旅游就是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气、以奇制胜的原则,招徕游客,繁荣与发展旅游业。叶张煌认为特色旅游是以“产品个性化、专业化、精品化”为主的特色品牌竞争格局满足消费者需求。徐斌认为随着旅游市场呈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旅游方式由静态观光旅游向动态旅游和参与性旅游转变,生态旅游、知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和休闲娱乐旅游等特色旅游的总需求量增加。

二、特色旅游的影响因素

(一)特色文化与特色旅游研究。文化是特色旅游的灵魂,因此,学者们对特色旅游与特色旅游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杨阿莉从丝绸之路文化视野的角度主张,一要重振固有的历史文物古迹文化旅游特色,二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旅游特色,三要构建合理的丝绸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

(二)经济发展与特色旅游研究。经济状况是开展特色旅游的经济基础,马智芳认为发展特色旅游可以逐步形成淡季不淡、旺季拉长的旅游业发展新局面。刘晖认为民族特色旅游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增加经济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

(三)资源环境与特色旅游的关系研究。资源环境是发展特色旅游的物质基础和背景条件,梁向明认为特色旅游资源是发展特色旅游的根基和创造名牌旅游产品的重要前提。祥从文化资源环境分析的角度,认为风情旅游由于能极大的满足现代人的求新、求异、求知、求趣的心理要求,所以一直是特色旅游的重头戏,它与山水风光旅游、文物古迹旅游等并列构成特色旅游的系列产品。

三、特色旅游的分类研究

(一)生态旅游:针对目前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现状,卢小丽主张国内的旅游研究者和管理者应注意到生态研究重点已转向如何教育旅游者和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管理和最小影响等方面,还要在关注旅游扶贫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将社区受益同旅游影响研究结合起来。

(二)乡村旅游:王秀红论述了国内乡村旅游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方贤寨通过国内外的乡村旅游的比较来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赛江涛主张丰富乡村旅游的的理论体系和指导乡村旅游的开发实践。吴必虎对我国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尹振华对我国乡村旅游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三)民族风情旅游:丁健认为民族特色与民族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民族形象、有无著名风景点或风景区、空间聚集与竞争、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的态度是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武魏巍认为发展民族旅游地现实意义在于能充分利用民族区域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调整幼滑产业结构、脱贫致富,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当地民族社会进步,提高文明程度。

(四)体育旅游:江涛认为通过文化透视的体育旅游能有效满足现代人审美的需要,体育旅游与文化的融合,有效提高神会效益;文化渗透的体育旅游为社会发展提供健康的人力资源。于素梅建议发挥体育资源的特色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维护与开发相结合。苏肖晴建议制定体育旅游发展规划、协调与相关旅游产业的关系、积极开发国际体育旅游市场、高度重视体育旅游市场的空间范围选择。

(五)会展旅游:王春蕾对会展旅游的概念与内涵、操作方式等若干基础问题进行了梳理;郑四渭阐述了国外会展旅游对国内的启示;王保伦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研究探讨了会展旅游链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李香华认为会展旅游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增加客源、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旅游区增加活力的动力源,能促进服务、交通等软、硬环境的配套发展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六)医疗保健游:中医药旅游是依赖于我国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起来新兴旅游项目。它的出现是人们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推动的结果,反过来,它又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旅游消费需求;它的发展有利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中医药旅游的开发为我国旅游产业特色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

四、特色旅游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董笑梅认为发展特色旅游应注意:第一,资源的认识与评价;第二,产品开发的突出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梁向明认为要发展特色旅游,必须衡量特色旅游资源的标准是旅游资源的稀有度、古老性、历史地位以及旅游者生活的文化环境与当地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性。马智芳认为在发展特色旅游时,必须与当地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充分体现出特色旅游资源与特色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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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岑巩文化旅游 异质性 体验式旅游 完形心理学

文化与旅游自古相生相伴,作为独立的、商业化的旅游形式,文化旅游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后迅速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与预测,文化旅游现已占到所有旅游形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其市场需求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速度快速增长。文化旅游有着不同内涵,较著名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世界旅游组织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对文化旅游的定义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Bob Mckercher&Hilary du Cros 2005)。旅游研究学者Bachleitne则认为:文化旅游将观察者带进过去的文化之中,从而帮助他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当前(彭琬琰,2011)。Reisinger认为文化旅游是指那些对体验文化经历有特殊兴趣的游客发生的旅游行为,文化旅游除了一般的遗产旅游,还包括艺术、信仰、习俗等(Reisinger 1994)。综上,不难发现,文化旅游充满了异质化,充满了体验性。本文从异质化和体验性角度谈谈岑巩文化旅游。

“岑巩”即贵州省的“岑巩县”,古称“思州”,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岑巩文化具有鲜明的苗族、侗族文化特色,特色鲜明,源远流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杰出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典型标本。岑巩文化旅游可以让游客认识到岑巩地区优秀的历史文化,体验文化魅力,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一、从异质化看岑巩文化旅游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教育的飞速发展,国民素质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于旅游过程中文化品位提升的期望越来越高。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的马斯洛需要理论,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后,就会有自我需求。文化旅游则是自我体验、自我需求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化性是文化旅游公认的特性,但作为独立的商业化旅游形式,消费性是文化旅游的本质特征,即旅游者通过文化旅游消费过程满足自身对异地、异族文化的求知、放松身心的欲望(参蒋昕,2009)。人们对异地异质文化总是有所求知和憧憬的,希望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观察、感受、体验异地或异质文化,满足异质文化的介入或参与异地文化需求冲动的过程。人们对于异地文化的探寻与追求,对于异地文化的认知和享受,异质性是旅游产生的前提条件,旅游产品的独特性越强,文化内涵越丰富,就越能吸引旅游者。

相对大城市的旅游者,岑巩文化旅游是一种特殊的、异质的文化产品,是一种乡村旅游,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能满足旅游者精神文化的需要。因此,交通不便的岑巩保持了乡村旅游产品文化特色的浓郁性和真实性,是乡村旅游魅力持续不减的基础。岑巩文化旅游能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是高层次的文化旅游产品。

岑巩文化旅游是乡村旅游,相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可以称得上一种异质文化。一般来说,城市生活是全社会生活的样板,是乡村模仿和发展的方向。城乡的差距造成城里人的优越感和乡下人的自卑感。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弥散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可以从外表上分为若干亚文化群,其基底却近乎一致。所以当某人觉得自己已超越自己原有的文化群时,得到别人的承认成为一种心理需求。乡村旅游满足了这种需求,成为城里人向乡下人展示的平台(肖亚波,2007)。因此可以说,岑巩文化旅游是城市生活消费的新时尚,这种时尚文化的基础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行为展示。

二、从体验式旅游看岑巩文化旅游

现代市场环境中的文化旅游的经营必须立足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旅游者对旅游体验的期望为起点,以关注旅游者实际的旅游体验为落脚点和后续工作的基础(蒋昕,2009)。岑巩有非常淳朴的部落,适合发展体验式旅游,这种体验式旅游主要体现在脑力参与和体力参与两方面。

(一)脑力参与

脑力参与主要指借用当地故事或者传说促进旅游者加深对当地文化的深度体验。如在岑巩,我们可以用陈圆圆的故事促进旅游者脑力参与的深度体验。

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秦淮八艳之首陈圆圆被历史推向了前台,成为改朝换代的关键人物。剧中,陈圆圆因弟弟被杀而离开吴三桂,从此下落不明,实际上是归隐思州。陈圆圆归隐古思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古思州隐居,以衍后代。因为当时古思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又属于吴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氏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要让旅游者增加在岑巩停留的时间,增加其在岑巩的消费,不仅可以让旅游者参观陈园园墓碑等遗迹,还必须在岑巩旅游过程中加入陈园园传说元素,以吸引旅游者在旅游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从而深化岑巩文化旅游的体验深度,使陈圆圆的历史传说鲜活起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历史传说或历史故事能直接或间接地让旅游者凭脑力参与劳动,从而给人们带来愉快,给人们带来欢乐,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二)体力参与

“思州傩技”的声名已冲出亚洲,在国外和海峡两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思州傩文化是震撼灵魂的原生态艺术,思州傩文化原始古朴,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古思州有“傩窝”的美誉。傩戏、傩技采取边歌、边祭、边舞、边献绝技的表演形式,使演出场面环环相扣,险象迭生,令人惊心动魄(参陈昌茂,张美丽,2010)。整个活动表演分为两部分,一是法事表演,二是正戏表演。法事表演内容主要有唱、诵、舞、踏罡;特技表演有上刀山、过刀桥、下火海、捞油锅、开红山、悬梁吊斗、喊竹、手诀,等等(李继昌,1997)。可以让旅游者参与傩戏、傩舞的表演,参与傩技中的“喊竹”、“下火海”等活动,让旅游者改变原有社会角色,置身于一个具有“导泻效应”的场景中,旅游者可以无所顾忌地表演,宣泄自己平时克制的感情,进入一个带有戏剧舞台和幻想色彩的生活世界,从而让旅游者忘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欢愉。

三、从完形心理学看岑巩文化旅游

完形心理学认为在将刺激组织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个人会将突出的刺激从不突出的刺激中区分出来,从而构成个人的知觉对象。完形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觉感到的东西要多于眼睛见到的东西,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一个“自我―行为环境―地理环境”动力交互作用的场,其中地理环境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自我意想中的环境(亨利・阿赛尔,2000)。岑巩文化旅游的关键在于多样化地开展傩文化活动项目,通过脑力与体力的参与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性,使其更加直接地感知岑巩文化旅游,主动调节、改善其文化旅游体验的过程,向旅游者传递傩戏、傩舞和傩技的真实体验,而这一体验过程以互动为基础,旅游者在傩戏、傩舞和傩技的体验过程中的心理知觉决定了其最终的自我评价,从而达到理想的体验结果。

完形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在知觉过程中,某些距离较短或互相接近的部分,容易组成整体。鉴于此,岑巩文化旅游中凸显的“图形”――岑巩各类文化旅游活动应该统一在相互关联的岑巩文化主题领域中,通过连贯的、系列的文化主题确保旅游者感知到的“图形”是岑巩文化旅游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岑巩文化旅游划分为五个主题,即岑巩文化“三特”、“八古”、“四美”、“十谜”和“十二绝”等。主题一是令人赞美的岑巩文化“三特”,即天马云门特大溶洞、水尾将军岩特大溶洞等。主题二是闻名遐迩的岑巩文化“八古”,即思州古城遗址、中木召古夜郎国都遗址、水尾隘门古建筑遗址等。主题三是人人向往的岑巩文化“四美”,即美丽的龙鳌河风光、美丽的大树林苗寨风光等。主题四是令人深思的岑巩文化“十谜”,即思阳出土铜锣之谜、思阳白崖悬棺葬之谜等。主题五为拍案称奇的“岑巩傩技十二绝”,即上刀山、过火海、捞油锅、踩红犁等。这样旅游者在岑巩文化不同主题的变换体验中感知岑巩文化的美丽与古朴,从而获得愉悦的心理感受。

参考文献:

[1][加]Bob Mckercher,[澳]Hilary du Cros.朱路平译.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2]彭琬琰.长沙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旅游相关产品开发[J].长沙大学学报,2011(1)15-17.

[3]ReisingerY.Tourist-Host Contaet As Part of Cultural Tourism[J].World Leisure And Recreation,1994(36)21-28.

[4]蒋昕.基于消费视角的文化旅游经营分析――以武汉东湖为例[J].管理学研究,2009(7):106-109.

[5]肖亚波.从旅游消费文化视角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J].时代金融,2007(8)119-120.

[6]蒋昕.基于消费视角的文化旅游经营分析――以武汉东湖为例[J].管理学研究,2009(7):106-109.

[7]陈昌茂,张美丽.试论贵州傩堂戏的旅游美价值与利用方式[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128-130.

[8]李继昌.贵州南部傩文化考察述略[J].中国音乐学,1997:67-71.

篇5

[关键词]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进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40-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9

引言

希腊学者Doxiad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类聚居学”理论,指出人类聚居是“人类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1]。中国学者吴良镛院士发展Doxiadis的聚居学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将聚居定义为:“是人类居住活动的现象、过程和形态”[2]。1976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住区国际会议正式接受了人类聚居的概念。聚居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发展过程。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成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人类旅游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聚居空间逐渐外向化并融入所在的旅游空间。聚居空间的演变过程是深入理解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机理与社会调控的关键所在[3-5]。因而,聚居空间构成了解读旅游地转型的重要和独特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类活动过程对聚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改变方式、强度和影响机制 [2,6-17],聚居研究尺度已由最初的城市扩展到区域、乡村,从空间分析逐渐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变,更加关注公平性[15]。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由城镇化、工业化等主导下的聚居变迁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聚居现象研究,深入探讨人类旅游活动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揭示旅游地聚居现象、过程及形态背后所涵盖的本质特征与地域规律,为我国不同地域环境下人居环境建设与空间调控提供一定的参考。

通过系统梳理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Geograph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的98篇相关文献发现,旅游地聚居已成为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社会学等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过程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重构聚居空间。经历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1.1 聚居空间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

Nepal研究了昆布Namche Bazaar村的个案,分析发现:聚居地面积不断向外扩展、传统住房向旅游功能转型[18]。Nepal根据发展阶段、住房历史、聚居地规模、经济功能(依附于旅游或农业程度)、参与旅游程度、聚居点旅游区位优势等,对受旅游影响的聚居地进行分类,识别了安纳布尔那山地区5种类型的聚居空间,这些聚居空间已经历了几次转型,即从农牧村落到季节性旅游中心再到永久聚居地转型[4]。王茵茵等以大理喜洲镇为例,分析了旅游促进传统农业村落向旅游小城镇演变的进程[19]。席建超等分析了野三坡旅游村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20-21]。

1.2 聚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1.2.1 湖泊型旅游地聚居空间沿岸线逐渐递减

Dahms研究了多伦多安大略休伦湖乔治亚湾,发现湖区沿岸分布着大量别墅,并伴有游艇码头、退休社区、分时度假公寓和露营地[22]。其中Creemore、Meaford 和Thornbury等宜人的旅游社区沿河流和港口布局,Wasaga Beach 是安大略最古老农舍社区,而Midland和 Collingwood 是当地重要的中心地。Schnaiberg等分析了威斯康辛州韦勒斯县主要湖区聚居空间分布特征[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游憩活动增加,超过50%的新住宅小区沿湖岸被建成,中等规模的居住区离岸线不超过100 m,60.9%居住地位于岸线100m,69.9%居住地位于岸线200m。Winkler分析了布雷纳德湖区,该湖区吸引了旅游者、第二居所业主和退休移民等群体[23]。31%的住房主要被用来季节性居住和游憩居住。聚居空间呈现湖区旅游聚居、郊区聚居、工业小镇聚居、远离湖区的乡村聚居的空间分异特征。

1.2.2 山岳型旅游地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

Nepal研究发现安纳布尔那山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聚居布局遵循徒步旅行线路扩张模式,服务导向聚居地超过了农业或贸易聚居地[4]。呈现核心-边缘等级结构特征,核心区旅游住宿设施占所有住宿设施的63%。Pawson等研究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游客涌入尼泊尔昆布地区,南奇镇因旅游建设推动了城镇快速增长,而远离珠穆朗玛峰的村落逐渐萎缩[24]。Yin和Muller揭示了萨米特县山地滑雪旅游地新的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尺度扩张[25]。Silberman和Rees运用GIS模型,以落基山脉395山区聚居地为对象,识别了受到滑雪度假胜地影响的24个聚居地,呈现以滑雪度假地为中心向扩张[26]。

1.2.3 村镇旅游地聚居空间沿道路线性布局、接近游憩宜居环境区域

Glibert在1930年代最早发现旅游发展正在改变英国海滨城镇聚居空间的形态,形成新的具有众多特征的海滨旅游小镇[27]。Kuentzel和Ramaswamy测度了佛蒙特州斯托每年的度假住房和永久住房数量[28]。斯托镇永久住房年增长率相对稳定,而季节性住房在过去51年内呈现快速增长。Muller等分析了鲁特县小城镇,发现29%的住房单元属于空置房或第二居所,39%住房住户为非当地居民[29]。Baski和Wesolowska调查了波兰卢布林2627户居民,发现聚居空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过程[30]。东部卢布林城市居住单元面积从1970年的50.2m2增至2002年的85m2。传统聚居空间主要围绕在卢布林城市30km范围内的区域,新的聚居空间沿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和自然环境优美的旅游区。陈志钢和保继刚发现阳朔县1999年以前属于自然状态下的蔓延式扩展阶段,1999年以后则为旅游影响下的飞地式扩展阶段[31]。张译丹跟踪调研大理州双廊镇,认为聚居空间向扩展,但呈现无序开发和非理性发展状况[32]。杨俊等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与预测了三坡镇,发现:2005―2010年研究区城镇增长主要围绕现有镇区范围扩展;2010―2015年主要城镇增长区位于镇内距离景区较近的苟各庄村附近,其他区域则保持相对平稳状态[33]。

1.2.4 保护区聚居空间呈现圈层扩张

Gude等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大黄石生态系统聚居空间增长速度[34]。从1970―1999年,案例地人口增长58%,而支撑聚居发展的用地增长了350%。20世纪以来,选择在肥沃土地和临水自然环境优美区域的居住比重占主导。Radeloff等编制了详细住房增长空间数据,定量分析了美国荒野地区、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等保护区聚居空间增长过程[5]。研究结果表明:1940―2000年,自然保护区50km范围内,建有2800万套住房,在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有94万套住房。Mockrin等使用了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自从1940年以来,美国北方森林公园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聚居发展模式和分布特征[35]。研究发现:建立在旅游基础上的服务经济引起了当地聚居空间的变化,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接近城市和拥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区域。

1.3 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

旅游的活力在于外来投资与人口的进入,这种流动性导致社区内部相对同质,而社区与社区之间相对异质的分布格局,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推动了聚居空间的重构[36],且往往与当地社区发生较大冲突[37]。体现了大量中产阶级的注入改变了旅游地原本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分 层[38]。Dredge认为旅游发展影响了许多城镇的增长或衰落[39],形成了Macquarie湖区西部旅游社区经济繁荣,而东部存在大量的与世隔绝的村庄[40]。旅游业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41-42]。Winkler研究得出布雷纳德湖区富有居民居住在湖区周围,中产阶级居住在Baxter或远离湖区村镇,贫困群体居住在工业区[23]。环境特权存在导致贫穷并没有减缓,而发生社区的置换和过滤[43]。Park和Pellow对阿斯彭研究发现:财产价值为富有的阿斯彭人提供了环境特权,造成了富有居民、低收入居民、少数民族居民的空间隔离,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峡谷末端[44]。Cloke等指出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与原居民的搬迁[45]。富有群体能够担负得起居住在环境富集区,而贫困群体选择相对偏远地区[46]。谭瑾和王晓艳分析发现旅游影响下知子罗怒族村寨经历了空间置换过程[47]。李鑫和张晓萍认为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成了旅游空间和商业空间[48]。何深静等发现广州小洲村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聚居空间形成了挤占、分割。同时,当地居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推动聚居空间的重构[49]。刘俊和楼枫烨发现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 变[50]。张焕指出舟山群岛部分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51]。陶伟和徐辰研究发现平遥外来资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聚居空间扩展和置换能力,社会资本造成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分层[52]。

2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理论解释

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空间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

2.1 逆城市化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研究较多关心城乡流动结果,但旅游在第三世界国家效应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城乡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聚居模式变化和空间重构[28]、容纳服务业增长的乡村空间重 组[53]。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体现2个方面:从城市到田园乡村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聚居系统变 化[38]。逆城市化过程既是移民过程也是聚居空间变化过程。逆城市化的研究除了集中在人口流动外,还集中在乡村空间绅士化[57]、环境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等[58-59]。逆城市化研究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观点(构成、模式、形态)向人文主义解释演进(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重塑聚居系统)转型。

(1)功能主义观点。提供了聚居地演化、扩张过程以及空间形态变迁的解释[60]。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需求和环境移民不断增强[61]。这种需求导致了田园乡村人口和住房的去中心化、住宅数量增长、住宅分散化模式、区域分异和等级结构[62]。新增住宅包括了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别墅等,形成了由旅游主导的聚居空间模式。

(2)人本主义观点。人文主义观点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影响聚居空间出现和发展,主要涉及变化、过程和空间,乡村聚居受到居民的感知和决策影响[62]。空间转型导致不同类型马赛克空间和景观出现,如无地方性的空白空间,介于旅游、居住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旅游空间,排他性旅游消费阶层专属空间[63]。人文主义观点提供了关于以下问题的解释:这些聚居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人们态度和决策行为、历史经验、政治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聚居模式[4]。

2.2 旅游城市化

旅游城市化导致聚居空间扩张。在欧洲,旅游一直是许多聚居区发展的主导因素,被看作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推手[64]。旅游导致了以前乡村地区的城市化,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聚居功能和特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4]。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以独特的象征性符号以吸引旅游者,导致以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人口集中于旅游服务业和建筑业、房地产业[65-68]。Yin和Muller通过聚居密度化过程研究解释旅游城镇化形成过程[25]。陈志钢和孙九霞对日照市乡村非农化建设中的旅游化现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69]。李亚娟等研究发现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旅游用地的递增、耕地面积的缩减和宅基地的流转为特征的土地非农化,以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乡村聚落的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解体化等[70]。黄震方等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并探讨了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旅游城市化、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71-72]。葛敬炳等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将旅游城市化分为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等不同类型[73]。朱f和贾莲莲辨析了“旅游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化”的异同[74]。李志飞和曹珍珍对近5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集中在4个方面:发展特征与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效应与影响、管理与决策[75]。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是特色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提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旅游地聚居空间的景观变化、新居民迁入和土地利用等变化。高品质集约发展的诉求为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带来了旅游地新发展模式[75-77]。

2.3 流动性转型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为聚居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逆城市化研究强调了人口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单向流动过程,掩盖了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性的复杂性。Milbourne指出较多学者专注于长距离的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性研究,导致了其他类型流动性研究被边缘化[78]。例如,乡村地域内部流动性研究、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基于乡村聚落等级向上的流动性。这些居住流动性研究有助于理解旅游地住房市场、当地住房需求或新房的潜在需求,而不是仅仅单向的城市向乡村的移民。Gkartzios和Scott认为关于乡村流动性和人口流动的相互联系研究相对有限[79]。文章重点讨论了案例地爱尔兰基尔代尔、南蒂珀雷里郡、克莱尔3个县,探索居住流动性这一维度对旅游地聚居空间重构过程的影响。流动性涉及逆城市化、农村向农村的迁移、当地内部流动性。许多偏远地区增长可以归因于宜居的自然环境,吸引人们(如移民、季节性居民、和/或游客)观光旅游和户外游憩[80-83]。杨钊和陆林认为异地购房往往是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的先兆,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已初显端倪[84]。张骁鸣和保继刚提出了西递村旅游发展对乡村外出劳动力向原社区回流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现象的社会经济解释[85]。饶勇认为旅游导致外来精英劳动者迁入,往往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86]。

3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3.1 聚居空间演化的宏观机制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30]。可进入性和宜居环境是独特聚居模式的重要要素[18]。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对聚居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人口变化(例如老龄化、住房结构变化等);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化;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87-88]。Gude等分析了大黄石生态系统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居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34]。聚居模式主要受农业适宜性、交通和服务设施、自然环境舒适度、过去开发模式、附近小城镇的经济和游憩特征等因素影响。Gkartzios和Scott分析了聚居空间重构的原因涉及:经济需求――在目的地的经济原因(便宜的住房、低的生活成本、就业机会);社会和自然特性――社会因素(如更好地培养小孩、生活质量、没有犯罪)和自然因素(如旅游环境质量较高、较少拥挤);区位――强调区域或住房区位(如接近工作地点、交通线路或亲朋好友等);住房特征――住房因素(更大面积住房、更好住房或配套设施,建设或购买自己的住房);家庭构成的变化――如结婚、离婚等[79]。驱动机制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自然资源约束、交通扩张、自然舒适度的追求[34]。

早期的农业社会聚居空间较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Dahms关注了多伦多周边的小城镇的居民点的变化[22]。最初,农业社区是典型短距离型社会,聚居空间主要集中在村镇服务中心及其腹地。土地利用为聚居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利用在调节和控制聚居空间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传统聚居空间最明显地受制于土地质量和农业适宜性[89]。今天,自然因素逐渐减弱,社会经济因素(农业改革和人口移动过程)重塑聚居系统的空间结构过程增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受到交通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的影响[90],相对于大都市区的区位[91],基础设施的提供[30],土地价格、法律约束等[92]。

旅游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旅游影响聚居系统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居住变化的重要条件,旅游环境是旅游地居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引致社区季节性和长期居住空间发展的最重要的诱因[93-95]。吸引游客的社区也进一步吸引了永久居民居住和居住投 资[93]。McGranahan研究发现:自然舒适度较高区域往往也是游憩活动集聚区域[80]。特定的宜居环境将导致聚居价格差异化[43,96]。Dredge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麦加里湖,认为旅游影响该地区聚居模式;反之,聚居地社会、经济和空间动力也塑造旅游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39]。Kuentzel和Ramaswamy研究了1950―2001年美国旅游发展、净移民和聚居发展的关系[28]。宜居的乡村社区鼓励旅游者的聚居/居住迁移,表明旅游发展与移民和居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Nepal研究发现:聚居空间和住房类型的增长由旅游者流动性及其需求所主导,而不是乡村聚居空间传统功能决定的[18]。Biagi等通过对居住特征和旅游宜居环境等系列解释变量,分析旅游对住房市场的住房价格或租金的影 响[97]。席建超等分析了三坡镇旅游用地的驱动机制,发现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21]。杨俊等主要考虑两种演化动力,一是受地形条件影响,二是受旅游因子影响[33]。李亚娟等指出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便利的旅游区位导向、广泛的旅游政策支持和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背景等是重要因素[70]。

微观尺度自然环境也影响聚居空间选择。Schnaiberg等采用住房密度作为因变量,设置4组自变量[3]。第一组自变量水质环境包括:湖区颜色、浑浊度、碱度和叶绿素;第二组变量为湖面面积;第三组变量是岸线特征,主要是土地覆盖和植被(湿地);第四组变量为社会变量:土地权属(公有、私有)、可进入性(旅行成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湖区聚居开发密度主要受到湖区面积、可进入性(旅行成本)影响,湿地面积、公有土地面积比重也产生一定影响。Silberman和Rees选择年降雪量、潜在的滑雪季节、距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可达性指数、滑雪区距最近聚居地距离,分析了聚居空间区位选择[26]。

3.2 利用主体微观行为响应机制

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98]。Gill根据住房权属关系、居住时间和住房类型,对住房市场利益主体进行了划分,包括:服务部门的住户(含零售和建筑工人)、当地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户、宜居环境寻求者住户、周末旅行者4种类型[99]。Biagi等认为在旅游目的地存在大量的行为主体,涉及需求(当地居住使用者、投资者、租赁者和第二居住所有者)、供给和调节者(银行、当地政府)、供给者(开发商)[97]。Muller等认为度假社区正在吸引新的群体,包括游客、长距离的通勤者、退休人员、第二居所业主和服务从业人员[29]。Yin和Muller指出滑雪度假区和其他游憩山区创造了大量旅游就业,但大部分工作岗位是兼职或季节性的[25]。

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决策影响了聚居区位变迁。其中,旅游者仍然是聚居空间变迁的主导因 素[18]。此外,涉及当地企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政府土地利用决策、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早期的聚居地主要受到当地地主和富有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影响[4]。人口流入旅游地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移民、退休移民、福利移民(主要是便宜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和度假移民[100-101]。Yin和Muller识别了山地滑雪旅游地服务人员、分时公寓所有者、第二居所所有者等利用主体,采用多主体模型,从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区位决策角度,调查了住房密度变化的动力机制[25]。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企业家、追求小镇生活方式和适宜的乡村自然环境的迁移者[102-103]。游憩生活渴望和不断增长的空间流动,导致资源利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104]。Dahms指出乔治亚湾环境吸引了大量退休人员、农舍、住宅和分时度假别墅的所有者或租赁者[22]。Nepal识别了6个因素来解释聚居空间的变化[18],即早期来自夏尔巴人的移民、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心的发展、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来自珠峰低山地区季节性劳工移民、政府部门。“先锋农户”和“体制精英”的示范效应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9]。席建超研究发现苟各庄乡村聚落空间扩展隐含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政府、农户、资源、市场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调控渐进式介入和农户行为等要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20]。

4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社会效应

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游客 等的大量涌入,他们试图将原有的封闭式生活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变为开放式消费空间[105]。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对稀缺的住房区位的竞争,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对度假区产生了累积效应。围绕社会效应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住房负担能力[106]和乡村绅士化等[54、56]。涉及是谁的空间问题(住房为当地或是新来者)[107]、提供或抵制新住房发展的社会冲突[108]。

4.1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聚居空间变迁不仅会反作用于居民对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和游客的态度,而且还能深入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倾向和行为表现,集中体现为地方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关系动态变化过程。Lynch对英国乡村家庭旅馆中主人对空间的使用以及空间利用体现出的主客关系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109]。不断度假和旅游服务的需求增加,吸引了大量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就业增加,冲破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97]。住房是家庭过稳定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23]。买房太贵,租房质量较差,导致房东和房客关系紧张。旅游房地产造成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对聚居空间利用的分异,形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功能和权力的分割[110]。第二居所深刻影响着迁移者的社会关系、地方依恋与身份感 知[111-112],社会空间的主体与关系网络呈现出了旅游开发前后的不同[113]。彭丽娟等指出在空间上游客旅游区与古村落建成区重叠,形成游客与居民对有限空间的争夺[114]。李王鸣等分析了杭州西湖龙井村在“景”“村”双重属性作用下土地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的演变特征[115]。汪永青和陆林研究发现:大量的旅游者侵占了旅游地居民生活空间,造成旅游者同居民在空间上的冲突[116]。

[3] Schnaiberg J, Riera J, Turner M, et al. Explaining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 recreational lake district: Vilas County, Wisconsin[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1): 24-34.

[4] Nepal S. 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s Nepal’s Annapurna reg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4): 855-875.

[5] Radeloff V, Stewart S, Hawbaker T, et al. Housing growth in and near United States protected areas limits their conservation valu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2): 940-945.

[6] Zhang Xiaolin. Rural Spatial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85.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以及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55-85. ]

[7] Wu Mingwei, Wu Xiao, Cheng Maojie. The Morpholog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2-135. [吴明伟, 吴晓, 程茂吉. 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聚居形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102-135. ]

[8] Li Bohua, Zeng Juxin, Hu Jua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24(5):70-73. [李伯华, 曾菊新, 胡娟.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5): 70-73. ]

[9] Lei Zhendong.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uanzhong[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2-245. [雷振东.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22-245. ]

[10] Li Xueming.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13-45. [李雪铭. 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3-45]

[11] Wang Chuansheng, Sun Guiyan, Zhu Shanshan. The main progres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J]. Human geography, 2011, 121(5): 9-14. [王传胜, 孙贵艳, 朱珊珊.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J]. 人文地理, 2011, 121(5): 9-14. ]

[12] Zhao Wanmin. Study of Settlement Space in Bayu Ancient Town[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1:35-58. [赵万民. 巴渝古镇聚居空间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35-58. ]

[13]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 The form and its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 (4): 516-525.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

[14] He Renwei, Chen Guojie, Liu Shaoquan,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 (8): 1055-1062. [何仁伟, 陈国阶, 刘邵权, 等. 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8): 1055-1062. ]

[15] Zhang Wenzhong, Chen Li, Yang Yizhao. Research progress of i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 710-721. [张文忠, 谌丽, 杨翌朝. 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5): 710-721. ]

[16] He Yanhua, Zeng Shanshan, Tang Chengli, et al. Rural settlem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12): 1643-1656. [贺艳华, 曾山山, 唐承丽, 等.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43-1656. ]

[17] Yang Xingzhu, Wang Qu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effect analysis in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m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6): 851-867. [杨兴柱, 王群.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3, 68(6): 851-867. ]

[18] Nepal S. Tourism and remote mountain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Mt Everest region, Nep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5, 7(2): 205-227.

[19] Wang Yinyin, Cui Ling, Chen Xiangju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under the tourism influence to the small town: Dali City as an example[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3, 31 (4):156-160. [王茵茵, 崔玲, 陈向军. 旅游影响下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分析――以大理市喜洲镇为例[J]. 华中建筑, 2013, 31(4): 156-160. ]

[20]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Quansheng.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 (12): 1707-1717.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

[21]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Wang Kai, et al. Land use evolution of growth tourism-town from 1986 to 2010: A case study of Sanpo town in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1): 1-19. [席建超, 赵美风, 王凯, 等.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3, 32(1):1-19. ]

[22] Dahms F.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rena society in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3): 299-320.

[23] Winkler R. Living on lakes segregated communities and inequality in a natural amenity destinatio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3, 54(1): 105-129.

[24] Pawson I, Stanford D, Adams V, et al. Growth of tourism in Nepal's Everest region: Impact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84, 4(3): 237-246.

[25] Yin L, Muller B. Urbanization and resort regions: Creating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housing density in “Ski County”[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08, 15(2): 55-75.

[39] Dredge D. Leisure lifestyles and tourism: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spatial change in Lake Macquarie[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3): 279-299.

[40] Johnson K, Beale C. The recent revival of widespread population growth in non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J]. Rural Sociology, 1994, 59(4): 655-667.

[41] Gotham K.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J]. Urban Studies, 2005, 42(7): 1099-1121.

[42] Hines J.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permanent tourism: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est Archipelago as postindustrial cultural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0, 28(3): 509-525.

[43] Nelson 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395-407.

[44] Park L, Pellow D. The Slums of Aspen: Immigrants vs.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s Ede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89-102.

[45] Cloke P, Phillips M, Thrift N.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s of Rural Living[A] //Butler T, Savage M.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M]. London: UCL Press, 1995:12.

[46] Jordan B. A Theory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M]. Oxford:Wiley-Blackwell, 1996:45.

[47] Tan Jin, Wang Xiaoyan.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under the replacement of space: Based on the filedwork in Zhiziluo Village, Fugong Town[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2012, 30(5): 106-110. [谭瑾, 王晓艳. 空间置换下的民族社区重塑――基于云南省福贡县知子罗村的田野考察[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0(5): 106-110. ]

[48] Li Xin, Zhang Xiaoping. On the relation and impac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partial commoditizatio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cals’ living space in old towns[J]. Tourism Research, 2012, 4(4): 25-31. [李鑫, 张晓萍. 试论旅游地空间商品化与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的关系及影响[J]. 旅游研究, 2012, 4(4): 25-31. ]

[49]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

[50] Liu Jun, Lou Fengye.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drop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upan Li nationality resettlement area, Sanya, Hainan[J]. Tourism Tribune, 2009, 25(9): 44-50. [刘俊, 楼枫烨. 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J]. 旅游学刊, 2009, 25(9): 44-50. ]

[51] Zhang Huan . Economic context of marin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island hollow and countermeasures: Take Zhoushan islands as an example[J]. Architecture & Culture, 2012, 9(6): 91-93. [张焕. 海洋经济背景下海岛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及对策――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12, 9(6): 91-93. ]

[52] Tao Wei, Xu Chen. The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occupation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Pingyao[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6): 1143-1154. [陶伟, 徐辰. 旅游地居民职业转换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与重塑――平遥案例[J]. 地理研究, 2013, 32(6): 1143-1154. ]

[53] Butler R, Hall C, Jenkins J.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 Rural Areas[M]. Chichester: Wiley, 1998:25-36.

[54] Phillips M. 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 (1): 5-30.

[55] Smith D, Holt L. Lesbian migrants in the gentrified valley and other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5, 21(3): 313-322.

[56] Stockdale A. The diverse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Scot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1): 31-40.

[57] Stockdale A, Findlay A, Short D. The repopulation of rural Scotland: Opportunity and threa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2): 243-257.

[58] Dam F, Heins B. 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 and stated and revealed preferences for rural living: Som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rural idyll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4): 461-476.

[59] Curran N. The turning tide: Amenity migration in coastal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8, 13(4): 391-414.

[60] Cowie W. Towards a normative concept of settlem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in the “Lower Limb”[J]. Geoforum, 1983, 14(1): 55-73.

[61] Hall C, Müller D. Tourism, Mobility, and Second Homes: Between Elite Landscape and Common Ground[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4:16.

[62] Spencer D. Counterurbanisation: The local dimension[J]. Geoforum, 1995, 26(2): 153-173.

[63] Torres R, Momsen J. Gringoland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ourist space in Mexico[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 95(2): 314-335.

[64] Cohen E.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J]. Social Research, 1972, 39(1): 164-182.

[65]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66] Mullins P. Class relations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fo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4, 18(4): 591-608.

[67] Gladstone D.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3(1): 3-27.

[68] Lu Lin, Ge Jing-bing.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4): 741-750. [陆林, 葛敬炳.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研究, 2006, 25(4): 741-750. ]

[69] Chen Zhigang, Sun Jiuxia.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cnce Edition), 2007, 28(3): 206-209. [陈志钢, 孙九霞.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动力机制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28(3): 206-209. ]

[70] Li Yajuan, Chen Tian, Wang J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metropolitan fringe: A case of Beijing Ci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4): 162-168. [李亚娟, 陈田, 王婧, 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4): 162-168. ]

[71] Huang Zhenfang. 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resourc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economy developed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Human Geography, 2001, 16(5): 53-57. [黄震方. 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01, 16(5): 53-57. ]

[72]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 9(2): 160-165. [黄震方, 吴江, 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0, 9(2): 160-165. ]

[73] Ge Jingbing, Lu Lin, Ling Shanj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Lijiang C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1): 134-140. [葛敬炳, 陆林, 凌善金.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9, 29(1): 134-140. ]

[74] Zhu Hong, Jia Lianlian. The form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1): 151-155. [朱f, 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 桂林案例[J]. 经济地理, 2006, 26(1): 151-155. ]

[75] Li Zhifei, Cao Zhenzhu. Tourism-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16-25. [李志飞, 曹珍珠.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 一个多维度的中外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7): 16-25. ]

[76] Lin Feng. Tourism- oriented New- type Urbanization[M]. Beijing: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2013: 136-155. [林峰.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136-155. ]

[77] Yu Fenglong,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et al. Influen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 2014, 29(8): 1297-1309. [余凤龙,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8): 1297-1309. ]

[78] Milbourne P. Re-populating rural studies: Migrations, movements and mobil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 (3): 381-386.

[79] Gkartzios M, Scott M. Residential mobilities and house building in rural Ireland: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 studies[J]. Sociologia Ruralis, 2010, 50(1): 64-84.

[80] McGranahan D. Natural Amenities Drive Rural Population Change[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99:5.

[81] Deller S, Tsai T, Marcouiller D, et al. The role of ame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83(2): 352-365.

[82] Williams A, Hall C. 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0, 2(1): 5-27.

[83] Johnson K, Beale C. Nonmetrorecreation counti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rapid growth[J]. Rural America, 2003, 17(4): 12-19.

[84] Yang Zhao, Lu Li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earch system and methods of tourism migr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4): 949-962. [杨钊, 陆林.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J]. 地理研究, 2008, 27(4): 949-962. ]

[85] Zhao Xiaoming, Bao Jiga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Case study on Xidi Villag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3): 360-367. [张骁鸣, 保继刚. 旅游发展与乡村劳动力回流研究――以西递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09, 29(3): 360-367. ]

[86] Rao Yong. Elite labor immi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46-53. [饶勇.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以海南三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46-53. ]

[87] Knox P.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M]. Essex: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1993: 45-67.

[88] Bell M. Understanding Internal Migration[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33-39.

[89] Sevenant M, Antrop M. Settlement models, land use and visibi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Two case studies in Gree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0(4): 362-374.

[90] Havbaker T, Radeloff V, Hammer R, et al. Road density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 relation to housing density, land ownership, land cover, and soils[J]. Landscape Ecology, 2005, 20(5): 609-625.

[91] Hammer R, Stewart S, Winkler R, et al. Characterizing dynamic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idential density patterns from 1940―1990 across the North Central United Stat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2): 183-199.

[92] Ihlanfeldt K. The effec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on housing and land pric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 420-435.

[93] Galston W, Baehler K.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ng Theory, Practice and Possibil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5: 123-138.

[94] Knapp T, Graves P.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in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9, 29(1): 71-87.

[95] Snepenger D, Johnson J, Rasker R. Travel-stimulated 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5, 34(1): 40-44.

[96] Taylor L, Smith K.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s a source of market power[J]. Land Economics, 2000, 76 (4):550-568.

[97] Biagi B, Lambiri D, Faggian A. The effect of tourism on the housing market[A]//Handbook of Tourism and Quality-of-Life Research[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 210-234.

[98] Howe J, McMahon E, Propst L. Balancing Nature and Commerce in Gateway Commun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88-102.

[99] Gill A. From growth machine to growth management: The dynamics of resort development in Whistler, British Columbi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6): 1083-1103.

[100] Stimson R, Minnery J, Kabamba A , et al. Sun-belt Migration Decisions: A Study of the Gold Coast[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44-57.

[101] Walmsley D, Epps W, Duncan C. Migration to the New South Wales North Coast 1986-1991: Lifestyle motivated counterurbanisation[J]. Geoforum, 1998, 29(1): 105-118.

[102] Rudzitis G. Amenities increasingly draw people to the rural west[J].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999, 14 (2): 9-13.

[103] Daniels T. When City and Country Collide: Managing Growth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9: 99-123.

[104] Theobald D. Landscape patterns of exurban growth in the USA from 1980 to 2020[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5, 10(1): 1-32.

[105] Gosnell H, Abrams J. 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J]. GeoJournal, 2011, 76(4): 303-322.

[106] Satsangi M, Dunmore K.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rural Britain: A comparison of the Scottish and English experience[J]. Housing Studies, 2003, 18 (2): 201-218.

[107] Campbell H. Interface: Planning for the countryside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which and whose countryside?) [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4 (1): 75-99.

[108]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et al.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4-38.

[109] Lynch P. Homing in on home hospitality[J]. The Hospitality Review, 2000, 2(2): 48-54.

[110]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ourism real estate in the ancient of Dali[J]. Human Geography, 2010, 114(4): 67-71. [吴悦芳, 徐红罡. 大理古城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及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114(4): 67-71. ]

[111] Xu Wenxiong, Bao Jigang.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vacation-oriented second homes: A case study on Sanya City[J].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 38(5): 63-67. [徐文雄, 保继刚. 度假地型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和影响研究――以三亚市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8(5): 63-67. ]

[112]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econd residence tourism: Implication on mobility analysi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99-807. [吴悦芳, 徐红罡.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99-807. ]

[113] Fan Wenyi. Study on social space of tourism-oriented small town: Case of Yangshuo, Xing’ping and Daxu in Li River Area[J].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2010, 100(2): 192-196. [范文艺. 旅游小城镇社会空间问题研究――以漓江流域阳朔, 兴坪, 大圩调查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 100(2): 192-196. ]

[114] Peng Lijuan, Xu Honggang, Liu Chang.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to the mechanism of person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Xidi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5): 29-33. [彭丽娟, 徐红罡, 刘畅.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西递古村落私人空间转化机制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5): 29-33. ]

[115] Li Wangming, Gao Yichen, Wang Ying, et al. Spatial harmonization of village in scenic area: A case study of Longjing Village in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37(8): 46-51. [李王鸣, 高沂琛, 王颖, 等. 景中村空间和谐发展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3, 37(8): 46-51. ]

[116] Wang Yongqing, Lu Lin. Residents’ construct space strategy of destination[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08, 24(11): 1038-1041. [汪永青, 陆林. 旅游地居民的再创空间[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8, 24(11): 1038-1041. ]

[117] Hammes D. Resort development impact on labour and land marke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 (4) : 729-744.

[118] Marks R.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0(2): 265-272

[119] Beyers W, Nelson P.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forces in the non-metropolitan West: New insights from rapidly growing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 459-474.

[120] Lindberg K, Johnson R. The economic values of tourism’s social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 (1): 90-116.

[121] Gallent N, Tewdwr-Jones M. Second homes and the UK planning system[J].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01, 16 (1): 59-69.

[122] Hettinger W. Living and Working in Paradise: Why Housing is too Expensive and Why Communities can Do about It [M]. Windham: Thames River Publishing, 2005: 72-103.

[123] Chen Zhansh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scenic areas: A case of study of towns in Gulin Lijiang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5, 29(1): 84-87. [陈战是. 小城镇与风景名胜区协调发展探讨――以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内小城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05, 29(1): 84-87. ]

篇6

[关键词]石漠化 喀斯特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132-02

一、石漠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石漠化是石质土地荒漠化的简称,是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的演变过程,它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喀斯特地形易于失衡的自然基础。由于地质演化过程形成了贵州大部分地区的喀斯特地貌,盐酸盐表层与上覆土壤之间不存在过渡结构,接触面为界限分明的叠加关系,二者相互依存性差。同时,土层下伏碳酸盐岩表面即是一化学侵蚀面,当降水渗透到岩石表面时,就会产生化学侵蚀作用,加上大多数的岩溶峰丛山体,峰丛地区地形起伏大,山坡陡峻,植被覆盖率低,表层土壤更易流失,贵州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温暖湿润气候以及夏季频发的大雨、暴雨,和自然地理过程中的侵蚀和溶蚀作用,直接导致了水土流失。喀斯特环境生态容量低、容易破坏、恢复困难,这些都导致了贵州石漠化的加剧。其次,人口压力大,生态与生存矛盾突出。土地的人口承载率严重超标,耕地上人口的严重超载又使农民被迫大量开垦荒地、毁林垦种。贵州喀斯特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文化水平也较低,贫困人口众多。相关性分析发现,贵州省石漠化发生、加剧程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呈负相关:石漠化面积越大,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就越低;石漠化发生率越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就越低;总体上农民纯收入水平越低,石漠化加剧越严重。①其中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喀斯特地区,人口形势十分严峻。除此之外,粗放式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法制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等原因也是导致石漠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二、发展喀斯特旅游是石漠化治理的客观要求

喀斯特旅游是指以贵州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为依托,着重突出贵州“喀斯特”神奇而又独特的魅力,以生态思想为指导,集环境教育、管理于一体的实现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它立足于喀斯特自然生态环境,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其对于解决石漠化地区人地矛盾问题,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缓解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贵州石漠化的加剧,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制约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后劲和潜力,影响到贵州和谐社会的建设。贵州要建设生态和谐社会,就必须重视加强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脆弱的生态系统一面造成了贵州石漠化现象,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独特的地质条件,形成了贵州绮丽多姿、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名胜和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在这里可以见到除冰川喀斯特以外的所有世界大陆上喀斯特地貌形态类型,有着进行旅游开发的自然条件。据分析,作为一种产业关联度很强的行业,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就可增收4.3元,旅游业每就业1人,就可为相关行业创造5个就业职位。通过旅游资源的开发,人们在保护好当地生态的同时,可以进行无污染的旅游开发,使外界更好地了解贵州,改变当地经济发展的封闭模式,有助于贵州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就业机会,加快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使贵州经济融入全国经济的大环境。喀斯特旅游的开发和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意识,而不是一味地从脆弱的生态环境中攫取资源来解决温饱问题,最终使得人与环境关系得到和谐发展,逐渐走入良性循环的状态,最后达到石漠化治理的目的。

三、贵州省喀斯特旅游开发现状和制约因素

不容置疑,贵州的旅游业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旅游机构相继成立,旅游景点不断丰富,旅游设施不断完善。如风景旅游,到2011年贵州省已拥有黄果树、荔波樟江、都匀斗篷山等1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区53个,还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景区景点。在旅游收入方面,海内外游客和旅游创汇与货币回笼逐年上升,但周边省区增加的幅度更大。从旅游业综合比较来看,贵州旅游业的发展规模、速度和质量更低于周边如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目前还有拉大的态势存在。在旅游资源富集的贵州,旅游步入经济产业的轨道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贵州旅游业起步发展至今,贵州省的旅游业发展困难重重,从宏观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制约因素:一是起步晚。作为旅游业自身的发展条件,政府主导是必要条件,然而,贵州旅游业的培育在“八五”期间才被纳入贵州省政府的规划之中,形成了时间上的落后。二是政府到位晚。旅游业虽然在“八五”期间进入了政府视野,但因全省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吃饭和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石漠化地区石漠化的治理上,多采用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的就是经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反而使得生态环境被进一步的破坏,政府未有余力给予旅游业更多的考虑和关注。三是对喀斯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宣传不够。乡村旅游提供的产品单一,未形成系列。许多乡村旅游活动主要以农家乐和小景点休闲为主,许多旅游产品普遍缺乏文化内涵。四是底子薄。贵州财力有限,旅游业没有得到过大的投入,很多旅游景点多是小打小闹的滚动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业是高投入、高回报的特殊商品,虽然近些年来,贵州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投入加大,但是与周边省份相比还是较少,使得一些已经是或完全可以达到国家级的风景区,仍然只能“贱卖”。

四、贵州喀斯特旅游开发的建议

(一)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我们在介绍贵州这个喀斯特王国千姿百态的佳境时,呈现在眼前的更多是美丽的自然风光的一面,然而,极其脆弱的生态也是它的内在本质特征。生态环境的质量,对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在对喀斯特地区旅游业开发时要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生态优先的原则和因地制宜的原则。要综合考虑石漠化的强弱程度、石漠化防治区的区位、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合理划分防治区的类型,分层次开发旅游资源,确保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率,增强旅游区综合效益及整体形象,形成合理的旅游区体系。在空间范围有限(如溶洞)、生态环境异常脆弱的景区,要严格控制进入景区的游客数及每批游客的时间间距。在石漠化严重的地区,要重在保护,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实施森林植被恢复等生物措施的同时,开展必要的辅助工程建设,发展生态农业,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

(二)控制石漠化地区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培养旅游人才的力度

贵州喀斯特民族地区是典型的“老、少、边、贫”地区,人口增长率较高而喀斯特环境人口土地承载力低下。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各种措施中,解决人口问题非常重要,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的转变,必须认真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无穷增加。还要创新人口增长的机制,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要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同时加强广泛宣传教育,实现科学管理、齐抓共管的格局。在旅游区要提高旅游管理者、导游人员的文化素质。为了提高景区管理人员和导游的意识,要分期分批通过培训班、研讨会、广播、宣传资料、书籍等多种教育形式,使他们熟知喀斯特旅游区分布、数量、资源与生态特色,掌握有关旅游法规及政策,旅游开发经营与保护关系,使其在经营思想和方式上皆与旅游区相协调统一,提高每一个开发经营者的文化与旅游素质,形成一个高素质人才体系。

(三)重视喀斯特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优势

针对贵州喀斯特文化,如何更好地使其在贵州旅游业中发挥其优势是我们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喀斯特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喀斯特文化。喀斯斯文化是贵州旅游业赖以发展的资源,对喀斯特旅游资源特质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才能使其转变为经济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旅游功能,提高贵州旅游文化品位。

首先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在喀斯特文化资源中的重要性,贵州的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最富特色的,与此相对应,贵州各民族为适应这一高原环境,所创造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同样是世界最富特色的。因此,民族文化不但是西部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基础,也是贵州喀斯特自然风光旅游开发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其次要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贵州喀斯特,给世人的印象是贫穷和单调的蛮荒之地,喀斯特环境一方面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的入侵,还保持着传统文化内涵,但是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逐渐开发,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果不加以重视对喀斯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这将影响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对喀斯特文化的保护意识,要遵循保护在上,开发为辅的原则,即开发为了保护,做到发展旅游中人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喀斯特文化的定位和发展规划。

(四)建立多元投资开发结构

贵州的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大力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充分利用这几年贵州石漠化治理的大机遇,国家对西部省份发展的优惠政策及旅游区(点)所在市、地区、州对口扶贫城市的资金、人才和政策优势,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的融资体制。政府部门应加快职能转变,尽快建立旅游投资引导机制,从直接的投资管理向间接的宏观指导发展。政府应加大投资旅游的力度,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同时要加强管理功能和投资服务功能,做好旅游项目投资信息平台。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旅游开发建设,鼓励规范风景区内从事旅游服务的企业自由竞争,建立特许经营许可证制度,通过招标考核等形式委托企业经营等方式来推动景区景点的规范管理和运营。

注释:

①钱铭杰,吴芳芳.基于RS-GIS的贵州省石漠化成因及治理研究[J].中国水土保持,2008年11期.

【参考文献】

[1]高贵龙,熊康宁.喀斯特的呼唤与希望[M].贵州科技出版社,2003.4.

[2]熊康宁,黎平.喀斯特石漠化的遥感―GIS典型研究[M].地质出版社,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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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的业务品牌都统一在“金”字招牌之下:个人业务为“金钥匙”、公司业务为“金光道”、银行卡业务为“金穗卡”、电子银行业务为“金e顺”。“金钥匙”理财业务就是“金钥匙”品牌下的衍生产品。

在银行个人理财服务竞争还不是非常激烈的2002年初,农业银行总行就在国家工商管理局注册了“金钥匙”个人业务品牌。用这把钥匙,打开个人客户的财富之门。

厚积薄发的行情什么是农业银行的行情?

遍布城乡的机构,打造城乡联动机制。庞大的客户群体,孕育丰富的客户资源。

依照常识,理财与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银行向来都是“嫌贫爱富”。许多国际知名的现代商业银行如花旗、汇丰、渣打,还有国内的一些商业银行,近年来纷纷紧紧依托高端客户,打造起各自的“财富管理”、“贵宾理财”,旨在通过富人挖掘出银行业务的新盈利点。

目前,这种理论在银行业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而农业银行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策略,银行理财,不能单纯地“嫌贫爱富”。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几十年的发展,农业银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具有了自己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广大的大众化客户群,这是农业银行生存的基础,也是农业银行的行情,它决定了农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基本面”:决不能放弃一般大众的理财。

对于大众的理财,农业银行主要依托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城乡一体化电子网络,通过整合个人账户,提供一卡多账户的理财卡和标准化、制式化的理财产品,为大众客户提供理财服务。

其实,“高手在民间”。在农业银行一般大众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在的贵宾客户,或者说是成长型的贵宾客户。据统计,农业银行基础较好的深圳分行15万元以上的客户大约有6万多户,福建分行20万元以上的客户大约有8万多户,与一般客户的比例大约是1∶9。

对于这些“贵宾”,农业银行个人理财服务的方略是根据客户的需求,配备专职客户经理,为贵宾客户量身定制,提供个性化和增值服务,以彰显贵宾客户的尊贵。

对于这样的策略,农业银行总行个人银行部总经理朱卫国先生称之为“恋旧喜新”――坚定地将农业银行个人理财市场定位在决不放弃对一般大众客户理财服务,同时着力打造对贵宾客户的专家理财。

遍布城乡的机构、拥有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金融一体化的电子化网络、丰富的客户群体,三者构成了农业银行在个人金融业务领域最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对此,农业银行雄心勃勃:发挥优势,努力成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

即使在一些城镇和乡村,农业银行也一网打尽。在丽江、、甘孜等这些金融服务不发达的偏远旅游景点,农业银行的网点优势再一次得到体现。用“金穗卡”在这些旅游景点取款,而其他金融机构在那些地方往往没有分支机构。最原始的地方其实也是生态最好的地方,是现代人摆脱城市喧嚣平复心情的地方,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理应成为理财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农业银行人对个人理财的另一层理解。

打理钱财的传统与现代高手

由于历史的原因,农业银行曾长期以来服务农业和农村,许多业务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农民农户提供贷款、储蓄、结算业务,实际上就是从他们的基本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方面,替他们打理生计。

现在,农业银行又有一个具有现代个人金融服务和创新意识的群体。

金融超市,可以说是农业银行一项重要的品牌创新。金融超市以产品丰富、经营专业、操作标准、方便高效为本质特征,以开放式、一站式、差别化服务为基本服务模式,为客户(主要是个人客户)提供包括资产、负债以及中间业务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新型银行综合经营平台。

农业银行的雄心是,逐步在金融超市中设立理财中心,让“小”超市做大客户。由此看来,农业银行离我们真的很近,与我们的个人理财更是触手可及。

今年,农业银行推出“本利丰”,即人民币理财产品;“汇利丰”,即个人外汇结构性存款;个人实物黄金买卖和纸黄金业务;“储蓄国债”;基金定投等。其中,人民币理财产品“本利丰”已于2005年2月28日正式发起认购。

农业银行正在推出的“本利丰”,在深圳仅2个亿的规模,推出40分钟即被抢购一空。这背后的原因是农业银行在资金交易实力上一直雄踞榜首,因此,不仅可以提供较之其他银行更高的收益率,而且还能预留出所得税的空间。这样的产品自然供不应求。

目前,农业银行的混合型基金产品都已经为投资者创造了几亿元的投资收益,富国动态平衡、景顺长城内需增长等基金的业绩还取得了阶段性同业前几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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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策略

旅游产业在与文化产业融合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整合、创新和结构优化,形成了具有市场发展前景的旅游新业态——文化旅游,从而大大提升了旅游业的竞争能力。文化旅游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逐步融合创新,衍生出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科技旅游等新兴业态形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旅游消费观念和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了文化旅游新产品的培养和新业态形成,使文化旅游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延伸。酒嘉两地要按照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促进现有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区域新兴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形成文化旅游新业态。

1文化旅游新业态形成的机理

1.1市场需求拉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形成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观光旅游进入体验旅游的高端层次。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过程中的体验性和参与性。主题公园、探险旅游等体现娱乐性和参与体验性的旅游新业态应运而生,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满足了城市人希望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旅游需求,主题酒店、度假酒店、自助游等满足了不同旅游消费水平和档次的需求。

1.2市场竞争推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形成

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共性,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竞争明显,文化旅游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必须不断对产品进行创新,并开发新的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旅游市场需求,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旅游市场的竞争推动旅游行业组织的创新,旅游组织逐步朝着集团化、专业化、网络化的格局方向发展。同时,旅游企业进行战略联盟,通过资源整合,为旅游企业构建联合进行市场运作的平台组织,规模优势进一步增强,逐步形成网络化的协同效应,通过区域联动,发展文化旅游。利用招商、节会等平台和形式,合作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形成旅游交通、旅游资源、旅游营销等方面的松散连接、弹性运营的组织联盟,提高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共同促进旅游发展。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也逐渐成为各地旅游业发展的共识。以上这些因素不断推动旅游新业态的产生。

1.3科技创新为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形成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创新特别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产品开发和创新,是促进旅游新业态形成的关键因素。在旅游资源整合、基础设施建设、产品项目开发、市场开拓、企业管理、营销模式、咨询服务、电子交易等领域,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旅游企业不断调整发展战略,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对产业格局进行大力变革,产业体制、经营管理、市场运营方式等方面得到有力创新,从而促进了旅游新业态的出现。途牛在线旅游逐渐被消费者熟悉,声光电技术运用于各类科技馆形成的科普旅游,载人航天技术与旅游结合形成的太空旅游,携程和e龙等都是科技创新与旅游融合形成的典型新型业态。旅游行业逐步实现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景区、数字化旅游,政府通过互联网系统对旅游行业进行执法监督,处理应急事件,监控区域运营情况,提供信息服务。科技创新与旅游业的融合创新,极大地优化了旅游业的产品结构,提升了旅游服务的整体功能。

1.4产业融合渗透推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产生

旅游产品依托对象的创新与产业融合同样会带来旅游产品的创新。旅游产品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而是依托于其他产业,使其创新和开发范围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从而形成与相关产业融合关联的旅游新产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渗透形成新的旅游新业态,也就是文化旅游。例如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中,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通过融合创新,衍生的文化旅游产品既满足了旅游消费者观光游览的体验,又能够满足旅游消费者的餐饮、购物、休闲等体验。通过产业融合,旅游产品得到不断创新,以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激发消费者的旅游欲望。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需要不断丰富内涵,扩大外延,使产业链条不断由纵向和横向无限延伸拓展,市场覆盖面更为广泛,市场网络更为细密,客源层次得到较大程度的拓展,企业经营效益增加,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旅游企业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服务能力由于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而不断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新型旅游业态的产生。

1.5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形成

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推进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加快实现我国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的转变的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旅游业的服务功能,将旅游市场进一步细化和主题化,不断创新市场营销手段,紧扣时展趋势,进行特色旅游市场的开拓,通过产业融合,开发地方具有文化品位和历史价值的人文积淀、风土人情、历史传说、风土人情等文化资源,实现旅游要素的配置创新,促进旅游产业从初级形态逐渐向高级形态转变,旅游产业结构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复合结构转化,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共同作用于旅游市场发展,通过多区域联动合作、创新、改革、融合,实现旅游业的多样化发展。

2酒嘉地区文化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的策略

酒嘉地区文化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重点要采取以下策略:

2.1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策略

一是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支持过程中充分考虑区域的文化特色,通过文化聚集平台,政府、人才、企业等各创新主体在内外支撑环境下,文化、技术、制度、市场等多种创新方式共同作用,赋予文化旅游资源以新的财富创造能力。酒泉市近年来对兴办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在选址、申报、立项、审批等方面不断探索简化程序,政府以补贴、奖励等方式增加投入,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的扶持引导和政策引导力度,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优惠政策,为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和创新发展优化环境。二是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为文化旅游企业融资贷款提供优惠便利,有效解决文化企业发展中的资金困境,推动文化企业发展壮大和改革创新。为扩大文化产业市场的投融资渠道,酒泉市加大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力度,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的策划和包装开发以及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补贴,并争取由读者集团、光大银行、酒钢集团、甘肃电投共同出资设立羲源股权投资基金对重点文化企业进行补助。通过资金注入和政策支持,培养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文化产业项目或文化企业,推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快速形成。

2.2产品融合策略

坚持产品融合的策略,将酒嘉两地的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航天科技、沙漠探险等各种旅游新业态融合创新开发,深度挖掘两地文化旅游产品的内涵,提高两地文化旅游服务的质量,提升两地文化旅游景区的层次,促进区域文化旅游产品转型升级,以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价值的提升。一是创新引领。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创新是文化旅游发展的生命和灵魂。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在于创新,通过创新,在产业边缘地带激发出全新的产品形态。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构想,为酒嘉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只有通过不断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积极探索文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途径,才能为其注入发展的活力。二是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相关产业市场和文化市场需求,找到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契机和融合点,形成适应本区域资源禀赋的产业融合模式,以优质项目带动,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以资本为文化企业与相关企业的合作联动纽带,实现优势互补、市场共享,形成较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根据酒嘉两地文化资源特点,形成和开发更加丰富独特、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三是创新市场网络。创新市场网络机制,调整和改进商业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和完善企业的运营机制,创新营销,通过交流平台、技术创新、网络促销等方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文化旅游产业效益,不断满足市场对文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打造区域文化旅游产品品牌。

2.3联动互通策略

酒嘉地区要与丝路文化毗邻地区联动开发,充分发挥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内在联系和比较优势,共同打造文化旅游目的地,在线路的设计上连点成线,互联互通,并强化主题、突出特色,建立资源互用、信息互传、客源互送、产品互补,推进文化旅游朝着资源利用最优化、线路设计专业化和主题特色化的方向发展。整合区内文化旅游资源,延伸产业链,完善区内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集聚,开发更为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价值提升。政府做好后盾,搭建区域合作平台,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将区域文化自身的特色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流,广泛提升区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2014年酒泉市共举办28项节庆、会展、国际赛事,借助文博会等招商节会平台,推进50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一年来,全市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实质性签约合同金额达到247.7亿元,到位资金39.95亿元。2015年将不断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好文化产业项目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宣传推介、包装推荐力度。依托酒嘉两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禀赋,依托合作平台,借助东部的技术优势,通过文化与技术的融合互动,提升整体联动效能。

2.4人才兴文策略

文化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的关键是对人才的培养和利用。酒嘉两地文化资源优势突出,但产业发展起点低,市场化程度、企业创新、技术创新都比较落后,资金、人才等资本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产业附加值较低。实施“人才兴文”策略,进行适合区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快速推进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创新发展。进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政、校、企三方合力,构建完善系统的文化旅游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解决文化专业人才亟需的问题,同时要完善人才选拔和激励竞争机制,营造良好的文化旅游人才创新环境。“十二五”期间,酒泉市实施文化产业人才队伍“221”工程,确保在“十二五”期间培育20位优秀文化企业家、20名文化创业之星,每年培养100个文化产业方面的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地方职业院校在2014-2015年向文化产业发展输送文化旅游、动漫制作、艺术设计类专业及管理人才超过600人,全面贯彻和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引进、培养、开发相结合,统筹推进文化旅游管理干部队伍、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技术研发与市场推广人才队伍建设。

2.5一体化发展策略

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深度协作,共赢思维是开展协作的关键。酒嘉两市必须树立“大旅游,大发展,大区域”的观念,提倡区域协作精神,遵循旅游市场发展规律,广泛开展区域协作,优势互补,统一管理,建设互补的文化旅游产品群,共同致力于区域旅游做大做强,实现合作、互动、共赢。在两市旅游开发一体化、交通建设一体化、市场开发一体化、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一体化的合作平台上,鼓励支持旅游企业联合创新发展文化旅游新业态。以合作共赢为前提,通过“共推、共建”,建立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区域文化旅游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文化旅游市场发展创新的联动机制,通过对酒嘉区域内文化资源脉络的梳理与文化资源特色的提炼,形成能够被市场和内部广泛认同的宣传形象,建立信息的联动机制,制定统一的文化旅游发展政策,打造一体化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文化旅游新业态的产生改变了以往对文化资源的片面依赖性,扩展了文化旅游产品类型,深化其内涵。以旅游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开发交叉性的、边沿化的、深度化的文化旅游产品,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化,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组织结构层面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促进形成文化旅游与科技、观光、游乐、美食、修学、康体、娱乐、休闲等多要素、多层面一体发展的多元文化旅游产业结构,推动旅游业增长方式的改变,实现旅游业的优化升级,满足了人们日益变化的旅游需求,极大地提升了区域旅游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出现,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塑造大旅游发展体系的良好发展环境,拓展了旅游市场范围,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也保证了文化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和高效利用,有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苏甦.旅游业态创新体系构成要素及动力机制探析[J].时代金融,2012.

[2]李雪丽.新业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J].江苏商论,2011.

[3]张文建.旅游产业转型:业态创新机理与拓展领域[J].上海管理科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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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人文地理教学;可持续发展教育;思考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5-0069—02

人地关系论是人文地理学教学的核心理论,而一种全新的人地关系论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己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与必然选择。高中人文地理教学中必须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并以其为主线贯穿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之中。随着新课程理念的不断发展,加强高中生人文地理教学中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对手提高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和技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文地理教学中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

新课改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分为三门必修课、七门选修课,加重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比重,缩小自然地理比重,使之与实际生活联系更加密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矛盾日趋尖锐化,可持续发展思想适应了未来地理教育的需要,所以一贯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的人文地理教育又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人文地理教育的目标是面向二十一世纪育人,促进可持续发展。要让学生理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树立参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新地理观念,要让学生掌握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地理技能和能力。

要通过人文地理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迅速发展,不存在西方国家在工业初期所具备的资源丰富、市场宽松的优越环境,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阻碍和谐发展的问题,所以实行新的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中国的一种必然选择。

在能力目标上,要使学生在人文地理教学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的使用,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的地理技能和能力,能够解决在实际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能够提出方案、措施和办法。

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方面,针对高中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特点,通过人文地理教学,使学生端正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态度,积极地推进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二、人文地理教学中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内容

根据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要求,在高中人文地理教学中,现行的教学内容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讲述地理事实,把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联系起来,并正确面对和解决环境问题、有害性生产问题、贫困问题,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内容。一般地说,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 社会可持续发展教育

包括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人类居住环境、消除贫困、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教育。通过社会可持续发展教育,使学生树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掌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包括农业和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工业、交通与通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能源生产和消费区域的开发教育,等等。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教育,使学生认识到,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建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能自觉地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 生态可持续发展教育

包括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教育,荒漠化防治与土地退化整治的教育,保护大气层、控制大气污染的教育,防治酸雨的教育等。通过教育,使学生认识到,生态恶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应优先考虑的关键,从而能自觉执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三、人文地理教学中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式

1 问题式教学的方式

人文地理教学面对的是高中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求知欲强,有探究精神,而且具有极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教学中,当讲授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之后,教师可以围绕某一人文要素,设计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命题。

比如,在人口与环境第一章,可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力资源如何开发”、“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等命题进行设计、讨论,鼓励同学们各抒己见,教师进行画龙点睛的小结。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训练了学生的参与能力,同时也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

2 社会实践的方式

社会实践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环节,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制订计划,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自愿者活动、社会实习等活动,唤起学生的主动性。比如可引导学生参与环境与发展的信息活动,利用课堂和壁报消息,多渠道积累社会环境与发展的消息,开阔学生的眼界。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因此,代表新的人地关系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人文地理教学中的主线,并贯穿教学内容的始终。

3 案例教学的方式

案例教学有利于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强化能力的培养和观念的形成。高中学生是一个具有青春和活力的群体,有着积极的创新的意识。高中教师的教学应该适应学生的这种心理特点,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多结合身边的案例,或者以学生的主体活动为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理解。通过充分的备课和案例选择、精彩的课堂设计来促进地理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顺利进行。

4 视频教学的方式

由于人文地理学具有社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视频教学的手段,制作教学软件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在地球表面某一特定空间或区域,有由阳光、大气、水分、地势地貌、河湖、动植物、土壤、矿物资源等组成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语言文字、艺术、饮食文化、民情民俗和宗教和建筑风格;有着工业和农业等生产活动、存在着地域联系、乡村和城市、环境问题等。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将语言文字和艺术等扩散到其他区域和空间,也用不同的方式接受着其他区域和空间传播来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等。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人类社会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因此,要求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知识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时,一定要始于社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更要回归到社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同时注意思维方式的教育,要求学生善于思考多学习,深入实际多考察,能够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以区别于自然地理学的学习方法。

5 专题教学的方式

如对于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过程,可以采用专题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本质是在今天就设法优化工业社会阶段的人地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当人们看到可供食用的生物数量显得不足时,人类发明了驯化动植物技术,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生产的原料和能源大都来源于矿产。另外,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都是技术变革的结果。

再如,可持续发展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在必修二教材第四章有可持续发展的专题,专题谈到了从人地关系思想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转变,存在的环境问题到解决问题措施。通过这一专题教学,可以使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6 专题讲座的方式

人文地理知识理解并不难,但内容分散,不容易抓住重点和难点。因此,在复习方法与策略上,应抓住知识的核心即可持续发展教育。针对这些教学和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可以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打破班级课堂授课制的约束,组织高中学生集中专题讲座,以突破难点,突出重点。

篇10

[关键词]交通;现代化;发展

1 交通现代化的概述

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其主要原因是原料的运进、市场的开拓,都需要由与之相匹配的运输业。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铁路大发展时期,铁路作为路上运输的主要方式。之后,随着运输需求的变化,公路、内河、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美国形成了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航线以及输油气管道五位一体的强大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建设中,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并有一定的储备能力,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它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体现。

狭义上讲,实现交通现代化须有中心城市和立体交通网为载体和依托,如公路、铁路、港口、航道、航空和管道,形成海、陆、空三位一体交通运输网。从广义上讲,交通现代化还必须配有强大功能的服务业集聚区,形成金融、银行、法律、保险、商业等模块进行功能配套。

国际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只有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与发展。而交通在国际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现代物流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现代化的高效交通运输体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意义,现代化交通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更重要的是以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方式来有效地配置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自然与人才资源。

发达国家已形成较完善的骨架公路网络,高速公路网承担了大量的公路运输。如美国高速公路里程占全国道路总里程的1.2%,承担全国道路运输的21.3%:英国高速公路里程占全国道路总里程的0.81%,承担全国道路运输的30%。

公路网络发达、交通设施齐全,行车快速、安全、舒适、环保,管理技术先进、齐全。

发达国家的公路现代化发展方向:公路发展崇尚“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重视交通枢纽建设,发展多式联运,加强科技开发,建立智能运输系统。

2 加快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建议

2.1 顺应物联网信息科技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第三、第四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营企业为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把原来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管理控制的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第四方物流是专门为第一方、第二方和第三方提供物流规划、咨询、物流信息系统、供应链管理等活动的物流模式,并不实际承担具体的物流运作活动。随着作为新兴产业之一的现代物流业的迅猛发展,国内的物流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第三方物流产业。相比传统的物流公司,第三方物流更专业化,综合成本更低,配送效率更高,已经成为社会化分工和现代物流发展的方向。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的服务,企业物流成本和存货总量大幅下降,办理订单的周转时间大幅缩短。目前,我国的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0%。还没有太多大型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迅速抢占物流业发展制高点,是我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突破口。

2.2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完善物流园区功能设施

结合全区各片区详细规划和我市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发展整体思路,使进出本区域物资在进入我区伊始即可以进行仓储、运输、分装、加工、配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解决大型车辆带来的交通、污染和安全问题,吸引运输物流公司到我区开展业务。

吸引国内外知名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入住园区,强化现代物流理念,引进专业物流技术,建设专门物流经营场地,园区其功能辐射周围现有的疏菜果品批发市场、粮油批发市场、装饰建材批发市场等专业市场,形成完整的物流产业链条。三是建设现代物流集散中心,发展集仓储、运输、分装、加工、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物流产业,进一步拓展物流的后续增值和物流配送等产业链。

2.3 加强物流人才培养,为全区物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与物流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仅是装备、技术、资金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专业知识上的差距。引导物流企业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共同培养一批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实用型人才,着力加强物流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物流运作规律的人才队伍,为全区物流业发展服务。

3 交通现代化发展

参考发达国家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进程,在目前公路交通建设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方向。

实现“出行无忧、运输无阻”的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的美好愿景,必须着力构建“高效交通、人本交通、和谐交通”,需要建成一个先进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构筑一个以人为本的运输服务系统、形成一个技术先进、保障有力、和谐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

先进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指能力充分、结构合理、布局完善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形成,与周边区域及国际交通实现一体化,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总供给能力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总需求,以适应交通运输只能储存能力不能储存产品(服务)的特点,应对可能的经济短期波动带来的运输紧张,实现全社会的高度机动化,构筑”高效交通”。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实现全社会高度机动化,公路连接所有村落,沥青或水泥路通达所有乡村,高等级公路连通全省所有的城镇,高速公路基本通达所有县市、重要港口及运输枢纽:县、镇、村都拥有适当、舒适、充分的客运站场,县市普及高等级货运站,等级以上客运站遍及所有乡镇级以上行政区,所有建制村都有规范、便民的客运站点。

航道结构合理、布局完善,港口体系完善、层次分明、布局合理,通过能力适度超前,集疏运畅通,大宗散货和集装箱港口实现专业化;主要港口船舶平均在港停时与世界先进港口相当;运输网络实现与区域及全球运输网络紧密联系,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以人为本的运输服务系统主要是指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品质与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形成各种运输方式协调、运转高效、信息互通的客货运输服务系统,向使用者提供便捷、舒适、经济、可靠的运行环境和可供多种选择的服务,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享受到普遍化运输服务,构筑“人本交通”。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运输服务的可达性、便利性、公平性、广泛性得到充分体现,人人可以享受便捷、舒适的运输服务。城际和省市间形成公路快速客货运输网络,地级市间互通直达班线;城乡和乡村间形成便利的农村客运网络,班线深入山区农村、通达居民村落,沿海岛屿及库区等居民出行无忧;城市内配送货物高效、县城或乡镇可半日送货到农村用户、所有乡镇均可发送和接收货运快件,城市货主可获得“一站式”运输服务;航运形成集装箱、大宗散货、旅游客运等完善的运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