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等教育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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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变化的调查研究”（批准号10JJD880011）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 基于对全国175所高校47170名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家庭背景对我国社会成员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但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进入不同类型院校的影响力不尽相同；学生在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上呈现出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中间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选择过程中获益颇多。

关键词： 家庭背景；高等教育获得；高校类型

一、相关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机会研究一直以来为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关注，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等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如英国1963年著名的《罗宾斯报告》[1]、美国1966年《科尔曼报告》[2]均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与子女入学机会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西维尔[3]（1969）、哈尔西[4]（1972）、卢卡斯[5]（1980）、克兰西[6]（1997）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家庭职业阶层等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法国，布迪厄通过对1966-1970年和1984-1985年法国不同社会出身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0年来法国高等学校中学生的社会阶层构成情况改变甚微，高等教育体系的二重结构更加明显，更多支配阶层子女进入处于顶端的名牌大学，而大部分底层社会子女只能进入招收多却选拔不严格的文理学院。正如其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一样：“在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处于社会等级最顶端的学校里，出身于社会空间支配区域学生的比例进一步扩大了，由此产生的效应是：它们与小型高等学校及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扩大了。”[7]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收学费制度与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并逐渐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态势。与国外研究较为一致的是，国内研究者也基本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探讨高等教育获得的群体差异问题，涉及家庭职业阶层、经济、文化、居住地背景等多个方面。如余小波[8]（2002）、谢作栩 [9]（2004）、文东茅[10]（2005）、丁小浩[11]（2006）、刘精明[12]（2006）、杨倩[13]（2011）等人分别通过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背景的不同，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学校的层次、类型上均存在差异，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较好经济背景和较高社会地位家庭子女的趋势。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较多地关注了不同家庭背景下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而较少关注“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我国社会成员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这一问题。对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假设一，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地背景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假设二，家庭背景各因素对子女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不同；假设三，父母职业阶层较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多、城市居住背景的子女更容易接受更高层次、优质的高等教育，也更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主要源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中的“2007级大一新生问卷调查数据库”。该调查涉及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共175所高校的2007级大一学生，共发放问卷55595份，回收48143份，回收率达86.6%，其中有效问卷47170份，总有效率达84.85%。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设，分别就高等教育获得的层次、质量和性质三方面进行分析，具体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分别建立三个模型，模型A、模型B、模型C分别反映家庭背景对所有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层次、质量、性质的影响。本研究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因变量定义为三类：一为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高职高专院校为参照（Y=0）；二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为参照（Y=0）；三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民办高校的虚拟变量（Y=1），以公办高校为参照（Y=0）。自变量除了包括父母职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家庭居住地等家庭背景变量，还引入学生性别变量，以综合考察家庭背景的影响。数据分析采用Backwald Stepwise构建模型，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数据结果分析

1. 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A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中间阶层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其概率比为1.190，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并无显著差异。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程度父母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父母之间的差异，当父母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升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是原来的1.842倍。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收入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虽有显著影响，但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显著，并为负值，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子女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更有可能升入本科院校，家庭收入与子女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并非正相关关系。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268。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发挥了显著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157。

2. 家庭背景对不同质量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B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但从系数和概率比来看，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不大，中间阶层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其概率比为1.090，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异。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升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影响显著。在模型B中，与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相比，父母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增加至1.218倍，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子女则增加至1.791倍。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也大幅增加，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模型B中，家庭收入被踢出在回归方程之外，表明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收入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本科院校没有显著影响。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386。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605。

注：显著水平***≤.001；**≤.01；*≤.05。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http：//210.34.0.194/das/。

3. 家庭背景对不同性质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C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具有显著影响，优势阶层子女与中间阶层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子女，其概率比分别为1.764、1.473，这表明父母职业阶层越高，其子女越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但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就读民办院校的概率显著低于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这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进入民办院校的概率并非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程度时，其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可能性较小。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模型C中，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不仅非常显著，且为正值，概率比值也很大，这意味着家庭收入对子女能否就读民办高校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条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就读民办高校。与低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增加至1.678，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则增加至2.336。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民办高校，其概率比为1.100。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民办高等教育影响显著，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民办院校，其概率比为1.166。

四、研究发现

1. 家庭背景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一般态势

假设一得到部分证实。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地背景确实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均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产生独立的显著影响；除家庭收入外，其余家庭背景因素都对子女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发挥独立的显著作用。

假设二得到部分证实。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变量对子女就读何种层次、何种质量、何种性质院校的影响力确实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能否进入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最大；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何种类型的高校都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对于更高层次、更好质量高等教育的获得而言，家庭背景发挥了强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接受更高层次的优质高等教育，而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获得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可能性相对越小，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获得重点本科教育的影响大于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能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并无独立的显著影响，对子女接受本科教育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且并非正向促进关系，但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就读民办高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条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子女越有可能就读民办高校；家庭居住地对子女能否就读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均发挥了显著作用，即城市子女比农村子女更有可能接受本科教育，进入重点本科和民办高校。

假设三得到部分证实。虽然总体上家庭背景越好，子女获得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但是学生在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容易获得本科教育层次的学生具有的特征为：家庭处于中间阶层、父母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家庭收入不必很高、城市男性；容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的学生具有的家庭背景特征为：家庭处于中间阶层、父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城市男性；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的学生具有的特征为：家庭处于较高阶层、父母文化水平不必太高、家庭收入较高、城市男性。

2. 中间阶层子女的获益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职业阶层仍然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间阶层的子女无论是在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上，还是在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所拥有的独特“习性”有关。

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我们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中间阶层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为82.4%，仅略低于优势阶层（86.3%），而基础阶层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45.1%，两者悬殊显而易见。同时，从本文对“中间阶层”的定义来看，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拥有专业性的工作，如医生、教师、工程师、会计师、 律师，或是基层管理人员、小雇主。较高的文化程度与职业特性促使中间阶层父母具备了诸如文化能力、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语言能力、生活方式等独特的“习性”，这些“习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往往相信，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较高层次的优质高等教育能提升子女与家庭的社会地位，为子女的良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而他们在家庭中竭尽所能为子女创造极好的家庭文化资源与文化氛围，以便使子女拥有良好的成才环境，获得更高层次更优质的教育。因而，尽管控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之后，职业阶层仍能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重点高校发挥显著作用。这又恰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中间阶层所具备的“习性”促使其为子女营造的家庭教育氛围、价值观念、文化资源等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保持着高度一致，从而有助于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一样，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与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的教育资本，二者如果相调和相一致必定有益于学生的学业成功，反之，如果相矛盾相排斥就会使学生面临更多的不适应与学业障碍。

参考文献：

[1] Louise Archer.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ssue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M].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2003.

[2]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3] Sewell， William H. & R. M. Hauser. Education ， Occupation and Earnings：Achievement in Early Career [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5.

[4] A·H·哈尔西.趋向于能人统治吗？——英国实例[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37.

[5] James Richard. Nontraditional student 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Persistent Inequities and the New Ideology of Student Choice [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00， （2）.

[6] Clancy， Patrick.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J].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1997，（1）.

[7][法]布尔迪厄著.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2.

[8]余小波.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 2000 级学生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

[9]谢作栩，罗奇萍. 闽、湘、川 3 省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初步调查[J]. 教育与经济，2004（3）.

[10]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58-63.

[11]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2）：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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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政府；资源配置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存在追求办学规模扩张的“大而全”和提升办学层次的“升格热”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脱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同样是利益主体，一方面通过自身教学、科研为国家、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要从国家、社会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高校追求“大而全”和办学层次升格的实质就是办学资源的竞争。因此，研究高校追求“大而全”、“升格”的深层次原因，探讨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寻求高等教育资源有效分配的策略，对促进我国高等学校准确定位、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教育资源配置规则与政策导向对现有高校办学行为的影响

《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作者约翰·S·布鲁贝克曾经指出：“除非社会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国际空间探索、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国家资源，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普及高等教育。因为这种慷慨的资源重新分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合理分配有限的剩余资源。”当规模、类型、层次成为赢得办学资源的约束条件时，高校争招生指标、争升格、争合并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尽管高等教育界不断强调准确定位、发展特色，但受政府办学资源配置规则及其政策导向的掣肘，我国高校发展模式单一、特色不强、目标雷同、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和层次提升的现象难以有效遏止。

1．教育投入不足、成本分担不合理导致高校普遍追求“大而全”

教育投入不足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C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4％相比一直存有一定距离，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更是相距甚远。而从我国教育投入的构成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的投人比例偏高，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和政府的教育投入增量部分将主要用于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高等教育经费不足仍将是国家、地方和高校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自从“谁受益，谁付费”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实行以来，学费收入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筹措办学经费的重要渠道，招生数和办学规模对高校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刺激着高校不断的扩大招生规模，只有规模大了，学生多了，才能筹措到更多经费维持日益庞大的学校系统运转。同时，我国高校学费标准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高职的学费比一般本科要高；独立二级学院的学费也要明显高于其母体学校收费；研究生有一部分是免费，而本科和专科基本上不存在免费情况(贫困学生减免学费例外)。这种学费标准的“倒挂”现象不但违背了“利益获得原则”，即教育投资负担应与收益相配合，收益多的人负担较多投资，收益少的人则少负担，而且还使一些本科学校甚至是研究型的全国重点大学为增加学费收入而热衷于开办高职高专班、职业技术学院或独立二级学院等。这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导致的高校“求大求全”现象，一方面使得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互相抢夺生源，分工不清，定位不明，特色不强，而且也因普通高校开办高职高专班和设立独立二级学院排挤了正规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打击了这些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2．规模和“钦定身份”为标准的经费拨款模式刺激了高校的规模扩张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经费拨款方式。这种拨款方式根据生均培养成本、学生人数以及考虑各高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确定经费分配，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以往“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有了很大进步。但“综合定额”以高校在校生数为基本核算依据，生均培养成本也是根据前几年已发生的生均综合支出水平和经费开支状况来确定。这种看似合理的拨款方式实际上使规模越大、现有经费水平和成本越高的学校获得的财政拨款也越多，不能体现教育质量的高低及资源利用率、社会效益的差异。如此一来，各高校决策者就有可能产生“谁的学校规模大、人数多、成本高，谁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的错误理解。因此，一些学校不顾自身师资和教学设施等条件制约以及社会实际需求，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带来了教育投资分散、资源利用率低、规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

另外，“钦定身份”即隶属关系和办学层次也决定着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隶属于中央和隶属于地方、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在享有政府拨款上存在教大差异。例如，由于是中央隶属的“钦定”身份，有些学校得到的经费远多于同类水平的地方高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沿海省份的高校所获得的办学经费与中西部省份高校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另外，从财政拨款与学费标准看，重点院校高于一般院校，本科高于专科。由身份不同引起的办学经费水平差异，驱使地方院校拼命“升格”。地区差异既然无法改变，就只有“升格”成更高隶属关系或更高层次的学校，才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收取更多的学费。而专科院校更是迫切要求“专升本”，“升本”成功后紧接着便是争“点”上层次。这种规模扩张和层次升格不受教育发展规律、产业结构调整及劳动力市场变迁有效约束而圃于政府办学资源配置的状况，很大程度刺激了高校的盲目扩张，争“升格”，争“合并”，追求“大而全”。

3．资源配置向学术型高校倾斜的政策与传统“重学轻术”、“等级’思想汇合，引起高校盲目‘攀寓’

由于受到传统“重学轻术”、“重义理轻技巧”观念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管理层、教师、学生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把学术性看作评价办学层次、办学水平的唯一标准，重视纯理论，忽视应用技术，重视精英教育，忽视大众教育。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大学排名主要是根据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制定评价方案，高校内部教育、教学评价和教职工考核指标体系也往往突出科研成果而非教学质量和管理业绩。高校决策层表现出为“追求超群”尤其是取得杰出学术成就而努力的倾向。大学目标与其说是为了保持或者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不如说是为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和等级。而在追求这种地位、等级的过程中，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却未必是有效率的。高校管理者过分追求科研成果、科研到款、数量等指标，而忽视了教学质量提高、教师人力资本的再投资等。而“政治家和教授，政治组织和大学，在价值观和目标观方面保持着广泛的一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普遍存在政府办学资源配置大幅度向学术性研究型高校倾斜的现象，而且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名气越大的学校越能获得高质量的学生群体投入，并争取到越多的资助和政府项目，但一般院校的处境则更加困难。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扎堆在学术性研究型名校，一方面使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在内的若干所高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排头兵，拉近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示范作用也使得大部分普通高校的“升格热”现象有了合理解释：争上博士点、硕士点，有了“点”后就升格，升格为高层次的学术性学校意味着科研项目、科研基金和科研人才的陆续到来，意味着资源紧缺压力得到缓解，意味着大学排名向前靠，意味着可以积聚更大的力量继续发展成为名牌学校。而学术型名校所得到资源则更多更优。如此循环形成的“滚雪球”效应，刺激许多高校不顾自身办学条件和发展潜力的约束，尤其是优秀师资力量不足和学科发展缺乏后劲的情况，盲目追求以学术为杠杆的“身份”和“地位”。

二、正确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高校准确定位

国家是高等教育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肩负一种“社会责任”。在解决当前我国教育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政府承担责任，最根本的便是通过资源配置这个有力手段，调动各级各类学校办好教育的积极性，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教育体制改革。既做到“雪中送炭”，保证一大批普通学校的良性发展，又做到“锦上添花”，增进学校、学科之间的相互竞争，发挥资源重点投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资源配置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体制变革、行为调整的复杂过程。笔者认为，现阶段在此问题上，国家和政府至少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作为：

1．明确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拓宽高等教育筹资渠道

明确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载体、充分发挥着高等教育的功能，它们接受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与政府的关系是间接的，不应成为政府的附属体。当前我国高校办学体制从“条块分割”、“行业办学”向“省部共建”、“政府、社会、个人”多元化投资办学转变，正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高校依法自主办学，一方面政府要真正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证投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国家和政府决不能就此推卸自身责任。另一方面，高校与生产、科研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确保高校办学思想、办学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其采用政府提供和市场提供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资源紧缺问题，即在发挥国家财政拨款主渠道作用的同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多渠道筹资。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行和完善缴费上学制度。学费标准的“倒挂”现象应予以重视和解决，并建立各种配套措施，力求高等教育成本得到合理分担与补偿的同时，不出现贫困失学等教育不公平现象。二是立足于各地的实际，发动社会投资高等教育，比如争取社会捐资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发展产学合作等。三是继续利用高等教育自身的优势，通过咨询服务和兴办产业来增强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特别应提出的是，无论是加大国家投资还是挖掘多渠道筹资潜力，提高效率是关键。资源总量的增加是遏制由资源争夺引起的不良竞争的最有效途径。

2．教育经费的划拨坚持“公平”、“效益”兼顾，以“效益”为主的原则

对于有限的教育资源，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必须坚持“公平”、“效益”兼顾，以“效益”为主的原则，提倡合理竞争。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讲资源利用效率，讲办学质量”的资源配置导向。学校无论大小、重点或非重点，资源利用率高、效益好的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否则，就应该少得或不得。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投入机制，才能激发起高等教育应有的活力与效率，从源头上扼制某些高校的盲目发展和教育设施的重置浪费。具体到高等教育的经费拨款，应采用绩效拨款方式，鼓励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绩效拨款以高校的办学水平、质量、管理有效性和办学效率为主要依据，其评价尺度是对高校质量和成果的评定，指标包括各高校的毕业率、就业率、资源利用率和自身办学特色等等。绩效拨款具体方式的选择可依拨款性质和内容而定，如经常性的经费部分采用公式拨款，发展经费部分采用专项拨款，研究经费采用合同拨款等。每种拨款方式划分经费所占的份额，根据各高校的具体情况和办学特点而定。绩效评价则渗透和结合在每一种具体拨款方式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性，政府在经费按绩效划拨的同时还应有政策上的倾斜，努力缩小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地区性差异。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吸引国内外投资办学或合作办学、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对口支持等。

3．建立合理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通过资源配置手段促进高校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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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的认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教育改革开辟了多种渠道，发展了多种高等教育形式，扩大了高等教育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质量观是制约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单一的质量观转变到多样化的质量观，从精英教育质量观转变到大众教育质量观，不仅会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而且会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能否形成正确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将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当前，高教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的协调问题。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但有些人只看到两者的对立，而未看到其统一的一面，在实践中表现为有意无意地牺牲质量以换取数量的增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难免存在规模扩大与质量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但要区分规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能够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发展性问题，还是只是扰乱持续发展机制的非发展性问题，或者说规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和人为造成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来克服。不同时期确立的质量标准应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而不是限制高等教育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正向大众化阶段迈进阶段，不可脱离发展来谈质量，更不能借质量问题来限制高等教育发展。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学校规格、学科门类是多样的，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应该是多样化。单一的和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必将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和思维定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化，就不可能健康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众化阶段同精英教育阶段一样也会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际来说，发展多种教育形式，建立多种质量标准，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满足多样性的社会需求，这应该成为树立正确质量观的重要基点。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

以前，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往往只根据人才培养这一因素来评价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忽视了高等教育是否满足人们受教育的需求，以及是否积极促进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内容。而当今，虽然高等教育仍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但高等教育的职责范围已得到极大扩展，成为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由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为社会服务等所构成的职责体系。因此，高等教育质量不是单一的人才培养质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需要确立一种整体质量观。随着高校扩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师资、基础设施和后勤条件紧张状况，存在一些诱发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下降。我们要用整体性的眼光看待和判断高等教育质量。

用人单位和学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者。这两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各个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来满足某用人单位和学生的特殊需求。任何一所高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办学目标，所以，它不可能是满足所有人所有要求的“大杂烩”，它需要在众多的要求下作出选择并确定哪些是应该考虑的重点。在竞争日趋激烈和需求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各个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整体效益的要求。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可以作为教育质量的监控器，推进高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自律；它可以激励高校及其子系统成为一种“学习型组织”，富有生机活力。构建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可从理念和操作两大层面考虑。

1.树立良好的高等教育理念。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应树立以下高等教育理念：（1）质量理念。质量是赢得社会声誉和市场信赖的保障和基础。从长远来看，没有质量，就没有生源。今后不是你想招多少学生的问题，而是有多少学生选择你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以质量赢得市场和教育资源。（2）人本理念。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主体是教师。因此，高等学校要树立以学生和教师为本的理念。所有部门和所有工作都要为学生的就业和成才服务，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3）市场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学，必须要有竞争和忧患意识，必须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理念。（4）服务理念。高等学校办一是要服务社会，以体现其存在的价值；二是要服务学生，以体现其追求的目标；三是要服务教师，以体现其依靠的主体。

2.可操作性质量保证体系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操作层面来讲，必须构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量保证体系：

⑴教学质量管理体系。要想从根本上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除了要有先进的理念作指导，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专门评价知识的教学质量管理队伍，还必须构建相应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和环境。通过构建合理可行的规章制度保障体系，保证教学中心地位的实现，保证教学设备的生均值、基本设施的建筑面积、教学四项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达到国家教委水平评估的要求。

⑵教学条件保证体系。主要包括教学基础设施、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硬件和师资队伍等软件方面。硬件好解决，软件是关键。师资队伍的建设，既要有规划也得有措施；既需要学院的政策保证，也需要基层部门的不懈努力。

⑶教学质量信息体系。关键是通过研究市场和培养对象的需求，明确方向，促进教学改革，建立起能够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其“产品”的适销对路、特色鲜明。通过构建同行互评、学生评教，学生信息员反馈、毕业生追踪调查反馈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质量信息体系，进行信息收集分析与反馈。

⑷教育机构保证体系。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是教务管理部门的责任，也需要后勤等部门的保障。关键要从三个方面做好，一是健全制度，二是规范管理，三是协调服务。

⑸教学质量督导体系。通过构建领导听课、专家听课，期中教学检查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质量督导体系，对教学过程和环节实施监控、督导。同时，通过采取激励措施，实现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与教师职称晋升挂钩。通过加强师德建设、严格考试工作和强化各项管理不断促进教风、学风、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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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校教师；绩效考核

[DOI]10.13939/ki.zgsc.2016.31.233

自提出应用型本科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就一直探讨这个热题的定位，最终定义为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院校。就目前来说，转型后的高等教育内涵符合国内各个领域、诸多行业的发展需求。也基本满足专家级别的工程人才的人才需要。对推进国内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的高级别的职业人才的普及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激励作用。就应用型人才教育观念转型的早期建设来说，需要有配套的软实力和完善的硬件条件的大力支持，更需要高层次的理论依据来支撑。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认可的教师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

1转型后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

评价方案中的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公开与公正，直接影响到是否可以激励大部分教师努力进行教书育人和科技研发的能动性。也会影响到能否提升教学水平、拓宽教育产业、提高教育能力效益的一件大事。直面目前现行教师评定业绩的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如果想突破方案指标体系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群众认可的教师业绩评定指标体系，必须在设计思想上做到科学合理性。本文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观念转型期间，对教师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基础和要实现的最终目的进行概要的分析与思考，尤其对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各单位的二级管理单位的人事业绩考核指体系的设计进行具体分析与思考。

目前，高校转型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绩效考核制度并不完善，基本上还在实施过去那种老式的上级部门考核和学校内部考核方式。首先是考核制度的单一性，以及考核标准与实际情况的严重脱节，缺乏科学与有效性，导致五级的分级结果不能客观地反映出业绩的高低，没有一定的可比性，造成教职员工心态的不稳定。其次是考核的对象单一，考核过程草率，基本上是领导负责考核。缺乏整体过程设计人员的参与，考核过程单一，不公开，不透明。不太容易反映出考核对象的真实水平，使得此类的测评失去了原有的刺激作用。再次是最终的评定结果的利益相关性较弱。无论是职称晋升还是薪资调整，与考核结果相关性联系较弱，甚至为零，这样的考核没有任何意义，对一线教师没有任何的影响力，造成考核结果好与坏都与我无关紧要，最终的结果是该指标体系无人感兴趣，二级学院也视其为鸡肋。最后是执行的问题，再好的方案，再好的计划，如果在执行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则去做，那么结果肯定会差强人意。无论是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还是线面各二级学院的主管领导，如果不能严格执行相关规则，甚至尺度不一致，那么造成的后果会影响很多年，会导致学校或者学院的考核风气在数年内难以转变过来，对教职员工极度不负责任。

2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建设的思考

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和过程透明的制度是进行考核的重要步骤。通过每个学年度教师所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教书育人的质量进行考核评价，就可以很客观地了解教师的绩效与素质教育情况，这样就有利于进行奖励机制的建立。要想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转型下的教职员工的考核方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以全面、客观和科学的原则建立教师绩效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对考核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切入。在转型后的高校教师评价制度，不仅仅局限于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和育人质量，还要从思想政治表现、师风师德、团结协作精神和创新创业意识等方面入手。只有全面进行测评，才可以让老师注意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重视职业道德的提高和加深政治素养的内涵。测评过程也要全面进行，测评方案的设计要涵盖全方位，注重制度化和程序化，避免人为因素干扰考核过程和结果。

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建立在客观性的原则上。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必须客观、准确，如果掺杂主观意愿，所有的政策最终都会失去实际意义。再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会非常困难。保持客观性的原则非常困难，所以必须要深入实际，接地气。深入一线广泛征集建议和意见。不同领域标准不同，可比性较弱，必须谋求一个切合点，客观公正地体现考核的意义，否则制度的建立缺失平衡，矛盾会累积，后果严重影响考核对象的积极性。考核过程要透明，保证公平公正。

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符合科学的原则。科学合理的方案规划，制度标准及相关支撑政策方法等要具有高效益的可执行性。要充分反映考核对象的工作性质和工作领域，不同层次的权重分配要达到科学合理。

2.2坚持定性与定量相耦合的原则建立教师绩效评价体系

相耦合的考核指标的构建，可以从两个方面客观反映出考核的对象的真实业绩。将考核对象的职业道德水准、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创新思维等体现在定性考核中，而考核对象的教学工作量及科技研发水平可以用定量来考核。基本上每年度都会有考核，每三年或者四年为一个聘期。定量考核的指标只要做到公正客观，分层次，分领域，做成多个分化的指标子系统就可以。定性考核就要根据目前转型的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发展趋势以及个人在考核期间的表现来衡量。虽说是定性考核，但是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执行的标准，否则就会没有完善的制度而无规则化。

2.3政策性奖励要发展与激励效果相辅相成

转型后的高等教育涉及的领域和方向已经不全是原来的轨道了，从偏学科基础的理论中走出来，面向企业，面向社会，结合市场发展的需求，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这就是要改革，而改革的阵痛期间很多政策就要有倾向性，但是这样的政策却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结果而做的暂时性的调整，所以还要坚持发展的观念。要有发展的眼光，不能朝令夕改。

2.4以CIPP模式进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个好的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涉及了学校各个部门，涉及了每个人，而关键就在于是否公平与公正，因此，利用国际通用的CIPP模式中的过程反馈的功能，在考核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寻求一个最佳的切入点，达到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制度之间的平衡。努力实现模式建立科学合理，决策英明、透明，实施过程公平公正，反馈意见及建议能充分体现在完善制度上，最终达到一个符合实际情况，考虑多层面的完善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乐梅.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绩效评估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YL大学的调查分析[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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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 实践教学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取得明显成绩。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布局更加合理，发展思路进一步明晰。

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怎样实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特色、教学质量、办学效益的目标，实践性教学举足轻重。

一、实践性教学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我国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我国目前人才结构严重失衡，实用性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严重缺乏。据调查显示，北京市技术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仅占3.5%。正是高素质工人的缺乏，导致产品质量无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需要具有创业精神的第一线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给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竞争。而显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是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开展实践性教学

1. 明确培养目标 坚持三个“面向”

按照培养目标去组织实施实践性教学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质量保障的基础。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结合我国的社会实践，明确提出其培养目标是以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管理人才为培养目标。在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岗位（群）”，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 理清思路 强化实践性教学

强化实践性教学，首先要明确实践教学思路。要以职业岗位能力为中心，去组织实践教学，以满足职业岗位（群）和技术领域需要为出发点设置专业，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走工学结合的道路，树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过程质量观，提高实践性教学的地位，保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特色鲜明。加大实践性教学的时间比例，强调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侧重于职业技术能力的掌握与提高。鼓励教师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演示教学等方法进行教学。

3. 注重“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

企业还需要“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比如销售人要懂维修，技术人员要了解市场，掌握推销技巧；建筑专业施工技术员不仅要懂土木结构、水暖通风、电气安装初步理论，还要学习经济核算、组织管理方面的理论；此外还要具备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和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基本技能。如汽车维修通用基本技术、特定车型维修技术、专业英语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等。

因此，在实践教学中，要高度重视学生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坚持实行“多证书”制度，大力开展职业资格认证。主要专业职业技能训练内容与国家职业鉴定全面接轨；大力推行“一专多能”工程，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术技能，增加新的就业优势，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 建设高素质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打铁先需自身硬，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需要一支既有专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要坚持培养与引进、聘用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学校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使他们真正成为高素质的“ 双师素质”教师；另一方面积极面向社会、面向企业引进、聘用高、中级技术人才来学校任教。他们都来自生产一线，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着熟练的操作技术及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他们承担校内实践课的教学任务，可进一步增强“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的实力，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高素质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为高质量地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5. 加强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

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工作，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

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工作应以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为主旨，以行业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先进水平为标准，以学校发展规划目标所设专业的实际需要为依据。充分体现规范性、先进性和实效性，与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相一致，形成真实或仿真的职业环境。

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要坚持校内、校外实践性教学基地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其联系教育与市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建立功能齐备、仿真性强的校内实训基地，让学生“真刀真枪”进行训练，做好工学结合文章。

与企业、行业、科研单位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开辟合作育人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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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发展 领导干部 执行力 内质要求 提升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C-0088-03

执行力源于企业界，指组织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决策层战略思路、决策部署的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即把决策转化为结果的能力。执行力可界定为执行任务的能力和完成任务的效果程度，但衡量执行力效果、体现执行力水平的关键标准是落实决策或完成任务的效果。高校领导干部是实施和发挥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等职能的践行者，是落实国家教育战略和主管部门/领导决策、实现学校既定战略目标的中坚力量。高校能否科学发展，其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水平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国内众多高等教育工作者从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的概念诠释、内涵分析、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等角度做了许多有益探讨和实践。但是，对于高等教育阶段性转变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带来的影响则鲜有涉及。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大众化初期发展进入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阶段，各类高校因招生规模扩大所带来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相对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逐步改善，进入后大众化教育阶段，以提高办学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应对高等教育这一阶段性转变，保质保量完成各高校旨在增强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科学研究水平、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和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建设任务，就是当前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建设所必须关注的核心要素。

一、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面对的工作任务性质在大众化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的初期，为应对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而办学空间和教学资源相对滞后的矛盾，高校发展模式主要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高校领导干部面对的主要是增加师资队伍数量、扩大学校教学和空间、改善教学基础等建设任务。例如师资引进，在这一时期，对于引进师资虽有学历、专业以及职称等要求，但考核人事部门或者院系领导的任务完成情况主要是依据每年引进师资的数量；再如学科平台建设，学校及院系主要的工作重心皆放在平台的申报方面，而对平台的建设则缺乏相应的关注和规划。因此，处于这一阶段的建设任务虽内容千差万别，但无论属于哪种类别，一般都具有目标明确、可定量化的特点。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初期，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要求就是其能按照既定的定量化指标完成相应的刚性任务。

而进入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随着2012 年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叫停持续13 年的本专科生扩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成为这一阶段的主题。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该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最核心和最紧迫的任务。以质量提升为标准的任务决不是简单的指标性地若干量化指标。以引进师资为例，这一阶段的师资引进决不能仅是单一考虑引进人员的数量或者学位、职称等显性指标，学校人事部门及院系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需要仔细斟酌所引进人员的个人专长和校院招聘岗位的“契合度”，“契合度”是指引进人员的科研兴趣是否与校院学科特色匹配，其教学能力是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其个人是否具备与校院发展融合的团队协调能力等；相应地，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不再是简单地以学科领域面上成果的数量（包括论文篇数、专利项数、成果数量等）累积为目标，而是在学科优势特色基础上，强调成果质量（如期刊的影响因子、成果级别、专利的工程转化等），旨在提升学科特色优势为目标。诸如此类要求虽可定性描述，但是显然是属于难以量化的隐性指标。也就是说，当前后大众化教育阶段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要求就是其能按照既定的定性化指标完成相应的柔性任务。

在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校有了更多的办学自，高校自身怎么定位、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如何把专业和学科办出特色并形成优势等这些变化，使得高校领导干部所面对决策和任务的不再是具体的硬性指标，而是基于质量提升为目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似的柔性指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能否及时适应这一要求变化并完成转变，无疑成为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能否走内涵发展道路的关键保障之一。

二、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发展对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内质要求

内涵式发展作为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主要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在质量保障之上的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办学要克服同质化倾向，须根据各自办学历史、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等，合理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应形成各自办学理念和风格，凸显各自的办学特色。教育主管部门今后将主要负责对高校办学进行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引导高等学校合理定位和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宏观”和“引导”意味着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也就是说，高校领导干部在高校的建设发展中必须提高主观能动性，要从之前刚性任务下的“要我做”转变为柔性任务下的“我要做”。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不是一个可定量化的简单目标。内涵式发展要求高校不仅仅是每年毕业多少专业学生，而是要求高校每年输送多少具备某种特性的、适合国家及地方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毕业生。围绕人才培养核心，结合高校自身历史渊源，各高校必须构建并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抑或是兼具上述二者特性的“混合型人才”？这是一个定性化的目标。因此，切实执行落实好“我要做”，要求高校领导干部要在明白“做什么”的基础上，围绕之拟定“怎么做”的具体措施和步骤，最终实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宗旨。

高校领导干部要执行的任务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化的目标，也不一定具有一个可照搬、照套的模板。学科有学科的特点，专业有专业的不同，校院间、部门间、院系间在人才培养的体系中是一个有机结合、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的综合系统。在高校内涵建设时期，高校领导干部在学科、专业建设发展和规划中，要具备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单一专业、学院、部门眼前发展一隅，执行工作时，要综合、全面、可持续。高校领导干部的执行力绝不仅是事发时冲锋在前的救火能力，其内在实质是指高校领导干部应具备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顶层设计能力”和深入领会决策内涵并化为己用的“基层实践能力”。

三、当前高校领导干部在履行执行力中存在的问题

在高校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面对上述变化与要求，不少高校领导干部对执行力的认识尚未能与所面对的工作任务性质相适应，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其在履行执行力的水平上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可将影响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指现行高校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考评激励措施、岗位继续教育培训制度等各级政府及校级层面的各项干部管理机制体制和政策措施；内因指高校领导干部自身对面对工作任务的认知以及具体履行执行力的状况。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作，同样，讨论当前高校领导干部履行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割裂影响其执行力的内、外因素，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影响是二者相互交织的共同作用，难以分别讨论，本文从思想认识、履职践行和继续学习三方面，探讨当前阶段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距高校建设发展要求所存在的不足。

（一）思想认识的问题。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当前大众化教育阶段发展模式的转型尚认识不清，未能深入领会当前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面对的工作任务性质的变化，设计、执行各项柔性任务时仍简单量化为显性指标来执行，在设计制订校院/学科/专业等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时忽视学科差别、特色和历史传承，缺乏针对性的引导，依旧循例简单以成果数量、级别等作为绩效考核，忽略成果与本学科领域的相关性和影响性。二是虽认识到变化，但思想上尚缺乏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上仍处于刚性任务下的“要我做”的状态。

（二）履职践行的问题。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要求高校领导干部在规划和执行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应注意工作任务长期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但受内外因素影响，当前高校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申报轻建设”的问题，制定发展规划中注重“短频快”建设内容，忽视人才培养、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长效性、可持续性；具体工作中不是围绕特色优势夯实基础，而是涸泽而渔；不是继续提升，而是唯上是瞻。

（三）继续学习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内高校领导干部多是从校内外师资队伍内具备一定学术能力、教学水平和管理经验的人员中选拔任用的，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都具备相当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项目管理能力和水平，有些还是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但是，在领导岗位上，他们还面临不少新问题。首先，他们所面对的领域不是本专业领域内的个人所熟悉的事物，专业虽可触类旁通，不过其中差别非一时所能领悟。其次，有关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学科发展方向也难凭一己之力高屋建瓴。最后，此时的管理也非单纯科研项目的管理，其管理内容涵盖宽泛，既包括科学研究，还包括师资培养、人才引进、基础建设、合作交流，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高校领导干部有意识地自主学习提高，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干部在培训过程中加强这方面熏陶。而这是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继续学习中尚显薄弱的问题。

四、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思路

如何开展高校干部执行力的建设，国内高教工作者已做了许多探讨，本文不再累述。内涵式发展时期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的要求是综合的、全面的，既有相关专业学识的要求，也有教育教学经验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的要求，各个方面的要求因学科、专业及校院自身特色难以一概而论。本文仅从当前阶段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距高校建设发展要求所存在三方面问题，从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建设思路上做相关探讨。

（一）实事求是是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高校要避免同质化倾向，走特色发展道路，决不能背离本校发展的历史渊源、行业背景以及所处区域特点等实际。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的施展如不能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基础，背离本校/院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历史传承、区位特点等因素，那么，基于此而进行的所谓顶层设计就有如无水之源，难以确保学科/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而开展的基层实践则有如隔山打牛，难以落入实处。因此，必须将实事求是作为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原则基础。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践行之根本。面对内涵式发展时期的柔性任务目标，能否坚持群众路线仍应是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在后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的任务目标所隐含的专业性、长期性、可持续性的要求，是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所面临的困境。打破这一困境，高校领导干部需要对自身有清醒认识，个体能力再强，也有相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拟定学科、专业的建设规划，确定建设实施工作的计划及工作程序中，高校领导干部首先应依靠广大教职员工，群策群力，明晰校/院发展目标；其次应虚心向基层师资学习，善于从他们的议论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最后还要通过基层教职员工的广泛参与，解决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去做、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等问题。可以说，不能在执行力实施中贯彻和坚持群众路线，就难以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水平。

（三）战略视野的培养是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开展继续学习的重中之重。强调内涵式发展，增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以及服务社会与传承文化创新的能力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持久工作，其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显现，这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所展示的“顶层设计能力”和“基层实践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于高校而言，如果不能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建设工作，而期望领导干部执行力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上述问题，重申报轻建设，那就如同将“焦头烂额者奉为上宾”，这对高校的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在后大众化教育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核心，高校的很多建设工作需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来观察成效，决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来建设。因此，应当将高校领导干部战略视野的培养作为继续学习的重中之重。高校干部管理部门不仅应要求高校领导干部在自主学习中注意这方面的历练修养，在干部再培训中，也应通过专题讲课研讨、调研学习交流等形式加强熏陶。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正确进行或开展学科/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对于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提出了挑战。高校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学识深度及广度，没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经验，没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组织水平，那就很难针对学科/专业建设拟定具超前性、战略性的正确预判和防患于未然的举措。在施展执行力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仅是正确开展内涵建设工作的第一步，如能正确做出战略性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设计和举措则是彰显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的分水岭。总之，对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如何夯实这个基础不能忽视当前高等教育已发展到后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一现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高校领导干部需要从建设理念和战略思维作双重转变。对于该阶段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执行力水平建设，高校应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庆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高校处级干部队伍执行力建设[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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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并不只因为美国政府每年巨额的教育投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高校往往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很好地结合。反观我国高等教育，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重技轻道，过于强调政治论，使大学失去了最根本的社会作用。以培养具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素养的综合性人才为目标，同时要求高等教育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只有经过适当的专门训练才能有承担一定的社会任务和责任的资格，专业教育的存在是必需的。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各门学科内部相互交叉渗透，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也出现融合趋势，科学技术在分化的同时又呈现高度综合的趋势，这就要求大学所不能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而要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思路以及高度的综合能力。

二、加强职业教育，突出办学特色

加强职业教育，要求高校重视职业教育、精英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职业教育关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质量，是每个社会个体都或多或少接受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目前我国高校职业教育环节相当欠缺，很多大学生虽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但工作上的具体操作能力远远差于接受过专业职业教育的人。高校应在空间上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相互交叉，各种教育资源相互补充，共同为受教育者提供全面的学习环境。加强职业教育，要求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辅相成。以专业教育为主体，职业教育为辅，形成特色化教育模式，突出院校的教育教学优势之所在，打造品牌型专业学科，加强国内外竞争力。

三、学习国外私立大学办学特色，创造我国民办大学多样化

美国教育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功劳都属于私立大学。众所周知，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大学这四所私立大学，都是世界顶尖学府，凭借其特有治学手段和先进的教学经验，源源不断地为美国社会输送顶尖人才。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民办高校规模不断壮大，和公立大学一起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统一整体。民办大学办学实力的提升，直接关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我国民办大学办学历史太短，经验欠缺，要实现“社会教育”向“质量教育”的转变，必须借鉴国外私立大学的先进经验。首先，实行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并重发展的模式;其次，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为私立大学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加强民办大学的民主管理，创造各有特色的多样化教育教学方式。

四、继承传统书院教育之优良，打造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教育上的新变化，拓展了教育的功能，促进古代教育空前的发展。打造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要求我们传承和发扬古代优良文化教育传统，取书院教育之长，补高等教育之短。第一，重视人格教育，我们应从书院陶冶人格的教育中汲取经验，开展人格与知识并重的双轨式教育，加强学生修养，健全学生人格。第二，开展学术研讨，提倡门户开放，要立足于学术创新，打破固定高端科学技术保密制度，以开发的心态促进学术交流，切实提高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第三，师生互爱，教学相长，以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平等民主、教学相长、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为目标，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第四，寓教于乐，教师的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思考能力。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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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完善信息化管理运行系统

学校的各行政部门首先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强对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视，对学校、各院系、相关部门的组织运行流程进行整合优化，建立全面化、广阔化的数据信息及办公信息资源库。与此同时，积极建立好一套完整科学化的信息、维护机制，可突破空间、地域的限制，实现各行政信息之间的传输，以此实现科学的行政管理。

二、建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

（一）积极开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在高校的行政管理中，积极鼓励多类投资主体的参与，主要目的是为高校运转、发展谋求更多的社会资金。因而高校在行政管理中，需注意加强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改变高校投资依赖职能的现状，使高校成为多元化的融资主体。具体措施可分三项。第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优势，加强教育改革，提升人才质量，争取更多支持。第二，采用自主及校企合作的科研方式，尽量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1]。第三，采用校办企业的方式扩大经费来源。凭借高等教育人才集中的优势，开办各类知识型企业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实现行政管理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的转变。

（二）扶持教育中介机构一同参与管理在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中，需促进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使其为高校分担一部分的行政管理责任。将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作用实现最大化地发挥，不仅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同时也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的要求。教育中介机构在发展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对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协调，且可增加一些社会人士参与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可有效提升决策的透明与公正，达到较好的教育管理效果。

三、提升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中政府的调控能力

（一）加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中，有一问题较为突出，即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职能，采用宏观调控方式，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现状，避免直接性地干预管理。具体可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中央政府积极应用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拨款等方式对高等教育实行宏观管理。第二，中央政府需注意加强对教育宏观决策的研究，尽可能地实现教育管理决策的科学、民主化。第三，政府需注意加强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建设，完善其法律规范体系[2]。

（二）加大高等教育中省级政府的管理范围在现今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中，需注意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管理范围。具体操作方式为：第一，切实解决地方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收入问题。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落实好地方政府对于高校发展的投资，采用政府办学方式，确保高校良好生存、发展。第二，合理扩大省级政府对于高校的管理范围，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办学特色。所谓办学特色即实现与地方发展状况有机结合的特色，这可进一步促进地方优势的发挥，实现地方及高等教育管理的双重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力度及范围的增大，可进一步增强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中政府的调控能力，实现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科学转变。

四、建立自主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协调机制

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协调机制主要针对的是行政管理系统内外部、纵横向之间所有的关系，对其进行科学调节管理，实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权责明晰，进一步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目标，提升管理效能。此协调机制在教育行政管理运行体系中极为重要，可以说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贯穿始终[3]。

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积极建立起协调机制，明确中央与地方二者的行政管理系统关系及其权限，协调好各行政、业务部门。教育行政管理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为高等教育管理质量的提升提供充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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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协会组织；政策行动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8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徐自强：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政策行动分析

在政策系统中，政策行动者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政策理论中的“铁三角”概念，而是扩展到来自各个政府层级积极进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参与者，以及在整个政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媒体、专家学者、政策分析人员等。在高等教育领域，活跃着一个由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的政策行动者，当这些拥有共同信念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时，就会产生高等教育协会组织。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不但具有参与政策制定的行动能力，更可以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与政府部门分享决策权。在这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发展是比较成熟的。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如何作为一股独立力量开展政策行动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理念逻辑：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成立基础

（一）分权制衡治理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及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地结合，‘使社会成为可能’，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1＼]由劳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与专门化，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直接反映在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上。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成立并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分权制衡的宪法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整体社会环境。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使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真正成为了一支可以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发挥作用的独立力量。

美国高等教育与认证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Accreditation，AAHEA），原为AAHE，是美国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历史最悠久的非营利性协会组织之一。AAHEA的历史源于1870年，当时的全美教育同盟（NEA）建立了一个高等教育部门，也就是AAHEA的前身。该部门于1924年解散，于1945年再次激活，并于1958年更名为高等教育协会。1968年，全美教育同盟（NEA）投票决定进入集体谈判，同时这个AAHEA的前身部门反过来投票决定要使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的全美教育同盟的相关组织。1969年2月，全美教育同盟理事会投票决定不支持这个新组织。1969年3月，由该部门的300名会员组成的群体达成共识，通过会员资格注册的形式来筹集资金，以使该部门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存在。由此， AAHE在哥伦比亚特区正式成为了一个自治的非营利组织。2007年2月，AAHE正式更名为AAHEA。AAHEA总部设在华盛顿，并在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地方设有许多分部。

AAHEA的成立与发展史不难看出，以独立的不受他人制约和限制的身份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发挥作用是AAHEA的基石。而这个基石孕育的内涵正是来源于美国联邦宪法所蕴含的分权制衡的治理精髓。美国所有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中没有一个不是由此成立而发展至今的，这为协会组织在提升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方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核心价值取向

美国联邦宪法的开篇中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2＼]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民主、自由、公平的追求与向往是美国公民开展任何有关高等教育活动的核心价值取向。教育制度的目的和本质所指是美国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对教育的民利的追求成为教育领域内的核心价值取向。接受高等教育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该拥有的一项基本的民利。

从AAHEA的组织愿景中不难看出，组织所有的高等教育的个人、机构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学习，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高等教育的共同利益提供20多个学科的认证，并将教育的标准带到一个新的高度。AAHEA是一个独立的会员制的，非营利的协会组织，致力于为高等教育构筑人力资本，并在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里成为人们获取与高等教育有关的重大问题的信息之源＼[3＼]。此外，2007年2月的更名彰显了AAHEA对于认证功能的重视，丰富和拓宽了自己的使命，预示着AAHEA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高度关注。AAHEA通过独特的服务，在高等教育领域逐渐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和空间，并由此有针对性和实质性地对高等教育施加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协会成立的核心价值观是以高等教育共同或者公共利益为指导，为公民提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服务。民主、多元、优质、共同利益一起构成了AAHEA的核心价值观。

（三）利益博弈聚合

核心价值取向的确立不代表美国没有价值冲突，因为个人主义的倾向鼓励人们站在个人的立场理解问题，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解决问题是社会的责任。因此，这些协会组织的成立同样也是多种价值冲突平衡的结果。美国的任何一个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在成立之前，均是由一批带有浓厚的行业或职业色彩的个人或机构，因拥有共同利益并在经过利益的博弈之后聚合在一起的，聚合的原因或是其自身利益未得到保障，或是因为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以另一个美国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为例。成立于1915年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正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教师在学术自由、任职聘用等方面的权益未得到保障或受到侵害聚集在一起而成立的。作为一种职业，大学教师特有的职业及行业属性带来了其自身的独属利益。正因为这些利益未得到切实的保障或受到了侵害，使得他们聚集在一起通过成立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组织来完成自身利益的表达。

从AAHEA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出，成员均是那些愿意并时刻准备同自己的同事分享经验的美国人才或精英，这些人才或精英横跨各个学科门类，来自各个层次的教育、决策者、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其他公众等。大学教员、管理人员、学生、高教机构的理事以及其他关心高等教育事业的人员均可申请成为AAHEA的会员。这一方面是分权治理制衡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平衡价值冲突的博弈选择。此外，任何一个协会组织对会员的要求都是自愿加入，而不是强制。这可以看做是组织在成立之时对每一个会员提出的自我博弈和价值平衡的要求。这同样意味着成为了组织的成员，就必须遵循组织的核心价值。正是由于美国对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价值冲突的准确把握和理性认知，才使得每一个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政策行动：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具体作为

（一）利益代言诉求整合

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教育利益的分配。美国高等教育的协会组织作为一种为共同目标和利益而建立的共同体，具有强烈的为其成员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忠实地履行着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和担当代言人的职责。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协会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协会、专业或卫星协会、其他各种地方组织的小协会。这其中绝大多数协会——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及六大核心协会——的成员构成直接反映了成员群体的共同利益，其代言诉求的属性较为清晰和独特。再如六大协会的美国教育理事会（ACE）、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全国州立和赠地学院协会（NASULGC）、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协会（AASCU）和全国独立学院与大学协会（NAICU），它们分别代表了大学、社区学院等不同类型的大学群体。相比其他协会组织来说，AAHEA的利益代言诉求更为特殊。AAHEA实行理事会负责制，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为4年，由协会会员选举产生，并且在成员构成中必须有1名学生成员。这说明，AAHEA的成员来源分布比较均匀，能够更好地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并代表各方的利益，尤其重视那些并未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利益群体的诉求。从理事会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出，2003年共有18人，其中77.7%来自高校；2004年共有12人，66.6%来自高校。这说明高校的专业人士在代表着高校利益的同时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谋求利益。与此同时，由专业人士集结而成的群体在组织化之后更具备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争取自身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利益。

（二）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美国的绝大多数教育政策是以具体法案或者议案的形式呈现的，针对性和问题性非常强。也正因如此，才使这些协会组织有了大显身手的空间。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在高等教育政策中发挥直接作用并不是一帆风顺和顺理成章的，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争取过程。早期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力量非常微弱，他们的声音未能得到美国权力机构的重视。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的筹备活动中，时任总统的约翰逊政府并没有重视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而是将他们排除在政策咨询之外。在1972年的修订案中，教育协会组织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活动能力、知识与技巧，且未能提供完整的令人信服的材料信息。以美国教育理事会为代表的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大学的资助，遭到了美国国会的拒绝；而作为权力机构成员的参议员佩尔提出以教育券形式给学生提供资助，学生可以将教育券带到任何一所合格的学校使用，以此来更好地实现教育计划的均等。佩尔的学生资助方案（即佩尔助学金计划）顺利获得通过。这一沉重打击和社会舆论的批评促使以美国教育理事会为代表的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进行了内部的重组改革，明确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以非正式聚会、会议或沙龙的形式提升了自身的参与能力，并由此逐渐成熟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首先，AAHEA通过出版发行各种学术刊物及杂志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以令人信服的学术研究成果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的全部过程。这些学术刊物和杂志包括《教学与学习》、《教师角色与回报》、《教育评估》、《CHANGE》等高等教育方面的刊物。其中杂志《CHANGE》是AAHEA主办的高等教育方面的一本既具有前瞻性、权威性又具有较强理论深度的学术刊物，它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建设性会话与辩论的平台，并保持中立。

其次，直接提供顾问咨询服务。AAHEA的专家们通过对一些大学的考察，为他们目前和将来要进行的变革提供咨询建议，根据个人或团体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帮助。此外，AAHEA还通过召集会议和开展专项研究项目的方式，来探究高等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当着个体、学校、州政府以及联邦等不同层面上发展变革的催化剂的角色＼[4＼]。

（三）直接介入政策过程

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对于政策过程的介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及活动制定行业或专业的标准与规则，即成为不与其他政策子系统发生关系的独立政策子系统；二是在整个政策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制衡并发挥直接作用。

以AAHEA为例，在第一方面的工作中，AAHEA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20多个不同的学科制定标准，提供专业认证和教育信息服务。具体来说，协会会提供一系列学院水平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最大限度地激发被认证学生的能力，并使他们在正规的学习之后获得学位和证书。AAHEA认为，一个认证机构进行认证的首要职责是高水平项目所取得的成绩和高质量的保持。因此教育项目的评估和持续的改进是一种不间断的责任。随着环境和需求的变化，协会应不断重新界定制约教育项目高质量的影响因素。

例如，AAHEA的一项赞助研究项目为家庭教育的家庭教师（双亲教师）的资格和标准进行认证。家庭教育是美国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目前家庭学校教育的数量在美国非常庞大，并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孩子的家长们始终没有接受正式的认证或者培训，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学校系统难以接收他们的孩子。鉴于此，AAHEA将此课题作为重点研究项目为家庭教育的家庭教师进行资格和标准的认证，项目的具体内容是以半年为周期对这些家长进行强制性的课堂培训、测验和审查。具体的认证水平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委员会注册家庭教师”，所有在AAHEA注册的家庭教师都必须接受该项目的所有培训、测验和审查，这个水平较高＼[3＼]；第二类是从业水平或入门水平，即要想作一名家庭学校教师就必须接受该计划的认证。此计划的认证有效性再由第三方来认证，即每一个教师的资格或能力认证达到何种水平，将由拥有一位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教授来监督、审阅、批准，同时接受委员会的审核＼[3＼]。

在第二方面的工作中，由于分权制衡治理的政治体系原则设计，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高等教育的协会组织通过游说、抗议、辩论等形式利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来争取有利的政策法案或避免不利法案。如1995年国会提出了削减联邦学生贷款的议案，以美国教育理事会（ACE）为首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联合社会其他力量，成功地游说了克林顿总统，使其行使了否决权并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增加学生资助的措施＼[5＼]。AAHEA是美国除“六巨头”之外的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活跃分子，除了关注高等教育的一般性问题（如学生资助）之外，还重点关注影响到民间认证、评估、评价方面的立法问题。

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对于政策过程的直接介入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理解上的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而是在包括政策制定环节在内的整个政策过程之中，让权力机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高等教育系统（高等院校）之间相互制衡，或者竭尽全力推动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策尽快出台，或者千方百计阻止不利的政策面世，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机构的初始意图，在整个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探索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行动启示

（一）权力机构的政策行动局限

作为政策主要行动者之一，权力机构无疑享有直接制定教育政策的权力，但是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治理本质，致使权力机构没有在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的“垄断权力”，它必须在同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和高等院校的分权治理、相互制衡之下才可以发挥作用。除了分权制衡治理的因素之外，由于权力机构自身存在的特殊地位和职能，他们有着难以避免的政策活动局限。一是难以全面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高等教育政策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在政策实践中的政策利益派发，其中涵盖的信息是一个千差万别的复杂系统，仅仅凭借权力机构的人员及投入，很难全面掌握高等教育实践的信息。此外，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涉及大量的专业信息和专业研究方法，权力机构在这一方面显然不及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二是缺乏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达和博弈。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涉及高等教育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实际参与政策过程的只有权力机构，将使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不同立场的利益博弈，也就意味着不同取向的政策选择方案的缺失，从而降低了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6＼]。

（二）协会组织的政策行动优势

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在高等教育政策中的政策行动优势对应着权力机构的劣势，它体现在：第一，可以提供较为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高等教育的协会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代表高等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代表着各个方面与环节，可以提供全面的信息。协会组织大多成立于实践之中，其成员、职员的绝大多数也都来自高等教育的实践部门，广泛参与高等教育的治理实践，因此最了解和掌握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可以提供真实的信息。协会组织还可以提供专业的信息。以AAHEA为例，其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来自高等教育第一线的专业人士，他们创办学术期刊杂志，承担研究项目，聘用专业的人员为政策过程进行大量的信息资料的研究。第二，可以形成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博弈。由于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就是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追求的人群组成的，因此各个利益相关者所持有的立场和诉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进入政策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方案，由此形成博弈。而博弈的过程增加了政策的科学性，并提高了优秀政策方案出台的可能性。此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互动有利于各自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从而使各方利益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第三，可以对权力机构加以限制和制约。众所周知，美国的权力机构是限权的，没有哪一个机构可以在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协会组织的参与迫使权力机构不能完全随其意愿制定有关高等教育政策。权力机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外部强势集团，唯有协会组织这样一个来自高等教育内部的有组织的自主力量才能同其相互制衡。

综上所述，我国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发展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借鉴：首先，赋予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制度性参与的权力。除了学术研究、传播和交流，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还有许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的范围和领域。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在政策行动中仍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地位，在对其政策行动能力进行准确客观的评估之后，应主动将可以完全胜任的政策空间交予它们施展。其次，科学合理地划分高等教育协会组织的责任和权限。权力的恶性行使不取决于组织的属性，任何组织的行动都要在责任和权限边界清晰的条件下才能得以良性运转。第三，搭建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与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沟通平台。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参与政策行动绝不是“闭门造车”，日益开放的政策系统为所有政策行动者之间展开沟通与合作提供了必要和可能，这也是保障政策行动达到预期效果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 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 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M＼].毛国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71.

＼[3＼] 美国高等教育与认证协会.Home Schooling Parent-Teacher Certification＼[EB/OL＼].（20080914）＼[20120407＼]http：∥/index.htm.

＼[4＼] 王永林.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和大学与学院联合会——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个案研究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4（10）：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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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生专业结构；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G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2―0061―02

据《南京晨报》今年8月17日报道：在南京交通技师学院8月16日举办的“预就业”双向选择会上，朗驰、跃进、依维柯、大件等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了800多个岗位，学校这届学生却只有400多个，差不多两个岗位争抢一个学生，不少才上完二年级的学生提前找到了“婆家”。而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在校大学生调查(共有8777人参加)。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51．5％的人认为学不到东西，学费高、工作难找；2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自己会“上个高职，学门手艺”。

就业市场的两重天，让人欢喜的同时也让人忧。欢喜的是：在高等学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高职院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已逐渐形成核心竞争力，受欢迎程度不断增强，就业率持续提高。忧的是：从总体上看，毕业生整体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技术型人才紧缺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现有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而且多数是初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4％。从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看，技术工人更是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突出因素。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企业找不到合适人才，社会对各类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很大，近年来一直供不应求。如何解决供需矛盾，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学生等多方面努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一、转变思想观念，加大资金投入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上普遍重视高等教育，鄙薄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对职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据测算，职业教育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成本的2．5倍，但现实却是职业教育人均投入远远低于普通教育，资金短缺已严重影响职业教育发展。国务院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应积极主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地方政府、企业加强联系，采取“产学合作”、“定单培养”等多种办学形式筹集资金，对学校办学特色、就业情况和就业前景等向学生家长加强宣传，增强家长对职业教育的信心。

要把学生培养成应用型人才，还要有一批高素质学生。家长和学生应改变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与其“念了四年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还不如面对现实“学门手艺”，做企业中的“高级蓝领”。将“专转本”招生从普通高校转入本科高职院校，鼓励优秀的专科学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到本科高等职业院校学习和深造，成为应用性本科人才。企业中的许多优秀工人动手操作能力很强，但理论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发展空间，也影响了企业做强做大，高等职业院校应加强和企业合作，定期为工人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发展潜力。

二、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院校，建构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由高专高职院校来完成。以前发展比较好的高专高职“升本”后不少已经向普通高等教育方向发展，现有的高专高职院校大多是由中专学校升格上来的。在这种状况下，单靠现有的高职高专院校，难以胜任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的艰巨任务。改变这种局面，建议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首先，在现有高职院校基础上择优重组，建设高职大校强校。只有实力强大的学校，才能产生内生机制，才能在社会竞争中取得优胜。充分利用现有高专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理念、课程设施体系、技术培训实践教学条件、师资具备理论与实践双重素质等资源优势，将同一地区各类学校择优进行整合，建成综合性高职院校。也可以把同一类型的学校合并成一所大学校。同时，加强高职院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挥各个学校的优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节约学校的发展成本，把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薄弱领域。

其次，加强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许多大学生不容易找到工作，是因为高等教育院校同一专业简单重复设置，人才培养模式雷同，造成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极大地浪费了教育资源。政府部门应加强宏观调控和引导，促进高等教育院校的分化：原来是职业教育“升本”上来的院校应立足于职业教育发展，一部分高等教育院校也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化。各高等院校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

最后，促进民办高等院校发展。民办高等院校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兴力量。民办院校多为投资性办学，受利益的驱使，他们具有很强的市场敏感性和灵活性，能根据市场发展需求合理设置专业和课程，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大力鼓励和扶持民办高等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领域的活力。

现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最高只有大专层次，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院校以后，应进一步建构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本科、本科以上学历层次的完整结构体系，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对发展比较好的院校加大投入和宣传，建立一批重点职业大学，打造职业教育领域的“清华”和“北大”。

三、建立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确定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由于其培养目标的特点，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名师出高徒”，学校以地位和高薪吸引国内外职业教育领域的名师、大师来任教，加强对本校教师培养，有计划地选派有潜质的教师到大学、大企业学习和实践，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推行首席教师制和导师制，配以专门工作室和科研经费，组成技术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和创新；加强教师双重素质培养，建立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考核体系和相应的高职教师职称评定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应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找到工作，就是因为企业和高校之间存在错位。高等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决策时，既要突出教育的先导性和远瞻性，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企业需求确定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又要切实将人才的应用型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基地建设、教材建设中去。聘请企业界专家和各用人单位参与，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和办学形式，如德国的“双元制”办学形式，英国的“三明治”办学形式等，全面提高高职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