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     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应用讨论;

Abstract：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s the core of modern socie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hole socie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computer algorithm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undoubtedly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computer network.

Keyword：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discussion;

1、 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

1.1、 突破计算能力的局限

人工智能采用了人类学习方式，能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扫描分析，从而提高底层计算能力，特别是在GPU发展的阶段，让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增长到几倍甚至是十几倍。目前随着TPU的发展，让计算速度达到以往的30倍左右，这样不仅降低了人类数据计算成本，也能在相关人员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时，提高数据处理的精准度与全面性。

1.2 、强化对数据信息的积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增加了数据处理量。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互联网中收集到的信息，然后经过人工智能分析、整理、储存，可尽量减少数据井喷带来的影响，帮助在数据层面做更多的积累。

2、 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

2.1、 人工智能数据处理

充分运用其对数据信息的挖掘处理作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帮助处理数据和挖掘相关数据，并不意味着对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非法入侵方式以及途径等进行分析和处理、深入对数据的挖掘处理，而这样就能有效对比运用人工智能后的差异，通过整理进而形成一套合理的计算机编码，实现对非入侵以及途径的确认，并通过分析和掌握入侵规律，提高计算机网络运行的安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自身就存在很多漏洞，需用户不断对其系统进行持续的改进，并对非法入侵的原因进行和分析，对计算机较为落后的相应设备问题，用户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2.2 、计算机网络管理

要想提升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网络管理中体现其作用，就需建立安全管理的保障措施，采用其数据统计、运算以及记忆识别等对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和筛选。

2.2.1、 建立专家系统数据库

人工智能技术中其核心内容是具有丰富数据的专家系统数据库，通过运用专家知识、经验以及对数据的处理和推理方法，将互联网技术中的内容嵌入专家数据库中，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换，将简单的数据信息转化为较复杂的程序化信息，这样用户在对数据进行运用时就能根据专家的经验不断对数据信息进行优化处理，选择最为合适的方式用到计算机网络系统中，更好地进行互联网系统管理工作。

2.2.2、 提供智能解答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计算机网络系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现对用户问题的解答。用户在运用计算机并想从网络中获取信息时，人工智能技术就能自动在互联网中搜寻相关答案并匹配出最佳答案。与以往的问答方式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的解答只需通过一个简单的指令就能实现，并能持续做好后续的筛选工作，进而对数据信息进行很好的分析和处理，找出用户最需要的信息，缩短整个信息搜寻的时间，提高用户在海量数据信息中找到精准答案的效率。

2.3、 BP网络技术

BP网络技术能输出或输入相关的数学映射关系，从而加强学习和存储功能。它是集生物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相关学科做支撑的现代网络技术，可高度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有规律地进行计算。随着它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越来越了解和熟练掌握其相关功能，如音频、视频等的处理都是经过BP神经网络技术。它的优势就是注重数据方面的独立分析和处理，也随时引进新技术，增加新能力，不断创新和发展。

2.4 、支持向量机算法

支持向量机算法可带来超强的人工智能技术，基于一种完整的样本数量，实现非线性的数据采集，从而高度准确地应用于计算机的高维度数据模式。在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高度融合时，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查找到一个与实际较符合的核函数，并进行类别区分，最终就可实现基数大的目标函数。现今，支持向量机算法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建模、地图分析等多领域，提高了建模质量，为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高度融合提供最大可能。

2.5、 智能反垃圾邮件系统

民众在使用电子邮件的过程中，经常会收到一些包含了敏感信息和病毒的邮件，或是收到一些垃圾邮件的骚扰，这些软件给用户造成很大的困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提升电子邮箱对垃圾邮件的拦截，防范垃圾电邮对用户的骚扰。其通过在电邮系统服务器之前设立一个多层次的邮件过滤方案，使那些对用户无用的邮件无法进入到服务器内，从而实现对垃圾邮件的拦截。目前的QQ邮箱、163邮箱以及一些企业级的邮箱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反垃圾邮件的智能化，使用户不再受垃圾邮件的侵扰。

2.6、 智能检测、升级系统软硬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计算机网络的软、硬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计算机及其衍生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使得计算机网络的软、硬件升级换代日益频繁。计算网络应用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决定了其在数据采集处理以及信息流通共享上的效率，注重计算机网络软硬件设施建设，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升级，更新成为用户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上的应用，可根据其工作需求对软硬件性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并根据判断结果对软件系统进行更新升级，也可及时提醒用户对硬件系统进行更新升级。

人工智能的先进性同时还能提高企业在数据信息资源流通共享中的安全等级，其自动升级和检测提醒功能，能保证企业的计算机网络实时处于最优状态，不仅提高数据信息资源共享效率，还提高企业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能，避免数据信息资源被盗取、泄露的可能。

3 、人工智能应用问题分析

3.1 、安全问题

任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就是安全，这是第一位的。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高尖端技术，如果脱离人类的控制，将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其一，技术滥用引发的安全危机。人工智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如黑客可通过智能技术攻击国家的网站、盗取机密信息。此外，黑客还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攻破公司的防火墙，非法获得公司的财务信息，甚至将公司财务的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其二，技术缺陷或管理不当诱发的安全隐患。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系统还不够成熟，有些技术存在漏洞，可能使人工智能系统出现异常或失灵。例如，深度学习技术不完善，机器人的生产及安装不当会导致严重后果等。

3.2、 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的产生，带来新的伦理问题。智能机器的行为规则能否与社会规范相兼容。机器人也要遵守社会伦理道德，按照人类伦理来行动。如若不然就会引发特殊的伦理问题。谷歌等公司研制的无人驾驶汽车，拆除方向盘、油门和刹车，仅靠智能系统感知周遭情况，基于大数据的分析而判断行车方向。如果是正常行驶、没有意外发生，那么智能汽车可以安全行驶。然而，遇到前方有5人闯红灯，路边有2人在等待，在不能及时刹车的情况下，无人驾驶汽车是选择直行还是转向路边呢？而这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又由谁来负责？显然，这是人类都难以抉择的问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出现以后，一种模拟人的大脑进行学习而获取有用信息的智能技术，在当今时代得以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1]戚爽,计算机网络环境下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4).78-81.

[2]贾新春,彭登永,李雷,等,城市路网的一种最优路径搜索算法[U].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20,43(1):58-64.

[3]赵娟平,高宪文,符秀辉,改进蚁群优化算法求解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U]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1,35(5):637-641.

[4]苏晨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网络安全及解决策略[J]J南方农机, 2020,51(23):153+156-157.

[5]詹盘毅,王霞.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20(33): 168-169.

篇2

关键词：信息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智能化社会；现代人类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研究”（15BKS072）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47-06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紧密结合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以超文本传输协定（HTTP）、通用资源识别码（URL）和万维网（WWW）问世为标志的网络化革命。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工业革命以能源为动力，改变的是世界的物质结构，信息革命则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重构出一个崭新的信息空间。工业革命利用机器延伸和扩大了人的手脚功能，强化了人的体力；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则扩大和延伸了人的思维、神经和感官的功能，取代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它使人们可以用更多精力进行知识创新，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劳动。

信息时代的来临，必然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变。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L・哈特所说：“资本主义确实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工业时代的旧的发展战略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当今时代正在酝酿一种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商业模式，一种能够惠及整个人类大家庭而又不破坏自然美丽山河原貌的模式。”①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由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的转型。

一、当代资本主义推动机械化、自动化社会转向智能化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与以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机器大工业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它也借助商品经济的活力和机器大工业的优越性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鼎盛的工业社会。其生产制造能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及开发物质产品的能力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社会的优势得以充分显现。

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在新的科技革命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开始了社会转型，重构出一个崭新的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被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取代。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赋予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称谓，诸如“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新工业社会”、“丰裕社会”、“技术电子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智能社会”、“信息社会”等等。这些称谓一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变革的推动下，实现了进一步的知识更新和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出现了一些传统工业文明所不具备的新的文明特征：集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于一身的智能化内容正在融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智能化的世界之中。

其一，智能化取代自动化和机械化成为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技术载体和手段。在推动生产力全面机械化、自动化、大型化、社会化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同时也为其社会转型预备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推动了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信息技术的实质，是知识、智能与互联网的高度集成和整合运用。高度智能化的电子计算机和高度信息化的互联网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由机械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转变；社会劳动方式实现了从机械化、自动化向智能化的转变。智能型仪表或传感器已大量嵌入到各类生产设备、工具、器具乃至零部件之中。它们与计算机连接，能系统性地解构、处理各种数据，迅捷作出精确反应，从而使分布在社会生产方方面面的各种设备具有较高的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黑灯车间、软式制造、定制生产、三D打印等智能化生产形式或智能化a品迅速普及。

智能机器人、数控机床以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生产智能化的集中表现。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机床数控率已经高达生产产值的70%以上，其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密度，2014年分别达到每万名工人拥有323台和282台。② 这些智能机器人装有各类传感器和高性能电脑，可以敏锐而准确地辨识不同声音、不同图像并迅捷作出有针对性的话语和动作反应。其中，日本FANUC公司的“真空袋装药剂整列”机器人系统，在袋装药剂时，视觉定位，准确抓取，高效完成包装、装配、搬运、拣选等整列工序，其生产柔性化、智能化是传统工业生产线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轿车可以同时在13个国家的流水线上制造，一台设在都灵的电子计算机通过人造卫星对整个物质生产流程进行集中管理，对小汽车的组装进行遥控。③ 众多美国企业由于有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武装实行了软式制造，其装配线可以同时生产几种不同的产品，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产品的规格和功能，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客户供货。IBM公司设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的一家工厂，其装配线可同时生产12种不同的产品。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铁路机车制造厂由于实行软式制造，定做和制造一辆机车的时间由两年缩短到6个月，产量提高两倍以上。

智能化生产在种植业领域同样得以实现。目前，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使用温室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运用温室控制软件，按照不同作物的特点进行自动控制，从而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最适要求。美国大约有40%的农地运用电子通信和卫星导航智能系统、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田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监测系统、智能化农机系统等，对不同地块、不同作物进行精准的自适应喷水、施肥、撒药。④ 同时有82%的温室运用温室计算机控制与管理系统、电脑和遥感遥测等高新技术，根据温室作物的特点和要求，对温室内光照、温度、水、气、肥等诸多因子进行自动调控，对花卉、果蔬等产品的开花和成熟期进行智能化控制。荷兰建有1.2万公顷现代化自动控制温室，室内温度、光照、湿度、作物生长情况、环境等全部由计算机智能调控监控。⑤ 工业化生产样式已经转向智能化生产样式。

需要强调的是，2010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推行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把物体与互联网连接，实现对物体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的出现强化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其二，智能化取代自动化和机械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技术载体和手段。伴随数字化革命和网络化革命，电脑、电子微处理器、电子传感器、智能手机等智能化电子产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迅速普及，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计算机几乎占领了办公室、工厂、学校、医院、社区及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汽车、智能卫星导航仪、无人飞机等已经广泛应用，而智能衣帽、智能鞋、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正在推广。谷歌眼镜“集智能手机、GPS、相机于一身，用户只要眨眨眼就能拍照上传，甚至直接拍摄视频上传”⑥。据调查统计，美国12岁以上孩子使用平板电脑的比例达到70%，77%的孩子会在平板上玩游戏、下载APP。英国3至12岁孩子中有44%拥有平板电脑，11岁后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高达46%。⑦ 无线射频芯片等具有“电子神经”的感知设备已经遍布在人们的周围，不受时间限制地感测着人们的工作、购物、交往和生活的各项动态，进而作出智能化处理。

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生活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空间，正在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消费方式、通讯方式、交通方式与新闻传播方式。在人们刷卡购物、刷卡乘车、刷卡充值、刷卡理财、刷卡查阅文献资料、刷卡就餐、刷卡开门等“一卡通”的背后，是智能化技术的支撑。而在智能化与网络化的支撑下，网上购物、网上授课、网上娱乐、网上理财、W上交友、网上订购机票和酒店、网上学术交流、网上政治参与已是人们基本的社会生活样式。同时，智能化技术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处理、存储、传递和交流信息的便捷手段，给人们吸收新知识，密切人际交往增添了便利。电子图书馆、网络翻译、网络搜索获取知识已经进入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更新、充实知识，传递、交换信息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由于智能传感器的广泛运用，智能社区、智慧城市等正在发达国家中涌现。在智慧城市的交通运输方面，卫星导航系统、智能交通指挥系统、铁路运输智能管理系统、民用航空智能调控系统等都已全面实施。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实施智能交通系统，使交通拥挤状况减轻了18%。该市在每一辆车上都安装了应答器标签，标签与城区18个路边控制站的收发器进行通信，收发器自动识别每天过往的车辆，并根据不同时段自动征收道路使用费，从而分流了市区的车辆。在智能社区方面，智能电网管理系统、家庭电器智能管理系统、智能社区医疗服务系统、智能家政服务管理系统、智能警务系统等得到广泛应用。社区生活与管理呈现全新的“智慧”状态。

上述新特征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从机械化、自动化社会转向智能化社会。

二、当代资本主义推动工业经济社会转向知识经济社会

从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在工业社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惊人的物质财富。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无节制地开发、消耗自然资源和毫无顾忌地破环、污染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历史证明，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三种资源：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其中，几乎不计成本地利用和消耗自然资源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因。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钢铁、煤炭、石油、矿产等产业。而“上帝”似乎很眷顾人类，让人类生存在其中的地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铁矿石、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为工业经济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廉价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激发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致使西方各国资本沉浸于利用自然资源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攫取剩余价值的冲动之中。科技创新、投资融资、产业政策均围绕自然资源开发而展开。于是，钢铁、煤炭、石油、矿产等产业以及建立在自然资源开发和消费基础上的机械、汽车、火力发电等产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东和北美的石油、非洲的矿产、欧美大陆的煤炭、澳洲的铁矿均遭到史无前例的开采。

建立在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开发和消耗基础上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二是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严重破环的问题凸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转型。转型的内容之一就是从工业经济社会转向知识经济社会。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各国也十分重视知识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还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虽然经济发展依然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其主要推动力已经变为知识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人们通过全面推动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可以在尽量减少自然资源开发和消耗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较大发展。“在这个社会中，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它现在是且将来也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是技术创新，将知识应用于工作。”⑧ 正如美国学者德鲁克所说，当代资本主义转向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充分运用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其一，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自美国1990年代出现“新经济”以来，当代资本主义运用知识创新和科技革命推动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并将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由自动化、电讯化阶段迅速发展到智能化、信息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知识、新科技迅速发展和传播。据统计，一个普通的美国上班族每年大约产生180万兆字节的数据。而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的出现，又使人们以便捷的方式交换、共享知识和信息；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的使用则大幅度提升了知识与信息的价值和作用。新知识、新科技的发展和传播大大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使劳动力的知识与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加快了知识更新的速度，使人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借助知识与科技无限放大，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知识产品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产品设计、工程支持、技术研发、信息技术支持、资讯服务、广告宣传、新闻传播等知识产业已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

其二，通过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地使用物质资源。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充分利用新知识和新技术，优化资源的利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统一。例如用高新复合材料代替钢铁，用复合材料代替木材。还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优化生产环节，运用数控机床和智能机器人实现精度生产，提高产品的制造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废品率和物质材料的损耗率，减少了原材料的用量和物质资源的消耗。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实现物质产品生产中的最优设计，合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同时，运用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节能经济，通过科技手段发展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地热发电，充分开发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非物质化经济，通过知识和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知识创新，发展精准农业，研发无土栽培技术、滴灌技术、智能温室种植技术、现代生物培育技术等，在节约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种植业的发展。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优化产业链，减少环境负荷，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和供需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库存、运输环节的物质损耗。

其三，通过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可以提高劳动者运用有限资源增强物质生产的能力。美国学者菲尔・西蒙（Phil Simon）曾指出：“IT消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以技术为核心的时代。我们都已经变成技术控和数据达人。”⑨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及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既使科技、信息、大数据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也使人们（甚至门外汉）能比以往更容易、更便捷地获取信息、数据和知识，并借助@些信息、数据和知识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

所有这些，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即主要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段。这一文明发展阶段的来临，似乎使人类看到了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及实现生态文明相统一的出路。这就是放弃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耗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转而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波德所说：“当前本质的现象是以重金投资物质设备和大量使用能源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对衰退，而让位于一种‘后工业资本主义’――持续动员科学和技术进步及潜能，以创造未来的需求和消费作为研究和发展的导向，简而言之，也就是‘科技资本主义’。”⑩

三、当代资本主义推动物质主义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以及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满意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11}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之下，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物质财富极大涌流。钢铁、电力、电子、汽车、飞机、轮船等物质产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各国迎来了工业社会的鼎盛时期。由资本主义性质决定，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物质主义社会。人们尽情享受并热衷于追求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物质占有和物质满足，物质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在价值理念上，人们奉行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自然界被视为“为我之物”，成为肆意掠夺和任意践踏的对象。在社会生产领域，各国都热衷于经济高增长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产值、产量成了各国追逐的基本经济指标，经济规模、市场占有和利润成了企业经营的唯一法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追求赚更多的钱，过更奢侈的生活，沉湎于“炫耀性消费”和“后满足型消费”，为满足虚荣心的“无用处消费”或一时兴起的“过剩性消费”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12} 物质价值成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追求，物欲无度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代资本主义开始从物质主义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社会转变。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由崇拜物质价值转变为崇拜精神文化价值，主流社会更加重视后物质价值和生态文明问题。{13} 西方社会民众从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聚敛物质财富等物质价值转向对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人权与公民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的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修正以往基于资源浪费和挥霍的物质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采取更节约也更和谐，更人性化也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新发展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从物质主义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社会的过程。

首先，人们开始放弃物质主义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对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反对肆无忌惮地开发自然、破坏生态的做法。人们开始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后物质主义理念。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民众接受了这样的主张：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的有机身体”，不存在独立于人类影响之外的所谓“自然”。因而，人们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通过共同的、根本的政治选择改变我们的消费方式。正如美国生态主义学者达利等人所说：“所谓敬畏自然，就是让我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与傲慢，怀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倾听自然的需求，考量自然的福祉，把它们作为想象的对话伙伴，充满对自然的关心。”{14} 为此，人类应顺应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推动经济发展。与物质主义发展理念相比，后物质主义发展理念最大的进步在于强调人类应当承担呵护自然、回报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责任，维护好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后物质主义发展理念强调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控制在自然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反对消费主义的暴殄天物和不计生态后果的高速经济增长。

其次，人们开始抛弃单纯对物质富裕、经济增长和产值的迷恋，转而追求环保、节能、洁净、效益等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对西欧各国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节能、环保已成为企业经营必须遵循的准则，通过科技进步将经济增长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各国正在实现的目标。在当今世界，西方各国在发展生态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循环经济、节能经济、非物质经济快速发展。雨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中水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节水灌溉系统、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电动汽车、环保住宅等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相统一的形式正在普及，利用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环境保护、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生活三者和谐统一在这里基本成为现实。

再次，人们开始反思沉溺于物欲的行为，从关注身外的财产转而关注生活的质量，选择更健康、更自然也更正常的生活方式。只求足够、不求更多的生活理念，物质享受合理化的生活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抵制奢侈性、炫耀性、铺张性的物质享受，转而接受质朴、简约、合理的物质生活。贪慕虚荣、奢侈的人越来越少，接受生态消费观、追求生活本真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社会民众认识到，工业社会的炫耀性物质消费是一种社会生活本质的异化。在工业社会异化的消费模式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突出你的符号”，“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5} 基于对这种异化消费模式的否定，人们开始追求本真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欧美民众开始选择骑自行车出行或参与“汽车共享”；选择简单的饮食和朴素的着装；选择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合理利用，如合租住房、写字楼等。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聚敛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鄙视过度贪恋物质财富，鄙视奢侈的物质享受，关注身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关注人生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大多数欧美民众的价值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生态文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爱社会，关爱他人，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自愿为建设更人性化的社会作贡献。

显而易见，从物质主义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社会的转型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次跨越，也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从物质主义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社会，意味着人类找到了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办法，找到了实现现代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奉行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自然界对人类废弃物的自然降解与净化。在工业化时期，人类面临两难课题：要加快经济发展，就要消耗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导致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要保护生态环境，就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从物质主义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社会的转型，为人类社会发展探索出解决上述难题的文明之路。这无疑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

四、结语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度矛盾的社会，也是一个二元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会看到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的统治为核心，以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攫取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为目的，以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为至上利益。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造成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深为特征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以生态环境恶化为标志的生态危机，从而激起劳动民众的激烈反抗，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另一个方面。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阶段和推进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机制之上，以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其物质技术基础。它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及惯性，借助推动科技进步的创新能力和现代市场机制的适应性依然能够进行自我调整，从而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次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一次推动生产力进步的自我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意味着科学技术的飞跃性进步，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意味着人类经济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智能化、信息化取代工业化和自动化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技术载w和手段，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跨越。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程，是人类逐步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也是人类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工业化社会转向智能化社会、工业经济社会转向知识经济社会、物质主义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社会是人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革。信息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巨大作用，正在快速地、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政治、民生等各个领域，使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得到突破。它大幅度提升了人类摆脱自然力束缚的能力，彻底改变了物质生产劳动的范式。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文明阶段进入到信息化文明阶段，显示着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但它客观上推进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验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二元分裂性质。

注释：

① [美]斯图尔特・L・哈特：《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② 任宇：《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智能制造的比较研究》，《工业经济论坛》2015年第2期。

③ 张世鹏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④ James Lowenberg-DeBoer， The Precision Agriculture Revolution Making the Modern Farmer， Foreign Affairs， 2015， 94（3）， pp.105-112.

⑤ 姚於康：《发达国家设施农业智能化发展现状、趋向和启示》，《世界农业》2010年第10期。

⑥⑦ 洪鼎芝：《信息时代：正在变革的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3页。

⑧ [美]彼得・F・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⑨ [美]Phil Simon：《大数据可视化：重构智慧社会》，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⑩ [法]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

{11}{14} [美]赫尔曼・E・达利等：《21世纪生态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12} [德]海因兹・迪德里齐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13} 谢永亮等：《生存危机：新地缘资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篇3

【英文摘要】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growing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the national statute law， is the main form of our countrys customary law culture， meanwhile， is the key vector and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our countrys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ts the eliminating the conflicted and exclu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tatute law and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and re-birthing the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in modern legal system， that is the common goal of returning to the leg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harmonious natural order， rebuilding the spirit of legal faith， returning to the concern of laws valuable reason.

【关键词】民族环境习惯法 传统法文化 法律信仰 价值理性

【英文关键词】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Legal faith; Valuable reason

【正文】

在广大民族区域的不同历史分期，民族环境习惯法总是异彩纷呈，生长繁茂，彰显着民族环境习惯法所独有的人文魅力和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被推向深入的今天，国家制定法层面的环境法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获得了强势“话语权”，而与此同时，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习惯法与制定法在各个国度、各个历史阶段，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状态之中：习惯法越是强大的古代社会，制定法越是微弱；制定法越是壮大的现代社会，习惯法越是衰弱，民族环境习惯法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这种生存状态源自迅速发展的国家制定法的挤压和侵噬，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法律对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的背弃。试想一下，人类在一套背弃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的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而仅靠科学逻辑、世俗功利追求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而获有生命的法律规则体系的指引下，将会面临一个多么离奇和不可想象的前途，若不及时还回法律应有的精神灵光，等待人类的便是一个罪恶的万丈深渊！现代法律必须迷途知返，找回已远去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理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民族环境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所承载的诸多价值和可能贡献并不会因其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遮蔽，相反，在相关理论的反思和追问中，民族环境习惯法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及对法律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将逐步显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指日可待。然而，民族环境习惯法之“进”必然造成国家制定法之“退”。因此，当国家制定法方兴未艾之时，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仅仅在粗浅层面的认识和论说不仅无法为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提供充分理由，而且将会加剧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对抗和挤压。同样，若不探究国家制定法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任其一路高歌，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态仍然不会有所改变。这就必然要求不但对国家制定法的弊病进行深度和全面剖析，同时也需对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贡献进行深掘。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回法律精神的信仰和还原法律的价值理性等三方面的思考，反思和批判现代国家制定法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精粹，以实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进而建构一个更为真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环境法。

一、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一

西方法文化发展至今，作为主导形态的法律实证主义忠贞不渝于这样一个信条：虽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可能反映道德和政治选择，但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或者概念上的联系；有效的法律并不需要具有道德性。[1] 不仅西方法律实证主义创始人奥斯丁阐述了“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这一基本观点。哈特的思想更是达到极致，认为“对法律概念或涵义的研究不同于对法律产生的原因或起源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对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用道德、社会目标、功能或其他标准对法律所作的评判或评价”[2]，因而，法律体系更似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自足性无需摄取体系外因素的养分。不仅如此，在这一自足法律制度体系的“权威下”，习惯被认为从属于立法，因而习惯法可能被法规剥夺其法的资格。[3]缺乏社会道德考量的法律实证主义乐此不疲于其自足的王国，但在面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却日渐力不从心。法律实证主义只关注经济立法与规制的自足而无视经济立法与规则的外在因素，只关注技术入法的自足性而无视技术的负面之害。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继而成为现代文明辉煌的统治与核心。而事实却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功利”性自足规则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类引入与自然、社会伦理相决裂的冰火时期。于是，西方后现代话语开始怀疑并逐渐反思“为什么在我们时代给出一种有关社会进步以及我们制度意义的连贯叙得如此艰难？”[4]这种怀疑和反思的结论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法律不能作为独立自足之物而置身度外。在一个崇尚经济之快与科学技术癖嗜的时代，法律不能是经济、政策、功利、技术的奴仆，而更应坚守其道德之根本性。在倡导逻辑和科学的实证主义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5]，因而，对道德和传统的忽视注定实证主义“是天真而狭隘的”[6]。“实证主义单纯重视认识对象而无视认识主体、单纯强调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作用而抹杀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单纯推崇事实而忽视价值”，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7]

在中国，外源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使现有法律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几乎完全决裂。工业文明的兴起是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渗入我国的重要条件。因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法虽自成体系且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工业文明日盛的现代社会，以“形式的或者经济的‘期待’来衡量，它却是不尽合理的”[8]。而“更重要的是，一向决定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古代法发展趋向本身，都是与形式法律的发展背道而驰的”[9]。受以形式、自足为特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通过国家立法产生并标榜经济、科技、效率等价值的法律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中获得了绝对权威，而中国古代法因其无法承受助益工业文明之大任而只能被迫退居幕后，直至销声匿迹。结果，悲剧发生。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上演了人与自然、社会道德伦理冲突的中国版本：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功用主义盛行、技术统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对抗有增无减等等。实证主义自身弊端暴露无遗。而要克服中国版本的实证主义在法制领域里的先天不足，只有两种途径可循，即，要么全盘摒弃，重拾作为自然秩序和谐手段的中国法文化；要么通过发掘中国法文化的合理部分来抵制、消弭其漏弊，达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而第一种途径显然在我国现今社会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全盘性解构必然面临解构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制度依赖的空乏，且为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不许。这样，只有第二条途径可供选择。而选择第二条途径必将引起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和挤压。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10]法律变革的当务之急便是法律的文化识别和选择，无论这种识别和选择的进程如何艰难，扼杀法律实证主义的梦魇而重释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本质及籍以指导我们当如何行为的机制的本质显然十分必要和紧迫。

在识别和选择中，中西文化形态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就中国传统法文化言，悠长的历史轨迹勾勒出了一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秩序和睦为轴心的画卷。中国文化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等事物都有自己的独到认知。这种认知的核心就是“和”。“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11] 如，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思想；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的思想；等等。“和”的思想与西方文化旨趣迥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和立场，也直接影响并形成中国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自然秩序的和谐。而就西方法文化来说，一方面主客二分的主导范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另一方面，强调利益分配、形式正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后对经济和技术的热衷“追随”使法律飘摇游离，迷失了方向。显而易见，抵制西方法文化的弊端，回归以维护自然秩序的和谐为目标的中国法文化传统是我国法律发展和变革的主要方向。只有如此，才可实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然而，传统法文化的回归需要我们置身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田地之中。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籍以生长传统法文化的两块沃土——历代国家制定法和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中，历代国家制定法已全然让位于西方法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制定法，因而丧失了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空间。找寻官方颁布的法律中的法文化传统只能寄希望于“死去”的古文本典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依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再生、延续的沃土。作为民间习惯法的重要形态之一，民族环境习惯法[12]同样在现代制定法疯长和蔓延的缝隙中顽强生存了下来，为我们找寻传统法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仅如此，民族环境习惯法所承载的传统法文化源于各民族地区先民们对自然的体验、认识和情感，直接体现先民对自然万物自有秩序的认知，因而也最为深刻地表达了自然秩序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因此，找寻民族环境习惯法中传统法文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而建构中国传统法文化主导下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制度形态，民族环境习惯的重生不可或缺。

二、重塑法律信仰的精神品格——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二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类步入法制文明社会之后，信仰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支撑人类对精神和价值王国的虔诚追奉。在西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已开始对伫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上的真理王国的发现之旅。在柏拉图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正是建立于对终极真理矢志不渝的信仰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对宇宙万物的目的性和终极性——善的渴望，因而，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应将人类引向普遍的善，即法律的目的必须服从对善的道德性选择，否则将是不正义的恶法。自奥古斯丁开始，神学与世俗权力的结盟引导法律忘我于对彼岸世界的朝圣之途，“信仰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同的目标中进行正确的选择，用崇高神圣的目标取代世俗的目标”[13]，因而世俗法律必须符合源自上帝理性的自然法。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真正的法律是上帝给人类的恩典，必须是铭刻在人的心灵和意愿之中。这样，上帝洒向人性的神光指引人类战胜痛苦和恐惧，并达到最终的完满。自托马斯·霍布斯始，上帝之爱因法律的世俗化而被消解，对产生宇宙的能力的敬畏和困惑的情感——自然主义宗教又是利维坦世界中信仰的目标。信仰的自然主义倾向瓦解了上帝的本体论，人类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进而转变为一种对自然功能的认识和态度，但这种权威的转变丝毫没有影响到利维坦世界中世俗法律信仰自然法则、理性力量的信心。因此，法律尽管是主权者的命令，但必须在符合自然法则——生命、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才是可靠的。在康德那里，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必须要服从于自然界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一“绝对命令”。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走出“他治”而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从强制性法律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走向世界范围的人类伦理共同体。[14]黑格尔也同样论述了信仰和理想之于法律合理性的绝对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法律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信仰理性的存在与认识的原则，这是法律的“伦理生命之所在”。只有法律拒绝成为单纯的意义浅显的事实问题，拒绝成为展示强者混乱而武断的意志的空洞工具时，它才能成为合理的法律。[15]在法律发展的这一历史脉络中，信仰始终伴随左右。虽然信仰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但不管是纯粹理性、善，还是上帝、自然理性，抑或是道德法则、法之伦理，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关切指明了皈依和献身的目标。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是被深深烙上有关终极意义的各种价值印迹。不乏信仰的法律不仅能凸显其解决纷争、分配权利的工具性价值，也能确保其工具理性不会逾越人类终极关怀所设定的实质理性的边界。

然而，法律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思想的盛行不仅宣告了尼采之后上帝在法律王国的彻底“死亡”，而且使实质理性、道德法则等上帝之子被绞杀于须臾之间。代之而兴盛的“现代法律纯是世俗的、合理（即合功利性目标之理——笔者注）的，是用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与生活终极意义一类观念无涉”。[16]法律只关心自己的工具、程序性事务，而上帝、道德、理性均为虚无之物，统统不予关注。法律没了信仰，唯“利”是图。主体与客体、实然与应然对立的二元模式随之产生并主导西方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法律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如此一来，仅凭工具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17]缺乏灵魂的纯粹功利性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无能日渐凸现。各种严重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人们大多急功近利、忽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法律的这般修为，我们怎能有勇气说人类社会尚处不断超越和进步的过程之中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对人们心灵的洗涤和行为的引导使儒家思想的伦理精神沉淀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性道德律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离不开儒家精神的包裹，儒家精神就是道德化的法律，而法律就是儒家精神的道德律令，二者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共生共存。就社会个体而言，对法律的道德信仰和对道德的律令服从也同样融为一体。信仰儒家道德精神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沧桑中始终没有迷失方向，因为它在解决纠纷、分配利益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追求。儒家思想培养了中国人较为持久的信仰品格。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反思信仰。可是，不久前西方法文化的植入割断了我们赖以信仰的一切基础。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多少我们的传统体现出来，“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18]于是，我们必须穷自己之力以获取信仰的重生，并以重生的信仰改造舶来的法律，使法律始终面向信仰所指的方向。而如何才能获取信仰的重生呢？我们发现，在现有法律体系的边缘，若隐若现的各类民间习惯法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传统伦理精神的信仰。首先，民间习惯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生活和法文化思想的现代延伸，是重获基于我们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活化石”；其次，民间习惯法本身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国家制定法辐射不到的广大乡土社会之中。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19]乡土居民的世代定居和不变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生长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习惯法历经世代沧桑，仍保有其最原初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意蕴。再次，已被抛入历史尘嚣之中的各代法律文本典籍尽管最为逼真地承载了传统文化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为本土信仰的重生提供了真实资料，但与民间习惯法这一本土信仰的“活”的承载体相比较，过分依赖法律文本典籍来追寻本土法文化信仰，往往极易转移追寻者的视线而变为对典籍中法律制度本身的狂热，这势必将引起中西法律制度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语境下的巨大冲突，从而，对本土法文化信仰的追寻却被遗忘或遮挡在狂热和冲突之外。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民间习惯法在没有中断的历史生活中始终承载本土法文化信仰并获得永生，足以鉴证民间习惯法在西方法文化已经植入的现代社会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沉寂多年的文本典籍曾经承载的本土价值信仰能否在法律范式西化的今天复活则是一件未知之事。毋庸置疑，对民间习惯法的挖掘和整理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本土法文化信仰得以重生的最重要的渊源。在论述本文主题的意义上，生长在广大民族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凝结着民族地区的历代先民们对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的顶礼膜拜和对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无疑是本土文化信仰重生的重要而鲜活的“制度”依赖，对它们的深掘和梳理过程也必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发现和重建之旅。

三、祛技术癖嗜之魅，还法律的价值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三

与17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相伴，科学技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获得了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渐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并受到人们狂热的追随。科学技术以战胜自然、聚集财富，甚至解构传统、无所不为的勇气和能力捍卫了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当今时代全球统治力量的地位。技术癖嗜取代人文精神，标榜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压倒性的评判标准。时至今日，“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20]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已使其完全意识形态化。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明显具有掩盖意识形态本质、影响更为深远而难以抗拒以及代替政治手段而成为纯技术操作规则等特征，并且更加凸显出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和抹杀目的行为合理性、压制人性的压抑功能。[21]同时，韦伯还认为，现代社会因拒绝宗教，拒绝对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解释（即缺乏信仰），而唯独偏爱经验的解释，即对实证主义的痴狂，由此把世界简约为“因果机器”。那么，社会就是以“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驱动着现代世界。理性过程的继续前行，就助长了“铁笼”的建造。生活本身变得并不比运动更为严肃，在整个技术运动的过程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2]工具理性颠覆了人类传承至今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在工具理性的横眉冷对中遭受彻底性的现代祛魅，继而要么被划为神秘的形而上学范畴（如伦理、道德和宗教）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在发挥有限作用之时（如法律）皈依科学技术门下，并假工具理性之名而大行其道。

毋庸讳言，法律最普遍、最直接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因此工具理性理当为法律所推崇。但同时，法律应当在解决纠纷、分配权利的同时关切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并以对这一终极目的的持久信仰而铸就自己的伦理、道德和宗教生命，即法律的工具理性不应代替、侵噬法律的价值理性。[23]考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把社会生活中的人看作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的时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事实和价值的张力在逐渐消退，呈相互包容和交叉之势，故二者之间的分野更似理论视域的“理想类型”，[24]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侧重点却相去甚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既定的法律制度中仍然清晰可辨。因此，当代社会好的法律应当是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吸纳技术发展成果，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的法律。[25]然而，现代法律以机器般的精妙设计而在任何时代的法律文明中独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现实化等“推论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已“为法律领域卓有成效地开辟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和收效显著的研究方向”[26]我们已被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以至于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27]法律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气息，更不用说是人文精神的使者。将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28]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追本溯源，在国家制定法意义上，现代环境法的兴起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引起的环境迅速恶化不无关系。也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现代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已经具有先天的适应科技并适时反箝科技的技术性本能。这一技术性本能要求现代环境法优先彰显工具理性，成本效益方法、经济模型的指导和套用、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环境科学技术支持环境修复等构成了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绝大部分内容。工具理性导向使现代环境法在价值关切方面与传统法律部门严重决裂，现代环境法的灵魂也被形形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经济策略模型所填充，而应当倡导的人文精神却被排挤于千里之外。不仅如此，环境制定法的技术本能以无所不为的勇气拓展技术统治的疆域，唯一仅存的彰显自然主义宗教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与共思想的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环境制定法的浩大声势下几乎无容身之处，只在环境制定法的边缘地带——遥远的民族乡土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就像其被排挤和驱逐的命运一样，民族环境习惯法所尊崇和传承的价值理性同样受到排挤和驱逐，而无法传播到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能辐射到的范围。在环境制定法的强势话语下，民族环境习惯法只有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角落默默品尝孤芳自赏的凄美。在一个热衷法律工具理性、压抑法律价值理性的技术王国里，我们是否曾想到矫正二者之间严重的失衡关系而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兼备并更加凸显价值理性的法律之原貌呢？

于此情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辨的启示是：首先，民族环境习惯法本身即是人们生活的过程，是人们对自然万物最真实情感的表达，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民族环境习惯法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其所传递出的自然主义宗教思想和对自然的道德认知是民族地区人们行为的最高价值准则。因此，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不能侵扰和试探民族环境习惯法的最高价值准则，否则，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将在民族环境习惯法生存的有限范围内遭致被彻底驱逐的命运。其次，民族环境习惯法崇尚自然、对自然道德关怀以及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性能在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不能及的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制定法没有理由忽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环境制定法不仅要正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而且应当主动为释放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许多功能和价值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广泛吸纳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理性和多种功能以补充和完善自身工具性价值和功能的诸多不足。最后，通过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之间的充分沟通和选择，消解环境制定法工具理性的鬼魅，拓展民族环境习惯法价值理性的功能空间，从而达到现代环境法的“进化性理性”和“建构性理性”[29] 的最佳平衡。

【注释】

[1]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

[2] H.L.A.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P102.

[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

[5] Habermas，J.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M].Boston:Beacon Press，1970.

[6]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465.

[7] 陈学明，罗富尊：《评“西方”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81.

[8] Max Weber，，PP，264--265.

[9]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0.

[10]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2.

[11]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P12.

[12] 一般认为，民间习惯法包含民族习惯法，包括行业习惯法、团体和社群习惯法、宗教习惯法和地缘习惯法等一切与官方法律相对的民间法律文化现象，而民族习惯法更接近于其中的地缘习惯法，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点，所以民族环境习惯法仅仅是民间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语和，《民间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1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9.

[15]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2-183.

[16]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6-287.

[17]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8.

[18]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95.

[19] ，《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P2.

[20]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P134-135。

[21] 崔永杰，《“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72.

[22] 周书俊，《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载《新视野》，2007年第6期，P85.

[23]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相关意义上的概念。工具理性又称为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表现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强调客观合理性；价值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是关于抽象价值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目的和后果的终极性，因而强调主观合理性。

[24] [徳]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61.

[25] 范在峰，李辉凤，《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P53.

[26] [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556.

[27] 转引自：[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