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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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 文 献]
[1]陈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J].经济科学，1995（5）：75
篇2
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 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篇3
深陷“改革―危机―改革”怪圈
7月31日，在5个小时的会议之后，阿根廷与“秃鹫基金”债权人之间的谈判破裂。紧接着标准普尔将阿根廷信用评级降至“选择性违约”，继2001年后，阿根廷再一次陷入债务违约的漩涡中。
19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龙头。二战前的阿根廷，经济增长率不输于美国，人均GDP甚至超过西欧各国，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迎来了纷至沓来的各国移民。100年后，“潘帕斯雄鹰”仍然在绿茵场上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阿根廷却辉煌不再。
深陷债务危机
这场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源于阿根廷政府20世纪初面对出现严重金融崩溃和经济危机时选择“饮鸩止渴”。2001年，深陷金融危机的阿根廷无力偿还高达千亿美元的负债，不得不与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公布了以仅相当于欠债25%～35%的面值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债务重组方案，偿还期限推迟至2005年。阿根廷国债随后大幅贬值，以美国Elliott基金旗下NML资本为首的几家对冲基金乘机抄底，以4900万美元购买了面值为2.2亿美元的阿根廷国债。过去13年中，这些债券的本金加利息已经达到了8.32亿美元。
2005年，阿根廷开始与债权人谈判并提出债务重组方案：债权人可以放弃之前已经被止付的债券，换成利息率更低、期限更长的新债券。当时约有75%的债券持有人接受了该方案。2010年，又有18%的债券持有人接受了该方案。而Elliott等对冲基金及部分个人投资者则拒绝接受，成为“钉子户”，要求阿根廷偿还全部所欠债务的本息共计约150亿美元，并将阿根廷上诉至美国纽约联邦法院。
根据法院裁决，阿根廷政府必须全额偿付债务，且这些对冲基金拥有优先受偿权。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说，此次债务违约的后果非常严重。在此前两次债务重组中，阿根廷政府与债权人签订了“未来权益声索（RUFO）”条款。该条款规定，对债权人以统一标准偿付。也就是说，如果阿政府在今年向“钉子户”全额偿债，那么其他93%的债权人也有权要求同等待遇。这意味着阿根廷将面临150亿美元的赔付压力，债务总额也将上升至1200亿美元。若此前达成协议的债权人重回谈判桌，阿根廷10年的努力则付诸东流。
此次违约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阿根廷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阿根廷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并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本就脆弱不堪的国民经济难抵再一次重创。
逃不掉的怪圈
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经济一直在“改革―危机―改革”的循环中蹒跚前行。
1914年，丰富的自然资源助力阿根廷经济崛起。阿根廷素有“粮仓肉库”的美称，以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其推上了新兴市场的龙头宝座。
两次世界大战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西方各国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和收入。70年代，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涌入拉美，为拉美国家举借外债提供了外部条件。阿根廷与拉美其他国家走上了“债务发展”模式，即借钱用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借债发展的阿根廷很快又陷入了外汇储备枯竭，财政赤字攀升，通货膨胀失控的困境。
1989年，梅内姆出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率先在拉美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市场开放及私有化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采取了开放市场、吸引外资、拍卖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随后宣布实行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
这次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囊括了金融、贸易、财政、货币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还涵盖了劳工和社保等制度，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阿根廷对本国金融、贸易等领域实行全面对外开放，10年的私有化进程使阿根廷所有行业的重要企业几乎全部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经济的外国化和跨国公司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外资全面控制和垄断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同时，一成不变的汇率政策所带来的币值高估，不仅导致本国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使政府失去了利用货币手段调节经济的能力。
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经济出现负增长，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并在2001年底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至今，阿根廷政府仍然深陷“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阿根廷可以被视为是“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正是这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将阿根廷拽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债务危机。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针对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主张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陈凤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段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整个拉美出现了“强市场、弱政府”的现象。市场的过分自由导致了金融的不稳定，分配收入不平等，社会矛盾随之激化。“不仅是阿根廷，整个拉美都出现了同样的债务问题，阿根廷是这根债务链上的极端例子。”
篇4
论文摘要：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垄断金融资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必然性，可以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阶段下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过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首先有必要正确认识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然后通过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研究，分析危机爆发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2]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著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著，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2]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转贴于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3]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4]。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抵御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未来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2]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3]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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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 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篇6
[关键词]欧美 资本主义 再认识 局限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最后胜利，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当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制度形态。该思潮迎合了冷战后世界西方大国的扩张意志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曾经风行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膨胀心态却难以维持下去。新兴大国的群起效应首先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们开始思考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当前的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促使欧美国家理论界及政府高层人士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然而，迄今为止，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复杂考量，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并不彻底。“震中效应”是促使欧美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根本原因
当前，全球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急剧缩减，银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提高。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人们甚至担心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可能带来世界范围的政治动荡。身处金融危机“震中”尴尬的欧美国家，此时再也不能藉由指责他国的“错误”来遮掩资本主义的弊端，其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亦同时宣告破产。
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府对金融业缺乏监督，金融业运作缺乏法律上的制约。但是仅仅简单地控诉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指责货币投机者，显然不能解释为何资本主义不能避免频繁发生的周期性危机，而且所有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的事实。面对日趋严酷的经济现实，欧美理论界和政府高层人士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
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的200多年来，西方保守的经济学家一直宣称，没有中央计划、政府基本上不干预供求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和最可靠的经济制度。上世纪30和4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主张，它要求给予个人以尽可能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私营企业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发展私有制企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挽救英、美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撒切尔和里根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全盘接受并积极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英、美的经济社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美国从“里根革命”开始，“小政府”、“无约制资本主义”的思想长期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在政策上(相对于员工或消费者)向企业倾斜，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不断削弱甚至取消对企业的监督和制约。该政策的一个后果就是取消上世纪大萧条后建立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让商业银行不受限制地进入高风险投资，同时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这被公认是导致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然而，在华盛顿共识的引导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未顺利走上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的“休克疗法”，实行快速市场化、私有化和以紧缩货币为主的经济稳定化政策，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按照IMF的要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销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致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导致失业率骤升，并造成社会动荡；允许包括水利、电信及电力等行业实现私有化，让金融市场大门洞开，使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在非洲，高负债国家听从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施经济自由化，放开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果政府因收入减少而陷入新的危机。
担忧主导世界的地位下降是促使欧美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重要因素
在欧美国家政府高层人士对资本主义再认识转变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开始担心这场金融危机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削弱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意识形态霸权”的衰落，欧美开始担忧改革和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危机的主导权可能旁落。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严重缺陷，例如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因此，建立一种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家政策协调、监控机制势在必行。
近20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一直牢牢掌握着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美国赖以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最根本思想和途径，就是低税收、少调控、小政府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对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倡导。然而，在发生了此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之后，该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死胡同。
其次，新兴大国的群起效应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们开始思考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一批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并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开始逐步缩小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兴起及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对此，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撰文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革，世界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次大战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新兴国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中国不仅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功地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是唯一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尽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对西方国家不单单是个挑战，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全球意义，并将之转化为自我改善的动力，将不失为是医治当前资本主义痼疾的一剂良药。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局限性
目前，我们正处于回归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之最贴切的历史性过程之中。金融危机笼罩全球，危机的全球性已是大势所趋。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又流行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精辟分析的内容。马克思总结性地概括资本主义的弊病所在――规律性的贪婪和无止境的扩张最终导致自取灭亡。即使有朝一日金融危机最终结束，但马克思预示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幽灵依然回荡。的精髓即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这也正是从
根本上对于应当做出的评定与判断。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级贷款自由主义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
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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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经济”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模式，先后经历了“撒切尔革命”和布莱尔“新混合经济”，两者虽有偏重，但实质相同且一脉相承，都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系的调整，属于“混合经济”模式的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颇具借鉴意义。
“撒切尔革命”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撒切尔夫人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79年，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拉开撒切尔时代私有化的序幕。超过100万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卖给私人。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时，撒切尔政府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监狱都可以在政府协助下由企业建造。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当然，“撒切尔革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加剧，失业问题严重。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放宽金融管制政策虽然令伦敦金融城崛起，却导致了资本不再对制造业注资，造成了英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当经济保持增长时，人民还能忍受，一旦经济停滞，经济自由化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向第三世界流动，西方世界整体陷入衰退。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利。英国工党籍此机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取代梅杰出任英国首相。
“新混合经济”
工党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回到“福利国家”的旧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尽管新工党仍实行“混合经济”，但有别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所以被称为“新混合经济”。
“新混合经济”不再把公有制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实践证明，国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其福利作用则代价巨大，且难以维持。1995年4月29日，在布莱尔的倡议和努力下，工党废除了第四条，放弃了公有制主张。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与老工党迥异，反而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莱尔在其《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中指出，“由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首创，并为1945年工党政府所继承的福利国家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创举之一，但它今日却为两大弱点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缓解贫困，未能恰当地帮助人们更加独立，从福利走向就业。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从此停步不前。结果是，福利国家既未充分实现其创始原则，又未能体现其成本效益”。为此，布莱尔政府确定的政策方针是：社会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则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总福利始终低于重新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布莱尔上台后，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开支，反而降低了税收负担和削减了政府开支，以求刺激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适应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发生分化，其上层已成为中产阶级，对于福利社会持反对态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层，大多也反对福利社会。因为福利的来源是他们的税负，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减少税收。工会的主张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工党最终选择与工会脱离关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从本质上看，“新混合经济”在维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强调市场的进取精神，这与“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但“新混合经济”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竞争与社会合作同时共存。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她认为，政府只有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责任，而毋须顾及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主张颇受争议，认为撒切尔不仅损害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独立工会运动，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业，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社会，此前英国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相互扶持的社会一去不返。“新混合经济”试图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一种政企之间、劳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代替那种在原始自由市场和指令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取消市场，而是使之富有朝气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因此之故，“新混合经济”仍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但与老工党不同的是，国家干预是有限的，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种补充、调节和的作用。“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领域由政府做最为合适，哪些领域由私营部门来做最为合适，以及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才是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莱尔政府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及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在投资时采取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预仍然借助市场的力量。
国家干预必然导致官员权力膨胀及权力寻租，为此，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针对措施。比如，布莱尔上台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兰银行独立的惊人之举：让主要由金融专家组成，隶属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来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和“财政政策框架”，以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布莱尔在担任首相的10年中带领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GDP年均增长2.3%，年均失业率仅为4%左右，人均工资保持了4%的增长态势。与欧盟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长期饱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折磨相比，英国被宣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英国模式变迁的逻辑
综观英国在20世纪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从20世纪初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从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经济，实现福利国家。二是1979年开始的“撒切尔革命”，其特点是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开始的布莱尔“新混合经济”，可以说是对以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它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但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20世纪英国经济模式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市场失灵”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是第一次转变的基础。而“政府失灵”则意味着国家干预并非万应灵药，国家干预有时不但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甚至自身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二次转变的基础。“撒切尔革命”实质上并未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仍有保留，只不过手段过于激烈，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莱尔的“新混合经济”，在本质上与“撒切尔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价值观，而非具体政策。撒切尔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但未否定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强调社会合作，但仍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对第二次转变的否定，而是对“撒切尔革命”的完善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关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与之前的“混合经济”相比，改变了过度的国家干预以及过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则过度照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貌似公平，但无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无法保证。“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则兼顾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利益，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的经济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篇9
关键词:货币理论;货币本质观;货币数量论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040-01
货币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面,从经济理论产生就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方面,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也是各个流派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一、早期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对货币本质观的研究主要是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自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代表的理论是货币金属论,认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是贵重金属,金银代表国家的财富,主张要限制贵金属的流出,执行少买多卖的积累原则。在货币的职能方面杰勒德•马利尼斯认为一国拥有更多货币将导致物价上涨并刺激商业,他提出:“当货币量稀缺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充足并且相当便宜,贸易量也会下降;反之,当货币量充足的时候,即使商品供给不足并且价格昂贵,贸易量也将会增加。”威廉•配第在《语言的智慧》中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它和货币数量一样重要。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的研究范围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研究中加入了工资、地租、利润等要素,建立货币名目论:货币是一种符号,是交换中的媒介,与其它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卫•休谟认为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商品的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但是货币不影响实物经济活动中的其他变量,因此货币是中性的。亚当•斯密沿袭休谟的思想,指出货币存量增加会引起产品和资源的货币价格上升。李嘉图认为:银行发行纸币不再受对黄金的支付需求的控制,导致了纸币的过量发行,印刷纸币成为政府融资渠道,但不利于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稳定。据此,李嘉图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度,遏制通货膨胀。
二、货币的经济影响力的深入分析:伴随银行、信用发展,货币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货币分析与基本经济过程联系起来,对货币的研究转移到其经济影响力的分析上,之后出现了货币经济学派,将货币问题提高到至高位置,货币分析整合到整个经济理论中。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T,其中M货币存量,k人们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的一部分收入,P价格水平,T交易量或实际收入。他的理论涉及货币的名义量与实际量、流通中的量与暂时闲置的量的区别等问题,在假设货币购买力不变的前提下,用供求均衡的价格理论解释货币价值,强调货币需求对货币供给的制约作用,强调以实物价值计算的“实物余额”(货币需求)所决定的“现金余额”(货币供给)的大小是币值、物价稳定的根本因素。威克赛尔提出了货币影响经济活动的观点,认为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转移的过程中一通过利率来产生影响,只有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时候,货币才是中性的,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扩张生产,使物价上涨,形成经济上升阶段,反之形成经济衰退阶段。他提倡通过控制贴现率和利率来干预经济。威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后来成为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渊源。欧文・费雪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MV=PT,其中V货币存量周转速度。其含义是价格与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与交易量反方向变动。他的交易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货币存量的周转速度V。在货币经济政策方面,费雪提出要严格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从而稳定总体价格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费雪还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名义利率i=实际利率r+通货膨胀率Л,说明了名义利率变动由于两个原因: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凯恩斯关注于经济停滞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指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凯恩斯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结合,提出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经济理论。他将货币供给做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做为内生变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所决定。货币政策上,他提出政府应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在这个年代与凯恩斯学派的干预政策意见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中性货币理论和自由货币理论。“中性货币理论”指货币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误导生产方向,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努力使货币保持中性。“自由货币理论”是哈耶克为了限制中央银行的行为提出的,反对凯恩斯主义,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主张“货币非国有化”,由私人银行来发行竞争性的货币。
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休谟和费雪等人的货币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也继承了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遵循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成新的货币数量理论,得出以下分析结果: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更大的效应。现代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M•Friedman)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中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他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 ,式中:M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数量,P一般物价水平,M/P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y实际收入,w非人力财富所占总财富的比率,rm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b预期的价值固定的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e预期股票名义报酬率,t时间,1/P•dP/dt预期的实物资产名义报酬率,u其它因素。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表述是:货币的需求函数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持久性收入。现代货币学派在政策上的主张是: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政策工具,政府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与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综上所述,货币理论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方面,不断发展完善。现今社会,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己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货币理论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斯坦利L・布鲁著.焦国华等译.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王雪梅,谢实.西方经济学简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04
篇10
无论是国家债务危机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今年G20峰会或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重点被讨论的话题，但不管讨论的过程怎样，中国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一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这一利益被损害。
中国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
以2009年底迪拜债务危机为先导，2010年春季希腊危机为标志；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欧盟和北约的过度扩张，金融投机高杠杆、高福利、高消费，人口老化，已造成社会严重的腐朽和停滞。可以预见，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将会继续扩散，影响到英国和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过多次，至今中国没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货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得益于提前进行“软着陆”，坚决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已提前达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币稳定。1998年在投机资本集中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我国断然在香港实行强硬干预手段，切断投机资本自由进出。后来，索罗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是“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1998年以后，国际资本认识到中国的稳定能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举进入中国，换取人民币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购买国企产权，至今已有11年，进入的国际资本估计有数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个国际收支结构，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国际私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流入，中国的国家资本流出，对于中国而言，总资本是净流出的，这与储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一致的。
第二，国内资本和国际投机资本对流，国内腐败资本流出“洗钱”，然后再作为国际资本流回。在国家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内腐败资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洗干净。只要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就意味着公开放纵腐败资本出境洗钱。
第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为指导，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把产业链定位在国际低端，延误了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
第四，人口年轻和教育成功，造成货币财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来连续11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速度超过10％。在市场经济利润导向下，过剩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地产，造成资产泡沫化。
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国爆发危机并且向世界转嫁，其压力对中国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国无力独自抵御危机。
其次，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不仅是收缩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出口，更加严重的是，迫使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等于不还，中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在国库券市场上抛售。如果外资集中撤资，中国无法抽回这笔巨额债。
第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国内经济已丧失均衡，通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危险性相当高。
第四，启动内部需求所必须的国内利益格局调整，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真正启动。
第五，“精英层”包括决策层、理论界、媒体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们把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控制在技术层面，拒绝反思。不排斥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投机资本相配合，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步降温。金融的“超前过度反映”将会在某个时点出现，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调整势在必行，自身就孕育着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宏观与结构失衡难以主动调整，最后被迫强制调整的一种形式。金融危机强制性地将经济增长打断，迫使社会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如再不成功，中国就难免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汇率之争的实质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公开理由是中国贸易顺差太大，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压低币值造成的，而是30年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依靠升值来平衡中美贸易顺差，就是升到1:4，也还是解决不了。随着中国进口结构的调整，人民币不用升值，贸易顺差也会减少。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4个百分点，未来，还会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国内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喧嚣一时的“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似乎因欧洲危机的爆发而告一段落，但实质不然，因为美国的政客与经济学家们都明白，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已达到，即制造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升值预期诱发、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最大危险。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专门以“新自由主义”药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论家们，制造“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不在于纠正贸易顺差和转移国内危机，而是蓄意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逼中国走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之路。
一场泡沫过去，日本经济停滞2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到83岁，就难以恢复。其实中国人口老化速度极快，现在已经开始，我们还有10年宝贵的时间。目前爆发的货币财富有两条出路，一是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实体经济，二是以“市场导向”，实际是利益集团垄断和投机资本误导下造成经济泡沫，在崩溃中烟消云散。
在当前经济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由于担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国政府未让人民币升值，但其实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国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预期，越不升值，升值预期越强，而升值预期是引起房地产泡沫的重要经济根源。货币升值预期可直接引起资产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国际资本进出和套利套汇。这就必须深入理解实际汇率理论。
名义上汇率扣掉货币因素，称为实际汇率。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是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就是实际汇率20年以来升值大约40％。
实际汇率，又表示为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品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是采用直接标价的，1美圆所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在升值。
具体地说，在可贸易品价格中间，出口品价格不断降低数量扩张，进口品价格不断提高数量萎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顺差增加，就要求名义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果不跟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会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外汇使外汇储备剧增，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金融超调”规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币名义汇率会超额升值，以后升值预期变为贬值预期。如果政府控制名义汇率，就长期存在升值预期。
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名义汇率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名义汇率升值预期引起股市房地产价格的升值预期，并且在“超前过度调整”规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充足的货币供给，政府又不控制资金流向，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有专家总结日本的历史教训，泡沫经济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阻碍了经济转型。在外部压力下宣布日圆升值，即产生严重的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圆升值过快，造成两个弊端：盲目投资海外造成严重亏损，国内资产泡沫形成。此时政府仍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资产泡沫更加严重。最终，在“日本买下美国，日本第一”的喝彩声中轰然塌陷，萧条长达30年。
有人说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老路，因为我们有国内需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潜力不等于现实。启动内需，特别是提高人民群众消费，需要社会与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如不能进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调整，过剩资本会流向房地产和国外，而不会启动内部需求。
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维护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
维护国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认识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币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过快。
第二，人民币不能公开宣布自由兑换，也不能私下里放弃对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三，限制外资控制我国战略产业的股份，如已经被控制的，国家应以外汇的形式回购回来。
第四，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主要是控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切不可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第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坚决打击房地产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够，应该宣布对不动产征税。税率不能高，其关键作用，是实行不动产实名制，暴露并清查腐败性房地产投资。所担心的，这样的政策很难推行，恐将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但是一般的经济政策又难以奏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房价小降大升，最终在中国酿成大患。
第六，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索罗斯对于投资理论有重要发展，他认为，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只有非均衡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才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他坚信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就是垄断和预期能够改变供求关系，从而使股票房地产暴涨暴跌。他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宏观经济的不均衡。进一步讲，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经济中进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经济的不均衡赚大钱。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资本运作，而美国国家政策和主流经济理论，又往往与投机资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们必须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利用经济不均衡，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鼓励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在适当时机，转而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崩盘。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币宣布自由兑换，或者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放弃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同时某个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发表报告：中国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即将终结，或者说房地产泡沫过大等等，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就是预期的改变，而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