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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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定义

篇1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BOP统计;FATS统计

中图分类号:F7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143-03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同时,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一样,新的服务贸易业务也将逐渐衍生出来。商业存在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式。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服务贸易的定义也趋向开放,更是对服务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引发出统计口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方法开展了相应的研究。笔者对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成果进行了回顾,归纳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源于服务贸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务贸易概念有狭义论与广义论之说。发展中国家仅将居民与非居民所从事的跨国服务视为国际服务贸易,即狭义论。发达国家则将所有涉及不同国民或不同国土的服务交易都列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即广义论。服务贸易的这两种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三个区别[1]:(1)两种定义观察国际服务贸易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即属地与属权之别。(2)两种定义下国际服务贸易的范围不同,集中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3)两种定义产生的背景不同,所发挥的功能不同。货物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互为替代,而在服务领域发生的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是跨境服务贸易的一种变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中,国际服务贸易被定义为四种供应模式:(1)跨境供应(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谢启南等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2]:第一,贸易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有偿服务,而不统计无偿服务。第二,服务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服务贸易,而不统计货物贸易。因此,必须正确划分服务与货物的界线,防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重复统计。第三,国别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本国(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而不统计本国(本地区)居民和机构单位之间在国内(地区内)所发生的服务交易。

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现状

国际收支是世界各国国际经济交往的产物,是用来记录、分析、解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规模、结构的统计数据。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实行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宏观经济目标通常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组成。因此,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做出评价和判断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全球统一的国际收支制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着手建立完善的(见表1)。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和《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的区别主要有:第一,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概念框架的范围,使其不但包括国际收支流量的统计,而且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的统计;第二,明确区分了经常账户账户内的服务和收益,收益又分为职工报酬和投资收入,重新定义了经常账户,将无偿转让分为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前者计入经常账户,后者计入资本账户;第三,对第四版的资本账户进行了重新定义,改称为资本和金融账户,使各类投资方式下的投资工具、部门期限的划分更为明确。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欧盟统计局与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协商,制订了比《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更详细的分类,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若干服务项目进一步分类,即《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简称EBOPS)。它不仅包含了与BPM5的11个主要标准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录,而且增加了许多与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简称BPM5)原则相一致的更细化的内容,基于鉴定和申报目的,EBOPS编码标准化体系与BPM5的编码体系完全协调融合。

传统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简称BOP)统计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规定,国际收支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错误与遗漏账户。服务贸易被列入经常账户项下,是指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服务的输出入。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不是以国籍为标准,而是以交易者的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地为依据,即从事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和交易达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规定,企业、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论其来自何国,只要他们在所在国从事一年以上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就是所在国的居民。另外,与GATS的分类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务。

由此导致了对国际服务贸易范围的界定不同,尤其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如果A国的服务提供者在B国从事经济活动(设立商业机构)在一年以上,则不属于国际服务贸易。

BOP统计偏重考察不同国家服务产品的流向及随后的资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国围绕服务交易,通过包括贸易与投资在内的各种途径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BOP统计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简称FATS)统计体系可以互为补充。FDI统计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因此,FATS统计的数据很多可以从中获得。FATS服务贸易分为内向FATS和外向FATS。别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内向FATS”,东道国附属机构在别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外向FATS”。FATS统计包括外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全部服务交易情况――包括与投资母国之间的交易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因此,FATS统计可以提供全部的商业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动的统计数据(见表2)。

作为长远努力目标,FATS应尽可能地在与EBOPS相一致的基础上,按照适用于货物贸易的“商品列名与编码协调制度”进行分类,以便与按此方法分类的居民与非居民贸易进行比较。

虽然GATS与BOP+FATS统计没有达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现有统计框架的领域存在,但已经为国际间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可比与交换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统计操作中的难点

1.FATS统计的所有权标准。按照GATS定义,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常有“所有权”、“控制”和“联营”等几个概念。在统计准则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关于所有权的规则。所有这些规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决权(就法人企业而言)或等值权益(对非法人企业而言)的标准作为直接投资的下限,但是,它们也规定了与GATS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规则。所有这三个经协调一致的标准都把“附属机构”界定为直接投资者拥有50%以上股权的企业,“联营公司”为直接投资者拥有10%至50%股权的企业,而“分公司”为单独或联合拥有的非法人企业。在1993 SNA中,附属机构和分公司都被认为是“外国控制的企业”;个别国家可按照它们对外国控制的质量评价,把联营公司包括在这一类别之内或排除在这一类之外。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采纳了欧统和OECD多数所有权的标准,即以“直接投资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中50%以上表决权”作为划定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的标准。《手册》认为,尽管低于50%股权仍可达到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目的,似应将之列入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但这有可能因为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编报人员对控股的不同评估标准造成双边统计数据的不对称。

2.FATS统计指标。FATS统计指标在《手册》中被称为“FATS的经济变量”,对变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它们在GATS的执行中和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获性。《手册》提出了两组变量。第一组为基本变量,包括FATS的销售额(营业额)和/或产出、雇员人数、增加值、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和企业的数量。它们被用来采集有关服务贸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组为补充变量,可用于作相关的对比分析,包括资产、员工报酬、净值、固定资本积累总额、所得税、研究和开发支出。外国附属机构是外国投资企业中的一种,这些指标可以在现行机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统计中获得。

3.FATS的国别归属。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仅一环,也可能是多个环节所形成的投资关系链,在后一种情况下,究竟如何处理FATS的国别归属,作为内向FATS可以有两种考虑,一个是直接投资国,另一个是最终受益国。前者以第一阶外国母公司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后者以最终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简称UBO)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通常情况下,第一阶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两者不是同一家公司。《手册》建议把最终受益所有者作为确定FATS的国别归属的第一选择,并作为详细编制估算数的依据,但也鼓励各国提供按第一阶母公司作为国别归属准则的数据。

在编报外向FATS时,《手册》的精神是外伸到编报国直接投资者有商业存在的国家,既统计数据所跟踪的诸如销售、就业等各种活动发生的国家。

下列实例(见下图1)情况下如何确定这些实体。在每个例子中,所有权链从上至下排列,处于底部的公司为其所有权问题待解决的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

实例一,公司A既是外国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实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对公司D拥有多数股权,公司C是公司E的最终受益所有人;它的国家被认为是FATS统计中公司E的所有权所属国。

实例三,按照实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国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终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间接拥有的所有权仅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额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额的结果。但公司H作为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被包括在FATS统计中,因为多数所有权标准与第一外国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权益,而不是与最终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权权益有关。尽管公司F缺少多数所有权,但可以认为它控制着公司H因为处在多数所有权链上的每个实体都可控制处在它下边的实体,包括该实体对其依次向下的实体采取的行动。

实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终受益所有人,因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数所有权人。

实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对公司M拥有多数所有权,公司L是公司N的最终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统计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

实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统计数字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认为对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实例。因此,编制国可能希望以补充的办法显示公司P(及其他有关实例)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李静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2,(8):32-35.

篇2

关键词:TOT项目融资模式 融资 特许协议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往往面临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等问题,政府为解决的资金和运营问题,将目光投向了庞大的私人资本市场,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融资案例,将私人资本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中来,TOT项目融资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一、TOT项目融资模式的概念解析

TOT项目融资模式,即(Transfer-Operate-Transfer)转让-经营-转让,又称经营权转让模式,是指东道国政府将已建成基础设施的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某个投资者,允许该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限内,进行自主、收费经营,使其在经营期限内能够收回投资并获得适当利润,并在特许经营期满后,投资者将基础设施的经营权无偿交还该政府的一种新型项目融资模式。

二、TOT项目融资模式的法律性质研究

1、从资金来源角度来看,TOT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直接投资方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在1995年修订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标准定义》中,将“外国直接投资”定义为:“外国直接投资表现为设在一个经济体的实体(直接投资者)以通过设在直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之外的实体取得长期利益为目的。直接投资涉及两个实体之间的最初交易和所有以后的其与公司或非公司性质的附属企业之间的资金交易。”

而TOT模式的主要方式是投资者对其资本进行商业运转以使其产生利润为根本目的,将资本直接投入基础项目中,对项目进行经营活动,由投资者自身承担相应风险,并获取利润的一种方式,符合直接投资的本质,又比BOT这种传统的直接投资方式更完善,属于一种新型的直接投资方式。

2、从投资者和集资方式来看,TOT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现代融资方式

传统融资方式主要有借贷、证券融资、融资租赁等。TOT模式是基于东道国政府资金短缺,在项目建成后无力运营,或资金无法满足其他急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引进一定量资金以供项目的正常运营;而且TOT项目一般都是大型的基础设施,虽然不需要引资进行项目建设,但其运营、管理和维护也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作为基础和保障。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还处在中低级阶段,政府资金长期处在紧张状态,一般无法满足项目要求,所以迫切需要外部资本的投入。国外或国内的部分投资者拥有大量闲置资本,他们也急于为其资本谋求出路,并期望从中获取利益。资本正是基于双方都有融资意愿的情形下运转开来,且融通贯穿TOT模式运行的始终。从这一角度,TOT模式的经济本质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

3、从运行模式来看,TOT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特许协议

学界将特许协议定义为:一个国家同投资者个人或法人在约定期间内,在指定地区,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投资从事于公用事业建设或自然资源开发等特殊经济活动,基于一定程序,予以特别许可的法律协议。

TOT模式在我国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的运营,而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进行建设、经营、管理和维护的,是政府专属的权利和职能,一般具有政府垄断性。从移交运营过程来看,东道国政府将项目的经营权转让出来,类似于买卖交易行为,其标的物为一定期限内的项目经营权,投资者在支付大笔资金后拥有了项目的经营权。正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这种特许协议,政府将基础设施的经营特许权授予投资者,允许其享有本应由政府独有的经营垄断权,这是普通的贸易行为所达不到的效果。因此说,TOT模式的法律本质是一种特许协议。

4、从东道国政府和投资者的关系来看,TOT模式是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关系

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具有社会性、全民性和公益性,表面上与市场化、商业化显得格格不入。TOT模式就是将这种公共事业与商业经济结合起来,将私人资本引入公共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公共性质和公益性质发生了改变。虽然投资者仍可以凭借其资本的投入而从中获得利润,但并非允许其无限制牟利,政府仍然拥有对项目的行政管理权和监督保障权,对运营活动进行监督,必要时也可以适当进行限制。所以说,政府和投资者之间是基于公法和私法相结合的新型合作法律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妥协,巧妙地解决了基础设施的公共安全性和投资者追逐利润的本质之间的矛盾。

综上,TOT模式是一种既不同于依资产、信用等担保方式为基础的传统融资模式,也不同于之前广泛流行的BOT、PPP、ABS模式的新型融资模式。通过对TOT项目融资模式的法律性质研究和探讨,更有利于将其与我国的法律现状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和习惯相结合适用,对TOT项目融资模式未来在我国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Benchmark Definition of Foreign Direction Investment, 1995,3rd,ed

篇3

关键词:服务业;服务贸易;FDI,国际投资

一、国际投资及服务业国际投资回顾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际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而FDI作为主要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投资的领域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而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

1.国际投资发展现状。《200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已达到创纪录的19790亿美元,虽然自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FDI出现明显下降。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但从中长期来看,推动全球FDI进一步复苏的因素依然存在。

2.服务业国际投资现状。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但根据联合国对外投资报告显示,到1990年,全球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投资,更是成为了当前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对服务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加剧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最后,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

3.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

三、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WIPS)显示,世界前15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中国位居第一,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抓住机遇利用服务业国际投资将是未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研究表明:在服务业中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最明显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电影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这几个行业没有促进作用;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和社会服务业中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这几个行业的作用也不是很显著。但是教育、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业正是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行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培育要素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成熟行业,未能引导新兴行业的发展壮大,这对于我国服务业的升级转变没有明显的作用。升级转变没有明显的作用。服务业FDI和我国的服务业存在长期均衡,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政府的职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东道国的政策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引导跨国公司的在华服务业FDI。

参考文献:

[1]2009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

[2]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

[3]姜健平,赵伊川:SFDI与中国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7.04.

篇4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main trend of the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otivating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multinat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location choice factors when they invest in foreign areas. In this paper, the two variable factors, the loca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corporate identity, are provided to analyze enterprises behaviors in FDI's location selection. The paper has also given certain suggestions in the end.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location selection;factors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2-0138-03

作者简介:周娴(1989-),女,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0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新一波对外直接投资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经营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境外战略资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FDI理论,最早与之相关的是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论[1],此后,学者们对跨国公司FDI行为做出了多种解释,研究的视角也逐渐深入。本文从区位选择的外因和内因,及东道国区位和企业自身特性两个方面,考虑企业在直接对外投资中受到的影响,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 FDI),即国际直接投资,也即外国直接投资。根据不同角度的主体界定,称呼不同。

目前对对外投资的定义并不统一。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者以外的经济(国家)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收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2]UNCTAD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3]

2 对外直接投资的分类

尽管直接投资从总体上是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投资行为,但从跨国公司的具体动机和对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利用差异方面,可对直接投资进行若干分类,本文采用学者邓宁的分类。

邓宁研究了67个国家在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邓宁根据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选址的影响和跨国公司战略目标的不同,将直接投资划分为6大类[4],具体见表1所示。

3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3.1 外因:东道国区位因素 最先认为区位会影响FDI选择的是Dunnig[4]。通常人们将某一事物所处或所发生的地点叫做区位[5]。不同的地区,其资源、要素和市场是不同的,企业FDI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比较在哪些地区,企业能够迅速获取东道国的资源和要素,赢得东道国的制度和战略支持,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企业经过分析,判断自己能在东道国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要素,发挥自身优势时,企业会选择在该地直接投资。同时,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具有动态性,需要FDI不断地调整去应对。具体影响企业FDI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1 市场规模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规模的大小以及竞争性已成为衡量产品投资规模的重要指标[4],因此,其作为反映经济活动能力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必然是FDI区位分布的关键性考量指标。具体来说,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帮助企业接近要素市场以及消费者,大量减少运输成本,这种市场规模大的地区便能实现聚集规模经济的效益最大化。另外,在市场寻求型FDI中,为了增强区位优势,提高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乃至产业的长远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同样是重要的解决路径。因此,在进行东道国区位因素评估时,该国的市场规模以及潜在规模是考评体系的重要指标。

3.1.2 基础设施 投资发展与交通、通讯、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在考虑企业FDI选择区位的时候,基础设施也是关键的一环。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影响其生产、经营、销售、决策的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集聚经济[6],从而增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

3.1.3 政府政策 东道国的外资政策是该国对外资所持态度的直接体现。东道国对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如东道国的土地和税收优惠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资本利润率。易琳在2006年研究发现东道国法律规范程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东道国黑色市场交易和工资政策,而东道国贸易政策和对外资的态度影响最弱[7]。而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对投资项目地区选择的影响日益重要,实行分散化政策,建立各种科学园区与产业园区等。东道主国对外资有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也有诸多限制,因此合理对东道国政府政策进行评估,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区位选择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1.4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的素质两方面。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FDI对廉价劳动力市场的追求导致了FDI企业的东道国区位选择,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8]。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迫于成本的压力,在东道国当地建立研发和设计中心,这些企业在FDI过程中不再追求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转向了东道国的科技竞争力。因此,这类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居民受教育水平高,研发技术人员占人口比例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

3.1.5 集聚因素 波特认为,集群是某一领域内地域上接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集团和关联的组织[7]。集聚因素是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区位选择的重要指标。新的投资者趋向于接近已有的投资者。很多企业因为考虑到集聚带来的好处:低风险优势、低成本优势、外部经济优势,纷纷结成战略联盟或产业集群,通过共赢的方式,实现效益和效率。在那些比较发达的的东道国地区,市场规模大,消费需求大,对跨国产品和服务的接受性强因此,很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在这些地区集聚,形成集群或产业园区。

3.2 企业内在特性因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主体是企业自身,负责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除了东道国区位因素之外,FDI企业的内在特性也关系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所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要了解自身特性,包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FDI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规模,以及FDI企业的战略。

3.2.1 FDI企业投资动因 在过去的研究与实践中,关于企业FDI的动因探讨主要聚焦于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低成本、寻求技术与效益与寻求全球化发展这几大方面。其中,市场寻求型FDI基于其特有的需求,在寻找投资区位时,他们的选取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容量是否足够大以满足规模经济效益要求,二则是要关注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发达国家。此外,寻求资源型FDI的动因往往会把考量重点放在如何更便于获取生产要素的问题上。而对于那些以获取先进技术水平为目的FDI在选取投资区位时,他们会着重考察该地区是否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实现他们的生产需求,其技术发展的层次相比其他地区是否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3.2.2 企业规模与国际化程度 企业规模和国际化程度是影响企业FDI的内在特性因素,一方面不同规模的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同;规模较大的企业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更能够抵御风险,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对风险的偏好有更强的趋势。另一方面,之前有相关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因为自身阅历的丰富,在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主动性也就更强,之前的经验使它们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机会也越大,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范围也越广。

3.2.3 企业战略 战略决定结构,企业的全球化进程,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由多国化向全球化或跨国化的演进,随着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和调整,其FDI区位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范围覆盖更广,或是聚集更明显,形成网络或战略集群,为企业战略的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结论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主要受到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因是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所在地的区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政府政策、人力资源和集聚因素几个维度。内因则是FDI企业的内在特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企业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和企业战略三个维度。因此,企业在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内外因素,才能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本实现利益,增强核心竞争力[9]。

企业的FDI的区位选择应注意:

第一,企业FDI区位的选择是一项多维目标的复杂性决策,要以系统的思维来看待,将FDI区位的选择看作一个整体来决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因此企业在FDI区位选择时必须经过慎重考虑。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内因和外因在具体企业中的重要程度不一样,有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更看重东道国的区位因素,而另一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看重的是企业内部的特性,所以对于FDI区位的选择要综合上述内外因素,整体地看待FDI的区位选择。

第二,企业FDI的过程中受到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东道国区位因素还是企业的内部特性,都会随着环境和组织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时点上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大小不同,因此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尽可能深入地考虑内外因素的平衡。

第三,企业FDI区位的选择具有动态性,随着外因和内因的不同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要随之调整。因此,企业必须以动态决策的眼光,权变地考虑这两者的影响,同时,有必要注意到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因素两者的交互影响,在综合两大因素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区位选择决策。

参考文献:

[1]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2]厉以宁,曹凤歧.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3]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R]. New York and Geneva: UN Publication, 2005.

[4]Dunning J. Loc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1998,29(1):45-66.

[5]苏重基.现代企业区位选择与布局 [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6]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7]易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影响因素分析[D].湖南大学,2006.

篇5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测算;国际收支

Abstrac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by adjusting on the direct measuring method and the indirect measuring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is large, and the extend takes on an evident process in different year. Meanwhile,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flight and capital inflow is simultaneous. The capital flight of China will be remain at a higher scale in the future, and is sensitive to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capital flight,scale measurement,balance of payment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42-05

二十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拉美国家债务问题时发现,伴随着国家公共部门外债增加的同时,私人部门却出现了持续大量的资本外流,从此资本外逃问题开始受到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此后,我国围绕资本外逃的相关研究也同步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在定义口径、测算方法、数据来源上不尽相同,得出的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结论通常都大相径庭。一般认为,测算方法越科学,测算结果误差就越小,可信度就越高。因此,本文旨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重新测算,以求更加细致和深入地对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资本外逃的定义

目前,经济学界对资本外逃尚无统一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或机构,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资本外逃的表述各异。

(一)国外学者观点

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产所有者因恐惧和疑虑所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此后,卡丁顿(Cuddington,1986)将资本外逃扩展为追逐短期超额利润而产生的“短期投资性资本,即游资”的外流。杜利(Dooley,1986)认为资本外逃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躲避官方管制和监控的私人短期资本。伊格・沃尔特(Ingo Walter,1986)将资本外逃比作是私人投资者对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违背。托尼尔(Tornell and Velasco,1992)定义资本外逃为“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德普勒和威廉姆森(Deppler和Williamson,1987)认为资本外逃是为购置对国外非居民的要求权行为,这种行为的产生是由于所有者担心如果继续在国内持有资产,其资产价值会遭受各种损失。世界银行(1985)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

(二)国内学者观点

宋文兵(1999)将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为“以国内投资者为主体的资本非法外移”。韩继云(1999)定义为:国内资本出于安全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目的,逃避正常的监管制度,以各种非正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的行为。杨海珍(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于意识到本国的非正常风险,或者为了逃避本国当局控制的非正常资本外流”。李晓峰(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庄芮(2000)认为资本外逃是基于避险、获利等动机而在一国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任惠(2001)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控制的资本流出。这也是我国官方比较认同的资本外逃定义。

综合上述观点,理解资本外逃的定义应注意两点:一是资本外逃是指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二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笔者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资本外逃的定义为: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深化和完善过程中,经济人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的目的,违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约束,采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的形式将资本转移出境的资本流出。

二、资本外逃的基本测算方法及评价

资本外逃是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的经济活动,说明资本外逃必然是隐蔽而难以监控的。学术界一直在试图阐释其原因,并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准确测算资本外逃数量的方法。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提出了以下三种基本测算方法:

(一)直接测算法

直接测算法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对国内异常风险反应迅速的短期资本外流项目来估计资本外逃额。这种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数据,所以通常又称国际收支平衡表或卡丁顿法。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私人非银行机构的短期投机外流资本+误差和遗漏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把非银行机构的短期外流资本都当作投机的热钱并不合理,且误差与遗漏项中的部分统计可能反映的是真实的统计误差。鉴于国家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后来凯特(Kant,1996)在卡丁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通过把资本外逃划分为三个层次的“游资”,从而能够对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不同层次的估计,成功地克服卡丁顿法的第一个缺陷。测算公式分别为:

“游资1” =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

“游资2”=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

“游资3”= -[游资2+债券和公司股权方面的证券投资]

直接测量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思路清晰、计算方便、数据比较容易获取,比较适用于资本投资规模较大、资本流动期限较短且国际收支统计比较完备的国家。但其缺点也很明显:(1)直接测量法是将资本外逃视为一种短期资本外流,基本上没有考虑长期资本流动,因而容易导致低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2)“误差与遗漏”项目不仅包括那些隐蔽的未记录的资本外逃,还包括一些真实的统计误差。(3)没有区分“正常的”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从而导致高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

(二)间接测算法

间接测算方法也称作“残差法”或者“余项法”。该法最早由世界银行(1985)提出,它将一国的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之间的差额视为该国的资本外逃额,一般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四个项目的变化量间接地估计资本外逃规模。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资产变动

摩根信托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采用上述方法估计资本外逃时,将银行系统的短期外国资产增加额从中减去,认为银行持有短期外国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外汇交易需要,是一种合理性资本外流。克莱因(Cline,1987)又对摩根法作了改进,从摩根担保方法中减去了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其他投资收益和经常项目中的旅游收入。他认为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从未进入国内,不应视为资本外逃。

间接测算法相对于直接测算法要广泛全面得多,它涵盖了私人部门所有对外资产的净增额,且模型具有较好的可调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间的“残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部资本的流动额,因此,它可能夸大资本外逃的规模;(2)它无法反映通过经常账户的虚假交易(如进出口伪报)所进行的资本外逃;(3)虽然能识别出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动并将其从模型中剔除,但同样无法将已记录的一般性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完全区分开。

(三)混合测算法

混合测算法由杜利(Dooley,1986)提出,其具体测量方法是:首先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应项目将可识别的资本外流部分加总,得出一国的对外债权总额,然后再进行三项调整。一是加上“误差与遗漏”项目;二是加上世界银行统计的债务总额与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相应项目计算出来的对外债务之间的差额,这是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未作记录的对外债权;三是减去已申报的对外债权部分,该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已申报的投资收益除以对外债权的国际平均收益而获得。该方法相当于直接测量法与间接测量法结合,强调的是居民未申报的对外债权,从理论上说,比上两种方法更贴近实际。测算公式为:

资本外逃=总国外资产所有权存量-估计的国外利息所得

但该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1)居民申报的利息可能不准确,从而影响已申报的对外债权的准确性;(2)所有已申报的对外债权未必都能获得国际平均收益;(3)无息资产被动归入资本外逃之列。

三、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对外债权利息收入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采用Dooley的混合测算法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估计。同时,由于资本外逃本身的模糊性和统计数据的不完善,资本外逃的各种测算方法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为了对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一个较全面的估计,我们分别采用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量法对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计。鉴于我国的统计数据缺乏一致性,统计科目不够细,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法进行估计时,做了一定的修正。

(一)直接测算法修正

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法估计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时,考虑到国际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采用的是凯特的“游资”测量方法。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和“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做凯特的“游资1”估计。对于“游资2”的估计也是经过一定修正的,估计范围介于凯特的“游资2”与“游资3”之间,相应地“游资3”也和凯特的“游资3”有所不同。本文的估计模型如下:

“游资2”=-[其他部门其他投资资产+误差与遗漏]

“游资3”=-[“游资2”+债务和股权方面的组合投资]

(二)间接测算法修正

由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股权融资方式所占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我们对基本的间接测量方法也进行了修正,其修正模型如下:

资本外逃=债权资本流入+股权资本流入+其他债务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资产增加+经常项目

四、测算结果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不同的测算方法所测得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悬殊,表明它们还并不完善,存在着忽高忽低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但不管怎么说,这三种方法所测得的结果趋势具有一致性,对我们还是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一)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将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测算结果分别相加,可以发现1985-2008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分别为3468.50亿美元、3532.49亿美元、7584.9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分别为144.52亿美元、147.19亿美元、316.04亿美元。如果我们将上述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得到综合值,其资本外逃额累计也达到4861.96亿美元,年平均外逃额也高达202.58亿美元。同时,考察期24年间资本外逃额综合值累计相当于1992的GDP总额(约4882.22亿美元),占考察期内GDP累计总量(289181.53 亿美元)的1.68%。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二)我国的资本外逃和外资流入现象并存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利用外资的黄金时期,多年连续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利用外资国。随着利用外资的规模的扩大,资本外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

(三)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现象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每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下;1992年资本外逃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并在1992-1998年之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期间1998年资本外逃规模达到巅峰状态;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又开始大幅度上升,个别年份增幅达一倍以上,按照这个趋势,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

(四)我国资本外逃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1992年、1998年、2005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高峰期:1992年由于受我国经济的“硬起飞”的影响,经济超高速增长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物价上升、货币相对贬值,为了达到保值的目的,资本纷纷外逃;1998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一些风险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整个经济大环境恶化,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外逃。2005年由于现实中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有限,且预期未来急剧升值的减少等因素作用,我国资本外逃额又迅速增加。2001年、2004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低谷期:2001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贬值预期减弱,资本外逃规模有所下降;2004年由于反洗钱领域相关法规的出台及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加上我国对资本流动渠道的逐步放宽,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使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减少。

(五)我国资本外逃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

虽然我国大量的资本外逃未给我国经济造成很明显的危害,但其潜在破坏性不容低估。之所以未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破坏,是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同时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掩盖了资本外逃带来的危害。若一旦我国的外资流入降低或逆转,出口创汇能力

降低,资本外逃的危害将会逐渐体现出来。

五、小结

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及测算方法讨论的基础上,综合修正的直接测算法(游资2、游资3)和间接测算法,较全面地测算了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表明:(1)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同时,存在着资本大量外逃与外资大量流入并存的现象。(2)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在不同年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1992-1999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上升;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大幅度上升。(3)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上,并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注:

①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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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ooley Michael. Country Specific Risk Premiums,Capital Flight and Net Investment Income Payments in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Departmental Memorandum,1986(17):5-48.

[7]宋文兵.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1999,(5).

[8]杨海珍,陈金贤. 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0,(1).

篇6

关键词:资本流动性;结构分析;国际平衡收支表;总量规模法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005-04

一、文献综述及界定

(一)资本流动性概念的界定

“流动性”一词最先源于凯恩斯著作《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的“流动性偏好”。它在经济学上被看做资产变现或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的难易程度的指标,即资产变现的预期时间越短,资产流动性越强,反之其流动性越弱。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资本流动性就是一国利率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程度,也有人认为资本流动性表现为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而国内有学者以为可以用资本转移(资本流入和流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一国的资本流动性强弱。

本文采用的是现在普遍较为认可的表述,即资本流动性为资本流入流出占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二)相关文献回顾

由于测量资本流动性时会碰到诸多因素,如规范方面、实证方面,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广为人所承认的方法来测量资本流动性。

1.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IS-LM-BP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BP曲线斜率及LM曲线斜率的比较,把资本流动性分完全不流动、低流动、高流动和完全流动四类。如果利率的改变促使资本流动规模变大,则表明该国的资本流动性越强,其资本账户越开放。由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考虑经济调整具有过程性,因此,在资本流动的不同程度对货币政策的真实影响方面上的研究有所欠缺。刘正良(2004)[1]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由于不同程度的资本流动性对货币扩张效应的影响不同,浮动汇率下货币扩张效应不是一步实现的。

2. Feldstein和Horioka(1980)[2]运用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来检验资本流动性时,发现具有高资本流动的OECD国家,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国内投资来源于国内储蓄。Tobin(1983)[3]提出的“大国效应”表明国内储蓄和投资具有正相关性。陈取华(2003)[4]运用储蓄投资相关性法检验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得出我国在长期和短期具有较低的资本流动性。封福育(2008)[5]通过面板协整模型检验东亚各国储蓄投资的相关性,进而研究其资本流动性,发现东亚各国的储蓄投资相关性较高,资本流动性低于OECD国家。

3.总量规模法以资本转移(资本流入和流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一国的资本流动性强弱。这种方法可以直观地看出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相对规模。姜克波(1999)[6]运用总量规模法来估计中国的资本开放程度。

4.利率决定模型认为,在资本有限流动条件下,一国的利率受到国内外资本供求的影响,即一国的市场利率为国际利率经汇率风险调整后的I’值和资本完全管制的国内市场利率I”的加权平均。

另外,Obstfled(1994)[7]认为,在实际利率相等的情况下,若资本自由流动,则不同国家消费行为的特征应有类似之处,满足消费路径平滑的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国内学者如刘金全(2006)[8]等利用这种方法来度量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以及检验我国与日美两国的经济关联性。

二、资本流动性结构分析

21世纪伊始,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促使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性有了新的变化。现在的理论研究中,认为资本流动性结构特征的变化将会对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具体的影响[9]。因此,在分析资本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影响时,不能简单地从投资储蓄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净流入的影响,而是应该全面地把握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形式的变化,从而深入地分析其影响。

(一)私人资本流动状况分析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金融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不断提高。

从总量上来看,总私人资本流入量和流出量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入量从1997年的926.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 665亿美元,资本流出量从1997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506.4亿美元,同时,私人资本流动总额也从1 642.4亿美元增至15 172亿美元。从相对指标来看,资本流入量、流出量和流入流出总量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同时也应指出,私人资本流动净额的规模波动比较大,而资本流动净额占GDP的比重也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主要表现在规模上。

(二)直接投资项分析

直接投资(FDI)是我国大力引进的私人资本类别。自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就不断推出吸引外国来华投资的政策,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甚至比一些OECD国家的开放程度更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投资不断涌入我国,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不断增加。

从总量上来看,直接投资流入量、流出量以及流入流出总量都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直接投资流入量在1997―2000年这段时间有略微波动,2001年以后则开始稳步上升,特别在2007年达到1 515.5亿美元,几乎是2006年的2倍,表明在2006年度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我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在上升过程中略微波动调整,然后快速上升,如2001、2005、2006和2008年的阶梯式上升。受到直接投资流入量与流出量增幅的不同,直接投资净额在1999、2001、2006年略有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直接投资流入量以及直接投资净额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直接投资流出量占GDP的比重则有上升趋势,直接投资总额在GDP的比重具有波动性,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稳步增长,而直接投资净额保持相对稳定。

(三)证券投资项分析

自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资本项目实行有限度的、有选择的对外开放政策,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1996年实行人民币自由项目可兑换,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

外国对我国的证券投资规模稳步变大,而我国对外投资波动较大,但总体是增大的,特别是在2006年证券投资总额为1 587.6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当年的直接投资总额1 176.4亿美元,同时证券投资出现675.6亿美元的逆差,表明对外证券投资的急剧增大。证券投资总额在GDP上的比重总体上来看是上升趋势,而证券投资净额占GDP的比重波动比较大。因此,证券投资总额的规模急剧变大,而证券投资净额波动较大。

(四)其他投资

其他投资包括贸易信贷、银行存款、货币和存款等,具有债务资金的典型特征,即其流入流出的规模远比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规模大,而其净额却相对较小。

综上对金融项目的分析,可看出,由于我国的资本项目管制正在逐步放松,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正逐步下降,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所占比重逐步上升。

(五)收支平衡表的其他项

分析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仅仅分析金融项目下的资本流动规模和资本流动性是不全面的,要从收支平衡表的全局出发,结合经常项目,储备资产和误差与遗漏,来分析我国的资本流动性。

1.经常账户

1997―2008年经常账户全部为顺差,其中,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2001年持续下降,但在2002年由于其影响的消退和亚洲国家经济的复苏,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时期。

关于经常项目全为顺差的解释:1994年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2005年起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我国汇率的稳定和加强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另外,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稳定,有利于保持顺差。但同时可发现,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的增幅略微减小。

2.储备资产账户

我国的储备资产从2000年开始迅速增加。这是由于2000年以来进入我国的资本规模扩大并且速度变快,外汇储备进入井喷: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为2 121亿美元,2009年更是突破了2万亿美元大关,十年扩大十倍。

3.净误差与遗漏账户

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从一个方面反映资本的非法流入与流出。1997―2001年,我国的净误差与遗漏账户差额逆差虽逐渐缩小,但平均仍有-141.03亿美元,表明在这一段时间存在着大量的资本外逃并且这一幅度在逐年减小;2002―2004年,其转为顺差,甚至一度达到270.45亿美元,表明在该段时间内有大量的资本流入我国;2005―2008年间,只有2007年该账户为顺差,其余皆为逆差,表明资本流动具有双向性。

三、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测量

总量规模法以资本转移(资本流入和流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一国的资本流动性强弱。首先,定义如下指标

P1=(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0.5+我国在外直接投资额×0.5)/GDP×100%

P2=(外国在华证券投资额×0.5+我国在外证券投资额×0.5)/GDP×100%

P3=(外国在华其他投资额×0.5+我国在外其他投资额×0.5)/GDP×100%

P=P1+P2+P3

P4=(我国资本外逃总额×0.5-我国在外投资额×0.5)/GDP×100%

Pt=P+P4

P1、P2、P3分别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流动程度,P为由官方统计数据测得的总资本流动性指标,由于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影响程度相等,故取权重为0.5。P4为官方数据无法测得的资本内流和外流对我国资本流动的影响程度。Pt即为考虑资本外逃后的总资本流动性指标。其中我国在外投资额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

仅仅应用一种方法测量资本外逃规模是不可靠的,因此,本文中的资本外逃规模将采用直接测算法、间接测算法、克莱因测算法、非直接投资净额调整法这四种方法相结合来进行测量,以减少误差。

(一)资本外逃规模的测量

1.直接测算法

公式:短期资本流动净额=BOP反映的短期资本流动净额+国际收支账户中的“误差和遗漏”

2.间接测算法

公式:隐蔽性资本流出=外债增加+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储备资产的增加

间接法资本流动净额=隐蔽性资本流净额+BOP短期资本流动净额

3.克莱因测算法

公式:隐蔽性国际资本流出=外债增加+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储备资产的增加-旅游和边贸收入-其他资本收入

4.非直接投资净额调整法

非直接投资净额调整法分为两个步骤:

(1)先初步算出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规模,其公式为:

非直接投资净额=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直接投资差额

(2)对结果进行修正。其修正后的资本流动规模可视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本文采取王信(2005)[10]的研究结果,把净误差和遗漏项的40%作为非直接投资额,再与第一步中所得的非直接投资净额合并,得到修正后的非直接投资净额。

5.综合四种计算结果

由表1可知,虽然上述几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不能完全准确地测算我国实际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但它们所反映的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上述几种方法所得结果的缺陷,更好更合理地测算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本文对这些结果采取平均加权数,权重为0.25。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2002年是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方向发生改变的一年,1997―2002年我国的短期资本主要为净流出,在1998年达到914亿多美元。2002年后,资本开始回流,到2003、2004年分别达到366亿美元和573亿美元,表明了资本流动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影响。但2005年,资本流向又开始逆转,特别到2007年净流出达到1 107亿美元,是2006年净流出额的2.4倍,表明资本外逃现象的日益严重。从2004年的资本内流573亿美元到2008年的资本外流1 487亿美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区间非常大,表明我国在监管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性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二)我国的资本流动性状况

根据上文的公式及测算得出的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可整理得表3。

从表3可知,直接投资指标在1997―2006年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资本开放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而2007年和2008年的回升则表明在外投资有回流现象。

证券投资指标略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上升,表明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不断发展完善。其他投资指标虽也有波动,但其上升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资本外逃指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不论考虑资本外逃与否,1997-1998年总资本流动性先上升,后下降,这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流动规模的巨大影响,之后我国对有些已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开始实行严格管制。如果不考虑资本外逃的影响,在分析资本流动性的各种指标时可看出,其他投资项在总资本流动性占了主导地位。

四、结论

测量资本流动性时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各种测量方法都会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没有一种方法广泛地为世人所接受。一般的总量规模法虽然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相对规模,但对资本流动性的测量上仍略显粗糙。因此,本文在其基础上运用直接测算法、间接测算法、克莱因测算法、非直接投资净额调整法这四种方法相结合来进行测量,使测量所得的结果更为完善、科学。结合对我国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形式的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资本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证券市场发展不断完善,直接投资的流动性稳步下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流动性为上升趋势,而总资本流动性呈震荡上升趋势,其中在不考虑资本外逃时其他投资对总资本的流动性变化起到主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正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资本流动性及其财政政策影响[J]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3):10-14.

[2] Feldstein M.Horioka.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Economic Journal,1980,(90):314-329.

[3] Tobin J.Discussion on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short run by M.Feldstei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3,21(2):153-156.

[4] 陈取华.对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实证分析[J].统计观察,2003,(5):25-26.

[5] 封育福.东亚各国的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性――基于面板协整分析[J].亚太经济,2008,(4):25-28.

[6] 姜波克,傅浩,钱钢.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 Obstfeld,M.Are industrial-country consumption risks globally diversified in Leiderman,L.and Razin,Aeds,Capital Mobility:The Impact On Consumption,Investment and Growt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8] 刘金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程度和非流动性原因的度量与检验――来自中美日三国消费模式对比的经验数据[J].财经研究,2006,(3):82-92.

[9] 于春海.资本流动性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2008,(6):59-64.

[10] 王信.90年代以来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J].国际金融研究,2005,(12).

Measurement of the capital mobilit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n the capital mobility

LU Hai-wei

(East-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7,China)

篇7

哥伦比亚企业组织形式

在哥伦比亚可供外国投资者设立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 Anómina)、有限责任公司(Empresa de Responsabilidad Limitada)和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Sucursal de Sociedad Extranjera)(以下简称:外企分公司或分公司)。根据哥商法(Código de Comercio,1971年政府410号法令),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属商业公司性质。分公司为哥依据外企在哥业务发展特点和需要而认可的一种特殊企业设立形式。此外,哥于2008年年底通过第1258号法律首推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简易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 por Acciones Simplificada)。这种新型企业形式较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上限制更少且更具灵活性。根据立法者的设想,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这种新型企业形式来设立公司。目前,已陆续有一些中资企业选择注册成立简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已在哥经营多年的中资企业也有意改制为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面介绍的4种企业组织形式外,在哥还存在以下3种企业组织形式,但外资一般较少采用:

(1)一人企业(Empresa Unipersonal):企业有且只有1名股东;

(2)合伙企业(Empresa Colectiva):企业设定和存续的基础来自于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合作伙伴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3)合资经营企业(Empresa Comandita):企业由创办人与合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创办人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合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这类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适用于家族企业。

企业设立和解散的相关规定

商业公司

设立 投资者为设立商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下同)应首先在相互间签订书面协议规定拟设立企业的名称、住所、目标、结构、法定代表人职责等事项。

在哥设立公司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将被要求提交与其有关的证明材料。外国投资者在提交上述材料前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程序,具体如下:

首先,材料应经投资者所在国公证处公证。

随后,上述材料送哥驻外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

在完成领事认证后,上述材料应送哥外交部完成最后的认证程序。

此外,如投资者所在国家是《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一般简称:海牙公约)的成员国,上述公证认证手续可一步简化为仅需办理海牙认证(中国尚未加入海牙公约)。

外国投资者须向拟设立的企业注资,并在申请结汇的同时向共和国银行(中央银行)办理外国直接投资登记手续。如以货币(外汇)直接出资,只需向企业结算账户所在的哥商业银行提交结汇申报单即可完成相关外资登记手续。如以非货币财产(如实物、知识产权等)出资,相关投资将按法律规定在折价后进行登记。

财务报告和组建企业集团 企业成立后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财务报告。哥法律规定企业每年须至少对外公布财务报告一次。报告日一般为每年的12月31日。财务报告应包含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利润实现情况、财产变动情况、资本运作情况以及现金流量情况。除另有约定外,企业应根据普遍认可的会计准则在财务报告的基础上以各股东持有的股份为准分配期末利润。一般来说,每年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50%。

基于经济、贸易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不同性质的企业可自发组成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企业集团。在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可以通过入股或签订协议等方式建立主从关系。政府在认定企业集团时除考虑上述特征外还应确认集团内部存在一个领导和协调机制。企业集团在成立后应向所在地商会(工商局)登记注册。

结算和清算 根据哥法律,企业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才可申请解散,这些条件包括:企业存续期已满,以及外部环境改变导致企业无法继续实现既定的企业目标等。

企业在完成清算后方可合法解散。根据哥商会,企业可自行安排清算并经股东大会任命清算员具体负责。如企业自行清算失败,或应债务人、债权人、政府主管部门的申请,或在自行清算过程中发生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国家司法部门可委派清算员强制执行清算。在企业清算期内,债权人应根据法律规定及时提供债权证明。

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

哥商法规定,外国企业是指依据其他国家法律设定的,主要住所在境外的企业。哥商法未对外国企业驻哥分公司在定义上做出诠释,仅规定外企如在哥境内从事长期业务,应在哥境内设分公司。综上所述,外企分公司作为外企在哥境内从事长期业务的商业存在,应与外企为同一法人关系,即分公司在哥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外企应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长期业务的内涵,哥商法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仅列举以下几种情况作解释性说明:

(1)外企在哥境内设有商业机构或业务办事处;

(2)带资承包境内工程或服务;

(3)从哥私人部门筹集资金并进行资本运作;

(4)境内从事采掘业或提供相关服务;

(5)从哥政府手中获得特许经营权;

(6)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管理层在哥境内运作。

外企除可向分公司注入运营资本外,还可对分公司进行附加投资。附加投资是哥为外企在其境内设立分公司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之一。根据哥共和国银行2003年第5号外部决议,外企与其驻哥分公司之间的外汇往来仅限于:外企向分公司注入运营资本或附加投资;分公司向外企返回运营资本或附加投资;两者间货物贸易的外汇付款;两者间服务贸易的外汇付款。因此,哥政府允许外企对其分公司进行附加投资的目的是为便于外企向其分公司提供日常开支所需的资金。根据哥法律,附加投资应作为外国直接投资在共和国银行登记,并享受外国直接投资在汇兑政策上的相关待遇。与运营资本不同,外企减少对分公司的附加投资无须哥政府事先审批。

根据哥法律,分公司应设总经理一职以便对内管理分公司,对外代表外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来说,外企给予分公司总经理的授权较为有限。涉及分公司运营的重大决定一般均由外企直接做出。

多种企业组织方式的对比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势在于:股东最少人数可仅为2人且资产和营业额较少时无须聘请外部审计。其不利之处在于:尽管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股东须对企业在劳工和税务等方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势在于:股东在任何情况下仅须以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其不利之处在于:公司须聘请外部审计且股东人数不得少于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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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国家;物流与运输市场;CEP市场

何谓“新兴国家”其实在国际上并没有完整的定义,也没有“新兴”市场的标准。但是他们都发生在商业人活动活跃,人口快速增长或者工业化开始出现的国家。而不同的新兴国家,在经济规模,政治和法规框架,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等诸多宏观经济因素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则是构成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基础并成为物流产业的关键。

文章选择的具体分析对象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的研究结果表示各国家的关注点不同,主要有自由贸易区或经济特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及其未来前景,私有化情况和CEP市场的发展情况。

一、巴西

(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经济发展

在自由贸易区内消费的进口产品或者出口的商品都可以免税。现玛瑙斯GDP已排在巴西的第四名。它占该国经济的1.4%(从1970年的每年约为10亿增加至2004年的35亿美元)。

(二)南方共同市场的潜力

南方共同市场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国组成的关税同盟,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劳动力和资本可以长期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2010年8月,南方共同市场通过了一个有关第三方的外部关税方案。这个新的关税协议允许通往国外市场的商品只经过一次海关,大大减少了进出口的交货时间。

(三)外国直接投资

外资将成为巴西T&L行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研究者预测该行业将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重点领域。但是仅针对巴西市场,该趋势并不明显。巴西的外资平均水平只达到GDP的20%。

(四)大型体育赛事拉动建设

即将到来的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使得巴西对投资的需求和紧迫性显然是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巴西政府发起了PAC2计划,计划在2011-2014年间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8800亿美元的投资,主要是公路和铁路。

二、中国

(一)外国直接投资将利用T&L行业的稳定发展

研究预测,一直到2030年,中国的T&L行业都能够稳定地发展。2008年,中国的T&L的市场投资量估计超过5060亿美元。一些投资者在寻找在国内建立企业的机会,而另外一些投资者则寻找机会与国内的优秀快递公司创造合资企业,或者直接收购中国民营物流企业。到目前为止,世界最大的500所公司中已有400所已在中国建立投资项目。

(二)宅配、快递、小包裹(Courier, Express, and Parcel, CEP)市场蓬勃发展

较于发达国家成熟的CEP业务,新兴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其CEP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市场。其20多年来,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有望在未来五年内超越一些成熟市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CEP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市场将面临重大改革(供求关系在改变)

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其不得不在2005年底完全开放物流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外企的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同时国内民营企业也处在竞争之中。

活跃在中国CEP市场的跨国物流服务公司旨在提供高端的产品和服务,目的是通过交货的及时性和可靠性提高服务价值。而相反的,占国内市场60%的国内快递公司则通过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市场。而这些小规模的民营公司之所以可以盈利,源于数以万计的小型互联网商店所达到的高交货量。

但是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大幅度提升,对高质量的服务需求也会上升。中国国际货运协会指出,小型快递公司的优势在未来5到10年内将会下降。

中国的CEP市场存在具有吸引力的增长率,但是仍然需要企业仔细去观察客户的需求并及时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才能够走的长远。

三、印度

(一)私有化的重要性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中不同

印度在不同交通工具上的私有化情况有所不同。道路货物运输主要掌握私人手中,而巴士的运营主要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印度最初开始进行私有化是由于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而到目前,客户对私有化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似乎在上升,对于印度政府是否会增加对公路运输的控制是值得关注的。私营企业也参与了轨道交通,但是继续扮演着非常次要的角色。并且政府在最近几年也没有要去成熟私有化的计划。而印度的港口行业尚未经历显著的私有化。但是印度的港口平均大小比国际标准小,故较于其他国家有较高的装卸时间,从而增加了20%的成本。而政府并不能够承担提高其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故在将来,港口行业的私营化将是一个被期待的目标。

(二)外国直接投资情况

1.外资正在谨慎地逐渐进入印度市场

在之前,印度对外资占国内市场的比例有着非常严苛的限制,但是在近几年来其限制逐渐放宽。而外资的目光也都主要投在金融业、计算机等行业上,在T&L行业上的关注度非常的少。如果监管环境有所变化,研究者预测其投资量将会增加。

2.3PL市场是吸引外资的重点

印度国内的3PL公司不能够满足其发达的制造业公司的物流外包需求,但是在未来的十二年中,其将会蓬勃发展。印度3PL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低效率与高成本。

四、俄罗斯

(一)俄罗斯的物流行业更多受益来自于其连接东亚和欧洲的地理位置。

1.俄罗斯目前还不被视为重要的运输通道

俄罗斯连接中国和欧洲市场,代表着欧洲到亚洲的最短途径。然而,因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今天的俄罗斯并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运输通道。将来,俄罗斯将致力于利用其有利区位优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需要发展其铁路和公路,以确保快速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运输方案。俄罗斯铁路公司已计划建几个高速铁路。

2.俄罗斯正计划“振兴”北海航线和“丝绸之路”

俄罗斯正在考虑的一个计划将“振兴”北海航线,该航线为欧洲和东亚之间的最短海道,以及开发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沿途土地。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目的是促进其成员国之间的国际道路运输,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

(二) 在未来几年跨国物流服务供应商在俄罗斯物流市场上的竞争水平将会不断增长。

国际公司已经在一些物流子行业成功地赢得市场份额。例如,俄罗斯的CEP市场已经被的DHL,联邦快递,TNT快递,UPS等外国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专家预测,在不久的未来,俄罗斯国内CEP市场将更多地受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2030 A series of Delphi studies.

[2] China Intelligence Online. (2010). China Logistics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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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以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全球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实上,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一半,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地方的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从存量的构成上来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二、员工的海外培训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全球总额的比例依然很小,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实际上,目前我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国际化人才的缺乏。由于缺乏具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我国企业很难有效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很多以失败告终。国际运作相当复杂,而国内的企业经理人普遍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更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往往过于依赖国外的银行、律师和一些国外中介机构,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正确、及时、科学的决策,有时候还会因合同缺陷等原因上当受骗。员工的海外培训是解决国际化人才短缺的有效途径,能缓解我国国际化人才缺乏的局面,并能进一步加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使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崛起。

中国企业应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利用国际市场培养人才,员工接受海外培训是实施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跨国公司在培养员工方面的很多理念都值得中国企业学习。例如,IBM公司多次成为《财富》杂志“全球培训百强”冠军。IBM公司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投资约占年营业额的1-2%,每名IBM的员工每年至少会有15-20天的培训时间。再如,微软公司的员工几乎每人每年都有机会到国外接受培训。技术人才借此跟踪最新技术进展,营销人员借此了解技术新概念,学习新的营销方式、理论和策略等,行政人员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总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这种培训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月。微软、IBM公司每年也都会把优秀的中国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跨国公司之中,类似微软和IBM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会尽可能给员工提供学习的机会,真正地重视员工、理解员工才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和竞争力的真正源泉。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首先要意识到为什么员工接受海外培训能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培训员工有哪些主要方式?海外培训员工有没有风险?

(一)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海外市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好准备。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桥梁,中国企业需要借助他们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了解企业所进入或将要进入的“生态环境”。例如,鞋业制造商派遣员工海外培训就能清楚地告诉本土企业:这个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喜欢什么式样的鞋?喜欢和忌讳的颜色是什么?平均的温度和湿度适合穿什么鞋?当地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服饰中,鞋子精美与高贵的标准是什么?实用耐用的鞋是什么式样等。了解海外市场是中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第一步。

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锋部队。中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后,要建立熟悉当地人脉关系的机构,通过当地的渠道熟悉各种相关政策和法规,熟悉商业获准资格的管理渠道等。在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投资区域,中国企业越早培育成熟的海外机构人员,越有利于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占据有利地形。海外培训员工是学习取经、为我所用的最佳方法。海外培训员工可以使员工从了解中寻找差距,从学习中快速提高,这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先锋部队,派遣到海外培训的员工将为中国企业投资主力军的到来铺平道路。

3.抢占战略性优势。让员工在海外竞争环境中学习和锻炼,对于中国企业最终在国外市场获得战略性优势地位至关重要。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中国企业应该与海外的潜在市场建立信息与物流的“联络站”。巩固和发展这些根据地的员工,让他们具备战略性管理和市场研究的综合能力,这对中国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不断催生产业链的子集在世界各地繁衍、复制与发展。如果失去了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那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在国内等待跨国公司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夺走自己原有的市场。通过海外培训可以提高员工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抢占海外市场战略性优势地位作好准备。

4.提高员工国际化的素质。海外培训员工,对于员工本身来说,无疑是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及开阔眼界的最佳途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行各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高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对人才的定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稳固扎实,而更注重其社会能力、全局观、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全球化的价值观。中国企业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定位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更多的能够与世界接轨的员工与之相匹配。把员工送到海外培训不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整个中国人才素质必要的一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员工是企业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员工的素质水平直接反映了企业的方方面面,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当海外员工亲身实践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时,他们的切身体会将对传统观念进行比较彻底的“思想变革”。当海外员工体验到ISO系列标准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普遍应用,并且从企业管理的流程和具体项目管理流程中体会到高效率、高质量管理的魅力所在时,他们会自动改正在国内企业养成的惰性或无质量控制与能源节约意识的行为,使自身的国际化素质大为提升。

5.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大量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没有海外市场的亲身磨练,就难以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海外培训员工是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人才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把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实际上是让员工学会看世界的新视角,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中,使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灵活、认识更为超前。接受海外培训后的员工必然对市场定位和产品的把握有了全新的认识,眼界放宽了很多。他们思考问题会从全球出发,而绝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而这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基本素质,也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不可或缺的。

(二)海外培训员工的主要方式

海外培训员工一般有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短期培训。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时间比较短,成本相对较低,但缺点在于缺乏长时间在国外环境下具体工作的经验,培训比较理论化。

2.实践培训。将具备潜力的员工派遣到国外工作,通过实践锻炼能力。这种方式针对的人群较少,必须是符合特定标准、具备在外工作能力的员工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成本比较高,人员流失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提高员工国际化水平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效果要远高于第一种方式。

3.合作培训。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合作,中外双方共同制定培训方案、教材和课程等,共同参与培训。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员工海外培训都是采用上述三种方式,如日本、新加坡等,它们要么把员工送到国外合作伙伴企业进行短期或实践培训,要么就是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共同制定课程,对员工进行合作培训。

(三)海外培训员工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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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应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宣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与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约90%的跨国并购,包括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109个大宗购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购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99年西欧的跨国并购很活跃,售出额为3540亿美元,收购额为5190亿美元。在单一货币和促进深层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内部的并购占据了上述交易的相当一部分。该地区以外的大多数购买行为是英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在被收购公司中属于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最多,而英国、德国和法国则拥有最多的购买方公司。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与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才逐渐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场所。尽管从并购价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从并购交易的数量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却从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作为购买方进行的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亿美元。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

1.虽然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能给东道国注入资金,但跨国并购带入的资金并不总是能够增加生产的资本存量,而直接投资办厂就能够。因此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直接投资为生产发展做出的贡献只相当于很少的直接投资办厂方式的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甚至根本就没有贡献。然而当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关门停产时,跨国并购会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如果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如果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如果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影响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容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特别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