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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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行为 界定 适用性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订的《版权条约》中的相关内容，结合《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可以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如下的定义：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形式面向大众进行作品、表演、录音、录像等信息的广泛传播，大众可以任意选择时间与地点获取相关网络信息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同时也有着局限性。笔者主要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的界定和适用性来分析，以期能够为相关的实践提供些许理论依据。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最为普遍的就是利用高科技信息网络传播相关的信息，这样不免涉及到侵权的问题，且界定与惩处起来也有着一定的难度。简单地说，侵权行为属于一种越界行为，只要超过了利益的边界，就意味着侵权，侵权人要对被侵权人担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一定的损失。在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要合理辨析侵权的责任主体。通常在一些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常常把被告的责任主体性质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信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另一种是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根据这两种责任主体的差异判定侵权者应该负有的法律责任。按理说这两种分类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非常可行的。然而我国的相关法律中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概念，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等，每一种概念都有特定的外延，很多时候是相互重复的，有时候甚至会起到冲突的作用，这就不利于对主体责任的有效判别。正确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可以为实际的侵权界定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法官在审判实务中充分履行其职能。

在《传播权条例》和《行政保护办法》中明确区分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内容提供者的内涵与界限，将内容和形式的侵权进行了甄别。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通常情况下是参与了信息内容的传播，没有经过著作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信息网络内容的传播权。网络服务方式和内容的联系关系密切，但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不关注传播的具体信息内容是什么，也不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控制信息的传播，即便在客观上具有控制信息传播与流动的能力。

明确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信息网络内容提供者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些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例如在新浪网上刊登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从这一层面上说，它是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另外在新浪网上的很多作品包括论坛与博客上的文章、评论、视频等是新浪的注册用户自行上传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它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在对侵权行为的界定中，只关注被告的责任主体实际的效用不大，最主要的还是要对其侵权行为的性质予以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赔偿适用性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实际适用性要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来判断，其中会涉及到赔偿问题。现阶段，信息网络传播途径的广泛性引发出一系列的侵权问题，在高校校园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没有经过著作人的同意将书籍或者是歌曲上传到校园网中供学生下载使用，对于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进行免责处理也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支持者表示，校园的传播空间还是比较小的，且不具备营利的性质，被侵权人实际上也未曾遭遇严重的经济损失，学生进行下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牟取利润，则可以进行免责处理。毋庸置疑的是校园的传播空间确实不大，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不能掩盖侵权行为的事实，通过网络将个人的作品放到网络上进行传播，肯定会影响作品正常的销售情况，这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对待校园网络的侵权行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互联网、局域网还是城域网，相对于某个区间都具有开放性，如果校园网也对校园以外的空间实行开放，信息网络传播的外延就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就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对侵权者进行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对权利人进行相应的赔偿。但是如果校园网并没有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的传播，不应该判定为侵权行为。这是因为著作权立法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商业性质的侵权行为，这与著作权本身的精神是相符合的。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之后就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惩处，惩处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想获得利益又不愿意付出成本的侵权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校园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大多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学生在下载信息的过程中也不用付出成本，因而这种行为可以不被算作是侵权行为，从另一个侧面来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共享行为，这与著作权的利益平衡原则不谋而合。根据利益均衡论的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本身就有着一定的传播性质，因而在公共空间范围内必然会涉及到资源的共享性，所以维护创造者的利益也显得格外重要。高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地方，网络媒体的使用频率不高，对侵权作品的点击率也不高，在侵权作品中植入的广告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效益，侵权信息本身的收益不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评估。但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快、水平高的地区，侵权作品本身获取的非法利润是相当高的，人们使用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也非常快，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因而在实际的审判中还要参照经济发展水平，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出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估。

对于精神方面赔偿的界定和具体的实施也要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造成的结果来加以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必然会对权利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的损害，索要精神赔偿是合情合理的。关于精神赔偿的具体额度，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标准，多是在侵权诉讼案件中由原告提出的，很多情况下，精神赔偿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同，这是因为该项损失难以断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项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精神赔偿的诉求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看网络传播权本身的性质和精神损害的具体界定尺度。精神损害的赔偿通常是指权利人在遭受财产损害之外，还受到了非物质范围内的损害，包括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受到的损害而导致的精神损伤，以及人身的伤害如残疾、受伤甚至死亡等导致的精神损害，在各种情况下，有些是要进行精神赔偿的，有些则不需要进行精神的赔偿。有些精神损害的程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就可以进行精神的赔偿。在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行为一般不会涉及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精神的补偿，例如进行公开赔礼道歉、恢复权利人的名誉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也经常发生，按照相关的规定对侵权的行为进行科学地判定在实际的应用中意义重大，其法律适用性的分析也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在参照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定夺，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信息网络传播市场的秩序，以便净化网络信息传播的氛围，令信息网络传播权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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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涵

鉴于网络与传统媒介之传播信息模式存在以上不同，本文以为，赋予权利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利于避免网络传播进一步给当事人造成巨大伤害。学界熟知，隐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盗用原告姓名、肖像等；不法侵入原告的私生活；不合理公开涉及原告私生活的事情；公开原告不实的形象。而我国学者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本文讨论的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指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控制权，即即使在传统媒体上过个人的隐私信息，如果有人未经许可把通过非网络媒介的隐私信息传播到网络上，仍然会构成隐私侵权，即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将他人从未公开的隐私信息直接传播到网络上，自然此种行为也侵犯了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也许有论者认为，在传统媒体已经公开，也就不存在隐私了，因为“公开无隐私”。其实不然。在美国，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拍摄他人肖像并作商业性使用，则构成隐私侵权，即所谓的“盗用原告肖像”。其法理大概如此：个人（非公众人物）的肖像虽然是公开的，但公开范围非常有限。但个人（非公众人物）肖像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对当事人来说就是对其肖像隐私的侵犯，因为当事人根本不想在大众媒体上公开自己的肖像。与此同理，在传统媒体上公开的个人隐私信息，相对于网络来说仍然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因此，未经许可将在传统媒体上公开的隐私信息再次传播到网络上，仍然侵犯了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关于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本文认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

二、法人的隐私信息属于商业秘密，适用商业秘密法的相关规定

而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或对象是个人的隐私信息，即具有身份识别性质的信息（如肖像、姓名、身份证号等）以及与特定身份相关联的隐私信息（如某人罹患某种疾病）。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则是个人对其隐私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控制权。关于网站在传播他人隐私信息时的免责规则，我们可以借鉴版权法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规定，采取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在发生隐私侵权案件时，若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其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ISP没有在服务器上存储侵权内容，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不承担侵权责任。当然，“避风港原则”也适用于搜索引擎。“避风港原则”包括两部分，即“通知+移除”：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包括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权利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地址；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断开或移除与侵权隐私信息的链接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提供或链接的隐私信息涉及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作者：高荣林 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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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称，该公司斥资160万元购得42集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之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该剧于2010年3月4日“两会”期间在央视一套首播。由被告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备案、被告武汉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经营的“黄鹤TV”网站未经许可，擅自提供该剧的在线播映服务，严重冲击了该剧在互联网领域的收视以及原告对该剧网络版权的分销，影响到原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信誉和原告的经济利益。为此，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并赔偿侵权损失及律师费合计55，000元。

（二）法院判决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原告自愿撤回上诉。本案一审判决生效。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分析

（一）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1、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概述

要认定被告是否具有直接侵权行为，首先应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性质予以界定。即应准确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中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是指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因此，要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须具备以下三要素：

首先网络传播行为应借助有线或无线信息网络传播媒介向公众提供作品；其次网络传播行为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为获得内容的特定个人；最后网络传播行为的受众能自主选择获取信息的内容、时间和地点。

2、该案中对直接侵权行为的分析认定

从该案中可知，公众在被控侵权网站观看该视频符合第二个和第三个认定要素，然而对于第一点中的“提供”一词作何种定义和理解还有待商榷。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指导意见（一）》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其对“提供”一词的解释为“上传”或“置于”，然而从该案例中可以分析得知，被告公司既没有通过其他服务器向互联网上传该作品，也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贮存、放置该涉案作品，公众登录涉案网站获得涉案作品的播放与涉案网站向互联网上传涉案作品是两个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从技术角度看，通过涉案网站可观看涉案作品并不当然等同于涉案网站对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放置了涉案作品。因此，被告不应被认定为对该涉案作品予以“提供”，即被告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

（二）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1、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概述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包括直接侵权行为，也包括帮助、促成、唆使他人侵权的行为，或使他人直接侵权的后果得以延伸或扩大的间接侵权行为。

虽然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提到间接侵权行为，然而，在网络技术时代，民事权益保护方式以及侵权责任机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负担之责任。

从我国目前对间接侵权行为的规制来看，侵权的判定涉及以下几要素。

（1）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判定的前提——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

（2）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互联网中采用搜索、链接等技术手段获取已被上传或置于开放性网络服务器的作品的行为，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公众通过网络获得作品，但该行为本身并非直接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只可能是对于已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判断搜索、链接等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侵权，除了判断上述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还需判断被搜索或链接网站的直接传播行为的合法性。如果上述帮助行为是通过搜索、链接已被合法上传至互联网或置于开放性网络服务器的作品的方式实现，则该帮助行为并无不当，属合法行为。

2、该案中对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根据北京新浪公司与上海激动公司的合同，北京新浪公司取得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一定期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有权将该作品上传至互联网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北京新浪公司的上传行为一旦完成，必然导致公众通过互联网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的可能性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北京新浪公司有权将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在服务器上传至互联网。上海激动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既无权禁止北京新浪公司将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也无权禁止北京新浪公司为方便第三方获取已被北京新浪公司事先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的该作品自愿提供搜索、链接等技术服务，更无权禁止第三方以搜索、链接等手段自行获取北京新浪公司已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的该作品。北京新浪公司经上海激动公司许可取得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后，其向被告涉案网站提供“新浪云视频”服务的行为，本质上仍属在自己服务器上传作品的行为，该行为并非北京新浪公司将其享有“非独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向涉案网站再行许可的行为。因此，北京新浪公司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使自己服务器贮存的作品在涉案网站上播放的行为，应视为合法有效的行为。

因此，在该案中没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也不能认定被告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的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虽然无论从服务器标准还是从用户感知标准判断，案件情况所呈现的一些特点足以使视频节目所在的网站具有直接侵权（在服务器中贮存或在开放网络中上传作品）或间接侵权（以搜索、链接等方式帮助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嫌疑。但经过仔细地分析之后，该网站可能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上述种种表象皆因“云视频”的技术特点及现阶段的商业运营模式而起。因此，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务操作中，在防止知识产权侵权的同时，也应为一些网络技术和特别的商业运作模式提供充分的司法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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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今日头条；搜索；链接；信息网络传播权

作为一款新的资讯聚合类手机APP，“今日头条”无疑曾是成功的，从2012年8月其第一个版本上线以来，至2014年2月，已经拥有了超过9000万的用户。然而树大易招风，其在短短的数月，经历了包括《广州日报》，湖南星辰在线网络传播有限公司，搜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控诉，认为其侵犯了相关的著作权。笔者在本文中欲从今日头条的运营模式出发，分析其是否侵犯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1 “今日头条”的运营模式及其与传统的搜索引擎的区别

1.1 运营模式

目前，关于“今日头条”具体采用了哪些运营模式尚需要相关机关进行调查。然而，通过上述及现实的生活实践，笔者大致归纳“今日头条”是如何向人们展示作品。首先其通过自身的app的本身设计，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其内设的有关模块，如娱乐，军事，时尚等，其次用户点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便会出现大量的新闻标题，再此点击便可查阅相关的报道。而该报道并非与原网页内容一致。通过其报道页面，可以看见其新闻的出处，如果用户希望评论，则该评论出现在“今日头条”的页面中，而非链接的网页。

1.2 与传统的搜索引擎提供的网络服务区别

以知名搜索引擎雅虎为例，在闻晓阳与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经营的雅虎网站提供的是搜索服务，即利用蜘蛛程序从互联网上自动搜索目标指令的相关网页，并从中提取出目标文件的统一资源定位符，自动生成一个缩略图，收录到照片索引数据库中，当用户输入搜索指令后，系统自动检索数据库中与指令相匹配的缩略图和原照片的统一资源定位符。其只是简化了用户输入关键字的过程，使用户能够更方便地使用搜索工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条，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传统的的搜索引擎，如果仅提供搜索、链接、自动接入、自动传输等功能的，并不认为其构成共同侵权。当然，也不构成直接侵权。首先类似行为所能侵犯的最直接的权利便是他人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构成直接侵权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行为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以及“使得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像快播，百度影音等，由于并非直接提供侵权作品，符合相关条件可能构成间接侵权。

那么“今日头条”的运营模式是否属于传统的搜索模式，即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搜索、链接服务呢？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从上述可知，其并非是单纯的将内容链接至相关页面，在被链接页面上，除了唯一能够显示内容来源的名称外，其余的都是与“今日头条”相关，其通过嵌入式加框技术，即“深层链接”将被链接对象的内容当作自己的内容，被链接对象的来源和网址通常不显示。有学者认为“搜索引擎的传统功能在于对用户提供指引，即对网页或其中的特定内容提供普通链接或深层链接。因此搜索引擎只是在明知或应知被链内容侵权，仍然提供链接的情况下构成间接侵权。”然而，“今日头条”的深层链接与搜索引擎的不太一样，由于没有显示链接对象的来源和网址，使得用户以为新闻直接来源于该软件，导致软件间接地分享了提供作品的网站的利益，这种行为从客观上侵占了他人所拥有的市场份额，从最低程度上有不正当竞争之嫌，而其能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则需要具体分析。

2 其行为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笔者认为要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首先应该从行为出发，即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属于权利人可以禁止他人实行的行为的范围。目前，划分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两种技术标准：服务器标准和用户感知标准。前者是指将作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后者是指只要用户感觉到作品系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即认定其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然而，两种标准的局限性很明显。服务器标准在于可能因技术发展而丧失存在基础。用户感知标准则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不确定性。

如果以服务器标准来看待“今日头条”的行为，显然不合适，因为毕竟从客观上其并没有将侵权作品放置其服务器中。而从用户感知标准上看，确实，用户并没有认为自己看的新闻的来源改变了，因为其一直停留在“今日头条”的app里，再加上软件本身也没有显示来源网址，不过这也无法否定用户感知标准的主观色彩和不确定性。

已有的两种标准无法准确认定何种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没有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本质出发，而盲目地根据上述两个标准进行判断将会导致原本不属于该权利禁止的范围的行为成为权利打击的对象，也可能导致原本属于该范围的行为被“放纵”。因此，从权利的本质出发，可以较好的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才属于权利人专有权的控制范围。

2.1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基础

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共享性，由于这种共享性，非权利人掌握了权利人的特定智力成

果（客体）后，权利人并不因此失去智力成果因而仍然可以排他地实现其上利益。权利是配置客体上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是配置客体本身的法律工具。权利客体实质上是利益的源泉和载体；权利本身也正是法律对各种“客体所生利益”的支持和保障，其核心仍然是利益。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其设定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作者对其作品上的这部分专有利益。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空间，著作权人权利的扩张与使用者网上利益的保护的相对滞后导致网络空间围绕作品的权利义务配置处于失衡状况。而实际上，著作权法规定“专有权利”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控制特定行为。如果某种特定行为落入该权利的控制范围，则他人没有合法是由擅自实施这种特定行为就会构成对此种“专有权利”的直接侵权。

可见，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权利人在作品被他人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以及“使得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方式使用时可以向其主张自己的专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

2.2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类型

1、直接侵权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通常是，直接从行为的性质出发，只要是不构成“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直接提供作品”便排除直接侵权的认定。

在浙江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是MP3搜索引擎服务，一旦被链接的第三方网站删除其中任何文件或关闭服务器，用户将无法在百度网站页面上通过点击链接来获得第三方网站中的文件，百度网站的服务器上并未上载或储存被链接的涉案歌曲。因此，被告所提供的是定位和链接服务，并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被告不构成对原告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在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法院都是做了类似的认定。

可见，在认定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是否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时，法官是针对网络服务商是否有“直接提供作品”行为来判断。而上述三个案例，由于网络服务商所实施的行为均为“提供搜索，链接服务”，并没有直接提供作品，因此没有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官并没有采取“服务器标准”或者“用户感知标准”，而是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本质出发，其所禁止的行为仅是一种“交互式的提供作品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是妥当的，也是必须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必然地要求法律为创新性智力成果价值的最大化提供足够而充分的保障手段。”对特定主体而言，权利是法律对特定利益进行配置的结果，它意味着该主体能够凭借法律赋予的某种力量去实现自身的特定利益。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建立在对“客体”与“客体上利益”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同时作为一种支配权，其客体排他，利益专有。不仅知识产权，任何民事权利（包括物权）均应当有权利限制。如果某种民事权利不受限制，则必然妨碍其他民事权利的存在或行使。因此，笔者认为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方式那么就应该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照规定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不必再依照有关的技术标准。而前述可知，由于“今日头条”的行为同样属于”提供搜索，链接”，且其有提示链接的网站（虽然不明显），可以认定其并没有直接侵犯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间接侵权

目前，关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间接侵权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即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通知采取必要措施便可免责。然而，事实上，这是关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避风港原则”的规定。我国设立避风港规则肯定并支持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避风港规则给予相关主体一种特殊庇护就像船舶进入避风港一样安全，不会受到不意打击。根据《侵权责任法》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知道未采取必要措施下承担责任。

上述法律规定是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与其免责条款规定在一起。“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相关间接侵权责任，是为了扩大版权人的权利主张对象。与网络用户相比，网络服务商的数量相对，较小便于查找和取证而且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更有可能满足版权人的诉讼请求。”而“避风港原则”则是站在保护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角度，维护两者的利益平衡。

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有可能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过错在于“知道”他人侵权行为，而其免责事由在于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删除”。也就是说，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想免责，首先必须构成间接侵权。一旦其连间接侵权都不够成，当然也就没有之后的“免责事由”。

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认为，“知道”仅包括两种情形，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被诉的侵权内容主动进行选择、整理、分类和被诉的侵权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并置于首页或其他可为服务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置。而这个显然是侵权要件，非免责要件。而《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混合了“间接侵权”和“避风港原则”的构成要件，导致司法判决的谬论。《规定》中有较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间接侵权。然而大陆法系的具体列举模式本身带来的弊端便是滞后性和僵化性，面对网络社会的多样化和更替迅速，可能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放大与法官容易造法，而使得判决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立法机关的不作为，以及司法机关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填补式规范，对已经混论的局面带来的改善并不大。修改现有的规范，完善立法，指导司法，才是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的应由之义。

而回到本文所讨论的“今日头条”的行为是否构成“间接侵权”，其关键在于其是否“知道”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即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在“知道”直接侵权行为的情形下，而向行为人提供实质性帮助。在本案中，“今日头条”在客观要件上，倘若其所链接的网站的作品属于侵权的作品，则其客观上对行为人实施了帮助。而主观上的要件则是其是否“知悉”。笔者认为虽然在现有的不尽统一的规范中要想得出一个符合所有规范的结论是不现实的，但是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保护的法益上看，用户通过“今日头条”的app的使用，确实减少了接触正规提供权利人作品的途径，从而间接使得权利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益上受到损失。从这点上看，至少可以认定其行为为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而“今日头条”对此是否知悉呢？笔者认为由于其运营模式的特殊性，其对所链接的网站至少是知情的，而是否构成间接侵权，则可以采取《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为，看其是否对被诉的侵权内容主动进行选择、整理、分类或者诉的侵权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并置于首页或其他可为服务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置。这两种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知道”的推定，分别从主动的和被动的角度来认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注释

参见：闻晓阳与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09）二中民终字第00010号。

参见：浙江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07）高民初字第1201号。

参见：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2012）一中民终字第14333号。

参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10）一中民终字第102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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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汉东.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网络侵权责任解析.法商研究，2010（06）：28.

篇5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IP电视、手机电视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按照《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第39号令）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许可证由国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行业主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按业务类别、传输网络、接收终端等项目分类核发。

此次上海电视台被批准开办的业务类别分别是自办播放和节目集成运营业务。上海电视台既可以在新的网络（IP）电视平台上播放自己开办的广播电视频道和视频点播节目，又可以将其他机构所播放的节目频道和点播节目依法集成到自己的播出平台上，再向用户提供播放服务。为开展这两项新业务，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投资组建了两家公司专门负责市场推广和运营。

对于IP电视、手机电视等新视听媒体的发展，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它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满足更加多样化的收视需求，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广电总局作为国家广播电视行业主管部门，将按照十六大要求，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网络（IP）电视、手机电视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增强我国广播影视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篇6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链接;版权

中图分类号：D92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080-04

从个人用户的视频分享、微博转发等常见的一般链接，到网站用户之间各种信息资源的嵌入式链接，链接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数字化信息传播方式。这种链接式传播在促进新媒体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快捷便利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诱发了链接式侵权等问题。对于新媒体的链接式传播是否构成侵权，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国内还是国外，一直充满争议。如美国2011年“Flava诉社交视频网站MyVidster”一案，初级法院作出了侵权判决，而联邦上诉法院称在网站嵌入侵权视频不属于违法行为。新媒体传播中的链接侵权问题，只能在遵循版权法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合适的解决方式。本文拟结合相关案例，探寻其解决对策。

一、新媒体传播中链接侵权的主要表现

当前，新媒体传播中的链接侵权主要表现为浅链接侵权和深链接侵权两种形式。

1.浅链接引发的侵权

所谓浅链接，是指网络传播过程中一种普遍采用的简单链接，在这种没有经过太多技术加工的链接传播中，网络用户可以看见链接的存在，也能够看到这种链接所导引的文件指向。通常情况下，这种链接式传播体现了网络传播的快速共享特征，因而受到相关制度的支持，也常常在版权纠纷中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避风港规则”为美国司法实践所创，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采纳了这一规则，该法第512条（c）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但其具备法律所规定的免责条件而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的积极意义在于免除了网络服务商在特定条件下的侵权赔偿责任，从而促进了网络发展和作品传播。在我国，国务院2006年颁布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避风港规则”有所借鉴，该条例第23条就是对提供搜索或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免责的规定。但是，这种保护性规定仅仅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规则而非一种原则，并且该规定不适用于主观侵权的例外情况，这为新媒体传播中发生浅链接侵权埋下了隐患。

新媒体传播中的浅链接侵权行为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客观上未能执行“避风港规则”中“通知―

删除”机制的具体要求，二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故意或过失而造成侵权。如我国众多版权拥有者国内著名搜索引擎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度公司）链接侵权案件中，原告都曾告知百度公司其所链接的资源存在侵权嫌疑，但百度公司以相关资源并非其上传为由而拒绝删除，由此引发的版权诉讼最终以百度公司同意删除相关资源而告终。如果链接者明知或应知其所链接的资源存在明显的版权问题，这种主观侵权恶意就阻断了“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2.深链接导致的侵权

深链接是指虽然链接设置者并未下载相关资源，但其通过技术手段使得网络用户在设链网站上而无须逐层进入被链接网站的网页，就能够直接获得被链接网站的具体内容资源。深链接中的嵌入式链接更是将被链接对象的网址技术性地“埋”在了自己的网站或网页当中，作为自己网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环境下，设链网站的网络用户感觉不到自己的访问是对其他网站的明显链接，因而在近年来发生的链接式侵权诉讼中，部分浅链接传播行为得以免责，而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者则往往败诉。相对于浅链接，深链接传播貌似可以适用信息网络传播领域的“合理使用”原则，但实质上其并不属于“避风港规则”所保护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能适用相关免责条款。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意义上的浅链接已得到司法部门认可，具有高度嵌入式特征的深链接则成为司法机关的重点规制对象。对一般浅链接的保护是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支持，对嵌入式深链接的相对禁止则是对信息资源版权拥有者的保护。这种信息传播领域的鼓励与禁止，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在版权保护领域对创造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进行平衡的要求。因此，在界定某一链接行为是属于深链接还是浅链接时，主要应考察该行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是否损害了版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新媒体传播中导致链接侵权的原因

在新媒体链接传播中，链接指向网站是否拥有链接指向作品资源的版权，直接影响链接网站侵权与否及其责任承担程度。对于链接者而言，深、浅链接技术的采用也直接影响其侵权风险的大小。链接指向作品有无版权和链接技术选择，是诱发链接侵权的重要因素，也是链接侵权纠纷发生后司法机关必须厘清的技术事实。不过，链接传播过程中的版权判断和技术选择都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意识的外在表现，链接侵权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网络传播者缺乏严格的“先授权，后传播”意识和对“避风港规则”的滥用。

1.网络传播者缺乏严格的“先授权，后传播”的版权意识

“先授权，后传播”是信息传播领域一项重要的版权保护原则。在新媒体传播中，就传播者而言，其链接行为所涉及信息资源的内容提供方是否获得相应的版权，是决定其链接传播行为是否侵权的关键因素。如果所链接内容的提供方获得了版权人的授权，一般意义上的链接侵权即可排除。当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仍存在侵权的可能，但即使发生纠纷，传播者的链接行为也会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如果链接指向网站并没有获得版权人的授权，链接者就必然存在侵权嫌疑，除非其能够举证其行为存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如在“上海森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被告所提供的是一种浅链接服务，浅链接传播行为侵权以被链接网站侵权为前提条件，而原告所列举的相关证据表明，被链接网站播放的涉案视频是经过原告合法授权的且在授权期限内，因此，被链接网站不构成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被告的链接传播行为也就不具有违法性。可见，在对目标资源进行链接传播时，甄别内容来源网站是否拥有版权应当成为链接传播者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网络传播者只有审慎遵守“先授权，后传播”的信息传播原则，才能保证其信息传播行为的合法性。

2.未经许可的深链接传播构成“避风港规则”的滥用

由于浅链接传播行为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所以在新媒体传播中因浅链接而引发的版权纠纷相对较少。而对于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行为，虽然链接网站并未对链接资源进行实质性储存，但其在传播效果上形同内容提供商，因此，深链接所导致的侵权责任，其主体就不仅是链接传播者，还包括内容提供者。正因为此，现实中很多实施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的网站，往往是在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被诉至法院，其在诉讼中也不能以“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

如果网站为追求传播效果而坚持使用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方式，那么其必须强化对链接指向作品的版权审查义务。如果被链接网站并不拥有链接指向作品的版权，则其与链接网站构成共同侵权。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根据协议，链接侵权赔偿金由被链接网站支付，但这种协议仅约束合同双方，对被侵权者而言，其可以向链接网站主张连带赔偿责任，要求其先行赔偿，然后向被链接网站追偿。即使被链接网站拥有链接指向作品的版权，链接网站也面临侵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关于链接指向作品的版权许可仅限于在被链接网站使用，那么被链接网站与链接网站之间的二次许可协议就有可能侵害版权人的相关利益，因而可能构成侵权。如2013年“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诉温州某数码公司视频链接侵权”一案中，原告称被告未经其授权就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影视作品《赤壁（上）》和《投名状》的在线播放服务，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赔偿经济损失等。该案例的特点在于，在之前，原告已经授权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互联网上提供该两部影视作品的播放、点播、下载等服务，授权期限自2010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而被告也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了转让该两部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协议。在这看起来合法合理的链接传播模式下，实际上存在“任何第三方的传播行为都需要另外授权”的问题。实践中一些网络传播者频繁使用的嵌入式链接等深链接方式，实质上是对“避风港规则”的滥用，这在司法层面很难成为免责事由。

三、链接侵权行为的规制

通过对新媒体传播中浅链接侵权与深链接侵权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新媒体传播中较难规制的链接侵权行为，是以嵌入式链接为主要形式的深链接侵权行为。对于网络传播者试图以“避风港规则”为抗辩事由而实施链接侵权的行为，需要从法律制度、司法实践、行业约束等层面予以严格规制。

1.明确立法层面的制度规制

自1709年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版权法《安妮法令》出台伊始，维护版权利益平衡就一直是版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下表现为信息网络传播版权管理领域以“通知―删除”机制为核心的“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已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但信息网络传播者在利用这一规则的同时，常常因各种原因而不断“出轨”。当前新媒体传播中的深链接侵权行为，就是对这一规则的滥用。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鼓励传播与限制使用之间的平衡，杜绝恶意深链接等侵权行为，已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的制度难题。

我国现行立法引入了“避风港规则”，但缺乏具体的细节性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17条从内容和程序两个方面，对网络传播环境下“避风港规则”的使用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这些规定无疑大大推动了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产业的发展。但是，现行立法对链接传播侵权行为的界定，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弊端，难以解决相关实践问题。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新媒体传播中链接行为侵权与否的界限，但对于链接方式的模糊表述以及对“明知或者应知”这一主观态度的界定不清，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链接侵权的认定难题。

规制新媒体传播中的链接侵权，需要在法律层面对链接是否构成侵权作出明确的技术性界定。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该规定指出网络服务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信息加工行为并实际起到网络内容提供商角色的，应将其界定为应知权。该规定虽然强化了信息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责任，但对于深链接的技术性界定问题未予明确，未来立法应当进一步明确。

2.明确司法层面的实践指引

对链接侵权的规制，不仅需要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而且需要司法层面的实践指引。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一些典型案例尤其是与新媒介技术发展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判决及其解读，对于解决新媒体环境下的版权纠纷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相关判例一方面可以弥补版权制度层面因程序繁杂而导致的规制滞后性弊端，另一方面对于新媒体产业发展有着较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以新闻聚合服务商“今日头条”链接侵权事件为例：“今日头条”所采用的深链接方式，其链接对象并非新闻方的网站主页，而是直接指向最终资源目标。这种链接方式虽然省去了用户反复查找新闻信息的麻烦，但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没有出现原版权人的基本信息，而是形成了“今日头条”在“生产”新闻的阅读体验。因此，就“今日头条”的新闻链接传播方式而言，对其应以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网络内容服务商）论处而不适用“避风港规则”。即使作为传播者，“今日头条”也没有尽到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因为其深链接行为与普通搜索引擎链接有着明显区别：其所链接的新闻内容不属于无法确定指向的内容，而是大多未获版权人授权的新闻信息。由此可见，“今日头条”通过链接信息的行为，既无法律许可也无事先授权和契约约定，其本质上构成典型的深链接侵权行为。对于“今日头条”所涉案件，我国司法机关应予严查，通过明确链接侵权行为的法律界限，为维护信息网络传播领域的版权秩序提供典型判例指引。

3.强化新媒体传播的行业约束

行业约束相对于法律规制和司法指引而言，其时效性更强，也更具业务针对性。因此，制定及时有效的行业约束准则，是规制新媒体传播中链接侵权行为的重要措施。

事实上，我国并不缺乏解决新媒体版权问题的行业自律组织。如早在2005年1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就已成立。该联盟作为中国互联网协会行业自律工作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是由网络运营商、内容服务商、著作权人三方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非营利性自律组织。2014年8月，针对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不断出现的版权问题，百余家媒体齐聚北京成立了新媒体版权联盟，该联盟是由中国版权协会指导，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广播网、中国新闻网等9家媒体联合发起的非营利性协调机构。近年来，类似的旨在维护行业版权秩序的版权联盟不断涌现，在推进行业自律、普及版权知识、维护联盟成员的版权等方面作了较大努力。然而，这些联盟只是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并未形成打击网络侵权、维护版权者权益的“利剑”。如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网站公布的“黑名单”中，列出了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点播权侵权企业共4批29家，但该网站“处理情况跟踪”版块下没有任何内容，从而对实现黑名单规则维护版权秩序的良好初衷并无实际效果。新媒体传播中链接侵权问题的行业自律，既要建立联盟，更要强调联盟对行业自律的实际效果。版权联盟在处理其成员之间的版权纠纷时，要彰显联盟对纠纷解决的权威地位，谋求联盟出具的惩罚意见在版权行政处罚或司法处罚层面的影响力，强化版权行业自律对维护新媒体传播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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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通讯系统模型；民族文化旅游；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88Ⅹ（2016）01－0113－06

智慧旅游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对区域旅游发展日益重要．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信息孤岛式的现状和旅游信息传播相关研究的缺乏，成为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旅游信息传播研究中，庞闻等对比了5种典型的旅游信息传播模式［1］，王兆峰等分析了网站信息搜寻对游客决策的影响［2］，董亮揭示了旅游形象信息渠道影响旅游动机的机理［3］；在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中，孙丽从旅游者的角度，肖广凤等和陈雪奇分别基于麦圭尔信息处理理论和两级传播理论，对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进行了分析［4－6］．目前尚无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研究，仅有Buzinde对民族文化旅游宣传媒介进行了研究［7］．文中以通信系统模型为基础，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中最主要的途径———网络的传播效果进行研究，深入解析传播过程，构建符合民族文化旅游实际的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评估体系，以期达到促进区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目的．

1评估体系的理论依据

新时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开辟新的旅游吸引物．我国有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过程存在特殊性，如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存在缺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传播渠道不通畅；异文化的主客双方易误读对方的文化符号；社区居民信息利用水平低，对信息交流的态度趋于保守等．总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可能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却阻碍了旅游信息的传播．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最佳效果，是使游客能够接收理解来自旅游目的地的全部信息．利用源于香农信息论的通信系统模型研究信息传播问题，使信息接收端能够准确地或在允许失真限度内重现发送的信息［8］．因此通信系统模型为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提供了数学分析模型（图1）通信系统模型由信源、编码器、信道、解码器和信宿5部分组成．信息的发送端（信源）发出信息，经由编码器将信息转译成信号，使其能够在传播媒介（信道）中被传递，解码器完成对编码过程的反变换，将信号还原为信息，使信息的接收端（信宿）能够对信息理解和利用．利用通信系统模型分析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问题有两个优点：①在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中，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不再是信息和信号间的转换，而是不同信息形式间的变换；②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特殊性会对各传播要素产生影响，因此设计评价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特殊性．

2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解析

2．1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分析

以通讯系统模型为基础，并结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实际特点，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图2）．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的网络传播的过程起始于信源，终止于信宿．各类信源（如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当地政府等）采集文化符号和信息符号，并以语言、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向外传递．把关人［9］（对信源信息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的群体）在搜集和获取信源信息后进行信息编码活动，即对信息筛选、分类、整理、重构，使之成为适宜在网络中传输的信息形式．编码后的信息在特定的信道———网络中传输．信宿（潜在游客）在解码中介的辅助下对接收的信息解码，并对解码后的信息进行理解和利用．信息传播过程中亦伴随着信息获取、信息反馈和验证．信息的获取与信息的传播过程是逆向的，信息获取促进了信息传播的进行．信宿通过信道获取旅游目的地的各类信息，信道则通过从信源处获取信息来更新信息．游客的旅游活动产生了信息反馈与验证．信宿通过获取的旅游目的地信息对旅游目的地环境进行重构，形成拟态环境［10］．一部分信宿去往旅游目的地进行实际的旅游活动，将会通过所接收到的旅游信息建立的拟态环境与旅游目的地实际进行对比，将差异程度通过多种渠道反馈至信源和信道处．

2．2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要素分析

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串联过程，要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各个环节缺一不可．2．2．1信源因素决定信源传播效果的是旅游目的地的3大传播主体———政府、社区和企业．政府是最权威的信源，信息的真实程度最高；政府也是各信源间的纽带，承担着信息汇总和认证的职能；同时政府还是旅游活动的主导者，相关政策和投资能直接调控或间接影响信息的整体传播效果．社区是信源中最有活性的部分，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越高，源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就越高．企业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在提供自身信息方面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与社区的关系决定其反映民族文化的真实程度．2．2．2编码因素编码工作由把关人完成，把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站工作人员，另一类是已游览过景区、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游记的形式在网上的游客，但这些游客本身并不是信息最初的来源，且他们信息的过程并不通过把关人的编码，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游客就是自己的把关人．把关人的技术水平、与当地的文化差异决定编码的准确程度．所谓技术水平，一是指把关人的知识储备量是否足够理解信源信息内容；二是指编码准确度，即能否准确地将信源信息转译成适于信道传播的形式．而文化差异是指把关人对当地文化的理解程度．编码问题归根结蒂是信源和把关人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问题，传播关系中的人通过各自的符号解读系统解释获取的符号，并决定如何回应［11］．因此具备相同的符号解读和共通的意义范围是形成有效交流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把关人本身的文化背景与所编码信息的文化背景越相近，其编码的准确性就越高．2．2．3信道因素信道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而言，互联网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也是文中研究的传播媒介，因此信道水平就是互联网信息传输水平．可以把信道具象化，比喻成能够运输货物的河流，用货物运输效果对应信息传播效果，由河流宽度（信道容量）、运输船的大小（网站影响力）和水的流速（信息传送水平）来决定．2．2．4解码因素解码工作一般由信宿来进行．在信宿进行解码的过程中，会受到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文中将影响信宿解码的因素定义为解码中介，根据各解码中介所处位置的不同，分为目的地解码中介（如导游影响、当地居民影响等）和客源地解码中介（如人际传播影响、媒体影响等）两类．2．2．5信宿因素信宿即信息的接收者，信宿接收到信息的准确程度受到的主观因素即游客的个体特征，以及客观因素即信息水平的影响．信宿是解码的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提高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使信宿收到的信息与信源提供的信息相一致，即提高信宿成为游客的可能性，并提高游客满意度．

3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评估体系的建立

3．1指标体系和权重

通过专家评议法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三轮筛选，最终确定评估指标，并建立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通信系统模型的5大传播要素为一级指标，用Ai表示；以各要素影响因素为二级指标，用Aij表示；以全面、客观、准确为原则对二级指标进一步进行细化和量化，得到三级指标，用Aijk表示，其中将部分无法量化的指标用相关联的指标代替，确保被选择的指标简单、实用、可重复验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级指标权重，通过yaaph软件对专家打分进行处理，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和各级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3．2状态区间的确定

传播效果评估结果实质上由三级指标的得分所决定，由此可见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因此进一步根据状态对三级指标归类，不仅使评估结果更直观，还能令传播效果的提升有据可依，有的放矢．在确定状态区间的过程中，三级指标得分值的相对高低比绝对高低更有意义．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思路来划分状态区间．

4实例验证

4．1互助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青海省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其土族文化已成为青海省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互助县有威远镇小庄村、东沟乡大庄村为代表的民族村寨，纳顿庄园、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为代表的景点，是青海省典型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青海省第六次旅游发展大会上提出，要将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打造成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可以预见，随着青海省旅游业整体飞速发展，互助县的民族文化旅游必然进一步蓬勃发展．

4．2数据获取

采用从相关部门取得的客观数据及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对于部分客观数据无法获取，又不能用其他指标替换的重要指标，采用专家评议打分法获取．在整个数据获取过程中，客观数据占82．76％，尽可能减少主观人为性．参与主观指标评判的专家有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旅游研究的学者、民族文化旅游景区经营者、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各级行政领导和民族文化游客等，多元化的打分群体和大量的评判样本使得评估主观性进一步降低．对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的测算采用0～1的数值来赋值，即分值越接近1，得分越高，分值越接近0，得分越低．

4．3互助县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评估结果

4．3．1整体评估通过已建立的评估体系对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将一级指标的对应指标得分求和，发现在一级指标中，信源因素（A1，得分0．1791）、信道因素（A3，得分0．1241）、信宿因素（A5，得分0．1210）分值较高，表明三者对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起到的综合作用较明显，增强了互助发展民族旅游的优势．而编码因素（A2，得分0．0479）和解码因素（A4，得分0．0920）的得分相对较低，说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问题主要出在编码环节和解码环节．把关人（网站工作人员等）和解码中介（导游等）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导致的对信息的损漏、误读和误译，是传播效果不理想的症结．目前，互助县对信息处理者有关民族文化培训的缺失是此症结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在二级指标中，信源因素下的政府因素（A11）和信宿下的主观因素（A51）两个指标相对较高，说明在旅游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之一对信息传播效果的贡献较大，而游客具备的文化素养和对待互助土族文化的正向态度促进了对相关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而编码因素下的文化差异（A22）得分最低，再次印证了对把关人进行民族文化培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4．3．2状态评估如前所述，整体评估并不足以支撑提升策略的制定．根据状态区间进行划分，并将三级指标归类，结果如表4所示．位于补充区间的受教育水平、网络利用率等8项指标是传播效果的最短板，说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传播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网络利用率有待提高，景区的信息完善程度、对外合作和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负责编码的网站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和对土族文化的理解不到位，信息的网站不够权威，当地居民对解码起到的作用有限，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提升．应采取优先发展、重点培育的提升策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对补充区间的各指标进行优化，是提升传播效果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位于改进区间的网络覆盖率、对旅游的态度等14项因素的对传播效果的贡献尚可，但仍有发展改进的空间．在保证补充区间的有效提升的前提下，采取逐步优化、稳步提升的策略，逐步对改进区间的因素进行改进和升级，尤其是那些和补充区间因素从属于相同二级指标的关联因素更要重视，如与网络权威性相关的网络关注度指标、与信息完善程度相关联的文化代表性指标等．位于保持区间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信息公开程度等7项因素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说明互助目前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网络媒介在传送信息的过程中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较少，导游和媒体在信息解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游客的信息素养较高，信息时效性较强．因此这些因素在提升过程中可适当让位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补充区间和改进区间的因素，采取保持为主、实时监测的策略．但要实时监控保持因素的发展情况，避免其停滞不前，成为信息传播效果新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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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 要 2006年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我国正式确立了避风港规则，此原则最早见诸于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我国避风港原则是在对美国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本文通过对中美避风港原则形成背景及内容的比较来探究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促进避风港规则在我国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词 避风港 移植 版权

作者简介：陈瑜，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非法学）。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08-02

1998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避风港原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信息产业。第二，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服务提供者与版权人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避风港原则是为了要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保护版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过多的责任，最终把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又防止侵权者通过网络大肆侵犯版权人利益，阻碍其创作的热情。从司法实践看，自《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实施以来，美国法院处理有关避风港的案件只有20多个，这说明避风港规则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为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我国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作家、歌手及影视版权人诉网站的案例不减反增，而且各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的认定也不相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使得避风港规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原因分析

为何相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却如此迥异？首先，两国的立法背景不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既未完全引进避风港规则的精华之处，又未能对其缺陷加以完善，以致我国的避风港规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立法背景

美国版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包括直接侵权责任规则和间接侵权责任规则。美国《版权法》第106条为独创性作品的作者设定了一系列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展示权、发行权等。任何个人未经版权人授权而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表演、展示等行为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即责任的承担不需考虑侵权者是否知道或其主观意图如何，但是侵权意图的有无会影响承担赔偿的额度。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在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期，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引发的侵权现象，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有的是直接侵权责任，也有的是间接侵权责任。已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案已经不能够应付在纷繁复杂数字网络环境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问题。因此，在《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没有出台之前，服务提供者因其服务行为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在法律上复杂且不明确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风险，增加了信息行业的发展成本，加重这一新兴行业的持续发展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国会通过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权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出台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案”（该法案归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二部分），它设立了为美国首创，并为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的“避风港”规则。使得符合主体要求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确定了其风险的承担。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国际标准一致，但是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前，只有2001年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而且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是难以达到像美国这这种知识产权大国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较短，公民的版权意识淡薄，侵犯著作权的情况频发，盗版横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版权意识淡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版权人权益的维护，使网络扩大了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侵害。在此背景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应运而生，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说，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就是在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利益失衡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维护弱者权益。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确立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为宗旨而产生的。而我国是在后者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出现在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立法目的法规中的。立法背景的差异在规则中并没有体现，其中移植的因素显而易见，这也就使得实践中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二）内容分析

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从美国移植而来，美国避风港规则内容本身的缺陷加之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不适当变动，使得我国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保护权利人权利。

第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完全采用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所规定的有关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一般性条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要受避风港的庇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采用并实施了停止为侵权者服务的政策”。该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采用并公开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的政策。如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少次以上的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2）以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一政策，如建立健全的通知举报制度，包括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人，正确的联系方式等，并在知道有某一反复侵权的用户存在时，或者在收到合格的对某一侵权者的多次举报后，停止实施对其的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几类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却没有规定类似于上述条款的一般性条件。这就导致重复侵权行为难以避免，服务提供商经权利人合法通知后对侵权作品进行删除，删除后侵权人可以继续上传，侵权人上传作品的时间要远小于权利人和服务商发现及删除的时间。这就使得权利人权利的保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服务商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合理要求删除侵权作品，可是又不能够保证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出现同样侵权的情况。在网

络服务铺天盖地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代里，用户通过无偿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阻碍知识产品的创作。

第二，避风港规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即在版权人发送“合格的通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做出反应，移除被指控侵权的材料或者屏蔽对材料的访问，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还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规定了通知的内容，但是实践中对不合格通知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如正是由于对不合法通知法律效果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案件情况基本相同的环球唱片有限公司等11家唱片公司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雅虎中国网站的所有者）案和7大唱片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一案中法官以雅虎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后一案中法官却认为不应让百度承担过度的审核义务为由判决百度胜诉。

 

第三，通知删除程序中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作品予以删除，但是对及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国立法却没有规定。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关于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报告中建议，不同的技术情形或变化的情况可能需要制定不同的“迅速回复”的时间标准。在某些情形下，第三方侵权者所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可能在24时之内导致其他用户数以百万计的下载量，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要求服务商的迅速回复在4到5个小时之内。相比之下，其他情况也许应当延迟回复时间，比如服务商觉得有必要咨询律师。因情况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时间标准。而我国却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导致的恶果是除部分服务商删除不及时外，更有服务商恶意拖延对通知的审查时间，扩大作品的非法传播范围，侵犯权利人利益，更有甚者如热播影视的权利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完善建议

笔者根据以上对比和分析就我国目前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应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本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避风港规则是在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侵权的能力日渐增强，而权利人维权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要多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在确定侵权的案件中应加重服务商的赔偿标准，简言之，法官应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适度的做有利于权利人的判决。

 

第二，对不同情况不合格通知的认定设定灵活的标准。不合格通知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关键在于该不合格通知是否会影响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的主观认识状态，也就是说，若果该不合格通知虽然没能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但是并不影响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则应判定其有效，反之则可以视为无效。但是，对于不合格通知的也应分情况处理，对于明显属于恶意提供的可以直接判定无效，而对于那些因为权利人疏忽或能力不足导致通知不合格的，服务商应组织专门人员提供帮助和指导，使权利人免于因为法律知识或其他方面知识的欠缺遭受侵权。

 

第三，及时删除侵权作品要以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断提高检测盗版为基础。软件检测盗版的能力和水平不尽相同，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但是，可以要求服务提供商安装统一规格的软件，使用先进的过滤技术，以此作为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前提条件。这样既能督促网络服务提供商增强版权意识，维护版权人权利，又能为法院判案提供可操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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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迁.网络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篇9

【关键词】网络版权 网络侵权 网络版权保护

一、网络版权的概念

网络版权是将传统的出版物版权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即将传统传媒与出版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产生的新型权利。网络版权主要包括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管理信息权。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或时间获得作品的权利。技术措施是版权人为了防止他人未经授权而擅自使用或者接触作品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是指说明作品及其作者、以及相邻权人信息，以及表示上述信息的数字或者代码。权利管理信息权就是指版权人为了在互联网上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版权而附加于作品复制件上或当作品向公众传播时显示出来的有关版权和版权人的信息。

二、网络版权侵权方式

网络版权侵权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经版权人的许可擅自将其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或未发表的享有著作权的图书、音乐作品、影视作品上传至网络，供广大网民无偿下载，严重的损害了版权人的利益。

（二）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下载他人网站中的享有版权的作品然后上载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例如众多网友、网络小说家、博客们的文章被无偿转载，也是侵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三）没有经过版权人许可擅自将网络中无偿获得的作品在网下发表、改编、出版、表演和播放等。

三、网络版权侵权的实质

众所周知，网络传播传播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许多热播的电视剧一集的网络版权就能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由此可见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更是不可小觑。版权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不断进行着“利益博弈”。为了在这巨大的利益中分的一杯羹，许多利益主体未经版权人许可私自下载，转载网络作品，视频等，极大地损害版权人的利益。然而，至今还没有一部彻底解决网络版权的立法，网络版权侵权问题仍会继续存在，网络作品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当然也会产生很大分歧。实质上，解决网络版权侵权关键就在于如何平衡版权利益，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解决网络版权的保护和网络资源的共享即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

四、网络版权保护措施

（一）合理地分配利益

在版权制度存在三大利益主体，即版权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作品使用者。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技术条件下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实现利益平衡，保持版权制度利益格局的稳定。只有达到利益平衡的状态，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取所需，才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

为达到这一状态，首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出售价格要合理。这样有利于版权人的智力成果快速进入消费市场，促使版权人获益，同时公众也可以从版权人的智力劳动中收益，真正地体现出网络传播的优势。其次，网络服务商应该结成联盟，集中购买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然后与版权人共享收益。再次，网络使用者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具有网络版权的网络作品，视频等，并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对获取的信息加以利用，杜绝擅自上传，转载，甚至下载发表等行为。

（二）提高公民网络版权保护意识

网络版权保护意识是指网络版权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作品使用者对网络版权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其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公众的网络版权保护意识怎么样，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网络版权保护水平怎么样。但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时间比较短，公民意识中还未完全形成网络版权保护意识，致使网络版权侵权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

提高网络版权保护意识，有助于形成全民保护网络版权的社会氛围，创建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切实有效地实施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社会范围内要加强宣传，普及网络版权知识，使公众意识到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对于恶意侵权的的行为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必要时可以加倍惩罚；学校也要肩负起网络版权教育的重任，高校中不能仅仅把其作为一门课程简单的教授，而应将版权的意识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还应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维权意识。

（三）对一般违法传播行为启动惩罚程序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和司法制裁对象主要局限于商业性的、职业化的侵权分子（其犯罪构成明确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对于一般的违法传播行为，没有明确的惩罚规定，但是网络版权的侵权行为正逐步向大众化发展，一般违法传播行为泛滥，实践中.一般个人或组织出于非商业目的在网上传播侵权盗版信息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为此，可以对擅自非法上传、再次传播的相应个人或组织启动警告一处罚程序。可以向首次上传或再次传播相关信息达到一定次数的一般个人或组织发出警告：如拒不改正，则可实施包括断网在内的相应处罚。

五、结语

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网络版权事业的不断发展，网络版权保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应不断加大对网络版权的保护力度，严厉惩罚网络版权侵权行为，处理好版权市场的利益分配，大力宣传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和网络版权人和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共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环境更好更快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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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版主；微信公众平台粉丝；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侵权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微信公众平台成为继微博之后最火爆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新出现的技术充分结合了微博等多种社交媒体的优点，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这使得微信公众平台除了具有和其他自媒体类似的分享、转发、快速传播等优势外，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微信用户要接收微信公众平台的消息必须关注该微信公众号，未经关注是不可能接收到其推送的消息；第二，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消息十分准确，如果关注了该微信公众平台，则一定会收到它推送的消息。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些特点导致其侵权问题与传统侵权不同。本文从微信公众平台侵权行为的认定入手，通过分析微信公众平台责任承担，试图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微信公众平台侵权行为的认定

《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应同时具备新颖性和可复制性两个要素。微信公众平台版主所的内容无论原创还是转载，一般都是围绕该公众平台主题的图文和音像资料。若是原创或者合法转载都能收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一）微信公众号版主群发的行为

微信公众平台消息的方式与传统互联网不同，但是其本质仍然是通过互联网（即手机无线网络）对作品进行传播。另外，只要公众号粉丝关注了该微信公众平台就能随时通过网络获得该公众平台的消息。因此，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根据微信公众平台所推送内容的不同对其行为进行不同的认定。

首先，如果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内容本身不是互联网作品，而是来源于报刊、图书等，那么此类公众平台一定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其次，如果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内容本身是互联网作品，则需要分情况讨论：第一，微信公众平台版主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就对作品进行了整理和摘录，如果版主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那么版主对推送的作品享有汇编权。反之，则侵犯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二，微信公众平台版主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但在转载时注明了作品来源，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这种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微信公众平台版主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且在转载时未注明作品来源，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

（二）微信公众号粉丝转发的行为

根据网络著作权的基本理论，微信公众号粉丝通过网络向其他用户发送（分享给好友或朋友圈）作品的行为构成复制行为。另外，粉丝每分享一次作品在法律上都构成一次网络传播行为。因此，微信公众号粉丝的分享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和网络传播权。

（三）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的行为

要求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对版主内容进行一一审查时不合理的，而提供者本身也并不直接参与信息的交流，因此，微信公众平台的提供者几乎无法直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实施侵权行为，故而，无法构成直接侵权行为的主体。但是，当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满足“通知删除规则”和“红旗规则”的情况下，可能会构成不作为的间接侵权。

二、微信公众平台侵权责任的承担

微信公众平台侵权是传统民商事侵权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在承担责任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微信公众平台版主和粉丝侵权责任的承担

对微信公众平台版主和粉丝侵权责任的承担主要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这三种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首先，在微信公众平台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具有紧迫性。因为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呈爆炸式传播，在这种情形下停止信息的继续传播更有现实意义。其次，对受害人进行损失赔偿是承担侵权责任最基本的方式，但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侵权案件中要同时兼顾公众的知情权和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需求，在赔偿数额上有一定的考量。最后，传统的赔礼道歉分为口头道歉和书面道歉，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侵权的特殊性来看，在网络上道歉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在对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和实现更佳的赔礼道歉的效果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承担

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著作权人无法对其作品享有控制权，处于世界各地的任何人只要“轻敲键盘或者鼠标”就能对作品进行传播，实施侵权行为。这不仅使作品的复制和传播变得廉价，也使通过控制作品传播来激励作者创作的传统激励模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作品传播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承担责任更为合理。我国《侵权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著作权人通知或者应当知道某行为侵犯他人著作权时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与网络用户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微信公众平台的侵权可以参照此条实施。

（三）微信公众平台侵权的法定免责事由

对著作权人而言，无法控制自己作品的流向就失去了附着在作品上的利益；对社会大众而言，信息免费的快速流动会带来新一轮的创作。为了平衡二者的利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规定免责事由是十分必要的。

1.合理使用。根据前文所述，微信公众平台的版主除了对作品进行摘录和整合形成新的汇编作品不侵犯著作权外，其他的两种行为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微信公众平台的粉丝为了学习、研究而对作品进行收藏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不构成侵权，但是，将作品分享给朋友或者在朋友圈传播，这种行为是否可以主张合理使用有待商榷。

2.法定许可。在互联网环境下寻找著作权人成本高昂，而法定许可本来就意在促进作品的传播，因此，将原本发表在网络上的作品视为作者默认其他人可以先行使用自己的作品再向作者支付报酬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三、微信公众平台合法运行的路径

因为举证难、著作权人意识不到位、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等因素很多权利人选择用和解的方式解决该侵权纠纷，维权的主动性普遍不高。为了维护微信公众平台合法有序的运行，各方主体都应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著作权人

著作权人应当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通过法定的程序主张自己的利益。通常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著作权人要求侵权行为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第二，著作权人向微信公众平台的提供者发出侵权通知，要求其尽快删除侵权内容；第三，著作权人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该侵权纠纷。

（二）微信公众平台版主和粉丝

对微信公众平台的版主来说，使用他人的文章应当为作者署名，并且不擅自改动他人作品。对微信公众平台的粉丝来说，一旦发现微信公众号侵权应当及时的向版主反应，版主收到消息后应当及时删除或者向著作权人申请使用许可。微信公众平台的本质并不在于推送消息而在于和粉丝的互动，因此，充分运用这一平台能有效地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三）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

目前，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者腾讯公司出台了《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在进行公众账号的注册时，默认注册者同意该《协议》的条款，通过契约明确约束公众平台的侵权行为。此外，腾讯公司也可以设立侵权投诉平台，一旦发现有侵犯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为，应当立即将该作品屏蔽或者删除。

（四）政府

移动互联网属于新兴产品，微信公众平台只是其中一个产品，我国对互联网的立法并不系统，且已落后于现在的发展速度。立法是最基础但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应当尽快完善我国互联网法律体系。

结语

微信公众平台版主、粉丝和提供者都可能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风险，而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使用条件比较苛刻，因此，各方应当在参与微信公众平台时提高著作权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政府也应该尽快完善相关规定，对移动互联网的侵权行为出合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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