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0 17: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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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篇2
【关键词】适应性学习;宏观经济预期;中国;最优质;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规律在兼顾相机抉择活泛性的过程中,规避动态非一致性,这已经是近些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学者实施最优质政策探究的主要应用手段,譬如:中央银行向外公布,日后会参照某一项准则进行工作,其规则会作为约束手段,其不但会规避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行动,也会创建一种承诺制度。假设规则获取有效实施,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对适应性学习理论的具体探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适应性学习理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大范围关注,并且是有限理性的主要代表。适应性学习理论逐渐被应用在经济动态的研析中。适应性学习理论的出现,减弱了理性预期假设所具备的系统严格条件,认定在现实当中的预期不会存在完全理论的性质,公众在根本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实际价值的真正含义,在每一期不间断的取得并且更新决策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借助应用特定的计量方式,逐渐改变自身的预期。若如公众借助适用性学习构建宏观的经济预期,由此可借助设定的关键参数,把公众预期的理性阶段定量化,站在一定价值上而言,适应性学习的极端形式表现之一是理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相比较,适应性学习理论在很多因素上都需要加改进与完善,以此促使公众的预期构建机制与时展相吻合。
二、对最优质货币政策的探究
以往最优货币政策是在约束因素下,对中央银行目标函数进行最优化而获取的。但是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得知,不重视稳定性和均衡确定性所携带的影响,会对最优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引入到适应学习过程之后,经济是否具备理性预期均衡状态,是判定货币政策优质的主要参考凭证,中央银行的最优利率准则存在,致使经济不能转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但是假设前瞻性利率的规律得到优质规划,就可以规避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状况。在适应性学习的基础上,有承诺行为或者相机择选所获取的最优规律存在一定的不足,与此同时,是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获取的,但是现实当中的公众预期主要展现不完全理性的特征,在2002年,相关部门探究了在应用泰勒型的规律当成货币政策执行方式及存在的稳定性与明确性的状况,根据相关探究得知,在利率出现对滞后,发现就前瞻性变量有反应后,获取的稳定性条件与确定性条件仍然存在差异性。所以,在适应性学习的虚拟状况下,在单一利率准则的基础上,寻找最优的规律,已经是当前中国货币经济学探究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当前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探究具体集中在探究理性预期设置下的货币政策最优规划问题。缺少对适应性学习之下最优货币政策选取问题的整体探究。介于在理性预期假设所推导性学习能够把公众的预期构成体系内,在经济系统自身中出现,所以在是适应性学习探究最优货币政策更加具备具体的应用作用,我国相关学者与专家,在非常早的时期已经探究了公众学习和预期构建体系对货币政策价值所产生的一定影响,其认为,公众缺少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了解,会借助适应性学习或者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以此进行预期更新,假设与之相关的经济信息存在不透明性或者透明性没有达到一定标准,都会将公众的学习过程延迟,与此同时增加公众出现预测误差的概率。除此之外,可将适应性学习融入到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模块当中,能够看出,正字维护调整的货币模型能够有效模拟出人民币汇率的具体波动状况,因此,可把适应性学习延伸到其他诸多探究渠道上,特别是转型时期参数具备不稳定性的模型。
三、引入适应性学习的具体方法
在以往的新凯恩斯模式当中,预期通常指的是理性预期,但是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具有一定的严格性,若想在现实经济中获取有效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系数。伴随全球经济化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分析的重点逐步从理性预期向适应性学习转化。将新凯恩斯构建的基础模式引入到适应性学习当中,便于预测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预期的构架过程。借助适应性学习构建宏观经济预期的实质是,公众在提前了解并且熟知经济的理性预期均衡性的方式,在此大背景下,借助效仿REE构架感知运转规律PLM,这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PLM当中的参数存在一定的变化,公众在构建各期的预期之前,把应用的全部信息借助某一种事前假设的学习算法,以此使参数得到更新,而REE当中的相关参数是固有的,并且不会被公众所熟知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是对适应性学习、宏观经济预期与中国最优质货币政策的具体探究,就模型预期项的处理角度而言,借助适应性学习取代以往的理性预期假设,这种方式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理性预期的假设,在引入适应性学习之后,中央银行决定的政策参数会对具体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会影响理性预期均衡能力的偏离阶段。所以,中央银行实施哪种形式的货币政策,以此保证具体经济对均衡能力的偏离最小化,应该作为货币政策选取的重要探究课题。
参考文献:
[1]卞志村,高洁超.适应性学习、宏观经济预期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4(04).
篇3
1 国际经济学的内容、发展及特点
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悠久,最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亚当斯密的绝对价值论。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和扩充从未间断。尤其是近几十年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得国际经济学的内涵愈加丰富。国际经济学学科的特点非常显著,涉及内容丰富,应用工具复杂,理论基础广阔。
1.1 国际经济学的内容及发展
一般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主要内容分为宏微观两部分,微观理论部分主要内容是以交换为主要目的各种方法的延伸;宏观部分主要是从宏观、均衡、金融等角度对国际贸易的动因及结果的诠释。最早对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亚当斯密,本文由收集整理其在国富论中指出国际间的交换主要是源于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后经h-o理论即资源禀赋理论使得其成为微观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现代的国际经济学的进步主要来源于保罗克鲁格曼的贡献。主要贡献有: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1.2 国际经济学学科的特点
(1)内容非常丰富。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与关税非关税壁垒、贸易与经济增长与规模经济、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国际经济学不同于国内交易,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然的与人为的阻碍,主要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外汇市场理论与政策、开放与封闭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政策等问题。
(2)国际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系统基础上。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宏观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的范畴。
(3)对学生的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学科内容及学科基础的要求,需要学生除了对经济学、管理学、金融、投资等都有比较深层次的素养要求,还要求相互之间的交叉引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对逻辑和数理素养的更高层次的升华。在此种的要求下,就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地掌握国际经济学。
2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际经济学本身的深刻性和综合性使得在不同程度学生面前体现出的教学效果有很大差异,在日常的课后调研中呈现的调研结果完全佐证了这一观点。在(下转第173页)(上接第123页)学生反映的诸多因素中最凸显的以下几个:课程难度大、课程内容度、 涉及数理模型多、自身能力有限、教学方式单一、理论模型过于枯燥等原因。除了以上课程本身的客观原因外,主观上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种:
2.1学生的学术素养相对较低
学生的学术素养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学生的专业素养,一般情况下国际经济学的设置应该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或是第三学年的上学期,这时学生对该学的基础课都未完全修完,所以学起来显得跟不上,即使在所有课程都开的情况下,由于是加强和引申课程也致使所学东西有所欠缺。二是学生的数理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有限,使得教学相对吃紧(国际经济学要求相对较高的数理和逻辑推理能力)。以上两种原因是教学过程无法推进的主要障碍。
2.2 教学方式传统影响教学质量
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在关键难点上只是灌输式的学习,不利于沟通障碍的有效解决,在未能形成有效解决机制情况下,继续推进使得问题将长期积压,最终对整个课程失去信心。现代的教学条件给我们创造许多新的方式,如增加多媒体,双语教学、有效的课堂活动、课外活动等可以丰富和弥补传统的教学。
3 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效率的对策和建议
目前的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通病,尤其是在新历史格局下,对经济学本科阶段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率是刻不容缓的,针对以上提出的各类问题症结,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对策建议:
3.1 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不断优化教学方式
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良好的师资队伍主要有以下几个手段:一是加强教师交流,不断吸取不同的教学优势进行优势互补是必要途径。二是加强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监督和培训,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能力。至于优化先进的教学方式方面: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开展双语教学、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等,双语教学有利于吸引对外语有兴趣的学生,但是对学生和老师的素质要求显得更高,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导致学科教学情况的经一步恶化。总之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4
虽然我国近年来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不断加强,我国的高等学校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但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将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与对策进行简要地探讨。
一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 跨文化教育理论研究不足
跨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教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我国的跨文化教育研究也有几十年,但是我国的跨文化教育也就仅仅二三十年,对于文化教育来说,这些时间还是比较短的,研究还是不充分的。我国的跨文化教育理论研究虽然经历了几十年,也有很多理论家都对其有自己的深入研究,但是我国的跨文化教育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系统、不够成熟。
我国的跨文化教育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教育现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还缺乏相应系统成熟的理论对我国的教育进行指引与统帅。我国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专业,是一个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专业,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了解各国的经济贸易实际情况,也需要过硬的实践能力,要把握全球的经济脉搏,了解各种经济政策法律,使所学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跨文化教育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建立起系统化专业化的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教育理论体系,这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的现状,也是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2 跨文化教育在专业培养中缺位
在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培养中,仍然缺乏必要的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的比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仍然是明显不足。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培养计划中,将学生的专业素养、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并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实践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对学生的培养方案趋向于越来越全面化,并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越来越重视。
但学生的专业培养方案中仍然缺乏跨文化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也缺乏跨文化教育课程,很多跨文化教育的课程都是作为选修课让学生选择,而且师生对选修课的学习都不如必修课那么重视。这样缺乏跨文化教育课程设置,对跨文化教育不够重视的教育环境中,势必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战略视野和跨文化教育意识的高素质的国际经贸人才。
3 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缺乏
在高等院校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近乎没有,师生对跨文化的课程的重视程度也不足。很多学生也是只求修满必要的学分,不挂科就好。也不会自主地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地理历史,以及外国现在的经济环境经济政策与法律,缺乏跨文化教育意识,不能认识到专业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缺乏国际视野、缺乏对多元化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适应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压力,无法准确把握全球化经济中的商机。
4 跨文化教育的师资不足
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提升我国文化教育水平,这些势必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资力量是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条件,是培养未来国家栋梁的中坚力量。因此,要培养出具有跨文化教育意识、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就需要有一支具有跨国教育意识,具有跨国教育能力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而我国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不够发达的原因中,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就是跨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不足。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他们的跨文化理论素养、知识积累也是比较缺乏的。不能很好地将国外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以及现有的经济贸易政策法律法规贯彻到课堂中,不能将国外的多元化文化很好地融合在课程中,不能够将中外、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合,无法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需要。
二 实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的对策
1 加强对跨文化教育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教育培养体系
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纲领性标杆,只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的跨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才能指引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实践更好地开展,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与成就。我国虽然对跨文化教育研究已经几十年了,也有很多学者投身其中对其有大量的研究和贡献,但是我国的跨文化教育研究理论太过繁多琐碎,无法很好地融通整合成一套系统化科学化的跨文化教育理论系统。这是我国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只有解决了理论方面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指引实践,让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跨文化教育能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多元化的竞争环境,能够具有国际视野与达到战略高度。因此,首先要在跨文化教育中加强相关理论的研究,取过去研究成果的精华,弃其糟粕,并且适当借鉴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教育现状进行发展改进,将所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融合,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教育培养体系。
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中要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力度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计划中,要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力度,增加跨文化教育在专业培养计划中的比重。在专业课程设置中,既要增加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安排,多设置一些学分比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课程。比如关于国外的地理历史、文化习俗、政策法规与现在的经济贸易现状的一些课程,让跨文化教育贯穿在平时的课程教育中,让学生能够在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交流中适应生存,能够理解不同的文化习俗、信仰与习惯,了解不同国家的经济现状与贸易政策法规。为了提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水平,学校也可以多与国外高校展开合作与交流,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国外交流交换的机会,让学生能够真正地亲身融入到国外的文化氛围与经济氛围之中,更好地感受不同的文化,使学生在踏入社会后能够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环境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让自己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与需求。
3 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
意识支配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只有有了正确的意识形态,才能更好地指导行动。要提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水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让学生提高对跨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目前很多学生还是比较缺乏必要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对跨文化教育知之甚少,甚至觉得跨文化教育无足轻重。他们只觉得只要完成学校的专业培养计划表上必须修满的学分就好了,选修课也是只挑容易过不容易挂科的课程去学习,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自身专业的需要。对于跨文化教育,很多学生只学习了一些国外的基本的历史,还有就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等,比较少深入地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以及现有的经济贸易政策法规,不能很好地将国外的文化与国内的文化很好地融合消化,不能在以后多元化文化碰撞中很好地适应。因此,学校要努力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可以在学校的宣传栏、微信、微博上加大对跨文化教育的宣传力度,增加跨文化教育的课程比重、学分比重,请国外的专家为学生讲解国外的文化、经济,让学生提高对跨文化教育的认识,提高跨文化教育意识。
4 培养高素质的跨文化教育师资队伍
一所学校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的人才,能否培养出能够支撑国家发展的栋梁之才,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学校的硬件,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师资力量。如果一所学校各种硬件设施都是先进豪华的,但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却是非常低,那么学校也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跨文化教育还有很大欠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跨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学校的老师现在很多都是以教学为副业,以科研和外接项目为主业,将很多的精力都用在发表文章与承接外面的项目上,在教学上的精力就减少了。老师对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也不够,自身的跨文化教育的知识面与跨文化教育教学水平也有待提高。即使老师有这个为同学提供更好的跨文化教育的心,也没有这个时间与能力。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授课老师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增加自身的跨文化教育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教育教学能力。只有有了跨文化教育意识与教学能力的老师,才能带领学生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增加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水平。
总之,跨文化教育在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体系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跨文化教育理论研究不足、跨文化教育在专业培养中缺位、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缺乏以及跨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不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中的跨文化教育力度,加强对跨文化教育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教育培养体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培养高素质的跨文化教育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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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篇6
关键词:劳动价值规律;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充分就业;贸易保护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9日
我国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情况复杂,如何把握我国经济工作的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这需要运用科学的理论工具。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来分析我国经济的重要方面,从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和全局就是合适的。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中国开放经济中应用的主要方面
(一)提高经济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认为,商品价格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就取胜;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逐渐被淘汰。这一企业竞争规律在我国目前开发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目前,我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相通,国内外企业进行竞争,我国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最根本取决于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的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加强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科技和管理手段,来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是目前我国企业立足国内外市场的根本,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
(二)注重产业选择,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市场收益的取得,还涉及到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分担。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如何在国内外市场间进行分担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
企业对不同产业的选择,其承担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情况是不同的。如农业、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科技等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需求主要由市场供给条件决定,这些产业可以说不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而处在产业链高端的产业,其技术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步,甚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引导市场需求的升级,这样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成本就由消费者承担。而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企业之间产生恶性竞争,当市场需求稳定时,企业艰难度日;当市场需求升级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被迫升级,这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成本完全由企业和社会承担。这些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包括淘汰正在使用的设备所造成的成本、技术升级所引起的成本、劳动力结构性转移所引起的成本等。这种产业结构升级是在供求脱节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没有条件让消费者承担,必须由企业自身或社会承担。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是很大的。
不同国家的产业选择和结构状况不同,因此不同国家承担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情况是不同的。如美国的农业、金融、高科技等,其市场需求稳定,产业结构变化较小,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也较小;其高端制造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由消费者来承担。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由企业和社会承担的部分较小,这种产业结构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观我国的情况,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生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被市场变化牵着鼻子走。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承担。因此,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承担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大部分成本,这种情况现在正逐渐得以改善。
正是由于对产业结构升级成本的分担对于企业和一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注重产业发展的选择,从而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具体来讲就是,努力保护我国农业发展,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医疗、金融、旅游等产业,努力使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做到这些,就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和社会所承担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
(三)把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作为各项经济政策的指针。劳动和就业是经济创造之源,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我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就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把充分就业作为各项经济政策的指针是理所应当的。现实的状况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破坏了环境,这也是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基,损害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之基。因此,我们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与充分就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就业状况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本国各项经济政策是否切实有效的综合衡量标尺。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各项经济政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只有做到切实、合理,才能发挥出政策的效果,达到政策的目标。
(四)合理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手段。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我们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的国际分工,对实现我国的充分就业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有益的。因此,积极、主动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自由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基调。但由于下述原因,我们也必须合理利用对外贸易的保护手段,实现我们国内的政策目标。
1、商品满足不同的需求层次和地位的不同。如粮食和农产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处于最基础的需求地位。也就是说,人们无时无刻不能没饭吃,但人们可以不用私人轿车。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0%,如果粮食不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全球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等事件,中国的粮食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因此,即使我们要花费一定的经济代价,我们也要保证粮食的较高程度的自给。这就要求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
2、我国幼稚产业成长的需要。如我国的金融、高科技育种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还没有能力与它们同台竞争。因此,我们暂时需要采取贸易保护手段,使这些幼稚产业得以发展。等到这些幼稚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对外开放。
3、我国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在国际竞争中,单一的产业结构不但具有较高的经营成本,而且具有较大的经济风险。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而多样。并且,我国要满足世界上约20%人口的就业,必须丰富我国的产业结构。我们利用贸易保护手段不是保护我们的劣势和落后产业,而是实现我国的产业关联效应,降低我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成本。这样,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又丰富了产业结构,从而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了条件。
4、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国家间力量的悬殊。国际经济交往是在国家间进行的,资本、技术、劳动力还不能完全在国家间进行自由流动。各个国家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都程度不同地对资本、技术的流动进行限制,特别是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管制都是追求自我利益,尽量转嫁经济负担和成本。再从贸易规则来看,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是由发达的经济强国主导制定的,这些规则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强国的利益,并不是公平而科学的。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进行必要的贸易保护是我国当前对外经济的应有之意。
上述四方面的情况说明,在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合理的国际贸易保护手段,以实现我国的产业目标和就业目标。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中国开放经济中应用的主要方面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当前中国经济中应用的几个方面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具体关系如下:
(一)提高经济效率和产业选择是核心。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经济效率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只有内容充实、可靠,经济才有活力。产业结构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结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结构是消费的基础;同时,产业结构决定着就业结构,就业结构是劳动分工的具体体现,就业结构决定着劳动者技能的发挥、分工的效率、劳动者的收入等经济实质内容。
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经济效率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一国的资源禀赋等优势的发挥就体现在产业选择、产业结构上,同时产业选择、产业结构是经济效率的具体体现。而经济效率是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经济的竞争力。
经济效率和产业选择是实现充分就业、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缺乏效率,它就不可能在产业选择上拥有主动权。如果一国经济的产业选择、产业结构缺乏经济效率,它就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
(二)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约束条件。如果没有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是缺乏经济的实质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集中其各种经济资源,发展某些产业,让部分人安居乐业。这不是一个国家具有经济效率和经济竞争力的表现,这不是合理而有效率意义上的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没有实质性意义。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经济活动的整体目标,实行开放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目标约束下的经济,必须立足于劳动和创造,必须立足于开拓产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是检验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宏观经济管理效果的根本标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市场竞争每天都在真实地进行着,任何人也不能造假,而这种竞争力的强弱就真实地表现在一国的就业状况和环境保护状况上面。而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低就直观地表现在其失业率较高和环境保护破坏严重上面。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看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效果,看一个指标就足够了,那就是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状况,这是对一国经济竞争力的最综合、最根本的衡量。
(三)合理利用对外贸易保护是经济的调节手段。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但也存在着各种贸易保护的现实条件约束。正因为有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对立,对外贸易保护要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进行平衡。对外贸易保护不是保护本国的劣势和落后,而是基于提高本国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进行的。基于当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与国家间力量的悬殊,一个国家深度的对外开放与联系,必然使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运行置于国际经济的风险之中。贸易保护就是国家利益和国际经济风险的管理手段,通过贸易保护减缓国际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贸易保护是在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由于国际经济规则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经济规则就存在着与国内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地方,这时对外贸易保护就发挥其主动性、灵活性,使这种贸易保护既不与国际经济规则发生严重冲突,又能够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总之,对外贸易保护是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经济关系的有力手段,在这个调节过程中,不断提高本国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中国现实经济应用所体现的科学性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效率决定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实践中应用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一国的具体实践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的承担也影响其对外竞争力的形成。另外,对外贸易保护对于平衡国内外经济关系,尤其对于本国充分就业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上述几个方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理论在分析我国开放型经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对内经济与对外经济指向的统一。对内经济我们把经济效率、成本、就业和环境作为经济的核心问题给予重视和解决,对外经济我们同样把这些问题作为核心给予关注和解决,这体现了我们对问题把握和分析的科学性。这种对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核心问题指向的统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制定政策和策略,协调我们的各种经济行为,实现良好的经济效果,达到我们预期的经济目标。
(三)问题和指标的简洁、明确而全面。对于开放型中国经济这样的复杂问题,我们使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中国经济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问题和指标具体、明确而简洁。我们沿着这四个方面就可以把握全局,观察我们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足以显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统领作用,是其他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的科学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孙飞.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08.12.
篇7
关键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每个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由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历来就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与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以上这些国家危机爆发既有如经济结构、负债规模、负债比例、经济政策等内因,也有诸如国际贷款的盲目性、国际游资的冲击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国家间缺少必要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对危机的产生尤其是加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各国央行应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等工具的协调来使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上证明国币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对于各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上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相互依存、经济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扰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并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依据。对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一问题,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会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问题,这需要各国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其后Cooper(1968) 对国际经济政策相互依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理论上指出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后来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开放经济下,由于各国在货币政策领域相互影响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国实施货币政策在影响本国经济的同时还会影响他国经济即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经由国际市场传递其他国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属于人为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市场溢出效应也称为自然效应,指一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波及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不能使其他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免疫),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对此作了较早研究,其中,哈马达运用博弈论说明了两国模型中的政策协调过程并得出结论:两国之间的不合作类似于囚徒困境,会产生一个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富兰克尔(Jeffery Frankel,1988)则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各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彼此的福利函数,因此必须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降低整体福利损失。溢出效应主要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进行传递:
贸易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国进口需求下降贸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资本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币利率水平下降本国资本流入他国资本外流产生意外性紧缩。
在这里,借助于Dornbush两国开放宏观经济静态模型,运用最优政策分析的方法讨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从而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分析方法中,最优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协调的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般都有定义明确的政策目标偏好函数即效应损失函数,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明确的,博弈参与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是外生给定的,根据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可分为非合作式纳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每个参与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损失函数做出最优策略选择。模型假设:一是世界经济仅有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且它们是完全对称的(它们有相同的偏好和结构);二是只有两种商品,每个国家生产其中的一种,分别是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三是资本自由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债券完全替代;四是两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前均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其中,y表示本国实际产出,p表示本国价格水平,e表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α表示本国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在本国消费价格水平中的相对重要性,m表示本国的名义货币供给,pc表示本国消费价格水平,i表示本国利率水平,u表示产量和通胀在效用损失中的相对重要性。此处,除利率外,模型中的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另外,模型中的变量例如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冲击时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值,带星号的表示外国变量。这样,Dornbush两国宏观经济静态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为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m-p=yφ-βi为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当不存在冲击时,两国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即m=m*=0,有y=y*=pc=p*c=0,两国不存在政策协调问题;当存在对称的价格冲击时即p=p*=p0>0,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将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则pc=p0+r(m-m*)
(一)非合作式纳什均衡
假设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给定对方的政策选择下,独立选择自己的货币政策来最小化损失函数,其结果就是非合作纳什均衡。由于两国是完全对称的,只需以本国为例进行讨论: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则:m=t1m*+t2p0,为本国的纳什反应函数,即给定外界冲击时,能使本国损失达到最小化的本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表达式,它是外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同理,外国的纳什反应函数为m*=t1m+t2p0。经过多轮货币政策博弈,当两国实现纳什均衡时,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它们将减少相同的货币供应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当存在外部冲击而两国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时,两国货币政策会过分紧缩,从而导致产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假设合作均衡等于由一个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优政策所取得的结果,则效用损失函数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国的讨价还价能力,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显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当两国实行货币政策合作时,其货币政策比非合作时的货币政策更为扩张,产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水平。可见,当两国遭受对称性外部冲击时,实行货币政策协调将会降低两国整体福利损失。
三、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贸易、投资和融资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趋严重,并且各国在货币领域还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冲突。因此,各国在货币领域开展政策协调成为一种趋势,有这些思路。
(一)加强各国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交流包括各国政府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经济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在为政府进行经济预测时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等,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就某项货币政策达成协调。
(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在当前国际货币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它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币值的较小波动就会带来其他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这会改变公众的汇率预期,加剧汇率波动,增加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无益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融资的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缺陷不可推卸责任。因此,改变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广大发展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的话语权,成为后危机时代人们普遍呼声之一,这将有利于各国在重大国际金融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就政策协调达成一致。
(三)加强危机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已经说明IMF和相关国家在危机发生时不能进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机不断向经济联系密切国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银行、IME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协调参与国央行应对危机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在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继实行了联合救市以遏制经济进一步衰退,并已初现成效,这就说明加强各国央行危机管理的协调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监管跨国资本
弗莱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资本自由流动时,本国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加强资本管制,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实际上这已经体现了“三元悖论”。托宾在1972年建议各国共同协作,对短期资本征收统一的外汇交易税即所谓的托宾税,其理由在于: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替代,而且还可以减少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放大对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麦金农在1982年指出,全球对现存的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但由于货币替代,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就发生改变,其后果是既导致了货币市场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各国汇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最终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因此,加强各国当局对跨国资本的共同监管也应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虞伟荣,胡海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的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1).
2、韩贵新,肖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成本收益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袁鹰,涂智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J].上海金融,2007(3).
4、尹继志.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J].上海金融,2008(12).
5、王叙果,陆凯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现状及述评[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9(4).
篇8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型人才;多层次培养模式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供需困局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国际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广泛领域,包括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和金融、商贸、流通、信息、高技术研发等服务业领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批企业走出国门展开国际竞争,这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预计,2010年国际经贸人才需求79万人。而中国每年高校经济类专业毕业生为13万左右,即使这13万人全部从事国际经贸行业,供需缺口仍然很大。未来三年,中国的经贸人才中,负责外贸公司重大投资与战略的决策人才最为欠缺,需求缺口在2/3以上;业务营销人才欠缺30%以上;专业管理人员欠缺一半以上;服务贸易人才欠缺70%-80%;投资人才缺口也在60%左右(韦霞,2010)。然而,就在人才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国际经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不乐观。某地方本科院校本科生就业率仅达到47%(江维国,2010)。《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为排名第十的所谓失业量较大且薪资较低的“红牌”专业。
相对于旺盛需求,相对于供给不足,就业还十分困难,这种供需困局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是人才结构出现了问题?是人才质量出现了问题?还是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社会需要?
二、现行人才培养模式缺陷分析
(一)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化
典型的案例描述是“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知识,了解WTO及当代国际贸易的基本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法规,了解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和金融情况,系统地掌握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技能,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级应用人才”(罗旭娟,2009)。这种描述是对国际经贸人才的一般要求,没有突出各学校人才培养特点,更没有体现人才培养的差异性。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化有三个后果:一是人才能力趋同。相同或相近的人才培养目标导致人才能力接近。少数优秀学校与一般院校人才的差异也在质量上,而不是在能力结构上。不能适应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能力人才的需要。二是人才能力稀释。强调“宽基础、强技能、高素质、创新性”的培养要求,势必造成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强。在有限的教育时间内,学习内容被压缩,课时被摊薄,课程学习演变成概述或演示。结果是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三是人才层次不分。国际经贸需要高级规划人才、管理与决策人才、高级技术人才、一般技术人才和一般作业人才等五种层次的人才,而该种培养目标下的人才并不能针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造成人才能力与实际需要不吻合状况。
(二)人才培养方案难以承载培养目标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材内容跟不上形势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提高使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领域、新课题。如贸易与环境、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新贸易保护等。现有教材基本上围绕传统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进行设计,不能适应新形势变化(窦建华,2010)。二是实践技能培养严重不足。虽然设置了实践环节,但内容不系统,设施不完备,实践效果差仍是普遍现象。学校的实验课程以基础实验为主,缺乏提高实验和创新实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不稳定,合作企业积极性不高(王志伟,2008)。三是创新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目前创新能力培养处于启蒙阶段,只是学习创新知识和简单的模拟活动(如创业大赛)。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系统性的,包括创新的基本理论、创新的技术手段、创新的支持体系(李洪江,2010)。
(三)人才培养途径单一
目前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一切培养责任完全由高校承担。实际上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高校难以完全承担人才培养重任。高校实践设施不足,制约了人才技能培养的质量。虽然进行校企合作、建立校外培养基地等,但大都是基于合作协议开展的,并不是基于共同产权机制。企业合作的临时性和不积极态度,大大削弱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应积极探索政产学研联盟人才培养机制,拓宽人才培养途径。
三、市场细分视角下的多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市场细分是市场营销学中的理论,是企业根据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不同把现有的市场划分为不同的子市场,然后依据企业的竞争优势选择其中一个或 几个子市场并为之服务取得收益的营销理论(朱明侠,2001)。市场细分主要的特点是可以集中使用企业的优势资源在目标市场中竞争并取得市场主导地位,它同样适用于教育行业。高校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自己的优势资源,这种优势资源是独有的,是高校树立特色的基础。同样高校资源也是有限的,它并没有为所有市场需求服务的能力。利用自己优势的教育资源为一个或几个目标子市场服务,是高校树立特色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表1是根据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层次、目标要求和培养机构特长设计的国际经贸人才培养细分区划,对应于不同培养机构的教育资源优势,可以选择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培养机构优势,树立人才培养特色,可以避免全才式培养模式的弊端。人才培养具有针对性,人才能力可以准确定位。
就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而言,其人才培养应定位于培养国际经贸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上海商学院结合自己的历史积淀、行业背景、办学条件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经营管理专门人才(第4层次),并进一步规划了该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侯立玉,2008):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能从理论的高度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熟悉商务操作流程,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能较快地适应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环境;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具备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四、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是由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途径三部分组成的。创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内容安排上创新;在结构设计上创新;在培养主体上创新。在内容安排上,针对应用型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存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在如下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加强教材建设。针对目标层次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内容、不同深度的教材体系。体现层次需求、反映时代特点,尤其是实验、社会实践教材应大力开发。二是完善英语教育体系。将现有的公共英语、专业英语体系拓展为公共英语、专业基础英语和专业实践英语。三是完善技能培养体系。构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研究创新实验体系;构建专业认识实习、岗位技能实习、调研设计实习体系。四是完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创新意识、创新技术、创新实践课程体系。
在培养主体上,应建立多主体人才培养机制。拓展包括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途径。
在结构设计上,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规格,对教育内容要进行相应的安排。在教育内容创新的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案,实现结构设计创新。
如图1所示,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之处在于可按照某一层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设计出相应的课程体系,从而实现该层次人才培养。在该模式中,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是一致的,但不同层次人才方向模块设计要体现该层次培养目标要求和特色。可以设计同一层次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模块,如图1中国际贸易业务方向和国际商务管理方向;也可以设计不同层次的课程模块,如图1中国际贸易业务方向和高级技术人才方向以及一般技术人才方向。仅就国际贸易业务方向,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知识课程、技能课程、外语课程、实验实践课程以及创新能力课程可按如下设计:知识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WTO与国际贸易、中国对外贸易、国际商法;技能课程包括贸易单证与函电、报关报检、国际结算、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商务谈判;外语应开设专业实践英语;实验课程包括综合实验、研究创新实验,实践课程进行岗位技能实习;创新课程包括创新技术、创新实践课程。这种方案设计可以实现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业务方向人才培养目标。
五、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优势
教育内容的创新可以改善学生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教材建设可以更新知识体系和结构;实践课程的拓展可以提高人才的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的构建使人才具有真正的创新能力;教育主体机制创新,可以发挥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势,克服高校教育资源瓶颈障碍。
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新构建可以解决人才能力趋同所带来的三个问题,即人才能力趋同、人才能力稀释、人才层次不分。人才能力差异化,可以改变人才供给结构,解决一些层次人才饱和而另一些层次人才稀缺问题。分层次设计模块,围绕该层次人才培养目标集中构建该层次对应的专业知识、能力、素质所须的课程体系,可以解决人才能力稀释问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分层次培养人才,可以提高人才针对性,提高人才对各种工作要求的适应能力。
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能力,最终将提高教育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韦霞.我国外贸人才需求状况与培养问题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12).
2、江维国.地方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途径探析[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
3、罗旭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外模式比较研究[J].经济论坛,2009(4).
篇9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去增长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机制失灵,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
1.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拖累。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日本、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别下降为-2.5%、-5.4%和-4.0%。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的1.9%,2009年则降为-2.2%。危机至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从2010 到2015 年的6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53%、1.6%、2.32%、2.32%、2.4%、2.4%,日本为3.9%、-0.5%、 1.8%、1.6%、 0.2%、0.4%;欧元区为1.7%、1.6%、-0.7%、 -0.5%、0.8%、1.5%。
2.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长期以来,贸易和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呈现低迷状况,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能不足。
3.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曾经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阁,代之以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如: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从别国撤回企业以挽救本国经济,对来自别国的投资活动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以本国内部法律规定限制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等。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
4.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区域安排纷纷出笼。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不动摇,美国在现有国际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拼凑和构建新的多边协议,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其目标是通过这两个协定建立起一整套协作机制,引领世界贸易、投资规则制订。这两个协议的参与国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继续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话语权。这种既想为国际社会定规矩,又刻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霸道做法违背时代潮流,使本来就极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2009年起,美联储连续启动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制止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除了货币政策,欧元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福利支出,以求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策略,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发达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如: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推高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导致债务风险扩大,挑起货币战争等。在发展中国家,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政策的影响,股市下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波动剧烈。可以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使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标本兼治新药方
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国际社会对G20杭州峰会表达出高度期待。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全球化逆转态势的科学判断,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新理念,全面表达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中国观点。中国给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伟大战略抉择。
一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新的动力还未形成,培育新动力和实现动力转换是当务之急。这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各方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
二要解决一体化发展问题。开放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开放发展就是要克服世界经济发展规则和发展路径的排他性、碎片化和封闭性弊端,构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三要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世界各国要高度警惕和防止保护主义抬头,积极开展创新和产能合作,努力实现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和规划,大力推动政策协调和联动,提高全球经济共赢。
四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包容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包容就是要努力破除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先进带后进,富国帮穷国,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
“创新、开放、联动、包容”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无疑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有力手段。
三、中国方案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全面贯彻和落实“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新理念,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其一,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打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倡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积极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种把创新置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首要位置的观点,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有助于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要结合本国实际,统筹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主张无疑是科学务实的,对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释放活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此次G20峰会把贸易和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提出了重振贸易和投资的重大政策构想和合作机制,首次决定启动贸易部长定期举行会议的机制,并提供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为二十国集团更好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了实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在中方引领下,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提出,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旨在倡导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贯彻“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理念,就是要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就是要构建系统完备、惠及所有国家的国际规则,不搞排他性、封闭性和碎片化安排,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力求使所有国家共商规划、联动发展、共享成果;就是要规划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愿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全球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要实现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增长活力,就必须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新准则,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呼吁各国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要,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中国的倡议反映了经济最不发达国家要求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的诉求。
其六,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努力开拓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新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区域和全球合作的潮流,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应和热情参与。通过“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篇10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路径 影响因素 措施
一、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需要,使货币在国际范围发挥世界货币职能而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机构。一个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深入的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过程及其改革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路径
综观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金本位、“黄金―美元”本位制和信用美元本位制三个阶段,但任何一种形态都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
(一)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
1.金币本位制
金币本位制是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最早形式。在金本位制下,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而黄金的自由输出输入又保证了各国币值及贸易的相对稳定,从而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汇率及国际收支平衡得以自动调节。但是,由于黄金运输成本高昂,便捷性较差,限制实体经济发展等缺陷,使得金币本位制的运行日益困难。一战爆发后,各国禁止黄金出口,金币本位制瓦解。
2.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一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是,由于金铸币流通的基础已经遭到削弱,当时除美国以外,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实行没有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这就是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两种制度虽然仍以黄金为本位货币,但只规定货币的含金量,而不铸造金币,实行银行券流通,其运行的稳定性与有效性远不及金币本位制。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各国纷纷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时,美、英等国为了改变金本位制的崩溃后出现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混乱局面,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1944年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在本位货币、汇率安排、储备货币及国际收支调节等方面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清偿能力和支付手段的不足,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双挂钩制度导致美元出现进退两难的状况,同时,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操纵国际金融活动,加剧了世界性通胀。这些缺陷导致美元危机频频爆发,1974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浮动汇率制――牙买加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间经过长期的讨论与协商后于1976年通过《IMF协定第二修正案》,牙买加体系形成。牙买加体系的内容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安排;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增加会员国基金份额;扩大信贷额度,以增加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汇率安排及储备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各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频繁,金融市场异常动荡。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不稳定性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特里芬两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首先,美元拥有货币与国际货币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和国内供给最终都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政策,既缺乏自发调节机制,也缺乏国际约束机制。其次,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增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风险,致使短期资金流动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稳定性。
(二) 多样化汇率制度的不稳定性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体制加剧了汇率运行的复杂性,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首先,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处于两难境地,不利于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其次,汇率的无序性加剧了国际外汇市场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三)跨国金融监管的缺失
尽管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与组织已经提出了一些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但事实上,国际金融活动的监管依然是各个国家独立监管,并且国际金融监管在发现问题和采取措施之间有着明显的时滞效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效果。在缺乏全球统一监管体系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的独自监管形式导致了巨大的矛盾。
(四)国际金融机构的非对称性
当今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却没有相对应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国际金融组织具有严重的欧美倾向,例如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人事任免权、投票权等被严重低估,这种整体代表性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金组织的合理性,这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情况是严重不符的。
四、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实力,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必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
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及对国际体系的诉求不同,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增加话语权,提高各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基本投票权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受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影响,其诉求主要表现在应对本国债务危机,寻求更多的资金市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停留在不断的议论与谈判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二)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根本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欧盟、北美以及亚太三大区域经济竞争制约着国际货币体系统一的规范与制度的形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地缘政治障碍。
(三)世界文化观念和价值认同的差异程度
国际秩序的重构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各国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认识及其所遵循的规则,而各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则影响着各国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措施和战略。
五、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前景
(一)国际储备货币格局改革
针对国际储备货币格局所存在的不稳定性问题,本文认为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短期内更具可行性,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体系将继续存在,而超国际货币这种改革方案在短期内的可行性还需进一步探讨。
(二)国际汇率制度改革
贬值型的固定汇率制度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思路,但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应该动态调整其汇率制度,使之与本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此外,其还可以从设定适当的汇率目标区、限制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及加强区域合作等方面着手。
(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为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IMF和世界银行应在内部决策机制、贷款政策、监督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应推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跨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中国应积极参与改革并发挥重要作用
结合我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政府应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第一,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第二,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第三,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
参考文献:
[1]任治君.国际经济学[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J].国际经济评论,2010(1).
[3]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当代经济,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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