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劳动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忽视劳动教育带来的不良后果

    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 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 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

    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作过一次调查测试，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 ％， 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汽炉的占67％。

    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 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

    看了三份大、中、小学生的劳动“答卷”，使我们不得不忧虑，劳动这种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素质，中华民 族最为优良的品质正遭到某些因素的削弱与侵蚀。结果，许多青少年即使跨入成年人的行列，依然连最基本的 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欠缺。从种种调查报告和现实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青少年的劳动观念正日趋淡薄，对青 少年的教育已陷入一些误区。问题出在孩子身上，责任应在家长身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家庭 教育，是由于家长思想上的偏差，忽视了劳动教育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可悲的是，忽视劳动教育，致使孩子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发生扭曲，不尊重劳动人民，甚至形成看不起体 力劳动者的坏思想。某小学校的一个孩子课间不慎将眼镜掉入便坑中，急得没办法。一位工友用手从便坑中帮 她掏出来，还给了她。没想到她转身就走了，连个谢字也没有。同学问她，你怎么不好好谢谢人家？她居然说 ：“谢什么，她就是干这个的。”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的 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目前，有不少孩子 花钱大手大脚，不爱护东西，浪费现象相当严重。

    分析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 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 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二、劳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

    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 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爱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 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 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立、自理、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 取精神。

    劳动能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 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分析、判断、创造能力和动 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如湖南省湘潭清联小学的许卫东和张永义，在他们十一、二岁时早晨起来要帮家里烧饭，但又想利用烧饭 的时间看书，有时读书入了迷，忘了熄火，饭就烧糊了。为了解决看书和烧饭两不误这个难题，这两个孩子一 起研制了一个饭熟报讯器。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一头是装了米和水的锅，一头是相当重量的沙罐。当饭 熟时气体蒸发，重量减轻，沙罐下垂接通电源，电铃便自动报警。如果人在外面，听不到电铃的声音，报讯器 还可以自动将炉门关闭。这项成果，在湖南省举办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是劳动能激发 孩子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的生动一例。

    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 要保证。劳动可以培养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 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 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 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 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三、学习发达国家家教经验，走出家庭劳动教育误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劳动之美德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 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 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 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载，美国和 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 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 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 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地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

    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 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 。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父母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 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 、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培养孩子热爱劳动不是个简单的习惯问题，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大问题。一代青年如果 不爱劳动，将后患无穷。古代巴比伦的消亡，与其民族好吃懒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 不可等闲视之。决不能说说重要，做做次要，过后全忘掉。

篇2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四川省劳动人事厅、总工会、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业以川劳人险〔1988〕002号文件印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实行承包租赁以后保障职工保险福利待遇的意见》中反映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同样存在。我国现行的保险福利制度存在不少弊端，亟待进行改革，以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福利体系和制度。但这项改革很复杂，又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为了使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小型工业和商业企业更好地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并在实行经营方式转变时注意保障职工应该享受的保险福利待遇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现将四川省劳动人事厅等三个部门的上述意见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关于国营企业实行承包租赁以后保障职工保险福利待遇的意见

近几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省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小型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增加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同时，一些企业对于职工劳动保险福利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配套改革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业在承包、租赁以后忽视了职工应该享受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损害了职工的合法利益，加重了职工的负担，影响了职工的基本生活和生产积极性，不利于改革顺利进行，为此，对国营企业在承包、租赁以后保障职工保险福利待遇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我国劳动保险制度是党和政府关心职工生活，保护职工健康，减轻职工在生、老、病、死、伤、残时的困难，通过立法，为职工所提供的一项生活保障和医疗保健的重要措施，也是宪法赋予职工的基本权利。现行劳动保险制度，存在着不适应当前情况的一些问题，必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相应改革。国务院国发〔1981〕166号《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中明文规定：“要保障职工正当的劳保福利待遇和劳动保险条例等法令所规定的职工个人待遇，除国家明令修改者外，不得自行变动。有些规定根据当前情况需要改进的，经过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进行个别试点”。因此，改革劳动保险制度必须稳妥地、有步骤地进行。对现行劳动保险制度中确实不合理的地方，可报省主管部门组织进行有重点的、分阶段的改革试点，在国家（包括中央、省）未作出新规定前，原则上仍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不要随意改变。

二、承包、租赁企业的承租人，必须把执行国家劳动保险、福利制度规定，纳入承包、租赁合同，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原合同没有纳入的，必须补订入承包、租赁合同中。

三、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职工病假、伤残、死亡待遇，特别是对因工负伤和患职业病的待遇，不准随意降低甚至取消。

篇3

摘　要：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涉及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有关妇女家庭状况的调查研究多，但理论阐释少；对问题的描述多，但系统分析少；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呼吁多，但把女性主义研究放到一个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研究少；在分析中，对文化规范注重得多，但与制度因素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有鉴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并阐释了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性别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53―06

一、引言

在中国，随着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论著逐渐增多。许多学者借用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或作为意识形态因素来推进争取妇女权力的努力。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注重研究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如妇女地位、妇女权益保护等。这类研究或许会借用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女权理论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价值观，对于分析中国妇女的地位意义不大。二是介绍各派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诸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然而，如何把理论介绍和实践研究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要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就要探讨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用这些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事实上，尽管人们在性别研究中承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但由于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常常流于表面，因此其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往往被低估了。由此，本文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本文将对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作个概览，以使人们深入地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其次，本文将评估女性主义在研究性别规范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理论贡献；最后，本文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这些研究，本文将把握女性主义论争的焦点，帮助人们理解女性主义研究对探讨中国社会妇女、家庭、儿童等现实问题的价值。

二、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领域进行。它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可以从文化角度研究性别规范的内容和形成背景：在实践问题中，它可以从社会服务角度研究养老和儿童照顾问题，从社会工作领域研究犯、家庭暴力等问题，也可以从社会政策领域研究母亲津贴和儿童津贴等等。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主线和核心，进而理解女性主义的整体视野和基调呢?我们该如何把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统一起来，使理论研究对分析实践问题有益，并把实践问题的分析引申进理论研究中去呢?为此，我们将从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入手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涵盖从社会结构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分析层次，超越但也包含了女性主义各流派的争论，从而为人们了解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览。在本节中，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阐述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第一，西方女性主义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社会分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放到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框架中进行。

在经济地位方面，他们比较各国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认为妇女的高市场参与率与妇女的高经济地位相关。例如北欧妇女的高经济独立性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就业率相关，而南欧社会中妇女相对低的劳动就业率增加了她们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在政治地位的研究中，女权学者常用妇女在政府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反映妇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指征。例如安东尼强调，北欧国家妇女参政程度很高说明在这些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力量很强。类似的研究也体现在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重的比较分析中。在对各国妇女经济政治地位差异的原因阐释中，一些学者把它归之为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同，也有些学者运用功能分析方法，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妇女就业成为必要。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民主制的运作增加了妇女参政的机会。还有学者指出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的研究

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学者常常批评传统的研究强调市场劳动的作用而贬低妇女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的意义，把妇女和儿童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反，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关注点放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层面，倡导从家庭生活这一角度去研究国家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正如森斯伯瑞所说，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国家和阶级阶层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而他们则从公民社会(社会基础)的角度出发，分析家庭作为研究市民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政府、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间复杂的制度关系。由此，他们研究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性别角色、角色认定、角色互动等问题，进而阐释妇女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更进一步，他们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与男性成员的分工情况。例如与劳动力就业情况相联系，学者研究“单职工”和“双职工”模式(one／or two breadwinner model)对妇女地位和规范的影响，并探讨一定的家庭模式在该社会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他们不仅仅描述妇女在“双职工”模式中的家庭地位要比在“单职工”模式中高这一现象，而且阐释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在这些社会流行，而另一模式则在另一些社会占主导地位。

第三，对福利服务的研究

因为妇女在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女权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就与老年和儿童照顾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当传统的社会研究把市场和劳动放到第一位时，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服务放到第一位，使儿童看护、老人照顾和儿童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幼儿园、医院、学校等)这些问题成为中心话题。例如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儿童的托保率和老人在养老院的看护比率，来比较不同的家庭照顾模式。而且，因为家务劳动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女权学者就倡导发展公共福利服务，并把它看作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之一。再者，养老和托儿等方面服务的制度化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对福利服务的供给机制、组织程度和国家的福利责任，从而反映出国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为了帮助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看护儿童等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为儿童看护提供津贴，也为儿童服务提供支持，并形成了“公共父母亲”这样的观念。

第四，关于妇女社会问题的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也涉及到以妇女保护为核心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家庭暴力，对青少年离异行为的控制，家庭对离异行为的规范，以及艾滋病的预防等。在这些方面，女性主义活动家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去争取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反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家庭权利的分配模式、代际冲突、家长对青少年和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等问题。另外，在对妇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研究中，儿童照顾和儿童福利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女权学者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研究妇女问题时常涉及的内容。他们的工作对于解决具体的家庭社会问题和女性权利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五，对家庭政策的研究

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通过家庭政策的制定来保护妇女的利益。这些家庭政策包括儿童津贴、产哺假、母亲照顾儿童的津贴，也包括对儿童和老人照顾等方面的政策。这方面的研究中，卡默曼和卡恩的著作回顾了各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过程，并描述了这些国家家庭政策的晚近发展。蕾拉对各国儿童津贴的给付进行了比较研究，哈钦斯和莱塔比尔比较了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在这类研究中，米勒和沃曼的比较研究值得特别注意，他们的研究报告描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结婚离婚率、家庭政策的类型，并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家庭规范。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庭妇女、儿童／青少年问题的理论探讨，强调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利益。

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他们从独特的视角透视社会生活，关注妇女儿童在社会中的发展。对于性别研究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实际政策问题的研究：第二，深入研究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和地位；第三，它强化了女权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对性别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社会分析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评估女权研究对于妇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而来考察如何把女权研究的观点运用到对实践问题的分析中。

三、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

女性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们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从而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并对传统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理论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对市场劳动和阶级进行分析，而女权学者则要求把眼光投到劳动力市场外的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的分析中。这样，他们要求把妇女研究的关注点从阶级阶层结构、政治经济权力这些问题拉向对生活方式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社会科学把研究的重点狭隘地放在社会生产体制上，那么它就无形中暗示了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的社会权力，因为在生产体系中，男性占支配地位。即使女性主义者可以倡导提高妇女就业率，但这也是用男性的视野来看待女性地位，将男性的标准运用于女性。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社会科学对女性地位的研究要放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上，强调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体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她们能从中获得其独特的活动领域。只有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妇女的地位，妇女才能真正被尊重。

其次，女性主义注重发挥市民社会的权力和强调社会民主，倡导妇女的政治参与

他们支持民主政治的政策制定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可以使妇女、老人、退休者都有权力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过程。同时，女性主义也采用大众参与的社会行动模式，强调在社会基层进行社会互动和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主张妇女要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以便在社会生活中施加影响力。在社区活动中，他们主张妇女积极地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解决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并使妇女组织成为市民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通过对国家政策和基层社会活动两方面的影响来提升妇女的地位。

第三，女性主义研究深入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对妇女解放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女性主义者呼吁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来保障妇女权益，强调发展制度性的社会服务，以便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由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主张发展社会福利公共部门和制度化的社会服务。因为在公共福利领域(特别是在医院这些部门被雇用的大多是妇女)，妇女具有很强的制度化权力，而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则会使更多的妇女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由此，女权研究者例如普弗拉-爱费格等人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有助于妇女进步、妇女发展的工具，但他们也批评福利国家在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方面发展得还不够，并认为现有社会仍存在着性别角色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第四，女性主义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例如斯姆在研究中强调，福利国家的发展使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间融为一体。因此在考察妇女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她们在社会公共活动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也要考虑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不能说明妇女的家庭地位高。只有同时关注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为此，许多学者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家庭类型和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例如特罗斯特讨论家庭理论和比较社会制度，哈钦斯和莱塔比尔对家庭模式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而林卡和阮塔拉湖的研究涉及家庭政策类型与社会体制背景的相关性。通过这些研究，女性主义者把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家庭体系和对社会体系的分析联系起来，并试图寻找家庭政策制定的依据。这样，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就涉及家庭政策的分析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并强调要通过国家的家庭政策制订去保护妇女儿童和支持家庭照顾。

第五，女性主义研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反对父权主义的权威，批判父权主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并希望通过争取平等的性别权利来促进社会平等。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义支持国家干预。她们不赞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这种看法，而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政策观念，因为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为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由此，在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普遍主义的福利观念支持了女性主义发展，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又反过来支持了这一福利体制模式。

再者，女性主义倡导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强调家庭政策对社会服务理念的支持。女权研究者强调公民权和妇女儿童的福利权力。例如赫内斯等人把马歇尔(Marshall)的公民的一般福利权力理论扩展

到妇女和儿童的福利权力，并进而提出了北欧“公民权国家”(citizenship state)的概念。他们也倡导儿童权力的理念，强调儿童津贴的社会意义。在她们看来，国家给儿童提供社会津贴是基于保障儿童作为未来的国家公民所具有的权力，因为儿童既不具有影响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也不是劳动力。这样，女性主义者通过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强调福利制度对于妇女解放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他们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视野、角度和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四、对中国性别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鉴于中国的公共福利服务体系尚不发达，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福利照顾很少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这一情况。第一，女性主义理论向我们提出了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以便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强调家务劳动、儿童看护、老年照顾这些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关的妇女工作的价值，认为妇女的家务工作应该得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他们强调由于妇女承担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双重任务，因而她们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劳动。国家应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来补偿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工作。他们认为，男人在市场上劳动可以获得工资回报，而妇女却得不到社会的补偿，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样，女性主义者要求我们从社会再生产这一角度去评估女性作用，国家也要对妇女的再生产工作予以政策上的支持。我们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发展家庭政策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空白(除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

第二，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性别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妇女问题是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和体制特征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女性就业和工资水平是由党和国家的力量来保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国家通过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并使用“低工资、广就业”政策，使中国女性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在妇女保护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实施女工保护制度和生育保障制度等。即使这样，妇女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它的政治力量仍然很弱。因此，如何发展妇女的利益群体，推动妇女参加基层社会活动，维护妇女利益，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制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这些理论论及公共领域与私权领域的关联，把市场、国家和家庭联系起来考察，并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的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它引导性别研究从狭窄的妇女保护问题扩展到对国家体制和政治力量的研究。在此，女性主义的研究对中国通过政策制定提高妇女地位具有意义。

第三，女性主义者批评至今为止人们对妇女地位的认识还是从男性的视野出发，即把妇女简单地理解为劳动力，并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妇女的地位。他们提出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重新评估妇女的地位和妇女家务工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给中国的性别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即去研究中国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妇女解放的限制作用。事实上，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人们在观念上对女性的歧视仍时常显现。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再生产制度缺乏研究(甚至是忽视)，从而低估了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把握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流行过，而妇女对于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社会充分地评估这些现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女性主义者倡导公民权理念，支持国家干预的社会政策，主张发展普及主义的、平等的、普遍的公民权的理念。他们批评父权主义的观点，主张重设家庭与社会界限，强调公共组织对家庭干预的必要性。因此，当自由主义者批评福利国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时，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屈服于市场的力量，社会政策不应该屈服于经济政策。女性主义者强调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使人们依赖家庭福利和自我保护，这种观念不利于提升妇女的社会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扩张以及国家家庭政策的保护。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妇女观的影响下给女性职工提供了生育保障制度，包含女性职工的产假制度、哺乳制度，以及农村妇女的生育补助制度等等，但中国目前对非劳动群体(例如家庭主妇)的保护问题则很少关注。这反映了在中国，生育保障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妇女权利，而这一状况也反映在家庭服务方面缺乏公共服务系统的支持。在此，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发展保障妇女权益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家庭政策和服务政策，提供了思考。

五、总结

篇4

【关键词】“新农合”；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在最近几年当中由于城市建设的步奏不断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许多农村地区的男性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进城务工，当前阶段在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已经逐渐替代男性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力。根据我国2008年的农业普查的结果，截止到2006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已经突破1.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53%左右，同时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已经超过50岁，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与老龄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导致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由于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需要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并进一步导致贫困的加剧，为了减轻农村地区居民的医疗负担，我国2003年的时候建立了“新农合”医疗制度，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新农合”制度τ谂┟窀＠的改善作用进行研究，同时现阶段大部分的研究在考虑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都没有考虑“新农合”的作用，基于此种情况，本文对“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进行了研究。

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分析

“新农合”与其他医疗保险之间存在着较为类似的作用，一方面“新农合”会通过门诊与住院报销的方式有效降低农业家庭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生产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以增加，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民及时就医，促进农民获得一定的医疗服务，对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而使得农民可以持续性的劳动。由此可见“新农合”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健康与收入两方面的效应。

（一）“新农合”的健康效应

在人力资本的构成当中，健康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加对健康的投资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劳动力因为生病而耽误一定的劳动时间，从而有效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农业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农民的健康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健康状况会随着年老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与生产率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健康除了本身的内在价值之外，往往还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所谓的工具性价值是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参与的扩大。根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新农合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农民“有病不医”的状况，对其健康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

（二）“新农合”的收入效应

“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财政资金注入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新农合”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农民在医疗方面的经济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贵与看病难”的基本现状。因此，“新农合”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女性劳动力的医疗支出而对其家庭的消费以及生产投资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得到根本性的改变[3]。此外，根据“理性经济人”的相关理论，由于“新农合”可以降低居民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从而可以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原本由于健康管理的相关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或者生产投资方面，从而使得农业的收入得以增加。此外，根据相关的研究，在农业家庭当中，女性作为家庭收入的第二贡献者，收入的增加会对其健康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能力。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假定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建立的模型是以劳动天数为解释变量，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表示在时间内个体的劳动时间，则表示当时取值为1，而时取值为0的一个虚拟变量，此外其值并不会随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表示的则是新农合的制度变量，表示的是个体的特征变量，表示无法预测的因素[4]。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采用的数据为2013年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在该调查当中所选择的对象为年龄大于45岁的居民以及其配偶，调查是于2013年与2015年在我国范围内的28个省展开的，最终获得的调查样本总量分别为17402与18241份，在删除无效样本之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总数分别为15234与16456份。对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选取的相关变量解释如下所示：

1、劳动供给：劳动天数。本文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分析时从女性劳动力在自己家的农业生产以及经营活动和农业打工两个方面进行的，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官方解释，所谓的农业打工是指参与其他农户的农业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同时所考虑的自家经营与农业打工的都是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劳动的天数大于10天。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问卷当中设置了递进式的问题让被调查者进行选择并回答劳动的时间。问题的内容如下：（1）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从事自家的农业经营活动？（2）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从事自家农业经营活动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3）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为其他农户打工？（4）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为其他农户打工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

2、“新农合”医疗制度。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与2015年的调查对象当中，其中有90%的受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还有10%的农民未参加“新农合”。在对“新农合”的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时，需要对农民是否参与“新农合”进行区分，同时对比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从“新农合”的具体政策规定来看，不同地区的“新农合”在报销水平、给付结构、起付线以及封顶线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农民是否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新农合”的效果进行评价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弱化作用。从“新农合”的具体补偿政策方面入手，“新农合”的补偿政策包括住院、门诊、大病救助、老年医疗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大部分省份的“新农合”往往仅仅提供门诊报销的补偿政策，因此，很难有效体现出“新农合”政策的实际效果，基于此种情况，本文的研究是从“新农合”住院补偿给付结构层面考察“新农合”政策如何影响农村妇女的农业劳动供给行为[5]。

3、其他变量。（1）健康状况。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库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健康状况的测试数据，如自我健康状况评价、慢性疾病、日常活动能力、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2）究对象是农村妇女，本研究不考虑性别因素。此外，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家庭年总收人、集体分配的农地面积等变量[6]。

四、结果分析

（一）样本基本描述

下表一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天数为180天，而2013年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170天，同比增加10天，但是相比于2013年，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其他农户打工的时间减少了13天。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在其他农户打工时间的2.5倍左右。

从“新农合”的住院补偿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乡镇、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报销比例大约在78%、65%与49%左右，此外，从年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都相对较小，但是为其他农户打工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则相对较大，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逐渐难以承受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强度，但是还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可以从事一些短期的劳动。此外，从家庭的收入方面来看，所有样本的群体收入都相对较低，收入最高的样本群体为9200元。对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2013年所调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有41%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2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4%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在健康自评方面，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体较为健康[7]。

（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劳动时间的影响分析

1.通过集体分配所得到的土地面积可以反映出家庭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对本文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处理，回归结果表示，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大，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相对越长，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之下，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劳动的天数就会增加0.07%，此外家庭总收入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时间占据总时间的10%左右会出现明显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在现阶段农村收入相对低下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强度会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长而不断上升，此外还说明了家庭条件越差，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根据边际效应的相关计算结果，家庭的总收入如果增加1万元，则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会大约增加1%[8]。而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劳动力，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经营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会降低1%。但是家庭的人口数量对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同时表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与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生产与经营的r间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这说明，越高的报销利弊，女性劳动力从中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大，从而越倾向于增加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2.现阶段的农业兼业化发展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农村女性劳动力进行打工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家庭的收入，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基于此种情况，笔者还分析了“新农合”对于女性劳动力打工决策以及劳动力供给的相关影响。从表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新农合”的给付结构会明显影响到农村女性劳动力打工的时间，这不仅扩展了女性劳动力获得兼职报酬的途径，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了部分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对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本文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相对于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补偿封顶线，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具有大的影响[9]。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女性劳动力在进行农业打工的过程当中都是选择离家不远的地区进行，在发生疾病时，往往都是选择到乡镇医院就医，如果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越高，则女性劳动力从“新农合”当中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多，从而使两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正相关[10]。

五、结语

当前阶段女性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在本文当中笔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的影响。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报销比例与补偿封顶线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第二，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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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英，刘常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探究――基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S2：161-165.

[3]何凌霄，南永清，张忠根.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否必然导致家庭农业经营收益下降――基于村公共品供给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105-116+155.

[4]邹薇，宣颖超. “新农合”、教育程度与农村居民健康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面板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35-49.

[5]彭长生. 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6县58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132-140.

[6]李燕凌，李立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户参与行为分析――基于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J]. 中国农村经济，2009，09：63-75.

[7]易福金，顾呵. 歧视性新农合报销比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015，03：2-15+96.

[8]陈玉萍，李哲，Henry Lucas，Gerald Bloom，丁士军. 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0，06：97-105.

篇5

关键词：教育投资 教育消费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7-0089-02

1 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

教育投资包括校园建设、设备仪器购置等物质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投资提供了进行教育所需的校舍、设备等硬件，甚至包括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工作者；教育消费是在教育投资物化后，社会主要是家庭（个人）在教育上的花费。很显然，教育投资决定着教育消费的范围、层次和质量，教育消费反过来影响着教育投资的力度和频度，因为，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已成大局，如果没有家庭或个人的教育消费，就可能只是政府单方面的投资，从我国来看近期靠国家拿出大比例的钱来投资教育似乎很不现实。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政府投资既没有动力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势必抑制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作为辩证统一中的一对矛盾，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它们都以教育为载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教育投资者和教育消费者，就是通过教育这一桥梁而联结在一起的。

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所从事的是教育劳务生产，也就是说，其产品是教育劳务。劳务是消费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支配生产行为的内在动力，具有更突出的作用。在教育劳务生产中，其本身就是消费，没有这种消费就不可能进行教育劳务的生产。教育劳务直接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用于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和科学素养。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无论是自己、家庭或政府负担学费，都是购买这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教育者以及其他人们对于教育中各种形式的投资，既是教育投资又是教育消费。教育服务的使用价值，正是人们投资决策的取向。受教育者接受提供的教育劳务，获得谋职和发展的某种技能，也就获得了增加劳动力的价值。对于这种价值，马克思论述道：“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这种价值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应当获得不同的价格”。这就是说，这种获得的增加劳动力的价值，同样在市场的交换中实现，只是这种交换不如物质产品那样完全被动，而是主动的，特别是当这种劳动力表现为使用价值时。

教育对家庭来说，既是即时消费又是长期性的投资；对社会和国家来讲，教育的投资和回报更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考虑，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目前居民消费的疲软导致投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教育却是居民最愿意购买的服务产品。上海市的一份调查也表明，教育成为众多家庭储蓄的首要目的，远远超过养老、买房，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89.8%。教育市场是经过20年市场经济改革剩下的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到2010年，我国受学历教育的人口将近3亿人，面对全国1，022所高校和1，000所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以及25所民办高校，显然是杯水车薪，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加之教育消费形式必定附带教师、学生和相关人员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大需求，这无疑

又会大大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只要教育供给扩大，教育投资能够跟进，教育消费的拓展将是巨大的。

教育既是消费，又是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据专家分析，我国现有普通中、小学生2亿人，如其中10%以教育消费形式择校就读，则每年有1，000亿元的潜在教育收益；我国现有高中生及适龄高中学生约2，000万人如有80%的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按每人每年消费2，000元计，则每年潜在效益将达300亿元以上。全国政协委员游清泉算过一笔帐：99年高校扩招33.1万人，按每人年均出费用6，000元算，仅此一项，一年便增加仅20亿元的有效需求。目前中国有各种形式的民办学校1，095所，其中有的投资达数亿元人民币。有关部门测算表明，广东办得好的收费民办学校收益率平均在16%以上。由此看来，教育不仅是消费，更是投资。21世纪的中国教育市场孕育着无限商机。

投资与消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对立面。教育消费能有效地促进教育投资，促使教育投资者根据市场需要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要。

教育投资能为教育消费者提供知识和技能的舞台，教育投资决定着教育消费的深度和广度。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大小，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世代相承的社会价值取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量”和“质”的问题，以期正确引导教育投资和居民的教育消费，让投资“投”到刀刃上，消费“费”在情理中，并由此合理把握教育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 教育投资消费观念的意义

篇6

[关键词] 女权思想；妇女解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25-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在1884年出版，距今已有一百余年。恩格斯把这本著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马克思生前曾经打算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一书，结合相关的人类学资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马克思因病逝世，恩格斯在写作这本书时广泛地利用了马克思生前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同时又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恩格斯在《起源》中论述了家庭形式及所有制对妇女地位产生的影响，这本书的妇女解放理论思想以及全文采用的推理的方法，是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观点和方法。作为妇女理论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所体现的女权思想对当今社会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论女性问题的历史生成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相关思想，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阐述了男性统治、压迫女性的历史生成过程。

（一）母权制的确立

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至文明时代渐次衍进，与此相应地，人类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采集和狩猎、畜牧和农耕、金属制造等变化，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在以打猎和采集为主的群婚制时期，母亲是共同家庭的母亲，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在对偶制家庭时期，共产制家户经济就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在共产制家户经济时代，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此时妇女占统治地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经济基础。此时妇女在家庭中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受到高度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l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当时经济条件下，女性劳动对于部落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女性承担了生育的职能，同时还要生产绝大多数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承担着过重的工作，因此享有对经济的支配权力和氏族的管理权力。恩格斯在《起源》1891年第四版序言中写道：“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二）私有制的出现和母权制的瓦解

恩格斯指出，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婚姻关系也随之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群体的社会权力逐渐丧失，逐渐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原始的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分工、原始家庭共产制经济制度以及群婚制这些现实的条件，使得在血缘家庭和普纳路亚家庭中辨认孩子的父生父十分困难，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这是女性地位受到尊敬的原因。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逐渐瓦解，新的社会关系产生。男子从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由此氏族内涌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财产随之形成。男子在生产劳动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些累积的财富在催生出家庭经济的同时，也赋予了男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及其社会地位随之下降。人类早期阶段世系按母权制来确定，由于生产力低下，“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照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私有制形成后，在家庭经济中男子既成为土地和奴隶的主人，同时也成为妇女的主人。妇女开始处于被男子支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妇女从属地位的出现意味着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诞生，意味着母权制的瓦解。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这个转变是极其关键的。他说：“母权制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女性开始沦为生殖机器和男役的对象，男性凭借他们掌握财产的事实，依据手中的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开启了男子的统治时代。

（三）继承制度的形成和父权制的确立

根据母权制，世系只按女系来计算。并且，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氏族成员死亡以后，财产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而且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生产力低下，为数不多的财产都是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依据氏族规定，男子死后自己的子女被剥夺继承权。而私有财产出现后，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男子在生产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男子要求改变继承制度。“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注：“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因此，可以说，母权制被的直接原因是男子改变继承制度的需要。“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需要。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母权制使得男性确定子女继承上出现了困难和障碍，因此，随着历史的前进，母权制必然被。随着一系列历史进程，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母权制瓦解，父权制最终确立，性别不平等的时代随之开启。

（四）一夫一妻制的确立

随着对偶婚过渡为专偶制的个体婚，一夫一妻制这一婚姻家庭形式确立。但是，一夫一妻制只是针对女性而言，并不限制男子。专偶制的产生在于维护和确保继承制度的实现，“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继承制度形成后，男子为了保证妇女的绝对忠诚，加强对妇女的控制，一夫一妻制是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制度下，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除了生育以外，正妻不过是婢女的头领。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这种婚姻制度建立在女子对男子的经济依赖之上，并不是个人的结果。只有女性对男子的附属关系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接着论述了摩尔根所说的专偶制婚姻之外的“游制”。他认为，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他指出，游制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统治阶级特别乐于实行这种制度。游制实际上依旧是有利于男子，男子并不会被指责，而女子则要被“诅咒”。这种社会现象再一次宣布和证明了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是这个阶级社会的根本法则。

二、恩格斯论妇女解放的途径和条件

（一）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私有制度，消除阶级压迫

在理论视野中，妇女解放与全人类解放具有一致性，妇女解放必然包含在整个人类解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曾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著名论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是因为妇女受奴役与工人阶级受压迫具有相同的根源，即私有制。恩格斯认为，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整个的人类奴隶制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而已。只有消灭私有制，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打破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其他的奴役关系，妇女解放才能成为现实。

（二）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在于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家务劳动社会化

在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时代，妇女料理家务同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公共的、社会必需的事业。随着历史变迁，妇女社会权力遭到削弱，家务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妇女被束缚在家庭这样的狭小范围里。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在于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走出家庭的束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妇女才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男女平等才能成为现实。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实现妇女解放。

（三）妇女解放的经济条件在于实现妇女经济独立

母权制的被后，丈夫在家庭中掌握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被束缚与家庭的狭小范围内，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妇女没有经济权力和经济地位。婚姻不是以男女和好为基础的，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是双方权衡利害的交易。“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实质上可称为最粗鄙的――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恩格斯认为，在这种婚姻里，妻子和普通的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用做计件工作的方式来出租自己的身体，她是把身体一次性出卖为奴隶。 充分的婚姻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结婚双方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和企图。因此，在取缔私有制的前提下，妇女必须参与社会劳动，实现经济独立，在经济上破除对于男子的附属关系，实现婚姻自由，才能实现两性关系的平等，恩格斯描述的理想婚姻才能成为现实――“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三、对恩格斯《起源》女权思想的评价

作为妇女理论的经典著作，《起源》一书中的妇女解放理论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这一理论对后世女权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在吸收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同时，也致力于揭示其内部的理论缺陷，指出理论体系中的不足之处。比如说，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在《起源》一书的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提到“两种生产理论”，即“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但是在书中恩格斯并没有就“两种生产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没有涉及到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问题。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两种生产如何安排关系到妇女解放，家务劳动应该有酬化等，这种观点是对恩格斯妇女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又如有学者质疑恩格斯关于妇女压迫的“私有制起源论”，认为恩格斯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阶级压迫的角度阐述其女权思想。但实际上，妇女解放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妇女精神和思想解放也非常重要。这种观点也是对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如果考虑到恩格斯写作《起源》一书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解答女权主义的学者对恩格斯妇女理论的相关质疑。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只是社会革命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恩格斯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理论的矛头对准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根本上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以及阶级剥削和压迫，他反对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因此他必然反对妇女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现状。他指出，只有实现人类解放，妇女解放才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应将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教条，恩格斯并非专业的女权理论者，他的妇女理论在细节上难免存在瑕疵，但是整体上的理论魅力难掩光芒。

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这一领域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经典、西方女权主义等理论，基于各自立场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约束，理论各有千秋，自身也难免存在各种瑕疵和缺陷。但他们对于女性的社会权力、地位和利益给予了人性关怀和积极思考，他们关注妇女权益，致力于推进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这些努力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实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7

“铃……”，哇！今天是劳动节，辛苦的爸爸终于可以休息·放松了。一大早，爸爸便叫我们一起去跑步，散散心，之后我们去吃早餐，再到超级市场去购物，在哪儿，我们也看见许多家庭在那儿过家庭日，每个人都十分珍惜和开心。

我们在那儿买了一些日常用品。突然，我们看见小丑在帮人拍照，而且是家庭照。我们看了马上去拍，只需4块钱，我们非常开心。直到傍晚，我们便去当地最有名的餐馆去吃。我们吃着吃着……突然，爸爸不禁的留眼泪，他谢谢我们陪她度过这么有意义的一天。

晚饭后，我们便带着开心又有意义的心回家一起看电视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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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吴先生在《劳》文中称,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理应具有普适性,而“大部分在农村中耕种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相应地,农村大部分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作法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厚此薄彼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中国社会已有的城乡二元机构,妨碍城乡的协调发展,妨碍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笔者对吴先生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主张非常赞同,但认为将农业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无可取之处。

在这里,吴先生误读了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法学上各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角色的社会人。1按照这一定义,凡是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不分劳动的内容、性质和地位与身份,都可称为劳动者。这样,不仅普通工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劳动者,而且农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吴先生即作此种理解。但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劳动关系中加以界定。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和使用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整和规范。可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在劳动关系中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具体来讲,是指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2如果脱离了 “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除非在企业化的农场里从事有组织劳作的农业工人外,分散地、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来都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道理很简单,农民没有用人单位,他们自己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种特征在小农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我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因此,笔者以为农民不应被纳入《劳动法》中 “劳动者”的范畴(当然,当农民兄弟们进了企业成为“农民工”时就另当别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者的权利就可以被漠视,城乡二元机构就应当被固化,农村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可以通过与“三农”问题有关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耕地保护法》、《村民自治法》、《户籍法》等来解决。如果张冠李戴,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法律体系的错位就不是小事情了。

反过来,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既然在劳动法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笔者以为,与其盲目缩小劳动者的内涵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如另辟奚径在用人单位身上作文章。

篇9

关键词 中职学生 教育剖析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培养的是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将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化，具备生产技能的训教场所。一个社会劳动者，他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创造者，同时他又是社会财富的享受消费者。没有正确地做人素质，他不可能在社会生存的过程中，正确的选择和对待生活的需求。一个人的社会生活需要不是单一的，面对生活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能力去获取，就体现出一个人的素质修养。人的基本素质包括有：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等，如何在学校将这些做人的基本素质，正确的、有效的教育传递给未成年人，使他们懂得生命之贵，人生之福，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劳动者。这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学生条件和社会变化的新课题。特别是社会经济竞争的激烈、严酷，市场繁荣绚丽的诱惑、享受，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地适应。作为培养社会生产劳动者的中等职业学校，要使学生在毕业后，能以稚嫩地躯体承载生命，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生活压力，不被困难和挫折摧倒，具有坚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就应重视在新体制下的教育内涵价值和人的综合素质培养的研究与探索。

从社会来看，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化运行，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大量增加，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诸如：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使新生一代享受着父辈们从没有过的充裕物质生活；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新生一代领略着无限信息带来的丰富精神生活；大学扩招的躁动，使新生一代看到高学历、高层次生活的成长之路；市场自主招生，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存竞争，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追逐时尚的未成年人，找到了可以随意寄居的场所。绚丽多彩的现代经济社会，诱导着16岁的花季少年，他们憧憬浪漫的年华，期许无忧的生命之歌，不再被迫两耳不闻窗外事苦读求生；他们受各种媒介的引导，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对社会生活充满着无限的好奇和美好的向往。但是，他们对这绚丽璀璨的社会生活里，那些危害人生、摧残生命的诱惑和陷阱警惕不足；在热衷交往，敢做敢为，仗义执言的情感世界里，惶惑面对待亲情、友情、爱情与法律、法规、道德的矛盾冲突。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生和生命，正确地看待社会生活的约束与自由，时尚与实际，理想与现实，导致对做人的虚妄和迷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奋斗教育，那是历史，历史早已过去，没法看到，不能理解，无可比较，与我无关。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繁华景象，使人们追求和向往的是享有一切，什么艰苦奋斗，什么吃苦耐劳，那是别人的事，我想……，梦幻般的生活享受意识。面对这样梦幻享受的新生一代，视生命为享乐，将如何成为社会的生产者，如何成为社会发展的生命力量。在社会生产第一线的队伍里，千千万万个中职毕业生，他们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要力量，这个力量对社会生产起推动作用，还是成为阻碍的力量，这关系着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希望。中职学校教育使命就是这个希望的培育，造就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合格的中职毕业生是国家的事业，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衍的需要，需要他们成为美好未来的强大生命力量。

从家庭来看，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使每个家庭都视子女为珍宝，情之深，爱之切。尤如温室里的花朵，穷尽心力为其遮风挡雨，期望它能灿烂地开放。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自然的，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血脉的流传。每个家庭都希望幼小的生命能茁壮成长，但生命的成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所支配的，生命的成长环境随时间的增长，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的因素越来越多，生命的感知、感悟具有了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对应的、合理的家庭教育，使幼小的生命健康、强壮；溺爱的、迁就的家庭呵护，使幼小的生命形成寄生和依赖的意识；强迫的、暴虐的家庭压制，使幼小的生命产生畸形和反叛的性格；忽略的、不管束的家庭放纵，使幼小的生命养成孤僻和放荡的形骸。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必须在社会的躯体里存活。社会赋予家庭需要的营养，家庭为社会注入生命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新生的一代。为此，起源于家庭的生命，如何成为社会有用的生命力量，既是家庭关注的问题，更是社会重视的问题。 从学校来看，国家专门从事接班人培养的职能场所，要使一个人从幼年走向成年，从受人抚育转变为自立生存，必须通过学校的教育才能使生命走向成熟和具有力量。因为，人的社会生活一是要交流，二是要劳动。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就没有沟通和交流，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就没法建立与遵循。通过学校学习使人获得交流的能力，使人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使生命觉得有意义。人的社会生活需要除交流之外，还需要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没有物质的支持，人的自然肌体就会消亡；没有精神的支持，人的主观意识就会湮灭。通过学校学习使人获得劳动的技能，保障生存的所需，激励人们去开创追求更大的人生享乐，从而知识和技能使生命就可凝结成坚韧地力量。这就是人的生命力，这就是能支持人生成败的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说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就是要教会一个人认识生命的意义，明白生命的可贵，理解生命的价值，凝聚生命的力量，不畏艰辛的做人，做事，无愧人生的历程。

从学生个体来看，生命的轨迹是从家庭到学校，再从学校进入社会，实现生命的独立过程。家庭赋予了学生人的生命形体，学校塑造了学生做人的生命品质和能力。然而，人的生命历程，主要的还是独立的生存时间。家庭和学校在生命历程中是短暂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独立的生存时间，要面对自然、社会的不同侵害和压力，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生存必须的战斗。胜者生存，败者湮灭。作为学生个体，要成为独立生存时间的强者，必须通过教育懂得：第一，未成年人在自然和社会的危害前是无抵抗能力的弱者，需要保护，为人类社会储备后继的生命力量。第二，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辅助和引导，使其认识生存的危险和压力，学会在困境中生存的知识和技能。第三，未成年人的独立生存意识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没有长生不老的神仙可以依赖，一切都得靠自己。第四，未成年人的社会生活财富，是人类共同的，是劳动创造的，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占享有的。第五，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路是单程的，没有可以回转的路，爱惜生命才有人生，尊重生命，才有自由幸福的人生。所以，从学生个体来看，生命是第一的，失去生命，就失去一切，也就没有享受独立生存的时间。

叶澜教授把教育定义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的确，人的生命从呱呱坠地开始，到寿终正寝的过程是自然的规律所决定。但是，生命的质量，生命的升华，却是教育培养的结果。自然生命的规律，可以无可抗拒的终结，而人类文明的生命确是永垂不朽的。雷锋同志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就是一个人对生命质量升华的表达和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世间的什么苦难不可战胜。有了这样的生命，社会就会多一些和谐、温暖，少一些欺骗和讹诈。

综上论述，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关键在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对生命的培养。学校作为社会的组织结构，承担着培育社会生产者，国家接班人，民族继承者的重要职能。教育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改革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完成好自身的使命。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在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单位需要大量的合格劳动者进入生产行列。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是一些基础知识高低不齐，道德品质参差不一，行为意识混沌不明的未成年人，他们在市场经济繁荣，物质财富丰裕，精神文化活跃的今天，感受到的是尽情享受和对钱财的依赖，没有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为生存所付出的劳动和创造的艰辛。为此，在中等职业学校中的未成年人中，有部分学生不是为成长需要而学习，而是享受国家教育的照顾：兴奋的时候我行我素，不理睬任何人，什么组织纪律统统置于脑后；郁闷的时候就精神萎靡，无所事事的混日子；冲动的时候就视生命为儿戏，视面子为要紧之事；受挫折或遇困难时候，不是束手无策、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就是迁怒他人、胡乱行为，甚至铤而走险、违法乱纪、枉顾性命。诸如此类的言行数不胜数。话虽如此说，但他们毕竟是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民族未来的继承者，再难也要将他们培养成人，教会他们做事，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国家、社会、民族强盛的希望。所以，对人生命力量的教育和培养，是中等职业教育在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应予以充分重视的教育命题和培养的基准，必须深刻认识教育对人的价值内涵，深入的研究探索职业教育的作用意义。当前，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综合素质教育的根本：就是培养学生的生命力。要让学生明白生命力是人生的保障，是幸福生活之源。坚持综合素质教育就是要在这社会信息繁杂、市场竞争严酷的鏖战中，给未成年学生以思想上引导，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在行为上指导，正确处理人与人和其他生命体的关系；在能力上督导，使其懂得生命、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以便在职业学校的学习中文明健康的茁壮成长，凝聚起生命的力量，去笑对人生的沧桑。

篇10

【关键词】 劳动力外流 养老能力 养老意愿 女性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陆学艺预测，农民工队伍将以每年800—1200万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将超过2个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年龄较小，性别以男性为主。因此，在许多农村地区，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戏称为993861部队。青壮年男性倾巢而出，导致农村社区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严重失调，以儿子为主要支持者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在社会养老保障极度不完善的农村，养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劳动力外流导致男性即儿子们的角色缺失，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与此同时，女性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家庭养老要继续发挥功能，有一条可能的途径就是改单系养老为双系养老，把女儿纳入供养者的范畴。但是，女儿养老有两个前提，那就是女儿们要具有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求找到完善家庭养老制度的新途径。

二、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是单系养老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女性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照料老人的工作都由女性承担。因此，除非女性在家庭中被边缘化，否则，传统的只赡养男方老人而不赡养女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单系养老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由于很多农村女性没有工作，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对家庭资源的分配没有发言权，这就使只赡养男性的父母不赡养女性的父母成为可能。可见，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女儿能否养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首先就需要探讨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根据第二期

四、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意愿的影响

一般来说，劳动力外流整体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一是流动从群体外部带来了传统规范的革新力量。农民工来到城市，城市所包含的独立、自由、对个性的尊崇等现代因素在他们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些现代因素形成了瓦解孝道的力量；二是流动从群体内部削弱了传统规范的力量。传统规范对个体的约束是通过初级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如果初级群体非常稳定，个体的位置被牢牢地嵌在群体中，成员之间彼此熟悉，传统规范的非正式控制是最有效的约束手段。当流动变得容易，初级群体一方面因个体的大量离去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体因为有了逃离初级群体的可能性，能够找到替代群体，所以不在意初级群体的软控制。传统规范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以后，受到利益的驱使，子女的养老意愿就会在客观上发生由强趋弱的变化。三是因为流动直接通过改变家庭关系弱化外流青壮年男性的养老意愿。流动会导致初级群体的松散化，这就从客观上和感情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亲子关系也同样会不同程度地疏远。由于空间的分离，联系变少，感情变淡，对父母的认同也减少了。所以，劳动力外流整体性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但是，对女性而言，如果控制了养老的对象，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公婆，女性的养老意愿的确弱化了，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父母，养老意愿就需要仔细分析了。

养老意愿的变化是一个纵向指标，也就是说，应该用过去的养老意愿与现在的养老意愿进行比较，但由于缺少过去的数据，我们将它换成横向指标。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影响也就是传统性减弱了，现代性增强了。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用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的养老意愿与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相比较，这样比较的弱点是没有办法做定量分析，或者说在数量方面的测量非常困难，但在变化方向的测量方面是完全做得到的。

从表1可以看出，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的确比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更多。一般来说，提供的照料多，有老人和子女两方面的原因，从老人方面来看，可能是老人更加脆弱，或者是缺乏其他的照料来源；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养老能力的增强，或者是养老意愿的增强。我们知道，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市子女的养老能力的确高于农村子女。那么，可不可以推测，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是因为她们的养老能力更强呢？表1的资料否定了这一推测，因为城市儿子的养老能力也比农村儿子的强，但他们提供的照料却远远低于农村儿子，这说明，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并不是因为照料能力的增强。另外，我们知道，由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比农村高，城市的养老保障比农村完善，城市老人的脆弱性绝不会比农村老人强。所以，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主要是因为她们的养老意愿增强了，即现代性的增强会导致女儿养老意愿的增强。因此，可以推测，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也增强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随着现代性的增强，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只赡养男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养老制度越来越不被认同；另一方面可能是极值向中间值的回归，过去女儿女婿没有养老义务，养老意愿处于最小值，儿子儿媳负有全部的养老义务，养老意愿处于最大值，最小值与最大值都只能向中间运动，所以女儿的养老意愿只能增强，而儿子的正好相反。

五、结论

劳动力外流整体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家庭中作为边缘化的角色形象正在改变，女儿的养老义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另外，由于外流的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男性，男性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缺失使女性作为养老主体的重要性凸显出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劳动力外流增大了家庭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还通过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来增大了女性分配家庭资源的自主权，从而提高了女儿们的养老能力。劳动力外流同时还通过提高农村社区的现代性增强了女儿们赡养自己父母的意愿。也就是说，女儿们有能力也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因此，将女儿纳入养老者的范畴，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不仅减轻了儿子们的负担，也使老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在社会养老保障尚不完善的农村，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整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