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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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政政策；碳税；环保积分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94-04

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趋势非常明显。根据IPCC气候评估报告内容，1906年～2005年的10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 ℃，尤其是近10年，升温趋势更加明显[1]。由于气候日益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海平面逐年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很多地区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政策，逐步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

一、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历史进程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日本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而本国的资源却非常匮乏，因此许多关键的资源均依赖进口。同时，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国土面积较小，海岸线比较漫长，气候变暖的危害十分巨大。所以，为了降低气候变暖对本国国民健康和产业部门的破坏，日本政府对生产和消费各领域的节能减排非常重视。

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政府开始发展替代能源，以此优化本国的能源供给，降低本国经济的石油依赖度。1974年，日本在全国推行“阳光计划”，重点对煤炭、氢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技术进行研发。1993年又开始在全国实施“新阳光计划”，对新能源、节能、地球环境等技术进行综合性开发和推进。1991年～2001年间，日本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多项法案，主要是关于废弃物、化学物质、可再生能源、气候变暖等领域的。如1998年，日本政府建立一家对策促进中心，专门研究全球变暖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地球变暖对策促进法》[2]。通过上述途径，日本太阳能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其太阳能发电量、和电池产量自2002年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二）低碳战略的形成

2004年，日本环境省设立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针对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会发展进行情景研究，该研究计划由大约60名研究人员组成，分为5个研究团队，分别为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技术、城市结构、长期目标和发展情景，对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会可能的情景及路线图进行专题研究。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对能源领域进行重新规划，出台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从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降低石油依存度、发展节能技术等6个方面推行新能源战略。在节能方面，明确提出到2030年，通过社会系统的改善和能源技术的创新，能耗效率至少提高30%。2007年，日本《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要克服环境危机，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是日本低碳经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能源技术创新计划”，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能源领域的21项创新技术，并制定了这些技术到2050年的发展路线图[3]。5月，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低碳技术计划”，并且针对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提出了实质性方案和措施。6月，福田康夫（当时的日本首相）发表演讲，题为《向“低碳社会”努力》，在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此即后来所谓的“福田蓝图”。“福田蓝图”表明日本政府对未来低碳社会的发展思路非常清晰，这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已经形成。

（三）低碳建设的全面展开

2008年7月，日本内阁出台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对日本低碳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需要付出的努力进行了详细阐述，进一步细化了国家的低碳战略，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包括政府的财税政策、政府的监督管理等。同月，日本政府公布了6个“环境示范城市”，这些城市均实施了大量具体措施来加快低碳转型的进程，包括开展“零排放交通项目”、 “绿色能源项目”以及削减垃圾数量等。9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经济成长战略》白皮书，在低碳排放、产业联合、技术改造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4]。在其中，提出了“资源生产力战略”，即通过大规模的集中投资，提高资源生产力，以应对资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挑战，更好地构建低碳社会。

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题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一方面提出了通过环境和能源技术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制定了日本中长期的社会发展方针，其主要内容涉及投资、技术、资本、消费等多个方面。此外，在政策草案中，还详细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环境税等具体实施方案。据估算，该政策草案全面实施后，日本环境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到2020年将达到120万亿日元，将有220万人从事环境领域的相关工作。同年5月，日本政府《2008财年能源白皮书》，认为日本的能源消费结构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从目前的以石油为主向以核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为主进行转变。2010年3月，为尽早实现低碳社会，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启动综合战略项目，成立“低碳研究推进中心”，将低碳技术研发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二、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从日本低碳发展历程看，其在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开发等方面发展比较迅猛，这与日本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预算政策

在日本促进碳减排的各项政策中，财政预算投入政策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确保能源技术能在未来占据世界制高点，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能源安全投资，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到新能源和新技术开发中，使得近年来风能、太阳能、氢能、超导能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0年，日本政府投入了6.22亿美元用于节能技术研发，在国际能源机构（IEA）成员国中首屈一指。在日本政府推出的“新阳光计划”中，日本政府每年投入570多亿日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生产、输送和储存技术的研发。日本资源厅每年用于节能减排的资金占财政预算资金的40%以上，如2001年，日本资源厅财政预算总计1 300亿日元，其中新能源和节能领域的预算为520亿日元。在日本2009财年预算案中，对环境能源技术研发进行单独预算，预算金额高达100亿日元，其中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这一项预算就达35亿日元[5]。在2010财年预算案中，又新增了一项预算，用于尖端低碳化技术的研发，预算金额达25亿日元。

另外，为了鼓励行为主体的主动减排，日本政府从很多方面对减排行为进行补助。如日本资源厅将50%以上的节能减排的专项预算资金通过补助费的形式进行发放，主要用于补贴购买节能设备的家庭和企业；为了推动减排环保车辆的普及，政府向购买清洁汽车的个人和企业发放补助金；经济产业省每年拨款380亿日元，用于补贴家庭高效热水器和楼房新能源管理系统；对于家庭和中小企业购买太阳能发电设备，日本政府也将给予一定的补贴。除上述外，日本政府还对废弃物资源化设备的生产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金额约生产、实验费的一半；如果企业购买先进的能源设备，可以获得1/3的补助等。这种直接的补助形式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减排成本，提升了其主动减排的积极性。

（二）税收政策

1. 减税政策

为了鼓励消费者和企业购买和使用节能产品和技术，日本政府制定了很多减税政策。如从2009年4月1日起，日本大范围推行“绿色税制”。消费者如果购买环保汽车，包括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等，将免征车辆购置税及其他一些税（如重量税）。企业减税方面，主要包括：企业购买循环设备，可减免部分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企业购买废旧塑料再生处理设备，除享受普遍退税外，还享受设备价格14%的特别退税；企业购买废纸脱墨、玻璃碎片杂物去除等设备，可享受固定资产税退还政策，为期3年[6]。除上述减税政策外，日本政府还对中小企业按照18%的税率征收法人税，比原税率降低4%，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节能减排。

2. 碳税征收政策

碳税方案2004年由日本环境省提出，于2005年10月最终确定，并于2007年1月正式征收。从征收对象看，日本碳税主要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单位，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大户，以及利用化石能源发电的企业，家庭和办公场所均包括在内。所以无论是上游的生产环节，还是下游的消费环节，均需征收碳税。从税率看，目前为每吨碳2 400日元的税率，这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课税和补助配合的原则进行测算，发现如果税收额均用于防止地球变暖领域，在税收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GDP 2009年～2012年间平均降低0.055%。对居民生活来说，课税后，汽油和水电费等占收入的比例将由课税前的9.3%变为9.5%，每个家庭每月将多支付约177日元。碳税收入是一笔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推动国家环保政策的执行，主要用于防止气候变暖。除此之外，碳税还可以用来进行森林保育、提高建筑节能、开发新能源汽车、促进低排放的机动车发展，以及建设低碳都市等。日本环境省制定碳税方案时，曾经做过试算，若把碳税收入全部用于能源补贴方面，可以显著降低CO2排放量，每年约510万吨。

（三）推行环保积分制度

从2008年至2010年，日本环境省实施了一系列环保积分示范项目，国民在利用或购买环保型商品及服务时，可获得相应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购买各种商品。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建立起了涉及到各行各业的环保行为积分机制。环保行为积分可理解为国民参与各类环保活动的凭证，通过发放积分，政府对每个国民的环保行为进行经济鼓励。2011年，日本环境省又推出新的环保行为积分项目，该项目认定的环保行为，不但包括购买节能家电、节能设备等环保型商品和服务的行为，还包括参与公害防治管理（如化学物质管理）、3R活动（如垃圾处理）和自然保护活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保护行为。与以往政府主导的环保积分示范项目有所不同，从2012年开始，该项目主体变为民间消费者和企业，其中民间企业是项目的主要出资者和管理者[7]。

环保积分制度对日本的节能减排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以家电环保积分制度为例，制度实施以来，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空调、冰箱、电视等产品的销售和更新换代，节能性能较高的家电产品需求急剧上升。据统计，该制度实施期间，空调、冰箱、电视等产品的出货量大幅增长，2009年这三类家电产品整体销量增长幅度为24%，2010年增幅则高达43%。由于这三类家电产品节能性能逐年提高，所以民众大量换买节能家电为日本的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将2010年与1996年的家电产品全年消耗的功率量进行对比发现，三类家电中，冰箱为节能性能推广最好的产品，年消耗功率量降低了50%以上；电视机次之，年消耗功率量降低30%以上；空调器最后，年消耗功率量降低20%以上。另据测算，制度执行期间对节能家电的普及，日本每年约减少CO2排放量270万吨。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借鉴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1. 设置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目前在我国财政经常性预算中，用于节能减排的虽然有一部分资金，但都不是专项资金，而是分散于其他项目，所以资助力度较小，并且针对性不强。事实上，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本就是公共财政应该重点资助的对象，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公共预算中，却没有专门的支出项目用于支持低碳经济，因此出现了公共财政的“缺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对目前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进行整合，专门设置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支出项目，未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建立“低碳预算”[8]。各级政府应该将其视为重点项目，进行专门立项，并且每年要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具体来说，在预算安排过程中，一方面应按照一定比例，将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量用于该项目；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调整预算结构，提高该项目在财政收入存量中所占的比例。

2.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低碳经济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如果单纯通过市场机制，低碳经济将很难得到快速发展。所以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企业进行低碳生产，支持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和使用。首先，通过财政补贴，可以降低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购买低碳技术的成本，有利于提升低碳、环保产品的市场份额；其次，通过财政补贴，对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进行补偿，这样可以鼓励企业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的利用，进而实现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财政补贴的主要领域应包括废弃物资源化、新型可再生能源开发、全过程清洁生产、低碳技术改造、环境污染治理等多个方面。补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贷款贴息、价格补贴、优惠利率、放宽还贷条件和折旧政策等。除了对企业进行补贴外，政府还应该借鉴日本的环保积分制度，对消费者的低碳购买行为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如购买节能家电、电动汽车、实行垃圾回收等行为。

（二）调节税制结构，完善税收体系

1. 完善现有税种

其一是增值税，根据能源性质实行差别税率，对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征收17%的税率，而对地热、风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征收13%的税率。其二是消费税，对那些使用后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增设消费税税目，并且提高征税标准。根据稀缺程度不同逐步提高单位税额，对那些稀缺性强的非再生资源要课以重税，这样可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其三是企业所得税，加大对发展低碳经济和实行节能减排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综合利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盈亏相抵、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手段，降低企业纳税负担。其四是资源税，一方面要逐步扩大征收范围，对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也要征收部分资源税；另一方面要提高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对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征以重税，采取从价定率征收与从量定额征收相结合的征税办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其五是关税，对那些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或者可能对我国环境产生污染的技术和产品征收高关税，而对那些利用环保节能设备、获得低碳标志和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产品，则给予一定的关税优惠。

2. 适时适度开征碳税

碳税在不同国家税收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环境的要求较高，环境税的地位比较重要，如日本就非常重视本国的气候变化，在很早就开征碳税来促进碳减排[9]。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碳税制度非常严格，可能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同时，开征碳税还将涉及企业税负和现行税制的调整，还会影响到国家财政体制和地区经济利益的调整。另外，开征碳税后，还需要增加相应的人员和设备对企业的CO2排放量进行检测和分析，一旦监控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税收漏洞。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笔者以为我国开征碳税的最佳时机尚待确定。根据国际经验，如果我国选择开征碳税，在课税范围上，应充分考虑本国的环境、资源、居民接受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目的是在实现碳减排总体目标的同时，不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冲击。选择课税对象时不宜一刀切，应该综合考虑价格信号刺激、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在税率方面，开始实行象征性地征收政策，以后再逐步提高税率水平，逐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对那些能源密集型行业，由于受碳税影响较大，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与税收返还机制，给予适当的优惠。

（三）健全相关配套机制，发挥低碳财政政策效率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政策，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还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发挥辅助和桥梁作用，如环保教育、能效标准、资格认证制度、能效审计制度、自愿减排协议制度及环保教育制度等。但是，我国目前的相关配套机制体系还很不完善，低碳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着依据不足的困境。如缺乏相应的绿色认证制度来推动政府低碳采购，税收政策中缺乏征缴激励制度和税费减免制度等，导致财政政策效率无法得到充分发挥，阻碍了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财政政策的相关配套机制，建立健全低碳中介服务机制、能效标准及审计制度、自愿减排协议制度、完善绿色认证制度等，同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我国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能源管理师制度、能源制定工厂制度、节能标签制度等制度，推动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对于低碳财政政策，不能只关注政府财政政策措施的数量，更要重视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还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同时，要加强CO2排放的检测和统计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督机制，为政府绩效考核提供事实依据。在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考评时，须定期进行，这样可以检验其时效性，对政策中的落后因子进行及时调整，以发挥最佳的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1]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 裘苏.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日本和台湾经验借鉴[J].开放导报，2009（6）.

[3] 陈柳钦.日本的低碳发展路径[J].环境经济，2010（3）.

[4] 陈志恒.日本低碳经济战略简析[J].日本学刊，2010（4）.

[5] 尹晓亮.日本构建低碳社会战略的依存基础、设计论证及践行特点[J].日本学刊， 2010（4）.

[6] 苏杭，孙健.财政政策在日本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6）.

[7] 李冬.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未来构想[J].现代日本经济，2011（1）.

[8] 陶伦康，尹奎.低碳经济视域下我国财政支出模式研究[J].天府新论，2011（2）.

[9] 刘国斌，张令兰.日本低碳社会建设对吉林省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2（4）.

篇4

但从目前来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并不容乐观。在融资方面,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不到贷款总量的20%,而国有企业虽然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贷款却达到金融机构贷款金额的80%。商业银行普遍提高了承兑汇票保证金份额，使实际利息增加近1倍，民间融资成本大部分在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以上。在税费方面，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普遍超过利润的30%,除法定的税费之外,还要承担依靠行政影响力下达的会议费、协会费、评比费、捐款赞助和订阅报刊等,负担很重。从长远看,调整原有覆盖面、持续性、针对性、有效性明显不足的中小企业财政金融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一、财政政策设计

政府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国家对高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扶持,减少创业企业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其风险。财政政策主要采用预算编制、预算拨款、政府采购、税式支出、财政投融资、补贴、社会保障、政府奖励等措施,建立相应的财政支持体系，引导创业者在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领域进行创业，尤其是对高科技领域的高端创业活动给予更多的鼓励、支持和保障。具体来说,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时,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加大科研投入，利用预算拨款,建立和完善高技术公共设施,提高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加大创业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创业技能;通过对创业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减免,减少创业成本，降低经营风险；通过规定政府采购中中小企业采购的比例,确保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及合同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财政投融资方式，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高科技高端创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创业者提供相对良好的社会保障,减轻创业者的后顾之忧;通过政府奖励，强化社会对创业者的肯定。

(一）税收政策的调整

创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创业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

应站在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培育、发展的角度,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制定以减轻负担为主线的税收优惠政策。

1.对所得税的减免。创业企业发展初期（3年以内）可以免征所得税，可以进行盈亏相抵和再投资抵免；可以大幅度提高成长期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所得税的免征额，或对其所得税进行减半征收；可以对中小企业所得税采用优惠税率,以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负担。

2. 对增值税的减免。中小企业尤其是小规模纳税人在创业起步期和成长期可以采用增值税免征或适用税率减半的减税；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购置进行税前扣除,降低增值税计税额。

3. 对营业税的减免。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进行营业税免征,可以将营业税的起征点改为免征额,也可以调高营业税的免征额。

4. 对关税的减免。取消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退税企业类别的限制,按照统一退税标准退税,提高退税力度。

5. 加速折旧。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其购置生产设备的折旧率,加速其折旧，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

6. 对创业投资所得的减免。可以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可以针对低收入地区的创业投资进行鼓励，对其投资进行所得税的税收抵免。

7. 对农林牧渔业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创业投资。初期可享受相关税收更长时期的税收减免优惠,稳定期可享受优惠税率。

8. 针对科研成果的所有者。在转让成果环节,针对企业技术转让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活动如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所获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针对个人技术转让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税额减免或优惠税率政策，让科技成果研发人员得到更多实惠,调动其科研积极性。

9. 针对科研成果的购买者。允许将购买科研成果的费用进行增值税税前抵扣，对应用购买的科研成果取得的收益给予所得税优惠,激发市场上科研成果购买热情。

10. 对税收优惠环节的调整。将只针对直接生产环节的优惠转向研究开发环节优惠为主兼顾生产环节优惠，将只针对生产贸易企业优惠调整为针对创新和产业化支持体系优惠，将商业性研究开发税收优惠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手段,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化。

11. 对不同阶段的研究开发活动全面设计相关税收政策。具体而言,包括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对于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只要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以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作为评判标准。

(二）财政资金资助创业项目

由于创业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多商业资本不愿投入。资金在创业者进入市场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财政资金发挥其作用显得十分有必要,先期财政资金的支持将直接改善创业者在进入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本资源稟赋,这有利于激励更多的创业活动发生。

以创业项目为对象进行资助的政策多用于高新技术领域,可以极大地激励高新技术领域内创业者的进入活动,资助政策的激励效应、示范效应显著。所以,财政资金资助目标群体的范围可以适当扩展，使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目标群体更具有普遍性，以激励更多的人们去选择从事创业活动。

在具体支持方式上，基于公共资金的有限性和激励效果考虑,无偿资助应该只作为其中的方式之一,还应该综合使用有偿资助、低息贷款、财政贴息等方式。可以对创业企业以及

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如法国规定对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可通过财政补贴其投资的25%;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无息贷款,如法国政府提供偿还期为15~50年的20万~30万法郎无息贷款；可以通过一些私人金融中介机构如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将政府财政资金以优惠贷款的方式提供给创业企业,如美、日等国；可以免费或低价组织中小企业到国外参加各种展览,组织中小企业代表到国外做实地考察,通过驻外使馆的经济参赞为中小企业联系外商等,进行一些间接、隐蔽性的补贴。

(三）政府采购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是整个市场上购买力最强的买家,其集中性的采购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方向。很多国家为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国内市场份额,都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如美国政府在进行采购时，把包括军需物资在内的所有物品采购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中小企业；韩国也规定,政府必须优先购买实行“性能认证”和“性能保险”的中小企业产品，以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其销路；在英国，为支持中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政府编制了《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手册》,对中小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四）财政科教支出

财政资金对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教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提升全社会的科技水平,促进科技进步,而且能够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创业型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逐步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超过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型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五）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业企业担保基金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创业投资领域，通过基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对创业的投入，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其资金来源有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以及个人、企业或社会机构无偿捐赠的资金等，应不断充实扩大基金容量，加大投资,将其政策倾向和引导意图充分体现。加强科学管理,使引导基金能尽其所用，最大限度地创造引导的正效应。根据新创企业的运营情况,适时地对其进行资金支持。政府以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创业企业，以阶段参股的方式支持创业企业融资。

财政出资创建针对创业企业的担保基金，为创业企业融资提供担保,以解决创业企业初创阶段融资困难。

(六）创业补贴和社会保障

创业初期是创业者面临困难最多的时期，不仅事业发展方面困难很多，来自生活方面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增加必要的补贴和保障,对创业者来说十分必要。比如，鼓励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在创业初期对创业者给予创业补贴，减轻创业者初创期的生活负担,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对创业者来说,创业是一项高风险和不确定的活动。创业失败不同于一般失业，其后果可能更糟，甚至会影响到创业者的一生。因此,为创业人员提供相对优惠的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无疑也是影响他们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创业初期缴纳社会保障“三金”“五金”时,采用较低的个人缴纳比例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等企业发展处于稳定期，创业人员再按照正常标准缴纳“三金”或“五金”。对曾经创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失败的创业者,国家可以给予一定期限的创业补贴,缓解其生活压力。

二，金融政策

促进创业的金融政策仍然是创业政策的重点。资金来源是困扰创业型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在创业过程中知识、技术固然重要，但要把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必须通过资金成立公司、雇佣员工、开展生产组织管理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现在创业者在融资上却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贷款程序复杂，需要提供相应的财产抵押或担保,贷款数额受到严格的限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不断改善创业者的融资环境，拓宽创业者的融资渠道,满足创业对资金的需求。

金融政策工具又分直接融资政策和间接融资政策。在直接融资方面,完善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降低创业企业上市门槛;规范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活动中来;引导创业投资流向,鼓励天使投资、风险基金、私人股权基金等进入创业领域,消除高技术创业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在间接融资方面,主要采用创建中小企业贷款银行、低息贷款政策、财政贴息贷款政策、小额贷款政策、投资担保政策、创业企业贷款担保政策等，增加创业者融资机会，降低创业者融资成本,提供金融支持。

(一）规范中小企业的内源性融资

由于中小企业缺乏历史诚信记录和足量资产抵押，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来自于内部解决。内源性融资是指创业者个人出资、亲朋好友借贷、企业发展自我积累等，是目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内源性融资占比往往也达到40%〜45%。要正视内源性融资,充分肯定内源性融资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将其视为合理化的、主流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不过，内源性融资随意性较大,利率不规范,偿还风险较大等问题不能回避。一是要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的信用征信,降低内源性融资的风险;二是要做好内源性融资的担保再担保和风险准备工作,有效降低借款方的风险。

（二）发展债券融资

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目前能够在债券市场发债的也都是大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还没有被允许发行债券。与银行信贷相比,债券融资的优点不少。一是资金来源广。债券融资来源是广大的社会资本,可以满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二是隐性成本低。只要按照规范的流程,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即有资格申请债券融资。三是融资方式活。既可以单个企业发行债券融资,也可以几家企业联合起来发行集合债券。四是利率弹性大。债券可以实行灵活的利率,没有银行贷款上限的局限，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购买。应适时推出适合小微企业的高收益债券、集合债券等融资方式,高收益债券可向特定对象发行,集合债券可向市场公开发行,以增强债券流动性。

（三）创新融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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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财政政策；低碳税收；绿色采购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11-02

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把发展新能源、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并成为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面临巨大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需尽快转变发展模式，加快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这一经济模式的运作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财政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一 、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理念最早见诸2003 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 [1]。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与物质需求的无止境追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严重地破坏了环境。人类对能源的渴求、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大大的超越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优化生态环境，确保能源、环境、经济三大系统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低碳经济旨在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中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对气候变化走低碳经济的道路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国实际情况看，向低碳经济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2]。

1.能源需求加速增长，以煤为主的不合理能源结构难以改变。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比重过大，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电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发电比重小。加之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电力、运输车辆、建材、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子等产品已转化为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从2000―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年均增加1.8亿吨标准煤，2007年达到26.56亿吨标准煤。到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以上。这都使得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

2.产业结构不合理，节能减排和其他发展目标尚未实现统筹、协调发展。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耗能低、污染少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致使产业结构不合理。为此中央政府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促进结构转变，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单纯追逐GDP增长，对节能减排不重视，从而加剧了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增长速度，使得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低碳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3.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手段与经济性措施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关键是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尽管中国相关的主管部门曾制定并出台了一些与低碳技术研发有关的优惠政策，但是与节能减排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相比，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3]。中国在低碳技术研发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缺乏完整、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另一方面，节能减排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

三、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应采用的财政政策

1.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很难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其快速发展，应充分运用财政补贴方式，鼓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支持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鼓励节能环保产品的使用和消费。首先，通过财政补贴扩大低碳产品、环保产品的市场份额，降低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的成本及价格。同时，提高市场的准入门槛，特别是能效方面的准入门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来促进低碳产品的推广。其次，通过财政补贴，补偿生产企业对环境治理的费用并保护稀缺资源，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如对清洁生产、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废物综合利用等项目进行贷款贴息；对污染治理、低碳产业等项目，在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政策等方面给予补贴优惠；对使用清洁能源实行价格补贴；对企业技术改造进行补贴。另外，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地方政府在公交、出租等领域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促进节能环保产品的使用和消费，创建低碳城市。

2.实施低碳税收政策，引导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调整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首先，建立环保类税种。将现行税收按征税对象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环境税。将原对污水、废气、固体废物以及危险废物、噪音等方面的排污费改为环境税，使之成为整个税制体系中继流转税、所得税之后的又一主体税种。我们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生产污染产品、排放污染物及废弃物的企业和个人，按照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征收环境税的出发点，不再局限于筹集环境治理资金，而是逐步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向低碳化。其次，修订现行税种，完善相关的税收优惠。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对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征收资源税，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调整消费税的税目：对电池、氟利昂、化肥和塑料包装物等产品，煤和火电等污染性能源，船和飞机等高能耗机动工具征收消费税；取消车辆购置税，将其并入消费税，按污染程度设置差别税率。通过以上措施使纳税人自觉保护和改善环境，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最后，考虑开征碳税。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的，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以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企业的二氧化碳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也是发达国家比较推崇的一个税种 [4]。征收碳税有利于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进行节能减排，有利于经济结构质量的提高。

3.强化政府的绿色采购制度，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政府采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支出的一项管理制度，通过完善政府的绿色采购制度，强制或优先采购低碳节能产品。首先，启动低碳产品认证工作，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对低碳产品进行认证，贴上“绿色节能”标识，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尤其是自主创新的节能环保产品及设备。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采购对环保产品的支持，完善政府低碳采购制度，规范采购实施过程，加大政府采购对环保节能产品的支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强节能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攻关，生产低碳节能产品，给采购方更大选择余地，满足采购需要，对全社会绿色消费起到推动和示范作用。其次，扩大政府低碳采购产品范围。扩大政府环保产品采购的引导和示范效应，明确采购国货规定，引导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低碳消费活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原则上凡是属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购买行为，都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购向低碳技术、低碳产品及低碳企业倾斜，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培育低碳市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立法保护国内政府采购市场，保护国内产业，支持本国企业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采购对国内企业保护和促进作用，培养一大批有竞争实力的绿色企业，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最后，建立绩效考评机制，把政府机关对环保产品采购的评价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中，树立和维持政府采购制度的公信力，完善细化质疑和投诉程序，强制政府对环保产品的采购，对集中采购机构组织的政府采购项目应该随时跟踪调查，加大对拒不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行为的处罚力度，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4.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发展低碳产业、推进节能减排、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支持力度，弥补地方政府财力的不足，满足地方政府行使基本职能的需要。中国东部地区虽然节能减排任务繁重，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强，财力充裕，不需要中央财政过多的支持。中部地区有很多能耗大省和排放大省，且财力比较短缺，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这些地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转移支付力度。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保护的压力相当大，加之财政自给能力差，财力紧张，中央财政更应加大对这些地区发展“低碳经济”、资源开发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给予财政支持和奖励，引导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设立专项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翟安琪.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的意义及政策建议[J].中国集体经济，2010，(8).

[2]袁男优.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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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和财政支持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一词最早的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他在他的“宇宙飞船理论”中提出，地球就像是一个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地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存在，如果人类肆意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就会走向毁灭。所以他提出发展循环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被人们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现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资源约束“瓶颈”问题的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严峻，循环经济在中国也进入了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阶段。

    循环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通过清洁生产和信息化及生态化设计，重构经济环境，使其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去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在本质上讲是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一种“双赢”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土壤，但在市场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环境问题作为外部因素，他们所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利用现存的资源和环境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由此所应起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负面作用在市场经济主体经营决策的考虑之外。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又很难实现内部化，导致了很多地区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采取了各种以破坏生态环境、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短期行为。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的不完全，保证代际公平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可以说，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减少资源消耗等方面“束手无策”，在发展循环经济领域存在着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来支持循环经济的进行。

    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虽然发展循环经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财政支持都始终贯穿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没有政府采取积极有力的财政措施作为后盾，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消费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所谓产业政策就是要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生产能力，大力发展结构合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有利于环保的产业。所谓技术政策就是要引导企业改造现有的落后生产技术，优化生产过程和工艺，降低产值能耗物耗，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二次能源。同时还要大力支持企业进行研发和引进高新技术和无污染或少污染环境的环保技术。所谓消费政策就是要倡导绿色消费，引导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所谓教育政策就是要开展环保教育和绿色教育，增强市场活动主体对资源的忧患意识，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从以上四方面的政策来看，都需要政府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来得以实现。

    从具体的财政手段来看，政府可以利用税收、贷款、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手段来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鼓励和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循环利用能源和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促使市场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行为的同时，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财政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中央政府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财政约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财政投入不足。从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环保投入占到gdp的2%－3%左右，才能对环境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世界银行业曾建议中国，要加大对污染控制的投资，最好在gdp的2%以上。据《中国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的统计数据，从1996－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达到了9522.7亿元人民币，占到同期gdp的1%。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3%，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投资、民间投资以及其他方面的资金，真正的财政投资不到gdp的1%。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投入到环保和污染治理方面的财政投入仍然不够充足，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财政投资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

    第二，财政调节手段比较单一。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所投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其财政调节手段比较单一，缺乏相应的优惠激励政策。在税收环节中考虑到企业在生产或其他环节过程中保护了环境，少污染了空气，少消耗了能源和资源等而获得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来自于减税和免税，缺乏利用加速折旧、税前还贷、物价补贴、财政贴息等其他税收优惠方式。缺乏利用更加灵活的税收政策来鼓励无污染或污染少、消耗低等企业的大力发展，同时抑制重污染、重消耗、低产出企业的发展。另外从财政支出来看，目前除了预算内的财政资金对环保等相关领域与项目进行少量支持以外，缺乏利用其他灵活的政策手段来激励市场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

    第三，缺乏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税收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虽然存在着相应的资源税、车辆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一系列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相关的税种，但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效果甚微，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未来，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税收这一财政手段，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促进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目前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财政问题，未来，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协调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来看，进行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需要政府在方方面面给予鼓励和支持。未来我国要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和谐，促进资源的永续使用，改变传统的“资源重消耗、环境重污染、产出效益低”的粗放增长模式，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地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在当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发展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如建立通畅的交通运输体系，安全可靠的水利设施体系，有力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有效的污染处理系统，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应该逐步建立起政府环保投资机制，确定在一定时期内环保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将一定的财力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各级政府还应该建立起专门用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用来支持循环经济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研发、使用和推广等。

    第二，要强化财政税收政策。在财政政策的实施工具中，税收政策实施起来其效果最为直接，见效也最快。所以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不断地强化财政税收政策，突破以往仅仅采用减免税收的手段，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首先要扩大征税的范围。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为了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短缺、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的问题，要扩大征税的范围，将水、森林、草地、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纳入到征税范围，并逐步提高税率。另外，还可以考虑开征垃圾填埋税、噪声税、大气污染税等，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课征重税，从而限制市场经济主体污染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要改革现行消费税制。针对我国目前很多地区高耗能、重污染的现状，应该进一步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把目前尚未纳入到消费税收范围的高耗能、重污染的产品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对于消费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产品行为要征收重税，对于节能的、环保型的消费品则要降低税率或减免税收。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在众多的税收品种中，资源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所进行的征税。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税收部门在今后征收资源税的过程中，建议采用累进制方式，将税收额与资源的使用量挂起钩来，不同的资源使用量，采用不同的税率。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约束那些需要大量使用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增加这些企业的负担，迫使他们停产或上马环保型生产线。

    同时，各级政府的有关税收部门在征收资源税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将之发展成为事前行为。由于很多非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损失这些非再生性资源的价值要远高于企业使用这些资源后所交付的罚金和税收。所以建议全国各级税收部门应该与社会的其他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建立起相应的监控机制，实时地监控那些高耗能、重污染、低产出企业的资源使用情况，尽可能地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将之发展成为事前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这些企业自身的资金投入。

    第三，制定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我国可以借鉴欧美、日本等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制定出一系列优惠的财政补贴政策措施，如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通过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主体的优惠财政补贴，鼓励他们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引导资源向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向流动。制定环保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环保产业、环保工程建设、环保产品开发等投资给予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扣除等。利用优惠的财政补贴政策，来不断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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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首都经济圈；财政政策；区域经济

目前，首都经济圈内各地区的区域差异很大，自1982年起缩小首都经济圈各地区间差异的措施就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中实施，主要包括制造业一体化、农业合作、交通一体化和区域协作机制的建设等内容。其中，制造业一体化的进展包括在“京津冀”地区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示范区和重化工业的向外转移，目前，首钢、焦化厂、第一机床等大型重化工业企业，已经将整体或部分生产工厂迁出北京。而交通枢纽的建设更是发展迅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也大大缩短了城市间往来的时间，使得城市间往来更便捷与频繁。以上各项措施，都为首都经济圈的共同和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现阶段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如北京地区制造业发展受到的制约和城市扩张带来的各类宜居问题，天津地区人才的外流和港口建设带来的用地紧张，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资源资本的缺失等问题，都对缩小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差异有不良的影响。

一、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差异性描述分析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就利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及人均GDP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差距，目前，GDP是国际认可的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活动最概括、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而过分追求GDP增速的大幅度提高，也会产生有损社会和谐、平衡发展的影响。在本文中，对经济增长发散或收敛趋势的考察选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根据首都经济圈中的各省市按2011年人均GDP总值的大小进行分组，可以看出地区经济发展仍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在首都经济圈的各省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呈现出北京市作为首都，经济最为发达，其次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市人均GDP总量仍是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再次是山西省、河北省，最后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内蒙古。

此外，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圈的核心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处于最高水平，而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市的财政收支水平则处于最低的水平，可见财政收支的资源在不同地区分布特点具有很大的差异，也为利用财政政策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创造了条件。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可以看出，河北和内蒙古的财政收入均处于中低水平，但两省的财政支出却均处于较高水平，而两省的经济发展却还与首都经济圈的其他各地存在一定差距，从侧面可以说明，财政支出对于河北和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有效。因此，进一步测量财政支出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使得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差异能得到进一步的缩小。

二、中央财政支出的空间差异

中央政府投资共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财政支出是对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即为了缩小各地方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另一部分财政支出是对各地区间具有溢出效应的基础设施进行的投资。由此可见，中央财政支出中的一般投资既提供了各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又提供了具有地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设施资金。但由于中央投资对各地区的支出存在不一致性，存在一定的政策倾斜性，即对各地区的支持程度不一致，因此就会在不同的地区内产生不同的乘数效应。从1995年至2011年之间中央政府对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预算内投资比例可知，中央投资对北京市的城镇投资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对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而对山西省的城镇固定资产的投资略有上升，对于内蒙古的投资，中央投资比重呈现出先增加至2002年最高值，而后逐年稳定的趋势。可见中央投资对于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上升趋势，而对于北京和天津地区中央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因此需进一步研究中央投资对于首都经济圈各地区的投资效果，测度中央投资对缩小首都经济圈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

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首都经济圈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还不是很大，中央对北京和天津市的投资仅占两市固定资产总量的0.89和0.7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从中央财政投资的分布可以看出，中央投资的方向基本是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如果中央投资是按照地域平均分配的，那么中央投资的分配就会不满足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因此，中央投资应当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自1997年后，内蒙古对于中央财政支出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性逐步加强，且于2002年上升至最大值，依赖程度接近16%。而中央财政对北京市的投资依赖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8%降至2011年的1%左右，可见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度较低，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均是由地方自给的。而山西省的中央投资依赖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甚至于2007年后对于中央投资的依赖度上涨至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的最高值，从侧面可以看出，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较少，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较差，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地区对于中央财政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说明当地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足，但现阶段，仅仅依靠中央财政投资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的效果还是不明显的。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差异

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支出对于各地方的补助支出，所以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向经济发展不太发达的地区倾斜。但实际中以2011年首都经济圈的人均GDP数据为例，北京、天津的人均GDP高于首都经济圈的平均水平，中央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应适当减少，但实际中中央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较多，占首都经济圈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38.5%。而对于人均GDP较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河北和山西，中央转移支付较少，两地区接受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分别占到15%左右。可以看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首都经济圈的各地区之间，没有达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按需分配”，因此，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当适当调整，使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做到有的放矢。

从以往文献分析结果显示，中央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支付结构对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专项转移支付三类，三类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支持，是对地方财政不足的直接补贴，因此对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也最直接；而税收返还则是对已交税款的一种补助，对于实际的已付出的税款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对地方财政缺口的支持力度最小，对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作用也不大。分析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北京占到近3%，而其余地区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则比较小，基本上没有达到利用转移支付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目的；并且从总量上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也仅为25%，远不及税收返还所占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同时，从中央转移支付的结构来看，税收返还机制更有利于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上缴税费越多，相应获得的返还补贴也就越多，这样会使得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中央转移支付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性，弱化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6.

[2]马立平.关于财政支出与总产出效果的数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2.

[3]解垩，王晓峰.财政支出的相互作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J].山东经济，2009，03.

[4]李华，张宇麟.中国省级财政支出互动效应实证研究[J].兰州学刊，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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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发展财政政策

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暖，主要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在运行中主要是解决气候的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该事件已经受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中国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前行的国家，不但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要承受环境负担，所以我国的整体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低碳产业链的发展，让我国的低碳产业在国际发展中立于前列，在产业发展中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环境为子孙后代带来的影响，因而要运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节能降耗的效果显著。

“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央安排336亿的财政内投资，中央财政总体资金额达到505亿元，用于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与城市污水设施配套处理。推动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导致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根据现行数据统计累计下降大概10.1%，而这直接节约了2.9亿吨标准煤。

（二）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显著提升。

我国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展显著，不但提升其整体的技术水平，并且产业发展也形成一定的规模，2013年底，我国的新生能源主要占比已经超过原有的13%。2014年，我国的太阳能产业已经位居世界榜首，成为全球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最大的国家，我国的太阳能产业在全球发展态势不利的情况下依旧能保持30%的高增长。2014年底，中国的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300万千瓦，风力发电在全球排名第四，生物质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潜力较大。

二、我国低碳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境

（一）煤炭依旧是能源结构的主体。

我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因而对能源的需求量较大，所以有必要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集中于低碳产品的研发。根据相关资料预测，我国的能源消费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持续稳步的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将会达到50亿吨以上。从能源结构考虑问题，我国的煤炭消费占比最高，截止到2015年，在我国的整体能源消耗中占比量达到76.5%，而发达国家不能超过22%，以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表面我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必须解决有关环境与企业发展的问题，协调煤炭能源的妥善利用方式。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也需要合理调整，现在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是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在环境方面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耗能低、污染少，以服务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整体的发展状况落后，占比也较低，所以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第二产业。2014年，我国的第一产业总体占比达到GDP的16.1%，与上一年相比其比重上升了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整体比重为44.8%，上升比重是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是47.1%，整体比重下降升0.3个百分点，出现上述情况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滞缓，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资金支持不能落实。

现在创新是行业发展的关键，所以在低碳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技术创心是核心内容，当前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还较为薄弱，究其原因是缺乏资金支持。一方面，技术创新资金的投入必不可免，现在我国的很多技术的研发都是依靠政府临时拨款，以及技术立项后申请资金补助，这种资金供给方式很低效，并且资金到位滞缓，当资金经过层层审批到位后，很多技术的研发已经错过最佳阶段，因而没有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另一方面，资金获取的主要方式是贷款，但是金融机构对于低碳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够，很多银行不看好低碳项目的融资渠道，即使选择，资金总额上也会受到限度，这将不能满足低碳能源的研发需求，也将限制低碳经济的发展，很多资金对于整体的项目研究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

三、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实施政策

（一）政府减免低碳产生的税收。

在低碳产业中政府地位举足轻重，为了鼓励低碳产业的发展，政府需要对这些企业给予财税支持，鼓励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吸引其他企业发展低碳经济。主要的措施如下：第一，强化财政中的鼓励和约束作用，减免从事低碳企业的所得税，鼓励更多的企业从事该行业。如果企业购置环保设备，政府可以补贴一部分资金，可以推行投资退税政策，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国内外企业加入该行业；第二，完善低碳技术中的财务激励政策，通过研究、开发、引进这些税收积累政策，积极的引进外国的优良技术，推动国内外技术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其中包括技术税收减免、技术转让等有效措施；第三，运用各类合理的关税，保护国内和国外资源以及投资环境，努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通过完善关税政策，抑制高耗能的产品，支持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升级企业产品和技术，鼓励资源的二次运用。

（二）能源价格的改革机制。

我国需要将各种能源都引入到市场中，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规律调整资源的配比，让市场价格可以准确的反应出环境变化规律，最终建立可持续的能源价格系统。第一，建立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要求煤炭价格相互联动，可以及时的处理煤炭产业中的各类矛盾；第二，完善与煤炭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产业结构情况，了解国际市场的变化发展规律，国内的供求情况，在生产、销售等相关环节建立以竞争为主体的市场结构，要求天然气的价格内外统一，并且给用户提供合理的使用方案，以节约能源为原则。另外，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竞争机制，要求市场整体和谐有序，推动绿色能源的健康发展。

结束语：

低碳经济必须依靠低碳技术创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有效的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通过转变生产方式，降低化石能源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占比，尽量用无污染的可替代能源进行生产活动，主要的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率，减少碳的排放量，避免污染，以能源的发展带动经济的高效运行。同时正确的财政政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处于关键性地位，不但能保障低碳经济的稳步发展，更能起到调节及引导的作用，为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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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公共导向，不断深化公共财政建设作为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变革

1.公共财政建设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骤上的契合。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治本之举”之一，同时也是为财政政策发挥“有意为之”的能动性所提供的系统支撑。在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方面，近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逐步提质、丰富在内的成绩。但是，公共财政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所要求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所肩负的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使命，需要继续深化财政转型，不断探索和创新。公共财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有机部分，而且需要其产生更大的作用力，以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进步，也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公共财政建设中，不仅要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还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掘公共财政的创新空间。

2.要深刻领会公共财政与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互动意义。现代意义的公开、完整、透明的财政预算，从其编制、审议、批准到执行，需要有一整套体现合理有效的权力制衡、民意表达、规范严密的决策及监督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果这种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安排，最终能够在公共财政的决策和管理运行中稳定地成型，或者说通过公共财政建设的深化促进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建立和推广，那无疑将是公共财政对和谐社会核心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深层次和更具全局意义的贡献。同时，其综合效应将顺理成章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正面推动作用――无疑，权力制衡和公众监督的制度化是防止政府偏离职能、过度干预经济和促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落实于集约式增长的最有效方法和长效机制。

3.深化财政政策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努力扩大就业，支持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政策。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大力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实施路径

1.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强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2.完善则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余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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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宁经济；稳增长；财政政策

一、辽宁省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4年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大体上是好的，但经济增长呈现下行态势，且降幅较大，出现效益下滑、预期不稳、风险上升等特点。这与国际经济动荡因素有关，也受国内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大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及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矛盾。

（一）供给侧：工业企业生存压力大，工业减产和企业亏损幅度相对较高

2014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国排前三位的是重庆（12.6%）、海南（12%）、福建（11.9%）。2014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8%，增长排名居全国28名，倒数第四（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局网站）；亏损企业累计增长22.9%，属于亏损企业增加最快的省份之一；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3.4%，属于全国企业亏损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辽宁省重工业比重大，受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需求不足影响明显，加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一些内在因素，致使辽宁省工业减产，企业亏损幅度较高。〔1〕

（二）供给侧：“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各项主要指标均处于全国后位

近几年，辽宁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拉动经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由于投资增长缺乏动力，居民消费需求乏力，出口增长缺乏动力来源等原因，辽宁省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名大都处于全国31省市区的后面（见表1）。

（三）调控端：政府财政压力凸显，稳增长与促转型面临严峻考验

2015上半年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0.1亿元，同比减少428.6亿元，下降22.7%，居全国最后。其中，核心的税收收入同比降幅高达29.4%。上半年，全省四项涉土税收合计减收额占税收减收额的70.5%，同比下降51.7%，相应拉低税收收入达20.7%，仍然是全省税收收入持续下滑的主因。另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五个共享税种下降11.9%，受矿产品价格下降和资源税改革等因素影响，资源税下降54.9%，也制约了辽宁省税收收入增长。作为辽宁去年同期税收增长主要支撑的金融和汽车制造业税收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同时，房地产、采矿等行业税收则持续不景气。

（四）平稳度：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运行稳中偏弱，2015年同比增长1.1%；辽宁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5.3%。从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见表2）。二是工业生产降幅趋缓。2015年辽宁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一季度降幅比收窄0.4%；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5月降幅比收窄0.9%，与4月降幅比收窄1.6%。三是服务业发展平稳。2015年1-5月辽宁省服务业营业收入与一季度比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15.8%，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6.4%。从需求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势头有所减弱。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0969.7亿元，比一季度收窄5.29%；相似地，第二产业收窄7.1%，第三产业收窄4.4%。二是消费品市场稳步发展。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60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6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8.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554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54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三是外贸进出口降幅收窄。2015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83.9亿美元，比一季度收窄1.39%，其中出口兑额为263.4美亿元，比一季度收窄6.4%。〔2〕

二、支持辽宁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根据前述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问题，辽宁省应适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一）调整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

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全面清理和规范与项目审批相关的前置要件及其条件，出台差别化政策支持有效投资，使得投资结构更加合理。一是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高。上半年全省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72.5%，比上年同期提高0.5%，比一季度提高2%。二是高技术和信息服务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2%，占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3.1%，所占比重比2014年同期提高0.6%。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软件投资增长28%，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1.3%，所占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0.4%。

（二）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生产

2015年6月，辽宁省出台了《辽宁省工商局关于鼓励大众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正式实施。《意见》中的14项政策为众创空间等类型小微企业登记降门槛、搭平台，激发我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业场所设在科技园、孵化园、创业园等集中办公区楼宇内的小微企业，可免于提交场地使用证明；利用互联网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小微企业可直接使用“电子商务”字样作为企业名称，住宅也可作为经营场所；辽宁省将实现“一照一码”。公安部门企业印章刻制备案将纳入“三证合一”登记制度，缩短了小微企业注册时间、简化注册手续。〔3〕

（三）抢抓发展新机遇，振兴辽宁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为辽宁省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也联结了亚欧大通道的出海口。国务院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辽宁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承接产业转移，联通国内大市场和高新技术辐射方面更为重视。国务院提出的这些重大举措同时施行，发展机遇叠加降临，使得辽宁省的发展潜力更加突出，发展优势更加明显。

（四）解决辽宁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问题，让“四个驱动”共同发力

辽宁省为了解决机制性问题与产业结构问题，将同步实施“四个驱动”，即创新驱动、改革驱动、市场驱动和开放驱动。创新驱动就是要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创新体系，激发科技创新原动力，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改革驱动就是要用改革手段为一切创新开路、除弊、清障。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少干预，为改革发展创造环境，汇聚内生自主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场驱动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让市场来选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局面。开放驱动就是要积极主动的实施开放战略，引进国内外优质资源，打造辽宁的产品和技术，拓展辽宁经济发展的更大空间。〔4〕

（五）建立现代金融组织体系

要想建立有效的金融组织体系，首先要向国家争取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辽宁经济集聚区的准入门槛，简化行政手续，吸引资金雄厚、服务领先的金融机构进驻。其次应鼓励外省的货币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在辽宁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增资扩股、综合经营、重组并购，同时在技术上和人才使用上给予倾斜，使辽宁省的金融走上综合化、多元化经营道路。最后应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政策体系，为振兴辽宁经济做出贡献。〔5〕

（六）推进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

三大区域指沈阳经济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和辽西北经济区。辽宁省要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推进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快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影响力较强的中部城市群建设。对沿海经济带的区位和先发优势，辽宁省应突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的带动作用，开展港口资源的良好整合，加强港口物流的服务功能，积极融入“辽蒙欧”、“辽满欧”的交通运输大通道和北极东北航道建设。辽西北经济区应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加快重点产业集群和现代农业建设，对生态环境加强保护。因此辽宁省应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城镇化的文化内涵。〔4〕

（七）加快推广PPP模式

2015年9月7日，辽宁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鼓励各级政府在多领域开展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共同参与项目论证、建设、运营等；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按照PPP模式改造；建立健全PPP项目库，进行成本、效益、风险等全面分析；保障各类投资主体平等参与，不得对非公有制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等。PPP模式推广运用情况将纳入对各市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6〕

参考文献：

〔1〕2014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辽宁省人民政府，2015.

〔2〕2015上半年辽宁省经济发展趋向平稳〔EB/OL〕.中商情报网，2015-08-04http：//chi－/news/20150202/162333179.shtml.

〔3〕赵铭.我省出台意见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注册“众创空间”〔N〕.辽宁日报，2015-06-02（2）.

〔4〕辽宁省人民政府.2015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R〕.2015.

〔5〕车正兰，车泰根.辽宁现代服务业：支撑因素与政策安排〔J〕.辽宁经济，2013，（1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