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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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3]杨丹辉: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李丁:对利用外资的几点看法[J].中国流通经济,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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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情况及特点（表1）

（一）立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大体相同或相似。20世纪六十年代域外金融监管普遍放松，一方面刺激了资本流动，原有体系不能满足需求，交易清算过程中违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资本流动加快，投机机会增多，券商普遍利用自身优势，采用虚假信息、操纵股价等行为，首先是致使自身濒临关门破产，再次也造成投资者大量损失，严重挫伤市场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或地区纷纷成立投资者保护组织（最早是投资者保护基金）来重树投资者信心。

以美国为例，六十年代末美国证券业遇到经营危机、财务困难，以及市场萎缩的打击，造成数百家证券经纪商被迫合并或停业，或因为无法对客户履行义务而破产，不少投资者担心资金的安全，纷纷撤离证券市场。为重树市场信心，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二）立法模式的选择。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模式也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在基本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投资者保护组织专门立法。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台湾地区和印度等。如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第二，未制定投资者保护组织专门立法，只在综合性法律中规定投资者保护组织的相关条文。如英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规定了金融服务局应根据规定成立金融服务赔偿计划，在相关人不能或者可能无法赔偿的情况下，代为赔偿。

（三）与政府监管机构间关系的选择。虽然域外对投资者保护组织监管机构规定各异，但归纳起来，投资者保护组织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形式：

一是隶属关系。主要有英国、印度、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等。如英国规定须由金融服务管理局设立计划管理人管理金融服务赔偿计划。计划管理人委员会主席及其他组成人员须由金融服务局任命和免职；主席的任命和免职还须获得财政部批准。

二是非隶属关系，仅是监管关系。主要有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如美国规定SIPC是在国会要求下成立的证券业非营利性会员组织，但仍受到SEC的监管。

二、部分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的作用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广泛，从最初单一赔偿功能发展到目前赔偿为主，兼具投资者教育、诉讼、清算破产证券公司等功能。

（一）赔偿功能――投资者保护组织最基本的功能。成立之初，域外投资者保护组织就定位于补偿投资者，恢复市场信心。该功能的特点主要有：

1、仅对一般投资者赔偿，排除合格投资者、机构合伙人、股东、董事或高级职员等。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就明确规定，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的赔偿范围不包括面临破产的证券机构一般合伙人、股东、董事或者高级职员，持有其任何类型证券达5%或以上的优先股股东，占净资产份额5%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对公司管理和政策具有控制影响力的人等。《新加坡证券期货法》第186条也明确把合格投资者排出在外。

2、赔偿的范围较广，包括各种类型的证券。这与域外对证券的定义较宽泛有关，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就把股票、政府债券、共同基金、票据、无抵押债券、股权、认股权证、期权、货币市场基金和可转让存单都包括在赔偿范围内。

3、规定了赔偿后组织的代位追偿权。如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21条就规定：保护机构依第一项规定偿付后，得于其偿付限度内，代位行使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对于违约证券商或期货商之请求权。保留组织的代位追偿权，对震慑市场，维护市场的稳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投资者教育功能――近期的关注点

1、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投资者教育。域外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法定职责中一般都没有要求组织开展投资者教育。而且这类组织投入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精力一般都较为有限，其开展的教育多与介绍保护基金有关。如美国SIPC、加拿大CIPF都通过印制小册子等方式向投资者介绍保护基金，CIPF还同相关机构创立了有关投资者保护的门户网站就是一例。

2、非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投资者教育。除了以上这些赔偿类组织外，有些国家还有各种专司投资者教育职能的投资者保护组织。这些组织专门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其教育等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如加拿大证券行政会（CSA），印制各种各样的宣传册或者其他出版物，召开研讨会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另外，还寄送《投资者警报》以提醒投资者注意证券市场中一些欺诈活动。

（三）为政府立法提供建议。一些国家投资者保护组织还进行了一些活动，为政府立法提供建议。如加拿大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SIPA）目前相继了《给中小投资者一个公平的机会――改革共同基金产业》、《入息信托：我赢定了――个人投资者和退休基金注意到了缺失的结构》和《SIPA：五年回顾――中小投资者眼中的加拿大投资者保护》等报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加拿大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加拿大中小投资者的无奈，期望能够引起当局的重视。

（四）其他功能

1、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部分投资者保护组织还代表自己的会员进行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如，SIPC作为托管人参加了对全国城市银行的诉讼。最终法院支持原告以违约和证券欺诈以及协助欺诈等几项诉求被告，并且判决银行支付615万美元。

2、清算破产证券公司。如，美国SIPC在证券公司的破产程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和活跃的角色。在美国，也只有SIPC才能够把一个破产的证券公司转入到清算的程序。

三、域外经验借鉴与我国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运作

（一）立法模式。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无论是进行专门立法还是在综合性法律中规定，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法律层级，更好地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而我国目前只有一部名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是由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的，效力层级比较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据报道，作为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项重要法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条例》目前正在起草之中。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条例》仍是一部行政法规，建议制定《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另外，可借鉴香港经验，在制定一部基本法律的基础下，把基金申索、征费、赔偿限额及投资者赔偿公司职能等运作细节通过4个附属法例规范。既强化了赔偿基金运用的可操作性，也增加了基金赔偿的透明度、公开度，增强了监管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与政府监管机构间关系的选择。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或由政府机构设立，或由交易所设立。而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由国务院出资，归口中国证监会管理。

我国投资者保护组织不应由交易所设立。从域外经验看，存在多个证券交易所的国家，一般都采取独立模式，以便更好地覆盖全国的投资者；地域较小、证券交易集中在一个交易所的国家或地区，则倾向于采用附属模式。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在两个证券交易所，采取独立模式，能够更好地使基金保护覆盖到全国投资者，同时成本也相对较低。

（三）强化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赔偿功能。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强化市场信心，永远是投资者保护组织最基本的功能。从域外经验看，限额偿付是投资者保护组织都具备的基本功能，虽然总体实际偿付并不多。

2007年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共筹集基金306.644亿元，共使用基金186.326亿元，占筹集金额60.76%。可以说，我国目前赔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有力地保护了证券投资者利益。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基金的用途为：“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较之域外，我国的赔偿范围还较小。

（四）发挥投资者保护组织的其他功能

1、投资者教育。从域外经验看，各国主要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投入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精力较为有限，其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多与介绍保护基金有关。如美国SIPC、加拿大CIPF都通过印制小册子等方式向投资者介绍保护基金。在这些国家，除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外，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都开展投资者教育，另有大量专司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投资者保护组织。总的来说，是否将投资者教育作为赔偿类组织的基本职能还是与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法制的健全程度有关。

我国目前这种专司投资者教育的组织几乎还是空白，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也还刚刚起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从成立开始也承担了大量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我国应大力发展专司投资者教育的组织，充分挖掘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的投资者教育资源，能够把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解放出来，专司投资者赔偿工作。

2、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除了上述功能外，部分域外组织还有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功能。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小股东一般难以得到切实补偿。单独对公司提讼的费用并非一般小股东所能承受，而且个人相对于作为组织体的公司，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如由专业机构组织中小股东集体诉讼，有利于平衡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境外主要投资者保护制度类比》，http：//省略/conference/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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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油企业 对外投资 能源合作

目前，中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占有率不足4%。在石油资源最丰富的中东，我们长期未能获取份额油。这表明我国的石油企业在海外大的实际成就较为有限。现阶段中国公司在海外开发的油田规模一般都不大，即使经营在苏丹境内比较成规模的油气田，也面临着多方共同投资的制约，获得的份额油和收益在数量上一直未能取得快速突破。迄今为止，中国石油企业完成的海外收购项目，基本上属于处于调整期的规模不大的石油企业，以及一些准一流国际石油公司的部分成熟或者处于地缘政治不稳定地区的油气资产。因此我国石油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自身和国家支持出发。

一、形成我国石油企业新的钻石型国际竞争力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它们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这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

我国石油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雄厚的资本、人力资源、技术水平。200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加大境外投资和收购的力度，政府考虑将外汇储备拆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别用于商业性和政策性的支持“走出去”融资。在人力资源方面，除了各大石油公司有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以外，国内的大专院校也在积极的培养石油人才。技术方面，对于石油企业“走出去”来说，技术是第一步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技术上占有绝对优势才能得到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认可。我国石油企业的勘探开发技术很强。“十五”以来，初步构建了以海外研究中心、技术分中心与项目研究机构相结合的技术支持体系，结合海外项目实际，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方面继承创新了具有CNPC相对优势的10大技术系列。通过这些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海外勘探开发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中国石油企业技术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钻井工程、测井和录井、井下作业、海洋工程等。

我国的石油企业的需求条件。2009年我国的石油需求量巨大，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3.6%，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达到65%。因此，我国石油企业满足需求条件。

我国的石油企业的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有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制造业、精细化工业等。

我国的石油企业的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已经形成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家跨国石油集团。分工合作、互利共赢、集石油行业上中下游等众多领域的开发。

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一直在资金、政策优惠上支持中国石油企业的对外投资。

因此要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提升各个因素，每个因素的加强了，就能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只有提高了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使油漆的对外投资顺利。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我国石油企业的新的“钻石模型”国际竞争力，如下1图所示。

A：中国石油产业的生产要素 B：中国石油产业的需求条件E：政府

C：中国石油产业的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策略D：中国石油产业的、结构和竞争

图1 新的钻石竞争力模型

二、改变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

在区域上的突破，产业布局走向国际化。比如，在中东地区、加拿大等国家有所突破。其次，在非常规油气资源领域的突破，比如2009年12月加拿大批准中石油收购加拿大两个油砂项目60% 的开采权益。第三，在石油贸易领域的突破。比如，2009年5月，中石油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权，新加坡活跃的炼化和贸易市场将有助于中石油海外拓展炼油及下游业务的拓展。从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就一直把中东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地区、非洲地区、美洲地区作为重点投资区域。主要是因为以上地区的石油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但是跨国经营一定要向其他国家发展。2008年-2010年我国收购的大型石油公司不是在传统的区位内。如2009年6月，中石油收购英力士位于苏格兰Grangemouth 的炼油厂。2009年12月，中石油以116.11亿元人民币购买加拿大两项待建油砂项目60%股份。因此中国石油企业需要在投资区域上有更大的突破，做到产业布局国际化，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转贴于

中国油企可以突破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突破一些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做到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降低石油进口的风险。

三、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随着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和国际化公司建设的发展，石油企业近年来也相应的加强了对外合作人才的培养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受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影响，石油企业在对外合作人才培养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理念落后。很多石化企业没有认识到对外合作人才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同时还缺乏科学地引进对外合作人才的理念，把对外合作人才人力资源仅仅视作是成本， 并且把减少人力投资作为降低成本的重要举措之一，没有一个科学地引进人才理念做指导。

2. 缺乏科学合理的对外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目前，石油企业缺乏科学合理的对外合作人力资源考核机制。目前人才总量不足， 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素质还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对外合作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和流失比较严重，部分复合型高素质石油人才流向其他岗位或者国外的石油公司；同时对外合作人才管理工作力量分散，科学的人才工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对外合作人才工作的投入偏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等等。因此，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性人才竞争中，我国石油企业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冗员过多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一方面，石油企业的人员冗余过多。但是，另一方面，又缺乏高素质的专业符合型人才。特别是缺少经营战略、市场预测、金融、财会、经贸、外语的符合性人才。

4.跨国经营所需的国际石油合作人员紧缺，人力资源素质整体需要提高。懂石油技术的人才很多，但是既懂技术又懂对外投资及英语的人才很少。因此我国目前缺乏国际石油合作人员。

人才问题是我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而我国的石油人才很多都是技术上很强，但是国际商务、法律知识等相对薄弱。因此应该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为既懂外语又懂石油技术、商务和管理的符合性人才。培养高素质人才可以采取“请进来”、“送出去”、“岗位培训”等培训方法。同时采取人才储备和本土化战略及人才激励战略。以达到培养符合型人才才的目的，为我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成功做出贡献。

四、加强国内、国际合作，拓展新空间

就我国企业现状而言，要更好地“走出去”，发展国际化战略，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首先，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一些重点项目，相关部门要出面协调，根据各企业的情况，有所侧重，发挥各自的优势。其次，国内企业之间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联手。另外，国企可以与民企合作。虽然有些项目民企在技术、人才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但石油技术、服务等领域民企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进入。比如，先做承包商、基建服务商，再做开发商。现在已经有一些民企“走出去”了，像安东石油在国外就设有公司。此外，对一些国企不敢贸然进入的领域，民企可以拿到项目转包出去。

与世界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对我国进行石油对外投资有很大的帮助，是一件双赢的策略。首先，与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可以降低风险，增强竞争的实力。有些项目我国石油公司与国外公司合作成功率会高一些。比如，去年12月伊拉克第二 轮油田对外招标中，中石油联合法国道达尔、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竞得哈法亚油田开发项目。

其次，在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中，我们可以学习对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像埃克森美孚、BP等跨国石油公司都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强大的国际化队伍。

参考文献：

[1] 耿建军.试论我国石油企业的投资管理问题[J].工会论坛.2009(01):74-75

[2] 王建国.我国石油行业海外投资分析[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7(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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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项目；设计阶段；投资控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联系到建设项目的全过程投资控制各阶段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这样说：重在决策、设计，其次施工、其下结算。建设项目的投资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包括投资决策、设计、施工、竣工结算等阶段，每个阶段对建设项目投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据统计，投资决策阶段占75%-95%，设计阶段占35%-75%，施工阶段占5%-35%，竣工决算阶段占0-5%，由此可见，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项目的决策阶段及设计阶段，只有抓住这二个重点，投资控制才能事半功倍，从而取得最佳的效果。招标阶段、施工阶段、结算阶段对项目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小，且这几个阶段的投资控制的方法、手段、措施比较完善，只要按照一定的科学的程序去严格控制，实现控制目标并不难。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十分薄弱，存在严重的不足，现就其现状与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设计阶段对投资控制的影响：

1、受设计者的技术水平、知识结构、经验、风格的影响，不同的设计者的设计方案必定是五彩纷呈，各不相同，不同的方案决定了不同的投资额，优良的方案既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又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表现为投资节省。某工程项目原方案为四层地下室结构，经过调研发现，由于使用上的不便，已建的其他项目的第四层地下室使用率相当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经过仔细分析在满足停车位的数量要求的前提下，决定减少一层地下室，由原来的四层变为三层，与原方案相比，现方案产生的综合效益将高达六千万元以上，由此可见，不同的方案著有显著不同的投资额，设计方案对投资影响巨大。

2、设计决定了整个项目的工程量大小，决定了建设标准的高低，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工程量及建设标准就决定了建设项目投资额的多少。

3、设计质量的优劣决定设计变更的多少，大部分设计变更是由于设计本身的错、漏、碰及功能不齐、功能缺陷、设计与现场条件脱离而产生的。设计变更往往是“三超”（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的罪魁祸首。

二、设计阶段投资控制的存在的问题：

1、设计费计费方式不合理，设计单位缺乏节约投资的动力。现行的设计费计费方式是以项目建安费用为基数乘以费率来计算的，建安费用越多、设计费就越多。设计单位精心计算、多方案比选择优、节约了投资，而设计费却减少了，这种计费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

2、建设单位由于缺乏对设计单位的管理经验及能力，或过于迷信设计单位，往往忽视了对设计单位的质量方面的控制，对设计成果很少或从不说“不”而一律采用，从而造成设计单位缺少提高设计质量、节约投资的压力。

3、设计方案审查不到位，方案缺少比选优化，表现之一是：设计单位只提供一个设计方案，无法进行多方案比选优化，其二是：设计方案的审查只重建筑装饰方案，而忽略对结构方案、水电方案、设备方案等的审查及优化。

4、设计方案的审查只重技术上的可行性、安全上的可靠性而忽视经济上的合理性。

5、投资估算指标脱离实际，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不能作为设计阶段的设计控制值，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投资估算等控制指标，任凭设计单位设计多少算多少。

6、设计周期过短，甚至是边设计边施工，设计单位为了满足施工的需要，只有匆促出图应付。根本谈不上多方案比选，利用价值工程进行经济技术分析，寻求功能与成本的最佳匹配。业主也没有时间去进行方案评审，最终造成不可挽救的致命伤。有这样一个案例值得我们借鉴，某写字楼项目边设计边施工，准备开始施工工程桩时，业主发现项目的使用率很低，只达到61%，与设计任务书的要求80%以上差距较大，后要求设计院重新调整方案，但均不理想，使用率最高的也只有68%，且要调整桩基布置，影响桩基工程的开工，为了免于施工单位待图停工而索赔及整个项目工期的考虑，最终业主放弃了该调整方案。其实解决使用率低的办法很简单，在确定建筑层数，总建筑面积、核心筒的面积关系时，适当减少层数，增大每一层的建筑面积，当核心筒面积（非使用面积）一定时，每一层的面积越大，其使用率就越高。

7、设计单位没有严格按照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的原则去进行限额设计，设计单位在提供设计图纸时没有同步提供相关造价文件，无法通过造价指标来反映和评价设计成果是否满足经济性的要求。

8、没有真正通过竞争择优选择设计单位，设计单位资质低、人员素质低下，根本无法胜任设计任务，造成设计质量低劣、设计进度缓慢，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展。

三、设计阶段投资控制的主要对策：

1、改变现有计费方式，采用与限额比较，节约奖励、超额处罚的措施增进设计单位的积极性，促使设计单位主动地控制设计质量，节约投资。

2、严格执行限额设计，当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时，设计单位必须无条件修改设计，直到满足投资控制指标。

3、加强对设计方案审查及评价，对于重要的建筑、结构、装饰、节能、消防、设备等的设计，设计单位必须提供多方案（至少三个）供业主比选，在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图审查单位进行审查前，业主应组织懂设计、懂技术、懂施工、懂经济的专家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对设计方案进行认真仔细的评审，确定最优的设计方案，设计单位须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设计方案。

4、执行设计监理制,设计监理也叫设计咨询，设计监理在我国未强制执行，但执行设计监理的项目均取得了良好效果，设计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设计监理就是让懂管理、懂设计的专业人员专门对设计的全过程进度、质量、投资进行控制，设计监理的精髓就是内行管理内行，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的外行无法对内行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在设计的全过程，设计监理人员全程跟进，与设计人员进行充分的沟通，及时掌握和了解设设计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在设计思路、方案、标准、成果、计算形成过程中及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而不是等图纸出来后再进行审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设计蓝图出来后再进行修改所造成的大量返工、又节约了设计时间。设计监理起到了主动控制、事前控制的作用。

5、加强对设计合同的管理，设计单位的义务，配合服务、人员资质要求、质量事故的认定，工期延误、质量事故损失的赔偿、计量支付的条件、建设单位的管理要求等都必须通过合同明确约定。明确的权利与义务是合同得以全面履行的先决条件。建设单位要经常检查合同的的履行情况，及时提醒、督促设计单位全面履行合同，发现设计单位未按合同执行对建设单位造成损失时，应及时主动提出索赔，以此促进设计方合同的履行，确保合同目的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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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管制；间接征收；冲突；协调

征收条款是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中的核心部分，而“间接征收”和“类似征收”的存在有效扩张了“征收”这一用语的含义，成为外国投资者借以向东道国提起补偿之诉的首选依据。所谓间接征收是指东道国那些“虽然属于合法的管制措施，但其适用却最终剥夺了外国投资者对其财产的收益或损害了其财产的价值，即便未构成直接的剥夺，但仍然认定为征收的行为”。当前国际投资领域中有关间接征收的申诉越来越被视为是对东道国政府管制外资权力的一种威胁，而实践中对这些争议并不一致的处理方法对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都意味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基于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东道国政府的环境管制行为本应远离投资者对东道国提起间接征收申诉的烦扰，然而由一些国际仲裁庭作出的若干案件的裁决却打破了这样的假设，北美自由贸易协会（NAFTA）规则下的Metaclad案 1993年1月，墨西哥公司COTERIN经审批机构国际生态学会（the National Ecological Institute,INE）许可，获准在San Luis Potosi州的Guadalcazar城市的La Pedrera地区建造有毒废物垃圾掩埋场。不久，美国公司Metaclad与COTERIN签订了购买COTERIN（包括被许可建造有毒废物垃圾掩埋场在内）的选择权合同。INE提醒Metaclad如果其欲在1993年9月并购COTERIN，其尚需获得一份联邦经营许可。但是，经地质学研究表明该地区属地震多发地带，且设施选址在蓄水层上，容易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因此当地政府官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出于还环境保护和当地居民安全的原因，都极力反对在该地区建造垃圾掩埋场。为了能够营业和表示对环境问题的在意，Metaclad与联邦政府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其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保护当地物种和从事其他的环境、社区服务活动。尽管如此，Guadalcazar市议会仍拒绝了Metaclad的市政建设申请，Metaclad即提起了对墨西哥政府的诉讼。1997年9月San Luis Potosi州长签发了一项在垃圾掩埋项目区域内建立生态保护区的法令，法令禁止保护区内包括经营垃圾场的所有工业活动。1997年1月，Metaclad将纠纷提交至ICSID仲裁，称Guadalcazar市政府拒绝签发建设许可，墨西哥政府违反了NAFTAD第11章的两项条款，其一是第1105条“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其二是第1110条“征收补偿”条款。最终投资者在案情的实质性阶段胜诉，仲裁庭裁决墨西哥政府对其投资损失给予补偿，但对预期的利润不予补偿，因为在本案中利润被视为极为不确定。更一度成为投资东道国的梦魇，因为根据这一案件中仲裁庭的观点，如果政府的环境管制措施“走得太远”，则可能被认定为征收并且需要向投资者作出补偿。

根据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法，一个国家有义务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其环境。环境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在不断演进且涵盖了越来越高的标准和价值，这必然要求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拥有更为灵活的权力且并不会因为这种权力的实施带给财产的影响而需要作出补偿。[1](P125)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开始，国际环境条约就在不断引入新的环境标准和义务，要求成员国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并采取行政措施来执行条约的相关规定，因此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投资者都被要求遵守这样的环境标准。而这样的遵守必然意味着投资者将付出额外的成本甚至会影响其未来的盈利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的国际投资条约对投资者也提供了日益宽泛的保护，其赋予投资者的权利和救济已经开始被外国投资者利用来阻挡东道国采取和实施新的环境法律和政策。

目前，就东道国政府是否对于环境管制拥有毫无限制的权力从而对产生了财产征收效果的措施无需补偿的问题，现行的国际投资条约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有关征收的国际仲裁案例中也鲜有针对保护人类环境或健康而不作补偿的措施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一、国际投资仲裁庭有关认定环境征收的相关实践

当前就东道国合理的环境管制措施与需要补偿的环境征收行为进行认定的实践主要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投资仲裁实践。自NAFTA生效以来，有关第1 110条——“征收条款”适用的争议已出现数个，其着手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Ethyl公司案。本案涉及加拿大对汽油添加剂的进口限制，被申请人以违反投资者保护规则为由提起仲裁，有观察者当时就预言该案将必然“为整个公共利益世界敲响了警钟”，并且证明了“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经济条约将对环境管制构成威胁”。[2]该案之后，NAFTA又受理了一系列有关征收特别是有关环境征收的案件，不过所幸的是只有Metaclad案认定了征收的存在并要求支付补偿。Metalclad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不仅是因为最终判罚的数额巨大，同时也是因为本案的仲裁庭对投资保护范围、补偿的必要性以及环境监管的相关问题都给予了法律解释。本案仲裁庭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1）对财产使用的干涉；（2）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涉；（3）对投资价值的减损。仲裁庭在在认定征收是否发生的时候认为当政府的行为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财产的完全剥夺，那么对“环境保护”这一公共目的的认定则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Methanex案 Methanex公司是一家全球最大的生产和销售甲醇的加拿大公司，1998年该公司运送了132,000吨甲醇到加州的精炼厂用以生产一种称为MTBE的燃料添加剂。然而加州政府颁布了三道行政命令禁止生产MTBE，同时要求大力发展加州的乙醇工业，因为加州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使用MTBE会导致水的污染。Methanex公司则认为MTBE不会损害人体健康，并主张此项禁止极大妨碍了它经营甲醇业务，并使它的美国竞争者，即乙醇行业从业者受益，因此实质上已对它的投资造成损害。据此，Methanex公司认为根据加州政府采取的类似于征收的措施对其投资造成的损害，违反了NAFTA第11章的规定，并向NAFTA仲裁庭提请仲裁，要求美国政府赔偿损失。中，仲裁庭认为美国加利福尼亚政府禁止添加MTBE的禁令背后应当有科学性的研究作为支持，由加州大学提供的这份科学报告经过公开听证和讨论是最好的证据来证明政府的措施并非出于政治的考量，仲裁庭甚至还提供了长达52页的裁决来讨论该科学证据，最终认定该禁令是经过科学认证、出于公共利益的合法管制，不构成征收。

而在Ethyl案本案是NAFTA首起仲裁案件。本案涉及一项禁止跨境买卖MMT燃料添加剂的加拿大联邦法律。Ethyl公司是MMT的唯一生产商，它许可其加拿大子公司制造和经销MMT。加拿大通过颁布一项法律将MMT的生产和经销有效地限制于加拿大每个省的范围内。加拿大政府之所以不直接禁止MMT的使用，是因为根据其本国的环境法尚不具备足够的条件予以直接禁止。于是，加拿大颁布法律要求国内汽车生产商改进尾气排放控制技术，这种技术与燃料添加剂一同使用效果将更佳，Ethyl公司仍被允许在加拿大境内生产、经销MMT，前提是它必须在每个省建立工厂设施以便本地生产和经营，不得跨国或跨省交易。投资者在司法管辖权听证会上胜诉，之后不久案件便审结了。中，加拿大政府认为对MMT进口的禁令是为了维护空气的清洁从而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环境的安全，因此不构成征收，但是加拿大政府也承认究竟低含量的MMT会造成何种效果并不明确，该措施只是为了预防对健康和环境可能发生的潜在危害。但是仲裁庭却认为如果预防措施造成了对投资者财产的实质性剥夺，那么相比较依据科学证明而实施的措施，更容易被要求作出补偿。东道国有权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保护健康或环境避免受到潜在风险的威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健康或环境措施，那么就应该由政府，而不是投资者，来承担采取措施之后的成本。因为投资者只能对依据科学依据而采取的管制措施产生合理的期待，而无法预见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甚至背后迫于政治压力而采取的措施。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证明加拿大政府措施的合理性，加拿大政府最终取消了MMT的的进口禁令，并支付给申请人以相应的补偿。

在S.D.Myers案本案涉及一位美国投资者，他在PCB废物处理行业一直占有加拿大市场的很大份额，而其加拿大的竞争对手游说加拿大负责环境事务的部长禁止PCB废物跨境交易。该部长通过利用加拿大一种环境立法机制（仅在出现严重的环境紧急事件时使用）来修正现存的法规，此法规允许S.D.Myers公司及其加拿大子公司开展业务。部长的紧急命令（存在约16个月）阻止从加拿大输出PCB废物，从而消除了S.D.Myers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因为他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废物处理厂距离加拿大PCB废物最多的地方很近，比他在加拿大北部阿尔贝特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废物处理厂近几千公里。S.D Myers公司主张禁止PCB出口的结果是阻碍了其加拿大工厂的运营。投资者在仲裁的案情的实质阶段胜诉。中，加拿大政府认为其对PCB跨境进口的禁止是出于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原因，加拿大并没有启动独立的调查来支持这一措施，而是试图依赖于国际上对PCB环境效果的一致认知进行解释，于是加拿大引用了《巴塞尔公约》当中的标准来为其禁止PCB跨境转移的措施进行正名。但是仲裁庭注意到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承认《巴塞尔公约》的第11条，都明确允许PCB的跨境转移，于是仲裁庭认定加拿大缺乏合理的环境原因来引入这一禁令，只不过仲裁庭最终因为禁令的时间不长而最终没有认定为征收，而是以违反公平公正原则为理由裁定加拿大政府进行补偿。

究竟东道国的何种环境保护措施可能因为实施的效果“走得太远”，从而可能被认定为对外资的征收？有学者总结了上述案件仲裁庭的一些判断标准，包括：环境措施的实施并非是为了合理的目的或与目的是不成比例的；环境措施的实施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带有歧视性的；环境措施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环境措施干涉了投资者可以有效实施投资项目的合理预期；环境措施有效地或者完全地致使投资财产失去经济效用或者令权利人为整体的福利作出了特别的牺牲。[3]按照这样的观点，虽然保护环境是正当的政府管制权的范畴，但是仍然不能免于被认定为征收并作出补偿，东道国为了免于被诉，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真正出于保护健康和环境的目的，至于该证据则往往要求是基于特定的调查和研究的科学证明。其次，即便证明了措施出于保护环境的正当性，仍然要求这些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善意、非歧视以及合理的要求，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 比例性原则要求政府采取的措施要追求合理的目标，对财产权利的使用和享有的干涉必须在社会整体利益和私人基本权利保护之间达成平衡，特别是在采用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与所要寻求达成的目的之间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

总结上述这些有关环境征收的案例，国际仲裁庭似乎更倾向于根据科学证据来认定东道国管制环境的合理性，为此，仲裁庭不得不负担着繁重的任务来评估这些科学报告是否是客观的，俨然变身为一个“科学法庭”。如果该科学依据通过了相应的测试，那么东道国被认定为征收并作出补偿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4]

二、对政府环境保护与征收之间冲突的反思

东道国同时负有保护环境和保护外资的国际法义务，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笔者认为需要结合环境权的特征以及国际环境法当中的特有原则来进行综合的考量，而不能轻易将环境管制等同于任何一般的国家管制权来解决管制与征收的关系。

首先，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环境保护的基本要素是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其含义是指将环境损害的成本从整个社会转移到造成损害的个人身上，即所谓的“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 principle）原则”,这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广泛适用。然而这一环境法原则却恰恰与间接征收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政府必须对财产造成影响的行为支付补偿的本质就是“由整个公众而不是权利者个人来承担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行使权力所带来的负担”。[5]因此，要求政府对环境法规或措施带给财产的影响进行补偿，从而承担管制的负担，这与“污染者付费原则”恰恰是相反的。

其次，以上述Ethyl公司案为例，申请人以加拿大政府的禁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措施提出了抗辩，认为加拿大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来证明该措施对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是“必须的（necessary）”，因为对于MMT的效果，业界还缺乏一致的科学观点。然而根据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政府有权对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行管制，即便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联系是充分的或者确定的。这种以环境措施的科学依据为基础的挑战无疑对于东道国政府预防环境损害风险的权力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显然，上述这些案件的结果对政府执行环境规则和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已经造成了“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面对高风险、高成本、“投资者友好型”的仲裁，东道国政府不得不运用有限的政府资源来为自己的管制行为不构成征收进行抗辩，一旦抗辩失败，又不得不面临支付补偿的风险，如此严格的征收规则无异于冻结了东道国正常的环境管制权力以及其他公共福利保护措施的发展。特别是要求东道国在证明其环境措施的合法性时必须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这无疑是置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对于那些真正要管制公共健康或环境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资源的浪费与重置。因此，笔者认为东道国的环境管制不应受制于一般的管制性征收在认定时的标准，不能仅以措施实施带给投资者及其投资以显著的影响和损失就轻易认定征收的发生。

当然在现实情况中，确实存在着东道国滥用环境管制的权力从而实现排挤外资或者对外资进行征收的情况。例如在Sakhalin案中，在英国注册的能源公司

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同俄罗斯政府签订了开发西伯利亚Sakhalin岛的油气资源的协议，直到2006年，Sakhalin已经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项目。眼见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不断提高，俄罗斯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其与壳牌及其合作投资者日本三井、三菱之间最初的交易。虽然没有直接取消之前的特许协议，俄罗斯政府却开始调查在Sakhalin岛建造项目期间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撤销了项目的环境许可并威胁将提起环境违法的诉讼。为此，壳牌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同俄罗斯政府之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同意将公司的51％的股份转让给一家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能源公司，从而使得三井公司的股份从25％减少到12.5％，三菱公司从20％减少到10％，而壳牌公司则从55％减少到27.%%。或许是为了避免危及在俄罗斯的剩余投资，壳牌公司最终并没有选择去仲裁。在本案中俄罗斯政府通过环境法的运作迫使项目的外国投资者重新对投资协议的条件进行谈判，并交出了主要的控股权。可见，即使许多的外国投资者希望在满足东道国高标准的环境要求的同时来努力赚取利润，仍然有可能遇到上述案件中出现的暗幕。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可能把环境管制当成一种“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有选择性地驱除其本国境内的外国投资，从而利于本国的竞争者或平息本国的反对外资的情绪。[6]

东道国管制措施的实施确实是可能基于综合性的因素，即同时包括利己和公共的目的，在Nykomb案 Nykomb作为申请人，是一家瑞典的公司，该公司同拉托维亚的一家国有公司Latvenergo签订了商业协议，向拉托维亚电网出售其生产的热电。在申请人建造其热电厂以提供热电之时，双方就Latvenergo支付给申请人的价格发生了争议。最初，拉托维亚向Nykomb这样在其境内建造热电厂的外国投资者许诺，允许对进口电力收取两倍的电价作为一种投资激励，同时，该特殊电价也写进了双方之间的协议当中。然而，自从申请人进入拉托维亚的能源市场以来，政府就制定了各种法律和法规实施不断的限制并最终取消了双倍电价的激励措施。基于拉托维亚政府法律和管制行为以及Latvenergo拒绝支付之前同意的双倍电价，Nykomb提起了仲裁申请，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拉托维亚政府违反了《欧洲能源条约》第13条关于征收的规定。申请人认为拉托维亚政府及国有垄断企业Latvenergo的行为构成了间接征收，因为这些行为“剥夺了申请人销售收入的主要部分，使得企业在经济上不稳定从而令申请人的投资失去价值”。然而仲裁庭驳回了申请人的要求，认为“认定征收的最主要因素在于争议的措施对企业财产或者控制权的干涉程度。当前这一案件中，申请人的财产没有被剥夺，其股东的权利或者管理运营企业的权利没有受到干涉。”（Nykomb Synergetics Technology Holding AB v.Republic of Latvia (Award) SCC Case No 118/2001.）中，拉托维亚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对瑞典的外国投资者所提供的能源支付之前同意的双倍电价，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可以从几乎不受环境控制的俄罗斯发电厂那里获得更为便宜的能源。当东道国政府为了抵御环境风险而实施某项措施，那么一个合理的前提是该风险是现实存在，而并非是为了征收或者保护本国产业这样的隐藏性的目的。至于如何区分合理的环境措施与隐藏目的、非合理的保护主义措施呢？这确实是摆在投资者和仲裁庭面前的一道难题，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如果一味地要求东道国政府必须提供严密而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自身采取环境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而仲裁庭也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证明证据的准确性，那么这样严苛的规则必将严重束缚东道国保护环境的手脚。毕竟当一国人民的生存权、健康权、环境权遭到威胁的重大利益之下，东道国正常行使其保护和管制的权力无可厚非。当然这并不表示东道国任何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措施都不会构成间接征收，如果该项措施的实施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或者以保护环境为幌子，实则以实现排挤外国投资、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等保护主义行为仍可能被认定为征收，从而需要作出补偿。

三、如何协调东道国政府环境管制与征收之间的关系

正如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环境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何协调政府的环境管制权力与投资者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价值和理念协调的重要问题。现行国际条约对这一问题的始终沉默既无法避免争议的发生，也给予了仲裁庭以任意解释的机会。NAFTA亦开始寻求如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确保政府行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职能之间作出平衡，或者寻求一种投资者和广大公众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因为这是NAFTA今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建议不妨在第11章B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设立专门的环境专家小组，由美、加、墨三国的法官和环境专家组成，对NAFTA第11章下基于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措施引起的征收申诉案件，首先由该专家小组进行实质审查，如果三个国家的法官和专家都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措施确是出于保护环境的公共目的且非歧视性地作出，同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投资者的财产，那么就不认定为征收案件，不允许在NAFTA第11章下的投资者诉国家的程序中进行诉讼。这种方法能减少目前的诉讼数量，并可以使公众清楚地了解与他们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增强程序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平衡东道国规范性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和投资者的财产利益。

对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区域或者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借鉴WTO规则处理环境与贸易的态度和做法，正如投资条约的宗旨在于促进投资的自由流动和保护一样，WTO的宗旨无疑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但即便如此，GATT第20条仍旧规定了环境措施的例外，“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只要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即便缔约国违反了GATT下的义务，如果能够符合第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则无须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目前，在一些区域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开始确认政府为了确保投资活动符合环境的需要而有权采取某些措施的权利，例如NAFTA在前言中规定“令投资和贸易的目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保持其维护公共福利的灵活性；促进可持续发展；强化环境法律和法规的发展和执行。”而《多米尼加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则在序言中规定“执行本协定应当同环境保护和维持、促进可持续发展……强化环境事宜的合作相符合。”除了前言当中的这些规定，在美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当中还规定了一些有关健康和环境的实体规则，“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成员国采取、维持或者实施任何为了确保投资行为符合环境的行为。”加拿大2003年的《外国投资促进协定》（Canada’s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greement）规定如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用来阻止成员方采取或者执行下述必要的措施：（1）保护人类、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或健康……（3）为了维护生物或非生物可穷竭的自然资源。”此外，美国

澳大利亚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其附件11

B4(b)款规定：“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成员方为了实现合理的公共福利目标，例如……保护环境而实施的非歧视性的管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其他还包括美国和智利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当中的第10.12条、美国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第12条、《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第10.11条以及美国和新加坡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5.10条等。

此外，国际可持续发展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ISD）制定了《国际可持续发展投资协议范本》，其第8条对该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缔约国意在并适用于保护或强化合理的公共福利目标，例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而采取的善意的、非歧视的管制措施不构成本条款当中的间接征收。”该范本还规定缔约国不应仅仅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而偏离环境保护的措施，东道国有采取管制性或其他的措施来保证其境内的发展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原则一致的内在权力。范本的起草者们认为那些认为“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对财产进行剥夺的事实无法改变征收的法律本质从而必须支付充分补偿”的仲裁实践是“令人生厌的（anathema）”，亟需在国际法上作出改变。[7]从上述这些规定以及国际仲裁庭的实践操作来看，各国越来越注重对东道国环境管制权的维护，甚至在一些投资贸易协定当中规定了专门的环境章节，这种改变虽然不能一蹴而就，然而当前所出现的这些变化对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 SORNARAJAH M.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 MICHELLE SFORZA,MARK VALLIANATOS.Chemical Firm Uses Trade Pact to Contest Environmental Law,Global Policy Forum,available at 省略/component/content/artible/212/45381.html.,Feb.12,2011.

[3] IGNACIO MADALENA.Foreign Direct Ivest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the Border between 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xpropriation,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3.

[4] RAHIM MOLOO,JUSTIN JACINTO.Eniromental and Health Regulation:Assessing Liability Under Investment Treaties,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1:33.

[5] AGINS V.Tiburon,447 U.S.255,26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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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单位；控制；问题；对策

投资控制管理的目的就是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造价进行核算与控制。同时，工程项目也是工程建设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的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工程造价是最复杂、最抽象的。因此，工程建设单位应该做好投资控制管理的工作。本文针对建设单位工程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管理的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做了一系列的探讨，希望能对广大的工程建设者有所帮助。

一、工程项目中的投资控制管理的重要性

投资控制管理指的是工程建设项目从策划、规划、设计，再到开始执行的整个过程，包括起草项目书、评估可行性、开始设计、执行施工、竣工验收等。

投资控制管理分为事前、事中、事后，里面包含了建设项目的策划阶段、设计阶段、招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段以及收尾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工程造价在建设工程中担当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不但与投资建设者的利益密切联系，更决定着社会的基础建设和人们的居住环境。所以，投资控制是每一个建设工程队伍必须重视的工作。

二、工程项目中投资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设计阶段

工程设计对工程造价有重要影响。合理的施工设计方案能有效减少工程造价。对于整个工程项目的效益而言，设计质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工程设计造价控制能够实现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但在实际操作中会碰到以下共性问题：

（1）由于设计费是按工程造价的百分比计提，造价越高，设计单位的营业收入也越多，导致设计人员主动考虑投资节约的积极性低。

（2）许多建设单位为使项目尽快上马，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和经济规律办事，任意简化和减少基本建设的程序和环节，压缩设计时间，设计深度不深、设计更改频繁，致使工程造价无法得到控制。这些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和经济规律的建设项目明显存在先天不足，使得以后阶段的工程造价很难得到控制。

（3）重技术轻经济，技术与经济相脱节。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往往只注重对技术方案的论证，对经济因素考虑的较少，缺乏多方案比较和技术经济分析，造成工程投资的极大浪费。

（4）概算编制不完善、造成漏项、少算；另外很多概算人员只按图计算，对于工程现场情况不了解。如红线内电力管等三线迁移、二次青苗补偿等都需现场实地勘测才能计算出。

（二）招投标阶段招投标阶段

1、招标文件未结合本工程项目特点编制，或者编制深度不够，如设备采购招标除了一些通用要求如商务条款、使用环境、现场条件、交货期、保修期等内容外，很多招标文件未能详细解释标的物，对所有涉及招标项目的内容进行相关规定，特别是对项目技术和要求描述不精确、不标准、不到位；

2、忽视招标文件中的主要合同条款的制定，未认识到招标文件中的主要合同条款是最终作为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时主要依据，除了非实质性内容可以变更，其他不能修改。

3、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文件不符，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清，或者出现施工图纸与工程量清单项特征描述不符等，例如安装工程项目对某些设备材料的数据参数未描述清楚，导致价格差异大。

（三）施工阶段

1、由于监理单位管理人员缺乏造价知识，监理投资控制职能形同虚设；

2、承包人未按约定时间提出签证的书面资料，工程变更签证不严谨，比如很多签证单建设单位和监理的意见栏上只签了“情况属实”。又比如对无价材料的签证，只签了一个价格，未说明是否包含了保管费等费用，是否要参与下浮等，模棱两可，给以后的结算留下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

3、不重视进度款审批或未严格按现场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审批；

4、合同管理不到位，合同执行不严格。

（四）竣工结算阶段

1、施工单位竣工资料不齐全，有些往往到了结算审核时才补齐资料；

2、结算资料上报时间滞后，或者多次审核，审核时间拉长，滞后，比如绿化工程，有些项目过了养护期才开始结算审核，可能会造成现场看到得苗木规格或数量与图纸有出入，给结算审计带来难度；

3、未建立有效地后评价体系。

三、工程项目中投资控制管理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设计阶段

1、改变设计取费的办法，以设计质量为取费依据。设计单位在设计工作中，在价值工程原理的指导下，对多种设计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和分析，在不降低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安全前提下，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案实现了降低工程造价的目标，应进行奖励。反之则应进行惩罚；

2、是应尽量给设计单位合理的时间；

3、对于概算编制的误差率应在设计合同中明确，与设计费用挂钩。

（二）工程招标阶段

1、招标文件编制工作中可以采取种种措施来保证编制质量。给招标文件编制工作预留充足的时间。对于招标文件中须注意的关键部分，应当认真测算、讨论，给予充足的编制时间，才能编制出一份高质量的招标文件。对于关键部分可以要邀请专家论证，就得给专家充足的时间，让专家全面了解招标项目，认真审阅招标文件，并充分发表意见；开咨询论证会议，严格按照程序，召集有关人员参加，并让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使论证会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起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决纠正因时间不足而导致招标文件出现失误、错漏的问题。

2、清单编制人员与招标人员工作应无缝连接，应改变先有清单再编制招标文件的步骤。对清单编制的质量在咨询合同中有约定和体现。

（三）工程施工阶段

1、完善监理合同条款，对监理工程师相关投资控制职责也应制定相应的条款予以考核；或者引入造价跟踪单位。

2、相关人员对签证时涉及工程量、价、费等内容的，应按合同约定时间，由具备工程计价资格的人员核对，并详细、明确签署相应意见。

3、对于进度款的批复，应严格建立内部会签程序。

4、熟悉合同条款，严把费用索赔关，建设单位造价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施工合同中关于索赔部分的合同条款，预测和分析导致索赔原因和可能性，避免违约，通过有效的合同管理减少索赔事件的发生。

（四）、工程竣工结算阶段

1、施工单位申请竣工验收时，应以监理工程师为主，检查竣工资料能否真实地反映施工现场的真实情况，是否齐全完整，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竣工验收。如果结算时发现结算书中计列的工程内容没有竣工资料，不论现场是否发生，一律扣除，并对监理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罚款。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不能按合同要求上报结算资料的，建设单位自行编制竣工结算。

3、建立完善的项目评价和后评价体系。

项目的评价和后评价工作应形成书面资料，建立完整的量化指标信息和项目监管信息系统。

四、结语

建设单位要从投资决策阶段就进行投资控制，这样既能避免决策失误，又能减少不合理设计，这样投资控制的效果才会更好。只有对建设工程的每个阶段的每个环节都进行控制，才会达到投资控制的最佳效果。建设工程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对于投资控制存在的漏洞、问题应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从制度上去防止问题的产生，从而达到对整个项目的进行有效地、主动地投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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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造价控制； 投资估算； 决策阶段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stage to control the engineering cost, is correctly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pla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key to the project investors right control investment targ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vestment decision stage with the importance of cost control, analyzes the current investment decision stage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control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investment decision stage of engineering cost control measures. This paper is a man's views, available for peer for reference.

Keywords: cost control; The investment estimate; Decision stage

中图分类号：TU7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造价的控制再逐步尝试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国外的经验存在着不适应中国国情等诸多的方面的缺陷和不足。鉴于项目投资决策对整个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重要性所在，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合理确定项目规模、合理确定建设标准水平、合理确定工程技术方案等方面入手，才能真正的做到工程造价的控制，才能提高投资效益。

一、工程施工前投资决策阶段控制造价的重要性分析

正确的决策是合理的确定与控制造价的前提。正确的投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项目投资决策, 项目决策的正确与否, 直接关系到建设项目的成败, 关系到造价的投资经济效果的好坏。因此, 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策阶段的投资估算是进行投资方案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 同时也是决定项目是否可行及主管部门进行项目审批的参考依据。正确确定投资估算值, 对于以后控制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 实现投资者预期的投资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 投资估算是投资控制的目标, 是整个造价控制的源头。决策阶段工程造价控制是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重点阶段建设工程的造价控制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 造价控制工作的重点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整个工程项目的过程一般分为: 投资决策、设计、施工( 包括招投标 )、竣工决算等几个阶段。在投资决策阶段, 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 对建设工程造价以及工程建成后的经济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是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重点阶段。

二、工程施工决策阶段控制造价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 我国的工程建设存在投资膨胀严重的现象,造成工期越拖越长, 工程造价越来越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设前期决策不合理。

1、对工程造价投资决策不够重视。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是对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最直接, 最重要的手段, 项目投资效益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发达国家对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十分重视, 不惜花大本钱, 大力气进行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造价研究, 出具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造价, 进行控制。然而, 长期以来我国的工程建设一直缺乏建设前期确定工程造价的有效依据, 只能依据专家、决策者们借鉴已完成的项目工程造价进行估算, 但又往往因为诸多因素影响,“三超”现象相当普遍。

2、开展造价控制的基础性工作欠缺。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建设程序, 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包括: 提出项目建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初步设计和编制工程概预算, 以及按照管理权限提请有关单位审批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因时间紧迫,在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的情况下, 例如在没有充分做好项目的投资预测, 对工程所在地的水文地质条件不了解、主要材料设备的价格未摸清的情况下, 盲目地委托设计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编制投资估算。由于相关单位缺乏数据信息, 或技术经济人员数量不够、质量不高、信息不灵, 无法进行可靠的市场预测分析,使得生产规模的确定缺乏足够的依据, 加之基础资料不落实就急于开展工作, 资金筹措和各种外部协作条件往往凭经验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投资估算缺乏可信性。另外还有部分建设单位为了所报项目能被立项部门顺利批准, 要求设计单位在投资估算时有意低估, 搞 钓鱼工程 , 增加了估算的不准确性。

三、工程投资决策阶段控制工程造价问题分析

项目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是决定工程造价的基础, 它直接影响着各个建设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是否科学合理。建设单位作为投资的主体应积极做好工程造价的控制与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1、收集资料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首先要做好投资决策阶段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 做好工程的投资预测, 需要很多的资料, 如工程所在地的水电状况、地质情况、主要材料设备的价格资料、大宗材料的采购地以及现有已建类似工程资料, 对于做经济评价的项目还要收集更多资料。造价人员要对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认真分析, 保证投资预测、经济分析的准确。其次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 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 对工程造价以及项目的经济效益,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是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阶段。可行性研究要以质量控制为核心, 对项目的规模建设标准、工艺布局、产业规划、技术进步等方面应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

2、重视工程造价投资决策并选择最优方案。正确决策, 是合理确定与控制建设投资的前提, 是确保投资方向正确性的基础。项目投资决策是选择和决定投资行动方案, 对拟建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对不同建设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及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过程。正确的项目投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项目投资决策。项目决策正确, 意味着对项目作出科学的决断,以及在建设的前提下, 选出最佳投资行动方案, 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合理地估计和计算建设投资, 有效地进行投资控制。因此, 要重视项目投资决策, 在充分研究投资决策阶段影响投资控制等因素的基础上, 进行多方案比选, 选择能够实现业主投资意图的最经济方案。投资决策阶段影响投资控制的因素一般包括: 首先是建设区位选择 (包括建设地区和建设地点的选择 )。然后是建设标准水平的确定。最后是工艺和设备的评定选用。

3、认真编制投资估算并进行严格审查, 保证投资估算的准确性。投资估算是拟建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 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因为投资决策阶段进一步分为项目建议书阶段、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详细可行性研究阶段, 投资估算工作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随着决策由浅到深、不断深化, 投资估算的准确度逐渐加强。投资估算编制要有依据, 要尽量细致, 并力求尽可能全面, 从现实出发, 充分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不利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考虑市场情况及建设期间预留价格浮动系数, 使投资基本上符合实际并留有余地。使投资估算真正起到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因此, 只有加强决策深度, 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和可行的数据资料, 合理地计算投资估算, 保证投资估算打足,才能保证其他阶段的建设投资控制在合理范围, 使投资控制目标能够实现, 避免“三超”现象的发生。

4、重视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是在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过程中, 采用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 对项目建设期和生产期内投入产出诸多经济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 经过比较选择, 推荐最佳决策项目的重要依据。经济评价是可行性研究和评估的核心内容, 决定项目的上与下,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在决策阶段必须做好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

四、结语

工程项目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对于整个项目造价控制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投资决策阶段影响造价的因素较多，因此对造价的控制应根据业主及项目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而不应该将造价控制孤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对项目有准确的把握和定位，进行最适合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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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　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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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新晨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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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外汇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5-0036-02

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以天津为例，截至2010年5月全市已注册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438家，协议（认缴）资金762亿元，在各行各业中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元。随着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不断发展，其向境外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强。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引导外汇资金有序流出，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本文拟对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路径选择及相关外汇管理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主要方式

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设立的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的非证券类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并由投资者按照其出资份额分享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主要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多种形式。

股权投资基金通常采取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的方式，通过参与控制或管理使所投资公司价值得以增值，最终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收购等方式出售持股以获利。股权投资基金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境外投资：

（一）直接投资

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直接对境外非上市公司进行权益性投资，并在未来通过被投资企业IPO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获取投资收益。

（二）间接投资

采取基金中的基金方式，通过参与境外私募基金募集，投资于境外基金，间接实现对境外非上市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

我国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体系中，针对投资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明确了境内机构通过设立(独资、合资、合作)、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既有企业或项目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等行为所涉及的外汇收支、外汇登记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境内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附属机构、依法购买境外股权及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有关外汇管理规定。

（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外汇管理

《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QDII境外投资额度、外汇账户以及汇兑等方面的管理规定。

对于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目前尚无相关管理规定。

三、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探讨

针对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方式的不同，对其投资资金跨境流动及汇兑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一）针对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方式

由于《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国内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投资境外非金融企业行为的审批管理。作为境内依法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其直接投资境外企业，可依据《管理办法》办理境外投资审批手续。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多以非法人合伙制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日常管理，因此可由基金管理公司代基金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并依据《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办理投资资金及收益的收付和汇兑。

（二）针对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方式

直接投资需要对目标企业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并需对投资后企业进行深度监控。与间接投资相比，跨境直接投资对于基金来说，投资风险更大，管理成本更高。因此在境内股权投资基金刚刚开始走出去的情况下，寻求境外较为有经验的基金进行投资是更多基金的选择，投资于拥有专业投资团队的境外基金，通过境外基金寻求投资项目，赚取投资回报。

目前，对于基金间接境外投资尚无政策参考，结合“基金中的基金”投资特点，本着渠道封闭、风险可控的原则，对基金境外间接投资可采取“境内外专户管理，银行全程托管”的管理方式，对其境外投资资金的汇兑和划转进行监管。

四、股权投资基金境外间接投资外汇管理

（一）基金跨境间接投资流程

1. 境内资金募集。基金管理公司通过拟投资境外基金选定投资项目后，根据基金合同要求书面通知所有投资者按照约定分次缴付出资额。投资者将其出资汇入基金募集专用账户。基金管理公司书面指令托管银行将募集专用账户中用于境外投资的部分资金划入境内人民币托管账户后，购汇划转至境内外汇专用账户。

2. 境外投资。依据投资协议，基金管理公司指令境内托管银行将外汇资金划转至境外专用账户，境外协助托管银行确认资金到账后通知托管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通知托管银行通过境外托管账户将资金汇入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标的账户，实现投资。

3. 收回投资。根据投资协议，在投资期结束后，由被投资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将投资本金及收益汇入境外专用账户。投资本金及收益经境内外汇专用账户后结汇划入境内人民币托管账户或者原币划转至投资者外汇账户。

（二）外汇管理措施

1.核定投资额度。外汇局根据基金募集拟境外投资规模核定该基金境外投资额度，基金累计汇出投资资金不得超过核定额度。

2. 专用账户管理。外汇局核准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在托管银行及境外协助托管银行分别开立境外投资境内外汇托管账户和境外托管账户。境内外汇托管账户收入范围为：境内人民币托管账户内人民币资金购汇划入、境外托管账户划入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利息收入及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收入。支出范围为：划往境外托管账户、结汇划往境内人民币托管账户、支付货币兑换费、托管费、划往投资者外汇账户，以及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支出。境外托管账户收入范围为：从境内外汇托管账户划入的资金，出售各类境外资产所得资金，分红派息、利息收入以及经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收入。支出范围为：划往境内外汇托管账户的资金、购买各类境外资产的资金、支付各类专业服务费用、支付相关费用以及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支出。

3. 投资本金及收益收付和汇兑。托管银行在外汇局核定的额度内直接为基金办理投资资金购付汇手续。对于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汇回及结汇，基金管理公司需持相关投资交易证明文件向外汇局申请核准后，结汇或原币划转至境内基金投资者账户。

4.托管银行及基金管理公司定期向外汇局备案账户使用情况。

银行应就境内外托管账户开立、账户收支变动及余额定期向外汇局报备，对账户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向外汇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