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务劳动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篇2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较大，消耗了家庭成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无视家务劳动的存在及其价值，就是对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存在的藐视，而在人类社会个体家庭还远没有完成其使命的今天，家庭必将继续存在，家务劳动就不可或缺。那么，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护创造家务劳动价值的人的利益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2、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了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个原则，体现在家庭关系中要求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权利或多享受权利，不承担或少承担义务。家庭生活涉及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处理 日常家事等方方面面 ，需要夫妻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多家庭还占主导地位，妻子承担的家务占绝对多的比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的共同利益可以不作个体化区分，付 出较多一方必然能从未来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回报。一旦离婚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如果不能因此而得到相应补偿，就是权利义务不对等，就等于是一方无偿侵 占了另一方因家事劳动而创造的价值，从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鉴于此，《德国民法典》第 1356条规定：“夫妻双方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时，应适当考虑夫妻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固然，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性特点，只有妇女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抚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优势。但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女性的这些特异能力在婚姻外部得不到评价 ，不象男性的人力资本那样是一种进人市场交易的资源。一旦婚姻终止时，由于妇女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其不可收回的资本投人的损失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大．妇女退出婚姻所受的损失就越大。对于男性而言，在得到妇女协助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向市场，获得较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当代许多国家，即使实行分别财产制，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的财产也按一定比例予以分割，以减少离婚时妇女隐含劳动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退出婚姻的障碍。分别财产制的鼻祖——英国，在判例法中允许妻子在离婚时对家庭财产予以平均分割。

我国婚姻法规定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女方的原则，以及修改后增设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是以法律制度化、固定化的形式，通过承认女性特殊性人力资源的价值，使之以平衡的心态对待家务劳动，发挥其优势。符合妇女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对于女性，由于其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在职业场上处处与男性比高低、与男性平起平坐、从事力所不及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女性。当女性承担起繁衍下一代、教育子女等这些男人所无法替代的责任时，同样是成功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她的家务劳动社会价值应得到承认，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对此 ，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不外 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发工资 ，以此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给予家事劳动以经济评价，和给予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以经济补偿，可以协调婚姻当事人的劳作分工、利益分配 ，实现法律公平公正，这也是法律所寻求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间取得平衡的结果。

3、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抚慰这一方不平衡心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离婚 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期感情不合 ，却不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因为有一方将其心血和精力大多倾注于经营家庭上，社会竞争能力减弱，离婚后又得不到对方任何补偿 ，生活水平下降，心里极其不平衡。许多妇女为此心里扭曲，精神压力大 ，既伤身体，又影响个人发展。而承担家务少或不承担家务的另一方，往往有很多学习深造、发展事业的机会 ，一旦离婚，一方面摆脱 了对家庭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精力的利用婚姻关系 “系统性剥削”对方劳动进行的自我积累而大展宏图。 对于这一现象，法律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话，为家庭付出较多一方得不到慰藉，必然限制他对离婚 自由权的行使。反之 ，如果法律上有个明确的说法 ，对从事家务的一方 ，在超出其应尽家庭义务的，离婚时予以补偿，就能使其得到一些慰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能安心料理家务，离婚时无后顾之忧。同时，这种补偿规定 ，对于非从事家务劳动，一心只顾自己发展，不履行家庭生活责任一方而言，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增强其 自觉履行家庭生活责任的意识。

二、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 ，各国立法规定有所不同。1、如在补偿的时间上，国外有些国家的民法典规定 ，既可以在离婚时提出，又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如《瑞士民典》第 164条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婚姻法规定必须是在离婚时提出经济补偿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都不可以提出。2、在离婚经济补偿适用的财产制上也不同，如 《德国民法典 》采取剩余共同制 ， 《瑞士民法典》采取所得参与制，均有共同财产制的特点。 (剩余共同制，即夫妻一方的终结财产超出开始财产的金额 ，多余一方的部分 ，对半分割补偿给另一方。)我国婚姻法第 40条关于离婚时一方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为家庭付 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才可向对方请求经济补偿。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 ，则不能请求经济补偿。认为在这种财产制中，夫妻双方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一方超出其应尽义务的，可以多分共同财产，作为其超出应尽义务的回报。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共同所有，部分归各 自所有，依据婚姻法第 加 条的规定 ，也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在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篇3

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单位，后勤集团、产业集团：

4月30日至5月2日放假公休，共3天。

各单位应根据放假时间，提前做好各项工作安排。不能停止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 确定放假办法。节日期间，请各单位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师生教职员工祥和平安地度过节日假期。

校长办公室

篇4

文/大隐

草绳在农村的用途很广，犁田、挑担、打草包、搭瓜棚、围鸡圈鸭舍等都离不开绳子。如皋农村家家户户的生活和生产用绳都是人工双手搓出来的。过去，长寿之乡的很多农户在农闲时专事搓绳，然后把积攒的草绳卖给供销社，以补贴家用。我在长寿村发现，这里7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不会搓绳的。

搓绳的原料大多是稻草，工具就是一双手。用以搓绳的稻草一般要经过简单的处理后才能用。先将稻草扎成若干小把，洒上水，然后用木榔头把草捶软。捶草不可太用力，以免把草捶断，或者把草捶得太软，太软的稻草容易缠手也是不好搓的。通常的办法就是沿草把根处向梢处边捶边转动，手摸上去感到有柔性和舒服即可。经过这样处理的草被称为“熟草”。

搓绳的方法很简单，把稻草放在手心，通过双绞原理，两手一搓就成了绳子。但要把绳搓得结实和规整不是件容易的事。刚学搓绳的人，搓不了几米长，手心便疼痛难忍，再搓的话手上就要起血泡了。

把搓绳作为一种健身的手段是如皋长寿之乡百姓的生活心得。如皋农村的百岁老人差不多都有常年搓绳的经验。新姚乡5位百岁老人过去都以搓绳为业，他们看上去就很与众不同——面色红润、目光如炯，而且记忆力好，很少生病。

搓绳长寿的秘密在于通过搓磨手心的穴位刺激了全身的经络，同时两臂的规律性活动带动了肩、背、手腕的肌肉和骨骼的运动。

照中医经络学说，人体最重要的12条正经中，与手相关的有6条，手部与此相关的穴位有23个。如果加上经外奇穴等，手部的穴位可达90多个，按摩或按压这些穴位，几乎可以治疗全身疾病。

所以，现在如皋长寿村的老人都把搓绳作为一种健身手段。它动作简单，操作方便，效果明显，在坊间很受推崇。

来自长寿之乡的经验告诉我们，搓绳宜在早上10点和下午3点进行，因为这个时间胃部消化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心血平和。搓绳以每次搓30-40分钟为宜，其间每隔5分钟转换一下姿势，走到窗前，轻甩两手，再抬眼远望，做腹式呼吸，这样有利于活络筋骨和身体气血流动，增强心肺功能，同时也有利于手心的休息。

如果每天搓绳一个小时，那么就能搓出大约10米长的绳来。如皋长寿村的老人也有不计时间而通过定长度来确定每日搓绳计划的。虽然现在草绳在农村的用途并不广泛，但长寿村搓绳的老人大有人在。这是他们用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独特方法，值得我们关注和效仿。

毫无疑问，搓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同时刺激手上的所有经络和穴位，从而牵动全身的经络，有利于滋养五脏六腑。如果采取变通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如皋长寿村的老人告诉我，可以用一根小木棍放在掌上模仿搓绳的动作来回搓；也可用铅球在手上转动作搓绳状；甚至可以十指并拢，两手心相对而搓。搓手的动作不受时间和环境的制约，灵活方便，随时随地随性，是适合老年人锻炼的好方法。

老年人的17种最佳运动方法(十一)——椅式瑜伽

文/大隐

椅式瑜伽就是借助椅子练习瑜伽的活动，它特别适合老年人锻炼韧带和肌肉。

传统瑜伽中的经典动作是双腿直立，然后俯身弯腰以手触地。而椅式瑜伽则需要将两把椅子面对面放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把腿平放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然后用双手去够那把椅子的靠背。

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位论作为整个马克思经济孕大厦的基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形式发生童大变化的今天?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地位开始怀提和动摇。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怀挺?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位的真实源泉、劳动价值论与非劳动价值论的共存、价值决定与价位分配、劳动内洒与外延的拓展、劳动价位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等问题是窝要澄清的理论认识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同形形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一直面临着来自各个经济学派的斗争。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人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一些人据此便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纷繁复杂的现象影响人们的视听，全面准确地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始终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澄清如下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一、价值的真实源泉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没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实体，是商品内在的属性。为了区分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一次劳动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不同的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作用于不同的劳动对象，生产出不同的劳动产品，把整个生产过程看作是有区别劳动在起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劳动称作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指不记劳动的具体形式和过程，无论是谁，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什么样的劳动产品，都不考虑，已把它抽象成了一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付出，这时的劳动已具有了一般性上的意义，这样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的，由三部分构成:C}V+}。其中C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然料)通过具体劳动的作用转移来的价值。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是物，但它是在前一个劳动过程中物化了的劳动，追根溯源，它也是劳动的凝结。Y与m是由抽象劳动再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其中Y用来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m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了透彻地剖析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商品又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劳动不但能创造价值，而且还能创造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现就在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其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的源泉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二、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的共存问题

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根据需要，创立了多种价值理论，其中主要有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以马协尔为代表的均衡价格理论，以重商主义者约翰·罗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价值论等。这些非马克主义的价值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价值的形成过程。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商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这个有用性是指对消费者某种欲望的满足程度，稀缺性是指商品的供给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来说的有限性和短缺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价值论是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阐述价值决定和形成的，他为了论证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合理性，于是牵强附会地把除劳动以外的土地、资本等要素也说成了价值的源泉，于是自然形成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各得其所，资本剥削的性质在萨伊这里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均衡价格理论把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交换价格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货币主义价值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货币就是金银，金银就是价值，货币等于价值。

非的价值理论，虽然没有真正揭示出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甚至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范畴的认识模糊不清，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自认为是价值的这种实体的形成过程。它们分别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范围和赖以产生的条件环境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理论去否定另一种理论，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非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系，这既不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的现实。

劳动价值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关注人性的解放。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是从效率的角度关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对待不同的价值理论，只有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在各自的理论域与现实域里.根据各自的需要，朝着各自的方向，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努力发展。相互之间，以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域与现实域内共存共容，最终共同趋向更加完善。

三、正确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在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怀疑甚至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怀疑或否定土地、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的必要性;二是为了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而去“改造”或者干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两者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自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是价值创造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解决的是价值分配问题。人类社会采取何种分配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的，它们从来不取决于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人类社会之中、其间人类社会几经演变，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却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曾改变过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分配方式。

是否需要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来修改或“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我认为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认为物质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一些物质生产要素包含到创造价值的源泉中去，这不仅与他们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有关，而且更主要是与把在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创造同使用价值的生产混淆起来直接相关。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的创造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对它们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并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又一次明确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商品生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者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创造，即抽象劳动的凝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弄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会用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过程取代价值的创造过程，进而把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也包括到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中去。

四、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拓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劳动是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必须进一步考虑: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熟练操作劳动四部分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问题

篇6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防止出现税收征管漏洞，现将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政策的执行口径和征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财税[2004]153号文件规定按不高于4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进行折旧的固定资产，是指企业在2004年7月1日后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和2004年7月1日前购置并尚未折旧完的固定资产。企业在2004年7月1日前购置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自2004年7月1日起，在尚未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

企业无形资产的摊销，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关于折旧年限的“现行规定”，是指企业正在执行的财政部分行业财务制度和国家其它有关规定。企业在2004年7月1日前已采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管理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3]113号）中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不得换用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

三、对2004年7月1日后新购置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企业可在缩短折旧年限办法和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中选择一项，不得叠加执行。上述方法确定后，以后年度不得随意调整。

篇7

家务劳动是家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家务劳动作为人类重要的劳动形式之一，其创造的社会价值理应得到保护和尊重。妇女是家务劳动最主要的承担者。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在婚姻家庭法上有法律依据，但是在现有的人身损害赔偿体系下，家务劳动因其特殊性，通常无法像职业劳动一样计入“财产损害”而获得赔偿。家务劳动的可赔偿性依然存在争论，本文试图在论述家务劳动可赔偿性基础上，厘清其在人身损坏赔偿中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

家务劳动；可赔偿性；社会化；人身损害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社会学者李银河在《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一书中写道：“所有被调查到的后村妇女的经历空前一致：全都是女孩做家务，男孩不做。在家务上有最明确严厉的性别分工：女孩和母亲做家务，男孩和父亲不做家务。”诚然，中国妇女在参政、就业、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随之而来的“母位缺失”、“妻位缺失”的代价却令中国的婚姻家庭、养儿育女等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确实不少，但大多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在婚姻家庭法中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鲜有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论述研究。笔者认为，司法实务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从而肯定其在人身损害中的可赔偿性，是保障家务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关于家务劳动的定义，社会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指人们在家庭生活过程中改变对象使之合适家庭成员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该观点把家务劳动分为生产性家务劳动和服务性家务劳动。生产性家务劳动主要是能够直接为家庭创造物质财富的家务老动。这种劳动残留着自然经济的特点，因此主要存在农村家庭中（例如，家庭养牲畜，种菜、种地等）；服务性家务劳动是除了生产性家务劳动以外的其他家务劳动，例如，照料家庭成员的基本起居饮食等最一般的家务劳动。事实上，这种分类对于文章后面关于家务劳动的法律调整是有意义的。

二、家务劳动可赔偿性的争论

虽然家务劳动的可赔偿性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渐得到了确立，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一种无偿劳动，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它并不能带来可以“丧失”或“减少”的收入。一般劳动能力的丧失或者减少已经包含在身体损害赔偿中，如果家务劳动损失可获得赔偿可能导致受害人获得双重赔偿。另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家务劳动的可赔偿性，但是认为只有受害人的家务劳动，必须要由第三人承担的情况下，才认定存在“实际损害”，这种赔偿请求才是正当的。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家务劳动在劳动者受到损害后由事故发生前已存在的人承担（如其他家庭成员），则此时就不存在“实际损害”，劳动者也不应得到赔偿。

关于第一张观点，以“家务劳动的无偿性”为据而否认其经济价值。有偿和无偿尚且不是直接判断构成从属劳动的标准，更何况是劳动经济价值。根据狭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产品是用来交换的商品劳动产品，家务劳动是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做的没有报酬的无偿的劳动，家务劳动的产品不能用来交换，因而家务劳动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劳动价值论可以分为狭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劳动价值论即产品价值论。广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有效的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都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创造劳动力产品，因而它也是有经济价值的。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

关于第二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受害人的家务劳动，必须要由第三人承担的情况下，方认定有“实际损害”，才予以支持的观点也不符合实际。家务劳动者所遭受的损失主要体现为“家庭成本的增加”，由其他家庭成员分出时间和精力分担家务或者聘请第三人承担家务都导致了家庭成本的增加，只不过在由其他家庭成员承担受害人家务劳动下，产生的成本被家庭成员内化而已。笔者认为，只要家务劳动者因受到人身损害而导致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即可主张“劳动收入减少”的损害赔偿，不问是否必须由第三人承担，但是在由第三人承担情况下，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

三、家务劳动可赔偿性的正当性事由

首先，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角度论述，其可赔偿性具有正当理由。诸多的相关文献研究表明，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经济价值，相反，它不仅产生经济价值，也产生社会价值（维护社会稳定，家庭和睦，养育儿女）；其次，因为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它并不能带来可以“丧失”或“减少”的收入之观点，学理及法理之妥当性令人生疑。“损失”不仅表现在现有利益的丧失和减少，因侵害而增加的成本也是一种损失（因需要他人承担家务劳动而增加的经济负担）。“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如果家庭主妇无法从事家务劳动，要么由其他家庭成员承担家务，要么聘请第三人承担。在第一种情况下，实际上打乱了家庭内部原有的分工，使从事专职工作的人不得不分出时间和精力从事家务劳动，直接导致家庭财产的减少。在家庭共有财产下，这种损失也是表现为受害者的损失；聘请第三人承担家务劳动情况下的损失就更为直观了。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家务劳动具有财产价值，就应当承认家庭主妇这类家务劳动者也是一种“隐性收入”获得者，那么承认其享有误工费损失请求权也就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并不能否认其经济和社会价值，也就不能否定其作为“劳动”的可赔偿性。

其次，从解释法学出发，家务劳动赔偿性符合法律精神和思想。约在20世纪中叶兴起的“评价法学”以利益法学为基础，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法学概念是根据某些评价标准形成，这些标准先于概念而存在，并以法律思想本身或者其他基本价值为基准。如果合同的概念是以私法自治原则和自我约束原则为基础，那侵权是以过错原则和充分赔偿原则为基础，因此，把家务劳动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解释，而无法纳入“误工费”予以赔偿，显然不符合侵权法概念的评价标准。因侵权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继续进行家务劳动，势必造成劳动收入的负外部性，也即个人或者家庭劳动成本的增加，这种成本就是损失，如果该损失得不到赔偿，不符合法律概念背后的评价标准。基于侵权法的补偿性原则和充分赔偿原则，对于这种损失，侵权人应予赔偿是确定不移的。考察立法者背后的意图和协调利益，保护每一个被侵权人以恢复原来的状态是确立侵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被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充分赔偿为基本原则是自不待言的。既然如此，把“误工费”的赔偿仅仅局限在职业劳动上是否违背侵权法的基本价值，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家务劳动职业化符合现念。一方面，承认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符合现代国际法律理念。如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被定位为一种职业。在《德国民法典》第1360条规定：“婚姻双方相互之间负有义务，以其劳务或财产为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费。如果婚姻一方承担家务，则其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家务而得到履行。”法条中‘其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家务得到履行’的规定，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事实上，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可见，我国婚姻法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也包含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为建立家务劳动职业化的法律理念打下基础。因此，把家务劳动解释为“职业劳动”，从而在人身损害中予以赔偿，是符合我国立法思想和精神的；另一方面，家务劳动职业化迎合了人们的现代家庭观念，尤其是女性的家庭观念。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2010年在两会提出一条备受关注提案，即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暂且不讨论该提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从提案的背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把“做家务”当成是一种职业劳动，是不争的事实。

四、家务劳动赔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和适用

家务劳动的可赔偿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和适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首先，家务劳动与职业劳动具有同等的地位，理应纳入“误工费”予以赔偿，这是家务劳动获得赔偿的前提。过去家务劳动赔偿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主要是基于传统观念认为家务劳动的服务对象是家庭成员自身，一般是无偿的，因此没有工资的收入，不存在“误工”实际损失。该观点的不合理性在前文已经反驳过。受害者应当证明其在受害前承担了家务劳动，而损害事实的发生导致其今后不能或者暂时不能从事家务劳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受害者能够证明其本打算将来从事家务劳动而损害事实使计划无法现实也可以要求赔偿。该观点不可取，因为侵权法的赔偿范围主要是对现在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不包括将来的可得利益。“误工费”的认定标准也是以在发生损害前实际从事劳动为前提。家务劳动赔偿作为“误工费”的类型之一，不能越出其认定标准。

其次，家务劳动赔偿应以专职从事家务劳动为条件。有的学者认为，家务劳动与职业劳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如果受害人同时从事这两种劳动，她实际上就同时遭受了两张不同的劳动损失。因此，从充分赔偿原则出发，应对两种损失均予以赔偿。笔者认为，家务劳动与职业劳动确实属于性质不同的劳动，但是这并不构成可以主张两张损失的正当理由。家务劳动赔偿应以全职为条件（即传统称谓：全职太太、家庭主妇），如果受害人在外已经有职业劳动，“误工费”的请求已经得到满足，在此之外不应再对家务劳动损失赔偿，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以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是人类基本属性，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劳动。

最后，家务劳动者一般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要对损失的标准进行明确。杨立新教授认为，因其为家庭提供的服务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具体的数额的确定可以依据与该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工作量相同的保姆的收入加以确定。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准，计算专事家务的妻子的可得利益，虽然承认家庭主妇劳动价值，但其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计算家庭主妇（也包括潜在的家庭主妇即女孩）的可得利益，也存在若干问题。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之差别在未来也会长期存在未必有其合理性，体现可得利益上的男女差别更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笔者认为，依据司法实践和学界观点，对于对无固定收入的，可以考虑适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确定固定的收入计算标准，例如以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市、县上一年度平均收入为标准，计算误工损失。二是根据受害人的上一年度的平均收入计算。至于第二种计算标准在家务劳动赔偿中的适用并不科学，原因在于受害人往往没有工作，“上一年度平均收入”就缺乏参考数据。因此，在确定家务劳动赔偿标准上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市、县上一年度平均收入为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既具有可操作性，亦避免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之差别，实为比较妥当的标准之一。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50

[2]柴效武.家务劳动演进的路径抉择与评价——社会化还是现代化[J].浙江社会科学，1999（3）

[3]李傲.性别平等的法律保障[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沙吉才.中国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

[5]王琪.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及其法律保护[J].法学论坛，2007（4）.

[6]甄美荣.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9（2）

[7]陈丽娟.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法经济学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7（2）

[8]乔德福.家庭道德新论[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97

[9]韩赤风，冷罗生，夏扬等.中外侵权法经典案例评析[M].法律出版社，2011：77

[10]周茂青.谈离婚家务补偿制度[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11]朱妙宽.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及发展思路[J].经济评论，2003（5）

[12]王琪.经济学视闭里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J].民商法学，2006（2）

[13]冉启玉.成本与收益：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法经济学分析[J].北方论从，2009（5）：146

[14][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5]何群.论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及其启示[J].政治与法律，2008（4）：135

[16]张新宝.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329

篇8

论文摘要本文以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价值等概念范畴，着重从物质、经济层面探讨妇女所受的压迫以及妇女解放.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把妇女限于私人领域即家务劳动中，她们力图解决家务劳动问题，着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对妇女的压迫.

    认为，人类社会总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组成，没有人类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由人群和社团所组成，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只分作两种，那就是男人和女人.有个伟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有个聪明的作家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掐指一算，女人竟在不知不觉中占了四分这三的空间。每个人都是母亲生的，所有的女性都值得赞美和歌颂1然而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女性的地位就江河日下，不仅受到经济剥削，而且受到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阶级的、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性别的，各种压迫纵横交错，就绝大多数女性而言，被排挤在社会体制之外，成为家奴和，成为整个社会最异化的一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以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价值等概念范畴，着重从物质、经济层面探讨妇女所受的压迫以及妇女解放。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把妇女限于私人领域即家务劳动中，她们力图解决家务劳动问题，着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对妇女的压迫。

    一、关于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必不可少，但是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她们的劳动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男性劳动的附属品;她们被赋予的世界是家庭，这就是妇女的普遍境况，那么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早期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以及家务劳动是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

    1.英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是最早试图将和女性主义结合的欧洲女性主义者，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是由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的综合结构决定的。在米切尔看来，“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源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米切尔提出，“只要妇女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我们设想因为母亲抚养孩子很方便，所以这是被进化过程慷慨赋予的一个特征;也设想，因为男人狩猎，这是一项需要进取心、勇敢和主动精神的活动，他们赋予这些有用的才能作为其性别气质的一部分”。妇女所承担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使得她们离不开具有工具性质的男人的差遣。

    2.米切尔尤其强调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米切尔看来，在对妇女社会地位所负责任的因素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仍将处于屈从男人的地位;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维约束。”

(二)家务劳动

    1.玛格丽特·本斯顿，温哥华和加拿大社会公正话题的着名积极分子，令人尊敬的女性主义者与社区积极分子指出，“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在于物质或经济根源，必须从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中去寻找.”“‘妇女’是指这样一群人，从事家务劳动，在与家庭相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而且不被看重.~在一个金钱决定的价值的社会里，妇女是一个处于金钱经济之外的群体。妇女工作处于商品生产这外，处于交换和市场之外，不具有交换价值，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不被看重”。在这层意义上，本斯顿认为妇女构成一个阶级。

    2.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意大利—女性主义理论家，帕多瓦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政治社会学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科斯塔和詹姆斯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把妇女界定为“生产性工人”。“食物要烧、衣服要洗、被要叠、柴要劈等。所以在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中，家务劳动是关键环节……由于不对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特殊商品—劳动力，为其他一切劳动创造了条件，是生产性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是另外的、隐藏的剩余价值的源泉。

    二、关于妇女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西方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想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必须****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

    米切尔断言:“旨在****阶级社会的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她认为‘废除家庭，是个抽象的口号，“现在的家庭事实上同妇女或性别平等是冰炭不相容的。取消家庭并不会带来平等，平等来自历史地区分家庭的诸功能。由于这些功能被死死地缠成一团，应该为解放这些功能提出革命性的要求。社会主义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己知的各种关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地压缩为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多元父权制—家庭只是其中之一，因而废除家庭是无意义的。”。提出战略上应该关注两性平等，认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米切尔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四大结构涵盖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内，米切尔尤其强调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对妇女社会地位所负责任的因素中，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必须对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一场革命。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的精神原因，认为实现妇女的解放，还必须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说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形态和两性关系的手段”。

    因此，米切尔得出结论说，为了使社会真正充满人性，必须****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之外，“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在本斯顿看来，妇女要想得到应得的尊重，就必须让所有人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因此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二是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两方面密不可分，不从家务劳动中获得自由，职业机会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不离开家庭外出工作，家务劳动的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因而，本斯顿提出的妇女解放策略，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先于妇女介入公共事业，而且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的工作机会将满足妇女作为正常的雇佣劳动力的需要。

    科斯塔和詹姆斯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即应该给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支付，因为妇女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资本最终是靠剥削妇女赢利的。

    三、探讨关于早期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的理论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的从关注现实出发，或在沿袭的分析方法上从新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或在批评中提出新的见解，围绕女性主义与的结合做了许多的有益探索，丰富和发展了的妇女观。比如，恩格斯看到了父权的存在，对父权做出了阶级分析，认为性别压迫附属于阶级压迫，但西方女性主义者发现在资产阶级统治体制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父权制体制。米切尔在《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一书中认为父权制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的而又相对自发的体制，父权制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父权制“描述的是一般文化，但每一特殊的生产方式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现这一点。”。

    (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女性问题

    当今研究女性问题离不开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正如戴锦华教授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化的一个新的时段，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的自觉及其文化反抗，提供了有力而有效的资源与武器。”

篇9

 

关键词: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　外国婚姻家庭法　建议

一、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

    我国1950年《婚姻法》只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度，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夫妻财产制度。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共同法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得和双方所得的收人和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约定财产制指夫妻以契约形式商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二、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巫待完善方面

    (一)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

    夫妻共同财产制起源于中世纪的日尔曼法。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家务劳动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只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承认其价值。家务劳动在离婚时经济帮助属道义范畴，在实际执行中缺乏强制有效的法律保障。以立法的形式承认家务劳动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二)对夫妻婚后所得财产范围的界定

    夫妻婚后所得财产应当包括所有的财产形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应属夫妻共同协力的成果，由此产生的利益，包括预期利益均应列人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三)关于非常法定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通常状态下的法定财产制，而没有建立非常态下的法定财产制，夫妻财产制的整体结构并不完整。2001年新修订《婚姻法》由于缺乏因夫妻分居或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等情况的规定，使夫妻在上述情况下分割财产必须以婚姻关系的破裂为代价，背离了婚姻法维护家庭稳定的宗。

    三、外国婚姻家庭法可以借鉴的规定

    德国家庭法第1356条将家务与就业放在同一层面上做出规定，总体上肯定了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及价值，从而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婚姻关系解除后，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这一职业的一方当事人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德国法的上述规定给我们以下启示。其一，依据公平原则确立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其二，我国婚姻法可借鉴德国家庭法，明确家务劳动是履行家庭生活费义务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方式。其三，在离婚时，将婚姻共同财产的平均分割、分别财产制下的补偿，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价值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的继续延伸区别。

四、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建议

    (一)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婚姻法》应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夫妻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撤销原夫妻共同财产制，改设分别财产制:

    1、夫妻感情不和，分居己满一年以上的;

    2、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扶养义务，不依法给付家庭生活费用的;

    3、夫妻一方一滥用管理共同财产权利的;

    4、夫妻一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债务，或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

    5、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共同财产的通常管理予以应有的协作，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夫妻他方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的。

    (二)明确知识产权期待经济利益的归属

    法律应设立相应的机制补救，即规定离婚时暂不予分割，作为一种期待权留待今后实际取得经济利益时，再行分割。或者在离婚时，先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将评估所得的价值按共同财产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由享有知识产权的一方给对方相应的补偿。

    (三)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制度

篇10

家务重要吗？重要在哪里？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和家务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圣经・箴言》里来寻找。《箴言》31章10～31节是这样描述的：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红宝石。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捻线竿，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和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意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意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这可以被看做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描述贤德之妻的文字。一个贤德的妻子何以被称为贤惠呢？无非是持守、顺服丈夫、持家有道、勤劳质朴、善教子女。这里面很多方面都与家务有关。假如一个做媳妇的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十分优秀，而在家务方面却表现得极其被动和拙劣，谁还能称这个做媳妇的是贤德之妻吗？断然不能。无论哪个为人之妻的女性都必须明白，贤德之妻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只局限于婚姻家庭范畴的概念。所以，无论一个女人在社会上多么有成就，而如果她在婚姻与家庭中无所作为，那么她就与贤德之妻这个名分无缘。一个在家务方面表现非常出色的妻子不一定算是贤妻，但一个完全拒绝家务的妻子一定不是贤妻。

女人与家务的关系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谬论确实太多太多。比较常见的谬论是“女人=家务”。这种观点将女性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厨房动物，认为女人只有在锅灶边和洗衣盆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这种狭隘的观点来自低劣的男性沙文主义，来自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贬损，这是应该坚决弃之于历史垃圾堆里的观点。如果将女性置于家务动物的地位，不仅会使女性越来越丧失各种成长和发展的机会，继而逐渐演变成毫无灵气和精神内涵的机器，而且还会丧失对丈夫的吸引力。事实证明，越是功能单一的女性，对男性越是缺乏吸引力。婚外情往往就是发生在那些将自己变成母牛式的女性的丈夫身上。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些做妻子的愿意将自己变成“厨房动物”。这类做妻子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而是出于潜意识里被离弃的恐惧，她们仅仅将家务看成是维系她们和丈夫关系的手段。这种妻子怎么能称得上贤妻呢？

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越来越盛行的谬论是“女人拒绝家务”。无论是“女人=家务”还是“女人拒绝家务”，这两种观点都是建立在漠视婚姻与女性真正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女人拒绝家务”这种观点无异于“女人拒绝生育”。持这种谬论的人绝对反对将家务加在女性身上，他们主张将家务的锁链从女性身上彻底解下，然后套在男人或佣人身上。这点谬论尤其被极端女权主义者所追捧。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将家务完全从妻子的生活中拿走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坏处肯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妻子完全从家务中抽身，最直接的弊端是丈夫无法直接享受来自妻子的家务劳动成果，他只能享受来自妻子之外的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当丈夫一直无法直接感受到妻子在婚姻生活中的劳动成果时，丈夫对妻子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抽象，对婚姻生活的体验也就越来越抽象。这种抽象的感情和体验是非常危险的，它最终可能会成为丈夫感情出轨的祸根。

妻子完全从家务中抽身的第二个坏处就是妻子会越来越多地失去与丈夫分享和合作的机会。实际上，妻子与丈夫共同参与家务是夫妻建立感情重要的途径之一，而正是通过这种最平凡的家务劳动建立起来的夫妻感情是最真实和可靠的感情。在家务劳动中，夫妻彼此合作，彼此牺牲，彼此帮助，彼此分享对方的劳动成果，这些好处是在其他劳动中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