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数字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各地数字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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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地区经济；经济转轨

中图分类号：F15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29－04

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早在沙俄时期，沙皇政府就对全国进行行政区划，以便于统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废除了沙俄时期的行政区划，建立了三级行政单位，同时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区的概念。苏联解体后，联邦主体成为国家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虽然行政区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地域划分，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人文因素才是行政区划最重要的划分标准。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联邦主体的权力集中和经济管理，设立了七大联邦区，并向各个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

在这一地区划分背景下，俄罗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继续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通过对最近十几年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的分析，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1994－1996年，各地区生产出现同步下降，地区差异和分离倾向加强；1997年，经济出现短暂回升；1998年，地区间经济社会不平衡加剧；1999年以后，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复苏，地区间一体化趋势有所加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是：居民布局的差异日益严重，人口继续流向主要聚居区；采掘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仍在加大；生产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资金也继续大量投入经济发达地区。

这些趋势使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继续加大。而加大国家调节作用成为缩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间存在着资源、自然气候条件、经济和人口条件的差异，但是在后天条件上却应该实现平衡，其中包括：投入到不同地区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平衡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拥有相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条件、地区预算能基本实现自我收支平衡。建立国家统一经济空间是实现这种平等的条件，在这一经济空间中，通过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实现经济积极性的自我调节，国家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对弱势地区实行优先扶植，为地区内部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

一、俄罗斯的问题地区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停滞的贫困地区。在俄罗斯的经济文献中，这类贫困地区被称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在解决问题地区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在1992年以前，苏联实际上不存在问题地区这种提法。当然，问题地区是存在的，但这只作为中央在“五年计划”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出现是一个新事物。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缺乏理论、方法以及实践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都没有制定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这也成为地区差异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最近几年，俄罗斯理论界表现出对问题地区的兴趣，但是对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分析的实用性不强，这影响了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四，无论是俄罗斯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没有对问题地区加以严格的定义。

虽然如此，有一点却很明确，俄罗斯在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一调节工具，必须对问题地区的起源和结构加以深入研究。什么样的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象，哪些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对象呢?

在区域经济学中，问题地区又称为问题区域，是由中央政府区域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而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则难以靠自身力量医治这些病症的地区(区域)。问题地区通常分为三类，但在俄罗斯主要存在两类问题地区，即萧条地区和落后地区。

落后地区包括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地理位置边远的区域、自然条件差的区域等。这类区域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或者说长期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萧条地区主要是经济结构以传统的衰退产业为主的区域，这类区域的特点是主要产业衰退、竞争力急剧下降、经济结构老化等。

由于经济危机状况的存在，导致俄罗斯的很多地区都有问题区域。但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人为因素有关，因为问题地区的存在成为地方政权向中央伸手要钱的主要借口，这也为问题地区的确定加大了难度。

目前，俄罗斯对问题地区的确定以两个指标为基准，即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中，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包括失业率、平均收入、居住条件和基本社会设施、教育和医疗保障以及环境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地区总产值、行业结构、出口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指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等。同时，对地区的生产下降指数、失业率、地区工业生产潜力、居民平均收入等规定了最低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地区就被视为萧条地区或落后地区。根据这一标准，1996－1998年，在俄罗斯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中，有10个被列入萧

条地区，8个成为落后地区。而1998年后，落后地区的数量增至10个，萧条地区则减少为6个。具体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问题区域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二、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现状及实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俄罗斯区域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平衡指的是通过公正的方法实现国家财富在地区间的平等分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地区不平衡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前提条件有很多，如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等。地区不平衡问题和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一样，同样可以威胁国家安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是缩小地区差异的有效方法。

(一)地区差异现象的存在

俄罗斯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不断加大除与经济整体下滑有关外，还受以下因素影响：市场竞争

机制的引入、不同地区对市场条件适应程度的不一致、国家调节作用的弱化、联邦中央和各联邦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等。

1992－1993年，从俄罗斯各地区居民收入和经济主动性上分析，地区间的差异开始急剧加大。1994年，俄罗斯

国家统计委员会开始定期核算和地区总产值，这为以后通过人均地区总产值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符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进行国际和区际对比的方法论要求。

通过对1994－2001年人均地区总产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经济最发达地区和经济最落后地区的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地区差异及其他指数的差异也在加大(见表2)。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内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间的实际差异情况还要更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分布。位于塔尖的是莫斯科和一些石油天然气开采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地区总产值高于全俄平均值)的数量并不多，仅是不发达地区的1／3或1／4。而落后地区(地区产值低于全俄平均水平)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1994年落后地区的数量为79个联邦主体中的7个，主要指北高加索的一些共和国。此后这一数字开始增加，到2000年已经达到19个，新增加的地区主要位于俄罗斯中部和东部。在地区差异不断加大的同时，俄罗斯落后地区和萧条地区的数量也不断加大。

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地区利益的矛盾、地区间作为经济伙伴关系的弱化，地区间市场无力扩大等现实，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后果。对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实际的不平衡已经打破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在俄罗斯，同一产品的价格、同一职业的劳动工资、同一资本在不同生产中的利润率以及失业率和劳动力缺少程度等都存在地区差异。这说明，由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地区生产要素和生活水平都无法达到均衡。如果要阻止地区间差异的进一步加大，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量，就要创造条件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断加剧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无疑是俄罗斯患上的严重疾病。我们对这一病症的诊断结果是：机体不会死去，但会一天天衰弱，并会引发其他疾病，实际上这已经被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但是，这种疾病可以依靠市场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国家干预是调节的根源。

(二)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

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在生产力布局和居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自然地理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地理条件(如北部地区气候条件严酷，大部分地区为冻土地带、沼泽地带及地震高发区)的恶劣导致经济地理布局的不合理，进而造成了居民分布的不平衡。同时，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设施不发达以及人口密度低等问题的存在，也使各地区差距加大。

表3对俄罗斯各联邦区领土、人口、地区总产值、地下矿物资源的开采及出口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联邦区间的差异。

2　体制和机制因素

体制和机制因素对地区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布局不合理上。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布局以苏联的经济布局为基础。众所周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在区域经济管理上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基于应对战争和平衡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却因运距过长等因素而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而西部原有的发达地区却因为缺少应有的投资而发展受阻。经济转轨后，资源配置开始依据市场原则进行，西部地区因为人口众多、城市分布相对集中、科学技术水平较高、购买力较为旺盛等原因而被众多投资者看好。东西部的差异又开始加大。

3　历史文化因素

这表现在地区开发和移民特点上。同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人口平均密度低，每平方公里8.7人，且人口分布极其不均衡。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俄欧洲部分，在占25％的领土上居住的居民超过国家总人数的78％。在国家的亚洲部分，在占75％的领土上只有不到22％的居民，其人口密度只是欧洲部分的1／11。俄罗斯北部和南部，沿圣彼得堡－基洛夫－叶卡捷琳堡－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这条线为分界点，其差异也很大。南部，占俄罗斯26％的领土上居住着95％的居民，而在北部，则只有5％的居民。表4为俄罗斯各联邦区常住人口数字对比情况。

三、区域经济政策是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重要工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不仅表现在各个行业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各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上。苏联时期，拥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基金和工艺水平等)，并且经济的计划性使各地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俄罗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拥有相对丰富的未开采和未运出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是在上述地区建立新的资源开采和加工企业的主要因素，而生产的高投入和产品向其他地区的运输问题也无疑会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了相对合理的改变。其中，轻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下降速度是创记录的，而天然气工业和电力工业的下降速度最小。价格是引发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总体上说，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脱离这个市场，这一地区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会远远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开始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政策。俄罗斯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形成的条件是：国家对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向国家调节过渡、从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功能向建立统一经济空间过渡。在新的政权垂直体系形成过程中，内外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广泛地引入了市场关系、对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管理权进行了重新分配、经济体系的非中央化和非军事化色彩加大、国家经济开始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外资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加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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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每年的两会上，有两个指标都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再次定为7.5%左右，同时把CPI涨幅定为3.5%。7.5%的目标设置合理、客观，符合科学发展观，这个数字背后，突显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紧迫和必要。3.5%的目标设立科学合理，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这两个指标的设立，体现了我国优化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 两会 GDP CPI

19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凯尔文勋爵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能用数字来表达我们所谈论的东西时，我们往往开始步入科学的阶段。”笔者对两会中提出的GDP、CPI两个指标做了深入思考。一个数字是今年GDP增长目标7.5%。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除了GDP增长率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率，流行最广的通货膨胀指标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PI。CPI升3.5% 。透过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GDP回归、CPI求稳上作出的持久努力，“今年GDP增速7.5%、CPI控制在3.5%”，今天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两个宏观经济预期目标，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充满温情的时代。

一、理性回归――实现有温度的发展

近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雾霾天气，除了北京、武汉等几个重灾区，全国很多地方都未能幸免，造成雾霾天气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气中的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严重雾霾天气，让公众对“绿色发展”的紧迫性有了更多切身感受引起了人们更多地思考。

欣喜地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GDP的反思，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GDP合理增长。各地的“GDP情结”正在淡化，经济增长由“快”转“优”的期待跃然眼前。

二、数字探微――探索数字背后的故事

“7.5%左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是继去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从8%降至7.5%之后，第二年设定为7.5%。先前这一指标曾连续7年设为8%左右。国际横向比，在全球低迷状况下，这依然是高速度；自身纵向比，速度略低符合实际，也说明中国经济将在调结构、重质量上下功夫

按照十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今后八年，我国经济只要保持年均增长6.8%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7.5%的增长速度，这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中求进”的精神一脉相承。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两位数的高增长已告一段落，世界经济延续低迷态势，7.5%的目标是必要而且适宜的。这体现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和主动性，7.5%的目标既强调了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增速，也强调了要给结构调整留出空间，实现有质量的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还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如果经济发展低于潜在增长率，反而会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会丧失发展的机遇。所以调控目标既要防止冒进，也要与增速趋势相适应，减少短期波动，防止经济增速滑出底线。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去年我国物价涨幅回落至2.6%，抗通胀取得重要成果。今年将目标设定为3.5%，低于去年4%的预期调控目标，体现了政府对稳定物价工作的重视，也为政策调整预留出一定空间。是因为今年通胀形势也不容太乐观，今年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应该说3.5%的物价涨幅目标并不太高，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速与GDP保持同步甚至更快，百姓对物价提升的承受力也会相应增强。现实问题是，居民日常生活压力不仅来自日常消费品价格，更主要来自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大额开支。这些因素在CPI中体现不明显，却增加了家庭负担，导致居民在日常用品消费上敏感度较高。形成流动性偏好，大家为了规避风险，更多的愿意把钱存入银行，而不是用来投资消费，这对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物价问题不是孤立的。只有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切实解决好“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价问题。

三、见微知著――把握经济发展新航向

“一个数字透露了中国发展的未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两个发展目标，可以说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制定了一个“双稳”发展道路，体现了科学、理性、务实的发展观，有利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一）结构性减速，增强发展协调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比较重要：

1.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2.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3.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5%左右。这比去年4%的预期目标低，而又高于去年2.6%的实际执行数。近期物价又有抬头趋势，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正在积聚，预计物价将进入回升周期。

（二）面对这种形式，平衡好“稳增长”与“控物价”的关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要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2.要强化“米袋子”、“菜篮子”责任。

（1）要继续完善和贯彻各项惠农政策，最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

（2）要落实好农用柴油、化肥等农资的供应保障措施，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为粮食增产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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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不一味追求过高速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6年要“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平稳较快增长，意味着2006年经济速度，既不过低，但也不宜过高，要防止经济大的起落。经济保持适宜增长速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有利于切实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发展速度。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不变，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防止投资膨胀反弹，则是“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制度保障。

产能过剩成宏观调控“剑锋所指”

尽管“结构调整”的字眼已屡次出现在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但这次会议对这一问题表述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味道。会议提出：2006年经济工作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天，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钢铁、水泥、有色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严峻问题及种种不良后果，指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数据表明，钢铁产能目前大干市场需求1．2亿吨；电解铝闲置能力260万吨；电石行业产能一半放空……而产能过剩的同时，更有新项目不断上马。受产能过剩集中释放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目前我国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57．6％。在这严峻背景下，国家近来一系列动作表明，钢铁、水泥、有色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无疑将成宏观调控的剑锋所指。国家发改委已明确指出，今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条件，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和企业，不得提供贷款和土地，环保和安监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

在拉动2005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高速增长的是贸易顺差和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长相对滞后。数字显示，自200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2．5％，与此同时，消费仅增长了10．7％，投资与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极不和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予足够重视，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我国目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国民储蓄率高，市场潜力巨大，决定了我国需要、也有条件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在当前投资高增长、贸易增长方式亟待转变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严格执行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开拓农村市场、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是2006年扩大消费的政策取向。诸如减轻普通居民住房及汽车消费的税费负担、停止对小排量汽车使用限制等措施，也有望出台，将使人们敢于消费，形成充沛的内需动力，“烧旺”消费市场。

投资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拉开“大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任务和要求，这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在2006年迈出有力一步，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走出一步“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转变投资投向”的事关全局之棋。按照会议部署，要通过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等措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有力举措，使多年来以城市建设为主的投资方向将更多地向重视农村建设方面转变，将直接拉动农村消费，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扩大国内需求。按照部署，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和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的中央投资，将比2005年有大幅增加。对乡村道路建设、通信、电网等各项建设，国家也将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倾斜。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

重要领域改革要有新突破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改革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2006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国企改革、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等，目前已步入“深水区”，将是2006年绕不过去的“重头戏”。加快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将提上日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必须抓好的重点任务。宝钢、神华、中国诚通、中国铁通等大型央企已实施董事会试点，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监管的一百多家企业将在2008年之前完成这项改革，而2006年是关键之年。股权分置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作为中国股市最重大制度变革，这一改革旨在根治股市先天缺陷。改革将攻坚克难，而改革的方向不能变、信心不能变、基本政策不能变。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将于2006年底结束，金融体制改革也时不我待。抓紧推进商业银行改革，从根本上增强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是2006年一大任务。

“能源、环境消耗账单”成经济决策“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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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注点的转移不应再引起什么惊讶。澳大利亚的学生已经在学习汉语和印度语。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都有投资，并利用这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给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各种机会。无数的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学习深造，特别是美国。中国和东亚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热点，其中部分原因是欧洲跨国集团的大型投资。作为企业家们，忽视这块区域，就意味着失去在成长型市场中投资的机会。

西方和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甚至下降。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应对经济危机上，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之类的新兴大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和智利――都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它们的生产力增长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它们的出口更多地集中于科技产品；它们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催生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这些国家新近涌现出的中产阶层，也已经准备好享用开明政策和稳定发展带来的成果。

特别是中国，已经受惠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有超过5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20年后，这个数字将达到70%。它的社会比例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并会带动一系列次级市场的发展。这也正是世界看待中国不同于印度和巴西的原因。后两个国家都有一些重大的缺陷：它们有着数量众多却相对贫困的人口。巴西仍然依靠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出口（不同于南非、哈萨克斯坦和印尼）。印度虽然一直在努力减少贫困，但它的人民还要继续承受恶劣的基础结构和教育体系。印度的工业还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竞争能力（至少目前还没有）。

并且，所有以上提到的那些国家都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辐射效应提高了其国际影响力。而西方世界正品尝着在外部世界中经济操纵能力受限的滋味。

但经济增长停滞并不是西方世界面临的唯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不再被落后国家奉为模仿对象。中国取代了西方国家的角色，成为了备选模型。中国和其他那些国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采用了超越目光短浅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例如，它们寻求模仿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用的工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西方教科书中的观点相反，中国及其他国家成功于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大量介入。它们的政策工具与很多西方国家采用的非常不同，例如严格的市场干预、汇率操控和广泛应用的补贴。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的：他们索取补贴、获得政府合同、排斥外国竞争者。

欧洲已经失衡，只能尽量缓和问题。欧洲大陆的矛头已经向内调转了：聚焦于内部讨论和协商。当新兴大国超越欧洲的时候，看看这些欧洲国家的样子就知道，未来的问题都有哪些。这些新兴大国赢得了经济竞赛，并且在国际组织内不断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或联合国。

经济实用主义才是王道

新的全球权利驱动力要求西方世界采用新的西方思维和快速发展的新策略。虽然我们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但新兴大国还没有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形成可靠的发展模式。即便它们现在取得了成功，它们仍需面对自己内部的问题――这大多是由转型带来的――并且其收入水平也不会持续线性增长。有证据表明，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除去中国）都要致力于大量增加人口数量。

由于这些内部动因的存在，新兴大国们在国际环境中的灵活性要受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的限制。中国和巴西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这种局限性，所以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合作性方案。且不仅在国际贸易领域，在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等其他国际关系中，也一并存在。

此外，新兴大国间虽然也有诸如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IBSA（印度、巴西、南非）等组织形态，其行动远未实现一致。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变得更加富有，更加脆弱，也更加互相依赖。这就需要其中所有成员共同为其注入一剂兼具实用性和灵活性的良药。欧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绝不能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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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美国经济在平衡中强劲发展，与日本和以德国为例的欧洲国家经济低迷的经济发展形成对照；其次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快速，而拉美、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却极为缓慢；最后则是美国经常财政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顺差多以国债方式资本输出到美国，由此形成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然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相对很缓慢，我国也将面临风险。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问题。

1.对世界经济与发展的影响

这一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失衡，不同于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主要手段失灵了，美国一边扩大贸易逆差，一边让美元贬值，造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虽然不平衡下的2007年全球经济形势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悲观，前三季度美、日、欧投资消费形势乐观，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全球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和并购投资也有所增长。但这轮全球经济失衡的领域很广，原因多样，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定性，复杂性超乎想象，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2.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虽然目前全球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明显的，但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当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资源、能源、市场、技术和人才及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约束下，失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分析

1.全球性原因

从全球范围看，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来自现有的世界经济、贸易、货币金融等格局的失衡。首先，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性发展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美国经济出乎意料地增长强劲，而日欧近年一直处于经济缓慢增长期；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率超过西方国家的同时，两者总体经济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其次，近年来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是不平衡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其国内转而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以促进经济结构提升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这一过程往往滞后一段时间，加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往往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高新产品，为此贸易不平衡日益扩大，而各国的贸易、汇率政策等多种因素往往助长了这种趋势。最后，全球性的储蓄投资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内在根源，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由于经济体制、消费习惯、人口结构及社会文化传统等原因有着非常高的储蓄率，加上国内投资途径少、效率低，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对应为贸易顺差；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扩张性政策下消费经济的趋向不断加强，使得逆差不断扩大。

2.美国方面的原因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首先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前美国经济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近年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等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而美国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其公共开支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不断扩大。其次是储蓄不足。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个人储蓄率即储蓄占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大约在4%～5%，而从2005年开始降至负数，这表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而且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最后，为自身利益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施加影响。一方面，把劳动密集型及环境破坏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把产品由这些国家出口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美国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巨大需求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美国巨额的商品贸易逆差。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建议

1.全球性对策建议

全球失衡的调整，需要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努力。为此世界各国应对促进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磋商，并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第一，通过更多的战略合作加强南北合作。工业化国家应利用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为消除失衡负起主要责任，按照“新千年发展目标”，切实履行在消除贫困、资金援助、债务减免等方面的承诺，同时按照蒙特雷共识，努力实现发达国家把国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第二，加强南南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从本质上提升各方面的实力才能实现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及现有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矛盾的根本性解决。而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分享发展经验、贸易、投资和援助等方面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立场一致地争取平等有利的发展环境，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方应该加强紧密合作，各自加快结构调整，增强各国货币政策弹性，在调整中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稳定发展中逐步消除全球经济的明显失衡状态。第四，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各国在一些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和各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协调，采取集体政策行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切实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第五，主要大国进行汇率合作型调整，即主要大国之间重新签订一个“新广场协议”，根据不同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最优升值幅度分类，合作调整汇率，或者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避免汇率调整中的“囚徒困境”。

篇6

关键词　居民消费　中东西部地区　税收政策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停滞问题，随之而来的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又给处于萧条期的国际经济以重重的一击，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以平均增速9.7%的经济增长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独占鳌头，然而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启动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无疑成为首选的经济政策风向指标，其中减税作为促进居民消费的一大重要措施。

一、居民消费的现状及税收原因分析

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在按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通常用最终消费支出来表示消费需求。消费率是指当年消费在支出法中所占的比重。一般而言，消费率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个部分，在此我们仅各地区居民消费。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消费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从1980年起，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51%，1990年稍有下降为50%，1995年则降至47%，到了2000年则继续下降为45%，2005年则降幅最大，降为38%，2007年降为35%，之后几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其中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税收制度和体系影响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目前我国税制本身，是以流转税为主，这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强调效率优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但2008年流转税占49.5%　，这样的税收收入结构会造成税收负担过多地由中低收入阶层承担，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缺乏公平。

（2）具体税种对居民收入、消费的调节不够力度，有时甚至会有反作用。一是直接影响收入来源阶段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单纯的分类征收既缺乏弹性又提高征管难度和成本。其中占90%以上的是工资薪金所得、承包承租所得、个体户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占到50%左右，侵蚀了居民直接的工资薪金收入。具体的费用扣除、税率也存在问题。二是缺乏累进性的财产财富税系。这包括房产、物业等不动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财产税。我国目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集中在转让、交易和使用环节。现行房产税对房产租金收入和房产原值按一定比例从租计征和从价计征，税率分别为12%和1.2%。这样的房产税很可能会加剧贫富分化。同时遗产与赠与税没有确立开征。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没有开征社会保障税，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四是税收政策没有及时的向吸纳劳动力、切实增长居民收入的中小企业倾斜，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五是针对提高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没有有效的、贴近农民真实生活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我国目前许多行业的产品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同样制约居民消费。

在此，仅讨论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采取结构性减税来促进居民消费，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

二、消费与收入、税收之间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各个家庭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以及制度、风俗习惯、税收等等。

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在此引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用公式表示是：

C=c（y）

另外，引用三部门经济中总支出为：

y=c+i+g=a+b（y-t）　+i+g

这里，t为定量税，在这样情况下，均衡收入为：

y=　（a+i+g-bt）/　（1-b）

假设在上述公式中，只有税收t变动，则税收为t0和t1时的收入分别为：

y0=

y1=

税收乘数k=-

可见，税收乘数为负值，表示收入随税收增加而减少。当税收增加时，相应的总收入将会减少税收收入与税收乘数的积，总收入的减少又反作用于消费，即消费将减少相应数量。

三、各地区居民消费与各主要税种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一个地区的征收税收将直接作用于此地区的总收入，而总收入继而将影响该地区的消费水平。在此，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收入、税收及消费水平情况，将分地区具体探讨各区域间的税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

在我国，流转税为主要税种，同时所得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在此重点讨论各地区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及房产税三个大税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关系。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计算，东部地区居民平均消费Y为被解释变量，增值税人均税收收入X1、营业税人均税收收入X2、企业所得税人均税收收入X3、个人所得税人均税收收入X4和房产税人均税收收入X5为解释变量，以及其他因素（包括储户、信贷及人均收入等）为c，构建方程如下：

Y1=C+a1X1+a2X2+a3X3+a4X4+a5X5

采用OLS法对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样本回归方程为

Y=5288.62+1.71X1+0.53X2-0.25X3+X4+10.46X5

（22.25）（5.12）（1.97）（-0.72）（1.41）（3.34），　R2=0.99

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的值，以下同。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与企业所得税成负相关相关，即企业所得税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的下降0.249个单位，而其余的税种都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

2.中部地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计算，同理，中部地区构建方程如下：

Y2=C+a1X1+a2X2+a3X3+a4X4+a5X5

采用OLS法对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样本回归方程为

Y=4513+112.65X1+67.98X2-14.17X3-212.42X4+121.43X5

（1.93）　（1.51）　（1.41）　（-0.07）　（-2.89）　（0.16），　R2=0.998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成负相关相关，即企业所得税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下降14.17个单位，个人所得税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下降212.42个单位，而其余的税种都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

3.西部地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计算，同理，西部地区构建方程如下：

Y3=C+a1X1+a2X2+a3X3+a4X4+a5X5

采用OLS法对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样本回归方程为

Y=4947.1+22.83X1+9.55X2+51.67X3-217.94X4+190.34X5

（1.736）　（1.38）　（0.57）　（0.60）　（-0.77）　（0.65），　R2=0.98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与个人所得税成负相关相关，即个人所得税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的下降217.94个单位，而其余的税种都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

从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税种对不同地区的消费影响程度不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房产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大，增值税次之，影响最小的是企业所得税；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大，房产税和增值税次之，影响程度最小的同样也是企业所得税；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大，房产税次之，影响程度最小的是营业税。进一步从结果可以看出，即便对于东中部地区来说，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小，但是各自的影响数值不同，简言之，企业所得税所带来的效果不同；同样，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个人所得税所带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五、对策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中央财政在继续落实好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对蔬菜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三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为完善增值税税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服务业发展，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四是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出台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五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对于国家倡导的结构性减税而言，应该区分不同地区执行不同的减税政策以更大范围的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实证问题分析，我国应当加大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促进居民消费。

上述措施中，第一种措施主要目的在于减少企业所得税，由实证分析可知，减少企业所得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第二种措施主要目的在于减少个人所得税，同样由实证分析可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在促进消费方面效果更佳；第三种措施在于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即减少营业税的征收力度，同样由实证分析可知，这一措施对东中西部居民消费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中部地区效果将最为明显；第四种和第五种措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地区房产税减税促进居民消费制定措施，根据实证结果显示，可以适当提高各地区房产税，增加财政收入用于转移支付或是政府购买以带动经济增长，其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大幅度提高房产税。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局网站．

[2]人民日报.什么是结构性减税政策.2012，http：///hbgsww/lzjsw/lzjy/201203/t20120323_453922.htm

[3]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J].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5）．

篇7

结构不改善，政策作用受限

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7.6%，比一季度减慢0.5个百分点，系三年来最低；上半年，GDP增长7.8%，工业增加值增长10.5%，6月份的CPI上涨2.2%，显示出经济运行继续下行回落态势。

总体来看，超过7.5%的增长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标，经济仍在目标区域运行，并不是严重失速，但却接近了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期。因为，在讨论一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时，基于3月份的工业生产、消费品销售、出口增长和信贷投放都高于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也出现回升，很多人预测，二季度有望企稳回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我们就明确指出，由于经济效益下滑，营商成本上升，中小企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经济运行仍然存在着继续下行的风险。

现在，有人又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都有比较强的增长动力，预期第三季度的经济运行会企稳回升。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然不能排除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二季度的经济运行就是在政策扩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并未改善，增长的基础也不稳固。国际经济环境谈不到好转，只要不继续恶化就不错了。国内已经把稳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宽松政策陆续出台，但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体制和结构层面，在体制和结构未能改善和无法改善的情况下，政策的作用不仅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发生扭曲。不仅如此，政策的宽松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往往是矛盾的。而体制和结构调整并未取得突破，在政策变调的情况下，且有倒退和恶化的风险。

这次经济增长“破八”与2009年的“破八”不同，那次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有突然性，这次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具有必然性；上次2009年第一季度一下子跌到6.61%，这次跌到7.6%；上次靠刺激投资，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9.21%，这一次没有了4万亿，重回9%以上不大可能，站在8%就不错了。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破八”是因为实行了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当前物价上涨大幅回落，就是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的反映。这种说法掩盖了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事实。去年的宏观政策以控物价为重点，今年初就逐步改变了。6月份的物价的大幅回落，既与经济走低有关，也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关，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限购限贷等政策名义目标是限制房价上涨，实际是既抑制需求，又限制供给，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回落就是证明。如果说去年保障房投资的增加弥补了商品房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仍然稳定在30%，那么，今年上半年保障房建设抓得又早又紧，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尽管政府表示，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也不会公开明显放松，但绝不会进一步加码。为了稳投资，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审批速度，鉴于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的拉动作用有限，国务院希望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卫生等领域抓几件实事，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甚至去年停止和下马的高铁项目也重新上马建设，各地政府也想搞点大手笔。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实现短期的保增长，使下半年的增长回升；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笔者从去年末以来多次去上海出差，来回均乘京沪高铁，一等票的上座率不到1/3，其他线路不比京沪线好。我们不知道，这种投资和增长除了一个好看的速度数字以外有什么好处？这种投资如何收回，何时能够收回？为了增加投资，铁道部再次举债，这种债务如何偿还，用什么偿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今年的增长，一旦经济再次下行，还能拿出什么挽救的办法？

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有所加快，但消费增长仍在回落，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这不是单纯的政策调控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体制环境，消费很难改善。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给平板电视推广实施细则》的通知”，从6月1日起，中央财政将安排256亿元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产品消费，推广期限暂定到明年5月31日。但实施1月，市场反应平淡，其原因在于家电市场基本饱和，消费能力遭到透支，消费者考虑的不是环保，而是腰包。

由于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和国际经济衰退，出口下降明显，进口也由于国内经济回落而失速。在外部需求减少的同时，成本上升也是出口企业面临的大问题。据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的调查，76.7%的企业认为出口综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劳动成本增加的占80.4%，汇率成本增加的占56.4%，原材料成本增加的占56%。利息调降0.5%的成本降低抵补不了5%的利润减少。因此，稳定出口更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以及造成企业利润减少的体制和结构原因。虽然官方对今年的出口形势比较乐观，有望实现10%的增长目标，但对严峻的形势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篇8

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4年房地产市场来讲有哪些有利的信号，未来房地产市场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笔者认为，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只谈保障房，不谈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仍将呈现“逆经济周期”的发展特征，在这个阶段，还会强调保障房工作，通过“双轨制”解决城镇化后顾之忧。同时，城镇化会推进城市群城市圈发展，这样的过程里面，城市群城市圈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将迎来品牌房企的大力拿地与布局机会，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因为供求关系相对紧张，在2014年仍将持续火热。

特征一：房地产市场仍将呈现“逆经济周期”的发展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会议指出，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同时，要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宏观经济“触底”的阶段特征仍将在2014年持续，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不会太高，原因有两个：金融危机之后，通过4万亿投资刺激的宏观经济回升的后遗症仍会发挥其作用，宏观经济“触底”回升需要一个过程，并且会有多次触底反复的过程，当前来讲，宏观经济刚好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再次“触底”的阶段特征；当前宏观经济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当前的改革阵痛换取未来中长期的稳定发展。

因此，从当前政府表态及市场基本面走势来看，房地产市场投资拉动宏观经济稳中有升的角色还要继续扮演，市场基本面还会持续回升，这将带动市场成交量持续好转与价格的持续回升。

当前地方政府的政策力度相对偏中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本届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政策和走势的表态较为暧昧，和宏观经济“触底”的阶段特征密不可分，在宏观经济尚未明显好转之时，房地产市场投资拉动宏观经济稳中有升的角色还要继续扮演，因此，只要2014年市场和房价不出现报复性反弹，当前各地已经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市场成交量还会延续2013年的行情，整个市场基本面也会继续呈现出“逆经济周期”的发展特征，在2014年呈现出总体上继续回升的迹象。

特征二：强调保障房工作，“双轨制”解决城镇化后顾之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

此前，政府会议也强调，做好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这个过程中尽管淡化“房价”的调控特征，但是，调控的基调还是存在。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讲，现阶段仍然坚持调控，其实是在为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做铺垫。

原因很简单，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城乡二元结构势必会逐渐破除，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转化为市民势在必然。但是，农民在城镇化过程能够享受到的现代化成果以及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面，在操作环节上都还是未知数。

尽管从保障性住房领域来讲利好消息频出，比如，从2014年起，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并轨后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原则上按照适当低于同地段、同类型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确定。政府投资建设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各地可根据保障对象的支付能力实行差别化租金，对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采取租金减免；最近相关部门也提出2014年会探索共有产权房的保障性住房模式；新华网记者调查的16个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无锡、大连7个城市提前超额完成2013年保障房建设计划。但是，这些“数字游戏”将在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显得更加力不从心。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是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与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一方面。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切实落实各地住房保障计划，不能玩“数字游戏”，切实可以做到保障低收入群体在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居住问题（不一定是购买住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要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既要充分发挥房地产在宏观经济触底阶段的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也不能因在此市场背景下商品住宅市场价格过快上涨而引起城镇化门槛再度提高。

特征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施“城市群”战略势在必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扎扎实实打好扶贫攻坚战。

此前，政府也多次提出新型城镇化，借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规划之后，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实施“城市群”战略也是势在必然。

从政府对“城市群”的战略规划来说，中央政府在“十五”计划中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而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继续强调“城市群”的概念，提出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目前，大城市面临着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交通压力、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而小城镇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未来可以带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和经济，有助于缩短地区差距，平衡地区间的发展，进一步解决房地产市场日益紧张的供求矛盾。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市场背景下，“城市群”、“城市圈”将迎来大发展的机会。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同城效应将日益凸显。

比如，随着高铁、高速、地铁等便捷的高速交通的通车，使得上海至周边城市如昆山花桥、嘉兴、苏州、南京、绍兴等江浙地区的时间再缩短，泛长三角1小时经济圈及泛长三角2小时经济圈都已基本形成，这为泛长三角区域内购房者到周边城市工作、生活都提供了便捷的基础交通设施，也为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讲，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内相邻城市房价也有愈发接近的趋势，如上海和杭州、上海嘉定和昆山花桥等。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设立，长三角区域更能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特征四：政策短期“收紧”，加大供地=向市场“扔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要注重调整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比例，提高土地容积率。从会议精神来看，无论是通过调整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比例，还是通过提高土地容积率，仍然是通过增加供应的方式尽可能缓解特大城市的市场供求关系，调控市场化的特征比较明显。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继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出台地方调控措施后，厦门、南昌、沈阳等二线城市楼市调控拉开阶段性“收紧”序幕。在楼市政策短期“收紧”的市场背景下，供求关系较为紧张，一线城市、部分二线城市开始采用增加土地供应的方式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问题。在此市场背景下，如何看待年底及2014年的土地市场？新型城镇化背后的城市群城市圈背后是否还有市场发展机会？

城镇化会推进城市群城市圈发展，在城市群城市圈规划与发展过程中，房企的重返一二线城市布局策略将会倾向于城市群城市圈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因此，城市群城市圈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将迎来品牌房企的大力拿地与布局机会。短期内收紧的调控政策对于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相对紧张的基本面来讲难以大有改变，尤其是一线城市，很难通过增加土地供应、提高容积率改变“人多地少”的现状，因此，在“逆经济周期”的市场背景下，在2014年房地产市场仍将持续火热。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调控城市年底大力推地，2014年也将加大土地供应，将引来品牌房企对于优质地块的争夺战，甚至勇夺“地王”的现象不可避免。

此轮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当中大多数城市提及要继续加大住房用地供应，甚至有的城市明确提出2014年全市住宅用地计划供应量为2013年计划供应量的120%，力争130%，一二线城市供地量的增加，相当于各地在向市场“扔肉”，对于今年销售业绩普遍好转资金面宽裕的房企来讲，拿地需求本已如饥似渴，尤其是对于品牌房企来讲拿地机会不容错过，因此，本轮调控措施反而成为品牌房企深耕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机会。

此外，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些调控的城市具有市场布局和比较好的市场成长空间，品牌房企在这个阶段不会放弃一二线城市的布局，因此，对于品牌企业来讲此轮调控对房企来讲也不会影响太大，2013年年底各地纷纷加大推地力度将吸引大量品牌房企的关注，预计，2014年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由于供地量的增加有可能还会引来品牌房企对于优质地块的争夺战，“地王”现象有可能不可避免。

第二，品牌房企的布局策略导致城市群城市圈当中的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势必再度火热。

笔者认为，品牌房企的布局策略一般是中长期性的，不是短期性的，不会因为短期内地方政府的“阶段性”收紧措施而改变。总的来讲，由于城市群城市圈当中的一二线城市具有比较好的市场成长空间，品牌房企在这个阶段不会放弃一二线城市这些核心城市的布局，反而有可能趁机在一二线城市加码拿地，谋求市场深耕与逆势扩张的机会。甚至有的品牌房企甚至提出不放弃任何一个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布局，力争在每一个核心城市的市场份额做到前三，甚至第一。因此，对于品牌房企来讲，不会放过这次城市群城市圈当中的拿地布局核心城市的好时机，2014年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有可能还会引来品牌房企对于优质地块的争夺战，“地王”现象有可能不可避免。

第三，市场化背景下，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特征，供求关系持续紧张，一线城市投资价值中长期看好。

一线城市纷纷加大土地供应，这对于未来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来讲，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特征，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办法通过大规模供应土地来获得缓解，当前来讲，也只能说尽可能通过这些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与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机会。

土地市场价格进入持续上涨通道，建造商品住宅的土地成本上涨，房价不可能不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2013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住房用地计划即使全部完成，商品住宅地供应仍将是稀缺的，这将导致商品住宅市场中长期处于上涨状态，最终将助推楼市“阶段性”爆发。

第四，从执行层面来看，只要供求关系紧张局面得以缓解，调控政策就会逐步淡化其市场作用。从二线城市来看，一方面具有比较好的成长空间价值，另外，二线城市在预售制度、销售环节、限购执行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并不是太规范，起码没有一线城市那么严格和规范，因此，从执行的角度来讲，总体来讲，阶段性影响会有，但是在持续影响力有限，至多4-6个月，从这个角度来讲，总体上也不会影响品牌房企的逆势扩张布局策略。

篇9

世界500强的地域分布

“世界500强”从其诞生之日起，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角度看，无论是从排名方式还是从地域行业分布，它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从地理分布上看，世界500强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来自发达国家，但随着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变化，世界500强企业数的国家与地域分布仍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最多，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500强中有300多家来自美国，占到其中的六成左右，超过其他国家世界500强的总和。随着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走向繁荣，这种过于畸形的结构逐渐得到扭转。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所占500强的比重已下降到30％。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从滞胀中解脱出来，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全面突破，美国的经济状况又明显好于日本和西欧，其在世界500强中德企业数止跌回稳，一批高科技企业迅速崛起，进入世界500强。但随着美国金融资本的逐步退步，美国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额逐渐减少，到2008年，根据《财富》公布的最新统计，美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仅占153席。

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仅有39家，而到20世纪90年代曾经达到149家。但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日本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字逐渐减少，1998年仅有100家企业进入这一名单，比1997年减少了12家。上榜公司的平均收益下降了14％平均每家日本公司亏损了9000万美元以上。到2008年，最新的世界500强名单中，日本企业的数目锐减到了64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法、德三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致在110家上下。意大利、荷兰、瑞士虽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少于英、法、德，但都有大幅增加，这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密切关系。欧洲统一大市场为这些本国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为其进入500强提供了市场支持。到2008年，欧盟国家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字达到了179家。

世界500强的地域分布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转移的直接结果。尽管在20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转移到了北美，但欧洲发展的惯性和工业文明的积淀，使欧洲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三分天下有其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由北美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数不断上升，从1962年的33家增加到2008年的117家。而北美的地位相对下降，在500强的企业数随之减少，从1962#的314家减少到2008年的172家。

小国产生的大公司

不过，在《财富》500强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500强中逐渐显露锋芒，包括亚太地区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台湾，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均有企业进入500强的名单。而韩国自1976年第一家企业进入500强以来，到1996年已达到了13家。近几年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在2008年的全球500强中，韩国企业达到了15家，其中三星电子更是以近1072亿美元的营业额位列全球500强企业中的第38位。

1938#3月22日，李秉哲于韩国大邱成立了三星商会。这就是现在三星集团的前身，当时它的业务主要是出口韩国的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内地及“满洲国”。朝战结束后，三星开始拓展自身的经营范围，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1996年三星集团发展成为全球第五大集团，目前包括62个子公司及若干其他法人机构，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00多个法人及办事处，员工总数23万，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学、贸易等众多领域。

目前三星集团营业额约1330亿美元，旗下3家企业连续多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行列。其中2008年最新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三星电子排名第38位，三星生命排名第247位，三星C&T排名第475位，并且其品牌价值高达176.8亿美元，在世界百大品牌中排名第35位，连续五年成为成长最快的品牌之一。三星集团有近20种产品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之首。2003年《商业周刊》评价三星是“充满生活方式的时尚感，品牌价值持续攀升的企业”。2005年国际知名品牌顾问公司InterBrand及《商业周刊》公布2005年全球品牌价值调查，三星蹿升到第20名，而索尼跌落到第28名。美国《商业周刊》说：“索尼应该向三星学习”。目前三星出口总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2％，每年缴纳8％的税金。韩国媒体经常以“三星王国”、 “三星共和国”、“李健熙时代”等称谓来形容三星集团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

韩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

二战之后，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韩国一度在经济建设上奉行“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的方针，这直接导致韩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1961年，朴正熙通过上台，开始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韩国经济因此取得了迅速发展。韩国政府强调“出口第一”和“贸易立国”的政策，规范国内大财阀的经济行为，推动他们积极向海外拓展市场，从而奠定了这些公司今日的全球影响力。

1968年，韩国公司开始向海外拓展业务。当年，韩国南方开发株式会社向印尼投资300万美元用于开发当地的森林资源。随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韩国现代集团等开始涉足中东国家的建筑业和贸易。1973年，韩国企业开始向国外制造业投资，1977年开始转向矿业部门。但到了80年代初，投资规模和项目都是非常有限的。在1968～1980年间，韩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为287项，投资金额仅为1.42亿美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对外贸易状况得到改善，外债总额也持续下降。在美日两国的压力下，韩元被迫升值，为了维持出口产业的竞争力，韩国的企业纷纷跨出国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明显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2925项，投资金额近70亿美元，是1968～1980年总投资额的近48倍。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韩国企业的规模和国外子公司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在世界大型跨国企业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

韩国企业的飞速发展日益受到世界的瞩目，众多韩国企业进^国际市场，加快了国际化拓展的脚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三星、现代等众多韩国企业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知名公司。

韩国企业海外投资地区分布

韩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加快了国际化拓展的脚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国内市场因素。韩国国内资源贫乏，主要工业原料均依赖进口，缺乏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韩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比较高，2003年韩国的职工平均月工资约为1500美元，而2004年韩国大企业招聘职员的年薪在20000美元左右。韩国在华企业的每一名中国工人挣1美元时，换成韩国工人则企业须支付8.5美元。高工资削弱了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迫使韩国企业必须走出国门。如韩国纤维产业为了克服国内成本上涨引起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到斯里兰卡、孟加拉等低工资国家进行投资。由此可见，韩国企业为维持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到进口国投资建厂，或到生产成本更低的第三国建厂生产，再进入发达国家。第三，韩国人口只有4800万，购买力水平相对有限，国内市场狭小，只有日本市场的1／3，美国市场的1／30。

各国的贸易保护壁垒。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保护之风盛行，各发达国家纷纷对进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限制，尤其针对亚洲新兴国家的低价产品设置了进口配额、反倾销和标准认证等一系列贸易和技术壁垒。在美国和日本市场，韩国企业有竞争力的服装、电器等产品受到限制。对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企业来说，只有走出国门对外投资，绕过贸易保护壁垒才能维持企业的发展。90年代初，韩国企业为了回避欧盟的贸易壁垒，在欧盟国家内部设立合资家电企业，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韩国企业不得不加快国际化步伐。

政府的鼎力支持。韩国政府大力推行企业海外投资自由化政策，并对企业的国际化进行了广泛的干预。韩国政府放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对国际化企业给予优惠的税金支持和灵活的融资待遇。由于政府的倾斜政策，韩国形成了以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企业国际化模式，这种政府直接支持的国际化模式有效地促进了韩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为了在变化的国际、国内市场中生存发展，韩国企业已经走出了一条共同发展的国际化之路：在政府支持和保障的推动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获得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企业的成功也提升了韩国国家的整体形象并且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韩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占领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市场。这无疑将是韩国企业21世纪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优势。

21世纪，韩国企的国际化战略

2003年末，韩国政府确定了十大增长产业，包括智能机器人、未来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数字及视频传输、移动通信、液晶显示装置、智能家庭网络、数字式数据和软件、新一代充电电池、生物医药与人体器官等。政府将把这些产业作为新世纪韩国发展的主导产业，并大力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综观韩国企业这十几年来的发展史，它们早已将电子、通信、生物等高科技产业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领域，并且已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不小的优势。随着政府政策的出台，这些企业也必将借此谋求更大的发展。以三星为例，它已将子公司削减近一半，并确定了电器电子、机械、化学、新材料、航空信息通讯作为集团的核心产业。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是以通讯信息为基础的21世纪的朝阳产业，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韩国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的基础。

韩国企业，无论是原来的四大集团还是新兴的产业集团，无一不是实行多元化发展。大多数韩国企业经营范围极广，上到航天军工，下至日用消费品无所不包。多元化经营使韩国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产生了规模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企业的产品形成积聚效应，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产品的多元化也降低了经营单一产品的风险，提高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韩国的LG集团在中国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在中国设立了多家合资公司，其生产的产品包括家电产品、手机、数码通讯产品及光驱、显示器等IT产品。而且，韩国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并不是单纯投资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是力争在每个投资领域都达到行业的领先地位。通过多元化经营，韩国企业建立了雄厚的业务基础，同时品牌知名度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使其国际化基础更加稳固。

本土化生产策略是韩国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其目标是要做一家成功的当地企业，而不是在当地市场取得成功的外国企业。韩国企业力争实现人才本土化、产品本土化及生产本土化，而不是简单地在当地生产而。人才本土化是跨国公司在外国发展的趋势，本土人才熟悉市场行情，待遇比母公司听派人员低很多，当地人才优秀而廉价，本土人才的比劂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韩国企业尤其重视培养本土管理人才，并向企业注入本土文化。在生产上，产品的大多数配件都是在本地生产或采购的。如LG在中国的零件本土化率达到90％，其目标就是要达到完全本土化。三星集团则推出三星奖学金计划，大力扶植本土的优秀人才，为企业的发展积累人才基础。韩国企业的市场定位是以世界一流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本土生产的产品。正是这样，产品也是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进行设计开发的，以满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而且许多技术都是在当地进行研究开发的，这与其他许多国家把研发放在本国大不一样。韩国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球节的全面本土化经营，使之成功地把自身打造成本土化企业，被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所接受。

韩国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不仅是在海外建立生产工厂，而是建立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劳动力雇佣均在当地进行的大型基地，并通过向当地转让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使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型企业。韩国企业根据不同的产品特点采取不同的生产策略，对一些处于生命周期成长期或成熟期的电子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采取全面成本领先战略。它们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雇佣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以达到物美价廉，借此与日本和美国对手竞争。这也是韩国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如LG力图在中国建立世界最大的电子生产基地，产品不仅在中国市场销售还要出口亚非市场。LG预计2010年其在印度的投资额将超过100亿美元，是2004年的10倍，将建成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基地。可见，韩国企业通过建立以战略基地为中心的综合化生产基地，可大幅度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

篇10

1.专制王权与宗教教权统治阶级的差异造成档案类型的单一与多样。

自然环境在中西方档案事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因素同样在档案事业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专制王权使中国档案的形成领域狭小单一，在中国三千年的档案工作史上档案主要形成于官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才是使用档案的唯一合法者。在中世纪，西方的政治制度较之中国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也是构成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统治阶级上这种宗教教权和西方王权是分庭抗礼的，这就产生了为不同统治阶级服务的档案，进而增加了档案、档案馆的类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宗教文化始终处于专制王权的阴影之下，很难获得自由发展空间，无论何种宗教都难以操控主宰中国人信仰与精神活动的统治权。中国的宗教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边缘化。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绝对的超越尺度，世俗的王权势力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不可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反而在世俗的统治中一再受到教会的制约和挑战”。在西方社会中就形成了王权与教权分庭的现象，作为同样具有统治权力的宗教势力自然会产生维护自身统治的档案。西方社会除了有为维护皇权而建立的皇帝档案馆外，教会档案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小觑，主要包括教皇档案馆、主教档案馆和修道院档案馆，这些档案馆的出现增加了档案类型，扩大了利用档案人群的范围，尽管档案的利用还跳不出统治阶级的禁锢，但档案馆类型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档案来源的多样性。

2.农耕经济与商业经济的差异造成档案类型的单一与多样。

中西方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商业文明，而两种文明不同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结合为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再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即使开展对外贸易其目的也不是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多属于政治需要，这样的政策显然抑制了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无法打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农耕经济对档案的依存程度小，再加之档案一直处于统治者专制保存状态，民众无法利用档案。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中档案的价值没有显现出来，社会需要程度低，主动形成档案的意识未在社会中出现，民间形成不了有别于官府的档案，更无法形成大量档案的聚集地和一定规模的档案馆。在西方出现的相对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打破了家庭的传统体制，形成了以城邦为独立自治的共同体。这种模式成为后来城市形成的原始状态，到了封建社会中期，西欧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增长促使手工业和农业分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后，交换随之发展，在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集市逐渐兴起。许多行商成为了坐商，手工业者也聚集其地。这样便出现商业和手工业日趋活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出现，城市档案馆也出现了”。从城市兴起之时起，为了避免外来的和内部的互相竞争，保证产品出售和不受封建主迫害，城市手工业者就联合组织了各种不同行业的行会，这些行会和商业公会在长期活动中，自然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和档案馆。

二、礼制与法治观念的差异导致档案利用的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典赋予了统治者最大的个人权力，他拥有全国的土地财产和人民，他可以任意地决定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人民的权利则在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中消亡，因此我们看不到封建法律对民众有任何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规定，也没有结社、言论甚至思想的自由权利。”与中国情况不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罗马在有限的民主政治中都公开宣称法律应体现公民的意志。法律效率的支持是推动公民利用档案的保障，而中国的法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公民权这样的蛛丝马迹，大量的法典内容打压远远多于鼓励。西方法律对民权的认可为民众利用档案提供了合法性，不管档案的公开程度如何，利用程度如何，至少在法律保障范围内可以促成利用档案的动机。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体制是以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百姓使用档案得不到任何的理由和依据，而宗法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又进一步阻碍了档案的利用。中国历来奉行家长制，对家中长者之言言听计从，家长的话就是真理，祖宗的祖训就是法律，而国家的统治者皇帝就是对这种礼制的最高监管者。在整个社会中对于违反了纲常伦理的事无需求助于官府就可在乡里族长的主持下依照所谓的“礼制”即国家道德解决，而不是依靠国家机关的强制保障执行，即“民不举，官不纠”，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继承，削弱了官府中文书档案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大挤压了档案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致使百姓对档案证据性价值的忽视。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律原则的确立为档案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民众在利用档案时就有了社会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西方社会早期就已经利用档案审理案件。例如“，在埃及人（严格地说埃及不属于西方，但地中海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麦斯的墓里发现有诉讼铭文。麦斯幼年丧父，由母亲管理他的财产，亲属们想瓜分这份财产，寡妇为了证实儿子的财产权，要求查看档案，档案证实了麦斯的财产权。”档案证据性价值是档案利用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制观念阻碍了档案在社会法律范围内价值的实现，档案的价值仅仅体现为“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多用于文献编纂、编史修志、教化民众，档案的政治性价值空前。社会大众既没有民权，又在礼制的约束下丧失了与档案接触的机会，导致整个社会档案意识淡薄，档案的社会性价值缺失严重。而西方个人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其利用档案的合理、合法性毋庸置疑，进而加深了对档案的认识和利用，围绕档案工作、档案理论活动的展开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在西方国家掀起一系列档案工作改革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推进到今天带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无论中西，世界各地的档案事业都在经历着科技浪潮的洗礼。档案事业在科技文化的作用下中西差异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与西方站在了一个共同的档案现代化的起跑线上。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