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范文

时间:2023-10-30 17: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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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篇1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01

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弊端已在逐步被社会所改革,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全新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优点与现代化的经济模式进行全面的结合运用,其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及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高科技人才为背景。它让企业逐渐摆脱旧有模式的束缚,逐渐进行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及发展,在具体经济政策的具体操作下,进行技术及商业实践方面的良性合作,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提高本企业的经济增长率、减低社会的失业率,提高知识在企业中的贯穿度及企业的高技术化及全球化,进行全球新兴共享,达到双利双赢的目的。[1]那么企业如何进行创新和发展,具体办法如下:

一、引进创新性及复合型人才资源

相对于传统旧模式的经济而言,新经济是在全面利用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具体依托,及时更新本企业的信息网络技术,及时引进高新技术产生,不断地进行创新性发展,维持可持续性前进的步伐,对企业进行本质上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引进大规模的创新性及复合型人才资源,以便适应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而引起的企业内外部在环境方面产生的变化。在具体引用的时候,注意创新性、复合型、团结合作性及个性化的人才特点,改进企业的工作氛围,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注意力。[2]例如说:由于新经济时代的影响,现在的人才的思想较为开发,专业技术过硬,自信性强,所以企业他们创造一个合适他们发展的、比较激励的及充满朝气的工作环境,这样便于激发人才的创造能力,提高本企业市场竞争力,培养人才为企业事业发展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企业应该信任、尊重及依托员工,给予人才更多的权利,让其成为自己工作的领导者,对其进行不断的培训和学习,激发人才的潜在的能力及其天赋,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充分地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除了工作氛围以外,人才还需要一种积极进取及团结合作的合作环境,企业应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才的具体的行为习惯,给予及时的包容,培养一种潜在的企业文化意识,共同促使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将机遇与联盟有机整合

人才固然重要,但是有机的整合才能使其能力全面地发挥出来。在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模式时候,企业应及时地进行组织管理模式方面的调整,通过有效的方法将本企业的人才有机地联系起来,组一个统一团结、虚拟经营的实体,随时应对市场的新机遇及新挑战。除此之外,企业还需通过信息技术的联系,与企业外部的有利资源建立一种平等合作、公平竞争的联系,便于企业在面对世界市场突发的事件的时候,能够与合作盟主,及时地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及时地优化,降低风险,并提高自己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方面的能力,及时地进行企业战略目标的改进,不断地创新内部的经济管理模式、组织结构、市场策略、人才资源、产品形态及服务方向,突破企业原有的具体存在形式,弱化企业结构的具体操作模式,通过借助外力的作用,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提高企业内容结构操作的灵活性、敏捷度,将企业内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提高企业市场的应对能力,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人才团结能力,在新经济时代巨大的背景下,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3]在机遇和联盟有机结合的情况下,改进企业财务组织模式,降低产品的成本,减少浪费,节约人力、物力及财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人才提供安全的生活工作保障,让人力资源在具体财务安全的保障下摆脱束缚得到更好的运用及发展,提升企业的发展空间,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及产品的经济效益,让企业在世界化经济潮流中得到坚实的树立及健康的发展和允许。

新经济时代带给人类以全新的世界面孔,其主要特点就是网络化、信息化及知识化,改变了企业原有的发展战略模式及衡量能力的准则。在全新的时代经济模式下,企业如何改进及创新经济管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型人才作为重要因素及企业资源管理者、整体规划者、管理咨询者和改革推动者,这些角色使其成为了企业在市场上开展有利竞争的重要的战略手段,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更深层次方面的探索及尝试,寻求到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组织经营管理模式。[4]

参考文献:

[1]陈玉娟.知识溢出、科技创新与区域竞争力关系的统计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3(06).

[2]赵倩.浅谈新经济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方向[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10).

[3]杨再红.论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发展[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1(01).

篇2

关键词:新形势;管理人才培养;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1

制约管理学科发展的要素有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需求是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水平同社会经济对其内在需求呈现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况。”[1]尽管我国科技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相对较低,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以企业经营和企业决策为主要内容、侧重应用能力的学科,如何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因

影响管理学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关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经济水平和经济形态。这两个因素都同管理学科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重点探讨经济形态的更替同管理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管理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后来,随着工业经济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包括生产成本的控制、生产过程的组织、设备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形势的迅速发展逼迫着管理学的发展。正如某位管理学家所言管理科学的出现是企业工业化发展需要的一个回声。

二、新形势对管理人才的具体要求

“管理是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活动,从个人事务,到组织活动,再到国家国际事务都涉及管理,特别是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会因为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的经验对管理发表自己的观点。”[2]然而,尽管许多人都对管理学有着自己的判断,管理人才的培养却被严重忽视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一)新形势下管理者要懂得管理工具和管理技术。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管理工具和管理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二)新形势下的管理者要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和人文社科素养。管理学的发展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管理者也自然离不开经济学的研修。可以说,没有经济学作基础,管理学科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因此,管理者要高度重视经济学对于管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摆正管理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要切实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并运用这些理论和知识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同时,管理者必须具备较为深厚的人文社科素养。企业管理分许多种,包括资金的管理、信息的管理等等,但是,根本还在于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管理的最优化效果,管理者要充分了解所在地的文化习俗以及人情世故,增加管理活动中的人性化成分,构建和谐的工作关系。

(三)新形势下的管理者要有比较突出的语言交流和沟通能力。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企业管理者语言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新形势下的管理者要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既方便日常工作的开展,更有助于企业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大潮。

三、新形势下提高我国管理学科教育水平的若干举措

在明确了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新经济形势对管理人才的具体要求之后,如何提高管理人才的培养水平成为我们必须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提高语言教育的水平。语言是人们开展各项活动的通行证。目前,在我国的语言教育方面,既有汉语教育缺失方面的问题,也有英语教育力度不够的问题。一方面,过度重视英语教育,体现在在对英语过级率的侧重,相反却严重忽视了大学语文、汉语写作等方面的母语教育。事实证明,这种教育理念是存在偏颇的,对于提高管理人才的水平没有多大好处。另一方面,在英语教育过程中过度重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英语,而忽略了专业英语的推进力度,专业英语在课时量、关注度方面都无法同大学英语相媲美。实际上,同普通的大学英语相比,专业英语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更大,对于人才培养的效果更为明显。

(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对于学生来讲,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虽然人们对于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在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笔者认为应该区别不同的专业采用不同的策略。对于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宜借鉴西方国家商学院的某些做法,加大案例教学的运用力度,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了解到管理的精髓。对于会计专业,则可以联系相关的会计事务所,让学生进入其中了解真实的情境。

(三)科学安排课时资源和课程内容。在管理人才的培养方面,始终存在一个培养全才和培养专才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众多高校都比较强调全才、通才的培养,在配置课时资源时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在课程设置上一般都是通过压缩专业课课时的办法增加公共基础课以及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这种培养模式尽管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造成了学生不精通所学专业、特长缺乏、知识浅薄等问题,影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学有所长、学有所专的专门人才更能适应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学校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增加专业课程的数量,同时不忽视修读或副修等手段的利用。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等变化较快,而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周期又较长,导致部分教学内容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实际教学要求。因此,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实际要求增加相应的内容。

总之,“新经济时代必须有众多的新型经济管理人才,全面树立新观念、掌握新知识、运用新方法,才能提高我们企业的整体素质,从容面对新经济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竞争的严峻挑战。”[3]因此,要深入研究新经济形势下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连华.新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03).

[2]杨乃定.影响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环境障碍分析及对策[J].管 理学报,2011(07).

篇3

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白仲尧、依绍华(*)认为现代服务业指整个服务业的现代化。通常认为现代服务业指以知识、信息为依托,按照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发展起来的技术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服务业。根据这一定义,现代服务业具有如下特性:(1)技术含量高,现代服务业通常是运用新技术或者新知识的结果因而技术含量高,突出表现在较高的附加值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上。(2)业态型式新,信息与知识的发展及创意的运用,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衍生使服务业的业态更加新颖。(3)知识传播性强,即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如教育、创意、移动通信等现代服务行业。根据以上观点,现代服务业在新经济条件下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现代服务业呈现产业融合趋势

新经济条件下技术、人口的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大规模协作通过构建新的低成本合作基础,囊括了成千上万的个人与组织,实现价值创造。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来看二者正加速融合,企业生产趋于无边界时代。突出表现在生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技术、经济与文化相互融合的创意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从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来看,技术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促进了产业融合,改变了产业生产、销售模式,优化了传统产业结构。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创意产业能跨越传统产业的界限与各行各业有机融合,利于产业链的延伸和新型产业群的生成。创意产业可以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例,创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增加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的同时,也使产业结构趋于柔性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强调的是文化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完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大部分现代服务产业是通过应用信息网络等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改造和衍生来的服务业态,如从已有服务中衍生出的新服务、新模式传送既有服务、开发具备而未用的服务等等,整个行业的技术含量逐步提高,体现在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服务设施、设备和具备相应知识水准的服务劳动者上。因而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不同产业融合的趋势。

产业融合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比如成立于*年的携程公司是一家标准的互联网公司,希望通过高的点击率换取广告收入。但该公司与传统旅游产业进行融合,互联网仅成为一种经营渠道,改变传统的旅游模式从而推动自助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在自助旅游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通过产业融合,携程的酒店销售网络、机票销售体系、互联网+呼叫中心的远程服务模式,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每天至少可为10万人次的出行提供即时、便捷的预订服务。该公司现已拥有3300多名员工,业务覆盖了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预订、客户服务等范围,以13亿元人民币的品牌价值位居*民营品牌榜第35位(胡润排行榜)。通过产业的融合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产业的运营模式。如上海滩商店,专门为顾客开设网上购物通道。虽然上海滩仅在香港、新加坡和纽约开设了分店,但网络商店使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领略它的中西结合的时装和饰品。超级零售集团沃尔玛公司运用网络技术实现了由传统流通企业向现代大卖场的转变,从1969年购买第一台计算机用于支持日常业务,之后引入电子收款系统、与供应商建立电了数据交换并通过RetailLink系统与供应商共享预测方法等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现在沃尔玛公司实施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高级销售规划系统部件和财务报告系统,与供应商之间的数据交换采用因特网数据标准。

2、现代服务业的时空分离性快速发展

通常认为实物产品在产品运动过程上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可以分阶段分地域进行。服务产品相应的四环节则具有时空同一性,不可转移,在生产过程中即时、就地消费。服务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时空缓冲机制,因而使得服务易消逝、不能储存。新经济条件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消费与生产的时空分离性有所发展,特别是很多核心内容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产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时空分离。这类服务容易通过电子渠道或制造成产品转化为数字模式,记录下来保存或出售,如软件开发、教育、娱乐、传媒等服务产业。

新经济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空分离表现在生产提供“服务”的设备实现服务的时间分离、通过网络实现了空间分离。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享受异地的服务,比如在当地享受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以TLC公司为例,其开发了一项适用于北美各医院和其他有住院病人的医疗机构的用于病人通过个人网页与家人和朋友交互式联系,从而实现接受服务的病人与陪护人的空间分离。通过生产能提供“服务”的设备实现服务消费时间上的分离,快速发展的自助服务就是明显的例子。自助服务包括自动银行系统、自动加油系统、自动电话系统甚至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各种形式的DIY。特别是以信息提供为基础的服务,不仅可以传递附加,比如获取信息、自动付款等;还可传递核心产品,比如银行数据、研究内容、自学教育等。自助服务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重要的是对传统运营模式的改变所带来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例如,日本铁路局的大部分车票都通过自动售票机完成的。大量的自动售票机器实现了“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时空分离,同时其软件系统的开发则是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日本1925年出现第一台自动售票机发展到现在,“自助服务系统”不断升级,现在提供非常友好的界面并且能够在旅客遇到问题时提供帮助。

服务业发展的时空分离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通过定制化及流程设计,利用专业化的分工及远程操作,可以实现像制造工厂一样制造服务。但对相应的技术要求和消费者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我国目前自助服务以自动取款机和自助银行为代表,发展较为迅速。在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但普及程度不高。

3、现代服务业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

消费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决定性环节,其消费方式的变化必然影响生产环节。服务由于与生产之间的时空缓冲较少,使得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消费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致服务行业发展的演变,特别是那些与消费者密切接触的新兴服务行业。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元,比*年增长了52.7%,恩格尔系数下降1.9%。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攀升,服务性消费需求上升,文化消费、休闲消费的比重迅速提高,个性化需求、情感体验在服务性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上升。消费结构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向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方面转变日渐明显,家庭服务社会化趋势明显。个人生活空间的缩小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情感的需求促使人们开始寻找各种途径尝试实现这些情感需求、希望获得更加直接的体验或得到的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消费需求的这些变化变化使得产品与服务的“结合”更加紧密,进入融合产品与服务的双向度时代。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与个性化,使得“服务”生产者开始针对特定顾客的个性需求为专属个人的目标市场服务,而服务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服务业的发展在新经济条件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趋势。当然,“规模不经济”指的是包括附属于核心物质产品的品牌、服务在内的“整体产品”。

新经济条件下现代服务业出现的这种“规模不经济”趋势在各个服务性行业中均有体现,在各行业中分割部分附加更多服务的“产品”,这些“高端产品”往往引领该服务行业的走向,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比如专属某个消费群体的俱乐部、会所。“规模不经济”趋势还表现在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不断增加。消费层次的提升使消费者消费产品的物质内容时,还希望得到一些精神层面的满足。所以新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文化内涵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比如“产品设计”“品牌”等相关服务业发展,如人的审美情趣给产品外观与内在品质的设计者和生产者无限广阔的文化空间。比如加拿大皇家银行每月至少一次对1000万客户进行细分,细分变量包括信用风险、当前和预期收益率、生命阶段、退出可能性、渠道偏好(顾客喜欢通过电话、网上银行或自助服务设备还是通过店面获得服务)、产品使用率(顾客对购买产品的使用频率)等等,据此细分市场,然后针对每个微分市场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开展定制化服务。服务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因此不断创新服务成为必然选择。

4、现代服务业明显的主动承接趋势

新经济条件下从生产中剥离出来诸多生产已经集聚成庞大的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业市场,生产服务的提供者必须通过规模化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多数是以较低边际成本重复使用的知识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部门。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通过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主动承接生产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例,*年运输仓储、信息服务、金融及房地产、教育培训、专业与商务支持等生产业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48%,占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刘伟,*)。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实约束条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在与工业的产业互动中发展,主动承接生产过程中服务性环节。

这种主动承接的现实结果是企业价值链的延长、服务活动的增加和“企业边界”的消失。因为新经济条件下制造业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企业能力、产业素质过程中,其原有的研究设计、生产管理和营销开发等功能逐步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分别积聚。这些重新积聚的服务业在信息管理、研究开发、融资理财、综合计划、市场推广方面的逐步具备规模优势,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价值含量也增高,从而能承接生产过程中与服务相关的生产业,表现为主动承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外包”业务。承接“外包”业务的个体通过不断发展,最终可以成长为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比如“二战”时期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许多公司的如今已有相当数量转变为国际巨型企业。

从我国生产来的发展情况看,其发展是立足于新型工业化基础,必须通过与工业的产业互动发展生产业。新型工业化道路明确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为服务业的主动承接生产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由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人才短缺,大量生产业的承接是被动的,突出表现在引资配套上。比如天津经济开发区引进摩托罗拉,在服务水平上无法完成其相关环节(比如物流)的主动承接,影响了摩托罗拉的引进速度,最后的结果是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体引进。再比如我国国有大型企业的会计、审计服务都由外资公司或合资公司完成,是一种被动的过程。笔者通过对青岛经济开发区的调研,发现服务业发展的质量、规模与制造业有一定相关性,当服务业比重低于一定程度时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在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中主动承接生产性的服务来实现,但由于相关人才的缺乏,难以实现与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因此也制约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5、现代服务业向大城市集聚,呈现集群化趋势

服务业的发展以城市为依托,城市化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制度土壤,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服务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以聚集为特征的城市是服务业的需求基础,反过来城市的信息建设、交通设施也为服务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从城市和服务业的发展历史可见,城市最初就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手工业的集中地,很多服务最初就是出现在城市。

城市化诱发服务业新兴行业的出现及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集聚表现,工业聚集促进了服务业中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化引起的城市聚集必然要求行业间的要素、商品、信息发生各种交换与联系,从而引起交通、通信、金融保险等各类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引致相关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还促进服务业中生活服务业规模的扩展及与劳动力的培训、配置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和各种人才培训、人才中介市场的发展,使服务业发展的集群化特征更加明显。由于资源的差异性和比较优势规律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会聚集成不同的类型和规模,因而影响到服务业发展的内容和规模。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使服务业发展呈现不同服务业集群,一般来说,由工业化聚集产生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其核心产业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饮食以及其他一些生产、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综合技术服务、科技文化教育等,服务业的比重要低于第二产业。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服务业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服务业、房地产、旅游业等,其他服务业部门也较齐全,从而与生活、生产服务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服务业的“离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趋势。以美国纽约城市为例,纽约已经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金融服务业占当地GDP的比重由*年的26%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其金融衍生工具成交量、外汇交易量、外国证券发行量分别占全球的14%、16%、34%;日本东京形成了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上海、北京等城市服务业发展很快,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步形成了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集群;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业集群等。

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相对照,虽然我国服务业近来发展迅速,在吸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差距,主要表现为:

1、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表现

*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有2.13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被漏统、误统,这使得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1.9%上升到40.7%。这些数据的调整改变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被低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一夜之间实现了新飞跃。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67.7%)仍有很大差距,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差距表现在:一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二是服务业结构扭曲和升级速度缓慢,特别是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三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弱。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未能挖掘出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潜力,技术效率低下,服务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推动,全员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

2、缺乏产业互动导致优势产业不明显

除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外,各中小地区的优势产业不明显。无论产业融合还是与城市化的互动,都无法发挥现代服务业应有的推动作用,出现为发展服务业而发展的现状,导致在区域服务业发展的雷同现象,如很多地区都把物流业作为发展的优势产业。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与制造业互动,在产业互动中发展、壮大,成长为优势产业,再进一步扩散、集群化发展。目前我国强调服务业发展,政策上的优惠使得部分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发展缺乏与第二、第一产业的互动,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3、时空不能有效分离限制对现代服务产业的承接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消费与生产的时空分离性有所发展,特别是很多核心内容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时空分离发展。由于市场规模、文化背景等需求因素影响,一些新兴服务行业的供给也不能在需求地区生产,供给与需求必然在时空上发生分离。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的定制化与标准化程度较低,导致使得一些现代服务不能实现时空的有效分离发展,因而限制了需求地区对服务业发承接。比如天津经济开发区引进摩托罗拉公司时,其配套服务在时空发生分离时,国内企业无法承接先进的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得本地服务企业失去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最终仍由与摩托罗拉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外资公司进入开发区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4、缺乏技术支持不能满足人本化个性化需求

现代服务业在定制化和规模化发展方面出现了时空分离发展的趋势,但同时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规模不经济”实际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人本化需求。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在满足消费者人本化、个性化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如支持系统复杂且技术含量高的银行自助服务、电话自动转接系统、自动酒店结账系统及网上银行等服务需要不断更新的技术支持,因而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知识含量高,知识传播性强,无论对服务的消费还提供都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技术支持不足制约了我国部分地区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服务业的发展仍停留在较为传统阶段,或停留在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上,难以实现产业创新、升级。

文化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及消费者的教育背景是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需求因素,但现代服务来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日益更新的技术。现代服务业发展所呈现的各种趋势都是以技术作为支撑的,因此,技术方面的不足是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

三、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诸多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消费习惯、教育普及程度等,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发展水平。从长远看,发展现代服务业应从科技发展、教育普及等方面人手;从近期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1、加强引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目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和升级还不明显,服务业的发展还主要依靠传统行业的拉动,金融、保险、服务、软件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方面的调控、管理加强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融合,鼓励个体创造和对传统服务行业的改造。

政府要发挥导向作用,一是创立现代服务业担保基金和引导基金,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对新创办企业的引导基金进行调整,通过对运作方式的改进能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向现代服务业领域。二是尊重个体创造。大量个体自由交流与低成本使用现有知识资源会创造出大量的价值,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新经济条件下各种新型业态不断兴起,个体创造性和协作过程中的参与者的知识与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各种创业途径予以释放。比如楼宇视频广告的最大运营商分众传媒就是融合了传播媒体与传播路径、携程网整合了互联网与旅游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成为有力竞争者和开拓者。尊重个体创造还要鼓励个体创意和有偿扩散,通过产权保护解决个体创意的排他性构筑起技术或信息壁垒保护个体创意。如果个体创意得以安全展现可能激发更多创意产生,引致创意轨道的诞生。三是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服务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运用经济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调整和消除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法规,为服务业改造、升级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加快制定和实施行业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提倡规范和诚信服务,在一些行业中逐步引进国外先进服务技术和标准,加快信用评价体系;鼓励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如猎头公司、投融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市场拍卖机构等。四是鼓励个体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改造、提升,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引导,加速服务业结构升级,对服务业改造过程中要与传统服务业衔接好,使服务业发展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五是鼓励强调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创意产业发展,促成跨行业、跨领域的重组与合作。

2、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于对网络信息等新技术的依赖必须立足于城市,城市中深厚的历史文底蕴又是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诱导因素。深厚历史文底蕴基础上积淀起的城市经济社会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促使企业自动向这些城市区域集聚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文化取代资本成为新一轮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表达形式的能力正在成为新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信息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关键(苏启林等,*)。因而加快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立足于城市化,重视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利用,大力发展以文化为核心作用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建立在为消费者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创意产品之上的文化、科技和经济间的融合,一方面需要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拓展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赖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新生代表,创意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丹麦、荷兰、新加坡等国都是创意产业的典范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其中美国创意产业增长速度达14%,英国为12%。日本以工业设计与创意内容产业为突破口,在其游戏产业辉煌的*年曾占领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硬件90%和软件的50%。基于各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我创意产业就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散落于各地区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历史典故等文化素材灿若星河,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素材。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地位逐渐提高,国际上很有市场,令人遗憾的是很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被日本拍成动画片再出口到我国。文化底蕴不仅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而且诱导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并成制度中的非正式规则,制约着当地服务业发展。

3、利用外包、模块化等方式加快发展生产业

篇4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基本含义和特点

1.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在。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家整体形象设计等方面能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主体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纵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除了必须塑造企业行为主体外,还必须有政府相应功能的支撑与服务。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能对当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以能长期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牢固的垄断地位,与这些国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对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异议的话,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领域,它们几乎都作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施。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与传统产业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分离,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懈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启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而形成的带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的出口额已占商品出口额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确定,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支持召开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产业的竞争力——政府的作用”研讨会,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新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问题。显然,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竞争力,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新经济实践表明,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经济功能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直接参与行为,如把财政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去。二是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系去推动、引导、促进、调整和规范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新活动的持续、有序化发展。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对复杂。这表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简单明了。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等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竞争实力。它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

从理论渊源上分析,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要实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就成为决定一国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产生和发挥,除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产业政策。即从强化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增强政府经济功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效果,尽量减少“政府功能失灵”。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不仅使政府经济功能的强化成为必然,而且使政府经济功能的重点有了战略性调整的必要。为此,必须把政府经济功能集中在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上,进而形成一套能促进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政策体系。

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分析,一国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以下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变革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工业序位结构等。由此形成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竞争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环境优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化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环境优化竞争力又与政府经济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效果,必须以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为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之间的乘积。即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强化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内容。

(2)决定和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因素。这是影响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政府才有对其实施产业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其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提高,从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必要性、主动性、积极性。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术产业财政投入力度指标、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矛盾的政府规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幅度指标;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地位的形成和扩散程度指标;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标;四是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化发展指标;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指标;六是高新技术企业就业贡献率指标;七是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指标等。

(3)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经济体制的影响,但经济体制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已由过去的单纯企业化、个体化和小额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会化和巨额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规模与实力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这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实的体现。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重大创新和技术、知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的功能成为主要决定力量。由于技术、知识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相关性极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一般与经济体制因素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及其知识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变量对其影响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手段等体现出来,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也成为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对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政府行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国家经济职能中的作用,如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满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提高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条件。首先,政府通过相对超前和富有战略性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客观上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和规模;其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主要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级化调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过必要的、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等手段,能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而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后,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保护和产业开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产业发展素质。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和主要条件

2.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体系: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供给;建立和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建立和强化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才能供给和研究与开发人才供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既是一个多重目标体系,更是一个客观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建设必须具有条件体系的支撑与服务。具体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有:

(1)国家规划和战略支撑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需求条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充分条件。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实力条件。这主要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贡献率提高等条件。

(3)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条件。在市场结构改善、提供市场信息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主体作用。从发展趋势看,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导和刺激条件。引导和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和创造相关需求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又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和核心。

(5)高新技术企业有序竞争条件。调和企业行为主体和居民户行为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法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条件。强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这是从根本上确保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终极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功能的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长过程的方式,也是经济管理体制、新兴产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不断调整、转换和创新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载体,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产业增长的国际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必然过程。

(1)提高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创新的主要内容。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进行重大的转换和创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作为关键。这既有助于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起步阶段周期,又能极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和战略产业化发展进程。为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必须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引导和改善,进而使一定时期的产业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顺利调整。即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通过某种、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创造和刺激,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厂商调整生产方向,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创造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去引导社会总需求的变动方向,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1]科斯·罗纳德.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斯蒂格里茨.政府经济学[M].春秋出版社,1988.

[3]杨俊一.制度变迁与管理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蔡齐祥,邓树增.200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篇5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篇6

关键词:俄罗斯;能源战略;燃料能源工业

中图分类号:F451.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3-0026-03

一、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历史承接

俄罗斯有针对性地制定能源政策始于1992年。1992年10月10日,俄政府会议通过了由联邦政府部门间委员会制定的《新经济条件下俄罗斯能源政策的基本构想》,这是俄独立以后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能源政策的文件。为了在综合能源纲要框架内实行能源政策,俄出台了若干具体的纲要。其中主要包括:《国家节能纲要》;扩大煤气供应覆盖面的《提高能源供应质量的国家纲要》;减少能源业废物排放的《环境保护国家纲要》;发展能源业设施和提高业内专家培训的《支持燃料动力综合体保障领域的国家纲要》;发展天然气工业、提高凝析气生产和深化油品加工、改造电能设施和供暖系统的《“亚马尔”天然气纲要》;《开发东西伯利亚油气区纲要》;《加强安全和核能开发纲要》;《可替代能源纲要》;《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纲要》;《环保能源科技纲要》等等。

1995年5月7日第472号总统令确认了《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同年10月13日,俄政府通过了第1006号政府令,批准了《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1997年4月28日俄总统签署了第426号令,批准了《自然垄断领域结构改革基本原则》;1997年8月7日俄政府签署了987号政府令,批准了《关于自然垄断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私有化和加强监控的措施纲要》。这些文件共同确定了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主要方向及其实施的目标、优先方向和机制[1]。

其中,《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成为此后各个能源战略制定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是燃料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和确定联邦同地方两级执行权力机构以及和企业之间在能源经济部门中的建设性协同关系[2]。

就该战略本身的内容而言,作为国家文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政策的实质和精髓,提出了确保实现指定目标的环境和条件,但实际上除在整体上保证了国内和出口的能源需求之外,该战略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该战略同当时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宣称的市场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局部的矛盾性,比如其中对能源的开采和生产规定了不被任何经济机制所支持的指令性计划份额。而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经济手段则是所谓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企业、机构、组织和企业家在俄罗斯能源领域进行建设性协作”,而其实质是针对能源公司广泛使用个别平衡调节措施[3]。此外,很多预期指标也未能实现。在综合体生产经营领域陷入了财政窘境,该领域投资比预期的少38%~44%,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量增长则分别比预期少67%和80%。能源领域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未得到保证,磨损率高达60%~80%。没有建立起有序竞争的能源市场和合理的生产结构。所有这些都对俄罗斯能源安全构成了威胁[4]。在2000年11月批准的《能源战略》中明确指出,“1995年版的《能源战略》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关和经营主体在实践中所参照遵循的主要文件。燃料动力综合体某些部门的经济和财政指标比估测值还要差,一次能源的开采和对地方的供应没有保持足够的数量”。

二、《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的特点

受俄联邦政府委托,2000年能源与工业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工业科技部、原子能部和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同有关执行权力部门在参考各联邦主体建议的前提下和对此前五年能源业发展绩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联合制定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2000年11月23日,俄联邦政府批准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第39号备忘录)[4]。由于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制定的,该《基本原则》同以往相比更体现出了市场经济的特点。

在《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基础之上并结合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实际发展状况,2003年8月28日俄政府公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第1234号政府令)。该战略是指导俄罗斯目前和未来燃料动力综合体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其主要战略方向与当前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切合,也即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效益以及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国内经济效益;而主要实现途径包括资源合理利用、国内市场开发、面向全球和区域的合理的对外能源政策等方面。而该战略目前实施阶段的特点是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面向国内外能源市场并能够促进俄罗斯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大型项目方案。

目前,在该战略框架内正在制定的纲要和开发的项目主要包括:

第一,即将制定完成的《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天然气资源开发纲要》的实施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将出现一个新的天然气区域。它规定在实施《关于在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油气产地开展地质研究纲要》的前提下,面向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出口天然气,在上述地区建立集天然气开采、运输和燃气供应于一体的统一网络。

第二,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关于该管道的战略决议,其中包括通往中国的支线已获得通过。这条管道年输油量可达8 000万吨,其中3 000万吨输往中国。项目第一期工程(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已于2006年4月28日开工,预计到2008年末完成。

第三,制定与实施《2020年前俄联邦大陆架油气潜力勘探开发综合战略》。该战略及其实施步骤已经完成制定,目前已提交政府审议。应该强调的是,这不是单纯的开发,而是新型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在萨哈林―2项目框架内建立液化气加工厂是俄罗斯油气领域的重大突破。目前,俄罗斯在国际液化气市场上的地位还比较弱,加工厂的投产将使俄罗斯能源业发展向前迈出一大步。萨哈林将成为运用新模式和新技术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试验场”。

第四,实现产品结构多元化,提高油气产品的加工深度,扩大高质油品和油气化工产品的出口比例。同时,支持在转运出口区建立石油加工和石化企业,以及鼓励俄罗斯公司在俄产原油进口国市场内发展自主石油加工。

三、俄罗斯能源战略的演进趋势

随着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俄罗斯对油气领域的发展政策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表现如下[5]:

第一,凭借能源优势提升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实现强国梦想。这从俄罗斯的能源战略规划及随后的调整,以及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定位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目前俄罗斯对石油工业结构的调整,包括打击石油寡头,重整一些国有石油资本的力量,扩大石油资本的份额,都表明它想通过重整石油工业来振兴国家经济。其中包括以能源战略为导向,鼓励国内油气生产和扩大出口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为此,俄政府加快了油气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以解决未来油气增产和出口的“瓶颈”问题。

第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立法和相关政策,加强联邦政府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力度。根据能源业吸引国内外投资的现实需要,俄政府加紧修订1992年出台的《地下资源法》,2005年3月17日该法草案已提交政府审议,其基本条款获准通过,目前已提交国家杜马。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废除目前许可证发放过程中的“两把钥匙”体制(即联邦和地方各执一把),改为联邦“一把钥匙”,由联邦决定许可证的发放,由联邦政府决定战略性资源和战略性资产的开发与生产。

俄联邦《产量分成协议法》是在1995年底通过的。然而,事实上在俄罗斯严格依据该法实际运营的项目并不存在。其原因在于俄害怕对资源失去战略控制。

第三,推行新的公司政策,提高国有石油资本的集中程度。在普京连任前后,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外公司的政策也开始从过去的模糊转向比较清晰,可以概述为支持和强化一批国有公司或国有财团,开发战略性油气资源,处置个别石油寡头,同时限制又个别支持一些国际大公司在俄投资。在这方面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尤科斯公司事件,英国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和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俄罗斯的一系列投资动作。但是,最令人注意的事件恐怕还是2004年9月宣布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并,而且接下来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也宣布加入。这就是普京推进国有石油资本集中的重要步骤,通过国有石油资本的力量,实现其“能源帝国”的设想。截至2006年1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已拥有石油储量26亿吨,基本上掌握了全俄1/3的石油产量。同时,它还是俄联邦政府指定的所有面向亚太市场项目的协调方。总之,该合并案将使新的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成为更具竞争力和在天然气供应方面更具适应性的公司。而这无疑会对国际能源的竞争与合作格局形成直接的影响。

第四,利用“公司外交”推动国际能源合作。在与外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普京领导下的俄政府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战略选择性。总体来说,俄罗斯对与欧美等实力雄厚跨国公司的合作是非常支持的。这种合作趋势在政府对外关系和“公司外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公司外交”发挥了相当明显的作用。这从最近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的一系列“公司外交”活动可窥一斑。自然,米勒这些“公司外交”的背后是国家外交,也是普京外交。最近,米勒访问美国、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与雪夫隆等欧美公司高层会晤以及在莫斯科同美国等许多外国政治和商务使节磋商,就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公司外交”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防范各种风险,是所有上述在能源战略框架内各个项目实施的主要方面,而以上方向正是俄罗斯在21世纪国际能源市场自身模式定位的基本框架。而目前俄罗斯应该形成新的全球能源发展思维并将以其为行动准则。

正如俄联邦工业与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在第四届全俄能源论坛(2006年4月3日)上所阐述的,能源战略一方面表现为理念,另一方面表现为指标。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宏观经济条件,是可以确定和重新调整的。而向国内外市场渐进开放的理念则应该是相对稳定和长期的。目前,实现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各自能源政策在具体方向和实行标准上的协调程度。而任何能源政策都是建立在能源战略的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1]Макроанализ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РАО “ЕЭС России"[EB/OL].refstar.ru/data/r/print.file/id.190501.html.

[2]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EB/OL].nice.nnov.ru/Ru/dbs/laws/federal/PRE472.htm.[3]Владимир Милов, Иван Селивахин.Проблем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J]. Рабочие материалы,2005,(3).

篇7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也日益增加,当然,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就比以往更加强烈。作为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有义务担负起为大众解读经济现象、传递经济信息的责任。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发展,确实取得很多进步。经过三次改版的CCTV-2,给人的直接感受是越来越精彩了。在这个电视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观众手中的遥控器的年代,这种“好看”的感觉的确显得弥足珍贵,可是,从一个专业的经济频道的角度来看,与国外很多成功的经济频道相比,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也还有一些差距需要努力弥补。

一、定位与节目设置的矛盾

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是作为经济频道现身的。单从字面上理解,既然是“经济频道”, “经济”则理所当然是评价的基点。三次改版后频道目前可以分为五个版块:资讯版块覆盖早间、午间、晚间三大高峰开机段,早间栏目《第一时间》、午间栏目《全球资讯榜》和晚间龙头栏目《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服务版块:《生活》《健康之路》《为您服务》;财经版块:《中国财经报道》《中国证券》《艺术品投资》《鉴宝》;深度资讯版块:《对话》《经济与法》《财富故事会》《今晚》;益智娱乐版块:娱乐竞技栏目:《开心辞典》《幸运52》《非常6+1》《绝对挑战》《生活周末版之烹饪大赛》《生活周末版之交换空间》《超市大赢家》等。从这个划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经济频道中有很多节目都不属于经济类节目的范畴。这且不说,经济频道所有的栏目中收视率最高的两个栏目是益智娱乐版块里的《开心词典》和《幸运52》,而非资讯版块或者深度资讯版块的任何节目。显而易见,CCTV-2目前那弥足珍贵的“好看”包含了太多的“非经济因素”,这样的栏目结构设置似乎还不能称得上是专业的财经频道。

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才有成熟的专业财经频道,如CNBC。众所周知,CNBC是世界头号经济频道。它是由道琼斯新闻集团和NBC联营的一个以财经新闻为主导的电视台,目前在全球拥有1.6亿个家庭用户。CNBC将自己的频道定位于为投资者服务。因此,CNBC把白天时段作为黄金时段,紧紧追踪华尔街股市开市、闭市的进程,以第一时间报道股市信息。根据这一定位,CNBC共设置12个日播栏目和12个周播栏目。日播节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财经新闻,一种是证券市场资讯。重点节目包括“财经论坛”、“市场观察”、“市场综述”、和“商业中心”等。除此之外还有全球知名的“财经帝国”Bloomberg L.P.,他的电视节目是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财经新闻网。节目立足于财经,专业并且权威。

二、现有的专业经济节目专业性欠佳,深度不够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节目中,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而且在我国已经形成品牌的经济节目有《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中国财经报道》《中国证券》《经济与法》《艺术品投资》等。但这些我们看来比较专业的节目和美国专业财经频道的节目相比却相形见拙。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谓的专业似乎总有一些欠缺,而且也很难在其中找到深度报道的影子。

和美国相比我们处于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经济环境中,媒介的职责更多的是守望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理性的投资和消费。在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节目的受众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相当实力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中国的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完善,一些新鲜的投资产品陆陆续续进入到投资者的生活,消费总额不断增长,投资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生活。经济新闻与社会新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感知或体验的。对于社会新闻,公众的参与性较强,比较容易判断,而经济新闻则不然,它往往会超出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范围。因此,在中国需要有这样的经济类栏目来为受众第一时间提供最新经济信息,解读经济现象,分析经济政策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例如,全球油价不断攀升,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数、税率、利率等的调整对消费和投资、企业和个人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投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合理地投资;为什么会产生房地产泡沫,它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利弊等等。这些宏观和微观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由媒体为我们作出回答。

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经济节目似乎还没有做受众之所需。宏观经济新闻和国际经济新闻内容都还比较弱。一些应该做深度报道的选题却只在资讯版块寥寥结束。而唯一的一档深度报道类节目《经济半小时》,其内容是关注公众利益的所有社会问题,实在让人觉得不够“经济”。证券类栏目则更多地是关注二级市场和股评,股评家们的专业术语和一些不一定科学的预测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专业的投资者又对此不屑一顾。而对于投资比较重要的经济信息,往往又一笔带过。

这方面,以专业取胜的CNBC就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CNBC财经频道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

1、资本市场的解读。在很多板块中对股市都有及时的报道和分析。在“外汇价格”板块中专门分析外汇市场,对汇率、汇价金价进行分析。

2、宏观经济分析。在一些节目中谈论赤字,报道税率、利率。

3、不同产业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走势,如汽车、房产、餐饮等。

4、著名公司的一些最新消息。如企业的资本结构,股票债券比例等,帮助投资者正确作出决策。

三、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困惑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国外专业的财经频道相比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频道的自我定位不准确、栏目设置不合理等主观因素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困扰着经济频道的发展。

1、与国外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在美国,国内有50%以上的人拥有股票,它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股票投资群,CNBC主要是为这些股票投资者提供专业的服务。而在中国,虽然股民总数量可达几千万,可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经常交易的人群数量是37万,而经常交易的定义是“一个月交易一次”,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沉寂的股民”,他们被套牢之后一两年之内很少再做交易,真正活跃的股民可能还不及股民总数量的1%。这样一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如果走专业化、窄众化道路,受众源则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机制问题。国外的财经频道,例如Bloomberg和CNBC,它们的赢利模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是通过提供数据服务来获取一定的报酬,而不是靠收视率赢利,因此电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相当于一个可以出卖数据的介质。CNBC自称自己并非媒体,为用户提供专业服务才是它们的核心理念;而Bloomberg最大的收入来源也是其数据服务以及电视收视费。那么我们国家是怎样的赢利模式呢?“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崔永元的一句话道出了电视台的苦衷。CCTV-2是除CCTV-1之外惟一的覆盖全国的开路频道,它拥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覆盖率,靠收视率和广告赢利,而不是靠收视费,也没有通过提供数据服务而获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赢利模式的驱动下,决定了中央电视台必须走大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在CCTV-2第三次改版的时候虽然名称改为了“经济频道”,但它不仅没有剥离掉《幸运52》和《开心词典》这样的带有娱乐色彩的益智节目,反而增加了《非常6+1》的原因所在了。这样当然就导致了经济频道的不专业。

在这样一个经济成为社会主要内容的时代里,经济频道所承担的责任确实不容忽视。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这些年里的发展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但是如何更好的处理好受众需要与市场环境、收视率之间的矛盾,走出现在的尴尬境地,还需要决策者做出进一步的思考,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①雷蔚真:《名牌栏目的策略与衍变〈经济半小时〉透析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70-280页

②吴飞:《传媒批判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8-181页

③言咏:《CCTV-2央视变革第二刀》,《新闻周刊》,2003年10月

④王轩、云燕、庞莉莉:《CNBC财经频道理念与日播栏目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5月

篇8

节约资源与减少环境污染要靠每个组织和个人的自觉行动。低碳经济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对减排的认识、科学的态度。如果人们对于减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它,那么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只能是停留在口号上。目前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相比还很弱,环保观念属于新观念,要培养我国公民的绿色觉悟,增强环保意识还任重道远。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提高人们认识,转变观念,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要看到温室气体效应对全球济、社会、生态环境、人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为此,学校、媒体、政府和其他组织在帮助转变公众和社会的观念,发展低碳经济的教育培训方面要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倡导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使全社会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对于企业,则要推行绿色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对于个人,要培养节约是美德的观念,以节能减排为荣。碳经济研究是我国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是一件重大的民生问题,关注低碳经济就是关注民生问题。

二、更新经济结构,推进清洁生产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六个方面,其中高投入、高消耗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资源供给结构之间的非合理化;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结构之间的不适应;不协调主要指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结构的非优化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问题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个国家的结构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进化的等级系列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及其调整升级的步伐是其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所以,经济发展要保证质量必须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合理布局,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工作的重点。

首先,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行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工业内部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低耗能产业,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我国在保持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正处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时期,尤其要大力发展信息业、咨询业、科教文卫以及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提高服务业的知识含量是一项紧迫任务。要大力推动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在金融、咨询、贸易、文化等服务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增强服务业的竞争能力。

其次,加强高耗能行业的结构调整,淘汰陈旧设备,削减小型、分散、工艺落后的污染源,推广高新技术,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3]具体做法是通过制度实施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等综合措施,采取激励性和约束性的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向低碳经济领域积极投资,参与开发清洁能源;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准入制度,提高了新建项目的市场准入门槛,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建立起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地方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挂钩相结合的机制。

三、改进能源结构,积极发展能源新技术

以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低碳经济能源开发深度和能源利用效率问题,它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长远困扰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4]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的消费和生产主要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主,化石能源的供应刚性特征和对环境的污染特点,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能源供应和环境容量的制约瓶颈[5]。为此,必须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做到能源、经济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修正能源结构。逐步降低煤炭终端消费比例,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避免和减少能源开发利用引起的环境污染,推进技术进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加速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深入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方向。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良好的开发利用前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需要一大批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跟进研发。当前关键和迫切的问题是增强我国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的术创新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技术发展能力,带动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中来,共享可再生能源创新成果。因此,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与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和引进的同时,发展自己的低碳技术。

其次,遏制奢侈消费,减少浪费,提高能源利用率也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6]我国的能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反映了我国工艺与能源利用技术方面的落后。[7]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仍比世界水平高2.4倍,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能源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8]节约能源已经被能源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能源开发投资。因此,大力提高科技技术创新能力,开发应用高新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本,已成为是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创新制度,营造减排环境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制定,这是解决我国高碳创新问题的重要举措。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瑞典等国近几年分别推出了各种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能源税和碳税制度等多项经济政策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也开征国家碳税。[2]对我国来说,当前应该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营造减排环境,为低碳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加强能源立法工作,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促进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确立能源中长期规划的法律地位。我国2008年8月29日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总结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都将发挥积极作用。[9]但是清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应该根据《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理念修订《节约能源法》,颁布适应各个领域的子法,增强节能减排的可操作性。如颁布针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相关法律,加快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从法律上促进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和地热的进一步开发,实施强制性的最低能耗标准和节能认证,推行能效标识制度。

其次,利用税收政策刺激和引导全社会节能减排。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可以在促进低碳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的税收政策,是引导和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税收通过作用于产品价格、对能源的需求及消费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通过税收激励政策对节能减排项目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包括: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企业给予不同额度的税收减免,对不执行节能标准的耗能产品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节能、环保项目和专用设备投资以及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承包、技术咨询服务所取得技术收入等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降低或取消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及其产品,逐步调高税率,使之与节能减排的需要相适应;实行支持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政策,以及支持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通过对再生能源使用给予免税方式,提高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和开发经济的合理性。

再次,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一是加大财政节能降耗减排投人力度,逐步提高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加大技术创新投人力度,加大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关键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保障体系。加大投入时,着力做好四件事:第一,注重支持能源产业和能耗低、效益高的产业发展,推进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重点行业重大节能技术改造、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节能管理的能力建设。第二,完善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及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逐步加大对清洁生产、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等项目的支持力度。第三,研究建立废旧家电回收基金。第四,建立“谁节能减排、谁受益”的机制,对节能减排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资金担保或直接补贴。最后,建立起新干部任用的考核指标———绿色GDP。从制度上改变过去官员升迁只看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偏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收入考核评价体系,使财政收入的增长建立在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实现。把节能减排纳入综合考核评价,强化环境成本的观念,杜绝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的倾向。

五、更新地表状况,确立碳交易机制

碳汇是指由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和林业措施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碳汇是降碳的一种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的一系列气候公约国际谈判中,国际社会对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汇聚作用越来越重视,逐步将造林、再造林等林业活动纳入碳汇项目。[10]尽管我国的森林碳汇潜力巨大,但相对于碳排放总量仍显不足,此外考虑到我国1/3的沙漠和1/3的高原土地,森林覆盖率低、总量不足,我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9.421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11]所以,要发挥碳汇的作用,必须改造地表状况。应当通过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碳汇的作用。除植树造林以外,我国还应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

篇9

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项目特约研究员。

摘要:“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型期,也是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实现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向成为国内外经济界的议论焦点。为了系统阐释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和内容,本文从“经济重大转型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热点词汇出发,系统分析“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架,以厘清未来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逻辑。

关键词:“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重大转型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

“十二五”时期,金融危机逐步消退,全球经济格局面临调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转型,我国和世界共同身处关键的经济转折阶段。有四个“词汇”引人瞩目:经济重大转型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在这些被称作“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主题的词句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琢磨不透的关系。事实上,从战略角度出发,它们基本反映了“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如果把“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看成是一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房子的顶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地基是“经济重大转型期”,墙体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梁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系统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战略逻辑的“顶层”

党的十七大报告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1995年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改变。在“十二五”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央政府频频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显性”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逻辑的核心内容。

然而,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逻辑的核心,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是什么,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哪几个层面的内容。

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不得不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二者的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准确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典型“中国特色”的概念。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包括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手段和具体做法。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两个角度剖析:一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投入数量的方式,也就是生产中要素之间替代的关系,这取决于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配置体制,是“存量关系”;二是要素总体投入效率差异的方式,也就是技术水平提升导致节约要素投入数量的多少,是“增量关系”。一般认为,前者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后者则是集约型增长方式。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在于选择有效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适宜的生产技术结构,在现有资源要素约束下,实现经济增长接近理论意义上的最优状态,并以此保持经济增长的合意性和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面,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之外,经济发展方式还涉及经济增长中的环境友好、社会公平和文化发展等诸多纯粹经济问题之外的价值判断,是在更多外因约束下寻找最为合意的经济增长路径。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但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保证自然、社会、文化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将越来越多涉及社会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也就是“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二是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三是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即在经济增长中注重资源使用节约和自然环境保护,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一个层次保证了经济实体本身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层次保证了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人类的“持续发展”,而第三个层次则保证了作为经济发展载体自然的“稳定发展”。作为 “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将形成未来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二、我国与全球同处经济转型期是战略逻辑的“地基”

“十二五”时期是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生潜在转变的重要5年,国内外经济发展将发生重大转型,这是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和依据。从需求层面看,我国和世界将处于“经济重塑平衡”阶段;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和世界将步入“产业升级创新”阶段。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可能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将步入“结构再平衡”和“新产业革命”阶段。首先,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失衡向再平衡转变的适应期,将面临需求结构的深度调整。一方面,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去杠杆化”的长周期,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将逐步回升,而消费率可能进入下降通道,这将“倒逼”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由此将引发全球消费与投资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作为各国国内需求变化的“镜像”,随着全球消费与投资需求格局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将锐减,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通过扩大内需寻求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的调整。全球需求结构层面的变化,使得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需求总量将进入一个“收缩”区段。其次,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产业全球化向产业去全球化转变的剧变期,全球产业格局将面临激烈竞争和重新洗牌。一方面,金融危机“催发”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包括新能源、物联网和生物技术在内的新兴科技行业,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性产业领域,这导致全球“产业战争”一触即发;另一方面,为了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的同时强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部门的基础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极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和“鼓励出口贸易、创造国内就业”政策,促使世界产业联系将从之前的产业链合作转变为产业链竞争。产业格局的变化,将促使全球产业发展进入创新经济时代。

对于我国而言,“十二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将进入“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创新”阶段。首先,我国经济将处于从内外失衡向内外平衡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部需求的急剧紧缩,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何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减少国际贸易顺差,从而寻求“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城市化也正在加速推进,可能止步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这一陷阱的关键在于提振国内居民消费,这会使我国经济内部调整的压力增大,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为紧迫。外部冲击和内部约束已经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障碍,我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经济结构”渐进优化调整的阶段。其次,我国经济将处于从低成本产业阶段向高附加值产业阶段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业体系的逐步升级和服务业迅速发展,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降低,迫使低成本和“三高”(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模式难以为继,我国正经历着产业全面升级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革命的兴起,我国产业也必然融入这一潮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体系的升级将成为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升级”和“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主线,我国将逐步进入“产业升级创新”的高速通道。

三、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是战略逻辑的“墙体”

“十二五”时期,世界和我国的转型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需求的转型,也就是市场的转型,表现为需求结构的转变;二是供给的转型,也就是生产的转型,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这个“地基”出发,结构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成为“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主线,而这一主线的“分链”要从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内外结构失衡,而我国的投资需求往往是与外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需求结构优化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在消费需求内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速度最快,从1990年的48.8%下降至2008年的35.3%。从这个角度说,需求结构调整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十二五”时期,扩大居民消费必须紧握两个“抓手”,一是推进城市化,二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万~12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而按照钱纳里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的观点,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在36.4%~49.9%之间,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提升为65%左右。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6.6%,按照工业化中期城市化率标准衡量,仍有3.3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如果“十二五”期间,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化率至少要提高到55%左右,那么将有8.4个百分点的空间。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释放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与此同时,根据笔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居民收入份额的逐步减少对居民消费快速下降的贡献率为60%。这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收入份额上升1%,那么,居民消费将上升0.6个百分点。因此,通过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将极大促进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进而提升内需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其次,我国产业结构滞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偏重加工制造,产业结构失衡,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二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附加值低,难以控制全球价值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从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入手。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仅为40%左右,不但低于我国所处工业化中期的“标准水平”,而且低于整个世界超过6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3%的平均水平;而高端服务业产值虽然已经占到我国GDP的20%左右。但这一比例也还大大低于全球平均40%以上水平。因此,加快推进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演进,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是促进“十二五”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根据相关研究,近几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值)一直处于20%左右的水平,大大低于美国31%的水平,也低于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我国主要制造业(服装、机电和机械等)的高加工度系数(中间产品行业增加值/最终产品行业增加值)不但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国产业附加值很低。另外,我国产业的技术指数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总额/GDP)仅为美国的1/4,而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更只有美国相应产业1/8。这些数据说明,我国产业整体质量较差,缺乏自主创新,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因此,通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优化升级,并提升国内整体价值链的技术高度,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优化升级战略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战略逻辑的“梁柱”

从理论上说,经济结构失衡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扭曲的结果,而市场机制扭曲的根蒂在于服务于市场的经济体制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进行的是“增量改革”,即通过改革使计划机制让位于市场机制,打破束缚经济要素投入效率的经济体制,释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增量改革”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做蛋糕”的过程,使社会的大部分人受益,因此,推行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增量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步减少,由经济总量“超常”膨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我国的改革必定逐渐步入“存量改革”的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暂停了我国改革的进程,“十二五”时期,随着外部影响的消退,我国“存量改革”的大幕即将再次拉启。“存量改革”的本质是全方位推动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切蛋糕”的过程。由于涉及利益分配问题,“存量改革”是一个“众口难调”的经济活动,必将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已有利益,推行起来将会有阻力。然而,“经济存量非合理”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罪”,也是妨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沉疴”所在。由此,“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逻辑的“梁柱”。

从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的不同层面出发,“十二五”时期,我国要把“创造内需”和“调优供给”作为“存量改革”的两个轮子。从调整需求结构的角度看,要做好两项改革: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释放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深化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启动城乡“双极”消费冲动。从优化供给结构的角度来说,也要加快推进两项改革:一是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攻坚,加快银行、保险、铁路、民航、邮政、电信等垄断行业领域的改革步伐,加大引入民间投资力度,提高效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环境;二是改革要素价格体系,特别是资源价格体系,使资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改变我国“低成本”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所有改革推进的前提是政府转型,没有政府转型的突破,改革就难以深化,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因此,“十二五”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推动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转变,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逻辑的“顶梁柱”。

篇10

(一)国内文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壮大,国内学术界对风险投资过程的研究也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金京淑、臧良运、尹来武(2009)提出了风险投资是一种特殊的产融结合方式,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调整经济结构有积极的影响。我国风险投资还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善和发展,风险投资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支持,并且未来前景一片光明。陈中园(2010)比较各国各种组织形式的形成和其对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作用,认识到一个国家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政府政策的供给,都会影响其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构建,而组织形式又会带动风险资本的投入,同时对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以及资本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系列方案。王彤伟(2010)通过对风险投资的各种退出方式、退出时机的比较得出风险资本在不同情况下的退出策略,过有效案例证实其的现实意义。肖瑞宇(2010)以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结合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系统研究、实证分析、逻辑法等方面对风险投资主体法律制度、风险资本渠道法律制度以及风险投资鼓励制度、退出制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对我国风险投资现今实施的法律体系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二)国外文献 Bernard Guilhon,Sandra Montchaud(2006)描述了欧洲风险投资产业的动态性,论证出了了这种动态性下不遵行一个单一的途径。研究的相应数据模型证明了制度变量和经济变量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将风险投资的形成放在一个动态的情景模式中进行探究。David Ahlstrom, Garry D. Bruton (2009)建立了进一步理解风险投资在新兴市场中的结构框架,关注在新兴国家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变化的不同环境对于风险投资的影响。Babara Cornelius(2006)提出了对风险投资的发展的一系列相关的探究,论证了风险投资的制度化的演变过程。John H.Cochrane(2009)主要分析了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的衡量方法,从而扩大整个风险投资市场的收益性。Dean A.Shepherd,Andrew Zacharakis,Robert A.Baron(2005)指出经验与风险投资家的决策过程的关系是曲线性的。风险投资家需要具备相应的风险投资经验,经验少者与多者相比,其作出的决定的可信性要小的多,但造成两者业绩较低的原因却不相同。

相关文献的研究从我国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法律制度、退出机制等多方面的了解了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对高新科技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力,同时也对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缺失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而本文是在以上各位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及在漫长的风投发展中,我国所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并对这些挑战作出相应对策的研究。

二、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风险投资的概念 虽然风险投资在国内外发展了很多年,但是依旧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说法。我国学者成思危(2011)对风险投资做了如下定义:“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危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获得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二)我国风险投资现状及发展特点 2010年国际经济走势因为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下出现了良好的反应。而各国的经济总体上出现回暖状态。在这样一种良好的世界环境中,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其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10月~2011年1月,对597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有效的数据调查,其中外资的166家,本国的431家。最终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风险投资的特点表现在:

(1)基金募集幅度增长,风险投资热情高涨。2010年,世界经济大环境处于良好走向,我国宏观经济也处于稳健发展状态。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下,新兴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也在逐步进行。受以上环境的影响,风险投资的热情迅速膨胀,如图1所示市场基金募集程度呈跨越式增长。

图1 2003年~2010年基金募集概况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下同

(2)VC/PE投资表现异常活跃,单个投资强度跨步式提高。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风险投资渠道的拓宽,国家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背景前提下,我国VC/PE投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如图2显示,共合计有1225个内地项目进行投资,相比2009年增长了1倍多;其中知晓的1000多个项目的投资资金有976亿元,是2009年的3倍多,投资市场表现异常活跃。

图2 2003年到2010年风险投资规模对比

从披露投资规模的1055个项目来看,平均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为9257.11万元,投资强度处于最近几年以来最高点,如图3所示。

图3 2003年~2010年投资强度对比

(3)上市成为机构主要退出方式。2010年开始,在创业板的进一步发展、国外资本市场的复苏,实施企业融资多渠道政策这一系列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上市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据相关资料统计,2010年进行退出的投资项目有440个。其中,上市退出项目达317个,股权转让退出项目数为112个,清算项目1个,未明确披露退出方式的项目10个,上市已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退出方式,如图4所示。

图4 2010年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分布

三、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问题

虽然2010年来,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在退出、募资、投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进步,但未来我国风险投资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调查,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多数人认为,“项目估值过高带来较大的退出风险”与“优质项目源缺乏”将是排列最前的两项问题。本文主要分析“项目估值过高带来较大的退出风险”,“优质项目源缺乏”,“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匮乏”以及“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四方面的问题(见图5)。

图5 2011年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挑战

(一)缺少优质种子项目源 项目源的主要内容是由风险投资开始的时间决定的:在投资初期,项目源就属于萌芽阶段的企业和技术;在投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项目源就比初期的有所发展;在投资成熟阶段,这时候的项目源已经成成熟了。因为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项目源的风险较低,所以其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也随着风险的降低而减少。为了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必须要关注于种子期的项目源。种子期项目虽然在政府的扶持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所跨越式发展, 但是数据显示2010年依旧是成长期和扩张期企业备受关注(见图6)。

(二)缺少优质种子期项目源的原因 具体如下:第一,风险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性。风险投资的风险性远远超过传统的项目投资水平,成功率较低,种子期的成功更是不能再低。而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超高的风险水平。第二,超高的投资金额,使得企业机构怯步。种子期不止风险极大,在资金的投入上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并且这一高额投资,必须经过多个阶段的持续性投资才能完成,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第三,由于风险性较高,高额投资性,导致开发者少。虽然种子期项目源具备高风险,高投资额这两项难题,但是如若种子期项目源成功开发,不仅是个人的高收益,同时也会带给社会许多积极的正面作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见,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和正外部性决定了风险投资种子期项目源缺乏这一问题是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解决的,而政府应该承担起一定的作用和责任。导致我国现阶段种子期项目融资水平不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培育种子期项目源应当由政府完全承担,但政府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发展种子期项目源在目前仍未受到政府的正确对待。政府总是希望市场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协调,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如面对市场失效的同时“政府失职”,那未来之路必然很艰难。

(三)缺少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 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General Georges Doriot认为:一流的团队比一流的项目更加重要。这也可以看出,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的重要性。 因为第一流的管理团队往往会依据市场客观情况不断改正原来的计划,使之具备执行效益。相反,一个出色的业务任务由一个平庸的团队去施行,往往难以胜任。而我国目前正缺乏这样的专业风险投资人才,没有人才导致专业的管理技能亦不足,在一定的方面也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风险投资家的培养也是我国未来将要进行的一向巨大的工程。事实上风险投资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这个人不止是指具有风险投资的专业性知识人才,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四)税收优惠政策不全面 随着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我国新兴科技产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满足于我国实际的风险投资发展现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

(1)风险投资相关的税收法律并不全面。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明显不够完整。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也出台过许多税收优惠法律,也相对的实行了减免税收的优惠,但就从风险投资全部环节来看,缺乏具有专项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2)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具体导向作用不明显。依据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将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对比,税收优惠限制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和税额的定期减免为主要优惠方式,在方式上受到了局限,而且优惠程度较小。

(3)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简单。依据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定期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是我国高新科技风险企业的主要偏重的税收优惠方法,间接方式被忽略,税收优惠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

(4)目前的税收制度并不适应风险投资的发展。首先,缺少直接鼓励风险投资者的具有完整明确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相应的优惠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对机构投资者来说遭受的损失能否抵所得税等问题进行规定;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积极性无法被调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不够完善。其次,缺少鼓励企业的税收政策,在一定方面风险投资的运作发展。最后,风险投资和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利于企业即影响风险投资。

(四)高项目估值,等于高风险 日前,经过相关数据表明,大多数的投资人表示由于2011年较高的项目估值,带来了相应的投资风险。数据表示,未来风险投资发展的两大主线依旧是科技主导的新兴科技与大众消费主导行业不变。2012年调研报告显示,多数人表明市场“估值过高,有一定风险”,占总比例的71.9%(见图7)。

图7 2012年中国VC/PE投资人调研报告

四、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对策

(一)开拓优质项目源 通过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对我国缺乏优质种子项目源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一系列的探讨。目前我国也在积极的进行种子期的阶段投资,逐年都有所上升(见图8)。

图8 2008年到2010年种子期项目数量

首先,培育优质项目源必定需要财政和金融的连接。由于投资种子期项目的风险是多数机构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使能够预见良好的预期,很多机构也不愿投资此类项目。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培育这一项目源的重担。其次,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建立起适合与我国国情的种子期项目源方法。依据了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我国近几年,“孵化器”模式悄然出现在不少企业中。但是,“孵化器”模式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太相符,无法成功。创建“孵化器招标”制度,或许可以和我国现阶段国情相匹配。在此制度中,由政府担任招标组织人,为每一个种子期的项目创建适应其的招标标准和计划书,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招标。当然这一系列的想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经过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完善。

(二)培养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 一方面要引进海外的高层次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培育适应本土市场的创投人才,进一步开展行业内部的各类人才的合作交流。

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除了具备财务学和风险投资学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第一,具有明确的市场观念,风险投资家应仔细的调研目标市场。第二,具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如果风险投资家对市场持轻率的态度,这种态度将是对风险企业的致命冲击;关于现金流的重要性,专业的风险投资家也应当理解。风险投资家应懂得缺少资金就代表着企业的失败。第三,具有内控尺度。真正风险企业家是从理想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认真制定并切实实施计划;尊重现实;选择正确的合作者;具备奋力拼搏的精神;学会苦中作乐;具有激情。

我国应当加强对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实践是最主要的办法,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发现其潜在能力;其次,有计划地通过国外的专业培训来训练风险投资人才;第三,高薪聘请国外华人专家归国;最后,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可以招揽更多的风险投资家。目前我国的专业风险投资人才也在逐年上升,但在现在缺乏专业人才的年代,仍然是不够,所以我国必须积极的开展各项测培育优秀的风险投资人才(见图9)。

图9 2004年到2010年专业风险投资人人数

(三)完善税收政策 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制定税收激励政策,是为了使区域类的风险投资活动增加,同时风险投资水平得以提高。必须从以下方面考虑:收激励形式;税收激励程度;税收激励时间;税收激励目标;收激励成本;税收激励范围。

(2)完善相关原则。首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计划必须适应我国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的实施。第二,整体性原则。在规划税收政策时,子系统和主系统要相互协调工作,才能使税收政策有效的发挥出其作用。第三,适度原则。根据国家经济实力,税收优惠政策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不能超过,否则国家难以承担。第四,间接和直接优惠相互融合,以间接为主;将行业性优惠与区域性优惠相联合,慢慢减少区域性优惠的原则。

(3)完善配套措施。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依据风险投资的发展要求,为了完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还需要对以下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首先,如若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税收优惠政策也无法实行,所以应当完善现行的风险投资法律政策;第二,将退出机制建设加以完善;第三,税收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四)项目估值降温,风险减少 首先,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应当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项目估值体系并且加强科学研究,使其更具备现实实施意义。其次,建立高效的网络信息交流系统。这样可以加强投资各公司的必要的交流和联系,建立起健全的网络信息库。最后,中介机构在项目估值中作用较大。由于风险投资过程涉及太多,过于繁复,所以为了风险投资的安全运作,应当设立专业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

五、结论

风险投资在经济上作用巨大,能够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的紧密发展,风险投资的作用越加显现。我们应当了解我国现实国情与风险投资的现状,并吸取其他各国的经验教训,加强人才的培养,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积极培育优质的项目源。当然随着宏观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风险投资行业仍然存在各种阻碍,国家积极做出相应的政策,促进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增臣、许建亮:《我国风险投资的筹资问题及对策研究》,《财会研究》2010年第3期。

[2]金京淑、臧良运、尹来武:《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商业经济》2006年3期。

[3]孟宁:《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财会研究》2008年第18期。

[4]潇逸:《风险投资种子期项目源培育途径探索》,《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3期。

[5]龚荣:《回望那些杯具的VC》,《新经济》2010第12期。

[6]成思危:《2011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