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前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　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　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

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　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篇2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结构调整 市场预期 稳增长

今年经济走势及市场预期的变化

2016年的经济开局可谓是跌宕起伏，各界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或许可以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从1月至3月中上旬的看弱，到3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乐观，又到当前的谨慎。

第一阶段：1月至3月中上旬。对于这一阶段经济形势的看弱，是因为主要经济数据不仅低于去年同期值，而且显著低于市场预期。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低于市场预期（Wind资讯统计的市场预测均值）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低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3月下旬至5月上旬。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8%，结束了2015年以来同比负增长的局面。并且3、4月份房地产市场、钢材市场均表现活跃，1―3月财政支出也有显著增加。另外，3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且均高于市场预期，强化了市场对于经济企稳的判断。

第三阶段：5月中旬至今。5月，市场对于我国经济走势的讨论增多，加上4月份宏观数据整体走弱，使得更多人对经济形势持谨慎态度，资本市场也受预期影响产生了波动。

对于当前经济，各界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物价走势。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各界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也出现了波动，先是产生通缩预期。1月份，在低基数效应下，CPI同比增速为1.8%，继续停留在“1时代”。2月份 ，CPI同比增长2.3%，高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3、4月份CPI均保持在“2时代”，加上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PPI同比增速快速反弹，各界对通缩的担忧也发生了转变，转为担心可能发生通胀，并会因此掣肘我国出台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笔者认为，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不排除调结构、去产能的影响。对于走弱的经济，我国并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财政、货币方面的数据均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预期，市场产生一定波动。

对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更需关注其中潜藏的风险。一季度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现象有所凸显，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维持了投资增速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拉动GDP同比增长0.6%，对冲了因为金融业增速下滑对GDP增速的负面影响。但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表现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如果没有稳增长政策的刺激，我国经济下行幅度或许更大。但从1―3月的经济状况来看，稳增长的刺激作用似乎存在与调结构、去产能相悖的痕迹，比如3、4月份钢材、汽车市场的异常繁荣与去产能似乎存在明显矛盾。

4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回调。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加快、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信贷规模收缩较大。4月财政存款大幅增加，由于不统计在M2中，拉低了4月M2的同比增速。从实体经济来看，工业、消费、投资、进出口需求同比增速出现全面下滑。随着前期钢材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提升以及各界对政府稳增长预期的增强，3月份高耗能、高投资行业出现死灰复燃迹象，对3月经济数据的全面上行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4月投资增速略有下滑，存在明显的政府投资减速迹象。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较1―3月回落0.2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上涨0.5个百分点。从民间投资来看，1―4月同比增长5.2%，较1―3月回落0.5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从工业领域来看，3月生铁、粗钢、钢材、原煤生产分别较1―2月上涨9.2、8.6、5.4、1.9个百分点，分别较4月份下滑4.2、2.5、2.8、6.5个百分点，高投资、高耗能、产能过剩的“黑色系”对3、4月份的工业生产影响较大，与3、4月份投资增速变化也存在些许的巧合。在财政支出方面，1―4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0%，继续保持偏宽松的财政政策状态，但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出现了显著回调。

2016年年初以来，个别地方政府在执行“稳增长”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有投机现象。有的因为GDP的压力出现了继续依靠房地产、钢铁产业等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苗头。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必过于谨慎。首先，经济增速放缓不等于政府不作为、不刺激；抑制产能过剩不等于不生产、不投入。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就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投入及建设。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充电桩建设，也不是仅依靠一两个大型企业就可以实现在全国布网的工程，这种投资仍需依靠政府。其次，对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要保持信心和理性，适当的预警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我国物价走势预测

当前形势下，对我国物价走势判断的难度在加大。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口径进行了一些调整，再叠加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一季度CPI同比增速出现大幅上涨，进一步增加了各界对于通胀的预期。

（一）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根据笔者分析，从2016年1月起，CPI的统计口径发生了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是食品权重显著变小，食品占比由之前的0.3下调到0.2。二是将原来的“烟酒”项和“食品”类合并为“食品烟酒”类。三是食品部分所包含的分项和权重略有调整，但对于整体CPI走势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四是对于非食品部分，除了对各项权重进行相应调整外，还将部分服务类价格与其他商品类价格合并为“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由于权重调整，今年公布的CPI数据存在与2015年数据不可比的情况。对此，笔者用2015年的权重重新估算了今年1―4月的CPI数据。根据估算，1―4月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2%、3.3%、3.1%、2.9%，分别比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增速高出0.4、1.0、0.7和0.6个百分点，分别高出2015年同期1.4、1.9、1.7和1.4个百分点（见图1）。

（二）今年通胀压力分析

虽然从可比口径看，2016年1―4月CPI同比增速更快，但这并不构成2016年形成通胀的充分条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1.2015年存在低基数效应

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带来供给冲击，以及猪肉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2015年前4个月的CPI环比增速低于2002―2015年同期均值，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低基数效应。正由于这样，从同比角度来看，2016年的CPI同比增速在一定范围内高于2015年属于正常波动。

2.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的影响

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导致2月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拉高了2月以后各月CPI数据的基数。当时各界对通胀形势的担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2月份CPI同比增速由上月的1.8%上涨到2.3%，上升了0.5个百分点；二是各界认为猪肉价格上涨会推动CPI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当时猪肉价格恰逢上涨小高峰时期）。而现在来看，当时的担心是多虑了。2月份是春节所在月，受节日因素影响，商品价格普遍存在环比上涨的情况。另外，2月中旬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冷空气侵袭，对蔬菜价格影响较大，致使春节过后蔬菜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直至3月中旬后蔬菜价格才见回落。4月蔬菜价格进一步回落，随着夏季的来临，预计今后蔬菜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有限。再有就是猪周期，由于前期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生猪供给减少。同时受季节因素影响，作为主要饲料的玉米价格上涨，也增加了猪肉的供给成本。由于国内玉米储备充足，生猪养殖产业化市场恢复能力增强，预计猪肉价格仅存在有限的上涨空间。笔者通过对农业部网站公布的每日农产品价格指数跟踪，发现5月份猪肉价格涨幅收窄，出现价格回落的迹象。

3.核心CPI并未显著上涨

从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1―4月核心CPI来看，并未出现显著上涨，因此今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季节性因素所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并不存在价格普遍性、持续性上涨的基础。3、4月份可比口径下CPI同比增速的回落，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

（三）对当前形势下物价走势的预测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对于今年的物价走势有如下判断：一是今年CPI同比增速不会太低。2月份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预计将拉高全年CPI同比增速上升0.4个百分点以上。二是今年不存在价格大规模普遍上涨的基础。从CPI构成中占比较大的非食品价格来看，受当前经济形势低迷以及去产能、调结构或将波及就业形势的影响，需求端非食品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

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对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但也要适度扩大需求。建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需求端的适度扩张。无论从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还是从供给侧改革来说，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需要适度的需求扩张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现实压力。一是就业问题，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65万人，较2015年增加15万人，加上中职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的毕业生，预计2016年将有15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就业。再加上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失业群体，2016年的就业压力比较大。二是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2015年11月，总理在韩国首尔的演讲中指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今后五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需求侧没有拓展的空间，那么供给侧改革也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二是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不需大幅扩张，主要是防止进一步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三是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供给侧管理的手段。在财政政策方面，可通过精准定向调节的方式实施，比如通过政策倾斜，减少企业税费、减少创新型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活力；通过抬高产能过剩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培养企业的创新观念。

四是尽量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比如通过简政放权来降低制度性成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投资准入障碍；加强产权保护等。

五是在需求扩张的同时，也要防止已淘汰的落后产能复活，进而对去产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议在监管制度、政绩考核机制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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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看，GDP增长、工业生产、三大需求和就业等指标已出现明显转好，经济已经从危机冲击后的应急运行状态逐步恢复向正常运行状态过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工业生产强劲回升，经济回归正常增长区间

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生产快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2009年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5.1%，为近10多年的最低水平。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工业“去库存化”过程的结束，工业品库存的逐步回补，特别是在住房、汽车市场火爆拉动钢铁、建材、化工以及家电等行业大幅增长条件下，带动了工业生产快速恢复。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已经回到了与危机前基本相当的增长水平。目前，制造业新订单数量增长仍然较充足，工业生产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由于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对稳定关系，在工业生产迅速回升的驱动下，经济增长持续回暖。GDP已实现了明显的“V”型反转，从2009年一季度6.1%的低位逐步回升，2010年全年增长率达到10.3%，该增速已回到了GDP长期稳定的潜在增长区间（10%左右）。经济触底反弹并持续企稳回升，并进入正常增长轨道，这是决定刺激退出的关键因素。

（二）三大需求持续回暖，内生增长动力逐步增强

从消费看，“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起到了推动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作用。2010年，消费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8.4%，创历史新高。目前汽车等市场消费热点依然活跃，有望在2009年超预期井喷式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投资看，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2009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全年增速达30.5%，2010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力度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由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在建投资规模较大，全年投资增长仍达到了24.5%，总体并未出现大幅下滑的局面。

从进出口看，进出口在经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2010年出口增长达到31.3%。目前企业订单较多，工业出货值持续上升，出口增长势头依然较好。进口方面，自2009年11月出现正增长以来，2010年进口增速达到了38.7%的历史高位。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增速，也表明我国国内需求增长非常旺盛。

（三）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市场驱动力量不断加强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主导，主要是政府预算加银行贷款而形成的项目投资。面对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担当了扩大国内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2009年投资增长主要是由国有部门和中央项目所带动，国有部门投资单季增速都保持在34%以上，而2010年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明显减弱，国有部门投资增长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则保持在28%以上的高位运行，大大高于国有部门投资。分行业看，政府主导的行业如电力、交通、水利环保和教科文卫等行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而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则明显提高。另外，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2010年1―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88亿元，亏损企业数从年初的8.4万家下降到年末的5.8万家，这些都表明经济复苏的市场性驱动因素在不断增强。

（四）失业率稳步下降，就业形势明显改善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增长、促就业。短期来看，经济复苏使就业形势进一步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明显上升。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由2009年一季度的268万人上升到四季度的1100万人，2010年，全年预计实现1200万人新增就业规模。目前，由于新增就业岗位较多，而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不断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次出现了局部的民工荒。另外，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下降至4.1%，接近8年的低点。失业率的稳步下降，就业机会增多，表明我国总体就业形势已经明显好转。

（五）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外部发展环境有所好转

201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均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反弹趋势，三大经济体GDP增长率均为正数，分别为2.9%、2.6%和1.7%，表明经济衰退已初步告一段落。目前占美国GDP70％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有明显起色，消费需求驱动的新订单还在增加，将带动美国制造业持续增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销售也开始持续回升。日本的复苏则主要是受到出口反弹的推动，尤其是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的需求，为深陷泥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较好的溢出效应。欧元区虽然出现了债务问题，但其债务形成主要是源于对经济刺激的支出，并非出于资产价格泡沫，也不具备大规模放大的杠杆效应。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控制总体要好于预期，欧元区经济短期内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较小。另外，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已经开始逐步下降，进而会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刺激政策退出应当关注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看，我国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正在减少，这说明经济刺激政策起到良好的效果。但经济刺激政策毕竟属于“非常规”的宏观调控行为,大规模经济刺激也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如通胀预期、资产泡沫等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前期累积的一些风险性因素也开始显现出来，应当加以密切关注。

（一）物价上涨呈加速趋势，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从物价走势看，2010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灾害性天气和季节性供不应求推动粮食、肉类、食用油、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物价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进而推动了价格持续攀升。自2010年年中以来，CPI一路上扬， 11月份达到5.1%的全年最高点，虽然全年只有3.3%的涨幅，但2011年1月份又上升到了4.9%。目前原油、铁矿石、铜等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上涨势头仍在继续，输入型通胀有可能加剧，国内服务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可能受劳动力成本（工资）上涨推动而进一步上升，这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继续走高，潜在的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二）资产价格泡沫隐忧犹存，调控难度依然较大

从资产价格看，2010年4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虽然在短期内遏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但从9月份开始，全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上涨，目前一线城市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超过2007年的高点。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存在一定的泡沫，将对投资和消费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给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风险。2011年初出台的严厉调控政策，仍然是以短期的需求管理为主，并未从实质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调控结果也存在反复的可能。

（三）经济减速风险不容忽视，平稳较快增长面临考验

尽管短期内经济下行的风险有所减少，但仍不能排除增长放缓的可能。从消费看，由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自2010年四季度开始，实际消费增长已开始出现明显下降，2011年刺激消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出现进一步递减，实际消费增速将可能较上年有所放慢。从投资看，随着4万亿刺激计划的结束，以及房地产调控、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产能过剩治理及节能减排等政策影响逐渐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可能减缓。从出口看，目前国际贸易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加之面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变推升工资成本，都可能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出口难以维持2010年的高增长状态。三大需求都存在增速下滑的风险，进而将对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刺激政策的退出与转型应致力于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相结合

作为一种临时性反危机政策，必然面临着退出或转型。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看，刺激政策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主动采取有步骤的退出策略，将政策根据不同产业、不同领域进行顺势调整和转型。短期内，刺激政策的退出要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内，刺激政策的转型要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促进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一）力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防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

针对当前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风险有所增加的情况，财政政策可以不作大的调整，主要侧重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只需考虑财政支出结构和适度减税，而货币政策则应当以“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为核心。将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度收缩，使之回归到正常状态，发挥货币政策在管理通胀和控制资产泡沫中的作用。

首先，控制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适当控制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尤其要控制银行对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贷款。引导银行加大对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等的信贷支持，消除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信贷歧视。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其次，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根据信贷增长的趋势变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分次小幅提高存款准备率，适当运用利率手段，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回收货币流动性。

第三，防范金融风险。预防房地产投机性贷款风险，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产生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反弹。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完善资本项目管制，抵御国际游资和热钱流入。

（二）调整优化财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运行有望完全回归正常增长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只要保持正常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投放即可，而财政政策则应当以“调结构”为核心。

首先，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持投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出，减少和限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研究开发的投资，促进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其次，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第三，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

篇4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5-0003-04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本文从宏观分析中经常重点关注的指标与数据入手，分析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选择。

一、国际宏观经济形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形势相关。任何认为当前危机都仅仅由美国或欧洲自己负责的想法是不客观的。当前，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所起到的作用愈益提高和增强，所以分析国内形势必须关注国际经济的基本面。

（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三个月一次的全球经济走势分析和预测数据，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全球不同经济体经济波动的走势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的是，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而2006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进入下行周期。据IMF最新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到0.5%，为二战以来的最低值，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负值。这远低于IMF在2008年11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速1.75%的水平。对比两个不同时期的预测值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国际经济形势的看法变得更为悲观，因此IMF下调了各国的经济增速，其中对2009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由-0.7%下调到-1.6%，对欧元区增速的预测由-0.5%下降到-2%，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由8.5%下调到6.7%。

（二）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减退

在目前世界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的状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映射出其他国家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如2008年英国北岩银行出现挤提，随后美国二三线银行出现情况，最终暴露出美国几家大机构的问题。再如冰岛，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后，通过类似分析发现很多东欧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隐患。因此，分析当前通货膨胀或紧缩问题，不仅要关注国内物价，还应比较分析各国的价格变动状况。由于经济活动收缩以及各种商品价格下行，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大为减弱。从IMF的预测情况看，全球不同经济体CPI和重要商品如金属、食品的价格指数走势将于2009年下半年或2010年前探底。预计2009年全球通货膨胀将有一个较大的下降。一些国家已经将对通货膨胀的防范让位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从联合国分析预测机构对各国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数据看，各国价格波动走势相同，通货紧缩趋势似乎有所抬头。

（三）全球贸易增速下滑

从全球经济基本面看，贸易需求的总量在萎缩，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进入2008年，由于美国进口增速减缓，全球贸易增速更是急速下降，由2007年的6.3%，下降到2008年上半年的4.4%。2008年下半年来，减缓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当前我国贸易总额的下滑，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人民币的升值。从贸易增长幅度的视角看，危机前高增长的贸易额是不可持续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都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当时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形势提供了这种需求，从而产生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对于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至2000年上半年，也抓住了同样的机遇。2006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下滑走势，如果演变成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下行周期，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如何调整的问题。

（四）美元硬着陆风险上升

从目前世界货币格局看，美元是核心货币，贸易投资的80%以上通过美元结算。欧元诞生后，被人们寄予了厚望，但现在看来，欧元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取代美元。从亚洲来看，日元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的打击也很大，对比我国2008年四季度的GDP增长6.8%，日本同期经济增长为-12%以上，这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讲是十分罕见的。目前，许多欧洲金融机构发现他们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跌而前景堪忧，其他一些金融机构被迫去杠杆化。种种原因使得美国国债这种安全的资产受到金融机构的追捧，国债利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这也使得美国的外债水平达到一个可怕的高度。只要去杠杆化等因素逆转，美元重回跌势，硬着陆风险将急剧增大。

（五）资金市场依然紧张，股票价格持续下跌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资金市场依然呈现紧张状况，具体表现为：一是衡量资金借贷成本的利差指标（3个月的LIBOR利率与3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利率之差）持续在高位运行。2000-2007年前该指标一直保持在1个百分点以下，2007年上半年迅速冲高到2.5个百分点，在金融危机加重的2008年9月-10月，迅速攀升到高点。如此高的利差意味着资金市场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从最近的数据看，目前这一利差有所下降，但与历史低位相比，仍处于高位，说明资金市场仍处于非常谨慎的时期。而此时的背景，是在各国采取了大量的超常规救助措施后仍然如此，说明目前的资金市场仍处于紧张的状态。二是通过银行贷款、债券及股票发行等渠道的筹资额在2009年持续紧缩。2007年下半年以来，三大渠道的发行速度一直在放缓，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股票市场。全球来看，欧洲的筹资渠道同我国相似，主要是靠银行信贷，而在美国，银行信贷的作用相对较小，更多的是靠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总体来看，三大市场的资金面持续紧张。

摩根斯坦利股票综合指数（MSCI）表明（如图1），全球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由2007年最高点下跌了约60%，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股市下跌更为剧烈，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不成熟。

（六）全球经济救助措施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纷纷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是增加预算赤字，实施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从2002年以来，各国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结束了下降趋势，转而不断上升，至2007年达到高点后再出现下降。但图2中的曲线尚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例如各国央行购买国债的做法，目前尚没有列入政府的开支。但从美国的做法看，近期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签署协议，其中就包含当前美联储购买国债的支出和干预经济而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所产生的损失，将来要划归美国财政部，这一成本有多大，现在还是未知数。二是各国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04年以来，全球利率经历了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美国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利率进入下降周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的风险。全球协调同步调低利率（如图3），或者直接对市场注入流动性。

二、我国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在金融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传导途径主要有四个：一是贸易途径。由于国内贸易对全球经济依赖加深，国际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比以往更为明显。二是投资途径。因全球经济放缓，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处于下行通道。三是财富途径。许多新兴国家通过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融资来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由2004年末的6千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末的近2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易受到外汇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信心途径。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吹草动，也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我国为应对危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一是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含灾后重建、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七大类投资项目。2009年“两会”后对四万亿投资的构成进行了调整，重点加强了对民生工程的投资。另外还有其他有力度的刺激措施，如确定钢铁、汽车、船舶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调整增值税项目，减少企业负担，刺激企业投资；扩张财政赤字到9500亿元，其中7500亿元国债用于弥补中央财政赤字，2000亿元国债为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中央财政拿出1000亿元用于补贴消费信贷、就业政策资金、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等，刺激居民消费。

二是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使得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银行间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处于低位。货币政策从信贷控制转为鼓励扩大信贷，对刺激银行贷款的增加发挥了主要作用。M1和M2自2008年11月份以来止跌回升，而且M2上升较快。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资金市场利率的下降反映了资金供应的基本面宽松，但宽松的资金面是否达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宏观数据与微观运行是否存在反差尚待关注。从信贷投放来看，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调低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等多种手段，各项贷款明显增长。2009年1-2月份全国贷款增长较快。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差异后，贷款月环比趋势周期项有回升趋势，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经济的回升迹象。

（一）经济增长有所回升

随着扩张性政策的快速实施以及政府出台产业振兴规划等各种刺激政策的逐渐显效，2009年我国确立了经济增长8%的目标。从当前的经济运行看，出现了一些恢复性增长的亮点：一是工业增加值回升。1-2月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增幅较上年同期低11.6个百分点；按可比天数计算，累计增长5.2%。2月份，工业增加值月环比增速为4.1%，增幅比上月高31.3个百分点；月环比趋势周期项为1.34%，增幅较上月高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增长的企稳迹象显现。二是轻重工业增长双双回升，重工业增速低于轻工业增速。1-2月份，轻工业增加值增长6.5%，增幅较去年同期低7.2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2.7%，增幅较去年同期低13.5个百分点。三是发电量增长由负转正。2月份，全国发电量当月同比在连续下降了3个月后增长5.9%。发电量月环比增速趋势周期项为0.45%，增幅较上月高0.44个百分点，昭示了工业生产增长企稳的信号。四是钢铁生产增长由负转正。2月份，生铁和钢材产量月同比在连续下降5个月、粗钢产量月同比在连续下降4个月后增长由负转正，分别增长8.1%、8.3%和4.9% 。钢铁生产由下降转为增长，预示未来需求可能转暖。五是制造业景气指数（PMI）连续回升三个月。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连续三个月回升，个别分类指数（如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已回升到50%临界点以上。六是存货增速回落势头减缓，存货占销售比重增速减缓。当前各行业存货下调速度趋缓，同时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此轮存货调整中，采掘冶炼行业、原材料生产行业的存货增速波动幅度高于生产资料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另外，从2008年初开始，存货占销售的比重（该指标是反映经济周期变动的先行指标，一般提前6-12个月）环比折年率开始迅速攀升，经季节调整后，至2009年2月份，该指标的环比折年率为51%，比上月高点下降12个百分点，显示存货占销售比增速有所减缓。

（二）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趋势向好

一是消费同比增长回落，环比增速回升。从消费指标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变动同比走势仍处于下降阶段，剔除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后，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趋势周期项月环比名义增长折年率有所回升，为16.78%，比上月回升5.5个百分点。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5%，实际增长27.8%，分别比2008年同期加快2.2和10.4个百分点。应对投资的快速增长，当前应加强对投资去向的调研分析。如果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较长的周期内产生刺激消费的作用；但如果投资较多地投向了生产领域，且不加以科学的布局，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前期工业生产中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大我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三是进口增速回升，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显著回落。2月份，我国实现进出口总值1249.5亿美元，其中出口649.0亿美元，同比增长-25.7%，增速比上月低8.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进口600.5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增速比上月回升19.0个百分点。由于出口较进口下降更快，当月贸易顺差为48.4亿美元，比上月低342.7亿美元，回落到2005年上半年的水平。对实际进出口值作季节调整后，2月份的实际进口、出口趋势周期项月环比均比上月回升，且回升速度比上月加快。从上述我国进出口的数据变化看，进口和出口同时出现下降，主要反映了外需的迅速下滑。如果此时对原有的产能过剩状况不加以改善，未来经济增长将难以继续依赖出口的拉动。

（三）CPI同比进入到负增长区域

2月份，CPI同比上涨-1.6%，涨幅较上月低2.6个百分点，走势连续第十个月回落，为200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除医疗、家电等指标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开始下降，食品价格负增长加重了CPI下行变化。综合全年的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来看，价格下行的压力仍较大，但从2009年来看，年内部分产品的价格调整难以避免，因此新涨价因素影响依然存在。

（四）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稳健安全

由于金融机构“走出去”的进程刚刚开始，持有境外资产质量相对较少，因此，受危机影响有限，当前商业银行运行平稳、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充足。2009年1月末银行业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为21.2%和1.3%，分别比上月提高4.1和0.3个百分点，但比上年同期回落1.1和0.01个百分点。1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5445亿元，比上月末减少142亿元；剔除农行剥离因素，比上年同期减少186亿元；不良贷款率4.6%，比上月末降低0.3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因素，比上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

（五）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在房产、股市、企业生产等方面也存在息息相关的变化。一是房屋销售价格企稳。2月份，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跌1.2%，跌幅比上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环比下跌0.2%，跌幅与上月持平。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下跌1.8%，跌幅比上月扩大了0.4个百分点；环比下跌0.2%，跌幅比上月减小了0.1个百分点。二是股票市场迎来反弹。至2月份，沪深两市股指由2008年11月的最低点上涨了约40%。但是要关注股票市场资金来源的问题，严密监测企业对不同来源资金的运用。三是企业生产回升。企业生产指数、订单指数以及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从调整季节波动后的趋势周期项折年率来看，利润增长自2008年4月起逐月快速下行，11月起下降势头有所减缓，2009年2月为-78%，较上月上升9.4个百分点，表明利润下降势头进一步减缓。

三、我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

当前货币政策基本方向是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大局，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依然保持优势。货币政策必须为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减少危机冲击、促进改革与创新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服务。

（二）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充分运用多种公开市场工具组合，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增加信贷投放，实现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三）继续引导信贷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

一是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统计。从数据看，截至2009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二是关注“三农”问题，切实保障农村稳定、农民富裕、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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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行政执法；问题；对策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从《环保法》颁布实施以来，环境保护的各项制度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也不断地向规范化、法制化迈进。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环境污染从整体上开始得到控制。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影响环境保护的因素也日益增多，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加强环保执法，依法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国民经济高效、持续、健康发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现在环境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执法配套设施不足，执法手段落后以及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到位等一些原因，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多的制约，因此加强和完善环境行政执法，提高环境执法效能就变得极为迫切。

一、我国目前环境行政执法所存在的问题

1、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在某些领域仍为空白，而且现有的一些环保法律法规还存在着缺陷，严重滞后于现实的需要，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机制不相适应。有些环保法律法规不具体，不明确，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甚至还出现矛盾与冲突。而且法律条文过于原则化，抽象化，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得过于笼统，导致环境行政执法具体操作起来难以落实。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许多惩罚都是象征性的，罚款数额过低。在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中，禁则多，罚则少，容易导致在环境执法中出现“两高一低”的现象，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导致对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不能给予应有的制裁。法律赋予环境行政执法的权限不足，环保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权，对拒不履行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查封、冻结、扣押、没收等行政强制手段，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环境行政执法疲软，有法难依，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工作的进行。

2、环境行政执法机构薄弱，人员欠缺。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大量新的环境污染源不断产生，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逐年增多，任务越来越繁重。但在环保监管工作最艰巨、最繁重的基层，县级基层环保机构设置却没有得到广泛地重视。一些县区的环保机构挂靠或并入当地的城建部门，大多数基层县区至今还没有建立环境监理机构。而且环境执法装备落后，基层环保部门现有的环境监测、环境监理的仪器设备严重缺乏、陈旧落后、品种少、档次低，缺少懂得用科学化、自动化仪器设备来实施监测和调查取证的技术人员，导致环保部门很多时候没办法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现场取证，致使一些有力的证据灭失，给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环境执法力量薄弱，人员不足。面对不断增多，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现有的执法人员队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环境行政执法任务，只得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使得对排污单位的日常检查次数偏少，范围偏窄。

3、环境执法人员素质偏低，难以胜任工作需要

由于环保执法工作面广，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所以执法人员不但要具备基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而且还应该具有比较广泛的科学知识和相应的业务专业技能。虽然，现在环保执法人员队伍的总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环保执法工作的高要求和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的矛盾仍然突出。问题主要存在于：业务素质偏低，执法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生产工艺、产业政策不熟悉，一些环保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工作责任心不强，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将政府公共权力和执法行为市场化，大搞权钱交易，执法随意。而且执法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对企业的法律、政策宣传引导不够，执法应急能力不强，对环境应急预案的制定、处置技术缺乏。在环境行政处罚中也常存在程序违法，适用相关法律法规不准确、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处罚又不规范等问题。在执法中存在着执法不严，，失职渎职的现象，这些严重损害了环境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

4、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

当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着错误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由于在干部政绩考核、晋升提拔上侧重于经济指标，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一些地方领导竞相追逐的首要目标。部分领导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不少领导干部环保意识薄弱，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认为GDP增长才是硬指标，而环境保护只不过是软指标。只注重招商引资却忽视了许多引进的建设项目造成新的污染源而对地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对一些污染企业只要是当地纳税大户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则为企业挂牌保护不让查，公开限制环保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导致一些“特殊”的污染大户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环境监管。

5、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多头管理，职责不清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的是统管与分类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环保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而且《环保法》还规定：环保、海洋、渔政、公安、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资源、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但在现实中，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何监督其他部门，拥有哪些监督权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正是在这种执法体制下，由于多头执法，造成执法主体林立，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分散，不利于统一执法并给环保行政执法造成混乱。特别是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责，给违法者开绿灯，而作为同级的环保部门，却无法给予必要制约。而且当出现违法问题时，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的实效。

二、完善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相关措施

1、加快修改和完善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

要改善和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就必须尽快修订和完善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环保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对一些不合时宜或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法律法规应及时地修改或废除，对存在的环境法律盲点要尽快加以立法，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减少原则性规定，来增强环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大对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处罚标准，以解决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的倒置现象。并赋予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相应的行政强制权，如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没收、责令停产等必要的强制措施。

2、充实和健全环保执法机构，提高环保执法人员的素质

和业务水平

充实和健全基层环境保护机构，县级以上必须要单独设置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落实环保执法工作的经费，增加环境执法人员的编制。严格把好进人关，择优选择一批年轻化、知识化、能力强、能吃苦的人进入环保执法部门。改善环保部门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增加他们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洁意识。大力推进执法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做到文明执法和规范执法，树立良好的环境执法形象。对执法人员的环境业务知识和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逐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和先进环境监测、分析、检验仪器设备，提高污染源现场快速监测取证的能力，为环境执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3、落实地方领导环保政绩考核，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地方领导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确立“绿色GDP”的概念，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要在制度上将环境保护列入各级领导进行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将环保指标作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指标来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推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环境保护问责制”，凡是环境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官员，不得晋升提拔，甚至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促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紧迫性，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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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市场环境

Abstract: With the imminent accession to the WTO，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a market environment will be more severe. To meet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is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is is to enhance national power needs， but also to enter the phase of strategic business innovation.

Key words: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factors; market environment

一、企业竞争力层次透视

企业竞争的实质，是企业自身在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的占有率以及在用户中的信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低或信誉好坏都是产品或服务竞争力的充分体现，而企业的竞争力，则有不同层次的显现。

1、从市场的层次看，优胜劣汰是企业竞争力作用的结果。这可以从企业外部观察到。 国际上著名的大公司都具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全世界5万多个跨国公司掌握全世界1／3的生产、2／3的投资、2／3的贸易、2／3的技术转让，控制着全球性的市场活动。如果这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所经营的产品 或服务价格调整，就会引起整个产业的波动。企业竞争力在市场占有率和信誉之间不能划等号，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企业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信誉覆盖面大；企业竞争力不强，市场占有率低，信誉覆盖面小。

2、从科技层次看，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知识创新是产品或服务创新的前 奏。企业要在市场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有适应用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不断变化，在品 种、性能、质量方面对产品或者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企业要有新工艺、新技术来启动产品或服务的创新，不断健全销售一代、研制一代、构思一 代的链条式的科技创新机制。

3、从企业行为层次来看，增强企业竞争力依赖战略经营做保障。企业战略经营是否合 理，有不同的判断角度。从企业竞争力这个角度看：一是有一个适应企业自身优势的长期战略规划;二是有经营战略持续的机制作保证。随着加入WTO在即，国内供求关系根本改观，市场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 业要想继续保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应该准确把握现在已进入战略经营阶段这一基本态势。战略型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在于：企业由过去依靠具体 生产经营占市场空间取胜而转入依靠战略设计取胜，这是经济全球化驱动的结果，也是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因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产业集中程度低、区域性产业结构趋同。目前，我国除了个别行业产业的 集中度较高以外，其它行业产业集中度普遍较低。重要产业的企业生产专业水平低、 协作化程度不高，很难形成强劲的竞争优势。同时，已经事实上形成的全国区域性的产业趋同格局，也制约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2、企业制度未健全，企业低成本扩张受约束。综观发达国家大企业或集团公司无一 不是通过兼并联合逐步壮大起来，并通过扩大协作而形成强大的竞争力的；仅靠自身的积累 实现扩张，其进程必然缓慢而又步履艰难。目前，我国企业多 元化投资主体不普及、公司制未完全建立起来，也未完全达到产权明晰、自主经营的要求， 即使是改制的企业内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也不健全，

导致企业兼并的低成本扩张行为受阻。

3、企业的科技创新机制乏力。企业是现实生产力的载体，也是科技创新得以实现的基 地。目前，科技创新制约竞争力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市场反应不迅速，产品更新换代周期长。二是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不紧密。三是企业内部科技创新机制乏力。4、企业的竞争策略缺乏创新。一是依靠资金投入提高竞争力的经费不足。 世界500强前十名的大公司，投资额占销售收入的比率最低是12％，最高达22％，而我国企业的一般不到3％。企业的投资创新原动力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 创新能力。二是竞争的手段少，非价格竞争乏力。三是缺乏一个长期的企业战略规划。靠价 格策略来拓展市场空间已不能 适应目前的消费者的选择心理要求，不了解用户、竞争对手、竞争格局及市场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在一些浅面层次上竞争，这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现实。 无战略经营意识，频繁更换企业经营者，忙于应付其他社会责任，沉浸在具体的经营事务，不能从长期的角度来驾驭企业、捕捉企业发展的增长点，这也是影响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

三、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对策措施

由于我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历史不长，而培育企业的竞争力是迎接加入WTO后面临的 挑战最重要的切入点，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强化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1、建立健全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公平竞争。 一是构筑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制度框架。

要形成包括契约法、侵权行为法、不动产法、劳动法、商法、税法、计量法 、标准化法、会计法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同时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及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调控措施以稳定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政府职能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要通过改革行政审批制和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理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管理手段由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间接管理转变，管理范围从侧重微观向 加强宏观调控转变。其三是健全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这种环境主要包括法制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基础环境、市场环境。

2、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提高产业的集中度。一是发展中小企业及其相互间的 专业分工，提高协作化程度。现代企业经营是协作化的活动，要摒弃摯蠖⑿《珨的 发展思路，发挥中小企业自身优势，把产品做精，把规模 做大，形成专业化的系列分工格局，不断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深等方向发展，使之成为大企业的依托基地。二是铸造各行业的摵娇漳附。要通过重组、联合、兼并等方式形成一批在各产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能力强、主业突出的大公司或 企业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科技开发能力；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通过资本渗股控股，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兼并、重组，做到优势互补，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避免自身过度竞争

。三是建立和健全产业集中的服务体系。围绕产业结构性调整，公布相应的产 业集中项目，提供信息传播或咨询、筹资融资方式和贷款担保方面的相关政策导向与支持，同时还要加强高精尖的技术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向拟集中 的产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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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当前，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经常性、持续性；缺乏先进性、思想性；缺乏群众性、基础性；缺乏因人施教的个性；缺乏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缺乏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具体是：

一）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普遍认识滞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家庭影响等情况，与上世纪末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消防部队内部，所担负的使命任务也较以前（至少是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下发之前），更加繁重而复杂，部队各方面构成较之以往出现许多不同。而我们广大的基层管理人员，或者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些变化了的情况，或者认识得不充分、不到位，致使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足，灵活性不够，实效性不强。

二）不善于和战士进行有效的沟通。许多基层管理人员，包括班长和大、中队领导，习惯于命令式的管理，不愿意或者不懂得放下架子，以平等、诚恳、兄弟般的态度，和战士交心，做战士的知心朋友，所以，也就不能够及时掌握战士的情绪脉搏和思想动态。

三）不懂得运用心理学知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当下，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管理人员，没有认真学习相关的心理学知识，不知道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不清楚战士的个性心理特点，所以，也就不能因人而异和因材施教，碰到言行不一、屡教不改、散漫成性的战士，往往表现为茫然失措。

四）不注重摸索和探讨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实现形式。许多基层管理者缺乏创新思维，多年如一日，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单纯地理解为单对单交流，面对面说教，空对空走过场；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虚于应付，得过且过。

五）不能把“大道理”和“小道理”结合融会，辩证透析。有的偏重于所谓的大道理，张口就是大话、空话、套话、书上的话、别人的话，就是没有自己的话；有的为显示关心，只拣所谓的体己话、近乎话、私房话说，把原则、理想、信念放置一边，给人一种“自家兵”的误导。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部分基层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淡化，没有树立牢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是警校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近年从地方征召的大学生，因为没有部队生活的经历，不熟悉战士心理，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底气不足，甚至茫无头绪；

三是部分基层管理者不注重学习，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能够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是个别基层管理者精力外移，没有把心思用在部队管理教育上。

二、加强和改进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正确认识和全面分析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基本形势，提高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的分配不公、过大的贫富差距、深度的社会腐败、普遍的信仰缺失，学校里存在的小学讲奉献、中学论竞争、大学谈生存，以及家庭中存在的轻率离异、失业下岗、家庭纠纷和独子娇惯等等问题，都或轻或重地影响到部队兵源的素质和质量，并将影响到在职官兵的思想和行为。另外，在消防部队内部，所担负的使命任务也从单纯的防火灭火，扩展到各类事故灾害抢险救援的十八项之多，官兵们的体能训练强度和精神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另外，近年来，地方大学生和政府专职消防员补入逐年增加，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烟台开发区为例，三个消防中队的政府专职消防员所占比例是：泰山路中队58%、八角中队70%、长江路中队75.8%。这就使得基层部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官兵的思想状况更具复杂性，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具多层次性，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一些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手段渐渐失去了生命力，我们只有弄清析透这些新的情况和特点，才能不断增强这项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实效性。

二）认真研究与战士的沟通艺术，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沟通机制。

沟通是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学会沟通，善于沟通会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普通士兵约翰战胜了声明显赫的将军陶克，赢得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就是因为约翰在演讲时，紧紧抓住议员是民众代言的特点，说的话比陶克更加贴近民众。作为部队基层管理人员，在与战士的沟通中，我们也要遵循尊重、真诚、赞赏优点、单独批评、允许存异、虚心接受意见的沟通“黄金律”，放下架子，和战士结交知心朋友，逐步建立和完善永续高效的沟通机制，并通过制度化来确保经常化，比如思想分析制度、队伍疑难问题会诊制度、重点战士谈心制度等等。

三）根据战士的心理特点做好深入细致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

据了解，现在的战士中，现役兵的年龄在17岁到24岁之间，政府专职消防员在18岁到30岁之间，个别特招的驾驶员和厨师岁数还要大些。也就是说，除了个别特招的人员外，绝大多数战士都是青年，有的正处于青春期。这个年龄段的主要特点是：身体急剧变化，性开始成熟；情绪易激动，自我意识增强；世界观逐步形成；自尊心强，需要他人的尊重与信任；喜爱交际，要求获得友情；富于幻想，总想干一番大事来证实自己。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些共同特点，再按照他们的个别心理特征，做好更加深入细致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比如，对于性格爽直的战士，我们可用平等善意的直接对话方式交流；对于腼腆害羞的战士，我们可以从说身边的事情开始，慢慢地转移到他内心的观点、看法和经验；对于固执己见的战士，我们则要先静听他的意见和主张，然后，再利用具体可靠的证据，摆事实讲道理，慢慢将其说服。

四）熟练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思想分析的方法，强化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大环境和部队小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战士也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基层管理者如不正视、不分析、不研究工作对象的变化，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熟练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去看待每一个战士，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每一种现象，每一类思想问题，都要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因果分析、辩证分析和趋势分析的方法，弄清它们是偶然性的个别问题，还是普遍性的一般问题，是普通的认识问题，还是思想品德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会导致何种后果，从而预测某种现象和问题发展的总趋势，把握它们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多渠道、多层次、立体化持续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

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在我们消防部队整个政治工作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项最经常、最大量、最普及化的工作，必须把它贯穿于部队执勤战备、灭火战斗、抢险救援、训练学习、生活娱乐等全过程，渗透到完成各项任务的全过程。在具体操作中，必须体现群众性，形成全方位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合力，逐步建立起全体官兵“政治上互帮，业务上互教，作风纪律上互管，生活上互助”的“四互机制”， 形成部队、社会、家庭和当地政府“四位一体”的系统工作网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应。比如，对占了很大比例的当地政府专职消防员，部队要与他们的家庭经常保持联系，定期走访，或者根据需要邀请到中队，介绍战士在部队的各方面情况，诚恳听取和接受家长或家属们的意见，从而增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性和实效性。另外，必须明确部队这个战斗集体的特殊性，与“防松治散”的整顿教育和严格管理相结合，以保证整个队伍管理的张弛节奏和内在的权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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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对策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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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投资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ation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cro 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economic polic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Keywords: real estate; Macro-control; Economic policy; investment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引言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平衡与整体优化，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国家对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会导致房地产调控的片面性，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满足住房供应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伴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实践，进一步研究和确立调控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调控实践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

2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的意义

通过对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及其功能，另一方面可以为有关的部门单位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

1．通过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依据

通过对当前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可以使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政策的作用和功效，为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事前控制，提前预测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对房地产市场及其他产品市场可能产生或引起的效应等进行提前掌控，并为有关部门根据房地产市场所出现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具体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功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对症下药，避免政策适用不当造成的附加损失，及时缓和问题所带来的附加矛盾，促进房地产市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掌控之下和谐发展。

2．通过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对当前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房地产企业了解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了解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对何种情况产生影响，了解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可能导致本企业的损失有多少等等，为房地产企业采用科学、合理、合法的措施，防止和预防对企业造成损失，及时调整和转舵，对宏观调控经济政策调控后可能产生的威胁和机会进行掌控，并为企业制定相关的战略规划和战术计划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3．通过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通过对当前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民生，了解人民的需要，及时有效的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帮助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缓解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竞争而引起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环境，促进国家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3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是有利也有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某些经济相关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利用这只“看得见的手”，帮助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维护秩序，缓和矛盾，抑制相关负面问题的出现。而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有关部门通过相关的手段，如变动税收和支出或变动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利率等，从而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

一．加息

从短期来看，加息会从三个方面对房地产业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当前的高房价回归理性。

首先，加息表达了央行的一个宏观调控的信号，从而改变购房者对房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很多人就会从楼市退出来；其次，加息会增加存款人的货币收入，增加贷款者的利息负担，这会抑制投资者、投机者的购房需求；第三，加息会增加投机者囤房、开发商囤地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商品房的供给。加息主要是改变购房者和售房者的成本收益曲线，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双方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供需双方在动态中达到一种均衡。

二．房产税

房产税，又称房屋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对房产征收的目的是运用税收杠杆，加强对房产的管理，提高房产使用效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配合国家房产政策的调整，合理调节房产所有人和经营人的收入。开征房产税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有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和投机行为，有利于改善人们购房的理念，有利于抑制虚高的房价，使得房价回归理性等。

(1)降调节房价增长率；

(2)低房屋土地空置率，调节供需平衡；

(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降低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分依赖；

(4)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缩小贫富差距。

三．限购令

限购令有利于社会公平和资源节约，影响如下：

(1)限购令的执行，已经按下了高房价的疯狂的头颅，逼迫房价进入下降通道。过度的投资保值投机已严重扭曲了房地产的居住功能，一户一房的调控目标就是要还住房本来的居住本质，确保更多以居住为主的居民的利益；

(2)限购令固然是以行政强力遏制了购房需求，其短期或对调整房市有所影响，但正因为调控行为的非市场化，政策的连续性就让人存疑。而这种对政策不可持续的预期，则可能对市场调控效果及政策信心造成损伤；

(3)“限购令”的实际效果很有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首先，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对房价而言只能发挥临时降温作用，并不能真正改变市场预期。只要炒房客预期房价继续上涨，炒房客就有可能千方百计绕开规定。其次“一户限购一套房”的规定有漏洞。炒房客既可以借用暂时不买房人的身份证来炒房，还可以通过假离婚等方式来炒房。再者，如何发现购房者提供虚假信息骗购也是个问题。

四．限制银行给房地产贷款

只要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流动性充足无忧，房屋销售价格就没有降价压力，同时受城市房地产资源稀缺性等因素影响，房屋售价还可能持续上涨，这是导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来源直接间接占比4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

五．保障房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出台势必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1)有利于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2)有利于稳定房地产投资增长；

(3)保障性住房大量入市影响房地产供求关系。

4 结论

目前，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显著作用，在这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出台中，政府运用了税收、信贷、行政多种手段，结合市场的起落，确保房产市场平稳的发展，同时又带动相关产业，促进就业和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在不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以保证民生，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张勇，闫鹏，杜子平，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研究，建筑经济，2010年第01期

[2]王雪，银行利率上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金融分析，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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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