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0 17:32: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经济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62-02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
公民参与，是指以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公民资格为目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从事的所有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行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保证政策目标公共性、政策制定科学性、政策执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首先，有利于确保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10“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服务于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依据，以公共利益为政策的最高目标。”[2]26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表达利益诉求，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防止公共政策为私人或利益集团服务，保障政策目标的公共性。
其次，有利于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依据于政府自身掌握的信息，而任何决策者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有限的，相反，公众却真实地掌握着大量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和具体层面的信息。安德森认为：“权力和知识的分离有可能损害行政管理决定的合理性。”[3]131因此，吸纳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才能保证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才能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更加真实和完整的信息，有助于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再次，有利于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执行通常需要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政策效果的好坏一般取决于政策方案的优劣、政策执行主体的推行力度，当然政策目标对象（公民）的配合支持程度也十分关键。如果公民采取被动甚至抵抗的态度，那么政策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能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能使公民加深对政策价值的理解，能使公民自觉积极地配合和推动政策的实施，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
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各方面条件不断好转，但现实中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深度和广度与公民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方面的困境。
（一）制度保障缺失困境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大多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整合与表达，法律虽然规定了公民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但这些规定没有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内容、途径和步骤等用制度化的形态予以明确规范，缺乏切实可行的程序去落实，就如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但多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并没有法律作为刚性保障，这样一来公民参与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十分明显。另外，受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政府习惯于垄断信息，漠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和身份，限制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把制度规定束之高阁，一些基本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往往只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而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就连被认为是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的听证制度似乎也被异化，更多地表现出政府职能部门将某项既定决策借此公布于众而非征求公民意见。
（二）政治文化制约困境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制约。目前，一些官员仍然奉行作风，习惯于替民做主，片面强调“专家”和“精英”治国，在这种氛围的主导下，公民只能被迫沦为服从的对象。另一方面，政府虽然意识到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权，却对公民参与效果有种种质疑。认为公民参与往往存在代表群体不充分、威胁政策质量、阻碍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等问题。这必然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处于紧张、互不信任、冷漠甚至对抗的状态之下。
二是臣民意识的制约。传统政治文化的残余并未彻底消除，政治冷漠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情绪。公民把政策制定完全当成是政府的事情，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认为百姓理所应当的是听安排、随大流，这种定式思维影响了公民的主体认知，容易导致服从甚至是盲从的角色定位，抑制了公民表达自己利益主张的主动性，制约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三）公民组织局限困境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组织性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组织发育不成熟、组织化程度不高；二是公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扮演着政府的“帮手”角色。公民组织是实现公民利益整合的重要平台，能有效地减少公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形成合力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团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表达、协调、综合公民意愿的作用。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还远不成熟，表现为多数政治社会团体尚缺乏充足的代表性，未能充分获得成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因而不能有效地把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意志。”[4]我国许多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大，业务活动受主管行政部门的指导，履行职责不到位。其对政策的研究、分析有时变成对政策的解释或论证，对政策实施结果的评价不符合实际，提出的政策意见带有片面性。可见，民间组织“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特点，严重阻碍了其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聚合作用。
三、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公民要求参与公共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现行政策参与体制还难以适应公民参与需求。面对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路径来消除公民参与的壁垒，最终达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就是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可以通过完善以下制度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1.信息公开制度。“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5]131。信息公开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前提，政策信息的公开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公民参与的程度。因此，应尽快建立一整套法律保障体系来规范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借助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行电子政务，保障公民方便快捷地掌握各种政策信息，促进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
2.民意调查制度。民意调查是拉近政府与公民距离的有效手段，是倾听民意体察民情的重要方式，对于激发公众政治热情有重要作用。在对关系全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方案等做出决策时，应主动组织一定范围或全民性的讨论、评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以便让公共政策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决策听证制度。政府部门应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恰当地确定实施听证的决策领域，正确地选择决策听证的运作方式。从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应当优先考虑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特别是民生领域实施决策听证制度。
（二）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公众参与行为的指向、方式和程度，民主的、现代的政治文化是公众参与不可或缺的心理背景。为此，一要树立合作共治理念。政府部门拥有公共权力，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公务员对待公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作用的发挥，“如果没有行政官员个人认可公民参与发挥的作用，公民参与的各种创新行动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6]118。这就要求政府从“统治者”、“控制者”转变为有限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要求政府官员克服官本位思想，以民为本，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二要培育公民主体认知文化。“使自由平等精神渗入到社会传统和习惯之中去，努力使传统的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7]公民主体认知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塑造独立健全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认知能力。因此，必须解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提升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将公民政治冷漠的参与情绪转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参与。
（三）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8]因此，必须促进公民参与组织网络的形成，使公民更多地通过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参与政府决策，“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9]29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组织的独立性，提高其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抗衡力量。社会中介组织能够有效地将公民的个体意见转化为一致的组织意见，形成可以向公共政策决策系统输入的利益诉求与政策信息。而这些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推动公民参与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弥补公民个体参与的不足与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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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经济形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
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的一年。一方面，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各类风险上扬；另一方面，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孕育新的生机和动力，回落中也开始出现局部稳定的迹象。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本轮回落与以往经济深度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疲软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在总体低迷中出现了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消费领域的繁荣、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兴产业的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迷与创新领域的活跃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第二，持续的稳增长政策在四季度开始有所收效，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有趋稳的迹象，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低迷、内部增长动力的弱化以及各类周期性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探底，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经济运行的底部。特别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以及“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
第三，在输入性通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的作用下，GDP平减指数步入“负增长区间”。这标志着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因素开始由长期趋势性因素转向中短期周期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及通货紧缩的显化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持续的工业不景气开始向服务领域和消费领域扩展，宏观景气开始承受全面回落的压力。
第四，出口小幅负增长、进口大幅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衰退式顺差”的增长，不仅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存在过剩的储蓄，同时也表明内需回落速度要远大于外需回落的速度，全球不平衡逆转所引发的中国结构性调整压力以及内部不平衡引发的扭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导因素，结构性再平衡应当成为治理总量失衡的核心任务之一。
第五，在收益下滑、预期回落和价格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资金运转速度出现下滑，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出现内生性收缩，资金链条出现变异。在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能力下滑的同时，“衰退式泡沫”出现。各类“衰退式泡沫”集聚，导致金融扭曲加剧，金融风险在传递中累积和放大，成为宏观经济异变的触发点。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遗留了很多问题亟需有效解决
第一，近几年持续开展的增量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目前还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第二，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第三，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尽管房地产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但目前房地产市场库存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新开工和投资下滑趋势尚未扭转，资金压力紧张，三四线城市面临严峻挑战，市场全面复苏任重道远。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复苏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不仅复苏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而且脆弱复苏下市场分化加剧还可能诱发“虹吸效应”，加重局部地区困难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短期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不逆转，短期的经济企稳就难以实现。
第四，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驱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但适应新常态的利益共容体系和激励机制却没有出现；反腐倡廉和全面整顿堵住了很多的“歪门”和“旁门”，但却没有很好地开启“正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呈现消退的态势，各类传统的共谋格局被打破，但却没有围绕“新常态”改革调整的阶段使命，形成一致行动和良性合力。
第五，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捉襟见肘，在“微调与预调”的哲学理念下，“微调”没有达到“预调”的目标，在“控风险”目标指引下局部风险却在扩大，在“稳增长”调控下宏观经济出现了超预期回落，“通缩-债务”恶性循环效应显化。
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
2010年以来，因世界经济低迷、国际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国内进出口疲软以及四万亿释放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越发严重，经济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各类政策在地方政府懒政庸政、部门利益冲突、政商关系重构、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扩张的产业政策难以到位以及精英阶层的懈怠逐渐成为当前影响经济的核心根源，而越来越突出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成为了我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
首先，我国供需矛盾升级，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方面，我国中低端产业占比较高，高精尖产业占比较小，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高，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小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了制造业通缩，高度过剩的产能难以消化，旧供给难以满足新需求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过去以“投资率高、对外依存度高、消费占比小”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受到了冲击，表现为：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投资增长有限，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进出口出现“衰退式顺差”，增长持续疲软，主要源于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同时，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也使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三是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提高，消费结构也亟待调整。从2015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我国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增速依然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以上形势都要求我国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视供给侧的管理。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问题突出。从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数据看，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凸显。在全国经济增速整体回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而部分省市却出现了塌方式的质变。同时，不同区域的政策倾向性和完整性也不同，这将直接引发这些区域政府运转发生变异，导致基层政府功能失灵的现象。另外，我国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分布都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针对区域结构问题，未来政策应该更加偏向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
最后，资源占据、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重视不够，致使经济中相对高端的产业偏少、资源消耗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看，依靠的主要是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所以，增加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投入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外，“僵尸企业”对劳动、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占据，所导致的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也需要重视。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外，我国还存在着城乡收入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等，并面临着各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加剧，表现出的产能过剩、转型停滞省份陷入持续的低迷、传统制造业陷入长期困顿等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与需求侧管理协同的供给侧管理策略逐渐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疲软，各种结构指标出现深度调整，虽然局部经济有稳定的倾向，但回暖动力仍然薄弱，在这样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矛盾下，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将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终结和贸易不平衡的逆转决定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核心是在贸易品大幅度存量收缩的基础上全面提升非贸易品的供给，这种转型主要源于非贸易品需求的提升和贸易品需求的下滑以及不平衡基础上的各类泡沫与扭曲的全面暴露。此时，中国采取推进相对价格调整的各种改革政策和调整策略是合理的。“取长补短”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存量调整上表现为贸易品行业必须进行深度的去库存和去产能，我国不断积累的过剩产能，给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此时盘活存量对于结构改革十分重要。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存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压力而给予特殊保护的“僵尸企业”，阻碍了要素向更有效率的供给流动。应该在供给侧让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市场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对于这些问题，在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措施。能否有效解决这些存量问题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能否真正企稳回升的关键性因素。在增量调整方面体现为供给短缺的非贸易品部门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投资和供给，表现为各类服务供给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在这个调整中，特别是在存量退出的进程中将产生大量的外溢效应，可能引发总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结构性的萧条，这些现象的出现就需要全面启动需求侧管理。
第二，全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配合需求管理政策。近期出现的进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进程中贸易顺差大幅度反弹的现象――“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此时，有一种内部体现为私人投资需求的不足、外部体现为衰退式的贸易顺差的“双萧条”困局需要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是消费的提升；二是结构性的投资提升政策；三是启动全面的减税政策和扩大支出政策，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这是改变“衰退式顺差”的一个短期关键。
第三，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提高要素供给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条件，而我国这方面的发展仍然滞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需要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通过大规模采取创业创新促进政策，强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谨慎甄别创新中的风险，防止新兴产业泡沫的形成。还应当吸取以往我们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失败的教训，谨防短期行为和寻租活动的发生。另外，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来实现，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带来的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将促进我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积极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新阶段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通过价格机制调整、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方式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这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总的来说，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时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篇3
一、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
1.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
我国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体运行形势中体现出了喜忧皆有的情况，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回升趋势，全国的总体规模出现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发展情况下对比，基本算持平的状态。这样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中，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渐的回落形式，伴随着国家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在2015年的四个季度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工业经济企业的稳步性发展和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并且和社会融资以及规模型增长之间有着关联性。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对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产对于内需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当前的内部消费增长动力非常弱，很多制造业出现了投资和效益增长都缓慢地情况。因此，说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内动力方面还呈现很多的不足之处。
2.工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
市场时充满着竞争力的市场，具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国的工业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增长了20%，这样和2014年以前相对比，有所回升。在工业发展规模上，出口的交货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长，大约增长了8%，相对于前往几年也有将近两个点的增长力。从出口的目标和目的上看，我国在一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趋势。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长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纺织类、服装类以及鞋类产品，国外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回升性，极大的带动了家具的出口，这样的增长情况让我国的出口业更加完善。
3.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技术革命的深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信息和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3D打印机的出现，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是让人和机体进行有效的智能结合，这些在制造业上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倪端。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在结构上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深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行业的集体化发展。例如，在上海、广东以及重庆等地方，已经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出现了40多个发展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得使用数量上也一直则增长。这样在未来还会有所突破。3D打印机在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行业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预计此项技术在市场的规模上会突破100亿元。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以及创新方面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和国外一些先进的国家相对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产品也集中在制造业的家电和金属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创新力还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对国外的引进，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机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无法突破瓶颈，因此在短期内还需要不断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相抗衡。
4.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因为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对于劣势企业有了淘汰的机制，这样倒闭效应就更加明显，市场的潜在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可能导致银行在贷款方面的风险非常大，当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负债率，这种负债率还在持续的上升。例如，在化学纤维方面，钢铁以及有色金属方面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由于在产的负债率不断的上升，并且产业利润还在不断的下降，这种作用会让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很多的债务违约情况出现，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很多企业除了银行借贷以外，还会使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民间借贷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渠道更多，债务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牵连的债务人就更多。若是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有可能引发负债外逃的情况，这种债务纠纷引发的社会风险会更大。最后，产能过剩对于地方的财务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影响。很多地区因为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接续产业的迟缓性，差能过剩企业的淘汰，让企业的总体数量减少，这样地方税收政策锐减。市场的淘汰性牵动着万千企业，更牵动着万千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这样所引发的失业救治问题就非常明显。
二、工业经济形势政策建议研究
1.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有效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产生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国家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锐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性的作用，以此强化企业的利润受惠面，这样的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可以增加微观的主体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目标，减少一些不科学性的收费，以此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税收的政策要及时的减除，强化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折扣，促进企业技术的强化和改造，让企业利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当作自己前进的梯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对于区域性目标的建设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
2.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杠杆出现，不仅仅能够淘汰落后的企业，还能够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调节。对于产能过剩进行调节是资源优化使用的结果，强化对资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业方面对资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环保以及安全性的生产，制定出完善的科学的行业准入条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产能力的企业进入到市场中，由此也针对市场情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以此引导一些投资者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技术上的结构。对于一些因为产能过剩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实行补偿和圆柱，鼓励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退出市场，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上准确的观察市场的情况，以此减少盲目投资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可以对工业决策以及投资方面进行引导，对企业进行监督，以此给企业指明更明确的投资方向。
3.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连接，让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有效释放，深化体制改革，以此激发出市场对企业作用的潜在能力。对于政府的投资体制进行完善和改变，不断的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的效益，在较大的企业中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业经理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整体创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在提升。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资源要素在价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更加公开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工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工业发展的建议有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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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竞合网络系统
学术界大多认为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我们认为竞合是多个个体(包括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在利己与利他行为同时存在的一种关系状态，是由某类群体中个体之间在利已与利他行为同时并存方式下为个体与群体达到利益的一种活动过程。参与竞合活动的所有个体构成竞合系统的基本单元，他们之间连接构成一个网络系统，竞合网络系统中的个体都是同时利己与利他的，在某些目标上是完全利己的。
一个竞合网络系统的基本要素有：个体(局中人)、主体(控制者)、项目(决策)、策略(方案)、回报(目标)、规则(契约或约束)、环境和时间等。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系统都属于竞合网络系统，称为经济竞合网络系统。例如，区域经济系统就是典型的竞合网络系统，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和集团构成个体，主体一般是由政府或主管部门，但更多是以联盟形式构成的虚拟主体，特别是同一行业中个体经常为了竞争相互之间结成同盟。竞合网络系统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控制主要是通过规则或契约来实现竞争与合作强度。这种竞合规则是给出竞争与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制定规则是主体或个体之间保障竞和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竞合规则是系统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竞合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竞争规则，另一类是合作规则。
竞争规则是个体在竞合系统中必须执行的公共法则，个体完全遵循利己主义，一切规则按自己的利益出发。竞争规则具有几个作用：对每个个体是公平的，会减少系统个体总数量，提高个体竞争实力，弱的个体会被自然淘汰。竞争可定义为在他人的成本付出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在经济竞合系统中竞争规则主要是通过3种方式来带动经济效率的：1促进资源优化配置；2推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3减少交易成本。
合作规则是一个基本竞合系统中相对某项目上制订的具有一定时间效应的法则，是基本竞合系统中所有成员需要遵守的规则。在经济竞合网络系统中，其中所有的个体形成联盟或其中一些个体组成多个联盟进行合作竞争。合作可能会给参与个体带来更多利润，增加个体的竞争力，合作不会减少个体数量。当一个竞合系统只有一个主体时，个体的生产效率会减少，甚至产生与竞争规则相反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竞合系统中需要有合理的竞合规则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当竞争规则为主时，系统的个体竞争会变的更加激烈残酷；当合作规则为主时，系统的个体之间的竞争能力会下降，但系统的整体收益可能会增加。主体可以通过调节竞合规则有效协调个体之间竞争与合作活动。
二、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通过对浙江省各个城市区域经济在资源、人才、科技和教育投入等方面发展的在竞争与合作方面的差异分析(详细数据分析略)，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全省在经济方面的整体竞争力、规模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抗污染能力、融资能力、适应环境和资源政策变化能力等方面的不协调发展，直接影响了全省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主要原因是城市之间缺乏合作，政府对落后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仍然不够。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对整个系统提出一系列的有效的竞争与合作规则。
(一)加大城市中各行业制度创新力度。提高系统总体竞争力并协调发展
经济竞合系统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的市场化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力强，合作力弱，这是导致许多个体在竞争中被消灭的主要原因。
(二)建立省内各种竞合模式，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合作力协调发展
合作是提高个体在系统中生存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有效的合作模式可使得竞合系统变得更强大稳定。下面我们提出区域经济竞合系统的四种竞合模式。
1 核心模式：是以某个城市中一个比较强的个体与其他城市许多弱的个体构成基本竞合系统。选择省内城市中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相对稳定的分工协作体系来构建。以某个城市大企业与其它城市的中小企业可以建立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其分工配套的纵向生产协作体系，达到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目的。
2 联邦模式：是若干个体组成联盟形式的基本竞合系统。建立区域经济竞合系统中以若干相似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跨区域的一种联盟，他们之间主要靠业务协作，有时缺乏核心企业，可以在服务业中建立，如在旅游业中旅行社、景点、运输公司、旅馆和餐馆之间的一种联盟。
3 连锁模式：是指在省内各城市之间同行业的个体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基本竞合系统。这种模式可以在商业行业中进行，形成一种连锁式经营，有时规模大到跨区域垄断市场，具有很强的合作力和竞争力，减少城市之间的竞争损耗，提高各城市之间的协调能力。
4 集团模式：是由许多不同城市的各种行业的个体组成的一种集团联盟的基本竞合系统，它有时可以积聚不同行业的各个城市中许多企业在一起形成集团优势。这种模式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中同时形成，形成产、销、修一条龙经营。这种模式对于城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省内各个城市与外部城市的合作。提高城市的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
竞合系统不仅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合作提高个体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通过与系统外其他的竞合系统中的个体合作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浙江省内各城市的企业可以通过与上海、江苏等省市的企业合作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篇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70)
内容提要：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水平不高，深层次原因在于三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严重非均等化。这种非均等化，在教育、医疗、文化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深刻的体现。要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过大、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公共服务供给单一与市场化不足等一系列症结和障碍。本文在对相关领域现状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京津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症结障碍 对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09-0070-06
[收稿日期)2015-05-30
[作者简介]鲁继通，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都市圈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产业转移与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lOzd＆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价梯度与产业梯度耦合机制及城市群产业用地结构优化”(G03130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研究——全面推进中的战略重点研究”(14ZDA23)的阶段性成果；获得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都市圈研究中心(PXM2015_014205_000126)、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资助。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正在崛起的巨型都市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是我国北方连接“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重要枢纽。当前，京津冀都市圈正处于创新驱动、经济转型与协同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协同发展水平却低于其他经济圈。究其原因在于本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协同程度偏低，始终没有走出“行政区”掣肘，导致逐渐形成结构锁定和利益固化，然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根源就是三地基本公共服务严重非均等化。目前，北京集中了过多的教育、文化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使其拥有河北和天津无法企及的优势，由于资源过度集中使北京人口、交通、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为此，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推动北京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转移，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底线公平”和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地域差距，解决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瓶颈问题。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特征
（一）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显著
1．教育资源供求总量和结构失衡
2014年北京、天津和河北每百万人拥有普通高校（机构）数分别为4.14所、3.29所、1.57所，表明三地教育资源占有量差距较大，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从高等学校教师资源占有量看，2013年北京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为7.89人，高于天津1.97人、河北2.31人，而河北也低于同期全国0.2人，说明三地教师资源配置不均与供求矛盾突出。从高层次教育培养看，2014年北京高等学校（机构）在校研究生数为27.4万，而天津、河北分别为5.06万、3.78万，是天津的5.33倍、河北的7.03倍，北京高层次教育水平远高于天津、河北，表现出“一枝独秀”的优势。基础教育方面，三地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这些都反映京津冀三地教育服务非均等、不平衡现象极为突出，教育资源供求总量和结构失衡并存。
2．公共教育支出差距有缩小趋势
2013年北京、天津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分别为3305.94元、3134.81元，而同期河北仅为1049.19元，也低于全国的1573.10元，说明三地在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方面存在明显的梯度，同时也折射出三地的财力、政策以及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落差。从发展潜力看，2013年北京、天津、河北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15.58%、25.04%、33.82%，河北最高，北京最低，反映出河北在教育支出上正“迎头追赶”。从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看，2013年河北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2.70%，高于全国1.35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天津分别低于全国1.03个百分点、0.54个百分点，充分反映出河北在公共教育方面开始“发力”，三地公共教育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3．三地教育质量“梯度差”明显
京津冀地区高校主要分布京津一线与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一线，高校区内分布不均，形成高等教育的“稀薄区”与“密集区”共存。从教育层次与类型看，北京集中26所“211”高校，而天津、河北分别为3所、2所。2014年京津地区本科高校集中了区内本科高校总数的65%，河北地区专科高校集中了区内专科高校总数的59%，表明京津的优质教育资源极为丰富，而河北则相对落后，也体现出三地教育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2013年北京、天津、河北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58.3%、46.4%、42.7%，表明三地教师专业素质、教育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同时，河北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也比较落后，一些地方仍没有脱离应试教育的模式，北京、天津则更加注重综合教育模式。教育存在巨大的“梯度差”，反过来又形成“马太效应”，加剧了公共服务供需的“紧平衡”状态，阻碍教育资源的跨区流动与有效衔接。
（二）医疗卫生资源呈“断崖”分布，医保体系对接不畅
1．公共医疗资源供需矛盾“趋紧”
201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3.7人、护士4.2人、床位5.0张，天津拥有执业医师2.3人、护士2.1人、床位4.1张，河北最低，仅拥有执业医师2.1人、护士1.7人、床位3.5张，和京津相比，河北医疗资源供需非常紧张，京津冀医疗服务呈断崖式分布。2014年河北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数仅为0.9家，只占北京的29%、天津的36%，三地优质医疗资源差距明显，而北京和天津剪刀差较小。由于河北优质医疗资源薄弱，很多病人不愿在本地看病，直上京津，造成京津两地大医院人满为患。2014年北京医疗机构为全社会提供2.21亿人次的门诊服务，超过300万的车辆服务，其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总量中，外地患者占近34%，而外地来京就医人口中，河北三分其一。2013年北京人均卫生费用支出居全国之首，为4841.29元，天津为3034.87元，而河北仅为1461.53元，远低于京津两市。北京、天津聚集了大量的医院和医师，医疗费用支出力度较大，河北医疗服务水平较低，三地医疗服务水平“鸿沟”依然严重，供需矛盾“趋紧”。
2．医保同城化亟待突破
目前，京津冀三方医保合作已进入“步伐加快、协作推进”阶段，但由于三地医保待遇差距过大，无法异地结算和待遇互认，阻碍了医保同城化进程。2013年天津、河北城镇职工医保支出分别为123.4亿元、143.3亿元，远低于北京的381.9亿元，若按人均计算差距更大。三地医保缴纳基数及报销起付线也存在较大差别，即使在同一省内各城市的标准也不一样，2013年北京市人均医保缴费基数单位和个人分别为6267.6元和1289.52元，天津为4224元和844.8元，石家庄仅为3513.2元和702.64元，河北其它地级市则更低，三地之间医保缴费基数相差较大，直接影响地区间医保衔接程度。京津冀三地尚未实现统一的医保标准，医疗资源流转程度低，报销制度不对接，异地就医有“保”难“报”的现象极为突出。
（三）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相互之间衔接程度低
1．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不平衡
2013年北京、天津、河北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分别为0.98册、1.00册、0.26册，河北不仅与京津差距较大，也低于全国0.29的平均水平，反映出京津冀公共分化资源布局不均衡。从出版物发行机构看，2013年北京每万人拥有出版物发行机构为4.37处，在三地最高，河北最低仅为0.99处，三地差异系数较大。2014年北京每百万人拥有表演艺术团体机构数为14.31个，天津为3.46个，河北在三地中最低为1.38个，仅占北京的9.6%。总体上讲，京津冀三地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文化事业发展不平衡，文化服务供需失衡。
2．文化产业发展自成体系
由于文化资源禀赋、区域规划的原因，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资源配置失衡。2013年北京拥有98351个文化及相关企业单位，而天津、河北分别为20127个、28884个，三地在文化发展水平上落差较大。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厚重且强势，文化产业起步较早，总体实力较强；天津正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扶持政策，酝酿、建成一批文化创新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相比而言，河北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同时，各地在文化产业项目策划和文化产品研制、开发、销售上，也较少考虑与另外两地的有效衔接，没有形成区域整体的文化凝聚力和竞争力。
（四）社会保障标准落差较大，缺乏社保一体化的配套体系
1．生活保障标准差距悬殊
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910元、31506元、24141元，巨大的收入梯度差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制约着区域社保一体化的发展。2014年京津冀三地中河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最高，为4.13%，而北京、天津相对较低，分别为0.65%、1.67%，表明河北社会生活保障压力相对较大。无论从城市还是农村看，北京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都是最高的，2014年北京城市／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650元/560元，而天津为640元/440元，河北最低为500元/225元，三地生活保障标准差距较大，导致相互之间无法流转。此外，三地生活保障支出也存在较大差异，从侧面也反映出三地的财力水平及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2．社会保险参保比例严重失衡
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2014年北京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最高，为64.7%，天津、河北分别低于北京27.7个百分点、47.6个百分点，北京养老压力大，天津、河北相对较小。从医疗保险看，2014年北京、天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66.5%、34.6%，高于全国43.8%的平均水平，而河北仅为23.0%。从失业保险看，2013年北京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49.1%，其参保比例分别是天津、河北的2.5倍、7.1倍。此外，在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北京的参保比例在三地中仍旧是最高的，表明北京的社保体系相对完善，覆盖面较广。三地社会保险参保比例严重失衡，又未建立统一的社保结算平台和互为匹配的政策措施，导致区域社会保险发展极不平衡。
3．住房保障供需失配特征明显
由于北京、天津过度集中了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人口大量涌人，住房供需失配问题较为突出。2014年北京、天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1.54平方米、28.13平方米，而河北高于京津二市，达到32.51平方米，京津住房较为紧张。2014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7.1，天津、河北房价收入比分别为9.6、6.7，而北京高达14.5，远超出合理区间，反映出北京住房成本较高、压力较大，北京购房难、购房贵等问题极为严重。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但北京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问题十分严峻。由于保障性住房多是面向本地户籍家庭，对外来人口占1/3的北京来讲，住房供需矛盾极为突出。同时，三地之间的住房保障政策不对接，保障性住房无法异地流转，在京津冀区域内无法实现保障住房人群和保障房资源有效匹配。
二、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症结障碍
京津冀三地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与阶段，北京处于第一梯度，拥有最优质的公共资源，天津、河北相对薄弱。由于区域内公共优质资源配置失衡，相互之间不能有效续接与转移，导致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非均等化明显。影响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历史习惯等，还受到深刻的体制政策所限。
（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过大
受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制约，公共服务的供给多是由地方财政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决定的，由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一般较低，供给过程中会出现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在某种程度会影响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际上，在供给不足情况下，也会因政府某种行为而导致供给不均，供给不足前提下的供给不均会加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程度。2014年北京、天津两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逼近10万元，而河北仅为3.85万元，三地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悬殊。从公共财政支出看，2014年河北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为0.63万，京津两市分别是河北的3.32倍、2.97倍。京津冀三地资源禀赋和发展起点不同，北京、天津两市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城镇化水平较高，政府有较强的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河北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仍处于城市中期阶段，财力有限，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相对较弱。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能力的巨大差距，直接影响各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又进一步阻碍了京津冀整体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
（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
国外很多国家都以立法的形成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和界限，较好地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和财权的匹配，而我国各级政府在事权和财权均存在不相称的现象。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比例失衡明显，中央拥有大部分的财权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严重的责权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地方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种财政分权体制，不仅影响政府支出结构，也会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客观上会造成区域内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京津冀三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各地公共服务自成体系，供给标准不统一，缺乏保障区域间各政府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制度安排，三地之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加剧了区域间、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水平。目前，我国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中央在平衡地区之间财政的差距不甚明显。
（三）公共服务供给单一与市场化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政府负责公共服务的投入、建设、分配，集决策者、提供者和监督者于一身，对公众的需求偏好了解不深。这种单一供给模式和治理机制会造成上级决策与基层执行、集中供给与多元化需求的矛盾，削弱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可能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总体不足与局部浪费并存的局面。此外，该模式排斥其他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的介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政府单一供给公共服务时，容易忽视公众偏好，也可能因缺乏竞争机制而降低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而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也不能使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最优，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会出现市场失灵。目前，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仍旧比较单一，市场化水平不足，而区域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公共服务需求层次和公众偏好差异，加剧了均等化需求整合的难度，这也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制度缺失与法律保障不到位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高度法制化做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高，主要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存在制度缺失与立法不足的现象，各地区尚未出台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立法，也未制定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约束性的法律体系，仅有少数政策性文件。使得区域内公民平等地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各地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比较明显，也使得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不能相互衔接与匹配。
（五）缺乏统筹规划与绩效评估体系
目前，京津冀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仍未出台区域公共服务的总体布局和推进目标，也未建立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机制，各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流转，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至今京津冀仍未建立完善的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评估体系，缺乏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无法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体系往往从自身预期出发，没有把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标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也未建立，缺乏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听证制度等。此外，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能力比较低，缺乏公共服务评价的方法与技能。三地各自的绩效考核政策也不协调，都是基于各自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而不是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措施
（一）健全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法治保障
第一，制定京津冀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法规。三地共同编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制定京津冀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法》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各地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状况，有效保障各地民众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第二，制定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细则或条例。在核心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制定一些涉及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服务类型、供给模式、准人标准、政府责任、公众参与、监管机制等可行性的法律细则或条例，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第三，妥善处理基本公共服务法与其它法的关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法作为典型的公法规范，应注重其与其它私法规范相结合、相协调，并及时对均等化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和修正，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发展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事权和财权匹配
第一，着力优化三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降低在经济建设上的财政投入比重，逐渐增加在公共服务领域上的比重，尤其应加大对河北农村及落后偏远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建立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增长机制。第二，合理划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事权和财权。进一步健全中央政府与三地政府、三地政府与其内部各级政府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和财权，形成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依据各类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属性，划分各级政府应承担的权利和责任。第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并重，逐步完善公共财政转移制度。建议加大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服务的专项拨款，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探索京津冀三地之间公共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京津对河北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
（三）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质量
第一，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改进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引导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等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建立京津冀地区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灵活性和多元化。第二，提升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鼓励三地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革新，重视公共服务的成本和绩效分析，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通过招投标、特许经营、合同承包、税收优惠等形式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第三，注重公众的需求和偏好。改变“政府本位”的公共服务供给观念，要更加注重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建立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沟通机制，让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决策的制定和评价，优先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均等化供给。
（四）加强统筹规划，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制度对接与信息共享
第一，促进三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允许存在制度差异的情况下，推进三地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政策、措施、推进方式相互衔接，使居民都能享受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底线公平”。第二，加强公共服务统筹协调与政策对接。成立京津冀专门的领导小组，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决策指挥协调统一，组织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制定专项工作推进方案，加强三地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建设和配套政策的对接，明确产权分割和利益划定。第三，探索建立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建立京津冀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整合各类公共服务信息，促进在区内信息共享与对接，探索建立京津冀信息互联、跨区域、跨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公众满意的信息反馈机制。
（五）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核体系，强化政府的权责
第一，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核体系。按照科学性、均衡性、可持续性的原则，设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核体系，采取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相结合，指标设计上应做到指标概念清晰、指标分值权重合理、完整全面、突出重点等。第二，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机制。制定全面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参考标准，确定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标准、种类等以及人员、财力、设施的投入标准，建立公共服务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第三，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责。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评价问责机制、监督检测机制等，强化政府对履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评范畴，以此来规范政府的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
（六）通过综合试点改革，逐步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篇6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80-02
一、引言
政策网络作为新型的政策分析工具，逐渐成为政府部门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具有制度化、互动性的一种模式，尤其在研究现今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政策网络理论注重政策主体之间的多元性和相互独立性，强调各主体基于平等协商出发在决策过程中互相博弈，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各主体在解决问题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
因而政策网络理论在处理科技资源共享问题方面，开阔了政策主体的视野，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文章以政策网络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分析政策网络理论对于我国科技资源共享主体互动存在的相应问题与解决对策。
二、政策网络：一种分析视角
政策网络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被认为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贡献，弥补了以往政策研究的不足，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被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肇始于美国，经过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学者的不懈研究，流行于整个欧洲，乃至我国。这种模式的特点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关系联结的复杂化以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影响。政策网络实际上是建立在各参与主体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协同运动，政府不再是政策形成过程中单一的主导者。一般而言，政策网络是指“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围绕共同的实际是不断协商的信念和利益而结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这些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而政策就是从他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政策网络理论认为，政策主体之间因资源的相互需要、交流信息和意见的需要、追求权力和利益协调的需要而参与政策网络。
三、科技资源共享的困境――政策网络的视角
科技资源是当前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资源是指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组织、管理、信息等软、硬要素的总称。它为科技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科技管理、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保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资源共享是指在不损害科技资源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政策调控和法规体系以及有效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避免或减少科技资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并将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的整个过程。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在科技资源的积累和建设期间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以节约有限的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二是在资源使用上，提倡开放和共享，以最大程度提高使用效率，发挥最大效益；三是科技资源共享必须以保障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为基础，充分尊重行动者知识产权权益及其他合法权益，同时补偿有可能因资源共享而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损失。
然而，研究分析发现，一些政府层面的共享平台建设与发挥效果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出现或遇到了许多的问题。探讨其原因发现，众多的平台研究人员仅仅是从政府立法和科技政策层面考虑，认为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是强调整体的利益，忽略考察参与共享活动的主体利益。然而科技资源共享成功与否涉及到法律、安全保障、参与渠道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影响，更受到主体互动的影响，任何共享行为都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处处涉及主体互动与利益问题，科技资源共享体系只有充分考虑参与主体的互动因素，才能保证在实施上的可持续。
（一）互动合作少
通过对政策网络分析，各个行动参与者在遵循妥协和谈判的行为逻辑基础上，分别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探讨，希望能够通过相互间的沟通合作形成政策联盟并达成一系列的拥有共同价值观、情境观的利益共识。因此，政策网络理论在科技资源共享中的运用，能够有效地促使各行动者对其他主体的合作、认同等意识的形成。此外，各利益行动者需按照政策网络理论规则进行互动，在此过程中增加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的外在风险。但在实际中，科技资源共享涉及的主体有很多，例如政府、政府直属机构、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因为各自主体的社会职能、管理体制以及利益目标不同，因此造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互动较少，不利于科技资源的共享。
（二）信息不对称
从政策网络层面上分析，网络主体必须依赖其他主体才能获得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不同的参与主体组成了不同的网络结构，包括网络的开放程度，网络的规模以及网络的秩序等等。而科技资源信息在获取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现阶段科技资源共享的重要因素。科技资源的拥有者与使用者相互之间不清楚其他资源的分布情况，一方面，许多单位或科研人员不知道从何处获取到自己科研有用的且已经存在的科技资源，也没有具体的方法得到资源；另一方面，自己又可以提供资源共享服务，但却不知道如何让公众或有需求的使用者找到并运用此资源，因此资源共享这一复杂的互动双向循环过程变成简单的单向个体传递过程。当需要科技资源的使用者在需求得不到回应或拒绝后，其寻求资源共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便会大大的降低，同时也会在当其他行动者需求自身的资源时拒绝他人的共享需求，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是致使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程度较低的另一个客观因素。因此，科技资源拥有方和科技资源使用方在利益冲突方面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造成了科技资源大量闲置，浪费严重。
（三）参与渠道不畅
政府部门虽然建设了仪器设备共享网络平台，但由于推广力度不够，导致科技资源信息、平台不完整，对资源的调查、收集和整合的力度不够，此外，很多有需求的用户对网络平台不是很了解，宣传工作不到位，再者科技资源共享涉及的利益主体冲突较多，在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实施进行中参与度不高。科技资源信息网络没有及时地建立起快捷高效的网络途径，缺乏相应的关于科技资源共享中供求信息渠道或平台，致使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所能提供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找不到合适的资源用户，科研企业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所需科技资源。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资源拥有方想多获取利益与资源使用方想少付出费用之间的冲突，也致使各网络主体不愿意或较少程度地参与到科技资源共享中。
（四）法规不到位
从国外的经验分析来看，确立高效的规章制度能够保障科技资源共享工作的平稳进行，发现欧美国家特别重视对文献资源共享的合作，并为此颁布了很多法规、条例来保证收集整理文献资源的可行性，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我国科技资源重复建设严重，浪费很大，在这方面没有制定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法律，也没有法规严格要求占有国有科技资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同时承担科技资源共享的相应责任和义务，而已颁布的一些建设纲要和指导意见在微观层面上的执行力较弱。致使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等主体并没有将其自身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共享，阻碍了科技资源共享的顺利进行。
四、政策网络视野下构建科技资源共享的路径
政策网络视角从一种新的模式方面提供政府、政府直属机构、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科技资源各利益相关主体共享科技资源的路径。
（一）加强主体互动，开放合作模式
政府应尽快加强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明确各自主体的利益需求和所拥有的科技资源，并对其各自的科技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严格地把科技资源收集整合在一起，正所谓“众人拾材火焰高”，发挥各网络主体的优势之处，加强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政策社群出台相应的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其他网络主体强制地执行该具有权威性的政策，同时对出台的政策提出符合自身网络主体的参考意见，向政策社群施加影响。通过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开放资源共享合作模式。
（二）增进信息交互，共享科技资源
政策网络理论提出五种网络主体，各网络主体之间可依据本身的特征进行科技资源的收集、整合和共享，调整政府的施政之道，加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主动加强与其他网络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力。在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方面，若想使拥有科技资源的一方共享出自身的科技资源，就必须给予其相应的利益好处，如政府提供补贴、奖励或工作经费、对外服务收费等。各政策网络主体按照自身的科技资源价值获取到对应的利益预期时，才能使科技资源信息共享达到实处，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才会顺畅，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使用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三）优化参与渠道，打破沟通障碍
政策网络提供的网络模式，可使各网路主体之间沟通顺畅，交流方便。依赖政府的积极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补充的社会网络结构，争取各种政策主体的广泛参与，尤其要发挥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的各网络主体间形成网状交流渠道，促使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更快地获取和使用，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渠道也更加广泛，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障碍。因此，对各利益相关者来说，积极参与到科技资源共享的网络中来，不仅能够获得自身所需要的科技资源，还能够较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和发展。
（四）完善政策法规，提供合法平台
科技资源共享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直接涉及上级主管部门、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复杂程度高。政府或国家应该出台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法律、法规，例如：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明确规定政府对科技条件建设与管理的职责，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资源法》，制定有关科技资源保护和共享方面的法规；制定《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管理条例》，明确政府科研项目产出的共享义务与责任；依法确立科技资源拥有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做到有法可依，防止科技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对实行资源共享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补贴，降低共享主体在资源共享过程中的成本，引导处于封闭的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实现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资源共享； 同时对背叛或者不愿意合作的地区进行罚款。
五、结论
篇7
关键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检测与传感技术;教学改革;寓教于乐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2-0111-02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核心之一是“能力导向”。“能力”指工程类学生培养的质量及利用学科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可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工业科技发展迅速，需要大量不同规格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些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主要依靠高等学校培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要求，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各高校促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契机，也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目前，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培养目标趋于雷同;实践教学、工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类的课程开设严重不足;培养的人才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要培养以能力导向为目标的电子类专业人才，必须加强对工科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行“应用型、差异化、重实际”的培养模式。借鉴国内、外优秀大学培养人才理念，不断改进优化专业培养。
一、课程特点及存在问题
《检测与传感技术》介绍检测技术的定义、工业检测现场所涉及的检测手段、常见传感器结构、工作原理、主要参数、检测电路及其典型应用。学生可以了解传感器的基本概念、构成及与传感器原理有关的物理定律，传感器及现代检测技术发展的趋势。涉及到的学科面广，是自动控制学、物理学、电子技术、数学、机械工程学的交叉融合，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平台课，主要内容有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光电式、超声波传感器等。本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所开设的《检测与传感技术》总课时44学时，目前没有实践环节。由于一些基础理论知识的推导，使得学生开始学习本课程时感觉抽象、枯燥、不适应。上课学生学了一肚子枯燥的理论，又没有相应的实验验证及课程设计去动手实践，所以学了等于纸上谈兵。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也无法培养学生实际设计电路分析电路的能力。还有，本课程包括各类传感器基础理论、检测技术基础理论，短短40多个学时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个问题。另外，传感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教材选取及教学内容的更新是个重要内容，要能使学生全面了解传感器发展最新动态，从而提高将来毕业后对工作的适应能力。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笔者就课堂教学中教材选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实践环节、考试及成绩评定形式等方面改革进行探讨。
二、教材选取要图文并茂
本课程在电子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目的是在于增强创新开发能力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学生学习该课程时，通常感觉思维跟不上，知识点多而分散。因此为了学科发展，为了迎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首先在指导书及上课教材的选取上颇下了功夫。现在可选取的教材多而杂乱，满目尽是公式和多而繁乱的原理剖图。教师把书上公式搬到黑板上或者多媒体课件上对着念，下面是一群昏昏欲睡的学生。教材选取的原则一定要“图文并茂”，最好能让学生“看图识记”、“看图说话”，为配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并从根本上改变该课学生厌学不好学的现状，笔者正主编《自动检测与传感技术及实例分析》，该教材注重学科纵向体系模式，将常见传感器知识整合成6大模块，将该领域的专业内容与能力培养同时进行，按照工业生产要求和实际需要，模块着重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突出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设计了模块目标、要求、计划、实施等环节，并及时给学生介绍。该教材比较注重实用性，清晰易懂，把原理与应用有机融合，在实例中讲原理，在配套的课件演示动画图中，了解电路设计的原理及工业现场模拟运行状况。目前课程组老师准备编写自己的实验指导书，每章都涉及到一种传感器小而实际有趣的应用实例，以提出问题的形式引发学生思考并完成。在理论授课时，先从一些生活中的例子、直观的图片、视频、媒体大片中曾出现先进传感器的短片等资料入手，以典型应用为起点，先激发学生的学校兴趣，带着好奇心去了解相对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用多媒体课件和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方法，课件制作以教材为基础，不断加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内容，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手段辅助教学，扩展学生视野，最终使学生掌握检测技术的基本技能。充分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在总学时上，考虑增加到60学时。增加课程设计环节，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三、实践教学内容要寓教于乐，娱寓于学
实践教学内容要贯穿于实验、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所有实践环节中，让学生有一个学以致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练、做中熟的学习过程。工程教育认证重点突出应用，突出专业特色，所以对于课程来说，突出实践性应用不但要从课堂教学不断渗透，更要在实验、课程设计中逐步引导和加强。如果教师教学没有什么实践性内容，只有条不紊地按照传感器的各种转换原理，从一种传感器组织讲解到另一种传感器，决定了很少甚至几乎与企业发展、传感器本身技术发展相脱节，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也显得枯燥乏味。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及课程设计两个部分，严格说来也包括了部分同学的毕业设计。实践环节一定要调动学生积极性及求知欲。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其对应的测量电路无论听起来还是学起来都比较乏味，而传感器的应用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会比较有趣。超市收银扫描笔、银行自动感应门、小区楼道自动感应灯、自动干手机等都是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不错的例子。开始上课之前的绪论部分，可以用大量生动形象的与生活及生产息息相关的例子如机器导盲犬、智能安全门、智能电子锁、生命探测仪等引导学生步入传感器世界。比如讲授电涡流传感器时，从四、六级重大的考试进场前防止学生带手机的金属探测仪，到看的老战争影片中的排雷仪，到一些重要场所的安检通道，让学生首先了解这类传感器应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激起学生兴趣。然后，我们引出电涡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由于金属的电涡流效应，当探测线圈靠近金属物体时，金属导体表面会产生电涡流，电涡流产生的磁场会使探测仪振荡回路中的能量损耗增大，检测出这种变化并转换成电信号，再由此判定探测线圈下面是否有金属物体。就让学生借此了解为什么能够检测，就是工作原理的讲述。讲述完再进入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电涡流传感器在位置测量、安检中的应用要点，测量转换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最后让学生主动思考，平时生活中，能在哪方面应用，应该怎么去设计，然后应该选什么型号。这样学生对于这类传感器肯定就印象深刻了。另外，在讲一种传感器时，要结合已经学过的传感器，找出各章联系点或者这种传感器优点。比如电涡流接近开关，与电容式的接近开关有哪些不同，各自适合在什么场所应用。比如在讲述防盗监控方面，压电式周界报警电缆与红外的优缺点及区别，这样在趣味中体会学习知识的快乐。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
《检测与传感技术》内容难学，各章节具有独立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较少，涉及到电子技术、电路分析、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知识。针对以上特点，考核方法重在应用与综合，不以识记为主，所以考试形式由原来闭卷改为开卷考试。从调查的情况看，可以减轻学生考试压力，不用单独追求分数的高低，把学习的重点用于应用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上，几乎所有的学生对开放性的实验和课程设计给分方式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有利于引导学生向能力培养方向发展。实践课内容灵活多样，强调应用与综合，强调对知识的分析和归纳，比如让学生设计自动分检器，分拣出金属和非金属，白色和黑色物质的生产流水线，设计教室照明自动识别系统，识别是否有学生在自习，从而决定打开灯的数量和位置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作弊，对端正考风有帮助。成绩最终的评定以设计和最终作品两个部分，使成绩成为衡量学习态度及学到多少知识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得到学分的工具。
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通过几年来对《检测与传感技术》这门课程的探索、教学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方面，实验室购进了部分典型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看到内部实物的构造，让学生有个直观的认识。在14版大纲中，又增加了具体课程设计内容，确定几种应用较多且价格相对便宜的传感器，让学生在其中自由选题并做成实物，从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及作品完成的成就感。电子技术学科组会继续努力探索，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使该专业学生能在学习本课程后，适应一般生产需要，在日常自动检测技术的应用及设计方面有突出的成绩。
参考文献：
[1]陈振学，刘成云.工程教育背景下“检测技术”教学改革探讨[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3，35（2）：36-37.
[2]苑惠娟，秦勇，周真.“传感技术”课程设计改革探索[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0，32（4）：91-92.
篇8
关键词：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2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153-02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战略的中心主题，是检测机构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基础。当前，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普遍较低，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因此，培育和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建设工程检测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在充分把握客户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机构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而形成的使检测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在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领域中保持稳定竞争优势的合力。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1）整体性。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机构内部多种技能、技术、管理能力等相互配合形成的有机能力体，在向顾客提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集中表现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2）独特性。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具有技术和专业人才资源的独特性、专业性，核心竞争力形成过程及其背景的难以模仿和复制等特点。核心竞争力的独特性决定了不同检测机构之间的效率差异、收益差别与发展潜力。（3）不可还原性。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与机构内部人员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相关的，是一种无形资产，具有投资的不可还原性，可以给检测机构带来超常规的资产收益率，一旦形成，在较长时期内难以被替代。（4）动态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是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资源等变量高度相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核心竞争力必然发生动态发展演变，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等阶段。
二、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的现状
当前，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普遍缺乏以创造顾客价值为目的的业务流程再造的意识和能力，和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定位较低，管理水平低，缺乏进入国际工程检测领域的能力。
1.机构经营管理能力普遍较低。多数检测机构缺乏核心竞争力战略规划意识，战略管理能力普遍较低，检测机构的经营具有盲目性、投机性和随意性；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手段，检测业务培训机制不健全，知识退化严重，从业人员配备不合理，综合素质普遍不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对机构的忠诚度不高。由于缺乏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多数检测机构对于市场化竞争的适应能力较差，缺乏科学的营销手段，采取低价恶性竞争的现象严重，普遍存在着凭借不规范的建设市场获取检测业务的倾向，在思想上削弱了检测机构提升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动力。
2.检测机构之间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多数检测机构仍处于低水平发展。由于建立时间的不同，各检测机构之间设备能力差距较大，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成立时间较久的检测机构普遍存在着设备老化情况严重的现象；新成立的检测机构在设备上投入力度上较大，设备比较先进，硬件设施能力明显较强，但对设备的管理和应用普遍缺乏经验，设备利用效率较低，设备能力对于机构核心竞争力的贡献也较少。各检测机构之间检测人员技术能力差距较大。资历较老的检测机构持证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积累程度普遍较高，但存在人员年龄结构断层现象，人才储备不能满足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新成立的机构检测人员多是偏向年轻化，从事检测行业的工作经历较短，检测技术能力明显较低。
3.多数检测机构社会影响力普遍较弱。成立时间较长的检测机构与大量新成立的民营检测机构相比，企业资质水平和企业信誉相对较高，核心竞争力相对较强。但是这些检测机构仅占少数，大量新成立的民营检测机构由于实力薄弱，资质水平普遍较低，单个机构的市场占有率较小，开展的检测项目也较少，并且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远不能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
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低的主要原因
造成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原因主要体现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管理能力不足，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发育不规范和现代管理制度尚未完善。
1.机构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经营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管理者大多是工程质量技术方面的专家，对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掌握有限，缺乏对于现代管理中的领导、组织以及把握和引导变革方面的能力，缺乏对市场竞争的认识能力和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能适应检测市场竞争的需要。中国检测机构的从业人员普遍学历层次较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普遍缺乏工程检测方面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实际检测工作经验也有限，知识构成和检测技能力不能满足检测机构核心竞争力培育的需求。
篇9
关键词：石化企业；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对策。
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稳定队伍，凝聚人心，增强队伍生产力，圆满完成各项石化企业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石化企业能源生产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与之相反，人力严重不足，工作环境恶化，广大干部职工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受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影响，干部职工的思想和心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我们各级领导，特别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们必须研究和实践的课题。下面笔者对石化企业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原因的分析、见解和对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及原因
近年来，虽然各级在抓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上做了一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一些单位对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仍然不很到位，工作抓得不深不细，致使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得作用不明显，当前石化企业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是：
（一）从事政治思想工作者对工作的认识和理念滞后。主要表现为工作缺乏创新，理念陈旧。造成政治工作者认识、理念滞后的原因，笔者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工作者本身学习不够，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只求过得去，没有创新意识；二是各级组织对政治工作者重视、培养不够，对业务干部、政工干部出现一头重一头轻的现象；三是政工干部升迁的机率远没有业务干部的机率高。
（二）部分基层单位领导对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笔者发现，时下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利益驱动明显，单靠做思想工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在经常性思想工作中不是主动出击，而是问题出现了，找上门来了才去做，而在做经常性思想工作中，拘泥于“我说你听”的单一说教法，照搬照抄以往工作经验，把自己的思想工作方法强加给干部职工，不能根据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差异加以选择，往往是一刀切，缺乏针对性，不能从实际出发，具体、深入、细致、入情入理地分析干部职工的思想实际，致使经常性思想工作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失去了及时性和有效性。
（三）部分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强，在开展工作时承诺多、付诸实际的少，缺乏真情。一些政工干部不会做、不愿做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一些经验丰富、有较长石化企业经验的基层领导，平时忙于事务性工作，不愿耗费精力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致使经常性思想工作作用不明显。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基层干部用虚假的承诺方式和欺骗的手段来稳定干部职工的思想、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实际上是对干部职工不讲感情、不负责任的行为，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干部职工的思想问题，反而败坏了基层干部乃至整个石化企业在干部职工心目中的形象。
（四）经常性思想工作随意性大，缺乏制度的保障。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没有规范的制度约束，没有明确的标准，就不能随干部职工的思想实际及时开展，发挥不了经常性思想工作最为有力的武器。因此，部分基层单位领导对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是想做就做，随意性较大，普遍存在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流于形式，不注重实效。
二、加强基层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针对当前基层石化企业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和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在工作措施上
（一）要合起来，树立齐抓共管的意识。这就要求各部门做到分工不分家，加强对所属单位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把它渗透到完成各项任务之中，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抓，做到安排任务不忘经常性思想工作，分析形势不忘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总结讲评不忘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典型表彰不忘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在抓经常性管理工作上要形成合力，按照职责和对口分工，加强内部的协调配合，满腔热情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使上下形成互相支持、互相完善、互相补充、共同作用的管理教育制度体系。
（二）基层要动起来，在鼓实劲、使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在基层，只有把基层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抓好经常，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要发挥骨干队伍的作用，增大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广泛性。采取一事一议、典型事例剖析、难题会诊、经验交流、总结讲评和传帮带等方法，广泛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在干部职工中逐步形成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人人做的局面。坚持小中见大抓问题，举一反三做工作。
（三）党支部要统一起来，全员参进来，切实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摆到位。党支部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核心，必须经常分析和研究经常性管理工作，确保把这项关系队伍建设全局的工作摆上位，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当作大事来抓，不能由政工干部唱独角戏，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统一思想认识，实行统抓统管。要明确经常性管理工作的责任、目标和任务，做到总体建设有规划，年度工作有部署、阶段工作有安排，一定时间有分析，日常工作有检查，真正使这项重要工作挂上号、摆上位。要建立健全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制，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做到处处有分工，人人有责任，时时有工作要求，出了问题要把板子打在具体人身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干部职工的主体作用，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一起去做。只有充分发挥骨干的作用，才能使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四）加强人性化管理，在实字下功夫。应该看到，在石化企业这个庞大的队伍中，效率、统一、严格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队伍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生产力和高昂的士气，不能仅靠纪律和强制来保证，还要靠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来支持，靠尊重、信任和关心爱护来维护。
在工作方法上
（一）坚持情理结合，提升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说理是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手段，但是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感情丰富的人。因此，要情与理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以情增加理的感染力，以理为情奠定沟通基础。因此，政工干部要端正根本态度，尊重、理解、关心干部职工，建立起深厚的同志感情，使他们敢于讲心里话，乐于接受教育；要站在被教育者的位置，设身处地的想问题，把道理讲得亲切感人；要真诚相待，将心换心，在感情的交流中灌输道理。
篇10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男86 例，女22 例，年龄7～65 岁。闭合骨折13 例，开放骨折95 例。
1.2 治疗方法
均采用上海生产SGD骨科多功能单侧外固定支架于中立位固定，对斜行粉碎性骨折均配合拉力钉内固定。
1.3 并发症情况
见表1。
我们从2005 年6 月至2011 年1 月应用多功能单侧外固定架治疗胫骨骨折358 例，其中108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现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男86 例，女22 例，年龄7～65 岁。闭合骨折13 例，开放骨折95 例。
1.2 治疗方法
均采用上海生产SGD骨科多功能单侧外固定支架于中立位固定，对斜行粉碎性骨折均配合拉力钉内固定。
1.3 并发症情况
见表1。
2 讨论
2.1 针道炎性变
针道炎性变的标准是：针眼周围皮肤红肿，有分泌物流出伴轻微疼痛或热感。原因为：①针道周围皮肤不洁；②皮肤或敷料等反复摩擦；③水性物质浸泡针道口，如淋浴或中药水浸湿针道口等；④局部反复使用激素类药物。防治的关键是保持针道口皮肤清洁、干燥，定期滴入少许氯霉素眼药水或0.1%新洁尔灭等。
2.2 浅表感染或并有股外露
均发生在开放性骨折中。原因为：①伤口污染严重；②清创不彻底；③局部皮肤挫伤严重，术后皮肤坏死或并股外露；④伤口张力过大，术后肢体肿胀后裂开。防治关键是：彻底清创，伤口张力太大时可做侧旁减张切口；皮肤缺损或股外露时可行局部皮瓣旋转覆盖；伤口在颈前皮下并股外露而需要拉力钉内固定时，可先清创闭合伤口，另选侧旁弧形切口进入骨折端。应尽量避免伤口下剥离过多的软组织。
2.3 深部感染
主要发生在开放性骨折的骨折端，与软组织损伤及污染程度有关；清创的彻底与否。位于骨折断的浅部感染，若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可能会发展为深部感染。感染重者，可行抗菌素液对流灌洗术。此类感染与外固定操作有关。
2.4 固定针松动
分析原因除固定针反复穿入退出外，还有：①钻头大于针直径；②松质骨端误用皮质针；③针道严重感染；④固定架在前期固定不良时出现异常活动，受力主要集中在固定架及针上。防止措施主要是针对原因纠正；若针过于松动而是去支架作用是应尽早去除，更换夹板或石膏治疗。
2.5 骨不连及延迟愈合
主要原因如下：①外固定架早期松动；②术后剥离股魔术多或骨缺损；③骨折断感染；④骨折断骨质吸收后形成间隙未能及时调整固定架；⑤骨折端缺乏生理性应力刺激。在外固定架治疗中骨延迟愈合的一大弊病。骨折端应当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纵向生物刺激，才利于骨愈合。故有人提出在骨折线模糊或有骨痂时，放松沿长线锁钮使支架动力化，使骨折端在纵轴上互相挤压，从而有利于骨痂生长、塑形和模造。
2.6 骨折端移位畸形
原因为：①外固定架未拧紧；②早期负重活动过度；③粉碎性或畸形不稳定骨折未行拉力顶内固定，其可明显增加骨折端的稳定性。已出现的畸形而尚未骨愈合牢固时，可手法矫正后以调整支架或更换夹板等固定；以骨性连接的病人可手术矫正以加压钢板内固定。
2.7 腓神经损伤
原因是：①未能很好的使用钻头限制器；②从非安全期进针；③钻速太快，牵拉神经致伤。预防神经血管损伤是关键。 参考文献
[1] 于仲嘉，刘光汉，张志占，等.单侧多功能固定支架的临床应用（附2524例报告）[J].中华骨科杂志，1996，162:211.
[2] Bose MJ Treatment of unstabie tibil diaphyseal fractures with minimai internai and externai fixation.J Orthop Trauna，1989;3:223.
2 讨论
2.1 针道炎性变
针道炎性变的标准是：针眼周围皮肤红肿，有分泌物流出伴轻微疼痛或热感。原因为：①针道周围皮肤不洁；②皮肤或敷料等反复摩擦；③水性物质浸泡针道口，如淋浴或中药水浸湿针道口等；④局部反复使用激素类药物。防治的关键是保持针道口皮肤清洁、干燥，定期滴入少许氯霉素眼药水或0.1%新洁尔灭等。
2.2 浅表感染或并有股外露
均发生在开放性骨折中。原因为：①伤口污染严重；②清创不彻底；③局部皮肤挫伤严重，术后皮肤坏死或并股外露；④伤口张力过大，术后肢体肿胀后裂开。防治关键是：彻底清创，伤口张力太大时可做侧旁减张切口；皮肤缺损或股外露时可行局部皮瓣旋转覆盖；伤口在颈前皮下并股外露而需要拉力钉内固定时，可先清创闭合伤口，另选侧旁弧形切口进入骨折端。应尽量避免伤口下剥离过多的软组织。
2.3 深部感染
主要发生在开放性骨折的骨折端，与软组织损伤及污染程度有关；清创的彻底与否。位于骨折断的浅部感染，若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可能会发展为深部感染。感染重者，可行抗菌素液对流灌洗术。此类感染与外固定操作有关。
2.4 固定针松动
分析原因除固定针反复穿入退出外，还有：①钻头大于针直径；②松质骨端误用皮质针；③针道严重感染；④固定架在前期固定不良时出现异常活动，受力主要集中在固定架及针上。防止措施主要是针对原因纠正；若针过于松动而是去支架作用是应尽早去除，更换夹板或石膏治疗。
2.5 骨不连及延迟愈合
主要原因如下：①外固定架早期松动；②术后剥离股魔术多或骨缺损；③骨折断感染；④骨折断骨质吸收后形成间隙未能及时调整固定架；⑤骨折端缺乏生理性应力刺激。在外固定架治疗中骨延迟愈合的一大弊病。骨折端应当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纵向生物刺激，才利于骨愈合。故有人提出在骨折线模糊或有骨痂时，放松沿长线锁钮使支架动力化，使骨折端在纵轴上互相挤压，从而有利于骨痂生长、塑形和模造。
2.6 骨折端移位畸形
原因为：①外固定架未拧紧；②早期负重活动过度；③粉碎性或畸形不稳定骨折未行拉力顶内固定，其可明显增加骨折端的稳定性。已出现的畸形而尚未骨愈合牢固时，可手法矫正后以调整支架或更换夹板等固定；以骨性连接的病人可手术矫正以加压钢板内固定。
2.7 腓神经损伤
原因是：①未能很好的使用钻头限制器；②从非安全期进针；③钻速太快，牵拉神经致伤。预防神经血管损伤是关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