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货币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篇2

一、模型分析

根据Jesus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二、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2.参数设定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3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篇4

(一)出口下滑和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衰退,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客观上造成我国GDP增长率从危机爆发前的10%下滑到6%,已连续8个季度出现下降。

在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无法通过扩大外需集中释放。部分企业生产能力也不能被有效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商品贸易已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偏低,国内消费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企业的部分产品既无法在国外找到市场,又无法在国内全部消费掉,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在4万亿元投资的带动下,虽然在短期内基本可以保持8%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结构如果不进行有效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二)广义货币供给量增幅过快易引发通货膨胀

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与RGDP分别代表名义GDP与实际GDP季度增长率,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至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目标值上下波动;从2003年开始RM2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达到20%,并于2003年8月达到极大值,随后带动CPI开始上升,GDP增长率也显著提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呈现同步波动,RGDP平均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见,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与物价水平、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变动存在相关性,RM2的变动对滞后若干期的CPI产生较大影响。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已从1318%下降至611%。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2009年1月的1817%上升到2009年5月的25167%,增幅连续4个月超过20%,连续3个月超过25%,这在近些年来货币政策操作史上也实属罕见。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M2增幅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增大了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是,近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国内经济处于紧缩状态,代表货币流动性的指标M2/GDP比率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程度还不高,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目前还不存在向通货膨胀转化的条件。但随着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将显著加快,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逐渐加大。

二、滞胀风险向现实转化的必要条件

分别以P(t)、RM2(t)、V(t)代表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M2增长率、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其中P(t)为对数形式(间隔为一年的两期CPI数据之差),货币流通速度以当期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比来代替。利用1998年至2009年月度和季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协整模型来研究各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注:输出结果中:()内为标准差,[]内为t检验值。

由式(3)可得,在长期均衡条件下,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呈现同向变动,并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共同决定。

(三)滞胀风险转化的必要条件

通货膨胀的高低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共同决定的。在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增长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分别以

V、L、CPI表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动性及物价水平,其中货币流动性以M2与GDP之比来衡量,用来反映银行体系短期内可用资金的富裕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货币流通速度超前于CPI变化,且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与CPI变化趋势相一致,表明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会显著带动CPI上升;但货币流动性对CPI的带动作用没有货币流通速度明显。

从实证角度来分析,分别对物价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货币流动性建立VAR模型,分别以CPI、RM2和L代表,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分析RM2与L变动对CPI产生的影响。对RM2一个正向冲击会导致CPI在2个月后开始同向增加,并在18个月后达到极大值,RM2对CPI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对货币流动性L一个正向冲击会在315个季度内引起CPI的反向变动,并且CPI会在第2个季度后达到极小值,随后逐渐回落,但在315个季度以后,CPI会随L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在第5个季度达到极大值,随后L对CPI的影响逐渐减弱,直到10个季度后影响消失。因此,RM2会长期影响CPI,从而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货币流动性L的增加在初始阶段会导致CPI降低,在较长的时间内也会对CPI产生正面影响。

另外,从VEC模型的长期结果并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来看,当前,由于经济景气程度不高,还处于下行区间,RM2快速上升会直接促使货币流动性增加,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显著降低。现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时,广义货币供给快速增加会引致通货膨胀。所以,经济景气程度的上升并促使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过快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前提。

三、宏观经济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

外需持续减少,经济增长目标只能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滞胀风险逐渐放大的背景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微调。

(一)宏观经济调整方向

宏观经济调整需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的变化形势,将宏观经济的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滞胀风险等内容上。

第一,微调宏观政策组合,有效化解经济风险。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远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充分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也无法在经济基础面逐步好转时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调。在现阶段,为有效防止经济出现衰退并发生通货膨胀,应在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的同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对政策组合迅速调整,以便及时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适度紧缩,以避免国内货币超经济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持续降低时,在实行积极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努力改善公众预期,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二,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新增1万亿元,就能有效拉动GDP增长313%,所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从投资对消费的影响来看,我国投资在中长期内对消费影响较为显著,若以RCF代表消费增长率,以RI代表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如图3所示。从图中来看,对投资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在2个季度内对消费增长几乎不产生影响,但在2个季度后会引起消费增长率显著提高,并在第6季度达到峰值,随后影响虽逐渐减弱,但在长期依然存在,表明即期提高投资增长率会带动中期消费增长率的显著提高。

图3消费与投资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图

第三,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贡献度非常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远不及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呈现出“二八”现象,并由此导致货币需求呈现出逆周期变动:在经济处于低迷阶段,由居民流动性偏好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和准货币需求会同时上升,居民谨慎性动机所决定的准货币需求上升会更为明显,最终准货币需求的上升会以储蓄存款等储备性货币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产生制约;在经济繁荣阶段,准货币和狭义货币需求都会下降,但由居民交易动机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下降更为明显,并最终以活期存款和流通中货币的相应减少来表现,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除应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将收入向活劳动倾斜,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二)货币政策选择

货币政策依然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并将货币政策调整重点放到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滞胀发生、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政策工具刺激长期消费,扩张中短期投资。对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M2、投资、消费构建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发现: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投资增幅会在3个季度内显著下降,并在第3季度达到最低点,之后影响会逐渐稳定,表明降低利率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较为稳定的带动作用;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消费增长会产生长期稳定的负向影响,表明降低利率在长期对消费增长会产生显著刺激作用和持续效应,利率冲击对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产生的影响如图4和图5实线所示。广

义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也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如图6和图7实线所示。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会对消费变动产生正向影响,在前3季度内消费增长会有较大波动,并在第2季度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稳定增长,表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长期稳定增长;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在前4个季度内会引起投资增长的同向变动,但幅度逐渐减弱,在第5个季度,这种影响趋向于零,表明货币供应量M2变动只在短期内能够提高投资增幅,长期基本无效。

第二,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抬头。2009年前5个月,信贷扩张迅速,信贷规模已达到5118万亿元,全年新增信贷5万亿元的下限已被轻松突破,在经济尚未复苏的前提下,目前还不具备货币适度收紧的条件。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相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调整信贷结构与方向时,必须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和长期效益进行权衡,以此作为调整信贷结构、确定信贷方向的根本。同时,为防止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应加强对信贷规模、结构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节奏和管理方面应进行必要的监管,将优化信贷结构作为信贷调整的主要方向。

第三,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在4万亿元投资基本成为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降低利息是减少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样才能为经济复苏、反弹提供良好支持。虽然人民银行已从2008年12月23日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127个百分点,但是目前国内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维持在2125%和5131%,基准利率依然相对较高,下调空间仍然较大。此外,在商业银行再贴现量不大的情况下,继续下调再贴现率可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再贴现业务,活跃商业票据市场,增强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降低再贷款利率,为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现阶段,由于银行体系内外利率水平相差较大,不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在内的利率体系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以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金融对民生、“三农”、中小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消费和投资对利率敏感的作用,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四、主要结论

随着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我国经济已遭受到剧烈冲击,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已实现向“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防衰退”转变。为此,我国从2009年初开始,已连续3个月保持广义货币增幅超过25%,创10年以来的新高,这对未来物价水平将产生较强推动。同时,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在外需萎缩、出口无法快速恢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长速度已远低于潜在值,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在逐步增加,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困难。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09年5月名义GDP与实际GDP、投资、消费、利率、广义货币供给、消费物价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动性等变量的季度或月度数据,对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通货膨胀等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通过VEC模型分析探讨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广义货币供给增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时,三者呈现同向变动。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供给增幅共同决定,在广义货币供给增幅显著提高,但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第二,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当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显著加快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将会引发通货膨胀。

第三,现阶段,应结合国内外经济变化形势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微调,将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到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等内容上。此外,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以便有效化解经济风险,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四,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对长期消费、中短期投资进行调节;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信贷节奏和信贷方向的监管,积极引导私人部门投资,防止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参考文献:

[1]孙小英,陈杰,杨荣1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J]1当代经济,2009,(2):148-1491

[2]余力,李晨保,赵鹏1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J]1当代经济科学,2009,(2):1-61

[3]余力,孙永权1基于货币超经济发行视角的流动性过剩治理[J]1当代经济科学,2008,(1):47-541

[4]肖继五,李沂1人民币内外价值波动:一个长期趋势的分析[J]1经济经纬,2009,(3):39-421

[5]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外资经济效应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更加灵活主动，货币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应发展环境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货币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其所“附带”影响也需要引起关注。引进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1979年到2010年末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10548亿美元，其中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05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必然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受到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金融市场是其中显著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货币政策的调整变化，会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对于引资规模巨大的我国来讲，是当前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一、外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载体――跨国公司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大力引进。其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不同于单纯的资本流动,它是包含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人才、国际市场网络资源在内的一揽子资源。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弥补东道国资金缺口,而且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投资挤入效应等间接影响，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在此重点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资本效应以及产业带动效应。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竞争途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行生产并参与竞争,会加剧东道国的市场竞争,加大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也为东道国企业带来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的动力,激励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进步。二是示范途径。在加剧东道国市场竞争的同时,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也会产生示范效应，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成为东道国企业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取得技术进步。三是关联途径。出于降低成本和本地化的发展需要,跨国公司会在东道国当地进行采购,与东道国企业建立起关联,为了保障所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质量，跨国公司会为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援助、信息支持和管理帮助,从而产生技术扩散,有助于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四是人员流动。技术溢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人员流动,跨国公司的员工在掌握了技术和管理技能后,通过跳槽到当地企业或创办公司也可以促进技术的传播,有益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

资本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产生的影响，目前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会挤出东道国投资,存在投资挤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单位而东道国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1个单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新的技术,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利润率,从而促进东道国投资，存在投资挤入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单位而东道国总投资的增加额大于1个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投资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金融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市场。在金融市场,如果跨国公司在的东道国进行融资，会提高东道国的国内利率,提高国内投资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提高可能会使东道国企业放弃一些投资项目,外商直接投资挤出国内投资。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投资的影响还取决于被释放出资金的用途，如果这些资源转移到东道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中去，那么投资挤出就不会发生。在产品市场,对于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会挤出投资；而对于上游和下游行业,通过关联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起产业连锁效应，促进上游和下游行业的生产和投资，从而挤入投资。在产品市场上的净效应取决于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的强弱。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带动效应

产业带动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对东道国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开拓东道国市场或与当地经济产生关联两个途径可以带动东道国产业发展。当跨国公司进入一个东道国所没有的产业,或者发展滞后的产业时,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发展会建立、拓展和扩大相关市场,从而为东道国相关行业的成长创造市场条件,有利于带动东道国产业的发展。当跨国公司进行当地采购时,会与当地经济建立后向关联，促进相关上游行业的发展,上游行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产生反馈效应，带动下游行业的发展；当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销售时，会与当地经济建立前向关联，为下游行业提供优质的零部件和产品，从而带动下游行业的发展,同样下游行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反馈效应,进一步带动上游行业的发展。

二、货币政策对外资经济效应的影响

理论上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但采用国别数据的相关经验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必然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外资经济效应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Hermes和Lensink（2003）、Alfaroa等（2004），李建伟（2007）等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发展也是外资经济效应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那么，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对外资经济效应产生影响，如何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对流动性产生影响，达到货币扩张或紧缩的效果。通过调节利率可以对资金的价格产生影响，以利率杠杆调节投资。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流动性增加,利率降低,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难度和成本会降低；相反,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难度和成本会增加。

(一)货币政策对技术效应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东道国吸收技术溢出并不是完全“免费”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增加了东道国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压力,同时又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技术模仿、研发和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吸引跨国公司中掌握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优秀人才,需要支付更高的薪酬；这些优秀人才自己创办公司同样需要筹集创业资金；东道国企业要充分利用关联效应所带来技术支持和管理帮助,需要筹集资金购买新的设备、培训员工等，也需要资金支持。在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或资金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东道国企业吸收技术溢出能力将受到影响。由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更容易产生技术溢出；而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技术溢出效应会受到负面影响。

(二)货币政策对资本效应的影响

在产品市场上,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取决于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的强弱。在竞争效应方面,与东道国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具有更广的融资途径，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延迟支付等手段,取得境外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资金支持，从而可以较少地受到东道国货币政策对企业资金所产生的影响。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东道国企业融资难度增加，融资成本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更容易通过竞争效应挤出国内投资。在关联效应方面,融资难度增加将会限制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关联,融资成本的增加将会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利润减少或产品价格提高,影响企业改善生产降低成本以满足跨国公司需求的能力,有可能致使跨国公司转向国际采购,从而削弱关联效应。

在资本市场上,跨国公司可以更多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因而受到东道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与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相比较小。在资金收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获得资金的优势更加明显，信贷收缩对东道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压力更大，从而有可能增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挤出效应。

相比较而言,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外商直接投资在产品市场更易于通过竞争效应挤出投资,同时通过关联效应挤入投资受到削弱,资本市场上的挤出效应增强,因而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挤出效应将会增强。

(三)货币政策对产业带动效应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产业带动效应的影响主要是作用于产业关联途径。跨国公司可以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当东道国上游行业发展滞后、生产成本上升而不能满足跨国公司需要时,跨国公司可以转向利用其他国际资源,其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上游行业的带动效应减弱，技术溢出效应受到限制,进一步减弱对同行业和下游行业的反馈效应,发生产业连锁效应。在投资挤入效应减弱之外,由此产生的一个更深刻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削弱。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有利于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反馈效应,从而增强产业带动效应;而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反馈效应可能会受到影响,产业带动效应也有可能会被削弱。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的调整变化会对外资经济效应产生影响。与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相比,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被削弱，投资挤出效应将会增强，产业带动效应将会减弱,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正的外部性将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外商直接投资有益的经济效应就会消失,而是说,与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相比，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更加注重创造和保持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外资经济效应的外部条件，更加注重对外商直接投资正的外部性的吸收和利用。

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发挥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我国作为外资引进大国,必须深刻认识货币政策对外资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影响,通过优化货币调控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有效增强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要关注货币政策所附带产生的影响。从利用外资的角度来看,在货币政策的调中变化中,要注重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保障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资金需求，为发挥积极的外资经济效应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开发和吸收引进外资的潜在经济效应。目前我国的引资规模已经比较庞大,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如何运用好规模庞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摆在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正在逐步显现,必须从“重数量”的粗放的引资策略转向“重吸收”的外资利用策略,正确认识宏观环境变化对外资经济效应的影响,着重开发和利用引进外资的潜在经济效应,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Hermes, Lensin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40: 142-163

篇6

2017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政策如下

两次可参考的“内紧外松”。

中美货币政策发生过三段背离：1991年4月到1992年9月，2007年9月到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考虑到9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项目并没有充分开放，后两段政策背离对我们参考意义更大，这两段时期都是内紧外松。这两个案例的启示是，内紧外松会引发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压力。可以推断，一旦“内松外紧”，将引起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因顾忌美国的第二次加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延后。但一旦出现“内松外紧”的背离时，将增加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

国内债市走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长期视角看多。

从历史经验看，国内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取向对债市影响更大。虽然近期美国加息预期短期制约国内货币宽松进程，从而间接影响了债市，但债市走向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利率在长期是内生于经济形势的，货币政策则是根据经济形势而调整的。2016年5-8月基于通胀回落预期，我们看多债市，为投资者抓住了全年最大的一波行情。近期房地产调控之后，随着经济通胀再度进入下行通道，货币政策有重启宽松需求。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应以内部目标为主，未来将通过汇率贬值和加强资本管制的方式(不可能三角)，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考虑到短期控房价、去杠杆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货币政策暂时中性。2017年1-2季度，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国内经济通胀回落，货币政策可能再度宽松。因此，我们在国庆期间判断，房地产调控利好债市，经济通胀下行预期、理财监管推迟和银行收缩房贷后的配置需求，国庆后债市如约走强，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探至2.65%的新低。

国内货币政策若再放松，对股市利好，前提条件是：汇率贬值不会引发资本流出失控。

货币贬值并不可怕，怕的是资本流出失控。今年英镑闪贬，英国股市是涨的。2014年俄罗斯卢布暴贬，房价是涨的。1997年泰国死守汇率，资本出逃，最终汇率失守，股市房市崩盘。中国2015年8月、2016年1月和2016年5-8月的前3波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差别很大，前两波贬值均对应了A股闪崩，但是第三波贬值债市是涨的、A股也走出一波吃饭行情，金融市场对前3波汇率贬值的反应模式完全不同，可能跟央行加强资本管制有关。前2波贬值期间，每月资本流出1千亿美元，而第三波贬值资本流出大幅放缓。如果央行能够通过干预资本流出进而阻断汇率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的渠道，国庆后开启的第四波汇率贬值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整体可控。

“内松外紧”黄金有交易价值。

如果未来中美背离“内松外紧”，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长期实际利率走升(机会成本上升)，这将压制黄金。但是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黄金有交易价值，比如2016年上半年市场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美元指数从100回调到92，黄金走出一波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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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2017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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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摘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的重点工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顺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绩非常显著，但是横向比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却是越拉越大了，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在 社会 发展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行政 割裂和政绩考核的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的弊病，还会面临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机制亟待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曾明确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重点工作，如何扭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笔者希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讨一下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

一､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最为相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货币政策最不相关。

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发展思路的影响，我国主要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道路。在全国“小而全､大而全”的 指导 思想下，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很多 工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

改革开放后，1984年

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拉大了区域 经济 发展的差异性:东部地区 金融 机构 较多，金融业务量大，其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得较充分。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的货币传导主体缺失，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较差，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也相对不敏感。

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货币传导主体的缺位程度也不一样。

(一)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 银行 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地区。

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分别都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多;东部外资银行代表处数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80倍和29倍，而外资 保险 机构几乎全部在东部;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新兴银行基本都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惟一的两家 证券 交易所分别在东部的上海和深圳，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形成区域性的资本 市场 。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略增东部地区的机构数，而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数。2002-2004年央行减少机构数43个，

在这方面，美国早在1935年就进行了尝试。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了较高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为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较大的储备城市 银行 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为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等乡村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更低，其限额为14%。这一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美国落后地区的开发，取得很好的 经济 效果。自1945年以来，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篇8

经济下一台阶，通胀上两台阶

去年GDP增幅是10.3%，今年年初，很多人就预期这一数字将达到9.5%、9.8%，是否真是这种情况？

在投资方面，目前主要是靠保障房投资、水利建设、中西部地区投资加速，以及铁路建设等等，但是这些只能够弥补我们去年接近25%这样一个较快的投资增速（今年一、二月份是2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这块还可以支撑一下。

但是消费和出口都在下滑。我们预期三月份进出口依然是逆差，大概120亿，全年外贸顺差大概只能到700亿左右。消费增速可能在17%左右，这是名义增长率，还没有扣除通胀因素。

这样看来，整个经济虽然还是增长比较快，但是增速毕竟要回落到9%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从10%到9%，就是下一个台阶。

至于说通胀要上两个台阶，是因为去年CPI是3.3%，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是4%，我们估计今年全年CPI大概是5%。从3.3%到5%就是上两个台阶。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如果继续收紧，经济下滑的势头会比较迅猛，有硬着陆的风险。如果放松，通胀压力又会比较大。

服务价格刚性上涨

实际上，4%的通胀目标目前来说很难控制，主要还是因为服务价格。

导致我们通胀的因素有很多，有输入型因素，有成本推动因素，有货币供应量远超预期因素，还有房地产滞涨后部分资金回流商品市场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服务价格上涨比蔬菜价格都难以控制。因为蔬菜价格在春节之后有一个自然回落的过程，猪肉价格可以通过增加生猪存栏量来控制。现在“猪粮比”到达7倍，处在历史较高位置，继续上涨的空间不大（我们估计今年猪肉价格上涨25%，蔬菜价格上涨10%），但劳动薪酬的提高带有刚性，这样将导致CPI比较难控制。

在全球货币超量发行的背景下，石油价格飙升，它的上涨因素会在今后几个月逐步体现出来。我们估计三月份CPI大概在5.3%，四月份略有回落，五月份继续上升，然后到六、七月份创新高，顶点应该在6%左右。到下半年，通胀会有一定回落，但是期望回落到4%以下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原先预期CPI大概在4.6%，但由于近期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包括日本地震、核泄漏等事件，使得我们将CPI预期调整至5%。

后续政策如何选择

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加了9次，虽然加息只加3次（注），但是9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锁定了三万亿的银行存款，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相当于至少加息300个基点。

近一段时间，我跟很多江浙中小企业主进行了交流。他们说现在拿到的银行利率至少是10%，多的是15%，这还是向银行拿到的，如果向地下钱庄拿，可能是30%、40%，甚至更多。

为什么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得我们信贷利率水平增加呢？是因为银行的钱比较短缺。因为银行现在要符合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就会出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这样使得银行资金收紧。如果中小企业要获得银行信贷，要么在银行拉一笔存款，要么你去买银行的基金产品，或者先存一笔保证金，诸如此类，直接间接地提高了信贷成本。

这样一来，江浙很多中小企业有不少放弃投资了，温州有不少企业已经停工停产。虽然中西部地区今年经济增长还会比较快，但是主要靠投资拉动。东部沿海地区占了中国GDP总量接近60%，如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出现回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难以维系。

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如果不加息，可能通胀难以控制，如果加息，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预期接下来的政策，在四月份可能会有加息的措施。这个加息属于被动型加息，不是主动型加息，主要是为了缩小目前官方利率跟市场利率之间的差距，为了下一步能够更多地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一定的可行性。

目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得市场流动性进一步趋紧，并不现实。如果通胀在接下来几个月可控的话，今年加息大概最多就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还会有两次左右，但是这个空间并不大。我认为货币政策在下半年可能会有所放松。

货币政策决定市场走向

对资本市场影响方面，还是不容乐观。首先企业资金紧张，使得今年直接融资需求非常大。一级市场融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资金的紧缺，也加剧了二级市场资金的紧缺。

第二个方面，由于资金短缺，现在M1已经回落到14%，全年M1增长估计在11%左右，企业经营活动进一步收缩。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企业盈利，尤其是中小企业。

影响中小企业盈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劳动者薪酬提升，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原材料成本上升；三是资金成本上升，企业向银行再借钱利率的上升。这三个因素导致了中小企业盈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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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原因

1、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管理，制约货币政策传导职能实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形成的信贷集中管理，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存在歧视和偏见。信贷服务的重点向大中城市及大中型企业倾斜，忽视了对欠发达县域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使银行信贷资金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规模大小不同的企业之间造成了供应上的不平衡。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丢卒保车”的政策，限制欠发达地区所属机构的信贷增量，将富余资金通过资金上存流向有效需求旺盛的发达地区，致使欠发达县域经济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成了发达地区资金的蓄水池。一方面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被上存“抽”走。这种资金管理与信贷政策的客观冲突，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供需矛盾，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职能。

2、基层货币政策工具弱化，限制了基层央行的调控能力。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来看，人民银行总行拥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所有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权限。但具体到基层人民银行，可有效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权限小、种类少。基层央行可使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是再贷款，其操作却基本仅限于支农再贷款，并且受到分行严格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弱、效果不甚明显。再贴现作为基层央行可操作的另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现实工作中并未开展，发挥不了效应。因此，在现实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存在较大限制。

3、县域企业市场活力不足，加剧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低效。客观地讲，目前县域中小企业规模小、财务能力弱、潜在风险大等问题比较突出。在企业进出市场方面，中小企业的市场淘汰率较高，选择合适项目的难度大、成本高，使金融机构对县域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得不持慎重态度。此外，企业改制逃废债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加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心理。据资料显示，目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零售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批发贷款成本的5倍，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有限，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很难取得平均利润。低收益率与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宗旨背离，势必也影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4、金融生态环境欠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当前，县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县域金融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也有直接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全局性与地方利益的局部性不协调。在基层央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虑，通过其相关配套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行为仍然存在。如在打击逃废债、规范信用秩序等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默许企业借改制之机或以其他形式逃废金融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企业对银行的合同承诺不兑现，损失了企业赖以生存的信用资源，引发了恶性连锁反应，刺激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机制日趋严格。

5、人员培训不到位，滞阻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改革后，基层央行人员数量虽已达到饱和，但员工队伍无法更新，县级支行普遍存在员工老龄化趋势。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员工整体素质、专业技能已是当务之急。多年来，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员工素质，如岗位培训、鼓励职工自学、进修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尤其是金融理论和货币政策知识方面的培训，致使目前基层央行员工忙于应付日常的业务操作，缺乏全面性，执行货币政策、宣传货币政策的职能被弱化，影响了基层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

二、增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对策

1、拓展工作视角，创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基层央行要充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首先必须切实掌握辖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实情，着力做好“结合”文章。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扶持中小民营企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以调整信贷结构，促进辖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同时，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扶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的发展，促进其加大对“三农”经济的信贷投放力度，切实防范信贷集中形成的风险。

2、加强调查研究，发挥基层央行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基层央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总行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反馈信息，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当好参谋。因此，基层央行的调查研究首先要深入研究当地经济特点，全面调查货币信贷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尤其是信贷资金运用情况，为解决货币信贷政策实施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想办法、出对策，真正完善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作用。同时要了解区域资金的变动情况，研究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提供金融支持，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还要结合当地经济金融实际，提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执行意见并及时对当地信贷投向做出必要的沟通与反应，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

3、更新经营理念，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银行业要加强金融服务工作，以增强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要树立不仅提供资金是支持，而且帮助企业进行项目评估、提供结算服务也是支持的理念，创新思路，强化服务意识。二是区域中小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改变风险管理认识上的偏差，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采取积极措施主动适应市场，根据市场需要，开拓新的贷款领域和推出新的信贷品种，把营销重点转移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中去，为货币政策传导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区域金融机构要建立科学的贷款激励机制，通过建立信贷资产质量与员工收入相对称的奖惩机制，实现规避风险和利益对立的统一。同时，各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避免“一刀切”模式所引发的弊病。

4、整治信用环境，构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基层央行一是要正确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加强沟通和联系，争取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二是要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沟通，分析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信贷风险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向商业银行信贷预警信息。三是要组织协调各金融机构对那些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悬空金融债权的企业和个人实行“黑名单”制度，联合对其实行金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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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经济主体;货币政策;传导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2-0002-04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要经由一个传导过程,而传导效率的高低最终决定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好坏｡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指在一定的传导速度下,货币政策各层次变量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强度,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中介､客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最终取决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能力｡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模式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差异性较大,因而货币政策各层次变量之间也具有特殊的作用机制｡

一､货币政策的一般传导模式

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是相关经济变量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又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相互作用来实现｡基于此,货币政策传导可以分为经济变量传导和经济主体传导两种模式｡前者的过程为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后者的过程为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实体经济[1]｡前者是后者作用的结果,后者是前者变动的原因｡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最终通过经济变量传导模式来反应,而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决定效率的根本原因｡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应该从分析经济主体行为入手｡单就经济主体传导模式而言,其表现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并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影响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的变化,这些货币政策信号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给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信号做出反应,并据此调整其信贷政策及其资产负债结构,这种调整影响到企业和居民,企业和居民将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行为,并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引发产出和物价的变化｡

二､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

(一)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传导

1.中央银行行为效力｡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起点,它可以运用政策工具调控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一般而言,中央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再贴现､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窗口指导等,并由此影响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最终作用于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对这些变量的反应能力也决定了中央银行的行为效力和货币政策信号的强度｡表1是1998-2005年中央银行相关货币政策变量的变动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1998-2005年间,我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上看,1998-2000年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再贴现利率､1年期再贷款利率以及法定准备金利率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64.1%､52.2%和60.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降为6%,下降53．8%;国债余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9.3%,但基础货币年均增长仅为7.92%｡可见,这一阶段基础货币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敏感度不高,货币政策信号不强｡此后货币政策运用比较平稳,2001-2005年间,基准利率小幅度下调后又调至原水平,总体变动不大;国债余额年均增长率14.45%,基础货币年均增长12.76%,货币政策呈现稳健状态｡可见,该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总体符合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意图｡

2.商业银行反应｡商业银行连接着货币政策执行与社会资金的活动,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它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而在我国这样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结构下,商业银行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政策信号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的｡2005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9.15万亿元,占银行金融机构的53.25%;负债总额18.37万亿元,占银行金融机构的53.31%①,明显具有垄断地位｡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制度､结构等层面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依照货币政策变化方向和幅度及时和有效地进行行为调整｡

(1)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层面｡1998-2000年,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分别为16.45%和28.82%｡从货币乘数来看,该阶段广义货币乘数分别为3.33､3.57和3.69,提高幅度为10.81%,这与法定准备金利率下降60.3%的幅度并不匹配,可见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并不敏感,行为调整较慢｡2001-2005年间,基础货币增幅为61.42%,货币供应量增幅为88.73%,呈现出平稳波动;从货币乘数来看,该阶段货币乘数分别为3.97､4.09､4.18､4.30和4.64,增长幅度为16.91%,法定准备金利率下降8.69%,二者的匹配程度明显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强[2]｡但是,除货币供应量以外,代表商业银行行为的关键变量还有信贷规模｡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的敏感程度决定了该传导过程的效率｡

(2)信贷规模层面｡理论上讲,基础货币的扩大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贷款规模上升｡表2是1998-200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的变动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1998-2000年间,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增长28.02%,贷款规模仅增长9.86%,年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3.15%和4.85%,这与同期基础货币16.45%和货币供应量28.82%的增幅并不匹配｡可见,该阶段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不敏感,其行为甚至与货币政策意图产生背离｡2001-2005年间,存款规模上升了60.26%,贷款规模上升58.29%,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33%和11.81%,与基础货币61.42%和货币供应量88.73%的增幅相比,匹配性明显增强｡可见,2000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能力在不断提高｡

(二)商业银行微观主体传导

1.企业｡企业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反应是指其根据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变动调整自身的信贷和投资行为｡理论上讲,贷款利率下调会鼓励企业贷款,从而刺激投资的增长｡由于体制不同,在我国,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类型｡表3是各类企业贷款占比及其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

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运用者｡由于其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符合银行信贷管理的要求,所以贷款的可获得性很强｡虽然从2003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但仍是银行信贷资金最主要的流向｡非国有企业尽管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对贷款的依赖性强,但由于抵押物不足等原因,贷款可获得性差,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很小｡但是,相比而言,非国有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5年其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达到了88.32%,国有企业仅为11.68%｡这也是存在于我国金融体制中的矛盾｡为进一步说明各类型企业对商业银行行为的敏感度,表4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及其引发的各类企业投资的变动情况,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企业投资按经济类型仅分为国有和个体两大类｡

表4表明,1998-2000年间,商业银行1年期贷款利率由7.92%下调至5.85%,下降幅度为26.13%,而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幅度仅为9.19%,相比之下,个体经济对商业银行行为更为敏感,其投资增长率达到了25.77%｡2001-2002年间,贷款利率从5.85下调至5.31,下降幅度为9.23%,国有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分别为7.22%和20.07%,个体经济对商业银行的反应较国有经济敏感｡但是,实际中,大部分的信贷资金流向了国有经济,个体经济获得的信贷支持有限,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2003-2005年间,贷款利率从5.31%上调至5.58%,上升5.08%,从理论上讲,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的增长,从实际情况来看,该阶段国有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增长幅度分别为17.32%和37.78%,但从增长速度来看,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从2004年的15.54%降至2005年的1.54%,个体经济从27.99%下降至7.66%｡可见,国有经济对商业银行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度在提高｡

2.居民个人｡微观主体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居民个人｡居民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反应是指根据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变动调整其储蓄和贷款结构以及消费规模｡表5是1998-2005年间我国居民储蓄､消费信贷以及消费总额的变动情况｡

1998-2000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增长幅度为20.46%,年均增长9.77%,消费总额增幅为16.18%,年均增长7.8%;相对于利率26.13%的降幅而言,居民消费对利率的敏感度仍然不足,从而导致储蓄的快速增长,居民对商业银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2001-2002年间,贷款利率下调9.23%,而居民储蓄仍是迅速增长,增幅达到17.83%,尽管消费信贷增长了52.84%,但消费总额增长率仅为6.50%,可见:增长的消费信贷并没有用于消费,而是流向了其他领域,居民行为与商业银行行为并不匹配｡2003-2005年间,贷款利率上调5.08%,相应地,居民储蓄增长了36.13%,年均增长16.68%,而消费贷款和消费总额分别增加了40.68%和26.21%,年均增幅分别为18.91%和12.35%,可见:贷款利率的上调并没能抑制居民消费,居民行为与商业银行货币政策信号意图相背离,该环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低下｡

(三)微观主体实体经济传导

微观主体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即是产出和物价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行为的反应｡中央银行向微观主体的传导属于货币政策自身传导系统,而微观主体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属于货币政策外部传导系统[3]｡而传导效率是两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表6是1998-2005年我国产出和物价变动情况｡

表6反映出:1998-2000年间,我国产出增幅为14.20%,年均增长幅度为7.93%,而物价水平持续低迷,总体下降了0.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总额增长了10.99%,年均增长速度为5.35%,居民消费增加了16.18%,年均增长率为7.8%,总体而言,实体经济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反应并不是十分敏感,其间存在效率减损,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物价的作用很小｡这也再次证明了低利率政策未能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增长｡2001-2005年间,总产出增加了87.35%,年均增幅为9.48%,而物价水平在该阶段上升了0.65%,且波动平稳｡该阶段企业投资增幅为56.49%,年均增长12%,居民消费增幅为44.88%,年均增长9.74%,投资的产出效应显著,消费增长对物价的作用开始显现｡可以看出,实体经济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敏感程度有所提高,企业投资和居民的消费可以有效地作用于产出和物价,且符合我国“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三､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1998-2005年间,以2000年为界,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差异较大,但总体而言,敏感度趋于提高｡2000年以前,基础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不敏感,此后央行的货币政策效力提高,货币政策信号增强｡1998-2000年,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并不敏感,行为调整较慢,其信贷行为甚至与货币政策意图产生背离;2000年以后,商业银行行为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匹配度提高｡就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反应较为迟钝,其投资行为与商业银行利率的调整不匹配,传导效率低,2003年后有所上升;而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较为敏感,利率调整对其投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作用｡1998-2005年,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极不敏感,甚至与货币政策意图背离,这也是货币政策消费传导渠道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和居民行为都能有效作用于产出,但对物价的作用一直较小,2000年后有逐步提高的态势｡总体而言,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敏感度是不断提高的｡

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关键,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仍较低,因此,必须调整经济主体行为使其与货币政策信号相匹配,其中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央银行行为调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中央银行一方面应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正确判断经济运行状态,独立制定与之匹配的货币政策,使经济主体能迅速地感知信号并调整行为｡此外,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有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提高,但同时会导致商业银行对其资金需求量和依赖性下降,如果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对冲市场上的流动性,必然造成效率减损[1]｡由于货币政策信号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反映出来,因此,中央银行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并根据金融环境和体制的改变而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不断探索新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

2.商业银行行为调整｡短期内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但传统的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传导中介的机制容易导致货币政策信号漏损,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与货币政策信号的匹配程度,必须继续进行有效的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剔除其行政色彩｡现实的选择是在进行财务重组,在减少不良贷款比例的基础上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资本充足率,解决内部控制,并最终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4]｡从而在增强解译货币政策信号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信贷政策,提高政策信号反应能力｡

3.微观主体行为调整｡微观主体行为调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依赖于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由于资本所有权缺失､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等原因,无法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在资金规模､市场经验､管理水平等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且对货币政策信号较为敏感,因此,应当将其经营机制纳入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就目前而言,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投资参股､委托经营､租赁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造,在此过程中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和对市场的控制力,走规模经营之路,并促使国有企业走出路径依赖｡二是要调整居民消费行为,不应将个人收入水平视为影响消费的惟一因素,要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要重视硬的消费条件,还要改善金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软的条件｡

4.政府部门行为配合｡政府行为的配合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在发挥金融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辅助货币政策实施的相关配套措施,避免由于政策缺位导致的货币政策孤立｡此外,政府应赋予中央银行更高的独立性,维护商业银行的经营自｡另外,由于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资源的分配者,当货币政策目标与地方政府目标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就会成为货币政策的梗阻者｡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清晰划分事权,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宏观金融调控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时文朝.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问题[J].金融研究,2004,(9).

[2]章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评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