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韩剧 儒家思想理念 接受心理

韩国电视剧动辄百八十集，甚至长至二百集，节奏进展缓慢，不少时候还是在午夜前后播出，剧情也不过是吃喝穿戴、家长里短，可是却风靡中国大陆，究其原因，还是剧中反映的伦理观念、思想内容与我们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同源性。公元372年，高句丽政府就使用汉字，以儒家思想教育贵族子弟。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设立儒学最高学府――国学，大量派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以儒家经典和汉文科目考核选拔官吏，将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挂在学府里，经过数百年的消化、吸收以后，儒家思想理念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得人心。演绎中国明朝同时期故事《大长今》中就有不少与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有关的情节。经过千余年，儒家思想中的很多理念被韩国人保留沿习至今，在韩剧家庭伦理剧中时时显露其间。

一、主要情节契合了中国观众“中庸”至上的审美心理

矛盾冲突是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必要手段，戏剧构成的重要因素。超长韩剧绝不会放弃这一法宝。然而解决冲突却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相互妥协、调合，“中庸”即极致。《看了又看》中金珠、银珠一对姐妹爱上基正、基丰一对兄弟，本已难于被父母长辈接受，却偏偏又是妹妹爱上哥哥，弟弟爱上姐姐，因此与长辈尤其是奶奶的；中突是十分尖锐的。经过艰难的心理历程，奶奶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却又坚持大孙媳妇先进门。年轻人坚持结婚取得满意成果，却不同意先后结婚，想同时举行婚礼。剧作者通过金珠胳膊受伤巧妙而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年轻人欣然接受了现实，奶奶实现了目的，双方冲突解决。奶奶仍然爱着孩子们，孙子、孙媳们依旧敬爱着老祖母，和谐美满。《人鱼小姐》中的奶奶、婆婆不能接受一个出于复仇目的抢夺妹妹未婚夫接近自己孙子、儿子的女人――殷雅俐瑛，却为了孙子、儿子不得不妥协，将之娶进门。在赢得了婆婆的爱之后，好胜又不服输的雅俐瑛也以其真诚道歉得到了奶奶的谅解，一家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

“中庸”是贯穿儒学始祖孔子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理念。《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作为“德”之极至，推崇倍至。主张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虽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也不能“过”，因为过犹不及。长辈们不喜欢银珠、雅俐瑛的原因之一不也是太好强、太好胜，什么都自己做，力争最好，追求完美吗?

二、人物“孝悌”观念是当今观众呼唤的愿景

《论语・学而》记述孔子教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不仅“事父母，能竭其力”，更讲求真情实感。“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要求子女对父母“唯其疾是忧”。对长辈讲孝，对同辈讲悌。尽自己所能孝敬父母，不仅尽物质赡养之责，更要行精神赡养之实，将父母的身体健康时刻挂在心上，这便是赡养父母与喂养犬马的最大区别。这一儒家孝悌观念在韩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是剧中人物行为的伦理准则。

《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大儿媳妇英子对公婆三十年如一日地伺候，恭顺、勤劳，有多少委曲都藏在心里，从不外露。即使丈夫偶尔无法压抑的怒火发泄，她也怕伤了公婆，急中生智用“热吻”熄灭。《看了又看》中朴校长夫妇在对待儿子婚事上虽与母亲有不同意见，却从不冲撞，而是顺着老人的意，等着她慢慢转化思想。娶进门的大媳妇银珠劳累、委曲压抑不住一个人伤心地哭泣，在公婆面前却问题笑脸相迎。对曾百般反对过自己婚事的奶奶也是真诚关心、爱护，婚前就努力学习制作奶奶爱吃的饭食；婚后更是伺候奶奶洗澡，做奶奶爱吃的饭菜。悌的体现也十分明显的，《初恋》中的姐姐没上过什么学，不太伶俐，整天在家操持家务，聪明的大弟、上大学又考取了律师的二弟都对这样一个姐姐敬重有加。《看了又看》中的姐姐金珠怎么也管妹妹叫不出嫂子，奶奶、公公批评她，连宪爱她的婆婆也严厉地责备她，自己的亲娘也表示认可。《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二嫂因为与大嫂是同学，有时说话不用敬语甚至直呼其名也被当面指出。在韩剧中这种孝悌理念随处可见，随时彰显。

三、长幼尊卑、本分仁爱是中国观众坚守的道德理念

孔子一生恪守周礼，他认为人们各守其位，各尽其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家庭和睦相处、社会平安稳定，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孟子更是直指要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当官者，做长者必须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幼者、卑者也必须各司其职。彼此以仁爱之心相待，“日三省吾身。”韩剧中的最高长辈――奶奶们，诸如《看了又看》中的基正奶奶，《人鱼小姐》中的朱旺奶奶，《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的尹京奶奶，无不具有家庭问题的最高决策权。孙媳妇们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如何，一律要守着女人的、小辈的本份――买菜、做饭、讨奶奶公婆们的欢心，侍侯丈夫，传宗接代。不管是未婚先孕，又高攀一步嫁进城里的正花(《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还是研究生在学、根本不会做家务的金珠、当护士日夜三班倒的银珠(《看了又看》)，乃至知名剧作家殷雅俐瑛(《人鱼小姐》)，无一例外。围绕长幼顺序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产生了不少插曲，使矛盾；中突因此而跌宕起伏，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韩剧中表现的日常生活中，始终洋溢着人性的温暖。剧中的长辈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关爱晚辈，适时反省自己的错误，甚至声泪俱下地向“受害人”忏悔，表示她们的悔过之心，造成一种波澜起伏的戏剧效果。最终都得到谅解和理解，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她们会加倍施爱于晚辈，晚辈也会更孝顺和敬爱长者。这种仁爱，不仅表现在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家庭，更可以跨跃血缘，在异姓家庭彰显光彩。《百万朵玫瑰》中，哥哥姜民在因为离异的妈妈嫁给弟弟吴贤奎的爸爸而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家。这两个既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兄弟亲爱有加，他们都爱着奶奶与父母。奶奶却因为惧怕外姓人夺去亲孙子的财产、家庭地位，百般挑剔。但磨难之后，终于被民在的博大仁爱感召，向民在忏悔，对他的爱甚至胜过了对亲孙子贤奎，这个家终于成为水融的一个整体。

四、讲求诚信、崇尚节俭是国产电视剧缺 失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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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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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人纷纷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时，日本却在向中国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儒家精神在现阶段企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认为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实践的成长，也能够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点---伦理道德诉求。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隐性管理方式，是一种软管理。它是由领导层倡导，上下共同认同和遵守并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渗透于企业各个领域。对企业文化构建简单的理解，就是创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特质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及现实意义。

现阶段企业违反伦理道德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应该反思，到底企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对社会上对企业伦理道德的诸多质疑，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应当适时的发挥积极作用，直面实际问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涩泽荣一先生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只要创我们更够造性的理解运用，就能够构建出符合国情并具有强大生命力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构成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谐”的思想观念，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等等。当今时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种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弥合了人与自然、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够很好的指导管理实践，帮组企业走出道德困境，

三、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必要性

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强调重视人，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种管理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管理。然而面对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人往往将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问题时较多的持功利主义态度，缺乏对道德观念的反思，导致企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业家的功利心态，净化心灵，这样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得到提升和强化，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观念，忽视了对道德观念的引导，片面的强调企业经营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约束，把目标、战略、结构、制度等要素作为企业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对人的“柔性管理”。与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作用，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关怀。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诚信立商”、追求“阳光利益”。“诚，信也”，“信，诚也”。“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即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

在企业管理领域，诚信就是指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诚信立商”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做到信守承诺，先义后利，童叟无欺。只有这样做企业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企业才会得以长久的发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弄虚作假，隐瞒欺诈，这样的企业也终究是昙花一现，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东西方管理观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的启发管理思想。中国的管理重“道”，“道”虽然微妙，但却简单异行，容易实践操作。再辅助于“仁”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管理境界”，这也是我们五千年封建统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以“虚”控“实”的管理理念，是对人们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强调要有严谨的组织构架，再辅助以严格的组织制度等实用的管理措施，强调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终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是一种“实用”的管理理念。东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虚实结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对精神层面的掌控，又要辅助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推进实现“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为管理本无国界。从普遍的角度看他适用于各个国家、企业。从特殊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更符合现实规律的管理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大同文化，准确的理解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调和了这些关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多的应将目光转移到对本土文化的从分考量上，从中挖掘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诸多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必须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调整与创新，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任何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结论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坚信只要引进了目前管理领域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请到了国外某些知名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就等于是进了保险箱，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熟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流行和适合并不是永远匹配，这对同穿衣服一样，如果搭配不当，就会状况不连连，甚至会丑态百出。我们说一种管理理念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本身，还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儒学的许多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每一个中国企业的血脉中，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借鉴国外管理理念时就不能够完全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应该更注重借鉴其原理。就是说要对管理普遍性准确把握的同时还要结合管理的特殊性，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导的最基本价值观，进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找准发力点，不能拿来主义，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来。注重将儒家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并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各职能部门进行系统规范和指导，在企业内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更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还要注意与激励手段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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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石涛；石涛画语录；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　J1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729(2008)04－0008－02

(一)

清初画家石涛(1642－1707)的绘画艺术实践和理论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画论《石涛画语录》(又称《苦瓜和尚画语录》)更为中国画界所推崇。作为一个生长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文化环境里的画家，石涛的思想必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在其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中。但有学者把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中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作为其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之一，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作一辨正。

“吾道一以贯之”一句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其本意是：“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道理(即忠恕)把一切事物之理贯穿起来。在此，“一”指“一个道理”，即仁、忠恕；“之”即指孔子所说的“道”，亦即“一切事物之理”。其中“一”是“以”的宾语，属于宾语前置现象。此话不能理解为：“我”对所有事理的学说一贯(全部或者自始至终)如此。

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中指出：“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石涛“吾道一以贯之”所要宣扬的是他的“一画之法”，其本意应为：“我”的画学思想可以用一个道理(即“一画之法”)把它贯穿起来。在此“一”虽仍指“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的内容并非孔子的忠恕思想，而是石涛自己的“一画之法”。当然，也不能就此理解为“一”就是“一画之法”的简称，“一”只是相当于“一画之法”而不是等于“一画之法”，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之”应指代前文的“道”即其关于画学思想的学说，而非孔子的“道”即“一切事物之理”。故此，对石涛的“吾道一以贯之”不能理解为：“我”对所有事理的学说一贯(全部或者自始至终)可以用“一画之法”来解释。否则难免陷入以哲学理论来解释画论思想的误区。

石涛借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吾道一以贯之”，在字面上虽然与孔子所言毫无二致，但意义上却与之大相径庭：他既不是对原话本义或思想内涵的引用，也不是对本义的引申与发挥，他只不过套用了《论语》的表达方式而已。因此，不能以此作为石涛画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

(二)

杨成寅先生在《石涛画学》中认为，《石涛画语录》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既指宇宙万物的哲学的道理、规律和法则，又指绘画艺术的道理、规律和法则”，“一以贯之”指“石涛自己所主张的宇宙万物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绘画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的规律的统一性，宇宙万物与绘画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笔者对此亦不敢苟同。

第一，石涛《画语录》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本义仅是“绘画思想观念”或者叫“画学思想”，“一以贯之”也仅指“以‘一画之法’贯穿绘画学说”。显然，《石涛画语录》是谈具体的关于绘画的美学思想而非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否则书名就不可能是《画语录》而是《谈道录》或《说理录》了――第一章命名为《一画章第一》也同样证明此论。

第二，结合上下文理解也不难发现，作者本意只在于谈绘画之理，并非借以宣扬所谓“宇宙万物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的主张。尽管杨先生还引用了石涛的《画谱・资任章第十八》的末句“一画者，无极也，天地之道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绝不可以由石涛认为“一画”能代表“天地之道”而得出“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就是“天地之道”的结论，进而断定石涛在借“一画”来阐述“天地之道”的哲学。不可否认，石涛在其著作中的确使用了哲学的逻辑，语言中充满了思辨性，但其本意还是在谈绘画，所以我们不可主观地发挥原著的内涵而把它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去解读，不能因为石涛借哲理表达自己的画学思想就由此逆向推理，认为石涛在宣扬自己的哲学或者借绘画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连杨先生本人也认为：“‘写哲学讲义’不符合石涛画学本义。”――当然，杨先生也不承认自己是把《石涛画语录》中的句子作为哲学语言来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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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汉抒情赋的范围及界定

谈到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就不得不提到对它的范围及界定。关于何为抒情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抒情赋发源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并且贯穿于整个汉代。但是存在争议的是,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始于何时?有的学者认为东汉的抒情赋就是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与抒情小赋为同一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论文认为东汉时期的抒情赋与西汉抒情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东汉中叶发生新变,成为抒情小赋。

对于抒情赋内涵的界定,一部分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与抒情小赋的含义有所重叠。陈海燕《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语体研究》中将赋分为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认为能够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以及个人意志的抒情性的赋作都叫作抒情小赋。蔡金平《汉魏六朝抒情小赋题材研究》中也认为抒情小赋和抒情赋属于同一范畴。学界普遍认为,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叶,而此论文中认为抒情小赋并不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而是从西汉初年骚体赋开始,认为凡是能够表达个人意志,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应该属于抒情赋范围,与其自身的体裁没有关系。阮忠《两汉抒情赋论》中认为汉代抒情赋始于西汉骚体赋,并一直流行于整个汉代时期,到了东汉中叶,骚体抒情赋仍然流行于文坛。至于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只是在摆脱传统骚体形势下出现的新变而已,两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另有何天杰《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中提出:“绝大部分的抒情赋都是以骚体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为题材而写成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才有所改观。”因此,他也认为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与抒情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姜文燕《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也赞同此种观点,认为东汉抒情赋与小赋是不同的两种文学样式。

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中认为只要“主情”的赋都可以算作是抒情赋,而“主物”赋中只要有抒情的成分,也应该纳入抒情赋的范围。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抒情赋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要抒写情志更要体制短小,在内容与体制上对东汉抒情赋进行界定。常先甫《东汉抒情赋的情理世界》中将东汉抒情赋的内容分为:遭遇无常,悲士不遇;关注国事,批判现实;避祸自适,与士逶迤;情感世俗,趣味浓厚四部分内容。

二、东汉抒情赋的思想体系

无论哪种文学样式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支撑,东汉抒情赋也是在不同思想观念下形成的。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东汉抒情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思想观念:

1、道家思想

佘正松《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中主要论述了道家思想对汉代抒情小赋的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张衡的《思玄赋》是有感于老子的“吉凶倚伏”的哲理,作此赋“以宣寄情志”。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王朝的更迭,士人出于避祸的考虑,思想逐渐由儒家转向老庄一派,道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逐渐加深,道家思想如同儒家思想一样影响着士人的治世方式。

2、儒家思想

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东汉抒情赋作家在思想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道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共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3、隐逸思想

赵晨《东汉辞赋中的隐逸意识研究》主要分析隐逸思想对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汉赋创作过程中的隐逸情感的流露。作者还认为,东汉时期的隐逸思想大都存在于骚体赋与散体赋之中。

4、战国纵横之风

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认为战国纵横之风对东汉抒情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战国初期,士人在高度自信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英雄无用之感,这对汉代士人的“不遇”心态有很大影响,付诸在作品中,“士不遇”主题成为汉代抒情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篇6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篇7

【关键词】“金榜题名”；大团圆结局；文人儒生；创作心态

一、渴望走出仕途困境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开辟的用科举取士的方式，令读书人不管门第高低，只要通过科考，都可以步入官吏行列，从此平步青云。因此，对封建士子来说，争取科举的成功是不可轻易放弃的，这是能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对此幺书仪先生也曾说道：“它（科举制度）成为影响各阶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情感状态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即使失意和退归林下的儒生，也往往并不从根本上对这条道路产生怀疑。”[1]

然而，就是被这些文人儒生如此笃信的一条道路，到了元代却由于元当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不得不被迫阻断了。元朝初期科举制度曾一度被中断81年之久，直至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才被恢复，之后又时举时废，即使开科取士，也因在名额分配上及其有限，并带有民族歧视的性质，使文人们陷入求仕无门的窘迫境地，许多文人的求仕理想受到了现实的惨痛打击。

因此，面对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与遥不可及的人生理想，这些文人儒生们只能通过其他的形式寻求寄托与发泄。元杂剧中“金榜题名”式的大团圆结局显然就是这种“寄托与发泄”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具体形式。如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他们都以不同的情节表现了一代儒生们曲折多变的人生遭遇，但最终一切的不幸却都因为儒生们的“高中”而扭转。在《西厢记》中，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介书剑飘零的书生，虽然与富家小姐崔莺莺两情相悦，却因门第悬殊，遭到崔母“赖婚”的阻挠，最终还是因为张生高中，使崔家对其另眼相看，才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伴随着官运亨通随之而来的爱情的收获与地位的变迁，是当时社会地位地下，但同时又求仕无门的文人儒生呼唤科举，渴望改变命运的共同心声。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自汉武帝开以儒家思想经邦治国的先河以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自奉之为圭臬，儒家思想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治国之本。可见，上至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下至最底层市井百姓，都将儒家思想视为至尊，儒家思想广泛地渗透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元杂剧中由“金榜题名”这一情节促成大团圆结局的桥段设计，极具代表性的反应出了儒家思想对文人阶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成为影响元杂剧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态度，“入世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理的处事观、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根植于其生活于中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为现世的人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科举制度的应运而生无疑为崇孔尚儒的文人儒生来说开辟了一条实现入世理想的“康庄大道”。因此，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个人前途上的“改头换面”，最终达到事业上“达则兼济天下”、“齐家治国安邦”的远大目标，是深深根植于他们心中的人生的终极信念与理想。在关汉卿的《陈母教子》中，文人儒生的这种“人生终极信念与理想”得到了全面而透彻的展示。剧中陈门冯氏训子读书甚严，要求三个儿子均高中状元，老大老二先后高中。老三头番应试仅中探花，被冯氏痛责，后经发奋也高中状元。剧中，“金榜题名”这一主题不仅仅只是一个达到大团圆结局的桥段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线索。在这出杂剧中，关汉卿不仅将读书进仕在文人儒生自身价值的实现上给予肯定，更加将其作为“治国齐家”的社会理想加以大力赞扬。

三、勾栏瓦舍的大众文化影响

因为元朝当局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文人的轻视，加之能证明自身能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道路——“科举”又被无情阻断，齐其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但是，也正因如此，才使他们走进市井的勾栏瓦舍，更加接近下层人民，了解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对社会现实的民生疾苦认识得更为深刻，促使他们在创作时的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想法向社会底层人民靠拢。

元杂剧作家的身份从原本“高处不胜寒”的文人墨客，摇身一变，成为市井勾栏的“书会才人”。勾栏戏曲艺术原本就是供市井民众娱乐消遣的通俗艺术，因此，元杂剧在创作之时免不了会站在受众的角度，考虑戏剧的娱乐目的、社会大众审美水准以及读者的期待。

在个人命运与权力、门第息息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及第之喜”自然成为了尤为普通大众重视的人生大事之一。故“金榜题名”也排在古代“人生四大乐事”之首，在元杂剧的创作中，“金榜题名”这一大团圆结局的设置，某种程度上不仅顺应了普通大众对状元及第后带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从侧面展现了自己身为文人对“金榜题名”的强烈渴望。

“金榜提名”作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之一，将其作大团圆结局为收尾，其程式化的剧情简单通俗，既满足了大众的低水准的审美需求，同时，圆满的主题也在维护大众最普遍的传统人性与道德观念的情况下，推动剧情合理化地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至此，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相较于之前的纯文人心态，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此时，他们的创作不仅要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更要寄托人民大众的美好理想，满足审美、娱乐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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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对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使得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使得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使得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导下商人阶级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发展欠缺阶级基础。因此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论文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法发展 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劣根性也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胜枚举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爱民、名贵君轻、以和为贵、尊师重教，仁义礼智信等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更是超越国界带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时间越过千年直到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早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无形并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人们各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抉择方式。正如李厚泽先生所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们的行为模式、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对国民思想的禁锢。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保守封闭、重农抑商，特权等级等糟粕思维都深深地压抑了国民的自然属性和创造能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的解放。这些劣根性有些延续至今仍然无法解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文化与法律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商法的发展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商法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儒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儒家哲学原，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成“天不变，地亦不变。”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男耕女织世代交替式的社会形态。只有农耕经济才是社会经济的主轴和支撑；只有男耕女织，安分守已才是正统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给予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农时、奖励耕织、兴建水利等等；然而对待商业经济却持不鼓励和压制的态度。古代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会职业。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正所谓“一朝中举，光宗耀祖”，读书人也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内心。然而国家对商事经济奉行干预和压制政策，例如对盐、油、茶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官营。相应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表现。虽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商品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减轻商税、山西票号的出现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的促进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山西票号的出现并没能最后真正发展成为早期的银行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契约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也仍未脱离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轨道。中国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统治阶级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适合商事经济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

儒家文化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社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无论是经济财产权利方面还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长者和社会的尊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晚辈和地位较低下者的绝对服从。

“三纲”因符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而也出现在许多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财”条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还规定了，辱骂殴打长尊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刑事处罚，甚至被处以极刑。

古代法律条文中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这实质上建立起了全社会以长尊者为权威的宗族文化体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缘关系排亲疏，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们习惯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互通有无、利益交换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和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儒家只信赖血缘关系，把血缘关系当做信用体系，凡有需求都习惯在内部解决，这就让市场呈现出一种内开外合的状态。例如，在贷款观念被接受之前，中国人无论办企业或购买房子都更喜欢在亲邻好友之间借款，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去筹资。这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们更愿意信赖血缘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无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内部交易，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发展空间狭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事贸易日渐兴起，也带动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在那里人们把经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的自然，并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习惯。在相对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为了保障商事活动目的得以实现，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的雏形也随后产生，这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了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如《罗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经法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笔者以为原因存在两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皇帝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无“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这样一个讲究一切服从权威的社会里无民主可言。商法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样高，但对民主法制环境的要求却十分的高。不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维护和保障，如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统治阶级尽力的实现“无诉”目标。但是资源配置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就都会产生争讼的问题。正所谓“民之讼，争是非也。地之讼，争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网罗，经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威影响和族规、家法的整饬而冰消雪融。一个商事争议案件在一个社会中，并未经过正规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级权威的意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做事讲求稳妥安定，不喜欢冒险为之；交际讲求温良恭谦让，不喜欢与人争利；说话讲求婉转含蓄，不喜欢直截了当。因为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国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耻于直接讲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见利益纠纷一般也不十分争取，主张以和为贵各自退让。同时对逐利活动有着“生死有命，富贵由天”的被动观念。

儒学中陈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也极大的压制了人之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还存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获益等欲望，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全社会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让国人不敢大胆逐利以实现个人发展，甚至在长期的观念浸下丧失了敢于实现个人意志的想法。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逐利和冒险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责任则是要保护这种逐利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经法的价值基础就在于鼓励大胆逐利，勇猛精进，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国，压抑的国民缺乏这种冒险性格和价值观念，故商经法形成和发展的价值渊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篇9

关键词：原因分析 曹操 人格精神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是英雄呢？在刘劭看来，英者可以为相，雄者可以为将；所谓英雄，乃指兼“英”与“雄”于一身成就大业而名垂千古之人。则在《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强调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通才人物。综合他们的观点，英雄应该是文能为相、武能为将成就大业且千古留名的人。细数三国英雄人物，能够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英雄的只能是曹操了。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并非艺术的《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那样。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今人俞敏洪却用一部《三国》让新东方在大洋的彼岸成功上市，成为教育培训界的领军人物。这一切都得益于曹操人格精神的影响。

所谓人格精神，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所形成的人的道德品质，及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它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综合性和功能性。

曹操，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是身兼数职的典型代表。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不管是治军还是治人，不管在乱世还是治世，即使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在握，在称帝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的时候，他却坚守了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底线，终身不称帝。这些行动足以折射出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

他的人格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受某一种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纯之又纯的思想体系。曹操也是如此。过去学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也有说他崇尚法家，还有说他是杂家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等方面加以探讨他人格精神的形成原因。

笔者认为，曹操人格精神的形成是受儒墨道法家等思想影响的，是集多种思想于一身，博采众长，对各种思想融会贯通，灵活利用的结果。

（1）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末以来，天下大乱，以经学神学为特征的迂腐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动摇。但是，儒家思想流传下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加上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还是有意识地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变化，一种思想潮流的演变也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在主流思想观念不变的情况下，正统的思想体系受到一点冲击并不会引起根本性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任何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曹操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环境下，他必然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感化着曹操。

从他仅有的二十多首诗歌中可以发现，曹操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表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对理想社会的描述。《秋胡行》（其二）中的“万国率土，莫非王臣”是由《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句子演变而来。《善哉行》(其一)中“随制饮酒”是从《论语・乡党》中“唯酒无量”引申过来的。《对酒》中“三年耕有九年储”是《礼记・王制》中“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食”的变形；“斑白不负戴”是对《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中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引用；而“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是对《尚书》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的改写。

又如《善哉行》(其一)

古公父，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于王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齐桓之霸，赖得仲父。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于世沉德，未必思命。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本诗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诗人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选取古公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和晏婴等古代圣贤，突出他们的以仁让为主的美德。应该说曹操此诗中感情鲜明，是非清楚。他大力提倡仁让的美德，一方面是社会动乱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而且可以说更重要的是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吸收。

可见，不管是对经典的传承，还是对精神内涵的贯通，曹操都能运用得出神入化。他还能随着时机和遭遇的变化，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和取舍，最终达到“物为我用”。骨子里体现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精神――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他对自己的治世之策有过表述：“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在魏国初建之时，更有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这也说明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

（2）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家是先秦诸子的重要一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墨家的“节用贵俭、尚同尚贤、非命尚力”学说，特别是非攻止战、兼爱互利主张，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战国后期墨家开始走向衰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学派阵容越来越弱，但是墨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中绝”，依然对历朝执政政策、文人思想、民风、民俗等有过重要影响。曹操的《度关山》中“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兼爱》、《尚同》是《墨子》的两个篇名，同时也是墨子的重要主张。说明曹操是希望社会达到人与人之间上下相同，彼此亲爱的理想境界。由此可以看出他必然认可墨子的思想且对之加以利用。

（3）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在我国南方，道家主要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其后的道家学人都是对老子庄子的继承和发扬。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文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汉初“黄老之学”兴起，汉景帝至汉武帝初年，可以说是“黄老之学”的黄金时期。大力提倡“黄老之学”者，并非下层人民，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们排斥儒学，颇好“黄老之言”。但是，汉武帝并没有一贯坚持用“黄老之术”治国，窦太后死去，“黄老之学”也就随之衰退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时代，“黄老之学”在沉没一百五十年之后，又重新复活，可称为“黄老之学”的复活时期。由于汉桓帝刘志本人酷爱“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与佛教比肩盛行，可谓道家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曹操生活在东汉后期，他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对酒》中“却走马，以粪其土”是对《老子・第四十六章》中“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的直接运用，“路无拾遗之私”也是对《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认同，可以说曹操面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心情跟老子当时的思想状况是相吻合的。

（4）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因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曹操当初也是朝廷的一员，对汉代的法律制度是相当了解的，而且自己也应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如：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无敢犯者。[2]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祀，间就逃窜，郡界肃然。正较大型，一郡清平。[3]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

在他的诗歌中也是时有法治的影子。如：“黜陟幽明”，“犯礼法，轻重随其刑。”但他诗歌中体现的法家的影子与儒家相比，可谓少之又少。不管怎么说，他的精神是受法家思想影响了。

（5）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治行业，没什么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但是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成熟的，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洞察世事，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可以看出此时的曹操已经深谙世道，而且已经在对各种思想的精华进行实践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把曹操人格精神的思想根源归结为单纯的儒家或法家之类的话，就容易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样，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只有对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结论。那就是，曹操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兼受墨道法家等思想的影响，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

（本文为2011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1ZYC018。）

注释：

[1]陈寿：《三国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2][3]陈寿：《三国志》，编委会：《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百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华传统文化.http：//省略/.

[2]参见中国文学网.http：//省略.cn/article.aspx？id=14802.

[3]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刑法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篇10

关键词：文化；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鲜明特征。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不断竞争,促使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受到了文化发生多元变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文化多元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努力建设一个健康的、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与观念的传递与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不断传承、分化、碰撞和融合，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类似，也具有多元化特征。特别是21世纪以来，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范围内文化交流呈现井喷态势。各种文化相互激荡、排斥、融合，文化有如生态系统随着社会发展而进化。多元文化对于社会的冲击是剧烈的，而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传统文化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逐步形成的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所以,当前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它以做人为教育的惟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性与智慧,而不只是追求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和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慨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统一起来,把道德教育同身体力行紧密结合起来,并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看作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文化。譬如《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里有“夫民,神之主也”的说法,就是说上天也要顺从人民的视听,应该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致力于神的事。尤其是作为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其中“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范畴,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

二、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巾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其中那些具有超越时空和等级偏见并与时进化的道德智慧,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凝聚与发展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智慧之源。同时,儒家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新家坡、韩国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系统中的某些成分显然过时而应当扬弃,但其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永久性价值。在社会急剧变化、思想观念纷纭复杂的今天,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给人们以儒家文化精华的熏陶十分有益于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三、计算机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计算机不仅仅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极好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在不断向人们传递着各种文化信息。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广泛和普及，它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小觑。重视与研究计算机文化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计算机文化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而形成与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其自身领域的范围，计算机文化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高科技性。计算机技术是跨学科、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具有高智力水平又具有与生产密切联系的产业特征和科技群体，它除了具有尖端性外，更具功能性和社会经济效益性，所以，计算机文化是一种高科技文化。第二是发展迅猛。计算机每年更换一代，运算能力以数量级速度增加、现在，可以模拟人脑功能的第六代神经计算机已经开始研制，软件也以加速度发展，并且包罗万象。

四、应对多元文化应当采取的策略

一是倡导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与先进的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核心是民族独有的精神、情感、规范，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呈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积极营造倡导主流文化的环境，让广大高校师生主动接受和汲取主流文化的精华，引导他们抵制和批判其他不良文化，增强文化“免疫力”。同时要融入师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抵御西方消极文化的侵蚀，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二是培育先进大学文化。先进大学文化对于抵制不良文化，培育师生价值观念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育先进大学文化，有助于坚定师生理想信念，满足师生精神需要，缓解在作中的压力。新时期，师生的兴趣爱好、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理想信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大学文化也应与时俱进，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师生所思所想，坚持以人为本，大胆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把献身边防事业的崇高理想寓于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及时摒弃过时的、老套的文化活动，以满足高校师生旺盛的热情和活跃的思想。

三是反对保守和放任，坚持一元和多元的统一。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要反对保守和放任两种倾向，既不搞文化专制主义，以单一的文化主导师生的日常生活，忽视其他文化的优点；也不搞文化放任主义，对于师生所接触到的文化理念不闻不问，任其传播。要坚持一元和多元的统一。坚持一元的价值导向，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也要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优秀的文化思想，高校不再是封闭的“小社会”，要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不同的积极文化，寻找多元文化和谐发展之路。要帮助师生掌握比较、选择、反思和批判文化的能力，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主动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