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名义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深远发展——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1］。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条过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当具备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时，又面临着一个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然而，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充满了抱怨和责难，形成了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端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未来与发展的因素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本文主要是对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制造”问题及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制造是依靠隐形的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所谓隐形的优惠政策指的就是资源要素价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的价格。因此在这样一个价格扭曲的环境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大量补贴给了外国的商人和消费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挣了一点微薄的利润。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对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物流费用增加，令原本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成本的提升，本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形式更加严峻。因此，中国制造这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宏观层面上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巨大考验，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与“中国制造”问题相关的是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难题：第一，是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关总署宣布贸易顺差规模已明显缩小，6月份出口增速从5月份的28.1%放缓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2］。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出口优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汇储备。1998年至今外汇储备上涨了11倍，达到18088亿美元。2004-2007年，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亿美元。受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的财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持有其债券达3，760亿美元可能会受其影响而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较大损失。巨额贸易盈余投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居民生活水准。第三，是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三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1%；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54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7%。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制造”更为艰难。因此，人民币是否继续快速升值疑虑重重。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业自身发展，二是要靠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经济滞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艰难选择。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一个并非虚构的例子

目前，“要素禀赋论”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扩展，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注：关于“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劳动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资本要素（如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现实性。）

，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代替要素流动，从而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配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各国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且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按照“要素禀赋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实践的结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和原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断疲软的情况下，过多的外汇储备遭受贸易损失。

造成这种新古典贸易理论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

观的脱节。因此，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例如，国际资本的流动显然是货币的流动而非机器或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直接联系资本的流动，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直接相关；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实物而是与美国的利率、汇率以及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货币是面纱；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没有主权国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它设计的是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赖于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如对技术输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3］。主权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实际上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账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正如“要素禀赋理论”所讲的，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而美国则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之后通过贸易使两国得到互惠。假设中国和美国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同，如生产一件服装需要1单位的劳动；美国生产一架飞机需要 100单位的劳动，中国则需要 1000 单位的劳动。因此，美国把劳动都用于生产飞机，中国的全部劳动力则生产服装。显然，在 1 架飞机交换 100 ～ 1000 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确定交换比例还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关的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或者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是无法讨论供求的。我们可以假设随着交换的进行，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动，最终飞机和服装会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进行导致两国工资率趋近。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的，但前提必须是两国有相同的相对价格。现在，我们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假设，美国除了生产飞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如计算机。美国将把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用飞机与服装交换来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即计算机比服装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对中国来说，飞机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样就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两国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拉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20世纪50-70年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则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时期，中国出口了低附加值产品，甚至是矿产原料，虽然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是当前资源日益受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比之前高出数倍的价格再出口到中国。因此，支配国际贸易的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中国的贸易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改善技术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战后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引进技术，但是却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这种进口替代虽然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无法改变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口替代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引进技术的主要方法，如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和化工设备。这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国家对出口不仅进行补贴，而且出口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已经极低的价格。这种进口替代使我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则把中国作为转移夕阳产业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国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困难。

提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手段是直接引进外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变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资开始不断流入中国。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推动技术进步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和坎特维尔（Cantwell）的观点［4］，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还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这时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着技术的累积，一国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累积，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在引进外资中更好的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实际上是由于我国的低工资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对东南亚国家原有美国市场的占领；巨额顺差为人民币升值奠定了基础。

上述问题联系到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本国人民节衣缩食，大量消耗了本国的资源，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反而换回了一个坏名声。我们用上述理论不难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陷阱。按照美国3%、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以及1：6.7的汇率，美国收入增长的部分将越来越多的购买中国的产品，这将使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美国可以利用这种高收入来吸引和开发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恶化贸易条件。这种供求的变动也会使人民币不断贬值，而即使中国的就业可以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会增产不增收，因为美国对服装的需求在一定时间是给定的。同时，这种两国收入的差距对于中国引进外资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比中国对高新技术产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品只是美国市场淘汰的低技术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对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谜”的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进出口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远低于中国的90%。是美国的开放程度低于中国吗？显然不是。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四倍（注：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人民币，按照1：7的汇率相当于35231亿美元；美国2007年140808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购买中国所有的产品。如果中国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原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将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还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经济也将严重下滑。在整个中美贸易中，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战略是鼓吹自由贸易和全面削减关税。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并获得巨大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显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但是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而且是在没有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国家主权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和剥削。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刚刚以失败告终的历时七年之久的多哈谈判。谈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盟和美国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而欧盟表示削减60%农产品进口关税已是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美国则表示只能将其目前每年17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削减20亿美元。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指出，按照“对等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削减工业品进口关税，以及开放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市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早已经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了。

四、现阶段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在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1985-1996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义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出口对GDP比重，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1996年之后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和占GDP40 %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直接造成中国经济受国外经济周期和冲击影响较大。“中国制造”难题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动。为了克服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冲击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和稳定汇率。国外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经济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

市场潜力是以货币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决定市场需求。当把经济增长率作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汇率——只有汇率不变，名义经济增长率对于国外投资来说才有意义。尽管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有利，但问题是技术水平。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讲，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内需求和就业，突出体现在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减缓。考虑到引进外资与在出口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保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促进国外直接投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种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替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对于我国引进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外国投资，却提高了外资的进入成本。如果提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可以在外资进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国内市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外国投资的利润率。1992-1996年来自于中央银行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国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术进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是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快速名义经济增长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环［5］。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时，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如果资本项目放开，国际资本必然会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受“支配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目前，我国GDP总量和货币供应量按照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对比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就更小了。这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一旦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和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能保持独立性。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国对汇率的控制是不能放弃的——不能控制汇率就不能控制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政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较多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则主要取决于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水平则是次要的。对于我国开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完全不必要。只有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加深，才需要重新考虑适当的比例。与之相联系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资本项目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央银行对汇率和利率的绝对控制对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1990 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的是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 “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扩大了一倍多，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长到6.7%，也扩大近一倍［6］。曾经过分依赖出口的东南亚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破产了，中国持续这样的模式将来也会有危险，因此必须主动改变发展模式。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制造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以深圳为主要城市的产业升级开始向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转变，以解决对“中国制造”的冲击。虽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产品附加值，减少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够的。对宏观经济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加快城市化和农村货币化。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通过提高投资增长率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率、减少贸易损失。

由于人民币汇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由于目前外汇储备非常丰富，对于加强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总体设计使资本市场和银行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目的在于，使作为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免受资本市场的波动的影响，从而通过把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在资本市场领域而保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防止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被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严格限制国外资本进入商业银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虑到一旦我国启动高速经济增长将遇到的问题。要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调整目前我国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保险等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保持我国资本在这些领域中的绝对比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要适当放慢。

参考文献

［1］ 晨曦.从“中国制造”中解套［J］．创新科技，2007(05):8-11.

［2］ 冯科．宏观经济存在滞涨风险［J］．新经济杂志，2008(5):11-13.

［3］ 柳欣，郭金兴．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5(3):21-25.

［4］ 吴汉嵩.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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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伟、周洁如、余颖（2005）指出如果外国证券投资如果能被输入国管理好，必然会缓解输入国资金短缺的问题，从而促进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过度引用外国证券投资也有可能给资金引入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徐文雅（2013）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轻微的副作用。为了适应资本证券化的国际趋势，中国有必要逐步放开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制，利用金融创新提升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纳能力。

Bckacrt&Harve（1998）认为外国证券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外国证券投资资金的流入可以降低一个国家资本的成本，扩大该国的投资，尤其是外国证券投资中的股票证券对新兴市场具有积极直接的影响。Henry（2000）认为FPI的引入加强了证券市场自由化，使新兴市场的总体证券价格提高，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Dasgupta&Rath（2000）通过研究验证表明FPI对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分析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要外国证券投资FPI数据来源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单位为亿美元。经济增长以全国GDP衡量，单位为亿万。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生了飞速的发展，本文采取改革开放后1985年至2014年30年间的数据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软件采用Eviews6进行。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以此来确定FPI与我国GDP之间的相互关系。

（1）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只有两个变量，我们可以令GDP的时间路径受到序列FPI的当期和过去时间值的影响，考虑如下的双变量模型。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他给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VAR模型的估计

选取变量lnGDP和lnFPI，经过反复验证，并且通过AIC和SC判断出最佳滞后期是2期，完成相关设置以后，得出标准型的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二）脉冲响应函数

如图3-1所示，图中实线表示1单位脉冲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两边的虚线表示2个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左上图表示lnGDP对自身的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其脉冲影响在第1期大约是0.04，以后逐期上升，并在第3期后趋于稳定，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引起后面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且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变大后趋于稳定的规律。左下图表示lnFPI对lnGDP实施冲击，lnGDP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响应路径一直为正，并呈现先下降，而到第3期后逐步趋于稳定的趋势，这说明FPI的增长能够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稳定的。右上为lnGDP对lnFPI实施冲击，lnFPI的响应实践路径，这种路径在第4期以前是正，第4期以后为负，这说明GDP的增长起初对FPI的作用是正向的，随后GDP的增长反而会引起FPI的下降。右下表示lnFPI对自身的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其脉冲影响波动很大，说明FPI的增长对其后面各个投资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和随机性。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更好地研究FPI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一步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如下表3-4所示的结果

从表3-1可以观察到：滞后期为2的lnGDP不是lnFPI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019，这说明至少能以99.8%的概率保证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能够促进外国证券投资的增加。同时，lnFPI不是lnF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398，这说明外国证券投资的增长至少能以96%的概率保证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进一步证明了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正向的。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外国证券投资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同时由脉冲响应可知，两者对自身的响应并不是非常明显。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把证券投资作为引资增长点并且创造扩大利用的途径。

（二）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提升引资综合竞争优势。一方面，推进我国利率市场，改革我国汇率制度。另一方面，应该确实合适的外汇储备规模。

（三）完善监管手段和监管体系，提高我国对外国证券投资的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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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越发的显现出了证券化的趋势。国际证券投资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在现代繁杂的投资环境下充分利用境外资本，这已经成为了当前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论述了外国证券投资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其次，提出了相关策略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 外国证券投资； 经济增长； 风险； 策略

0引言

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的实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开放了本国的资本项目。在私人资本的融资渠道基础上，以国际证券投资方式为核心的国际间接融资在规模上远超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逐渐的形成了证券化的势态。国际证券投资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在现代繁杂的投资环境下充分利用境外资本，这已经成为了当前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1.一、外国证券投资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我国在利用外国证券投资过程中，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属性和中国市场特有的国情，证券投资的利用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利用外国证券投资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然而，其所蕴含的风险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1.1（一）宏观调控政策效率降低的风险

首先，致使货币政策丧失了自主性；当前，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还处在一个管制的状态下，外汇储备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经常项目服务与商品出口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但是从国际趋势角度上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正逐渐的与实物经济相脱离，转变为以证券方式、衍生工具方式为核心的环节阶段。随着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全面开放，进一步加快了国际资金的进出率，规模也随之不断放大。所以，国际资本的流动将会限制国内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萌生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其次，使得利率政策调控效果不确定性增加；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利率政策至关重要，对于调节总需求的核心变量十分有利。如果宏观经济中的总供给比总需求大，那么，降低利率能够使得总需求增加；相反，如果总供给比总需求小，调高利率能够不同程度上抑制总需求，最终确保宏观经济处于平衡状态下。实际上，在开放条件下，利率同样是调节国际资本流向的最佳工具，利率的上升能够吸引资本流入，降低利率会使得资本流出。随着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一定呈上会增加利率政策的效果不确定性。当我国处于通货膨胀时期时，中央银行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回笼资金，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一旦利率提高，就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入。为了确保汇率的稳定性，中央银行还要买进外币、卖出本币，这样一来，就难以全面实现紧缩货币政策目标。

1.2（二）引发了经济失衡的风险

证券资本属于一项流动性强的资本，投资资本的流动方向会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种预期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发生“羊群效应”以及盲目的投资。随着资本大规模的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平衡调节困难性，同时，还会导致国内经济失衡。新兴证券市场开放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金融资产不断扩张。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有关法律体系缺乏完善性，金融监督管理的薄弱，银行面临大量“热钱”流入造成流动性增加，往往会发生过度贷款倾向，与谨慎性原则背道而驰进行放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贷款会流入到增值快的证券市场等领域中。如果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那么，这些有着较高流动性和交易成本低等特征的国际证券投资将呈现出反转流出，使得银行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性而产生了一定的危机。可见，随着大量的证券资本流入将会导致国内经济失衡情况的发生。

1.3（三）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这里所说的市场波动风险，主要指的是在不断引进外国证券投资后，投资人员的进入或者退出会使得本国证券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风险的产生主要由证券市场的关联效应和国际游资流动的不稳定性所致。任何一国的市场波动都会迅速的传递到其他市场中，特别是现阶段有着大量国际游资的市场，该波动效应不同程度上会被放大。当国际游资流入到一个国家时，假如此国的证券市场不具备较大的容量，那么，资产价格会很快出现膨胀现象；而随着游资的撤离，资产价格就会迅速的缩水；再加上证券市场上存在着“羊群效应”，使得市场波动效应越发的显著。

1.4（四）证券市场参与主体面临的风险

首先，投资人员面临的风险；通过外国证券投资，使得投资者除了能够在本国市场上投资，同时还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投资，十分有助于我国投资人员采用较为分散的投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然而，由于实际受到了信息获取成本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投资人员并未充分了解国际市场动向，无法在完善、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开展投资操作，通常会选择跟风操作；具有一定实力的国际投资机构除了具备良好的信息获取能力之外，同时，采用的是先进的信息分析处理技术，和国内中小投资者相较，其有着明显的信息优势，所以，在和中小投资者博弈时占据主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中小投资者风险进一步加剧。

2.二、策略建议

2.1（一）将证券投资作为核心的引资增长点，不断创造和扩大利用渠道

现阶段，虽然我国还未达到大规模利用外国证券投资的条件，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外国证券投资、全面发挥外国证券投资的优势以及有效抵制外国证券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不断创造和扩大利用渠道以及将制度上的条件进一步优化。

2.2（二）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提升引资综合竞争优势

具体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弹性化改革步伐；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应致力于构建一套完善的利率市场形成机制，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呈现市场化趋势，人民币汇率是参考诸多调节，所以，新汇率安排与之前相较更具弹性化。不难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逐渐的朝着市场化与弹性化方向发展，这完全符合证券市场国际化要求。

另一方面，明确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外汇储备中最为核心的功能是调控外汇市场供求，确保汇率的稳定性，避免投资成本所带来的冲击。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抵制短期资本冲击仍需保有相应数量的外汇储备。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适当的借鉴西方国家通行的外汇平准基金制度。加快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弹性化改革以及明确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不断提升引资综合竞争优势，确保外国证券投资的合理利用。

2.3（三）健全监管手段及监管体系，增强对外国证券投资的监管能力

第一，以市场手段为核心开展监管工作；要想将国际资本的积极作用全面发挥，就必须严格监督国际资本的进出，通过财政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等诸多的市场手段确保国际资本的出入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需求相一致。并且，还应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套完善的全国联网的外资交易监控系统和风险预警机制以及危机处理机制。

第二，在资本市场监督管理过程中，防止资本市场过分投机是监督管理的核心，监督管理的关键点应是时刻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与透明度，将公平、公正、公信原则全面贯彻到市场中。

第三，在银行监督管理过程中，为了避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应强化银行风险管理。构建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各项金融法规，提升中央银行对金融的监督管理与调节控制能力。

第四，高度重视监督管理的国际合作；资本市场的理论收益实际上是在国际间的积极协作基础上而产生的，唯有以国际协作为渠道开放市场，国际游资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全面有效的监管，确保国际资本正常有序的流动；唯有以国际协作为核心，信息才能够得到及时完整的披露，国际资本流动才能够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目标，使得货币的投机性冲击风险不断降低。

第五，将行业自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作用全面发挥；实际中，必须将证券交易所、投资商协会以及证券业协会等各自律组织在政府部门和市场间具备的纽带功能作用全面发挥。加强沟通交流，在综合立法与自律的基础上，构建可行的外资监管体制，力争在我国政府部门和投资人员间构建起长期协作的良好关系。

3.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外国证券投资主要指的是一国或地区的自然人、法人不参与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不拥有国外企业控制权，仅仅在资本购买国外发行的股票与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基础上，将获取信息或者相应利益作为最终目的的一种投资行为。本文主要以外国证券投资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为切入点展开了论述，制定了我国利用外国证券投资的策略建议。还有不完善之处，望领导指正。

参考文献：

[1]杨东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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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对策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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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外语专业人才 培养措施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以下简称为《规划》），郑州航空港区成为了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规划》定位郑州航空港区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旨在将郑州航空港区建成为"国际化陆港城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服务业基地，最终打造成为国际航空物流中"。从《规划》的战略定位来看，郑州航空港区建设走的是国际合作型的产业发展道路，因此必然存在着国际航空经济领域合作、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化行业规范、国际化营商惯例、国际化服务意识等，外语、外语翻译在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与发展中也就自然而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规划》的发展目标来看，郑州航空港区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航空货运大枢纽，形成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同时，到2025年郑州航空港区进出口总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预计可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如此定位和发展目标无疑给河南省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巨大挑战，因此，在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河南高校要抢抓机遇，转变办学理念，厘清发展思路，主动对接郑州航空港区建设，为航空港区建设培养与输送多层次国际化人才，成为航空港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

1河南省高校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

目前河南省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一，河南省高校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河省高校数量（120所）仅约占全国高校数量（2484所）的4.8%。其二，河南省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近年的《河南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中显示大约70%的外语专业毕业生主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低端岗位，而市场需要的高端复合型外语人才和基础应用型外语人才严重不足，这恰恰表明了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方案社会适应性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如何对接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与发展，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探索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2对接航空港区经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措施：改革课程设置

联合市场需求与郑州航空港各阶段的人才需求，河南省各高校应适时、合理地调整办学计划，适当调整专业方向、专业结构，专项定制与需求相关的课程。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以外语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基本点，培养外语专业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厚实的外语语言文学知识，培养学生具备外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强调语言技能训练。此外，还应全面考虑应用性和实践性模块，充分利用丰富的校内已有专业教育资源，如财经、商科院校可以依托校内经济、贸易、金融、会计等学科优势资源，为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相关的西方会计、国际金融、国际市场营销等课程；政法大学可以借力于法学、管理等学科优势资源，为外语专业学生开设国际惯例、国际商贸法规等相关课程；工科院校可结合计算机、电子信息、物流运输等学科优势资源，为外语专业学生扩充工科知识结构，开设计算机英语、物流翻译等相关课程。突破过去纯外语专业教学，从同质化外语教育中分流出来，办出各自院系的特色。同时，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学生修读双学位、双专业；鼓励学生运用网络平台参加网课学习，学习国内外、校内外一些课程；鼓励外语专业学生拓展自己的专业背景，拓宽知识、能力涵盖面，增强就业竞争力和专业能力。

3对接航空港区经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措施：优化师资队伍

改革课程设置之时，势必需要一支外语能力过硬、具备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作支撑。目前外语教学师资队伍存在着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他们精通本专业的教学，但邻近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储备不足，这已然不利于为郑州航空港经济建设与发展培养专业化、国际化与复合型人才。因此，高校不但要鼓罱淌"走出去"接受继续教育、跨专业学习、海外深造；还要"引进来"，与校内其他院系合作，倡导其他专业教师开设针对性极强的选修课；引进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营销、招商谈判等各类实战专家，开展有针对性地培训。

4对接航空港区经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措施：校企深度合作

针对"毕业生找工作难，用人单位又招不来人"这一窘境，校企深度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实行"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邀请来自业界的企业专家与高校教师对话，探讨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新思路，邀请企业专家走向学校指导学生、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实战培训。此外，实施点对点直接嵌入式联合培养模式，积极与航空港有关部门、企业开展合作，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培养，甚至是点对点地输送，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动机，占据核心竞争力，从而顺利就业。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力，企业是人才吸收的大本营高校如能抓住这一契机，无疑对于高校与航空港都将形成双赢的局面。

5对接航空港区经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措施：加大实训力度

以同声传译实验室和翻译工作坊为依托，运用CAT等新技术，定时开展模拟实训。高校也可通过产学合作、竞赛、基地实习等多种实训方式来强化实践环节，增加实训基地，拓展实训模式，强化学生的实训素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能力，有效培养学生的实战技能和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场能力，满足市场对国际化外语、外语翻译人才的需求。

6对接航空港区经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措施：培养跨文化能力

中国人应具备的跨文化能力有四方面：Thinklocally（中国立场，中国视角）；Thinkglobally（人类情怀，跨文化视角）；Actlocally（接地务实，爱国利民）；Actglobally（国际规范，合作共赢）。具体到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是指既熟知中国国情、中国文化，具有中国情怀，在实践中，应从维护中国的利益出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又需要宽广的国际视野，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掌握国际惯例；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且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做国际人的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国格。因此，外语专业学生在打好语言基本功、熟知涉外贸易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培养跨文化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具体表现为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还需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了解多元文化的差异、尊重与接受异质文化，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最终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应穿插式讲解引领学生了解多元文化，创建跨国文化体验室，开设文化体验实训课程，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性。

7结语

郑州航空港的建设与发展对于外语专业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理调整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人才，既是立校之根本，也是育人之初衷，具有如下几点重要的现实意义：（1）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掌握外语、外语翻译又熟悉国外经济、法律、国际规则并了解河南经济、历史文化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有利于河南省地方经济建设与河南人力资源事业发展，为河南省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人才保障，也将成为河南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内陆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2）探索河南省国际化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紧密结合经济社会，有利于为郑州航空港建设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化应用性外语人才。（3）在外语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有利于加强河南省高校外语学科建设、优化河南省高校的专业设置，拓宽外语人才培养路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校的发展与壮大。（4）调整河南省国际化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有利于受教育者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动机，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帮助毕业生成功就业，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按照市鲂枰，改革外语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河南省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开拓外语人才培养路径与模式，对于高校外语专业建设与发展无疑也是一次具有理论建树的探索，可谓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往往是对实践活动中的系统总结与概括，自然，这样的探索有利于外语专业教学理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N].河南日报，2013-04-08.

[2] 郭淑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分析及对策研究[J].河南教育（高教），2014（4）：58-59.

[3] 贾真真.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及对策研究[J].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5（5）：40-42.

[4] 刘彩霞.基于郑州航空港建设的河南省高校国际商务人才培养-以商务英语专业为例[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6）：18-20.

[5] 刘彩霞.郑州航空港建设与我省高校国际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6）：107-109.

[6] 王浩.试分析招商引资从业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例[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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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语人才；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需求；对策

一、航空港建设是中原崛起的支点

早在1991年，美国的约翰・卡赛德（John Kasarda）就提出了“航空都市区”的概念，开始是指由航空产业吸附相关商务、休闲、娱乐等活动，从而集聚人气形成的城市新形态。2006年他又提出“航空都市区”由周边相关产业集聚区共同组成。建设以航空港为依托的经济区，是世界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创造的有效经验，但是对于我国许多城市来说仍是一个新课题。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郑州的“航空都市区”，具有非常高的战略定位，旨在通过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增强各类产业要素的集聚功能，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维修、航材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吸引高端研发、总部经济、仓储、物流、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集中布局，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大力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培养和引进各行各业迫切需要的高端外语人才。

二、现代的航空都市区对外语人才需求分析

人才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保障，是港区发展的基础。要使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现代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国际化的航空都市区，首先要储备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构筑人才新高地，建设人才智慧港。

以现代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一般以高中为起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至少要达到劳动人口总数的25%，本科以上的比例不低于劳动人口的15%。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成为基础劳动者，也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形式。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尤其是处于中部地区的河南更是人才凹地。我国2011年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为8.93%，河南仅为6.40%。我国的2013全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走向分析报告也显示：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684万，英语与计算机专业、会计专业的毕业生规模超过10万人，2/3的毕业生主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低端岗位，这除了与经济增速放慢有关，也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社会适应性不足有关。外语人才市场专业毕业生供过于求，同时高端外语人才、专业英语复合型人才短缺。这给我们建设现代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国际化的航空都市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航空港经济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必将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为特点。所以，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一批具有全球意识、懂专业、具备较强外语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到2025年，与航空相关联的高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将超过10000亿元，进出口总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预计可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经济联系较紧密的金融、商贸、财会、法律、旅游、计算机等涉外专业人员。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有很大的需求潜力。

外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显然比其他专业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但是，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语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改变了衡量人才的标准。在新形势下，只拥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拥有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语人才的需要。

三、重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外语人才

社会紧缺高端外语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但是对普通外语人才的需求在逐年下降。用人单位希望外语人才具有较广博的知识的比例达66%，企业更愿意招聘“双料”外语人才。近年的《河南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中，外语专业既处于就业率持续下滑之列，又处在河南省毕业生需求比例最高的专业中。这样的矛盾说明，高等院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满足社会需求是人才培养的主旨，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人才质量也必定能够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当前，外语复合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外语专业知识与经济、贸易、金融、新闻与法律知识的复合，而外语专业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复合结构则长期受到忽视。文科和理工科领域因为专业跨度大，一些在高中阶段就分文、理科学生，“外语+专业”很难实施。为此，建议实行“外语+技能”模式，如外语专业学生选修计算机、水利、发电、建筑、植保、生物、机械等学科基础课程，使其具有工科大学外语学院的知识结构。“外语+技能”与工科专业的学生采取的“专业+外语”不同。如计算机专业学生，可能通过了四级或六级的全国大学英语考试，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但是缺乏语言基础知识与语言综合技能。外语学生掌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熟悉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系统操作、专业软件使用技能，但不会深入到编程、软件开发领域。

为实现“外语+专业”“外语+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高校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选课制度，确保学生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优化课程设置，适度增加选修课，给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充分利用综合院校学科设置全面、工科院校特色工科以及文科院校经济、贸易、金融、会计、管理、法学、新闻、旅游优势资源，鼓励外语学院学生跨院系选修自己感兴趣的相关课程，使外语专业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真正互相渗透和结合。

要建立科学的外语教学评价体系，围绕“复合型”人才培养，用好学分制，鼓励学生根据各自的能力、特长、兴趣选读课程。更新教学或增加外语版的跨学科教辅材料，如科技、国情、经济、贸易、环保等反映现代科学的新成就和社会的新发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教学大纲不仅左右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影响学生的学习目的。所谓“纲举目张”，不拨开“应试教育”的迷雾，所有的教改尝试和理论探索，都不会对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起到实质性作用。

此外，要建立一支外语能力过硬、具备多元化知识结构的教师团队。目前国内外语教师中有近半是师范院校外语专业毕业生，他们对邻近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储备不足。针对这一困境，一是倡导教师在职跨专业学习，实行继续教育学分制，二是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校讲学任教，跨学科内容请那些英语好、能用英语讲课的回国博士或其他具有相当能力的专业教师主讲。建立以激励为导向的教师声誉机制，引导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开展创新实验，以新的理念、方式、内容去开展英语教学，提升教学水平。

四、加强高端专业外语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高端外语人才主要指能够从事专业笔译或各种会议口译工作的外语人才。其特征是具有很高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且具有法律、经济、贸易、计算机、旅游等一门以上专业知识并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航空港区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之一，也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和扩大，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高端外语人才缺乏问题也会出现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中。

传统外语教育只注重语言和文化双重关怀，而忽视综合知识的传授。近年，为强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跨学科界限的知识性课程过量，多少淡化了外语专业本色，并且外语教育在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及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与没有摆正“通才”与“专才”的关系有关。过度强调“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语言人才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失去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忽视了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培养深刻把握两种语言的精髓的高端外语人才成长。

人才资源可以通过培养与引进两条途径获得。解决高端外语人才缺乏问题，首先需要在综合型大学或外语大学坚持以注重语言与文化双重关怀的传统英语教育特色，专注于外语精英，以翻译、口译人才的培养为主要目标，这是解决高端专业外语人才缺乏的根本出路。在高端英语人才培养上，以河南为例，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英语学科水平居全国前五（A+）、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在2013研究生教育中，仅招20名口译专业学生，大部分研究生是文学、笔译、英语教育，博士均为英美文学、语言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英译研究。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三个大学2013年英语研究生专业分布：文学97人，笔译91人、口译20人、英语教育30人。显然不能满足我省对外语高端人才的需求。

此外，从高端外语人才的特征上看，海外学历显得尤为有价值，因为除了接触到前沿的知识外，海外留学经历能够使其长期处于目的语的语境中，有效锻炼了口语，同时也使其切实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等，这是许多国内大学教育无法具备的。加强引进归国留学人员也是解决高端外语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在对高端外语人才有需求的单位的调研中，部分单位有引进有背景的留学人员的计划和信息。资料显示，国内正不断加大对我国海外留学生的吸引力度，为其提供出入境、在华长期居留便利，以及回国以后在薪酬、户籍、医疗、社保、子女就学、家属就业方面的照顾，海外留学生将掀起新的“回国潮”。从2000年到2011年，海外留学生回归人数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3.66%。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33.97万人，估算河南省每年有近一万人出国留学，郑州市占总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目前河南出国的留学生每年只有不超过20%的人回到家乡，有80%的人都会选择北上广或其他沿海城市。2012年我国海外留学生回国人数约为23万人，2017年有望增长到66万人。这是一个外语人才宝藏。鉴于高端人才分配主要是以市场手段完成，建议政府人事部门做好高端外语人才的储备、聘用兼职、人才租赁等方面的调控和服务，吸引归国留学类的高端外语人才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服务。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进、留住、使用好、培养好归国留学人才是聚拢外语高端人才的捷径。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既承载着亿万河南人民的希望，又是国家的发展战略。航空港经济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必将以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为特点，所以，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一批具有全球意识、懂专业、具备较强外语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探索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构筑吸引归国高端外语人才的平台，是建设人才智慧港的重要举措，也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张占仓，蔡建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与发展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

[3]周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适应性[J].中国外语，2011，（2）.

[4]张绍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行动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1）.

篇7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财务问题

世界贸易发展到今天，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有效带动和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对外贸和引资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有力地促进作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高，而且其发展将越来越具潜力。因此，保持对外经济合作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一、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意义

1.对外经济合作的含义及概况

对外经济合作即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EconomicCooperation），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和超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侧重于生产领域）内所进行的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以及相互间经济政策协调为主要内容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主要包括资本要素国际合作、技术要素国际合作和国际劳务合作。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成为国际劳务合作的重要内容。

从七十年代末期起步始到目前为止外经企业已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业务；业务领域涉及数十个基础行业及高科技行业；对外提供的劳务也从过去单一的初级劳务为主发展到目前服务的初、中、高兼备，门类齐全的综合劳务结构；截止1997年底，累计签订合同额716.9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82.37亿美元，上交外汇额度3.7亿美元,外派劳务人员154万人次。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外经企业经营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壮大，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到1998年已有23家中国外经企业榜上有名,跻身于世界承包商强手之林。

2.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意义

（1）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物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有利于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外国丰富的物力资源相结合，既有助于使劳务输出与商品输出共同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共同发展。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截止1997年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外派劳务人员154万人次，大大缓解就业矛盾。

（2）输出劳务，创取外汇

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经济合作由于不需要大量投资而能创汇，被誉为创汇的"黄金之路"。世界上许多国家，劳务外汇成为非贸易外汇的主要部分，使许多面临贸易逆差的国家大大缓和或弥补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其创取的外汇占我国非贸易创汇的比重日趋增大，地位越来越高。

（3）能够带动我国的对外出口，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外经济合作，直接输出的是劳动力，由于这些劳动力熟悉或习惯于使用我国的产品，非常有利于带动我国的出口，如承包工程劳务出口的发展，可使许多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机器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料的出口被带动起来。1998年国际工程承包带动的国产设备和材料的出口7.59亿美元。

（4）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我国和其它国家的交流，发展对外友好友好关系

对外经济合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且还能促进不同国家间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交流，增进友谊，促进相互援助，加强相互贸易合作。同时通过与东道国政府机构、有关企业和人民群众在工作中的合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我国与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二、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

对外经济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对外经济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

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够稳定，1998年新签合同额11773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长幅度6.8个百分点，呈放慢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结构单一，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北非等地区，效益普遍不高，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其市场难以打入。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篇8

特区的特是指它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如减免关税等经济上的优惠待遇，提供理想的投资环境和组织完善的领导管理体制，以及增加外资投入和外汇收益，借此促进该国家的经济发展。

经济特区是指一种地理学概念，主要由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或国际跨国企业入驻而设立法律比本国更为宽松或具有优惠条件经济发展的区域，除有省级经济决策权外，还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关键词：重庆 对外经济联系 地缘经济关系 匹配分析

问题的提出

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及规划时，单研究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难以判断城市间是互补还是竞争关系；单研究城市的地缘经济关系，难以判断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强弱程度。只有对两者进行匹配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反应城市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全局中的地位，从而为制定恰当的经济发展策略提供依据。重庆市直辖14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竞争力不断增强，但目前离东部发达城市仍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重庆只有找准自身定位，恰当处理与全国其它重要城市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真正成为西部龙头。重庆作为西部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并且也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对西部其它城市具有显著的先行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它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其它城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研究重庆市的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状况，不论是对于提高重庆自身的经济实力，还是对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经济布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经济联系量测度

经济联系量，或称作空间交互作用量，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既能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也能反映周围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

城市间经济联系量的定量测度一般采用引力模型，但是一些学者考虑到城市的分工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将传统引力模型修正为：

在本文中：ij代表不同的两个城市；Rij代表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Gij为克鲁格曼指数；IIiIIj为两城市的信息化指数；PiPj代表两城市全市的人口总数；ViVj代表两城市全市的生产总值；Lij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此处选用公路里程。本研究将运用上述模型对重庆市与全国其它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定量分析。

（一） 克鲁格曼指数的计算

克鲁格曼指数，最早由克鲁格曼（Krugman，1991）提出，主要用于衡量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Gij为ij两区域间的克鲁格曼指数，Gij值越大，表明两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程度越高；k代表某一产业，Sik代表i地区第k产业产值占该地区各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为全部产业数。查阅各城市全市当年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数据，计算出重庆市与其它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克鲁格曼指数（见表1）。

实际上，克鲁格曼指数可以采用多种指标来计算，既可以用产业产值，也可以用产业就业人数，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地劳动力素质悬殊显著，使用产业就业人数计算区域分工指数会受到各地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产业产值。查阅各城市全市当年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数据，运用上述公式，就可以计算出重庆市与全国其它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克鲁格曼指数。

（二） 信息化指数的计算

信息化指数的测算采用简单线性加权法：。

其中，II为信息化指数；Ti为第i个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Wi为Ti的权重；n为指标个数。

本研究选取三项指标：某市本地电话用户数/该市总人口数；某市移动电话用户数/该市总人口数；某市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该市总人口数。无量纲化处理方式为：某市某指标值/各市该指标值之和。Wi的确定采用赋值法，赋予三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2、0.4、0.4，结果见表1。

（三） 经济联系量的计算与强度类型判别

根据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以及测算出的克鲁格曼指数和信息化指数，计算出重庆市与其它城市的经济联系量。再根据联系量的大小对经济联系强度类型作出判别，见表1。

地缘经济关系测度

地缘经济关系的概念来源于地缘经济学，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及其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按照影响的不同方向，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竞争型关系和互补型关系。

温志宏（1998）创建性地提出了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氏距离来定量测度地缘经济关系的方法。该方法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学者们的积极响应。金玉国（2000）对江苏、山西，李林等（2001）对湖南，张学波等（2006）对云南，李敦瑞（2007）对上海，丁洪建等（2008）对南京，邓春玉（2009）对广州、深圳、珠海以及珠三角城市群，赵保华等（2010）对广西分别进行了地缘经济关系的定量测度。学者们选取的综合性指标大同小异，都旨在反映某地区资源与产品的流动性。

大多数研究者都只使用了三个指标，但也有研究者使用了多达八个指标。理论上讲，使用的指标越多，反映的问题就越全面，但在实际操作中，数据的搜集和处理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可操作性就会受到影响。地缘经济关系定量测度的首要问题也就在于选取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的计算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选取三项指标反映某城市资源与产品的流动性：Xi=某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城市生产总值；Yi=某城市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该城市生产总值；Zi=某城市第一产业总产值／该城市第二产业总产值。

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n= 31）。其中，Xi′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X为Xi系列数据的平均值，Sx为Xi系列数据的标准差。Yi′、Zi′的计算方法与Xi′相同，结果见表2。

（二）欧氏距离的计算与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以重庆市为目标地区，运用欧氏距离公式计算出它与各省会城市（直辖市）间的距离值。公式为：。其中，X0′、Y0′、Z0′分别为重庆市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再对Di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Di′的值，计算方法与Xi′相同，结果见表2。

（三）距离的调整与关系类型的判别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采取的是赋值法对Di′的值进行调整，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亟待改进。考虑到权数应该与距离成反比，运用以下公式计算更具客观性：。其中，Wi为权数，Lij为两城市间的距离（公路里程）。调整后的距离用ADi表示，则。根据调整后的距离，就可以对重庆市与其它城市的关系类型作出判别，见表2。

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分析

根据表1和表2的结果，就可以得到重庆市与全国其它30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匹配状态，见表3。

单就经济联系量而言，重庆市的对外经济联系状况极不理想。与重庆呈强联系型的城市严重不足，仅有成都，呈较强联系型和一般联系型的城市完全没有，呈较弱联系型的城市共有4个，呈弱联系型的城市多达25个。也就是说，重庆市与全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直辖市）都呈弱或较弱联系型。

单就地缘经济关系而言，重庆市的状况也不太尽如人意。与重庆呈互补型的城市共有16个，呈竞争型的城市共有14个。尽管前者略多于后者，但是与重庆呈强互补型的城市完全没有，而呈强竞争型的城市有3个，并且多达17个城市呈弱互补和弱竞争等不显著的类型。

将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匹配分析可知：与重庆呈[强联系+强互补][强联系+一般互补][较强联系+强互补][较强联系+一般互补]等四大理想匹配类型的城市完全没有，甚至连[一般联系+弱互补]型也没有；呈[强联系+强竞争]型的只有成都，并且由表1和表2可知，成都的 值和 值均显著地超过其它城市，可以算是“超强联系”和“超强竞争”型；呈[较弱联系+一般互补]型的城市有北京和上海；呈[较弱联系+弱竞争]型的只有西安；呈[较弱联系+强竞争]型的只有贵阳；呈[弱联系+一般互补]型的城市共有3个；呈[弱联系+弱互补]型的有多达11个，呈[弱联系+弱竞争]型的有5个，即是说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会城市（直辖市）与重庆经济联系强度很弱且地缘经济关系类型不显著；与重庆呈[弱联系+一般竞争]型的城市有5个，呈[弱联系+强竞争]型的只有昆明。总而言之，匹配状态分布极不均衡，理想匹配极为匮乏，重庆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政策建议

对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匹配分析的目的就是为城市制定恰当的经济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面对如此严酷的局面，重庆应审时度势，针对不同匹配状态的城市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具体而言：

对于[强联系+强竞争]型的成都，重庆应一方面利用与其强大的经济联系量，不断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发掘合作渠道，尽可能地增强互补性，另一方面应及时调整自身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尽量减少矛盾和摩擦，消减竞争，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形成有鲜明特色的经济体系。

对于[较弱联系+一般互补]型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太原等[弱联系+一般互补]型的城市，重庆应充分利用与其互补型的地缘经济关系，整合资源，互通有无，不断加强经济联系，进而通过经济联系增强互补性，即使得经济联系强度和互补性不断相互促进，最终促使这些城市逐渐向[强联系+强互补]型的方向转化。

对于天津等[弱联系+弱互补]型的城市，重庆应积极尝试与其加强经济联系，并在经济往来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合作渠道，实现优势互补，促使其向[较强联系+一般互补]型转化。

对于[较弱联系+弱竞争]型的西安，以及沈阳等[弱联系+弱竞争]型的城市，重庆应通过主动与其加强经济联系，进而不断增强互补性，削弱竞争性，从而促使其向[较强联系+弱互补]型转化。

对于石家庄等[弱联系+一般竞争]型的城市，[较弱联系+强竞争]型的贵州，以及[弱联系+强竞争]型的昆明，重庆应一方面加大经济联系力度，并在广泛的经济交往中创造合作条件，开发合作渠道，实现共赢，另一方面应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尽量减少冲突，倡导公平竞争，杜绝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

1.王德忠，庄仁兴.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初探[J].地理科学，1996(1)

2.丁洪建，余振国.城市对外经济联系量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匹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8(3)

3.邓春玉.基于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的广州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分析[J].地理科学，2009(3)

4.邓春玉.城市群际空间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8)

5.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1(2)

6.温志宏.距离分析:地缘经济关系评价的一种方法[J].统计与决策，1998(1)

7.金玉国.江苏省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分析[J].江苏统计，2000(12)

8.张学波，武友德，骆华松.地缘经济关系测度与分析的理论方法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4)

9.李瑞敦.上海市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07(9)

作者简介：

李明鸿(1987.7-），男，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

篇10

    一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内外

    不平衡的突出特征当前中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集中体现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即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当前持续大幅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有利于获得外汇资源,提高我国对外支付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推动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升级。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部门的就业,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但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也带来诸多问题和风险。首先,为一些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提供了借口。其次,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第三,不利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税收、汇率等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各地热衷于发展出口加工业,资源过分向对外经济部门集中,忽视了国内其他部门的发展,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将经济增长过多的系于国外需求,面临很大的风险。第四,在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大。流动性过大,一方面导致国内资金供应充裕,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进入房市和股市,使国内房价和股价出现非理性上涨,积聚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为了收紧经济中的过剩的流动性,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同时,大量央行票据发行还推高了货币市场利率,增加了央行对冲操作的成本。此外,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在国际外汇、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尤其是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加大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最后,持续贸易顺差强化了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强化了企业扩大出口和降低进口的冲动,并不断推高贸易顺差,进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贸易不平衡与汇率变动的恶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也加大中央银行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杠杆调控经济的难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决不可小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不平衡并存的危害性,尤其是经济对外不平衡的加剧,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部的不平衡。

    二 国际经济失衡加剧: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际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国际经济失衡不断加剧,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1国际生产要素转移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特别是对美国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研发活动和服务业大规模地向外转移,特别是向有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的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而金融、保险、电信、医疗、教育、房地产以及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业比重进一步增大。大量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贸易逆差扩大,结果形成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特别是美国与亚洲贸易的严重失衡。

    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一是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二是外国直接投资在跨国外包和改变贸易平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增加,其产品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对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较大逆差,主要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格局,同时也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嫁到中国头上。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亚洲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或结果。

    2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形成储蓄与投资的缺口,需要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储蓄视角看,根据“储蓄缺口=贸易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全球失衡问题可以用储蓄缺口联系起来,即:美国贸易逆差=美国储蓄负缺口=其他地区储蓄缺口=其他地区贸易顺差。其中,储蓄缺口指储蓄与投资之差,贸易缺口指出口与进口之差。

    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配套的经济政策也以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为主,导致亚洲地区的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主要服务于出口,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则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利用其发达的金融体系鼓励增加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而进口需求不断扩大。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在造成各自不同特征的经济内外不均衡的同时,也加大了二者之间在贸易方面的不平衡。

    作为全球失衡的核心,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则对应着其总体储蓄的空前萎缩。不仅个人储蓄率降至零以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膨胀。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的经济,过去几年这一倾向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进一步加强。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3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便捷,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来支撑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并造成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加快了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国际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客观上为中国等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金融市场投资创造了条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凭借其金融市场在规模、流动性、获利性、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以及美元和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通过货币、汇率和金融政策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和国际资本的流动,能够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来弥补其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大量贸易盈余及其所形成的庞大外汇储备再以资本流出的方式回流到美国,通过这种循环又造成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三 国内经济失衡加剧:中国经济外部

    不平衡加剧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的形成和积累除了上述国际经济背景外,还有广泛的国内经济背景,不断加剧的国内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外部不平衡加剧的根本原因。

    1进口、资本输出的国内政策制约和国外政策限制

    首先,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点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给外资有许多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一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相差大,前者是33%,后者是15%,甚至在地方引资竞争中的两免三减政策下是所得税为0,增值税也返还;二是给外资企业低地价、零地价;三是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以至于在国外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比在国内价格还便宜。尽管近年来涉外经济管理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对进口和资本输出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其次,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实施多重管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贸易顺差。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

    2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因素

    从2004年9月份开始,由于美元贬值和中国较低的国内价格水平,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实际汇率出现大幅贬值,造成内需相对于外需的疲软,从而推动了出口并抑制了进口,加大了贸易顺差。随后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对贸易顺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际资本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会进一步升值,在中国仍对资本流入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的情况下,不惜冒险通过贸易渠道流入。根据分析,在2005年出现1020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时发现,真实贸易顺差大约为400亿美元,其余600亿美元是国际资本通过贸易渠道混入。另外,由于本外币正向利差(贷款利率高于美元)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汇动机减弱,结汇意愿增强,过去滞留境外的资金大量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