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时间：2023-10-30 17:31: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厉以宁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回升主要是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属于中间需要，不是最终需求。终端消费不扩大，经济基础难以稳固。二季度的经济指标总体看还不错，但如果以用电量、集装箱吞吐量、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及厂房闲置率这几项关键指标做分析，情况并不理想。这说明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但基础还不稳固。
厉以宁特别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当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作用不可低估，现在远远不是改变的时候。
他建议，应通过政府的投资带动民间的投资，通过政府的投资拉动消费，保证经济增长后劲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和复苏。
要调整的是信贷结构，不是货币政策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立即调整的言论，厉以宁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变，关键是在适度上把握好分寸。
他表示，当前，我国信贷方面的问题是出在信贷结构而不是信贷总量上。我国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中等偏下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这是信贷结构的问题，需要调整。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变动不能频繁。因为政策变动频繁会影响人们的预期，预期一旦紊乱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就大了。”厉以宁提醒说。
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外贸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严重。厉以宁认为，防止外需的下降，在当前也非常重要。目前，出口退税基本上没空间了，成本进一步降低也很难。我们要改变外贸思路，充分利用现在的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用商业信贷推动产品的外销，借助海外工程项目带动商品销售。
“财政政策的滞后期是短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期是长的。因此，当前只要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启动民间投资、启动消费上，把信贷重点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上，相信第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破解就业难题
“当前的就业情况并没有好转”，厉以宁指出。他建议，要解决回乡农民的就业问题，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给予回乡农民小额贷款，鼓励创业；二是借林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的时机，鼓励回乡农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至于大学生就业，通过大量发展软件外包业或许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好途径。
要寻找机遇，也要注重企业家素质
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这句话已经成了当前的流行语。厉以宁指出，城镇化建设就是当前民营企业的良机。目前，我国的县城有2000多个，重点镇有3万多个，城镇化率只有45％。每年有2000多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城镇要建设，县城要重新规划，这是多大的机遇!
篇2
【关键词】财政 农业供给侧 结构改革 地位 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提出以来，在广大范围内行动迅速、改革力度大；并且有明显收效。农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由于传统型的精耕细作农业方式已经成为了广大农村区域的经济方式，在现代化机械工具的应用下更是提高了这种耕作效率。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区域的农业发展情况表明，其现代化程度依然较低，具体是指生产效率与利益所得；而其中的结构冲突、不合理现象也日益显著，因此，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变我国目前农业现状，提高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以下就从财政作用的角度对其改革展开具体探讨。
一、概述
目前，在农业结构中，主要问题在于生产要素间的资源配置不足、单一化；以粮食、玉米、大豆为例，前两种产量高总量大、后一种产量低且总量少；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南美与欧洲、美国的玉米、粮食总量更大，市场占有份额更足；以此比较，我国在进口量大、生产量大、库存量大的产品种类中缺乏优势，而在产量较少的品种中却又缺少生产；所以，以此例子就可以认识到农业结构中的一般性问题在于供给中的结构性调整，对生产要素、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根据林毅夫等人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一种经济改革，因此，应该考虑经济的诸多要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
二、突出财政地位与作用的原因说明
（一）跨国公司实力雄厚需要财政对付
由于目前的世界农副产品市场中，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操控，而欧美经济体中的跨国公司属于一种“政治经济学”思维框架下的经济行为，它既是新一轮的西方政治意图的表现，也是通过经济手段，延续其霸权的另一种实现途径；在我国，已经有诸多跨国公司进驻到粮食、玉米、大豆等市场，而且，主要是通过以“提供新品种，增加产量，签订收购合同”等方式来实现市场占有与控制；虽属于蚕食行为，但势头猛、意图隐秘、有战略性部署计划实施步骤；所以，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而且，可以通过化妆品、食品、生活用品等各个行业中的跨国公司所占份额或收购记录来加以说明。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财政支持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的基本规律，但是，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由于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资本不为哄抬价格，从中渔利，其中的手段非常简单，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控制力比较差，因此，有时，供给侧的改革，需要透过一定的政府行为干预来实现，而这一切的行动均需要透过财政来实现。另一方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该放在更大的经济背景、更广泛的农业范围来展开细致讨论，并以极大的财力投入来改善目前现状，掌握主动权；另外，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由于我国大多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而资本型的均是完成资本积累的跨国公司；我国企业的资本实力无法与之抗衡，因此，要求财政的帮助与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此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改善目前现状，掌握农业控制权。
三、财政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举例来看，“粮食补贴或地补”以及其它农产品种植与生产方面的补贴，不仅仅是减少农民生产成本，重点也是对供给侧结构进行改革实践的一种经济行为，所以，财政在农业改革中，早已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对它的地位与作用进行说明。
首先，通过财政支持能够提高农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工业化时代已经发生裂变的发展阶段），提高对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这是一种资本型的经济战争，虽然没有销烟，但在其势力所到之处，均会对一个国家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关系到国计民生基础的农业方面最为显著；以拉丁美洲、东南亚的教训为例，最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财政支持能够调节农产品市场供需关系，以宏观的调控与市场竞争相结合，更好的引导农业，让其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以减少当前竞争力不足的困难。也能够让相关部获得经费，去严厉打击市场中的不法行为，研究新型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等。
第三，财政措施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实际上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重新调整，使其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重点在于这种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用以完成农业转型等。
四、促进或保障财政地位与作用发挥的措施
首先，应该看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有其经济改革的属性；在新的经济政策中，投资是重点；满足这种政策的措施或行为途径只能是财政。另一方面，农业要实现结构调整，需要关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这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核心，而且，这些重要的调整与实现，均要依靠财政的投资来达到目的。
其次，需要以今年实施的新预算制度来为财政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保驾护航；在坚持透明、公开、权威的三原则或三种有力措施之下，让细致的预算、清晰的项目、具体的落实促进财政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出其作用，显示其地位的重要性与价值。
五、结束语
总之，财政措施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一个实施途径，没有财政，就无法推动资本欠缺的农业的发展，而其发展本身就依赖于大量的资本投入、政策支持、有力调控等。通过上文化分析，可以看出，要理解财政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就需要认真的研究世界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农产品市场的基本特征，从而，进一步认识清楚我国农业所处的地位、价值，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只有财政作用的有效发挥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基本事实等。
参考文献
[1]廖清成，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误区与改革重点[J].求实，2016（4）.
[2]丁声俊.以“供给侧”为重点推进粮食“两侧”结构改革的思考[J].中州学刊，2016（3）.
[3]杨利军.基于供应链优化的流通企业供给侧改革[J].中国流通经济，2016（4）.
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篇4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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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主要围绕着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预的问题展开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并主要实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认为在总需求不足，即经济陷入产出水平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况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购买量，总需求就会增加。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一般强调长期经济增长，主张放弃稳定商业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货币主义明确主张政府应实行固定规则，政府对经济不宜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供给学派承认并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供给方面的刺激作用，认为政府过多地运用税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视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影响，高税收会使得人们减少劳动和资本供给，从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因此主张政府应更多地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还缺乏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从以下的分析中，将提出支持前面判断的论据。
二、从政策出台的背景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许多文章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之后，为了防止国内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个论点是正确无疑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这一期间我国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去对外贸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业的间接和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财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领域，政府财政预算内资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点，财政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极点。在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来调控经济。在1993—1995年间，政府主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从1996—1998年初，银行连续7次降息，事实上货币政策已经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从松”。但此时的财政依然实行以压缩财政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适度从紧”政策。在连续降息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仍然呈现下滑趋势，“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必须进行调整的建议被提出。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受到高度关注，在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发挥受到了金融业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机冲机的约束，在经济运行中难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财政政策不得不但当起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三、从宏观政策战略思路上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从“稳定、安全”的宏观政策战略思路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地方政府财政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基金会的清算问题；财政拨款100亿元启动和支持“债转股”，以剥离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银行风险等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如国债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债贴息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已广为宣传，为人所知。
从宏观政策的总体组合和搭配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保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然也要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看，对积极财政政策仅从“松”“紧”角度和层次上考虑，可能难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义。
四、从实际操作措施来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完整理解财政政策措施，要对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1．从收入政策来看，1988年以来我国没有采取减税的政策。官方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没有明确提出增税政策。在实际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税的措施，例如恢复开征利息税，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等。也有减税措施，如恢复或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渐降低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对西部地区和某些高科技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乎难以判定财政收入政策的特点。
从1998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之比达到1：1．5—1：2以上(见图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而财政收入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两者之间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将gdp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那么财政收入的弹性更高(安体富，2002年)。实际执行的情况表明，财政收入执行结果是明显的增税政策。
2．从支出政策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上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 gdp的增长，1998—2000三年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财政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见图1)。对于2001年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应做何种解释，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判断。
3.对财政赤字进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绝对量逐年扩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缩小。考虑到2000年开始，对赤字的口径做了调整，即把当年国债的付息额列入经常性预算支出，并体现为当年财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的赤字则比上年的赤字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从当年赤字与上年赤字比较的变化率来看，赤字扩大的速度明显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负增长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为负9．2％。
4．对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和分析。与赤字的走势有所不同，1998—2001年国债的绝对规模逐年扩大，债务扩张的速度也明显提高。1999年为3．2％，2000年为9．1％，2001年为19．7％(见图2)。
2001年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 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减弱，主要论据是，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净债权数额比较以前年度有明显增加(李扬，2001年)，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控制在1500亿元，国债投资力度没有增加(张立群，2001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说明的是，从2002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又有明显的加大。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政策特征；而从财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紧”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对表象的描述应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紧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组合。有些经济学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但要作出更为确切的判断，关键问题在于对这样两种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进行比较分析。
现有的宏观经济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即赤字和国债的扩大)会对社会总投资需求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当国债主要用于建设投资时，会产生扩大社会总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扩大，也即政府部门的国债投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我们受本文主题的限制，不可能对这两方面效应进行量化的分析时，我们暂时推论这两种效应对社会总投资量的影响是持平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财政收入政策——实际的增税效应。增税也会产生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那么增加的税收收入会用于抵补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数量与政府赤字规模的大小。如果挤出数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税的效应就是相对缩小了社会总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挤出数量，增税的效应可能就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这样看来，赤字成为了一个扩张与收缩的“闸口”。
总地来看，在总需求中，国债和增税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是在做“减法”，政府的国债投资和消费支出，是在做“加法”。从总量上观察“加”和“减”的结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对政府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的净增量(投资的增加)和政府从微观企业资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资金转移到政府手中，从而使企业资金减少)进行比较，这可以大致推断两者对总的加减结果。从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来看，债务增量总额约为9248亿元，同期的财政收入增量总额约为7062亿元，两者相比的结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为2186亿元。结论基本上是加数大于减数。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判断是，它总体上(中期内)具有扩张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化，通过对财政支出与税收增量的控制，适时在调整扩张的力度。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由于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在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税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扩张的乘数可能大于税收增收的乘数，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扩张性的结论。综合考虑到存在着收入的从紧对支出扩张的缓冲，所以准确的概括是，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适度扩张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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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
所谓“财政政策”，一般指的是运用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减变动以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总需求水平或总供给水平）。例如，失业过度时，则减税――变动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影响取决于减税的多少和乘数。又如，递增的政府开支，也会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总量相等于政府开支变动乘以一定乘数。有些经济学者已论证，与现在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动是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恰当手段。而只有在对公共品的需求有变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政府开支。政府预算的变动，包括有可能出现赤字，如为了减少严重失业和提高总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当的，但是也应注意赤字财政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如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长期“高增长、低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经济“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滞胀”现象就是长期实行扩大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饱受了经济“滞胀”的痛苦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对平衡的财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3%，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60%。由此可见，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的一种循环，已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1993年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前提，必须长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由稳健走向积极。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三、财政政策应当实现“四个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明确地提出，2011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因为从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的情势来看，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这意味着，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从主要扩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全面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从以扩张社会需求总量为主转变到以改善结构为主。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改善结构，即通过财政结构的自身调整。
二是从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消费扩张为主。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早在1998年就提出来了。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一直没有真正转变到扩大消费上来，国民消费率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投资不应再是主要的着力点，而应转变到消费上来。对于财政来说，扩大消费，主要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即通过扩大各项社会性消费支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消费。
篇8
作者简介：杨 俊(1972―)，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王 燕(1981―)，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分阶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做出的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防止通货紧缩，抑制经济衰退，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和私人投资均要产生影响，具有挤出和挤入两方面的效应。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或是挤入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我国财政制度采取的是分权制的形式，弄清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中观的角度给予积极财政政策以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等于储蓄，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具体形式表示为：商品市场均衡时，Y =C +cY+I-bi+G,其中C,I,G分别表示自觉消费、自发投资和政府支出；c,b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市场均衡时，M/P=kY-hi，其中M/P表示货币实际余额供应。当政府支出增加时，IS将向右移动到新的位置IS，若i不变，则收入由Y0移动到Y2（见图1）。因此，在乘数作用下均衡收入的增量应为：Y=Y2-Y0=［1/(1-c)］。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乘数是大于1的，这就是说，增加政府支出不仅使均衡收入增加，而且收入增加量大于政府支出增量，即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但是这仅是产品市场的情形，当考虑到货币市场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利率水平上由Y0增加到Y2必将增加货币市场上对交易货币的需求。假定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变，则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则会在产品市场上引起均衡收入的下降，收入将随利率的提高沿新的IS'向左上方移动，变化量为：Y=Y2-Y1=［-b/(1-c)］ i(见图1)。这就是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除以上的直接挤出、挤入效应外，财政政策还具有间接挤入效应。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会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会增加与之相关联行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马拴友(2001)[2]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非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田杰棠(2002)[3]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是不严重的结论。李生祥，丛树(2004)海[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董秀良等(2006)[2]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除实证研究外，还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吴超林(2001)[5]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入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国在财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性。本文正是从中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地方财政政策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而给予财政政策一个更为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对今后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在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与私人投资关系的文献中，主要是采用IS-L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式是从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综合地看其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发国债等方面入手的，因此我们再建立（2）式来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各项其他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
其中，所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横截面主体较多，因此主体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之间，即表现在截距上，而斜率系数为常数。(1)、（2）式中PRI均代表私人部门投资， INC代表财政收入，SPE代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行为。另外CCE、SRE、SAE、CWE和MWE分别表示基本设施支出、科学研究支出、支农支出、文教卫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i和t分别代表时间和省别。γ+λi（κ+μi）为截距项，其中λi（μ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λi（μi）为确定数则（1）或（2）式为固定影响模型；若λi（μi）为随机扰动，则称（1）或（2）式为随机影响模型；若λi（μ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1）或（2）式为混合回归模型。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地比较研究，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财政决算本级支出以及归属于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个体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效应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西、江西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和重庆12个省市。由于缺乏自治区、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暂且不包括这三个省市。以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诺色芬数据库，其中各变量①是依据各省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97年为基础的实际值。
（二）计量方法
在使用模型（1）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具体检验方法是首先构造F统计量判断是否所有固定影响为零，进行固定效应模型（LSDV）和混合模型（OLS）的筛选；然后基于OLS估计的残差构造LM统计量，即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reusch and Pagan,1980）进行随机模型（FGLS）和混合模型（OLS）检验；最后用Hausman检验进行LSDV与FGLS之间的筛选。各模型的具体设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 各模型的设定检验自变量/因变量私人投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
注：F检验、BP检验和H检验后数字为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括号内的为p值，p＜5%意味着拒绝原假设，拒绝F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拒绝BP检验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显著，拒绝H检验意味着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从上表可见。研究主要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类。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哑元变量的回归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先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固定效应，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组内回归（within regression）的方法进行估计，即从每个观测值中减去其组内平均值，再对变换后的模型执行OLS估计即可；一是采用一阶差分估计量，用以一阶差分去除固定效应后，再用GLS估计差分后的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利用模型各个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采用广义差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形，将转换后的数据执行OLS回归即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的不同划分，利用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表2 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1998―2003）解释变量私人投资（invp）（1）东部
由表2可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的地方财政预算本级收入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力度较大（影响系数为0．0000968），而东、中部财政政策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调节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主要针对的是进出口退税率、关税等税种，而这些税种多半是由中央征收，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不大，那么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自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二是由于我国不断的规划收入制度，使宏观税率从199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税收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背离，不过这种影响在东、中部的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三是西部比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而税收政策在一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激励的作用，因此模型回归所得的私人投资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都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713（0．000）和0．0000392（0．001），但是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都是正向的，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无挤出效应。这和马拴友（2001）、吴超林（2001）、田杰棠（2002）和李生祥，丛树海（2004）的结论相同。但和董秀良等（2006）得出的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结论有一定的背离。
在对地方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之后，为进一步了解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我国施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支出方面入手的具体情况，本文作了地方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表3 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括符内的数值为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P-值）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3的各组数据的拟合优度来看，这和方程（1）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在基本建设这项财政支出方面，东部各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着正向显著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0001413），而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是反向影响，但这两者都是统计不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飞猛发展，市场日趋多元化，加上东部地区的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为私人投资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因此投资主体在逐渐改变，“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制度、管理上的落后使其难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换句话说，中、西部仍然没有走出政府投资拉动的传统方式。这和郭庆旺（2005）[6]所得出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产生增长无统计显著性的结论有着一致性。
在科学研究支出方面，科学研究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对私人投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在支农支出方面，支农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为0．0004026。这点和郭庆旺（2005）[6]得出的支农支出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的反向影响结论相背离，究其原因是郭庆旺所选择的回归模型时混合回归模型，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文教卫支出方面，东部和西部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1753和-0．0000729，而中部地区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正向的显著影响且力度较大（0．0004687）。这意味着，各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时，文教卫支出对东部和西部的私人投资影响出现明显恶化，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行政管理费是地方财政开支方面的重要项目，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却是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私人投资的影响得到了改善，但是中部地区却仍在恶化。众所周知，由于地方财政中可供聚集的财力资源有限，而客观上又要维持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支出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方面更快。但从回归结果可以可知，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期间，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有正向的作用，即西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对投资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中部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情况。
注 释：
①其中私人投资实际值是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其他各变量是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秀良，薛丰慧，吴仁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J］．经济评论，2001（6）．
［3］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4］李生祥，丛树海．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4（1）．
［5］ 吴超林．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制度条件分析［J］．世界经济，2001（12）．
［6］郭庆旺，贾俊学．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7）．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Yang Jun1 Wang Yan2Abstra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hina. The study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fiscal policy, since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each area should arrang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effects on private investment.Key words: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expenditure; private investment
［ 收稿日期： 2007．3．12 责任编辑：邓康林］
篇9
最新消息：国家将限制煤炭生产，解决雾霾问题，要大力发展风电等新能源。
财政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透过税收以及政府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开支达到某些宏观经济目标的方法。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它们是协调配合的关系。财政政策借助政府财政开支、税收、债务融资方面的变化来刺激或减缓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有利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积极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主要涵义是：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包括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这些将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由于煤炭是典型的下游需求推动行业，因此在铁路大力建设，以及随着铁路的大力建设，对煤炭下游行业钢铁、水泥行业的发展将有着直接的刺激作用，将在总体上增加对煤炭的需求与消费。而且，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的改造也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这也将增加煤炭的需求。
虽然国家目前现建的西气东输、核电等非煤能源项目在将来会对煤炭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造成煤炭需求下降，但短期内对煤炭需求的影响有限。而且在核电、西气东输等建设阶段需要使用的大量原材料，对于煤炭的需求也会加大。还有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利财政政策，如2010年河南省财政厅出台了支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财政政策措施，对剩余资源可开采储量300万吨以下的煤炭企业财政给予资金补助等。这些都将进一步降低煤炭行业不景气的下降程度。
因此，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煤炭的需求与有效供给两方面都将起到良好的作用，只要实施得当，我国煤炭行业完全有望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供需的良性平衡，促进煤炭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增值税税制改革，降低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
增值税转型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推行，将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了消费型增值税，也就是：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这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为在增值税税制未改革前，煤炭企业作为资源型企业，不存在原料购进，且其辅助材料（主要包括采煤用电费用）的进项税抵扣也相对较少，因此造成煤炭行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但增值税税制改革后，煤炭行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煤炭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增加利润，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值税改革将使电力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数额相应下降，盈利能力的增强，电力企业将有能力购入更多的煤炭。
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不利影响
据统计，2001年至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我国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仅只有15%，有些甚至低至10%，可见煤矿开采当中的资源浪费现象惊人。且从2005年5月1日起，1号动力煤和2号动力煤出口退税率从11%下调至8%，能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此，国务院出台政策，拟对煤矿收取“资源占用费”（即对投资者占用的煤炭储量，在其获得开采权之前就收取矿藏资源费），遏制煤矿“透支”，（山西省、湖南省等省相继颁布并实施“资源占用费”的收取政策）。另外，从2005年1月1日起，国家调整了对电解铝、氧化铝、尿素产品以及焦炭、铁矿砂等的进出口政策，如，取消了对电解铝8%的出口退税，改为对电解铝反征5%的出口关税；对氧化铝产品的进口将收取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除此之外，煤炭资源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财政部、国家发改委2011年印发的《关于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决定，“十二五”期间，在部分城市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通知》中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主要的六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围绕产业低碳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这些都制约或影响了煤炭企业经济效益的正增长。
小结
篇10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