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变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策变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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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的总量失衡的调控也必须防止“滞胀”的发生。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这种总需求的扩张事实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胀。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关键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在释放通胀压力之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应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从长期看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人陷阱”，从短期看就会使通胀从需求拉动为主转变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胀。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根据经验，一轮繁荣或复苏大体要5年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发生了连续5个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点，预计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处于复苏中或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变化。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前后方向未变，货币政策则出现方向性变化，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方向未变，变化的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而其间财政政策前后变化较大，首要调整和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间并未接轨，在体制上形成了所谓的“防火墙”，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特点是相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采取从紧的信贷和利率政策，尤其是信贷规模控制政策，将会被持续采用。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所以短期内应适度控制收紧银根的政策强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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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异动,市场解读也变得嘈杂起来,全球经济金融的“大趋势”和“新特征”被掺杂在一起,缺乏一条清晰和统一的逻辑将两者区分并串联起来。结合危机历史、全面数据和新近事件,笔者认为,在全球经济周期由衰退阶段进入复苏阶段的初期,“去超化”已成短期趋势。所谓“去超化”,包含多层含义:之于实体经济,“去超化”意味着从“超”预期反弹向平稳复苏均衡回归;之于货币政策,“去超化”则意味着从“超”常规宽松政策返璞归真至常规宽松政策。

实体经济“去超化”包含两层内涵:一方面,“去超化”未改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从数据看,这对应着大多数经济指标的环比数据为正值,且少数数值为负的指标其同比数据也呈明显改善趋势;另一方面,“去超化”的目标是熨平复苏阶段的短期波动,在此过程中实体经济将经历从超预期反弹向二次回落的转变,从数据看,这对应着大多数经济指标的环比数据没能超预期,甚至低于预期值和前期值。而2010年2月以来的数据结构表明,实体经济的“去超化”正在进行。

实体经济“去超化”趋势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货币政策“去超化”的同步影响。货币政策“去超化”也包含两层内涵:一方面,“去超化”以退出“危机应对型”超常规政策为主要内容,以货币政策的“常规化”促进金融市场的“常规化”;另一方面,“去超化”不改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经济平稳复苏所依托的宽松货币环境不会骤然逆转。

2007-2009年危机期间,美国金融市场由于各类风险同时上升而陷入信心崩溃的流动性枯竭境地,美联储被迫将基准利率、贴现利率分别调降至0-0.25%区间和0.5%,并通过TAF等创新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细致分析各项政策,基准利率调降的目标是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两方面避免危机深化和影响扩散;贴现利率调降和流动性注入旨在以“政府信用”弥补金融市场“市场信用”的缺失,从而避免信心彻底崩溃。而2009年下半年以来,信心危机已经逐步得以缓解,金融体系的能力恢复也日渐加速,大幅受损的国际银行业也渡过了生存性危机。如此背景之下,旨在保障市场信心并促进金融市场功能恢复的“危机应对型”货币政策已经初步具备了“退出”的基础。

以退出超常规政策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去超化”包括诸多内容:其一是贴现利率的常规化,贴现利率与基准利率的正常差距为0.75到1个百分点,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3年1月至2007年7月,两者的差距始终为1个百分点,值得强调的是,即便在2003年6月至2004年5月基准利率处于1% 低水平的情况下,基准利率和贴现利率的差距也保持在1个百分点;2008年3月至2010年1月,两者的差距维持在0.25个百分点,在2月18日美联储调升贴现利率之后,两者差距上升至0.5个百分点,还有0.5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也就是说,即便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依旧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去超化”依旧意味着贴现利率还有一到两次的调升可能。其二是贴现贷款期限的常规化,美国贴现贷款期限已从危机期间的90天降至28天,在基准利率调升前,该期限可能将进一步降至常规的隔夜。其三是超常规流动性注入政策的退出,美联储已经在逐步减小流动性注入规模,在基准利率调升前TAF等超常规政策工具可能将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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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韩国；科技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出现，90年代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种趋势。全球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全球性扩张，另一方面加剧了科技的全球性竞争。韩国在这个时期通过积极调整本国的科技政策，使其在今后发挥重要作用。

1、韩国科技政策的发展概况

韩国的科技政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是为振兴科技建立一系列条件，例如建立科技发展的法律、组织和技术培训体系等。到70年代，韩国科技政策的重点偏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扩充了一定的技术和人力，却忽视了基础研究。到80年代，韩国科技政策从以“出口驱动”转为“技术驱动”【1】。90年代，韩国加入到发达经济体行列中，科技政策强调对科技能力的建设，目标调整为与发达国家展开技术竞争。之后在“2025年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四个目标：（1）创新体系由政府导向转向私营部门导向；（2）提高国家研究开发投资效率；（3）研究开发体系从国内向国际发展；（4）迎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挑战【2】。

2、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科技政策的变化特征

韩国科技实行的是与日德相似的集中制，即由科技部负责协调其他各部、企业及研究部门来制定一系列的科技计划【3】。科技政策的发展路径是“从模仿到创新”。这一路径使韩国的科技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下来，也造成了基础科学薄弱的弊端。90年代以后，韩国在重视技术开发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期修正之前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到21世纪，韩国为了解决之前科技政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轻视基础科学、以大型企业为中心、政府部门之间协调不好和科学投资不善等，开始实施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例如，在2001年制定了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总之，从90年代起，由于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韩国针对新时期呈现的科技发展特征，不断调整科技政策，开始将科技能力建设提到重要位置。科技政策既强调基础科学建设，又强调高新技术发展。

这种转变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占一席之地，就必须发展科技。科技政策应注重开发高新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开发科技创新体系，提高研发资源利用率和增强公众对科技的关心程度等。而基础科学作为高新技术的根基，高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的支撑，所以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更要注重基础科学的发展。

3、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的启示

我国和韩国同处于全球化趋势中，由于韩国科技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果，借鉴其科技政策调整的理念和措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希望可以为我国科技政策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3.1重视基础研究

韩国由于资源不足，优先发展轻工业来积累一定基础，后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使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忽视了基础研究，影响了科技的长期发展，带来诸多问题。我国虽然资源比较丰富，但也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基础研究的问题。基础研究是指根本性的或原理性的研究，它是实际应用的根本或出发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研究，其工业化也会慢慢衰败。重视基础研究，既是知识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知识广泛应用于实际需求。因为基础研究的繁荣会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长远利益，所以政府必须重视基础研究，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并保证基础研究在探索上的自由。

3.2重视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的发展

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开发新技术和核心技术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重视本国的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开发非常重要。一方面，可通过相关政策来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本国科技工作者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开发；另一方面，可借助国际资源推动科技向前发展，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通过组织或参加相关的国际科技合作，既实现了本国科技资源的延伸，又分享了部分全球化的科技资源。通过有效地整合对外部资源，创造新的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而建构本国创新科技和核心技术。

3.3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如今科技要素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科技成果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全球共享，科技发展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同国家在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之间建立了众多松散型的合作组织，实现了技术优势互补，降低了风险【4】。随着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信息技术这些核心技术的复杂深化，出现了大量国际性战略技术联合体。例如2000年，信息技术领域的战略技术联盟占整个战略技术联盟总数的51.72%，其次是生物技术领域，占40.89%，再次是新材料领域，占7.39%【5】。这种技术联盟可以很好地应对现代科技周期短、风险大、效率低等特点。为了应对科技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应积极调整国际科技合作政策，例如，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人才、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合作政策、确保国家安全等。

4、结论

科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正确认识科技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以便采取适当行动来促进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制定的科技政策，既要推进科技自身发展，又要关注科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要想推动科技不断发展，就必须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自己的科技策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来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因此，我国目前的科技政策，应在注重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开发的同时，更要重视基础研究，还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未来科技政策的发展趋势，应是确保科技继续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服务，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牟春光，刘云.韩国科技政策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J].国防技术基础，2008，（7）：3-6.

[2]金才奉，李红艳，储雪琳.中韩两国科技政策的比较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1，15 （1）：60.

[3]李惠国.中韩两国科技发展与合作[J].当代韩国，199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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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京都时代;中国;气候变化政策;角色

从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再到2005年《公约》第十一次协约访大会后进入的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已经走过了艰难的二十年。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展开的国际大辩论背后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纠葛。随着国际气候制度逐渐完善成熟，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面临着难以推卸的国际责任与严峻的国内发展需求之间的激烈矛盾，在后京都时代谈判中探索着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一、后京都时代谈判进程

1、《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签订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国际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一系列原则。而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38个工业化国家（包括11个中东欧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并引入排放贸易、联合履约与清洁发展机制三大机制。然而，《京都议定书》生效后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重重：美国于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并公布了自己的减排计划，并不承担定量的减排义务;有关岛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海平面上升与国家领土淹没的危害;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与国际公约又难以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且由于《京都议定书》中缔约国的减排承诺期截止到2012年，因此各国面对复杂的博弈环境，不得不开展下一轮气候谈判。

2、“蒙特利尔路线图”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正式召开第一次缔约国会议，标志着全球进入了“后京都时代”。全世界189个国家近万名代表参加，最终达成了启动《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157个缔约方将启动《京都议定书》2012年之后发达国家（公约附件1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谈判进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并将于2006年5月开始工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基础上，189个缔约方也同时就探讨控制全球变暖的长期战略展开对话，计划将举行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专题讨论会，以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①由于这次对话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下“不具约束力的对话”，使得拒绝《京都议定书》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首位的美国不至于脱离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行动进程中。2006年5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波恩举行。

3、“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推出被一些媒体称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拯救地球的路标”的“巴厘岛路线图”：这张路线图明确了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将美国纳入其中;并且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及资金三个发展中国家极为关心的问题;中国制定并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受到国际好评。这一路线图被认为是后京都时代的最重要产物。

4、《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由192个国家与地区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就“责任共担”为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会议期间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或力量组合，被称为“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体现了国际气候合作的复杂与曲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一员并领导“77国集团”，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终让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摒弃“议定书”的企图破产，然而对《京都议定书》中期减排目标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会议后世界舆论一片混乱，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南北国家之间矛盾重重。

二、后京都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以来，中国一直全程参与。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被期待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全球气候谈判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随着自身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量跃居世界第一，其节能减排成为全球讨论的重点。进入“后京都时代”，中国逐渐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的强硬态度向“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积极负责态度转变。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有相应改变的同时，也坚守住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相关原则。

三、后京都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角色定位

1、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中没有减排的任务，只是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然而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巨大并且人口众多，既要取得经济发展又要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温室气体减排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巨大压力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从各种角度逼迫中国与发达国家一样做出定量的减排承诺，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到气候变化危害较严重的国家也希望中国做出减排承诺。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仍希望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相对于某些发达国家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在近些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具体表现在：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在节能减排领域做出实际的努力。

在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方面，中国负责气候变化决策机构的变迁可以反映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转变和重视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把气候变化看做一个科学问题，由中国气象局负责向政府提出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政策建议。随着20世纪90年代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不断上升，气候变化决策机构转移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7年，由总理总理亲自担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和由杨洁篪部长任组长的中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两个小组的成立，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2、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参与者与调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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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证券市场 影响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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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扩内需政策;绩效审计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渗透到了实体经济,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作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型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在全球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政策的时候,中国也在关键时刻重磅出击,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该计划一出台,立刻引起业内人士的一些争议。争议的重点在于这4万亿元究竟该如何使用,如何保证其使用效率以及投资的重点该放在哪里等几个方面。如何保证这项计划有效实施,除了制定完善的实施计划以外,相应的制度跟进也是必要的。作为经济监督的主体,审计部门应该在此次扩内需政策的执行中发挥应有的监督、评价的作用。

一、政策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政策绩效审计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果和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行为。其目的在于取得有关政策的信息,以此作为判定政策变化、改进和废止的依据,是政策得以改进的动力来源。许多政策在制定以后,由于对目标群体本质判断出现了偏差、或者是因为政策方案设计得不合理、又或者因为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导致预期的政策效果得不到实现,有时甚至引发出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为此,对政策的制定依据、执行力、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审计、评估,是当前国家审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国家审计机关开展政策绩效评估,不仅能够克服内部评估的缺陷,而且也能够弥补其他一般性评估机构的不足,更不会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而丧失独立性。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比较,审计机关具有独立的地位,独立性是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国家审计机关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国家审计机关开展政策绩效审计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我国现阶段政策评估主体缺失条件下的现实选择。

我国此次扩内需政策规模空前,因此必须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同时必须警惕扩内需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资金被违规违法使用,出现各种隐蔽的形式截留、挪用、贪污等问题的出现。因此,政策绩效审计就要在扩内需经济政策中充分发挥监督、评价的职能,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扩内需政策绩效审计

(一)评估内容

审计机关的行政执法必须依法进行,根据《审计法》的规定,其职责是对法律规定的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监督,因此此次扩内需政策绩效审计的内容主要是政策的执行、政策的效果两方面。对政策的制定,可以适当关注,但不予评估。

政策执行评估的核心是通过绩效审计,反映经济政策实施过程和方法是否与政策规定的目标保持一致,是否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评估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二是政策资源的投入是否符合要求;三是政策实施中的环境变化评估,要关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等宏观环境的变化。

政策效果评估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政策投入方面,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时间等;第二,经济政策产出方面,主要是指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结果。经济政策的效率评估内容侧重于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是对整个过程的评估。

经济政策的效应评估。主要是对经济政策实施后对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回应影响的大小进行评估。具体内容首先是生产力,其次是社会公正,第三是公众的回应

(二)评估标准

从政策绩效审计的标准的实践来看,在操作过程中,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政策评估标准主要有效果标准、效率标准、效应标准三类。政策的效率必须首先建立在政策的效果上,没有效果的效率是无用的。所谓效应标准是以政策实施后对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回应影响的大小作为评估政策的标准,这是最高层次的评估标准。

此次我国的扩内需经济政策包括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目前,各项政策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假电下乡”、售后服务跟不上、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普遍存在。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影响扩内需政策效果显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制定扩内需政策绩效评价指标时除了常规的财政绩效指标以外,应针对在政策执行中已经出问题或容易出问题的方面设置专项指标,来监督、防止问题的发生。

(三)审计形式

政策绩效审计的形式是政策监督内容的外在体现,政策监督的内容决定政策监督的形式。根据国家审计对经济政策监督的性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形式:1.日常监督。日常监督是指国家审计对被审计单位政策运用所进行的实时监督。2.专项监督。专项监督是由国家审计针对被审计单位某项特定政策问题而进行的监督。3.专案监督。专案监督是国家审计根据相关线索对被审计单位在经济活动中政策运用问题开展的专门监督。

(四)审计方法

政策绩效审计过程就是评估人员得出结论、实现评估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评估证据的收集,还是评估证据的分析研究,均需要采用恰当的技术方法。政策绩效审计评估的技术方法包括:审阅法、观察法、调查法、访谈法、分析性复核、文献研究法研讨会、利用外部专家的工作、证据分析等九种技术方法。

参考文献:

[1]徐锦婷.国家审计在政策评估应用中的作用[J].浙江审计,2008(9)

[2]李保伟,张孝友.论政策绩效审计的本质[J].财会月刊,2008(12)

[3]季春东.公共政策绩效的审计之维[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5)

[4]刘家义等.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

[5]李季泽.我国国家审计对公共财政的建设性作用[J].审计研究,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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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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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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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强调它的作用的时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奢望GDP能够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统计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利用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GDP适用范围的领域要发挥其他合适的统计指标的作用。

篇10

来自国际三方面的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同时,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的挑战。

第二,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很显然,国际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我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我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希望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比如,针对美元贬值,我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我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经济政策转型要处理好国内的四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