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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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 北京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97-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微观尺度的典型大都市功能区碳排放过程模拟及优化调控研究（41271186）。

[作者简介] 刘薇（1981 — ），女，河北迁安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一、北京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一）已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

2012年北京的人均GDP已接近1.4万美元，其中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万元，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非单调的线性关系。最初，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污染水平将会上升，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和消费会转变为更为绿色的模式，给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压力和资源来执行能减少污染的监管政策。研究表明，北京已经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并开始向着环境改善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人们希望当人均GDP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后，城市污染水平能够大幅度下降。

（二）由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转变

经过2001～2007年GDP年均12.6%的高速增长后，自2008年开始，北京经济开始减速，到2012年，北京的GDP增速仅为7.7%，远远落后于天津和重庆（16.4%）。北京通过主动调控，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转型。虽然经济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但发展质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自实施汽车限购政策以来，北京机动车销量降幅超过四成，2011年比上年减少44.3%；首钢搬迁以后涉钢企业的迁出使北京黑色行业规模大幅收缩，钢材产量由2006年的1016.3万吨下降为2011年的287万吨，规模以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由2006年的240亿元下降为2011年的仅1.6亿元。

（三）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长期存在

到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达到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达到773.8万人。可以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人口增长的大趋势难以改变。这将加剧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紧缺的现实矛盾。水资源严重短缺是北京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北京属于资源型严重缺水型城市，为缩小水资源的供需差距，北京通过过量开采地下水、使用再生水、南水北调以及应急水等措施，使北京总供水量每年达到35亿立方米，远高于本地实际拥有的水资源，进而使北京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提高了近60%。此种水资源的供需使用方式造成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地下水严重超采。供水量中地下水占到59%左右，是在过量超采的情况下得到的。由此引发了地面沉陷、地下水资源衰减及地下水污染加剧等恶劣的环境问题。二是从其他地区调取水资源只是变相地增加了北京的人口水资源承载力，总承载力并没有增加，并且这种用水方式并不是可持续的。

二、优化生态文明建设几个领域的经济政策

（一）开辟北京绿色领域新经济增长点

北京应积极寻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平衡点，努力提高经济收入，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下降。未来五年北京要实现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目标，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新的产业路径。

1. 投资政策。投资增速过快，是影响北京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问题之一。2011年，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910.6亿元，同比增长13.3%。由于统计分类的原因，并没有关于环保产业或绿色产业投资的确切统计数据，但从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图1），北京的投资占比在全国处于上游水平却远低于广东、重庆、山西、内蒙古等地。北京以中关村自主示范园区为依托，加大金融对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尽管初步制定了节能环保产业投资政策，但从投资总额和效果来看，节能环保产业并未获得突出投资额度，也未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也没有发挥出对其他行业的创新带动作用。

因此，北京要重点投资节能环保产业研发与创新制造领域，加大对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其发展速度。北京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目标应是供应全国的节能环保科技研发基地与设备制造基地。充分发挥北京的科技资源优势，重点支持环保设备研发产业、环保服务创新行业。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和产业基地，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全国的环保产业发展，服务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2. 消费政策。作为资源、能源都极度短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应多出台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优惠政策，把绿色消费作为推动全市消费可持续性增长的重要支撑。一是要鼓励出台配合绿色产业发展的消费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热水器、污水循环净化设备、节能省地型住宅及其他可再生利用产品出台税收优惠和销售补贴的鼓励措施。推行强制性产品责任制度和绿色产业的标识管理，明确从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加工、处理或销售、售后服务，直至产品回收或废弃物处理等环节的相关责任和义务。此外，消费政策要与其它产业政策相结合。二是强调绿色消费对私人的利益。要积极强调绿色消费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一味宣传绿色消费的社会环境效益。强调绿色消费对私人的利益能够较好的解决环保领域的搭便车问题。三是树立绿色消费的社会威望。突出政府绿色采购的导向性，重点选择自主创新产品、环保节能产品、绿色产品，适度提高政府公共支出性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比重；通过号召名人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使用绿色产品成为身份和自身优势的独特象征。

3. 出口政策。要把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推动绿色贸易发展。首先，实行有差别化的出口退税政策措施。鼓励绿色企业出口绿色产品，构建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绿色贸易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出口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积极建设进口商品集散地的绿色物流基地，减少运输过程中汽车尾气、扬尘对大气的污染，噪音、震动对人体的危害，储存过程中物流事故造成有毒物质的渗漏等。物流行业应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建立全新的从生产到废弃全过程的效率化与物流循环化的绿色物流系统。

（二）实现资源价格的合理市场化

价格是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位置的最基本因素。北京应以资源价格改革为契机，通过资源合理定价，实现全民节能、节水意识的提高，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如科技节水、科技节能业的发展。应加快北京市政公用事业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价格手段调控人口规模。尽快实行水、电阶梯价格，对低收入人口进行补贴。提高公共交通运营价格，适度逐步提高地铁和公共交通的票价，并研究对低收入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补贴政策。

（三）重视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1. 让企业成为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创造的主体。北京企业应关注产品的环保水平，考虑公共利益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切实将环境保护、自我环境管理自愿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之中，将新产品开发、设计、包装、使用服务等环节都纳入保护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的轨道；不仅要谋求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而且要谋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最佳结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协同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化。

2. 大力培育绿色技术创新市场。首先，要积极培育绿色新兴消费市场，形成绿色技术创新市场的需求方。实现绿色新兴消费市场培育要建立完善信息供给机制。其次，要用政府绿色采购撬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府作为市场上最大的消费者，在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政府采购清单的制定必须使供应商更加清晰政府对绿色产品的现实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和社会变化趋势，以便供应商长期规划企业发展，加大对绿色产品的生产投入，形成有规模的绿色产品供应商群体。

3. 建立北京绿色产业领域的技术路线图。一是要建立绿色产业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的组织体系，通过组织研究队伍、明确节点目标、提出任务要求、提供研究方法、组织集中研讨、进行独立评议、参与研究工作等方式，保证路线图研究制定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要明确绿色产业科技发展路线图的基本要求，集中从北京市层面考虑，分近期（2020年前后）、中期（2030年前后）、长期（2050年前后）三个阶段，描绘相关领域对绿色产业科技的需求、目标、任务、途径、预算等问题，重点刻画核心关键科学技术，总体上体现方向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建立绿色产业科技发展路线图评议机制和持续研究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志华，温宗国，闫芳.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2）：45-45.

[2] 宋马林，王舒鸿.环境库兹涅茨区县的中国拐点：基于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1（10）：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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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补贴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比较

为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客观上要求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调整，突出其环境保护功能，引导人们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地保护环境，在为社会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

一、欧盟农业生态补贴政策

WTO规则把农业补贴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绿色补贴政策、蓝色补贴政策和黄色补贴政策。绿色补贴政策是指农业补贴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不产生扭曲作用，包括对农业科技、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态环境的补贴。蓝色补贴政策是指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给予的不与其生产经营相挂钩的直接补贴，这种补贴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产生的扭曲作用不大。黄色补贴政策是指农业补贴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它包括价格支持和农产品出口补贴。由于绿色补贴政策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不产生扭曲作用可享受豁免权，蓝色补贴和黄色补贴政策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产生扭曲作用需逐步削减甚至取消。欧盟原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属黄色补贴，需要削减和禁止，为了既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又不削弱对农业的支持，欧盟对原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进行制度创新，抛弃过去价格支持体系，而把环境保护作为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内容，从而实现了从价格补贴转向环保补贴。2003年6月，欧盟确定农业补贴与环境保护完全相挂钩，形成了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农业补贴的环境保护功能改造最终完成。欧盟的农业生态补贴政策包括：

(一)制订农业生态环境标准指标体系

2003年，欧盟出台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指导欧盟成员国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补贴的纲领性文件。欧盟各成员国依据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

(二)构建确保农业生态环境标准指标体系实施的激励机制

首先，设置奖励机制。补贴标准是以农民为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额度为参照系，农民为农业生态建设投入越多，其获得的补贴也就越多。其次，设立惩罚措施。农业生产经营者申请农业生态补贴项目时必须承诺预期成果和保证措施，若不能达到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能获得全额的农业补贴甚至不能获得农业补贴。最后，设置评估监督机制。成员国每年对本国农业生态建设进行绩效评价并向欧盟监测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欧盟监测委员会综合各成员国的评估报告形成欧盟农业生态建设绩效评估报告，通过农业生态建设绩效评估报告对欧盟农业生态建设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

欧盟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一，培育了农民的环保意识和农产品质量意识。由于农民获得农业生态补贴的量与其对环境保护投入呈正相关，在利益驱动下农民自觉地把环保理念牢记在心，并贯穿于农业生产中，力图做到环保生产和清洁经营，力争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第二，保护了生态环境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在环保生产和清洁经营理念的指导下，农民减少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量，转而更多地使用有机肥料、生物农药和机械除草，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对环境污染和在农产品的残留；在畜牧养殖业上，养殖户只有对禽畜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达到规定标准后才能获得足额补贴，从而消除禽畜粪便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第三，增强了农业发展潜力。农民进行环保生产和清洁经营使过去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起来，增加生态系统对气候的调节能力，食物链得到延伸，食物网密集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提高，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优化。另外，以有机肥料替代无机化肥、用生物农药和机械除草替代化学农药和化学除草，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成分，土地肥力增加，农业生产能力提高。

二、我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剖析

(一)我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演变

1998年以前，农产品供给不足是当时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增加农产品供给是农业补贴的主要目标，农业补贴主要是刺激农产品生产，而农业补贴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却长期被忽视。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农业补贴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初步显现。一方面，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1998年我国经济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增长放缓，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出现农产品卖难现象，这使农业补贴政策增产功能的迫切程度有所下降，为农业补贴政策增加环境保护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1998年我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充分暴露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它显示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增加环境保护功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随后，政府出台政策加大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投入力度，并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和退耕还草工程，农业补贴政策的生态功能开始显现。农业补贴政策环境保护功能逐步突出。首先，在植树造林项目补贴上，中央补贴资金主要放在东北、华北和西北植树造林、沿海防护林、长江中上游、平原绿化四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地方补贴资金主要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引导本地农民植树造林。其次，在水土保持补贴方面，针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无定河、三川河、皇甫川、甘肃省定西县、永定河上游、柳河上游、葛洲坝库区、江西兴国等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情况，中央补贴加大对上述地区的补贴力度，力图扭转这些地区水土流失恶化局面。另外，对坡度较大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二)我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存在的不足

第一，农资补贴与农业补贴政策环境保护功能相背离。一方面，国家对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重要农资实行价格(低价)管制，降低农民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重要农资的使用成本，增加农民购买欲望，然后再对生产农资的厂商进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减少厂商生产成本，增加其收益，从而提高厂商供给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对种田农民给予农资补贴，提高农民购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重要农资的能力。这大大提高农民对化肥、农药、除草剂等重要农资的可获得性，为农民在耕作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破坏埋下祸根。第二，开荒补贴对环境造成破坏。人多地少、人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性造田运动，为鼓励开荒种田，政府对农民开荒田免收三年农业税，这在征收农业税时代相当于给予农民开荒补贴，不适当的过度开荒，造成生态系统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给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损失。我国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我国年均土壤侵蚀总量45.2亿吨，主要江河的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每年3 400多吨/平方公里，部分区域侵蚀模数甚至超过每年3万吨/平方公里，侵蚀强度远高于土壤容许流失量。专家按2000年的数据分析认为，水土流失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2.25％。

三、优化我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建议

(一)加快中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法制化进程

建立健全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中国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法制化进程，为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制订执行实施提供法律依据，为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目标实现提供强有力法律保障机制，确保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持续性。

(二)制订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与我国国情相吻合的农业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最低标准指标体系，使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有据可依，并做到标准化和精确化，提高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三)优化我国农业补贴结构，加强环境保护功能

首先，借助目前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下降的大好时机，停止对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厂商补贴并提高税率，增加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生产成本，提高其价格，提高农民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成本。其次，取消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农资补贴，增加农民购买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货币幻觉成本。最后，对少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而多用农家肥料、生物农药和机械(或人工)除草的环保生产进行奖励。

(四)优化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配套措施

首先，继续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减轻人口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为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提供宽松的人口环境。其次，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为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加强节能降耗和减少排污，节约用地，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为农业生态补贴政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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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东北地区

一、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东北地区是我国起步较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严重制约该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1．资源面临全面枯竭。随着自然资源的采掘资源储量逐渐减少，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下降，资源开采工业的生产成本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鼎盛期已经过去，矿产资源产业的整体萎缩已经相当明显。辽宁省的资源产业枯竭和衰退主要体现在煤炭、有色金属矿产上。目前，全省7个矿区除铁法区外，都是萎缩矿区，煤炭产量逐年下降。黑龙江省、吉林省也同样面临着资源产业萎缩的问题。

2．资源利用率低。东北地区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加工利用程度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许多企业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在工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比重大，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明显落后；工业技术和装备落后，个别国有企业还在使用20世纪40年代的耗能设备。2005年，东北三省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1．65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2％。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等问题。

3．环境污染严重。东北历来是重工业基地，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2005年，东北地区废水排放总量为43.41亿吨，其中经处理达标的工业废水仅为1／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5908.78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极低。

4．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由于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资源只知索取不知保护，造成东北农村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城市的扩建，使许多工厂、企业迁到郊区或农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直接导致耕地锐减，农民收入减少。

二、建设生态经济是振兴东北的现实选择

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的一种经济模式。

1．建设生态经济是实现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建立起了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格局和生产力布局，但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超强度开发和低水平利用，使东北地区面临着资源危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及企业危困的严峻局面。建设生态经济就是要转变传统发展观念，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为指导，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的协调发展。与传统经济相比，生态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

2．建设生态经济是推进东北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形式。它依靠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制度创新，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能源实施“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调控，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的破坏，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达到资源能源低消耗、经济高产出、污染低排放，注重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体内循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三、推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建议

1．调整现行税制，完善生态环境税收体系。建设生态经济，有效开发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应杜绝破坏性开采、过度浪费资源行为。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以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首先，应尽快完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列入征收范围，限制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并为恢复生态平衡提供资金；同时，将现行其他各类资源性收费并人资源税，设置不同税目，统一征收管理。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及税率。将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采取累进制方式，将资源产量划分档次，不同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级次应跳跃式增加，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应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其次，应着力调整消费税。一是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高档建筑装饰材料、高尔夫球具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提高消费税的税率。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三是开征燃油税。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适当提高含铅汽油和低标号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再次，应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凡在中国境内从事有害环境应税产品的生产和存在应税排污行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环境保护税的税目可以包括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垃圾污染税等；根据

污染物的特点实行差别税率，对环境危害程度大的污染物及其有害成分的税率应高于对环境危害程度小的污染物及其成分的税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同时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社会化”或“外部化”，环境的真实成本被湮没，环境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缺乏珍惜环境的内在压力和动力，不会像珍惜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去珍惜环境。因此，应大力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革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积弊。首先，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向环境排污，“侵占”或“消费”的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排污权可以被视为环境使用权或占有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所有污染企业必须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核定的排放总量和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条件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对各个污染源的排放行为(如排放的浓度、速率、数量、时段、烟囱高度等)做出具体规定，进一步将排污权具体化、商品化。从而变得可定价、可交易。其次，建立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政府通过招标、拍卖等形式，将排污权卖给企业，使企业生产成本完整地反映环境成本，迫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关心环保，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用这种市场化手段可以极大地调动排污企业的积极性，使其可以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主动减排，同时可使减排的社会总体费用大规模下降。排污权交易是引入市场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提高环境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后，必然产生珍惜环境、减少排污权使用即减少排污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从而促使企业自觉采用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或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3．设立专项基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应设立生态经济发展基金，组成专家委员会，对生态经济有关项目、企业、技术进行评估、审核，采取由专项资金直接拨款，或通过财政贴息、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形式，对具有一定预期效益的行业、项目、企业、技术予以资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低能耗产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支持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生态经济产业是一种挑战性的产业，该产业投资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历史包袱沉重，因此，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给予生态经济产业资金支持，以促进该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同时，改变政府预算内投资范围太宽、包揽太多的格局，对促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的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治理西部盐碱地和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及沿海地区污染，扩大和深化“三北”防护林体系，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风力发电基地，建设东北地区公路水路通道，建立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由于上述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生态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增加政府专项补助支出，帮助单一资源型地区和城市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接续产业的发展问题，下岗职工生活、再就业问题，提高对采煤沉陷区资金补助比例，增加发展替代产业的补助和人员培训投入，给予资源枯竭地区和城市下岗职工安置资金补助，保证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补助和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支出。

4．扩大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税收激励机制。为推进生态经济的建设，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对发展生态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一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全部给予税前扣除；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对购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全部抵扣，并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使用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税收。二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低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研发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减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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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 生态经济管理 政策系统 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不论是历史沿袭百年的传统经济还是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新经济,都无法回避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环境挑战。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人们提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模式。

在生态经济的视野下,如何将生态经济管理从限制企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融入整个企业发展系统中的积极因素,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设计一个新的政策管理系统,并为企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增加企业价值成为企业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

一、推动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政策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就我国发展现状而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企业也仍处于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纯经济型管理方式之下,还未实现自身的生态化转变,这就造成我国在生态竞争力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生产方式正在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传统模式向“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生态经济模式转变,这也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的削弱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体制必然使企业实施生态管理,现代企业经营目标是在生态经济约束下的企业经营方式,这样才能满足各方利益要求,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企业只有寻找到有效实现“生态管理经济”的路径,积极探索推动企业实施生态管理、实现生态转型的有效途径,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生态型企业,促进生态经济的深入发展。这样不仅对现阶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实践意义。

二、推动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政策系统建设的措施

(一)有效地运用政策法规,完善和创新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多样的经济手段将对企业推行生态管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产生显著的激励效果。为此,需加强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化建设,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来调节、引导企业行为;需加快税收体制的改革,向环保倾斜,引入环境友好税种,加大资源使用和污染的税收负担;需适度增加环保投资,促进金融绿化,扩大对企业生态管理的信贷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克服生态管理上的资金障碍,进行经济手段的创新,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二)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健全政策管理制度

企业生态经济管理的实施离不开有效的政策组织和制度保障。通过有效的政策组织和制度保障,生态经济管理理念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

(1) 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目前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企业生态经济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由它决定和解决企业的生态生产、生态设计、生态销售等重大问题;实行企业内部分级管理,整合企业各个职能部门的力量,层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共同做好企业的生态经济管理工作;建立企业各级专职环保职能部门。

(2) 建立生态评价制度。生态指标是一个包含减少能源消耗类指标、控制污染类指标、环境改善投入类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它是企业行为的指挥棒,它引导着企业的行为。因此,企业应该积极构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以监督企业的生态经济管理行为。

(三)推动企业生态管理,促进循环经济深入发展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实施生态管理,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主体来代表社会充当生态环境这种特殊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并通过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和激励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约束企业行为,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显然,这个主体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承担。

通过政府的参与和调控,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框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形成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机制,创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管理机制,使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外部环境的这种变迁必然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或激励,企业可将这些变化内化到自己的内部,进而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生态化转变,推动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管理新模式。

发展生态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企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提高资源与能源效率的竞争。生态经济要求企业有效地运用政策法规,完善和创新经济手段、组建生态经济管理组织,健全政策管理制度、推动企业生态管理,促进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推动企业向生态经济经营转变,向内涵发展转变。

因此,新时期我国的企业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用生态经济观念来规范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浩.生态企业与企业生态化机制的建立[J].管理世界,2008.

[2]赵绘宇.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法律制度安排[J].当代法学,2009.

[3]汤谷良.战略平衡管理工具的比较与提升[A].当代管理发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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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 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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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旅游岛；房地产业；经济危害

一、影响经济方式转变，造成产业结构畸形

第一，需求增长结构不均衡，增长内生性动力不足。2010年，从对海南省经济的贡献来看，其排名顺序是：投资遥遥领先，其次是出口，最后是消费。2010年数据显示：在投资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32.8%，比全国平均增速快9个百分点，增速全国第一；特别是房地产直接开发投资，增长异常迅猛，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比增长62.5%，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7.2%。在外贸上，海南省一直处于逆差，对区域经济发展实质上不利，单从外贸出口上看，全年仍实现25.8%的增长。在消费上，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上年增长19.5%。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对消费产生一定“挤出”效应，区域经济转型难度加大。第二，产业重心房地产化，旅游业发展将会受到压制。在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房地产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现状下，海南省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结构布局，有被房地产绑架的风险。以旅游业为龙头、实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最大融合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产业发展路线，但是如果房地产业先行发展，长期压倒旅游业的话，其他产业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

二、刺激地方政府权力膨胀，拉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地方政府夺取干预经济的主导权。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经济领域内，中央一直以来希望政府放开、市场搞活。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货币和财政刺激下，各地掀起新一轮房地产，地方政府职能又快速膨胀起来。就海南省来讲：地方政府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比重过大，成为最大受益者，财政收入增长率四年内数倍于居民收入增长率（年增长率最低也有3倍，最高可达7.5倍），而岛内居民利益保障相对不足；在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中，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规划所有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同时又通过下属实体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成为实体经济的最大玩家。第二，在财政资金的挤压下，拉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海南省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不高。在政府动用行政力量以巨量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更大社会信贷资金进行“国际旅游岛”建设时，民间投资在诸多领域被排斥在外；由于体制原因，政府相对于市场化主体，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内耗较大。在货币政策日渐收紧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和下属企业仍占用更多信贷资源，而为地方税收和就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其融资就会变得更难，一旦资金链断裂则极易走向经营失败。

三、财富分配机制扭曲，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由于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造成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住房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地方政府如果依靠房地产业创造收入、发展经济，势必损害本地居民最基本的居住权利，造成“政府富、居民穷”的两极现象。从人均收入上看，海南省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后，新一轮房地产热潮更是推动了岛内居民购房和居住成本上升；特别是在“国际旅游岛”政策推出后，短期部分城市房价事实上翻倍（2010年官方统计数字，海口、三亚同比涨幅分别为35.5%、43.3%，分列全国70个大中城市第二、第一），而同期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远远低于房价上涨幅度。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助推房价上升，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转移机制，它使社会财富分配愈加不公，降低了社会和谐幸福指数。

四、放大资产泡沫，埋下经济危机祸根

海南省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或收益为担保，通过搭建融资平台，获得银行中长期开发性信贷资源，用于政府性投资，只要地价不降、市场繁荣，银行认为信用风险无虞。房地产商利用银行贷款获取建设资金，是银行优质客户；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银行可以分享到高额利息收益。岛内外居民是房地产的买家，只要房价看涨，投机购房者可赚取转手差价，消费购房者可降低未来居住成本。银行放贷需求与政府融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需求、居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需求彼此呼应，借款方和贷款方达成默契，经过若干次博弈，合力助推房地产价格。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整个链条看起来就是稳定的。但是，整个链条也异常脆弱，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映，进而给居民和地方政府带来财务风险或者为金融系统带来坏账风险。

五、累积社会矛盾，提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成本

海南省房地产业过度膨胀，提前透支“国际旅游岛”发展潜力，在短期内会引发诸多矛盾，提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成本。第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强势国企为解决内部职工住房问题，采取非市场化手段筹建集资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团购房等，引发市场化购房者和福利化购房者之间的矛盾。第二，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即使在市场化购房者内部，如已购和未购者之间、岛外和岛内购房者之间、投资型和自住型购房者之间，由于购房成本不同，导致贫富分化趋势明显，民众心理纠结失衡。第三，房地产商和购房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前者对后者在购房时，为了短期利益，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合同和价格欺诈，导致经济纠纷增多。第四，在土地征用上，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城市被拆迁居民，在拆迁补偿上发生利益冲突，引发公共群体性突发事件。第五，房地产开发领域，引发政府部门产生一些恶性腐败案件，给党和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第六，政府和房地产商，在市政建设和房地产融资上，强势获取社会信贷资金，对弱小经济实体在信贷上产生“挤出”效应。第七，信贷资金集中投向政府和房地产商，导致银行体系风险增加，随着宏观调控收紧，放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矛盾凸显。

六、浪费土地资源，助推农产品和居民消费价格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消耗型行业，而且具备不可持续、不可循环特征，特别是要占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也有不良影响。有资料显示，早些年，海南省土地后备资源较丰富，其中，可用于农业开发利用的约占90%。但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土地价格一涨再涨，海南省各级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掀起了一轮圈地卖地。在2010年，仅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为4659公顷，其中93.60%为农用地；同时又征收1316公顷，作为储备土地以供出售。可以预计，如果海南省房价继续飙升，土地价格将会继续上涨，在对比农业和商业、住宅用地收益之后，农业用地将会进一步减少。可用农地减少，将导致农产品供应不足，农产品价格就有动力持续上涨；同时，房价高企也会导致居民住房支出上涨，也体现在居住价格上，如果按照最新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方法来调增居住价格比重，统计结果会让CPI涨幅更大。自2010年10月份以来，海南省CPI涨幅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6%；2011年一季度，海南省CPI同比上涨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价格水平居高不下，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七、不利于人才集聚，削弱区域人才竞争力优势

建设“国际旅游岛”，是海南省面临的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如果缺乏与之配套的人才队伍，根本无从谈起。有资料表明，海南省在全国31个省市区人才竞争力排名中，位居后三位。一直以来，特别是在“国际旅游岛”政策出台后，海南省政府更加意识到人才强省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出：人才队伍总体水平不高，是制约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原因和最大瓶颈。但是，一方面，海南省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助推地价升高、房价上涨，最终会传导到CPI和PPI，引发居住和商务成本、服务和商品成本、生产和生活成本支出加大，而同时岛内收入水平徘徊不前；另一方面，城市房地产过度膨胀，信息、物流、交通、电力、教育、医疗等综合配套体系就会相对滞后。两者最终结果，致使海南省创业和人居环境全面恶化，从而丧失对人才的吸引力。没有人才优势，更不利于地区竞争力的提升，经济发展丧失动力和活力。长此既往，海南省就会进一步陷入人才短缺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作者简介：

王培（1980-），男，硕士，会计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国库处。

篇7

（1）本文研究了适用于辽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基础理论、辽河流域现有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及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基础理论部分详细叙述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理论依据和国内外研究进展。针对辽河流域，将其环境经济政策框架分为流域尺度和控制单元尺度进行研究。

（3）在流域尺度上，综合完善财政政策、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推行生态补偿、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保证流域内控制单元之间的公平、公正、合理。在完善财政政策中，提出加大财政资金引导力度、推行绿色信贷、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改进、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在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中提出以开发区域、限制性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划分流域，对划分的流域内工业企业进行统一规划;推行生态补偿中提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细化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筹措渠道、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建立生态补偿的保证制度、上下游政府协同监管;在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中，提出明确地方政府治理的职责、跨行政区管辖权让渡、构建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改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在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中提出吸纳多样化的投融资主体、创新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市场体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控制单元尺度上，综合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构建保障措施，保证控制单元内各种类型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在点源污染治理中提出节水控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广泛开展清洁生产活动、采取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严格排放标准、促使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提出推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于高氮类化肥与杀虫剂征收使用税、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布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力度、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范围;在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中提出加强水库水源地污染防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更有力的监督;构建保障措施中提出完善法规标准、推动环境保护税的立法进程、完善政府问责机制、强化公众参与。

（4）通过通过对2005-201 5年辽宁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值分析，辽河流域环境一一经济系统日趋协调，“十一五”、“十二五”推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己初见成效，本文在“十三五”环境经济政策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在辽河流域是适用的，并将使得辽河流域环境经济协调度向高协调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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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位，尽管人均GDP等指标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却高居全国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减排任务艰巨。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内涵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污染减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提高河南省环保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与经济部门协调互动不够环保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主动权，缺乏主动协调机制，与经济部门在政策制订方面没有建立充分协商机制，致使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出台少、出台慢、力度小。绿色信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慢，还没有全面展开，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还不够及时。

2、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如绿色信贷政策，由于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

3、实施政策的条件有待成熟

（1）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态补偿工作还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生态补偿没有法律条文支撑，如：洛阳市国土资源局今年拟定的《洛阳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预备会议否决。二是缺乏规范的财力支持长效机制。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还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虽然实行了差别待遇政策，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倾斜不够明显。

（2）排污权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是比较难的问题。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大部分都是避开总量问题来实施排污交易的，许多地方在操作上则根据国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或目标来确定某一阶段的排污权总量，甚至与排污总量控制计划脱钩，造成排污交易与环境改善没有有效衔接。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部分试点地区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对待。如有些地方，现有企业初始排污权大部分是无偿分配，而新建的企业基本上是有偿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导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与否不明确，排污权一次购买，是否可终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总量核定、企业排污权初始分配等难点，如何激活二级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难题。第六，“边界问题”也就是跨行政区域的排污归属界定问题也是该制度实行中的制约因素。

（3）绿色保险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保监会没有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二是污染企业（规模、行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没有细则，出现污染事故，保险公司如何赔付，责任如何认定没有明确。三是企业参加保险形式没有明确。

三、对策措施

1、扩大生态补偿实施范围。在实施沙颍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向污染严重的卫河流域等推广。同时要加快流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做到断面设置科学合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还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矿区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2、完善绿色信贷、证券政策。总结我省实施这两项政策的经验和问题，完善有关措施。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证券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机制，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3、适时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环境产权制度，将环境（主要指环境容量）确定为一种产权，并赋予政府环境产权的使用权，适时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尽快全面实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企业持证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促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算制度（包括环境质量监测、企业排污监测、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确保企业排污总量核算准确。

篇9

治理的是整个涵水生态圈

“休养生息”是休息、涵养、恢复、投入和善待自然的活动，让过度繁忙、负担沉重的水体得到休闲的机会。“如果上述问题都能调整到位，渭河休养生息就是可能的。”王如松认为。

作为一位环境工作者，王如松认为休养生息是积极的防治，绝不是消极的防治，不能用停止发展的方式来让水环境休养生息。例如日本琵琶湖的治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对污染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实行严于全国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评价的标准，大幅度提高污染物排放的限制，对家庭排水和家庭废水也提出了严格的处理要求，达到了休养生息的目的，既改善了琵琶湖的环境质量，又提升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举两得。

因此，渭河流域的环境保护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生产方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消费模式问题。离开发展、离开经济建设，谈环境保护那是缘木求鱼，渭河治理的是整个涵水生态圈。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

让渭河休养生息的实质是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以水环境和承载能力为基础，统筹环境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积极主动地给江河湖泊以人文关怀，采取综合手段，提高水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王如松认为，让渭河休养生息要坚持以下原则：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开着宝马车，喝着污水，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讽刺。

恢复生机，提升活力是目标。通过休养生息对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强大的压力，促进经济转型，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认识不深刻，通过金融危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经济转型调整结构是势在必行的。实践证明，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环境出了毛病，首先要在经济政策上找原因。

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是前提。让渭河休养生息，必须遵循和把握渭河的内在规律，坚持环境优先的理念，将水环境的容量和承载力作为控制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础，将环境要求作为各类经济活动的约束性条件，采取多种措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维系生态系统的自身平衡，促进系统的良性循环。

系统管理，综合治理是方法。渭河水污染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防范、全面治理、全民参与。在管理方法上涉及多个地区和多个部门，必须构建上下游相互协调、各部门密切协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合作体系，形成治污的合力。在治理的技术上必须综合运用工程、技术和生态方法，加大治理力度。在治理手段上必须充分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既形成严格的排放、合理开发的强大压力，又形成主动治理水环境的积极动力。

创新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措施

王如松认为，当前我们必须不断地创新渭河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其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采取有利的措施，让渭河焕发生机。

一是要大力发展渭河流域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严格环境准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二是要全面防治污染，加大工业污染防治的力度，加大推进城镇污水治理措施，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

篇10

梅松：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词叫文化经济，文化经济现象现在成为很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到底什么叫文化经济，就当前经济发展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现在没有统一定义。要理解文化经济，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文化经济的背景

第一是地球资源瓶颈。现在地球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多年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化学能的开发利用，给地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地球气候冷暖不定，资源瓶颈已经约束了人类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呼唤生态文明，因为没有生态，人类就生存不了，也就没有经济可言。

第二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转折。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就是文化社会，或者叫文化经济。因为发展方式不同，过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主要发展因素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本，现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主要的资源是文化的有形资源或者文化的无形资源，再具体地说，创新、创意、创造这种无形资源可能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从目前创意经济在英国的兴起、版权产业在美国兴起、文化产业在中国兴起，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兴起，揭示了这个原理。现在发展方式确实在变化，过去所依据的要素，现在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资源经济走向了工业经济，现在走向文化经济。资源经济就是简单劳动，有一点生产加工，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工业经济是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整个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工业发展工业生产，统治了人类二三个世纪，从蒸汽机到电气化、到化学工业，到电子计算机，现在人类从工业经济走向文化经济，也就是经济文化，文化经济化。创意产业、版权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都是文化经济领域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等同于文化经济，反过来，文化经济层次更高，是将来人类发展经济社会的重要形态。

文化经济的发展

文化经济的发展是需要相应的经济政策支持，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央到地方有支持文化发展的经济政策，包括中央政治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很多政策，北京市也有很多政策，这仅仅是支持文化发展，支持文化产业方面的经济政策还不够。第二，现在特别需要制订支持文化经济的经济政策，支持文化经济的政策，把文化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政策有，但远远不够。为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要借助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只有借鉴介入，这确实需要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层面，地方创新可以给中央起一个试验作用，让地方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