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30 17:30: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务劳动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 Oakley发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界定：农妇“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
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责任”，还要克服许多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资源议价”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进度来衡量。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Goldscheider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
(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发现，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Hersch and 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
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主要预警器。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恩格斯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
五、简短评述
Bee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篇2
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专家曾对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作过专门研究，列出了家务活的能量消耗表。扫地15分钟约消耗60卡路里热量，手洗衣服1小时约消耗190卡路里热量；烫衣服45分钟约消耗180卡路里热量，擦玻璃窗30分钟约消耗150卡路里热量，用吸尘器吸尘30分钟约消耗120卡路里热量；洗碗碟15分钟约消耗45卡路里热量；收拾物件10分钟约消耗30卡路里热量。
通过点点滴滴的家务劳动，每周如能消耗2000卡路里热量，因患心血管病而死亡的可能性就会比不做家务劳动的人低75％，寿命也可延长5年至10年。不少外国人都喜欢自己动手做家务，如洗车、修剪自家草坪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家务劳动的热量消耗并不大，主要是为了维持人们每天的热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所以单纯靠家务来减体重是不够的。
要把乏味单一的家务劳动变成健身活动，还有个转化的过程。譬如扫地等，以腰腿用力为主的劳动，可以边扫地边进行扭腰的活动，淘米时，可用左右手轮流进行，带动肩部的摆动；以站姿为主的家务，可以有节奏地上下左右摆动腿部，以坐姿为主的家务，可以有节奏地耸动颈部、肩部。上街购物、倒垃圾时，尽量利用走路、上下楼梯的机会，进行腿部锻炼。总之，可以结合具体情况，举一反三，自己设计动作。
如果家务劳动过于繁重，对人的精神和体力是无益的。所以，想让家务劳动达到健身的效果，还得心情愉快地去做。国外的专家对数千名中年以上的女性进行调查发现，每星期能做2个半小时园艺工作及喜欢经常散步的女性，身体充满活力，不容易发胖，静态时心率较低，比那些经常陷于沉重家务劳动中的女性体质健康。
篇3
[关键词]离婚 家务劳动 经济帮助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11-01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
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家庭分工也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虽然家务劳动不能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价值，但是并不能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必然不需要多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立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如上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很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存续的根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这个家庭付出义务。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创新
（一）离婚经济补偿之婚姻利益论
婚姻利益，是指夫妻双方基于其配偶身份，而享有的配偶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之总和。其中，配偶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配偶财产利益包括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物质利益。婚姻利益除缔结婚姻后通过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责任与承诺可享有的现实利益外，还蕴含着丰富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他们共同构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劳动价值论
婚姻双方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服务，满足家庭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创造了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性别不平等、分工不同、家务劳动分配严重不平均的情形下，家务劳动亦具有交换价值和经济价值。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是指家务劳动价值与职业劳动价值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指付出家务劳动配偶一方对配偶他方从事职业劳动，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间接贡献，即经济价值。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给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
由此，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篇4
1、与二十年前比，上班族休闲和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增，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减少
1986年上班族工作时间、个人必需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比例关系为32.43%、40.69%、10.28%、16.60%，2006年改变为30.30%、46.63%、6.32%、16.75%。从四次活动时间的构成关系上看，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减少，而个人必需时间和休闲时间有所增加。其中，个人必需时间提高近6个百分点，家务劳动时间减少近4个百分点。
（1）上下班和加班时间的增加抑制了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
2006年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周平均每日为7小时16分钟，比1986年减少了31分钟。从构成工作时间的项目上看，制度内工作时间有所减少；上下班路途时间有所增加，在工作日人们每天上下班时间比二十年前增加了41分钟；另外工作日加班加点有所增加，平均每日加班加点时间增加了13分钟。
1994年起实行的5天工作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但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交通问题和职场上竞争的压力，导致的加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总工作时间的减少。
（2）睡眠、就餐时间增加明显
2006年上班族的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周平均每天为11小时11分钟，比1986年增加了35分钟。睡眠、就餐等各项生活必需时间均有所上升，其中睡眠时间增加最多为20 分钟。其增量占全部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增加总量的57.1%。另外，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睡眠时间差异是很大的。2006年上班族休息日的睡眠时间比工作日多1小时24分钟。休息日与工作日睡眠时间差异之大，说明许多人工作日睡眠不足。人们只有在休息日才能补充工作日睡眠的不足。睡眠既是恢复体力，也是抗衰老的主要方法之一。有足够的睡眠，才可能保证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较好地完成工作和学习任务乃至休闲之事。
除了睡眠时间明显增加外，上班族的用餐时间也有较大幅度上升，比1986年多了14分钟，这与现代人饮食观念转变密不可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局限于吃得饱，而是注重吃得健康、营养、科学，越来越讲究用餐质量和味道。
（3）家务劳动时间减少57分钟
2006年上班族家务劳动时间平均每天为1小时31分钟，比1986年减少了57分钟，除了购买商品的时间略有增加外，做饭、洗衣物和照看老人和孩子时间分别减少了27分钟、9分钟和18分钟。
这主要是由于微波炉、电磁炉、洗碗柜等各种家用电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家用电器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家务劳动的效率，节约了清扫、洗衣、做饭等劳动时间，同时也减少了家务劳动强度。半成品以及方便食品的出现，对于做饭等家务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同样起到很大作用。
另外，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是引起照看老人、孩子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显示，近五年来北京市家庭总户数增加了100多万，而家庭规模逐年减小，户均不到三人，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等非核心家庭的比例在逐渐增大。很多家庭只有夫妇二人，没有照看老人和孩子的负担。
（4）看电视依旧是主要休闲方式
2006年上班族休闲时间平均每天为4小时2分钟，而1986年为3小时59分钟。从主要休闲活动的类型看，依靠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大众传媒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时间有所增加，其中看电视依然是最耗时的休闲活动，占用超过1/3的休闲时间。
网络作为21世纪新兴的媒体，已经成为上班族的休闲“新宠”，在2006年日平均上网时间为22分钟。
与1986年相比，上班族用于交往等的休闲时间减少了10分钟；用于增强体质的休闲时间并未变化，2006年和1986年均为26分钟。
2、两性分工明确，时间分配格局不同
社会和家庭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分工的不同，两性在时间分配的格局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说来，男性工作时间大于女性，而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多于男性。
（1）在职场上，两性工作时间差异逐渐较少
2006年，男性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为7小时18分，比女性长6分钟；男性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40分钟，比女性长8分钟。与二十年前相比，两性工作时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减，1986年男性平均每天比女性多工作24分钟，2006年男性比女性长6分钟；在休息日两性工作时间差异降为1分钟。两性在职场上工作时间差异的减小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主要是由于职场上竞争的加剧，并且随着女性的文化素质提高，职业女性与男性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
（2）职业女性仍然负担着较重家务负担
二十年前相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有所减少。同时，男女之间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也不断缩小。周平均每日的家务劳动时间由1986年的1小时13分钟下降到2006年的56分钟。其中，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由1小时9分钟下降到36分钟。由此可见两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平等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调查显示，无论在休息日或是工作日职业女性干家务的时间，近男性的两倍，女性仍然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3）职业男性比职业女性休闲时间多14天
篇5
关键词：彝族妇女；家庭经济贡献；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B8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255-04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得以形成。而少数民族妇女对妇女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少数民族女性问题研究，通过了解节数民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可以为我们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政策提供可靠的现实参考和理论依据，有助于保护妇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在少数民族妇女的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妇女既是家庭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宗接代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了解了少数民族妇女对于各自家庭经济的贡献，我们就会很明了地发现少数民族妇女在其所处社会组织中的生存和发展现状。本着这一初衷，2014年8月初，本课题组一行4人，奔赴云南省武定县开展实地调研活动。我们走进云南省武定县猫街镇，走进当地彝族妇女的50个家庭，通过对50名（15―75岁）彝族妇女的访谈，以“家庭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彝族妇女”为切入点，以多对一、面对面进行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并通过录音辅以笔记的方式进行记录，通过搜集数据，量化分析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通过管窥一个个彝族妇女及其家庭，对彝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作量化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彝族妇女发展的意见、建议和对策。
一、调查对象及调查内容概况
（一）调查对象
作为本次调研目的地武定县，位于滇中高原北部，云贵高原西侧，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武定县全县常住人口27.69万人，其中彝族占比高达31.24%，―是调研彝族妇女非常典型的目标和对象。其中，武定县猫街镇作为该县的“五个之最”，即少数民族最多、国土总面积最大、交通区位属最优、矿产资源最丰富、森林覆盖率最大，在反映该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现状上具有独特的代表性。这为调研当下猫街镇彝族妇女生存发展现状，特别是山区农业环境下的彝族妇女日常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对家庭经济的实际贡献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来源和研究基础。
针对偏远山地的语言、文化水平、信息交流方式与调研主题，本次实践主要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即在记录的同时提取录音以备后续整理，这一方面有利于使被采访对象充分理解调研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充分地获取被访问对象的信息。我们围绕研究主题对当地村政府和村干部进行访谈，从而获取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中日常生产生活的普遍现状。在50个被调查对象中，选取7个从事商品经营的彝族妇女进行访谈，选取43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彝族妇女进行访谈。内容涉及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收入来源、支出数量与分布结构等方面，以客观反映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状况，见表1。
在50个被采访者中，从事商品经营的7个被采访者其对家庭经济主要贡献为自营店收入，且收入不单独计出；有从事农业生产经历的43个被采访者，其对家庭经济主要贡献方式包括养殖、种植、上山采摘、打工等渠道，其中在农闲时外出打工的有40个，其余3个则在农闲时节料理家务和饲养家禽家畜。在50个被调查者中仅外出打工的40人的收入有明确度量。普遍来看，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是隐性的，尚不被视为主要贡献，而只被视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琐碎且多为体力精力付出，很多无法用金钱数量徇，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被自然融入到家庭消耗里，加之男权观念的影响，当地彝族妇女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被普遍低估，同时，彝族妇女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传统落后方式，也反映出彝族妇女的生产方式落后，她们的生产技能、家庭地位和自身价值还有待提升。
如表1所示，50位有效受访对象中，外出打工为当地彝族妇女最普遍收入方式，主要分布在15―50岁年龄段，而50―75岁的妇女依然存有外出打工的意向；从事商品经营的妇女主要分布在50―75岁年龄段，她们在家中为子女看店或与配偶共同经营店铺，收入较为稳定；25―50岁的则以经营流动摊铺为生，收入波动大；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彝族女性已完全成为家庭生产的无偿劳力，其收入完全计入家庭总收入，只能通过劳动种类、对应时间与强度、协作程度等计量，这是一种隐性的、容易被忽略的贡献。
（二）调查情况汇总
通过对调研收集信息的整理分析，我们梳理出四个大的方面，即武定县猫街镇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文化水平与健康状况、家庭境况以及子女受教育情况。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客观真实地还原当地彝族妇女的现状，并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研究，找出有效提升当地彝族妇女在其家庭中地位、作用和价值的途径。
1.家庭经济贡献
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有隐形经济贡献与显性经济贡献两种，这两种家庭经济贡献者大概可分为家务、下地种田、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四大类。
（1）家务。根据我们的调查，武定县猫街镇当地居民家庭中家务主要由女性承担，根据我们的整理，当地彝族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主要包括照看孩子老人、洗衣做饭、清洁打扫、喂养家禽牲畜、采摘蔬菜以及收集松树汁等事项。
（2）下地种田。此次调研地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中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镇，因此，不少家庭仍旧依靠种地为生。调查结果显示，通常被我们视为重体力活的下地劳动在当地并非都由青壮年男性承担，这其中女性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劳动任务；甚至在不少家庭中，下地干活完全由家庭中的中老年妇女承担，而男性则在家照顾店铺。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土豆、小麦、白豆等，劳作非常辛苦。
（3）外出打工。随着当地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除了种地与养殖，更多家庭的彝族女性希望走出去寻找其他生计以维持和改善生活。有半数的受访家庭中有20-58岁的女性外出务工，具体工作包括在建筑工地做工，在葡萄基地打工，在工厂打工，打杂等，务工地点包括四川、山西、山东、浙江等地。
（4）个体经营。在受访家庭中，有一部分家庭妇女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补贴家用，例如，开烧饵块店、文具店、服装店、小卖铺、农机站、摆摊卖苗药、绣品摊等。大多数店铺日常的打理、进货都由妇女独自承担。
2.文化水平与健康状况
受访的50户家庭中的彝族女性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妇女文化水平仅为小学程度，甚至是文盲，初高中毕业的女性属于凤毛麟角。其身体健康状况同样令人担忧，由于卫生保健知识少，生活方式落后，调研访谈过程中，下至中青年妇女，上到耄耋老人，都向我们反映身体患有常年咳嗽、腰痛、肩周炎、风湿、胃病等，对身体不好的女性来说，常年吃药打针带来的医疗支出为本就拮据的家庭收入雪上加霜，甚至抵消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甚至成为家庭的累赘。
3.家庭环境
在家庭规模上面，多数家庭是三代同堂，一家有5―7口人，极少数家庭是3口之家，四世同堂的情况也较少见。在家庭经济收支方面，大多数家庭表示家中经济时常入不敷出，仅仅处于勉强维持生活的状态。一小部分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年均家庭总收入为6万―8万元，受采访的家庭中没有特别富裕的。在养老问题方面，当地彝族人多以家庭养老为主，根据当地风俗，家中最小的儿子一般和老人一起生活，负有照看双亲的责任，其他子女则不定期前来探望，并给予一部分养老帮助或费用。
4.子女受教育情况
在子女人数方面，50个受访对象家庭没有独生子女的情况，多数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育有2―3个孩子，15岁以下的儿童全部都在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费用方面只需向学校缴纳书本费和保险费以及一些杂费。受访家庭孩子学龄前教育基本空白，属于自然成长状态。孩子入校学习后，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女孩较男孩子明显辍学早，升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调查情况分析研究
从家庭的日常生产生活出发来研究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必然会涉及量化分析方法，而量化分析的核心在于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分析比较的目的。此次调研主要采取访谈的方式来搜集数据，然而由于问题本身的特殊性、所需信息的采集难度、所采集的信息的可信度等等原因，后期的量化分析工作便尤为重要。
1.量化分析所需要的经济学原理
（1）贡献率。贡献率是统计分析中常用的一个指标，用于衡量有效或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贡献率（%）=贡献量（产出量，所得量）/投入量（消耗量，占用量）×100%
家庭经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系统，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往往共同劳作，尤其是农村家庭，按标准的贡献率公式去寻找数据是不现实的，没有可操作性。但参照贡献率公式来粗略评估妇女对家庭经济的投入，以及家庭经济的产出（纯收入），了解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在其家庭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通过详细的调查、分析是可以实现的。
除此以外，考虑到家庭生产活动的特殊性和搜集数据的便利，本课题组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以年为单位，调研地点选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情况变化幅度不大，以年为单位得到的数据是比较全面，而且具有代表性。
（2）无酬劳动的统计。 无酬劳动是指个人在家庭和社区从事的、为满足最终消费所提供的、无直接货币回报的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对老人、儿童和病人的照料以及志愿活动，无酬劳动却不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范围内的生产活动，不被计入GDP之中。[1]调查显示：妇女是无酬劳动最主要的承担者。
时间利用统计，是考察妇女的家庭劳动的价值的有效方法。
（3）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包含所有家务工作在内的一种劳动形式，它也创造使用价值。家务劳动有3个主要特点：一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消费者的直接同一性；二是劳动的极端非专业性；三是封闭性。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有3个方面：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起始环节、终端环节，家务劳动最直接地关系到人的价值。”[2]
家务劳动是创造家庭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由于家务劳动自身的特点，家务劳动的产出在核算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不足，但是，家务劳动是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的中要方面之一。“具体地说家务劳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成年人自身生活服务的劳动；二是为家庭中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生活服务的劳动；三是生育下一代的劳动；四是人们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劳动。”[3]
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家务劳动的投入主要采取时间统计，而家务劳动的产出则采取替代法和实物统计相结合的方式。
2.量化分析的数据需求
产出，即家庭年收入是本次搜集数据的重点，妇女在家庭经济贡献中的分母。家庭年收入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几项，这同时也是本次调查所需数据的重要方面，见图1。
图1
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投入则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时间、公共劳动的时间、家禽和牲畜的市场价值，有的还要包括外出务工时的收入、经营买卖的收入。
云南省武定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仅在一万五千元左右。武定县猫街镇属于山区，这里的人民除了种植水稻的经济作物以外，还会种植烟草、豆子等经济作物创收，农闲时期还会外出务工，这3项成为了一个家庭的年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每年的雨季到来时，上山摘野生菌、草药也成为了农民创收的一个手段，同时，养殖家禽、牲畜也是一项收入来源，这部分工作大多由家里的女性承担。
在接受那我们采访的家庭妇女中，有32人只具有不到小学文化水平，甚至小学没毕业，17位只是初中毕业，只有一位接受过超过12年的教育，然而由于家庭贫困，最终也被迫辍学。
在家务农的妇女占受访者的绝大多数，有七成的女性会外出打工赚钱，六成妇女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当地外出务工的女性的月工资与当地男性的收入相比存在500―2 000元的差距，当地外出务工女性的月工资水平在1 500―3 000元左右，从事的多为家政、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在一个家庭中，土地的所有权集中在男性家庭成员身上（除去男性入赘的情况），不女没有地或者地很少，通过访谈，我们初步推断妇女平均每天除了参与农事生产以外，平均每天要做240分钟左右的家务劳动，而且日常的家务劳动基本由妇女承担了。而与此相对的是，在重大家庭事项的决定权上，农业生产上，女性的话语权占64%左右，建房、土地事项上，男女的话语权基本对等，家中的重大事项上，女性的意见和建议多被采纳。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综合考虑家务劳动、农业生产、家庭的收入等因素，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是超过五成的，而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的性别分工，彝族妇女的这一重要地位在当地民众中一直没有得到肯定和重视。
二、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问题分析
在实地调研结束后，本课题组成员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多次分析和讨论，结合调研的亲身感受，我们将所发现的问题归为以下三点。
1.信息闭塞与经济发展落后形成恶性循环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调研地的道路、房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都反映出本地区贫困化这一问题。有受访女性向我们表示，近些年当地的自然气候变化较大，过多的雨水导致不少农户的农田被淹，经济作物损失严重。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经常因为一场天灾付之东流，靠天吃饭的生活具有太多不确定性，考虑到补贴家用，不少家庭妇女选择外出打工，但没有一技之长的她们在外界务工创收的道路举步维艰，仅能靠亲戚或熟人介绍在外地做工，劳动强度大但收入却不高，平均1 500―2 500元/月。
2.家庭经济入不敷出致使女性负担过重
此次受访的50户家庭经济条件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时女性在赚取家庭收入方面还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不少家庭中老年女性甚至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下地种田、喂养牲畜、操持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样样不缺。子女上学、老人养老、家人看病、吃饭穿衣……诸多花费造成三日之入不敷一日之出的经济困窘局面，当地女性普遍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但由于多数受访女性没有一技之长，受教育水平又偏低，只能选择用做苦力或手工活的方式补贴家用，平均每天劳动时间在10―16小时不等，也因此使身体健康遭受损害。例如，一位受访的民间手工艺人表示，她每天6：00―22：00都在干活，除了下地种田，操持家务，还在空闲时间绣绣品以卖钱。但是绣绣品很费眼睛，对肩周、腰椎损伤也很大，导致她经常头晕，每个月都要去村医处就诊治疗。
3.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妨碍她们改变现状
在目睹了调研当地彝族女性的生活现状后，我们小组讨论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落后，信息闭塞之外，就女性自身综合素质来看，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没有一技之长是女性转业无门、增收困难的主要瓶颈。就我们调查的50户家庭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来说，她们从事的多是一些依靠体力或低附加值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共同点在于劳动时间长，劳动量大且收入较低，制约她们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效率，很难彻底改变她们家庭经济的困窘状况。
（二）对策建议
1.制定政策扶助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来说相对落后，财政自给率不高，县乡财政政府经济负担沉重，无法有效提供当地居民需要的各类生产生活资料。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带动，坚持“先输血后造血”的原则开展反贫困工作。例如，上级政府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资金、技术与信息扶持力度，发展教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优惠政策引导等，使贫困地区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化帽子。
2.开办就业创业培训
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贫困地区在解决贫困问题时，也应该为女性承担社会责任和工作提供机会与帮助。在实地调研中，有受访者反映由县政府牵头组织的刺绣技能学习班为村里很多妇女提供了一个学习手艺、赚钱养家的门道，效果显著，对大家改善家庭经济帮助很大。这也给了我们小组成员一些启发，如果能由政府出面组织，将有意愿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办培训班，为需要就业转业的妇女提供就业市场信息和专业技能培训，并向有需要创业的女性提供专家辅导，对创业计划提供建议同时一并提供一定金额的有偿贷款，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彝族妇女村的生存状况，使她们有能力、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3.利用互联网的力量
在这个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获取及时有效的信息意味着机遇与可能。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信息较为闭塞的现状，我们小组讨论认为需要为少数民族当地居民开辟一条能够及时获取致富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途径，这样才能够为她们改变自身状况提供可能。因此，我们建议由乡政府牵头，在各村设立村图书馆或阅览室，免费提供农业种植、动植物养殖和刺绣工艺等各方面专业技能的培训图书，并定时更新。特别要着重利用互联网的功能，建立微机室，免费为当地彝族妇女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开阔她们的眼界，了解市场动态，快捷方便地获取于她们有益的信息，推动当地彝族妇女劳动能力的增长。
4.重视女性教育问题
由于贫困地区地方财政薄弱和因高考不断向发达地区输送人才而形成地方教育资源不断流失，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严重缺乏经费保障。贫困地区人才资源短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加大了产业转型的难度；同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农民驾驭市场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受思想观念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较普通农村地区更低，这无疑是少数民族女性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最大的障碍。如何使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使她们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使她们同样有发展机会和相应的享受性支出的能力，即如何实现农村贫困妇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当今世界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从女性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重视农村女性的受教育问题，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就业问题，为她们今后的谋生手段提供多种选择，也可以改变少数民族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使她们的价值得以更充分的展现。
参考文献：
[1] 安新莉，董晓媛.中国无酬劳动总价值的测算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妇运，2012，（7）.
篇6
关键词：离婚救济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
一、我国建立离婚救济制度的意义
建立离婚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婚姻自由，有利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在婚姻关系中，当事人不仅享有权利和自由，而且受到法律所设定的义务的规制，同时要受到违反义务的不利后果即责任的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义务，破坏了婚姻关系，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籍以此激励当事人遵守义务，同时保持婚姻关系处于的稳定状态。离婚救济制度对相关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同时完善了我国的法律构造。
我国在新修改的《婚姻法》中增加了婚姻救济制度，补充了我国婚姻法的保障与救济制度，同时完善了我国的婚姻法制度构造。一方面对处于婚姻关系之中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维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中，因为男女双方在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上的差异，女性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通过设立离婚救济制度，既维护了当事人拥有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我国当今相关离婚救济制度的规定与构成要件
（一）我国实体法对离婚救济制度的规定
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三条救济制度中的经济帮助这一条，2001年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又增设了家务劳动补偿和损害补偿两项救济制度，完善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体系与构造。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义务较多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在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以完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这三种制度建立起来。这三种具体的离婚救济措施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针对不同的救济对象或法定情形共同反映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现状。
（二）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的构成要件
1．家务劳动补偿又称为经济补偿，在解除婚姻关系时，由于一方当事人从事家事劳动付出较多，法律赋予其向另一方要求给予相应补偿的法律制度。
2．经济帮助，指的是夫妻双方在离婚后，由一方对离婚后经济困难的另一方在金钱或物质方面给予帮助。
3．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议离婚，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问题应与离婚问题同时解决，不应单独提起离婚过错赔偿之诉。因为在需要进行过错损害赔偿的离婚案件中，离婚与赔偿责任所产生的原因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这两个作为两种情形单独；如果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离婚后对赔偿单独提出请求，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拖沓办案时间，而且无法体现法律的威严[1]。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不足
(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缺陷
配偶双方对家庭成员有平等的提供抚养和照顾的义务，一方因为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时，在离婚时如得不到补偿，显然不公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新《婚姻法》对家庭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不仅填补了原有法律空白，而且首次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法律上的承认，这在相关领域是全新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现有的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所得的财产书面约定归各自所有，而我国现在有的国情使得这一前提基本化为泡影，因此这项法律规定目前还缺乏可行性，现阶段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1．它缺乏社会基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以夫妻之间存在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度这样一个条件为基础的，没有约定，就无法获得补偿，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这种做法显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分别财产制度在我国显然不会被家庭广泛采纳，所以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颇有些无用武之地的无奈。
2．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家务劳动虽然是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但又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因为在付出家务劳动时不仅是体力上的一种付出，有时是一种感情的付出，这种感情的价值如何来衡量呢，没有一个合适的标准，这是物质难以衡量的，而我国现行立法又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无法指导司法实践。
3．家务劳动补偿相对方的补偿能力问题，因为现实中也可能存在付出较多劳务的一方财务状况比较好，另一方没有什么财产或者缺乏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应承担补偿义务的一方缺乏补偿能力，享有相应权利的一方得不到补偿。
（二）经济帮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法定的经济帮助制度不仅解决了离婚时经济困难一方的燃眉之急，赋予其权利的同时也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进行操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现行《婚姻法》中的一些关于财产方面的规定，使经济帮助的形式和权利实现处于两难境地，极容易使该制度成为摆设，缺乏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1．生活困难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经济困难是指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没有住处的经济情况”。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越二十年前，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甚至很多地区达到了小康水平，司法解释的规定难以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最低生活标准虽然已经有法律规定，但是，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无住处，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婚后无约定所添置的财产为共同财产”。不动产一般情况下是在结婚之前购买，即使有些不动产是属于共同所有的，那么在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往往归属一方所有，另一方则无。这种规定显然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对于取得房屋那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2．经济帮助没有规定一些具体的措施，使得实际操作困难，一般来说，我国有婚前男方准备住房，女方准备嫁妆的传统习俗，离婚时女性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时如果以住房作为帮助措施，那么，到底是住房的居住权还是所有权？在实践中，居住权显然存在很多缺陷，夫妻感情破裂已经离婚，却仍然生活在一起，不仅生活中存在很多不方便，而且感情已经产生裂痕，如何和平相处，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将会引发进一步的恶性事件[2]。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离婚当事人中如何定义无过错方这个概念，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与分歧。
其次婚姻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这个赔偿中，除了物质赔偿外，是否应当加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这些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化，这使得离婚赔偿制度的操作不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2．离婚损害赔偿使用的过错范围比较窄，在婚姻生活当中，并不是只有《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这些伤害。而现行法律的规定，仅是采取列举性规定，并不能类推适用于一些类似的伤害情形。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并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3．举证较为困难，根据我国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供证据的一方应当是要求获得赔偿的当事人，在伤害发生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并不能够很好的保留搜集证据，所以，要获得准确确凿的证据用来支持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存在很大困难。
4．诉讼成本较高，救济甚至得不偿失，很多情况下，受害一方的当事人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自己的请求，结果所获得的赔偿甚至却少于支出的成本，或因种种原因导致败诉，最后得不偿失，在立法目的上违背了离婚救济制度的初衷。
四、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发展与完善
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由于现行的法律之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过于局限，使得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度离婚案件中对从事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如何予以补偿等问题出现了立法空白。目前我国的家庭模式中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双薪家庭，但是传统的家庭的夫妻分工模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大多数家庭当中，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务劳动，主外主内一起承担，在离婚的时候，却否认其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同时，男女双方结婚之后共同组建一个家庭，若要维系这段关系，需要的是双方不断的投入精力时间感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各方对于家庭关系所投入以及付出与他们从中获得的收获不是成正比的。从事较多家事劳动的一方，往往放弃了学业和事业的发展，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职业和能力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将极大地牵制其职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地位降低、谋生能力也比较弱。而婚姻关系当事人之中的另一方，则基于对方为家庭所做出的奉献中获得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用进行学业上的深造，事业上的发展，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获得较大利益。若双方不解除婚姻关系，则付出较多的一方必然能够得到自己为家庭付出所应当收获的回报；一旦离婚，付出较多家事劳动的一方因其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对家人的照顾，对家庭的安排，丧失了社会竞争力或者竞争力大大减弱，必然会降低原有的生活水平或无法达到理想状态。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别财产制度，而法律拒绝认可一方为家庭所作的贡献或付出，那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将如何体现呢？因此，扩大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家务劳动补偿应当同时适用于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对一方的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不应该因为夫妻之间实习财产制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应，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不仅应当继续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而且可以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理念贯穿于离婚制度始终。即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也可以此为标准，将一方从事的家务劳动以及另一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作为分割财产时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状态下，只有在离婚时，对尽义务较多、对家庭贡献较大者适当多分一些财产，才有可能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二）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对于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中的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首先，应对适当帮助的概念进行明确的概括。对于适当帮助至今没有权威解释。有的学者将其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夫妻抚养义务的延伸。”也有学者认为“离婚时的经济帮助仅是由原婚姻关系派生出来的责任，不应将其视为原抚养义务的延续”。但是如果理解成了捆绑于道义上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并非是必须要去履行的，就丧失了法律的强制履行性，那么经济帮助制度就流于形式了。应当怎样界定经济帮助制度影响重大，这两种责任虽然都有相应的约束作用。我认为，这种离婚救济中的帮助制度应但是具有其强制性存在的，其应当是法律上的责任[3]。
另外，应当确定经济帮助的标准与范围，确定生活困难的具体标准，这就要求立法或司法机关出台一个能够切实衡量生活困难的具体标准，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同时提供经济帮助的帮助者的经济能力也要作为一个考量因素、要对经济帮助的对象进行明确。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完善举证责任问题
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没有过错的一方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对于对方实施侵权违法行为的证据很难搜集，败诉责任都要由无过错方承担。因此，这种要求没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的方式显然是难以实现公平的，而证据不能及时的搜集保存，就无法追究违法当事人的责任，起不到制裁作用。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救济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者。应当出台相应的规定，具体明确的界定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手段与途径，使证据搜集具有可操作性与可行性[4]。
2．明确权利主体范围
根据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婚姻关系中无过错一方的配偶才可以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无过错具体指什么，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无过错是指该方配偶没有实施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的那4种违法行为。但是，因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诉讼案件中，这些行为所指向的受害者并非单单是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其他家庭成员都可能成为受害方，这就涉及到是否婚姻关系以外其他受害方也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首先新《婚姻法》中对此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适用于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因为该项救济制度所设立的目的就是赔偿一方配偶因另一方的过错所造成的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损害，只是针对婚姻当事人而言。而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的行为虽然可以是针对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进行，但法律对此设立的其他救济措施，婚姻关系以外家庭成员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另行，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5]。
3．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在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里是否应该将“第三者”包含进来。在《婚姻法》第46条规定无过错方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义务主体进行了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就明确了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不包括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而只能是为过错方，因此得出，如果是因为夫妻中的一方实施了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比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甚至触犯刑法的重婚，受害一方并不得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要求，只能追究婚姻关系中有过错方的赔偿责任。
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意见，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作为破坏家庭关系的共同的侵权人，所要负担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虽然破坏了原有婚姻关系，但其并非是过错配偶，因此不应成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因为离婚以及离婚赔偿制度所要解决的是配偶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仅发生于配偶之间，因此第三者的过错赔偿责任并不适用于此。“对于第三者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用道德调整比法律调整更为适宜，只有在因为第三者插足造成严重后果，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6]。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从婚姻家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需找一个立法的切入点，平衡伦理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完善“损害赔偿”、“经济帮助”、“和家务劳动补偿”这三项婚姻救济制度，给人们提供良好救济途径与救济方式，才能在兼顾传统婚姻文化的同时，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陈苇.家事法研究.2007年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
[2]名祥.我国离婚救济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5).
[3] 杨大文.婚姻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59.
[4]夏吟兰.民法亲属编离婚制度之探讨[J].民商法学，2003，（1）.
篇7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复杂社会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了“贫困女性化”概念。据联合国的统计表明，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的13亿人口中，其中70%是妇女。我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传统上对贫困的界定主要是以“户”为标准的，忽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农村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境地。
（一）离婚女性的尴尬处境
我国的婚嫁习俗是从夫居，农村女性出嫁后，她们在娘家分得的土地一般由其他家庭成员占有，到夫家后要么分不到土地，即使分到了，也是与婚姻关系维系在一起的。按照农村的习俗，男女结婚一般是男方盖房子，女方准备一定的陪嫁，房屋具有保值增值的价值，而陪嫁物则随时间流逝而消耗。离婚后的女性不能在夫家继续生活，回到娘家也有一定的难度，她们不但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土地，从而陷入贫困之中。
（二）丧偶女性的生存困境
当作为一家之主、家庭顶梁柱的丈夫生病或发生意外死亡后，对于农村家庭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农村的封闭以及高强度的劳作模式，使得男人成为一个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支撑。即使出外打工，也大多是男人外出，女人在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失去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后，丧偶女性的生存往往会陷入困境当中，一方面要承受沉重的债务及其他经济负担；一方面还要承担上养老下养小的家庭重担。如果她们想再婚，可能还要遭受到多方面的阻力和障碍，如孩子、房子及债务问题等。
（三）婚内女性的隐性依附
农村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比较普遍，男人承担着养家的责任。男人从事的劳动与市场相联系，会获得劳动报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女人从事的是家务劳动和人口再生产劳动，虽然对社会的发展不可或缺，但是没有劳动报酬。由于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她们的家庭地位是依附于丈夫而生存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女性则在家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双重负担。由于家务劳动的不计报酬和农业劳动的收入较低，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依然是男性。农业生产的低收入和农业的女性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困的女性化程度。
二、农村女性贫困成因
（一）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一是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生儿育女是女性的主要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念使农村女性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二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的影响深远。“男外女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造就了“男人是社会的，女人只是家庭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村女性从事的主要是家务劳动，服侍好丈夫、照顾好孩子和老人成为她们的主要职责。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使农村女性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限制了她们的发展机会。
（二）农村女性教育水平的低下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也推行了义务教育，但受传统性别观念及家庭贫困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的《世界教育报告》中就指出，妇女和女孩子都受到一种束缚循环，那就是有文盲母亲，就有文盲女儿，女儿早早结婚，就像前辈那样被迫处于贫困的文盲状态。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划的介绍，失学、辍学的学龄儿童中，女童占2/3；女性文盲占文盲总数的2/3。农村女性这种文化上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她们落后的性别观念，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经济收入的性别差异
一是家务劳动的不计报酬。由于农村女性从事的是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虽然辛苦有加，却没有劳动报酬。二是农业劳动的收入低下。农村的青壮年男性进城务工后，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由于她们受教育程度较低，依旧采用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虽然付出了较强的体力支出，但农业劳作的实际收入较低。三是社会劳动收入的性别差异。有些农村女性跟随丈夫或单独出外打工，但却遭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第二次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林、牧、渔业就业的女性平均年收入是2368.7元，仅占男性收入的59.6%。
（四）社会制度层面的制约
农村社会管理者主要由男性来担任，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弱，她们普遍认为国家政策的落实、村务管理等都是男人的事。由于女性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相应地就失去了接触或占有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农村婚嫁的习俗，通过婚姻流动的女性只能是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从一个农民家庭到另一个农民家庭。而“门当户对”的传统更使得贫困跟随女性流动、迁移甚至是代际传承。
三、农村女性贫困的治理
（一）树立新的性别文化
农村长期的性别偏见已使女性接受并认同了自身社会地位低下的现实，习惯了这样一种依附、屈从和没有规划的价值取向。这种性别视角上的贫困文化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生存的艰难、文化水平的低下、参与能力的不足和发展机会的匮乏等。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刘易斯曾指出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表现为知识贫乏，生活无计划，意识到地位低下并接受这一事实，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因此，农村贫困女性要想真正摆脱贫困的状态，就要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先进性别文化。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主体的价值所在；从行动上激发自身内在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积极、主动地改变贫困状态，做生活的真正强者。
（二）关注农村女性教育
一是关注女童教育。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解决贫困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女童接受教育。即使仅接受过几年的基础教育，女性都会倾向于拥有一个更小、更健康的家庭，会更有可能自食其力、摆脱贫困，会更有可能送自己的孩子（无论男孩或女孩）去读书。因此，必须转变“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关注农村女性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农村男性进城务工后，留守女性承受农业耕作的重负，因此要加强对她们进行农业科技知识等的培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丰富她们的闲暇生活，使她们做物质和精神的丰裕者。三是关注进城务工女性劳动技能的开发。加强对她们的文化培训，积极开发其劳动技能，提高其在城市生存的竞争力。
（三）提高农村女性收入
一是认定家务劳动的实际价值，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苏联经济学家曾指出：若以其他方式取代妇女这种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拿固定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一年150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倾注在小孩身上的无形的文化创造意义。因此，要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与市场相联系，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二是真正实现男女劳动的同工同酬。就业领域的性别排斥和歧视使得女性不仅进入低收入、低技术和无保障的领域，导致了男女之间的职业隔离，而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更加剧了女性的不利处境。因此，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真正保障女性在就业和待遇方面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才能提高女性的竞争能力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女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在具体的制度设置、操作和实施过程中，切实做到以个体为主，使农村女性的权利不再依附于男性之上，而成为真正享有权利的独立主体。
（四）为农村女性赋权
一是要提高农村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性别敏感性，并注重法律的执行和政策的落实，切实保护农村女性的合法权益。例如加强土地政策中的性别敏感性，确保女性的土地权利，使他们不致失去基本的生存依靠。二是要努力选拔优秀女性担任农村领导职务，使她们成为农村治理的践行者，实现其主体价值。三是要积极吸引农村女性参与到农村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来，增强自我效能、培养团体意识，不但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还要成为社会事务的主动参与者。四是要在农村扶贫项目中渗透性别意识，特别注重农村贫困女性对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价的全过程的参与。通过给予她们平等的获取资源的权利和机会，使农村女性参与决策成为可能，增强了农村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①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01（5）
②李小云. 普通发展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③赵琳琳. 当代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文化与教育反思［J］．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9）
篇8
“劳动真的很辛苦吗？我觉得做家务很好玩喔！”
这是邻居5岁的女儿向妈妈发表的一番“伟论”，换取的奖赏是一盘子脏碗筷。
……
在隔壁传来此起披伏的笑声告诉我们，我们看来很艰巨的任务，在小女孩眼中是一个非常刺激好玩的“洗澡游戏”，嗯！没错，是帮碗筷“洗白白”。
劳动，是件很威风的事情
劳动，真的如此艰辛？毫无乐趣？
对孩子而言，似乎不是这样子。
对他们来说，在劳动中得到的快乐，远比在玩具中得到的多很多！
干家务活是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感和相信自己能力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对小孩来说，能够和妈妈一样拿起拖把把脏兮兮的小房间打扫干净，可以像爸爸一样拿着剪刀给小盆栽“理发”，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劳动，比玩耍更快乐！
据美国期刊报道：美国哈佛大学历时40余年研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适量劳动会让孩子快乐。研究人员在波士顿市旧市区内研究456名青年的生活。当他们到了中年，研究人员发现：不论智力、家庭、收入、种族背景或教育程度如何，那些童年时参加过劳动，甚至是简单的家务劳动的人，也比那些小时候从不做事的人生活得愉快。
研究表明，孩子们童年时的活动与成年后的情况有着惊人的关系。那些童年劳动得分最高的人，成年后交游广阔的可能性高出10倍，获得高薪的可能性大4倍，易失业的可能性要小15倍。那些童年时很少劳动的人，犯罪被捕的可能性较高，精神不健全的可能性大10倍。
（用另一种字体啦！）
美国孩子的快乐任务
9至24个月，自己扔尿布；
2至3岁，扔垃圾，整理玩具；
3至4岁，自己刷牙，浇花，喂宠物；
4至5岁，铺床，摆餐具；
5至6岁，擦桌子，收拾房间；
……
环球旅行，寻找快乐镜头
国际劳动节，我们不能只关注在中国，这次，小编委托了身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妈妈在澳洲做了一个实地采访，看看外国的孩子在劳动中如何得到快乐！
访谈现场
Shiling：你家的小家伙啥事开始干点“正事”呢？他的表现如何？
Sandy现居悉尼：
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开心
我的大儿子从2岁就开始帮家务活儿。活儿时，他会满屋子跟着我，我把筐里的旧垃圾袋收走，他马上就在筐里套上一个新的。套上垃圾袋的那一刻，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开心
Suki 现居悉尼：
他为自己感到十分自豪
“我最小的儿子现在也3岁了，他已经接手了这项给垃圾筐换塑料袋的活儿，同时，还兼干着其他几件家务。他为自己感到十分自豪，在他要求干其它活儿时，我通常也欣喜地恩准了。他们干家务时非常认真，仿佛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任务一样。
Shiling：你家会给参加劳动的孩子报酬吗？
Charry 现居堪培拉：
拥抱和夸奖是最高的奖赏
当我的孩子们在家时，我每周给他们布置家务劳动。我在一块可以擦拭的白板上写下一周的家务活儿，像洗盘子、叠毛巾、扫地、吸尘以及清扫卫生间这些活儿孩子们都干。我们是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就感，而不是挫折和失败。所以，对他们而言，最高的奖赏是拥抱和夸奖，而非报酬。
德博娜 现居墨尔本：
自己的成果就是奖赏
我们把家务表粘在冰箱旁边，这样女儿就很容易看到表中的内容。我女儿懂得每当自己完成一件家务活儿后，就在这项内容后面粘上一只小蜜蜂。我还非常喜欢随表赠送的积分卡，“积分卡是记录孩子每周劳动成果的一个好方法。她每天看到自己的成果都会非常自豪！
快乐锦囊：
篇9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对于青少年而言，劳动能力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其生活自理和将来从事某一职业自食其力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态度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关于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能力薄弱甚至不会生活自理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深入学习贯彻有关“三爱”的谈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部2013年9月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将“三爱”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开展“三爱”教育需要掌握学生“三爱”的基本现状。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阶段，那么，当前小学生是否热爱劳动呢？小学生的劳动技能状况到底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调查，以期为家庭与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深化国家课程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教师的示范、讲解与学生的自主体验有机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校的实践经验表明，结合学生年龄特点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见习与模拟以及利用手工制作、产品推介、养殖种植等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热情，并使学生体验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和本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当然，一些学校通过组织班级、年级和校级“劳动技能小能手”“值日明星”等技能大赛和评比，在活动中及时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注意在劳动课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等品质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篇10
当前小学生劳动观念淡薄，劳动技能薄弱，劳动习惯不尽人意，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缺乏责任感，不尊重父母的劳动成果。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其中家庭教育出现的主要偏差有两点：
1.家长忽视子女的劳动教育，小学生家务劳动的量不够
许多家庭忽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认为孩子的天职是上学读书，没有必要参与劳动，当然就更不提劳动教育了。这样的后果造成孩子缺乏劳动机会，相比之下，家务劳动的量大大不足。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平常所做的家务就是扫地、叠衣服等等。
2.父母包办现象极为普遍
目前的学生家长，普遍存在着对孩子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的过高期望。家长们普遍认为，要获得理想的职业，必须有高学历，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取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另外，由于是独生子女，许多家长都溺爱孩子，使得家长生怕孩子苦着、累着，该让孩子做的事，都由自己包揽下来，只让孩子埋头于书本和作业。这样使得孩子失去了自我锻炼的机会，甚至有的家长去替孩子做值日、搞卫生。
二、家庭劳动的重要性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是社会教育的特殊部分，也是学生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学生今后身心的健康发展。
在各级各类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小学阶段由于暂时没有升学的压力，因而它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总是被作为最先考虑的对象和试点而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教育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由于小学生知识经验较少，思维水平不高，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仍然需要与父母保持密切的交往，从衣食住行到交友、学习，他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随时都需要父母的帮助和教育。走读制是我国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孩子接触父母的时间要比在学校接触学校教师的时间长，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仍然是对他们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教育对树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习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
1.劳动教育能促进良好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形成
“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在汗水的挥洒中，在脏、苦、累的体验中，学生才能逐步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而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因此，必须通过劳动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提高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道德素质。尤为突出的是，学生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一粥一饭之不易，一丝一缕之艰辛”，从而树立起勤俭节约的意识，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2.劳动教育同时还是审美教育
艺术素养是人文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通过使受教育者处于感官愉快、精神自由的状态，于怡悦中获得心灵的启迪、道德的升华。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审美感受产生于劳动，因为是劳动创造了美。面对劳动成果，作为劳动者一种创造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这是一股从心灵深处涌出的美的愉快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充实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的感受，劳动教育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高尚的美育。
四、加强家庭劳动教育的探索
1.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对子女参加劳动的认识
我们利用家长学校，对学生家长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的宣传，学校设计了家长自测问卷，内容有：你对孩子参加劳动有何看法；你对孩子参加劳动的态度是怎样的；你的孩子会做哪些家务劳动……统计结果令家长们很尴尬。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劳动教育讲座，使家长明白了简单的劳动和读好书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体力劳动有时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劳动过程是让学生从不会到会，从领悟到掌握，这就是一个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转换和运用过程，这便是素质教育。
小学生只有在直接参加劳动时，才能学会劳动。参加劳动愈早，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愈有成效。儿童生来就有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如果不从幼年起就开始习惯于从事必要和有益的家务劳动，那么这种心理倾向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小学阶段不让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就会错失良机，增加了成年后成为一个熟练而勤勉的富有创新能力劳动者的难度。小学生参与必要的家务劳动，能切身体会到劳动是生活的必需，是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家长委托孩子浇浇花，洗洗手帕、鞋袜及衣物，收拾玩具，抹抹桌椅等，有利于培养小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义务感等高尚的道德情感，养成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小学生与父母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各自完成指定任务，有利于培养小学生与人协同工作的合作精神，培养参加集体劳动的心理素质。
2.对学生加强家庭劳动教育
教育心理学表明，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过程，学生感性认识的来源是从学生主动参与亲身经历的各种活动中得到的。我们注重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的结合，在学校开辟生物角，红领巾花圃等，在具体的劳动中培养学生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不怕困难的劳动态度。把课堂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锻炼了他们的人格，把课堂教育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提高了社交能力。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研究所带来的可喜面貌，孩子们在家校一体化的共同教育下，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懂得了劳动的意义，学会了尊重别人，以及别人的劳动成果，并能体会劳动的艰辛。
家长们对孩子的家务劳动从小明确分工，比如让一年级的孩子自己穿脱衣服，自己系绿领巾，系鞋带，二年级的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剥毛豆，三年级的孩子淘米，剥皮蛋，做凉拌豆腐，四年级的孩子帮助家长除草，洗碗，五年级的孩子会烧饭，做番茄炒蛋等简单的菜，双休日不妨让孩子来一回小鬼当家，尝尝当家的滋味，在实际的过程中家长们可以充当助手和配角的身份，给予孩子恰当的劳动技能和安全的指导，既能让孩子有锻炼的机会，又能增强他的责任感。通过劳动使学生在实践中边做边学，培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
3.制作记录卡，确保劳动时间和内容的落实
在综合有关小学生现有劳动水平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自测问卷对小学生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进行对照测评，内容包括一年级：自己穿脱衣服、扫地、系绿领巾、擦桌子；二年级：整理书包、书桌、喂鸡、盛饭、剥毛豆；三年级：淘米、剥皮蛋、洗碗、打扫房间；四年级：拣菜、买东西、宅前屋后除草、整理课桌椅、拖地板；五年级：烧饭、做菜、付电费、打扫房间、种植花草等等。并制作成学生劳动记录卡，记录卡上分别有学生参与劳动的时间和内容，其中家务劳动和自我服务性的劳动由家长签名，集体劳动由伙伴签名，公益性劳动由班主任签名，确保了学生在劳动时间和内容上的落实，每周班会课上反馈一次，队员们相互交流劳动体会。
4.以少先队活动为载体，加强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