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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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

一、税收的经济增长作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很久以来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在一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的驱动，征税会降低预期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所以，税收不应该设定得过高，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同时，国家的职能应尽量减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当经济生活的“守夜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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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 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Modigliani, F. and L. D. Papademos(1975), “Target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August.

4.Phelps, E. S. (1968), “Monetar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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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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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篇6

关键词：欠发达区域；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25-04

1.引言

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对外贸易、投资、消费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对于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就阐述了“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适应性。外贸不仅可以扩大欠发达区域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可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为欠发达区域实行工业化、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提高专业化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所以，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过程中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对外贸易与甘肃省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试图测度出对外贸易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我们对甘肃省外贸的现状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进而提出类似区域通过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2.计量模型及回归分析

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要求所选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必须是平稳的,以避免由于“变化趋势”存在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不满足传统回归分析中对数据平稳性的假定。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甘肃省1978年~2005年的海关及外汇管理统计资料，通过对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以计量角度具体分析对外贸易对甘肃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本文仅仅分析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稳定的，由此可以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讨论。用Y表示GDP，Z表示进出口总额，IM表示进口额，EX表示出口额，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е为误差项，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运用OLS方法，借助SPSS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从相关系数来看，GDP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935、0.881和0.950。

模型拟合值R2=0.875，F检验值：F=174.42＞F0.01=7.72

说明模型总体线性拟和程度较好，R的平方为0.875,证明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这一回归方程表示，甘肃省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亿元，可以增加11.747亿元的GDP。

说明模型总体线性拟和程度较好，R的平方为0.777,证明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这一回归方程表示，甘肃省每进口1亿元，可以增加27.124亿元的GDP。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用公式表示为Y=D+EX，D表示为非出口部门，其中Y本身包含了EX部分，所以在具体分析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采用非出口部门和出口总额的数据。

说明模型总体线性拟和程度较好，R的平方为0.900,证明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这一回归方程表示，甘肃省每出口1亿元，可以增加18.704亿元的GDP。

为具体测度甘肃省GDP经济增长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建立两个对数模型，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以下是估计的结果：

说明模型总体线性拟和程度好，R的平方为0.929,证明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GDP增加0.633个单位。

系数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水平(Constant)5.2930.07273.303.000IM0.5040.03415.023.000

说明模型总体线性拟和程度好，R的平方为0.911,证明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进口每增加一个单位，GDP增加0.504个单位。

3.对模型结果和讨论

3.1 结果的解释

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分析，可以对甘肃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有更具体的了解，其中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对GDP的边际产量达到了11.747、27.124、18.704单位，远远高于全国的1.520、2.944和3.119单位，甚至高出出口大省广东省对外贸易对GDP的边际产量6.585、14.911和11.629单位，由此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判断：扩大对外贸易对甘肃省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分析进口额和出口额对GDP的边际产出，可以看出进口对GDP的增长明显高于出口的影响，高出8.42个单位。从模型4、5中得出甘肃省GDP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分别为0.633和0.504，低于单位弹性，主要是因为甘肃省进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且主要集中在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三项，占对外贸易总额的76.8%，而我国对外贸易中初级产品在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只有不足20%。由于初级产品生产中技术落后，生产率提高缓慢，同时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弹性低，加之替代品的开发和贸易保护主义障碍，使初级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总体上分析，虽然甘肃省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但是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且外贸进出口总额偏小，其对GDP总量增长的贡献偏低。

通过对对外贸易各个因素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的回归分析，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外贸易对甘肃省的GDP增长有较强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同时进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出口。在对外贸易中，进口与出口是两个同样重要的部分，进口对甘肃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拉动作用，甚至还超过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对甘肃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有了重新认识。结合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l)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却构成长期的均衡关系。虽然出口能带来GDP的提高，但因为现阶段，甘肃省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于一些低层次产品，在制成品出口方面甘肃省并不存在比较优势，这样出口的进一步扩大便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由于进口国内稀缺的先进设备和产品零部件可以与本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充分利用省内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所以对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

(2)通过进口，可以加剧竞争，促进省内相关企业进行产品更新，技术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尽管增加进口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国内企业造成一定冲击，但竞争可以带来高效率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强调出口的同时，必须考虑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对经济增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拉动作用。

(3)进口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从长期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技术生产率的提高。进口中往往包括大量先进的设备和先进技术，会促使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GDP的增长。因为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进口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时滞性也就能理解了。也就是说，通过进口，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思想和经验，从而，减少甘肃省的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3.2 模型的不足与讨论

（1）对甘肃省进出口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并不完美,这是因为进、出口和GDP这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对非平稳序列进行线性回归本身在计量方法上就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从而导致回归模型回归的结果其解释意义需进一步完善。

（2）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甘肃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有可能是因为进出口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推动了进出口的增加，也有可能是伴随开放政策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导致了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以进、出口和GDP总量回归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实证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要从实证的角度解决甘肃省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难题,必须对进出口、GDP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如GDP增长的哪一部分是进、出口所致,哪一部分是国内自身因素所致,而这在统计资料和技术分析方面还有一定的难度。

4.政策含义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是“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对外贸易不仅能够使世界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使贸易各方都能够直接受益，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将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前发达区域的经济仍在腾飞,兑现入世承诺之后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会不断的提高,宏观环境对欠发达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是全面和深远的,而其效应目前尚未完全体现。因此，欠发达区域的对外贸易仍然能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规模和质量及其贸易结构也存在广阔的提升和优化空间,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将会更加明显。通过对甘肃省外贸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考虑到甘肃省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对甘肃省经济增长与发展对外贸易的关系提出以下思路和建议。

4.1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根据本文的计量模型分析，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甘肃省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其经济的发展对对外贸易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境内巨大的需求市场,是拉动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之一,进而甘肃省经济的增长又拉动了省内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对外贸易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边际产量比较高，扩大进出口对于提高甘肃省GDP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由于甘肃省的对外贸易额偏低，外贸依存度不足10%，与全国60%―70%的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说明对外贸易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增加进出口将是加快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甘肃省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实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时,应着重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刺激技术进步,并充分发挥外贸出口的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应更多地关注省内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4.2 优化产品结构

尽管外贸的规模对甘肃省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在重视规模的同时也要重视质量。甘肃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外贸结构失衡,效益低下，出口产品的结构比较落后,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甘肃省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偏重于初级产品，属于技术落后、简单加工的传统模式，世界市场需求旺盛的产品甘肃省难以提供,大量的过剩产品需要压低价格才能出口换汇，外贸仍处于粗放式数量增长型发展，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机器、机械、电子产品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份额低，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多年对矿产品的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大量资源已濒临枯竭，进一步削弱了甘肃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善甘肃出口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市场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甘肃外贸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必经之路。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将是改变甘肃省对外贸易额偏低、对GDP增长拉动作用较小现状的关键环节。

4.3 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民营企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扩大对外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的快慢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标志。虽然甘肃省的民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更是快速发展，从2000年占对外贸易总额1.9%上升到2005年的16.75%，平均增长72.26%，但是国有企业仍在对外贸易中占有70%以上的份额，这一比例与沿海发达地区截然相反。所以甘肃省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将是发展更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使其成为扩大我省对外贸易额的突破口。具体讲，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项目,非公有制经济均可参与;并且在企业登记、规范标准、市场准入、部门服务等方面实行主体政策;凡是对外资开放、允许外资经营的领域,都要向非国有企业开放;在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要一视同仁,不应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领域,允许民营经济向社会融资,建立正常合法的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民间闲置资金转向生产领域,这将有利于甘肃省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鉴于目前甘肃省民营经济的困境,政府应积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打破特许经营、开放经营权,打破行业垄断,让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强化竞争机制。

4.4 调整现行的贸易政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采取种种方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典型的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等。针对我国的壮大,发达国家把反倾销矛头纷纷指向了我国,我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从宏观角度讲，面对着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我国应当要建立健全法规,提高进出口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加强行业、政府以及企业的协同配合。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发展机电、纺织行业为主要方向，并且强调了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在出口退税政策中，对大型成套设备和大宗机电产品退税率高达15%，甚至达到17%；而对以6%征收增值税的农产品和煤炭，退税率为3%，仅退回了一半的增值税。从出口退税的标准来看，我国对出口产品有明显的产业结构偏向，主要以鼓励出口机电和其他非初级产品为主，这项政策虽然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甘肃省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初级产品获得的优惠少于制成品，通过退税渠道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更多政策支持。因此，积极改善当前不利的贸易政策，对于主要依靠初级产品的贸易省份，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具体而言，需要国家改善其出口环境,打通外贸渠道,让甘肃省具有特色的资源输出到世界各地。另外，甘肃省可以加强与其他省区的合作,利用东部省区丰富的外贸经验和成熟的市场网络,借助区域合作优势为甘肃省提供有偿服务,加快甘肃省对外开放的步伐,从而实现双赢的结果。

4.5 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

目前，甘肃省的出口产品过于单一，市场份额低，竞争力弱，还未形成多元化的出口市场，难于规避国际贸易市场不断变化对甘肃省出口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曾对甘肃省出口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因此，应优化甘肃省产品出口结构，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促进甘肃省贸易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资源优势和地方产业特点,建立和发展出口商品基地；另一方面，延长产业链,对原料性生产要多次增值,综合利用,在做到保持和稳定初级产品出口规模的同时,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转化,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继续加强对出口重点地区、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扶持,努力培育、壮大以出口为导向的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另外，甘肃省应不断健全市场网络,择优开发甘肃省的特色名优出口产品；把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结合起来,根据甘肃省产业政策引导外商投向国家鼓励类项目,扩大特色产业的引资力度,促进新型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做好鼓励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工作,使优惠政策能够让外商看得见、摸得着,保证外资能进得来、站得住、发展快,从而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外资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弥补资金的不足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4.6 充分发挥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际投资，通过“技术外溢”、“学习效应”，可以使区域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进口，甘肃省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仅填补了省内许多产品技术空白，使许多行业的大批产品更新换代，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很多配套企业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起到技术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提高了甘肃省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在出口过程中，我们通过“干中学”，模仿和改造国外先进技术，使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使产品更能适合市场的需求，产品质量大大提高，竞争力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李长风.计量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5.

[2]赵娇.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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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李荣林，张岩贵.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泉(1976-)，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李高源（1980-），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处，主要从事区域贸易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8日

经济增长是反映一国或地区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研究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消费经济理论研究方面，马歇尔主要从需求与价格方面进行研究，反映了此后西方消费经济学发展的数量倾向。Clom（1962）认为需求的变化会对供给产生显著的影响，Solow（1962）认为要关注有效需求对产出的影响。Blanchard和Quah（1989）通过设定统计模型，假定需求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是短期的，供给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是长期的，把总产出分解为被供给解释的长期波动和被需求解释的短期波动。Walker和Vatter（1999）通过对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分析，认为忽略需求因素的正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美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生产力大幅度下降的问题，需求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Keating和Nye（1999）根据对七国集团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二战之后需求冲击对产出变动的解释力比二战之前更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二战之后的价格调整比二战之前更缓。这为从总需求的角度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提供了一种思路。

国内学者对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通常有关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论著都侧重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探讨。

尹世杰（2004）分析了我国当前需求不旺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来扩大消费需求，要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消费热点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来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邓彦、吴培（2006）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从实证中得出结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大，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出口的拉动作用波动很大。许永兵（2006）通过建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投资的增长必须有消费需求的支撑，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否则长期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同时，作者认为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具有稳定作用，消费需求的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阙澄宇、马斌（2010）运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长期内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是经济增长的强Granger原因，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会影响城镇居民消费，间接地对经济增长的波动产生较大影响。黄赜琳、傅冬绵（2012）利用1978年以来相关经济数据，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暂时性增加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抑制作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但其影响是正向的；CPI的持续上升不仅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会产生抑制作用；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稳定、建立新的消费热点则是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理论分析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宏观的角度看，在相对过剩经济成为经济运行常规状态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相应地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约束条件，如果消费需求规模大，经济增长的市场容量约束就弱，实际供给就越有可能接近潜在供给。反之，消费需求规模小，经济增长的市场容量约束力就越强，实际供给就越有可能小于潜在供给。当实际供给逐步接近潜在供给时，经济就会呈现出自主性增长的特征，表现为消费拉动投资，此时利润增加以致消费增加，从而拉动投资再增加，如此循环不断，伴随着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经济出现稳定自主性地增长。因此，在需求约束状态下，消费需求毫无疑问成为经济自主性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经济增长如果过多地依赖政府投资支出，就会缺乏内在的驱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是它所生产的产品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有消费者来购买，就是说明它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以自己满意的价格被购买。只要商品市场上存在着消费需求，甚至只要存在潜在消费，企业就会进行投资和生产，因为企业知道这会给它带来效益。可见，消费对生产、投资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

持久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消费的增长直接扩大消费性需求，从而推动消费性供给增长，而消费性供给的增长又会扩大生产性需求，从而推动生产性供给增长。这样，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就会共同达到繁荣。其次，消费增长还会带动投资的增长，因为无论消费性供给的增加还是生产性供给的增加，都必须借助投资的增长来实现。鉴于投资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考虑到市场繁荣意味着供给和需求大体相适应，以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协调发展，因而消费通过投资增长以保证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而且此种发展具有持久的性质，而不是一时性。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虽然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有一定作用，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高投资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三、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指标时，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所选取的变量是得到市场和大家普遍认可的；其次，数据的可获得性。为了较为客观全面地分析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GDP作为经济增长变量，选取最终消费作为消费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年，这些数据均是以当年价格记录，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不变价缩减处理，其中GDP用GDP缩减指数缩减，最终消费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缩减，其中GDP平减指数根据年鉴上数据计算整理而得。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分别记为GDPt和COMt，其中GDPt代表经济增长，COMt代表最终消费。为了减少数据波动性，对序列求对数，分别记为LGDPt和LCOMt。

（二）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利用Eviews7.0软件，采用ADF检验法对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表1）

检验发现四个变量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四个序列均已平稳，说明四个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可对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以反映LCOMt对LGDPt长期的均衡关系，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如下：

LGDPt=？茁0+？茁1LCOMt+？着

采用Eviews7.0软件操作，可得如下回归模型：

LGDPt=1.536+0.358LCOMt

t （5.6121） （4.2484）

adj R2=0.9959 DW=0.6564

在回归方程中，调整的判定系数达到0.9959，即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959，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变量可以很好地反映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原因，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由该方程的变量的增长引起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大于2，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变量的符号为正的，表明变量对经济增长是正向拉动作用，这符合经济解释。模型的变量采用的是对数序列，反映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的概念。具体从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消费变量LCOMt的系数为0.358，这说明COMt对GDPt的弹性是0.358，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增长1%会引起GDP增长0.358%，这说明最终消费对GDP的作用达到35.8%。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证明，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

四、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新的消费热点。优化产业结构除了发展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外，还要发展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产业，以及社区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产业。新产业不断发展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转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作为新一轮的消费热点，住、行产业的发展将是立足点。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住房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应将成为重点产业，优先发展建筑和汽车制造业，并由此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增强鼓励消费的政策力度。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转变管理观念。一是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如鼓励个人汽车消费的政策，积极培育住房二级市场，降低居民购车、买房的门槛等等；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三）尽快建立和规范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全面普及。消费信贷长期落后生产信贷所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消费信贷，尤其是发展对相关产业能起到较大带动作用的消费热点的信贷消费。把居民的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转化为有信用支持的适度超前消费，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因此规范和建立信用体系，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消费，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特别针对居民不熟悉贷款程序等问题，大力发展代办贷款机构，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有效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主要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2004.5.

[2]邓彦，吴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作用实证分析[J].经济金融观察，2006.4.

篇8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进行转变。从最能体现经济运行的GDP指标看，三季度增长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调控底线；并且内生动力不足，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增速虽然在下半年企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9月，同比增长10.2%、12.1%、9.2%、7.3%、7.4%、7.8%、7.8%、8.2%）；消费增长虽然在下半年止跌趋稳，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显（3～9月，同比增长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态势（2～9月，出口同比增长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况下，为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稳增长。从北京市经济特点看，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平均超过70%，但其主体是市民，刺激政策见效慢，作用不显著，投资就成为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当前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优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历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并且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如阿肖尔 （Aschauer；1994）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基础，认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1]；Khan等学者 （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2]；Fisher和Turnovsky（1998）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3]； Nader和Migue（1997）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投资数据，发现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4]。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定性的方法，从民间投资的特点出发，定性分析促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如田剑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模型，如梁毅华（2011）[8]、郭卫东（2011）[9]、陈真玲（2010）[10]、韩学广（2012）[11]等。三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钞小静（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从结果看，钞小静 （2008）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陈真玲（2010）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的效果小于民间投资。陈献（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认为政府投资的效果大于民间投资。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Q为索洛余值，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L为人口，I为资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该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理论逐渐发展，将不同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也就是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为资本，A为发展研究。

考虑到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则模型变形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g为政府资本，Is为社会资本，A为发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被用来描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本文假定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和发展研究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要求，表现形式为：

其中Yt为第t年的GDP， At为第t年的发展研究， Igt为第t年的政府投资，Ist为第t年的社会投资，Lt为第t年投入的劳动力， εt为第t年的随机误差项， Ct、τ、α、β、γ为待估参数，用以衡量发展研究、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公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可得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等因素的优化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部分分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数据选择（见表1）

现有北京市统计年鉴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制、港澳台商、外商、私营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共7类，没有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划分。各学者通常用相关数据进行替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郭卫东（2011）、钞小静（2008）等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2）郭栋（2004）[16]等学者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投资代替民间投资，其余定义为外商投资；

（3）部分学者用国有投资和国有控股的混合经济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非国有控股经济、外商、港澳台商及其控股经济代替外商投资。

考虑到北京市为配合国务院的新36条，出台 《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其本质针对的是社会资本，所以本文接受第一种划分方法，即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技术进步难以用统计数据直接反映，有的学者利用科研投入数据反映发展研究，有的利用专利审批量或申请量反映，鉴于北京市统计年鉴中缺少该两项的长期历史数据，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近似代替。

2.数据处理

在统计年鉴中，可得到GDP、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人口和受教育人数，其中GDP、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数值，考虑到价格因素，为增加可比性，需要处理。其中GDP数值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从1990年开始编制，1990年以前指数借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据此，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

3.资本存量的处理

（1）基本公式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投入因素为资本，而统计年鉴中为投资，无法直接利用，需要将投资额度转化为各年资本存量。目前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 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为t年的投资量， δt为资本折旧率。

（2）资本折旧率的确定

目前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折旧率，本文接受马栓友（2003）[18]等人的研究成果，设定综合折旧率为5%。

（3）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国际常用方法，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基年资本存量：

其中， I0为基年投资，α为样本期投资平均增长率，δ为平均折旧率。

由此计算得到基年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存量为：

（4）最终数据

最终的数据，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

本部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分析结果。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时，为便于得到平稳序列和消除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各个数据取自然对数，同时以AIC或SC最小为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5.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均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均小于10%的临界值，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平稳，因此他们均是一阶平稳数据I（1）。

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原理，进行检验的序列，单整阶数必须相同，经检验证明选取的5个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按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看，在5%的检验水平上，迹统计或最大特征根的统计量均存在小于临界值的情况，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通过某种线性组合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线性组合为：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为验证协整关系是否正确，将线性组合改写为：

θ=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5），发现其水平数据为平稳序列，验证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因此，长期来看，lnGDP、lnGOV、lnPOPU、lnSOC和lnEDU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3.验证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市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要小于民间资本。

第二，由于资本与投资具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认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与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作用一致。

第三，除资本外，发展研究对经济也具有拉动作用。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投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可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确保充分就业，是保障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在当前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能谈政府投资就色变，应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选择政府投资最适合的方向。政府投资应避免在现有经济结构上简单的增加产能，加剧当前的过剩程度，应该充分发挥“四两拨千金”和“筑巢引凤”的作用。一是加强交通、电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水平，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二是强化重点功能区建设，提升承载水平，为“功能特色化、产业集群化”方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条件；三是完善医院、学校、养老等民生设施，让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更契合百姓生活；四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建立各种建设基金，广泛吸引民间投资投入城市建设，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第三，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分析看出，民间投资不但对经济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效果强于政府投资，而且根据相关研究，民营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吸纳就业数指标均高于国有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抗冲击能力，能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利于改变原先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国有投资相互配合，形成多元主体和适度竞争的格局，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

第四，创造条件扩大民间投资作用。利用一系列政策组合，解决民间投资“有钱难投”和“有钱不敢投”的问题。一是在国务院新36条基础上，制定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其固化为现有投资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与信心；二是实施广泛的行业准入，促进民间投资进入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和基础产业，创造投资机会；三是制度创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扩大融资渠道，同时制定贷款担保、贴息、贷款优惠等政策，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四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水平，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同时灵活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盈利水平。

第五，努力提高发展研究水平。从实证分析看，发展研究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改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议：一是增加科研投入，改变长期以来科研投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局面；二是加强监管，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避免虚支冒领、经费多用于会议差旅、设备重复购置等现象；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产学研衔接，加快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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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俊智，伏润民.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云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J].商情，2011（8）：41-42.

[14]陈献.温州政府、民间、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及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5]曹建海，朱波，赵锦辉.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26）：1-7.

[16]郭栋.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4.

篇9

【关键词】保险业发展 经济贡献 文献综述

一、引言

伴随着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我国的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经营以来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已经达到1.54879万亿元。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险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基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愈发激烈。市场化的加深意味着保险业的经济影响将更加明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更加复杂。

二、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一）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自身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其他行业的间接作用两部分。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作为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服务的提供者而发挥作用的，比如保险业对大额但几率很小的风险进行承保，有利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黄英君等，2012）。

其直接影响则是通过科学地管理风险和转化储蓄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需求、谨慎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保险业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他们的预期，减少谨慎性的储蓄，扩大消费性和投资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保险业也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进而扩大并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12）。此外，保险消费也是宏观经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的发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

表面上来看，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当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国内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影响不显著。张风科（2011）指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虽然保险业发展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增长，但是却没有在包括范围更大、影响因素更多的经济增长上显露出其促进作用。

（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综述

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是通过怎样一种机制传导的，国内文献大多还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解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修正和检验有一些不同，不过还是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对于研究区域的划分，邵全权（2012）的做法是按照影响保险业增长效应的变量作为划分保险业影响经济增长不同模式区域的标准，不再严格区分中东西部，而是大致地将全国划分为发达区和不发达区。邵全权认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通过经济波动的差异加以影响的。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经济波动与保险业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得出结论：如果保险业发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二者如果不匹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味地追求保险深度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反而会起阻碍作用。邵全权（2012）利用多方程系统估计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寿险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财险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采用不同方法会得到具有一定差异的结果，结果并不稳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相对应的，寿险业相对于财险业发展质量更高、速度更快，因此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而财险业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出现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

展凯（2008）通过建立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的时间序列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出时间序列函数，结果表明GDP增长的大约百分之一将用于保险消费，也就是说总保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敏感度为百分之一左右，但是有一到两期的滞后。张颖等（2010）在检验两序列模型平稳性并修正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冲击反应分析，发现GDP增长率对保费收入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敏感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具有一期的滞后，并呈现不断趋缓收敛的迹象。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短期内，长期十分微弱，而这与我国保险业粗放的经营模式、追求短期利益的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且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增长的影响也很弱，实际GDP的增长所形成的保险交易需求并不强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的风险意识不强。

三、相关建议

保险业的发展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及其对应的经济结构的，应当充分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合理配置保险资源，才能实现两者的良性发展。对于一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地区，不应盲目发展保险业，否则反而阻碍经济发展。针对我国产寿险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政策上可以引导寿险业开展有序竞争，并鼓励财险业的创新、发展，给予一定政策上的优惠。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保险消费，提高全民的保险意识。国家可以为一些特定险种的购买者免税，一方面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优化资本的配置。保险公司应当改变只重视短期效益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监管机构也可以改变定位，积极协助保险公司用长远的眼光管理企业，这样才能增加保险业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使保险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风科.中国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J].保险研究，2011，（12）.

[2]展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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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国60多年来，

第三，欧洲模式注重社会团结。周弘研究员认为，“欧盟的制度模式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逐步引入欧洲传统的社会公平观念和社会团结模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欧洲灵魂，使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命运向着适应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欧洲整体的力量促进福利国家的现代化，同时又以欧洲整体的力量来突出欧洲的社会特性。”⑧这里的社会团结，实际上就是福利国家。

第四，从经济宪法的角度理解欧洲模式。史世伟教授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欧洲模式的特点概括如下：坚持市场经济原则，治理与统治规则与市场一致；将“辅助原则”作为建立制度的元规则，限制和明确各层面政府的职权；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采取谈判、协商的方法，各行为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博弈，在必要时各方进行妥协；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强调各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处理好多层治理与协调、体制多样化与同一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8]

综述以上国内外的研究，笔者认为，欧洲模式是指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趋向，这些价值趋向包括：经济宪法，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设福利国家，注重社会公平等；同时在保持原有欧洲核心价值趋向的基础上，欧洲模式的内涵也是在不断丰富拓展中。

（二）欧洲模式的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欧洲模式是指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趋向，包括经济宪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福利国家、社会公平等。理解欧洲模式的特征有两个层次，即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从欧盟层面上理解欧洲模式，就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被逐步接受的过程。欧盟通过基础条约、规则、指令等经济宪法，逐渐形成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层面的欧洲模式，主要是指福利国家共识，又称为社会团结模式，其重要特点是通过高税收高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此外，欧盟层面上通过凝聚政策，促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欧盟单一市场内的社会公平。由此而来，欧洲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宪法规定的宏观经济稳定

通过法律实现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特征。[9]秩序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宪法原则，与此相一致的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欧盟法规，与统一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相联系的这些法律和规则是欧盟层面上的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必须遵守的，其判决效力高于成员国的法规。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这是由欧洲联盟条约所明确规定的。欧洲联盟条约明确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限定了以稳定货币为唯一首要目标的共同货币政策。而宏观经济政策结构中的财政政策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约，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服务。

宏观经济稳定就是为了确保货币稳定和财政纪律而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简称马约）第109条和相关条款规定了加入单一货币区必须满足的五个经济趋同标准：高度的价格稳定和趋同，即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成员国平均数的1.5个百分点；保持财政稳定，政府预算不得出现过度赤字，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累计不超过当年gdp的60%；维持各成员国长期利率的稳定，长期利率不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成员国的平均利率的2个百分点；实现各成员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马约从雇员任命、金融业务、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保证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和手段独立。欧洲联盟条约第3a条款和第105条款均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98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理事会确定了价格稳定的准确定义：“价格稳定应该定义为欧元区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度同期比增长低于2%”。[10]1997年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就稳定与增长公约达成协议，强调了强化财政纪律作为经济货币联盟的长期特征。

因此，经济宪法规定的宏观经济稳定是欧洲模式的重要特征。

2.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凝聚

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又称为社会凝聚力，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11]

经济社会凝聚（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是欧盟使用、倡导并加以推广的政策理念。欧盟委员会认为欧盟经济社会凝聚是指：“欧盟各成员国或者地区之间的社会团结。”⑨ 欧盟地区政策和各成员国福利政策是促进经济社会凝聚的重要

手段。

1957年罗马条约的前言中强调降低地区差别的重要性。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共同体开始设立欧洲地区发展基金（the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用成员国的财政进行再分配以帮助最贫困地区。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和减轻欠发达地区在统一市场建立过程中的负担，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为罗马条约增补了第五编，首次表述了“经济社会凝聚”的目标是缩小欧盟内部的贫富差距，以增强欧盟一体化的动力，这为结构基金（the structural fund）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马约将“凝聚”作为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第158条~162条款）。马约第2条规定欧盟的目标之一是“加强经济社会凝聚……推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充分就业……”，第158条款（原130a条）规定：“为了促进共同体的全面平衡发展，共同体应当制定和采取行动，以求强化共同体的经济社会凝聚。共同体尤其应当旨在减少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处于最不利地位区域或者岛屿的落后。”欧盟地区政策通过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援助，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公平性，增强一体化的凝聚力，是促进欧盟经济社会凝聚最主要的政策之一。欧盟的结构基金是地区政策主要政策工具，占地区政策预算总额的90%；⑩此外，还有欧洲团结基金（conhesion fund），主要为收入最低的国家而设立的，约占总额的10%。?輥?輯?訛结构基金加上团结基金，是欧盟层面上用于地区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欧盟预算的第二大用途，约占欧盟总预算的35%。

此外，欧洲各成员国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排斥，降低社会成员间不平等程度，促进社会团结，也是欧洲经济社会凝聚的重要政策之一。欧洲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是随着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大众的民主化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逐渐演变的。[12]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组合和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欧洲人将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共同特征叫做“社会团结”或“福利国家”。欧洲福利国家的共同特征包括：以国家立法和国家行政为主要工具，通过税费实施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对市场分配进行补充和修正，将社会政策当做国家的基本职能，不同程度的将养老、扶贫、失业、工伤和医疗健康看做国家的责任。

综上所述，欧洲模式的特征包括经济宪法规定的宏观经济稳定（简称稳定）以及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凝聚（简称凝聚），因此欧洲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以稳定和凝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三、欧洲模式：稳定、凝聚与经济增长

（一）欧洲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1.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价格稳定和财政纪律是欧盟基本条约所规定的，这也是欧洲模式的重要特征。高度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否会威胁到欧洲经济增长？对此，欧盟官方的观点如下：

“保持价格稳定（即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在中期内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程度。政策组合的不平衡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程度有负面影响。增加国民储蓄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健康的公共财政是避免政策组合失调、实现国民储蓄增加的必要条件。低赤字、低债务、低利率，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公共投资、更有效率的公共支出、更低水平的税收负担。此外，价格稳定和财政纪律通过各种途径相互促进：一方面，严格的财政纪律支持欧洲中央银行为维护价格稳定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有效避免政策引起的冲击，以及其它扰动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13]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欧盟官方的观点。巴罗（barro，1996）通过研究1960年~1990年间100多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年均通货膨胀率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降低0.2个~0.3个百分点。安德斯（andrés et al.，2000）等发现，工业化国家一旦陷入通货膨胀，人均收入的增长将难以改善，且会逐步恶化。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9）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将名义税收体系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考虑在内，价格稳定的工业化国家将享受到非常显著而持久的福利。此外，也有研究结果与欧盟官方的观点相左。阿克罗夫（akerlof， 2000）等研究表明，由于工资的名义刚性，低通货膨胀率时的菲利普斯曲线非常平缓，也就是说，太高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明显有害，而太低的通货膨胀率则会导致产出的损失和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因此确定合适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重要。

2.欧洲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而宏观经济稳定程度大大改善，那么欧洲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

为了符合加入欧元区的经济货币趋同标准，欧盟许多成员国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政策，降低财政赤字，扭转债务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财政紧缩短期内压缩总需求，因而暂时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公共债务状况的改善产生信誉效应（credibility effect），降低了长期利率，反过来对私人需求产生积极的扩张效果，从而抵消了短期的收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的经验表明，上述两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而对于那些长期利率较高的国家来说，紧缩财政的信誉效应更加明显。而财政紧缩对经济增长的中期影响如何呢？从理论上来说，财政紧缩可能导致高税率或者低政府支出，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财政赤字的降低主要来自于低利率造成的债务降低，政府支出的降低幅度非常有限；而财政紧缩会降低利率，从而有利于私人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财政强化通过避免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提高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从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此外，在对政策的不完全信任以及粘性工资和价格的情况下，1980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暂时的成本。国际证据表明，旨在维持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在中期取得更高的增长率(vi?觡als, 1998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宏观经济稳定不利于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

增长。

（二）欧洲经济社会凝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1.欧洲经济社会凝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讲，经济社会凝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既有制约作用，又有促进作用。首先，为了保持和增加经济凝聚，政策干预措施可能会减弱极化效应，降低市场一体化的效率和增长收益。欧盟层面上实施的地区政策大多是通过财政资源的再分配，促进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如果落后地区资源投入的效率低于发达地区，那么欧盟经济凝聚程度的提高会影响欧盟整体的经济增长。欧盟各成员国实施的旨在强化社会凝聚的再分配政策，也会影响欧洲整体的经济增长。比如，欧盟成员国某些保护养老金和其它权利的政策可能干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跨区流动，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其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保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程度的凝聚，有利于社会和谐，消除不稳定的根源，从而增加创新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从实证上讲，1955年库兹涅茨（simon kuznet）提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的发生，收入差距先上升，后下降。1975年奥肯（arthur okun）提出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不平等程度可以促进资源使用的效率，产生不断增长的产出。安德烈·萨帕尔2005年在《全球化与欧洲模式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按照效率和公平的不同组合，欧洲内部存在四种不同的社会模式：北欧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大陆模式和地中海模式，对四个模式比较发现，效率和公平并不必然存在替代关系。[14]詹姆斯·伽布瑞斯（james k. galbraith，2008）将工资不平等程度作为社会凝聚的指标，失业率作为竞争力的指标，结果表明凝聚和竞争力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王鹤（2007）通过利用基尼系数和全球竞争力指数对欧盟国家的效率和公平状况进行综合比较，表明效率和公平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

关系。

2.欧洲经济社会凝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而经济社会凝聚程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我们以欧盟各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社会凝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各成员国nuts2行政区人均gdp的离散程度作为经济社会凝聚程度的衡量指标，离散程度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凝聚程度越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輥?輰?訛

首先，基于上述凝聚和增长之间的机制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yit=β0it+β1itxit+εit

上式中， yit表示人均gdp增长率，xit表示人均gdp的离散程度，β0it和β1it分别是待定系数， εit是随机误差项。如果β1it为正值，表明凝聚程度越高，离散程度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即凝聚制约了经济增长；反之，β1it为负值，凝聚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为避免伪回归，对yit和xit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原假设是存在单位根，表1表明， yit和xit均通过llc、adf-fisherχ2和pp-fisherχ2检验，拒绝原假设，yit和xit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第三，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如下：

yit=0.10-0.003xit

（5.71***）（-4.27***）r2=0.53

上式中，第二行括号内数字分别表示相应系数的t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系数为零的假设。由此可以看出，人均gdp离散程度下降1个单位，经济增长率提高0.003个百分点，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凝聚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欧盟经济社会凝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上讲，两者之间既有制约关系，又有相互促进关系。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凝聚的欧盟地区政策、成员国的福利政策等，都属于欧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如果落后地区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僵化，将有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然而，凝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社会和谐程度，降低不确定性，通过增加创新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其次，从实证上看，笔者利用1995年~2006年间欧盟14个成员国的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凝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即欧盟凝聚程度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四、欧洲模式对

其次，凝聚程度提高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公平和效率并不必然存在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促进。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欧盟凝聚和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凝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欧盟长期内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欧盟采取地区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提高经济社会凝聚程度，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做法，是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典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