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分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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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研发活动；高技术服务类企业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转型时期，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未来。而对于技术创新最为重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活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企业R&D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然而，企业R&D投入具有公共性、外溢性、风险性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自主研发动力，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使企业R&D投入达到最优状态，这就给政府介入企业R&D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来说，政府采用财政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种主要方式来鼓励企业R&D投人。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较易确定金额，但研究表明，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会对企业自主R&D投人产生替代效应，不利于企业自筹资金，增加R&D投入。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具有普惠性，因而被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

二、文献回顾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如Bernstein（1986）使用加拿大1975～1980年27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典型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评估税收激励措施，研究每损失l美元税收收入对企业R&D支出增加影响，发现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1美元，会带来多于1美元的企业新增研发投入资本。Bronwyn（1993）的研究肯定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支出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会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税收政策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看来，通过研究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比较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内的学者多从宏观和政策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这使得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说服力。而高技术服务类企业技术更新速度快，也是我国服务业企业R&D投入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本文从这一微观的企业层面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并比较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而为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财税政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

假设一：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都有激励作用。假设二：政府税收与企业R&D投入呈负相关性，同时不同税种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假设三：企业自身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的营收能力越强，财税政策的影响规模效益更大，相应R&D投入也就会越多。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高技术服务业分类可分为七大类，其中结合高技术服务业的特点，软件类上市公司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软件服务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选择中，剔除期间企业R&D投入没有披露、利润总额小于0以及重要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选取了50家从事计算机软件服务公司3年内的150个观察数据。通过这些处理后的数据能够最大化的避免不真实或不详细的数据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研究财税政策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型企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等特点，其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排除其他因素，重点考察财税政策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即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是否对研发投入有激励作用，同时也发现企业规模在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结合已搜集到数据，参考许景婷、张兵（2012）等学者的研究，设计6个变量指标。①企业R&D强度。②流转税税负。③所得税税负。④政府补贴。⑤企业规模。⑥盈利能力。

根据研究假设及对以上变量的界定，为了考察各要素的变化率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程度，我们运用弹性的形式来比较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RD=β0+β1TTB+β2ITB+β3GOV+β4SIZE+β5ROE+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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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辽宁省的实际数据,通过建立财政支出与就业量的线性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算财政政策与就业量的回归系数,对积极财政政策影响辽宁就业总量和三次产业就业量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并针对评价结果提出完善财政政策以促进辽宁就业的建议。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 就业量 三次产业

积极财政政策促进辽宁就业增加的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1998年以来的数据分析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进辽宁就业的实际效应。由于2004年前后无论是就业总量还是三次产业就业量都出现拐点变化,所以本文分1998-2003年和2003-2008年两个时间序列来估算财政政策与就业量的回归系数。

(一)财政政策对就业总量影响的估算及分析

为估算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辽宁就业总量的影响作用,本文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L=m+nP(1)

其中,L为就业总量(单位为万人),P为辽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单位为亿元)。

用方程(1)和1998-2008年相关数据(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2009和《辽宁统计年鉴》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关系数:

1998-2003年, m=1937.69, n=0.14 R2=0.53

2004-2008年, m=2014.07, n=0.09 R2=0.96

数据表明,1998-2003年期间财政政策促进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不明显。2004-2008年期间财政支出与辽宁就业总量线性相关关系显著,财政政策拉动了辽宁就业的增长,但政策的拉动就业增加的效应不大。

(二)a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就业量影响的估算及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估算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辽宁各产业就业量的影响:

Li=mi+niP (i=1,2,3) (2)

其中,Li表示第i次产业的就业量。本文利用方程(2)和1998-2003年、2004-2008年相关数据(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2009和《辽宁统计年鉴》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关系数:

1998-2003年,m1=607.92,n1= 0.12,R2=0.81

2004-2008年,m1=741.93,n1=-0.02,R2=0.93

1998-2003年,m2=800.30,n2=-0.30,R2=0.96

2004-2008年,m2=574.62,n2=0.01, R2=0.81

1998-2003年,m3=529.47,n3=0.31,R2=0.76

2004-2008年,m3=697.52,n3=0.09,R2=0.96

回归结果表明,在1998-2003年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能促进第一产业就业量的增加,但政策效应不大;财政政策与第二产业的就业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主要和当时辽宁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转制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有关,并不是财政政策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财政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就业量增长的效果最显著,每增加一亿元财政支出可带来0.31万人的就业增量。

在2004-2008年期间,财政政策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量没有多少拉动作用;财政政策对第三产业就业增加有一定的拉动效应,但效应不大,每增加一亿元的财政支出能带来0.09万人的就业增量。

完善财政政策促进辽宁就业增加的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小群体创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些产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还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支持,逐步形成以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财政政策要重点扶持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型产业的良性发展,并由此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据笔者计算,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2.1%,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是0.19,而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仅为-0.11和0.04,本文的测算也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第三产业就业增加的效应最为明显。

建立社会保障与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这是提高劳动者就业主动性,实现积极就业的重要手段。应通过合理确定失业保险、低保等标准,并加强动态管理,实现有进有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用于促进就业资金的比例,为劳动者合理流动提供制度性保障,并形成社会保障与就业的联动机制。

继续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辽宁省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文化水平较低,是造成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继续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使所有劳动者均能享受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使所有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均能享受职业培训补贴,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增加就业。

参考文献:

1.纪明.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演化博弈分析.税务与经济,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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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本人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调节总需求变动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利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总需求波动、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内在联系，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通过这种对比关系调节总需求变动及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的平衡。财政政策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是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体系。它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直接性。即财政政策是由国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它直接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和各种活动，这是价格政策、货币政策不具备的。二是强制性。财政政策一般是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和颁布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方面。所以，财政政策就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财政政策运用得恰当，就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财政政策运用不当，就会引起经济的失衡和波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财政政策运用的难度。货币政策是国家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的基本方针及相应措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货币政策是由国家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传导等内容。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调节经济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工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和统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两者的统一性在于：第一，这两大政策的调控目标是统一的，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第二，两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从经济运行的统一性来看，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最终会引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所以，如果这两个政策目标不统一协调，就会形成政策效应相悖，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失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和总共给进行调节，但二者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并且它们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们的不同点是：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及调节范围不同。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预算收支、公债、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贷款限额、存贷款利率、汇率等。财政政策的调节范围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包括非经济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其它领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所以，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下来，财政收支的规模也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及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银行是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的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调剂。这就决定了银行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形成；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调节的作用方向不同。从消费需求的形成来看，包括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社会消费需求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财政在社会消费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财政在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进行适当压缩，就会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立竿见影。但是，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财政、信贷两方面影响消费需求的形成。财政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直接影响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而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只是间接影响。由于居民的储蓄存款可以随时提取，导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弱于财政。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社会再生产供应资金，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由财政承承担，流动资金投资主要由银行供应。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重点是供应流动资金。所以，财政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扩大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不同。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唯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所以，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需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也同时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财政才会发挥其扩张或紧缩的作用。从而可以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第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同。由于财政政策措施要通过立法机构，经过立法程序，从确定到实施，过程比较复杂，决策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可以由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影响货币数量，决策时滞较短。财政政策措施在通过立法滞后，由有关单位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时滞一般比货币政策长。从效果时滞来看，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能使经济活动发生有力的反应。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水平的变化，引导经济活动的改变，不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否则，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间就会发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从而减弱了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应和力度，这就难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目标。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就是各种类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即膨胀性(松的)、紧缩性(紧的)和中性三种类型的不同组合。一般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扩大社会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紧的政策措施，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种政策搭配，主要决定于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及其要达到的政策目标。

(一)松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松”政策。这种配合形式适用于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适当，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适用于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但如果控制力度过大，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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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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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现代农业；支持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现代农业建设与财政政策

1.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现代农业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目前我们所说的现代农业可以理解为有世界水平的生产效率、生产工具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和经营体系完备、环境与经济能和谐平衡发展等。现代农业也有着科技型农业、产业化农业、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基础、可持续发展、机械化等特点。

2.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扶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必要性

现代化农业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农业也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从实践经验及权威统计数据来看，农业增长的高度与财政农业投入是一种绝对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运用财政政策来扶持现代农业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3.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主要途径

在不破坏市场对资源配置，政府不会负担过重的前提条件下，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建设时，要有重点有选择，政府涉及的程度和范围也要有所限制。对于农业科技研究、农业基础建设等投资风险较大、收益率低、示范性强的农业投资，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创造一些条件，鼓励社会资金介入。对于农业生态工程、农业食品安全体系等长远宏观性投资，则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而对于一般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市场是完全可以自行调节的。在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方式上，主要有财政农业补贴、财政农业投资及涉农税收优惠等方式。

二、我国现行农业财政政策及成效

1.现行农业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政策虽然存在着一些变化调整，但却始终以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开展。这其中就包括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劳动者提高素质的财政政策等。

2.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成效。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现代农业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我国现代农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发展农业经济的目的。

三、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政支持农业支出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据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财政用于支持农业支出的增长额仅占财政收入约7%，这个数字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非常不符合，这与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在支援农业建设责任上划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不利于全国范围内建设现代农业。

其次，财政在支援现代农业的结构和方式上存在偏差。暗补是我国农业补贴采用的主要方式，即在流通渠道使农业劳动生产者间接的获得补贴，但多数的补贴往往又被滞留在了流通环节。在这种方式下，补贴大多用于了经营亏损的弥补及行政经费上，而农业生产劳动者获得的补贴其实很少，不能体现出补贴的真正本意，补贴政策应该起到的激励作用也不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不合理的补贴方式，使得财政涉农补贴结构也出现了问题。在一定的财政支农规模下，补贴资金被大量的用在了购销环节，而农业基础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保险投入等方面的投入被削减，这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的。

再次，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效率低下。财政支出在管理上不够规范严谨，没有一个完备的资金管理体制，资金投入渠道过多且不能被集中使用。部分领导在资金的使用上也随意性很大，使得支农支出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在资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一种全面大撒网的操作方式，力求能够面面皆到，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不仅未能照顾到全局，还使有的项目因为资金短缺而半途荒废，从另一个方面造成了支农资金的浪费。

另外，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导向机制建设滞后。现代农业的发展单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有多元的资金渠道。但由于农业投资收益水平相对低于其他行业，社会资金的介入积极性也就不高。因此，财政支农支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出导向作用，吸引社会投资。

最后，税收政策力度及范围偏小。企业所得税对于农业行业给予了一定优惠政策，但在农业基础建设及有关现代农业上的税收政策却几乎没有，这必然无法促进社会资金对现代农业进行投入。农业生产劳务和购进物质的减免税范围也较小，在农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中，现行税收政策也不够公允，农产品的各个产业缓解所得到税收优惠不同，不利于整个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完善现代农业建设财政政策的思路与建议

现代农业建设的财政支持应该以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食品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等为根本目标。同时也应该遵循适度性、法制性、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保证现代农业的良性发展。

1.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创建多元化的投入体制。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财政资金扶持也就越大，政府应该在目前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资金投入比例，从而满足高速发展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贷款、给予投资者信贷优惠等手段，使社会资金可以更多的流向现代农业投资。

2.改革农业的补贴政策。一方面，将原来的暗补转为明补，把补贴从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确立以产出补贴为主的补贴方式。调整补贴的结构，增加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研发的补贴比例，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监督管理，按照精细化的管理要求操作，确保应该得到补贴的对象均可得到补贴，没有遗漏。

3.改进税收优惠政策。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要更加完善，优惠范围和力度要扩大，保持优惠政策的持久性。同时为了促进农业组织结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政府应制定出一个专项税收政策体系。

4.财政资金的使用率要提高。首先要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合理的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把资金用到实处。其次要完善农业项目的审批制度，避免贪污舞弊的行为出现、避免重复投资的发生、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家分析，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率。

5.财政政策法制化。政府应从建立完善的农业补贴法、财政投入要依法操作、制定合理可行的农业保险法等方面来提高财政政策法制化。

参考文献：

[1]赵秀丽.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J].经济论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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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呈现为“内需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过热、就业门槛较高”的局面，所以迫切需要政府部门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作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增长。为改变上述现状，政府部门积极实施扩张性赤字预算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但仍然存在融资利息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

1.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税收政策是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归纳而言，其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1）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广泛筹集资金，以满足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2）税收政策能够引导更多的人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或储蓄。从公共储蓄视角看，公共投资资金数额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税收收入，即税收收入越多，用于共同投资资金数额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2.除税收政策之外，财政支出也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首先，财政支出能够重新对公共储蓄资金进行科学合理配置，以起到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同时，财政支出还具有示范效应，引导着社会中的有效资金趋于正确的方向流动；其次，财政支出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实践表明，税收政策减少了有钱人的收入，而财政支出则增加了穷人的收入。

3.以导向为依据，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及中性财政政策，其中各类财政政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持续过热，致使社会总需求量过大，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形势下政府部门为稳定经济，需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减少或抑制社会总需求量；相反，随着社会经济持续衰退，致使社会总需求量不足，国民收入远远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形势下政府部门为稳定经济，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的形式刺激社会总需求量增长，促使经济尽快复苏。除上述两种状况之外，政府部门为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的目的，应实施中性财政政策。

另外，在财政收支稳定不变的状况下，可调整优化财政收支，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除此之外，科学合理分配支出、不断提升公平服务水平等措施也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之为膨胀性财政政策，其指的是通过减税、增支出以扩大财政赤字的财政分配方式，以达到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具备闲置资源为前提条件，实际上，仅凭借市场力量根本无法利用闲置资源，为确保闲置资金科学合理利用，需要借助政府权力。由于闲置资金数量有限，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资金将面临着紧缺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从金融市场中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致累计赤字与累计发债规模逐渐增大，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进而制约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所以要求相关部门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依托于该政策以协调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可见，经济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任何财政政策均不可长期执行，否则将严重危及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

4.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货币政策通过作用于总量以达到直接调整社会总需求的效应；而财政政策是通过改变总量中的分布与比例以达到间接调整社会总需求的效应。其次，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整力度较平缓，通常不会对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冲击力；而财政政策恰恰相反，其对经济的调整力度较大，且较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强大冲击力。再次，货币政策以经济行为主体竞争作用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而财政政策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与机制作用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最后，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涉及到经济决策又涉及到政治决策，其与相关法律程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不易于高效顺利实施。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策略

1.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的内涵和边界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整体上观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基本上沿着提高市场资源配置地位的道路演进。然而相对于市场的发育，政府职能调整显得滞后，出现了所谓“越位”、“错位”、“缺位”的种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能力还未满足市场正常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感增加、环境持续恶化、粗放型增长屡禁不止等现实经济社会中的矛盾，不仅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更有政府管理不到的因素。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些信息都透露出我国正在加快政府职随转变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切实解决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最终把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2.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继续加强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以及通讯等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产业方面要鼓励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大型装备技术制造业等产业部门形成国际竞争力；国土开发方面形成全面综合的开发格局，缩小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合理规划和布局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使全国实现协调、健康发展。

3.财政政策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权力下放以及扩大地方政府的自这一认识上存在的误区，进行及时的认识与调整。在现阶段，由于社会对于和谐以及有效地经济发展的需求，稳定的国内财政政策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本，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力下放是由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维护强势政府，强化中央在政府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统一领导权，换言之，也就是要保证中央在经济发展以及财政政策管理等方面所应具有的绝对管理权威。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对下放的财政政策权利的范围以及程度进行有效的把握，同时确定合理的政府活动范围，从而对本地方社会的经济进行及时的管理，从而避免下放到地方的权利不至于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地方政府对微观领域经济活动的权利，是清除阻碍县级政府服务能力提升以及实现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性环节。与此同时，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缺少刚性准则的约束与制约，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将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资源，因此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思考如何把握中央政府财政制度、财政政策供给的意愿范围以及向中央政府索取有利于本地发展的财政政策以为其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就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政府把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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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2；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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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跟国家政策的调整,及时地更新和充实教材内容。

《财政税收》是一门政策性较强的学科,因而教材部分内容的时效性较突出,特别是税收部分。国家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目的,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调整税收政策,推出新的规定或修改旧的规定。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教材中一些内容难免已发生变化。

虽然我们使用的自编教材还较新,但少数内容也已与现实不符。如教材中消费税的税率形式尚未出现复合税率,但现在国家规定对卷烟、粮食白酒、薯类白酒采用复合税率,即在原比例税率征收基础上再按定额税率加征,这样在税额计算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又如,随着护肤护发品的普及,其消费税的税率由教材中的17%下调为8%;还有,随着“费改税”的推行,“车辆购置费”已改为“车辆购置税”,教材中“财产行为税类”应增加该税种等等。

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及时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调整来更新与充实相关的教材内容,以保证教学内容的准确、科学和严谨。

二、加强税收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财政税收》学科中税收部分的内容的实用性、操作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应辅以大量习题。讲授每个税种时,先介绍其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减免优惠等要素,然后讲解该税种的计税方法,最后讲解例题。教师讲授完后,必须给学生布置一些练习题,让学生动手计算,引导学生在练习中对该税种的知识进行消化、理解和巩固,并掌握计税技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因此,教师要根据各具体税种的难点、重点设计有代表性的习题,建立一个能训练学生实操技能的对学科教学起重要辅助作用的税收习题库。

另外,在要求学生掌握计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还应就各个税种在现实操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情况开展案例教学。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应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多渠道收集典型案例,建立起紧密扣紧教材内容的系统的案例库。如:现实中“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的增值税应如何正确进行税务处理的案例;搬家公司的搬家服务收入应按营业税中的“交通运输业”税目3%税率计税,而不是按“服务业”税目5%税率计税的相关案例;烟厂如何利用纳税环节的单一性来合法规避消费税的案例;企业如何巧妙安排捐赠可同时减纳企业所得税的案例;地方行政级别变动,如由乡改镇,则对其所属企业纳税行为、负担有何影响的案例;学校铺面出租所得租金收入如何纳税的案例等等。通过案例教学把课本抽象的内容与现实具体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有效地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案例教学要注意围绕服务于教学的目的,不能把分析案例沦为单纯的讲故事、调剂气氛,应重视选择恰当的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要能从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提炼、归纳出普遍性的结论。

三、坚持收集积累财政实践信息资料,建设系统的财政教学资料库。

财政所研究的问题是完全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的,财政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直接相关。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是通过国家财政政策与制度的运行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财政税收》学科财政部分的教学中,应紧密结合各时期的财政政策与制度来证明财政理论与规律,要引导学生将课本的财政理论与国家财政实践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从而加深对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出的财政政策、财政举措的背景和目的的理解。也就是说,财政理论的掌握与运用要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为载体。

但是,教材内容不可能全面地动态地反映各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与制度,更不可能涵盖至现阶段的财政实践。因此,我们教师自己必须建立一个财政教学资料库,坚持密切关注国家财政政策与制度的变化,随时注意跟踪收集有用的教学信息资料,并按教材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为教学服务。

如收集每年度政府预算计划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失业率等重要的宏观调控指标及相应的财政调控手段的有关资料,可让学生了解不同经济背景下不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不同调控效果,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国家如何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来抑制物价,而在经济萧条、物价低迷、通货紧缩、失业率高时,国家又如何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减少失业。又如,收集近几年国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举措的有关资料,可让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而收集国家在东西部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别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具体资料,可让学生了解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如何发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等等。通过对相关财政实践的剖析,让学生对财政政策与制度的作用有较直观和感性的理解。

四、坚持学习专业知识,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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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力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空间。报告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当兼顾总需求条件下应将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关于地方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成果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各地经济发展促进效果显著，同时应重视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双重叠加的问题。

权衡考虑两种风险

中国财科院日前开展的“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分别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并面向全国开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在线问卷调查。

调研报告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比如，东部地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领先发展，呈现诸多积极变化，工业运行平稳，进出口降幅明显收窄或转正，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报告表示，前3季度，东北地区经济运行情况有所回暖，大部分调研地区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如工业用电量、货运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呈增长态势。

报告在肯定经济发展诸多亮点的同时，也着重关注了风险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整体风险在加大。”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调研显示，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

报告所述的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结构性风险等，具体表现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城镇化、老龄化、人口流动对公共服务提出挑战，地区之间的分化明显，传统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等。

财政风险则是指财政收支面临的压力，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财政收入负增长或零增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债务增长的压力大。这其中既有“挤水分”的因素，也有经济下行在财源上的反应，应警惕财政运行风险。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也认为，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的作用;另外，经济下行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间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战。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组合是当前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实际上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当前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刘尚希强调。

地方债应透明规范

调研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步，尤其是置换债券对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负债成本、明确政府权利义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风险意义重大。

报告指出，无论是东北、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担保债务和救助债务的规模不断下降，政府债务的偿还责任更加明确，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水平也相应降低。

与此同时，报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下行和减税等政策性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局部地区债务率偏高、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难度大、不规范的融资行为等。

比如，对东北地区调研显示，有的地方债务率超过了100%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支出刚性难以改变，收支矛盾较大。中部地区调研则显示，不少地方“发展依赖于项目”的现象较普遍，融资平台的政府投融资职能很难简单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这些都可能为未来政府债务的增加带来隐患。

报告建议，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止财政风险蔓延，具体措施包括实行债务规模限额控制，严格控制违规举债行为，确保债务规模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杜绝盲目举债;规范发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伪PPP”“假PPP”。

“当前，加强地方债务管理，透明度提高，规范性增强，债务的增长明显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压力和债务增长压力并没有减弱。”刘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收支矛盾。

对于我国政府债务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表示，我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小的，风险总体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主要不在规模，而在于不规范、不透明。现在建立了规范透明的融资方式和防控风险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过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约束，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

用好积极财政政策

刘尚希认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多着眼需求方面，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考虑，在适当兼顾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认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在未来宏观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导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议：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适度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率。

“政府要为市场创造条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过多地采取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市场活动领域。”报告建议，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中，应更好发挥市场调控作用，减少直接行政性干预;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导性应通过投资领域来体现，采取清单管理模式，将具体项目选择权和投后管理等委托专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

报告还对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财政体制提出建议，认为要加快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积极推动《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完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的税收分享机制;探索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法治化。

2016年重庆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良好

华龙网1月17日17时讯(记者 张译文)去年底，武隆区煤矿去产能进度加速向前推进。按照该区政策，凡在2016年之内主动申请关闭生产矿井的，在享受市级财政补助的职工安置、经济损失等费用的基础上，还配套“地方粮票”，加码激励奖补政策：每关闭一万吨产能，可获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既然 小散差 煤矿早晚都得关闭，还不如早关能享受到政策。”财政在去产能中的“政策正向引导”，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把握形势和方向上有了更明晰和正确的决择。而这，也仅仅是去年财政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迈进的一个缩影。近日，重庆市财政局对2016年的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作了详细解读。

去产能“补”到位

去产能最大的阻碍无非两个，要么遇到“尾大”而“死不起、不敢死”的企业;要么遇到“贪利”而“不想死、不愿死”的企业。市委、市政府对“小散差的煤炭行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造船行业、盈利水平下降的水泥行业、经营困难的电解铝和平板玻璃行业”下达“去产能执行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此，财政既出台了“去”的激励奖补政策，让过剩产能企业积极退，又出台了“保”的社会政策托底，保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稳妥处理好“去产能”与“保稳定”之间的关系。去年，我市财政对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行奖补资金就达40亿元。同时，还安排5.8亿元支持重点区县转岗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保障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

去库存“销”到位

让沙坪坝区2000多户巴渝老街拆迁项目的安置居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785户居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住进了新房。这要按传统征地还建流程，三年也只是个期望值。政府通过购买库存商品房，将其转化为安置房，既去库存，又解民忧，一举多赢，这是房地产去库存诸多妙招之一。

按照“控增量、转存量”的思路，我市先后出台了20条措施。其中，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延长主城区个人首次购房按揭财政补助5年的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安置，以及金融信贷等“组合拳”政策，商品住房去库存达90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去杠杆“防”到位

积极财政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需在两方面发力。首先是企业融资去杠杆。去年六月，我市出台金融去杠杆防风险专项方案，明确提出，财政将通过兑现贷款贴息、政策性转贷、担保费补贴和风险补偿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置换高息债务，通过“债转股”等措施，降低过高融资成本。

其次是政府债务置换。主要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控，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一方面通过改革举措，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实行限额管控与风险预警，确保了债务警戒线安全;另一方面，发行置换债券1164.4亿元，保障到期债务偿还和高息债务置换，节省利息支出约55亿元，有效缓解了区县到期债务偿还压力。同时，以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为契机，协商债权人调整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合同利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33亿元。

降成本“减”到位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 只减不增 、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重庆轨道交通集团在近四年的“营改增”试点中尝到了甜头，已累计减少税负1.3亿元，且还不包括18亿的留抵税款。

过去一年，我市财政不折不扣执行市政府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组合拳”政策，兑现营改增、西部大开发、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企业税负，为企业休养生息腾出了空间。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拓宽困难企业低费基社保缴费政策覆盖范围，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减免政策，向企业和个人普遍性降费125亿元。据统计，去年累计为企业降低各类成本达500亿元以上。

补短板“立”到位

“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一年就脱贫。”得益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藏在石柱县黄水镇深山中的“穷山恶水”，因一条公路而变成避暑游的“金山银山”。与此同时，财政每年还安排1000万元专项持续支持。如今，“黄水人家”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帮助当地老百姓走出了贫困。

以“补”求进。去年，市财政从“三农”最急需、最薄弱的环节入手，着力于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等短板，进一步加大投入，精准施策，托起了社会发展的底线，提升了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实惠，为社会发展夯实了根基。市级筹措390亿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全年有59.6万人实现脱贫、25件民生实事所需资金足额保障、社保、医保等各项提标政策逐一落实、各年龄段学生资助政策全覆盖……

开局良好，后程可期。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引和酵母”作用越发明显，我市煤炭、钢铁正加速去产能，供需关系得到改善;商品房库存持续减少，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陆续出台，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营改增等清费减税政策，让企业成本逐步下降;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脱贫攻坚，补短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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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