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法律援助作为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不断开拓法律援助服务领域，树立“稳中求进、质量优先、注重基础、创立品牌”的工作理念，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平安、法治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

（一）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建立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案件补贴标准和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

1．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由房屋拆迁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符合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案件的再审听证、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列入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并根据新受案范围制作宣传材料，在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法院立案庭等处摆放宣传资料。（完成时限：年6月底前；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2．调整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区司法局会同区财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适时调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确保补贴标准达到应援尽援工作要求，提高法律援助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3．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审查标准。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意见》（郑政文〔〕266号）规定的标准执行。（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二）完善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功能，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便捷优质服务

4．建立区法律援助中心标准化接待室。标准化接待室应处于临街一楼，设立无障碍通道，总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接待室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标识、统一公示内容、统一放置法律援助明白卡等宣传资料。（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5．加大对区法律援助中心基础设施投入，切实解决区法律援助中心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和法律援助办案设备、服务设施紧缺等问题。确保区法律援助中心配备电话、传真、复印机、上网电脑及业务用车，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三）全区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站）10个，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就近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

6．在全区各镇办司法所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以及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在选点上，要充分考虑方便群众申请，确保城市符合条件的居民在2平方公里范围内可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农村符合条件的居民在镇办即可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受理点（站）要尽量选择在临街一楼。（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各镇办）

7．加强受理点（站）规范化建设。区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受理点管理规定，对受理点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考核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工作规范、受到实效。新增受理点应统一标识、统一内容。根据上级要求，11月份，对全区法律援助受理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受理点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每个受理点（站）全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不低于10件。（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四）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提高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

8．要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法律援助。要强化对基层农村的宣传，注重对农民工、困难群众、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低保人群的宣传，在每个村（社区）设立法律援助宣传栏，在工厂、劳务市场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法律援助统一宣传标识，要突出对典型案例的宣传。通过宣传，使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在全区达到80%，在农村达到50%。（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五）加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建设

9．在我区人民法院设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积极为涉法公民提供及时、便捷、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完成时限：年6月；责任单位：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

（六）提高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和质量，提高案卷归档率

10．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各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办案数量要达到170件，与去年相比，增长35％。（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11．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实现对案件的分级评价，提高办案质量。（完成时间：年10月；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七）继续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法律援助效率

12．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众提供电话申请、邮寄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加强与区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的联系，认真做好农民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做好法律援助与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介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八）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水平

13．选调优秀人才，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加强培训和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14．积极使用法律援助管理信息系统，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化建设。（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法律援助中心、各镇办）

三、工作要求

篇2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3.3健全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构建一套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覆盖司法全过程，包括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律师奖金、等级等利益挂勾。

【法律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林晖，罗争光.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N].中国教育报，2018-10-31（1）.

[2]谢晖，石炜.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研究：以刑事法律援助司法保护为视角[J].法制博览，2018(3)：45-47.

篇3

当今世界，法律援助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它不仅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司法制度完善的体现，更是保护人权，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援助事业起步较晚的国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早日与国际接轨、弘扬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原因，法律援助起步较晚，进展较为缓慢。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和困难。

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各政府的责任”，即国家责任，“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在援助对象上，规定申请援助的主体仅限于公民，而不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受案范围上，仅限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直接与当事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部分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①罪犯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②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③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④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在为被告人指定律师提供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其进行审查。

在民事诉讼中，规定公民在请求诉讼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劳动报酬和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而关于行政诉讼，《条例》虽未明文规定其相关范围，但公民可以就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及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案件申请法律援助。

在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方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中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两类特殊案件的被告人无须进行经济状况审查外，其他案件中的当事人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必须是因自身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即需要对申请人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此外，《条例》还对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程序、法律援助的实施及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

目前，我国共建成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专职人员12000多人，近60%有律师资格。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5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81余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0多万件，有近97万余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社会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保障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不平衡，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着不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组织形式不健全、实施经费缺乏、队伍建设力度不够是诸多问题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组织形式的架构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世界各国无论是属于大陆法系还是属于英美法系，无论是属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类型中的福利制度型还是属于私人操作型，当事人都无权自己选择律师，而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或法院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公职律师的费用由国家从国库中支付，私人律师则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报酬并得到相应的援助费。

除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其他援助活动，在实施援助的机构及其人员方面，就不尽相同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专职律师模式，或称公职律师模式，即由政府拨款，并通过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是承担法律援助法定义务的律师，不得拒绝合格当事人的法律援助要求，而当事人原则上也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

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简析；对策建议

一、法律援助的含义及其起源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护制度。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给在别人需要在涉法事务上得到指导时，而提供的低于常规费用或者免费的专业帮助的事情，狭义上来说来法律援助就是指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资格或者经济等原因）的人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法律援助的作用，在于保护那些法律弱势群体的利益，贯彻司法精神。

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属于世界人权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全球范围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始现法律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显著增多，也催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受经济、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建设正遭遇着很多瓶颈。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简析

我国法律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私人律师、教会、各类慈善团体发起，带有明显的区别于政府行为的公益性质，其产生的基础是基本的道义。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单纯依靠这些私人的社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弱势群体的诉求。于是国家开始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与其适应的保障制度。

（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困难者、残者，也包括比如刑事案件中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后一种情况中的受助对象不当然与前一种对象相一致，其可能包括经济情况良好的人员，但鉴于其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也有必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机构为受助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和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的方法。前者为受助对象“开源”，后者为受助对象“节流”，双管齐下，保证受助人充分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四）法律援助的形式有两种：诉讼法律服务和非诉讼法律服务。诉讼法律服务又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则主要包括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为起草合同等。

我国国情复杂，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大为不同，特别是东部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律援助建设有着千差万别。下面以笔者生活以及前期调查走访的安徽省宁国市为例，结合上文所提的法律援助的几个特征，浅析我国目前的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皖南山区东北侧，东邻浙江杭州，西靠黄山，连接皖浙两省七个县市，市域总面积2487平方公里，总人口38.38万人，全市辖6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五个乡，其中包含一个畲族民族乡。宁国市多次入选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人均GDP居安徽省县级前列。

截止2015年，宁国市在全市各乡镇都已建立了法律服务所，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近50人，除此以外，宁国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1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以保护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援助数据库。结合宁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 法律援助案件逐年递增。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量明显增加，且增幅较大，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群显著增多。

（二） 法律援助案件类型较为稳定。绝大多数法律援助案件为民事案件，约占到总数的80%，刑事与行政案件所占比例较小。

（三） 受援助对象较为明确。从受助对象的身份来看，老年人、残疾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妇女和儿童所占比例也较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 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经济基础较发达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完备，如乡镇企业较多、建有工业园区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成熟，援助点成员较多，结构合理。经济情况较差的乡镇援助点组织机构构建较为松散，人员不齐，经常一人身兼多职，甚至只能一人承担援助点的全部工作。

（二） 法律援助人员配备不足，且个别人员法律知识有所欠缺。法律援助力量薄弱，少量的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导致部分案件被搁置，受助对象的法律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缺少法学专业教育背景，法律援助的质量参次不齐。

（三） 从业人员待遇不高，缺乏积极性。因为法律援助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公益性质，所以收费较低，导致很多法律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部分法律援助的服务工作者对待法律案件案件积极性较低，经常搁置拖拉或者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效果较差。

（四） 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遇到纠纷，老百姓往往第一选择并不是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主要原因有两点：1.多数普通百姓教育程度有限，不能理解法治的内涵和意义；2.宣传工作不到位，普法宣传有待加强，虽然当下各县市都会举办法律宣讲会等普法活动，但有很多与人民群众实际生产生活相脱离，难以引起群众共鸣，导致群众参与性不高。

（五）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狭窄。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残疾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范围内，这主要是受法律援助资金的限制，接受法律援助的条件较为严苛，导致很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公正与实效。

三、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是政府的行为，是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了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结合以上所述法律援助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程序。规章制度和规范程序是法律援助的基础，健全法律援助必须先夯实这一基础，将法律援助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制度化既包括法律援助财政资金投入的制度化，也包括从业人员的制度化。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至于人员的制度化，要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吸引更多法律专业人才，落实他们的编制问题，坚持一人一岗，落实人员责任。

（二） 加强法律宣传。广泛开展普法进校园、普法进社区等活动，也可以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运用多媒体、多平台进行宣传，拓宽渠道。

（三） 把握个案平衡原则，既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受援助对象的条件是否合格，也要针对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适当予以变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践行法律援助的基本内涵。

[参考文献]

[1]郭威，施卉.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篇5

关键词：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政府主导

2012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政府向全民提供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并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尤其谈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而目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人数不断增多，民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不断提高，使得推进现代化视域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成为发展方向。同时，《政府采购法》和新《预算法》业已颁布，为依法治国铸造了新的台阶，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本文力图着眼于我国现有法律服务体系下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化局面，迎合转型时期社会对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各自优势，提出创设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想，并细化具体制度和规则。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而且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人们生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的法制化。总的来说，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略显雏形，但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缺陷

（一）内容方面――涵盖面狭窄

1、有效供给少，民刑不平衡

目前来看，公共法律服务能够真正实现有效供给的相对较少，且刑事与民事法律援助不平衡。根据本项目组分发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群众对民事案件的法律服务需求较大，受供求关系影响，相应的援助律师较多，而刑事案件的援助力量因需求较少而相对较为薄弱。根据调查显示，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有罪推定”等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仍然左右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思想，进而无视刑事辩护的基本理念，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受到轻视。据悉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86%均为民事案件，刑事法律援助的匮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当前，有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顶层规划相对模糊和滞后，加之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压力，一些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对其法律服务职责的履行逐渐流于形式，现行法律对律师课以无偿进行法律援助的强制义务，微薄的办理援助案件补贴也无法弥补其不能正常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缺乏可行性。因此，律师从事相关援助工作存在积极性不高，逃避义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见，律师迫于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很难尽忠职守，政府财政不能解决律师的办案经费问题成为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严重障碍[1]。

2、方式较少，主体单一

就方式而言，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大多以提供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维权指引、简单法律文书等服务为主，非诉讼法律事务如司法鉴定等受到的重视不够。以致法律援助的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法治社会中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并未充分强化社会责任。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却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合力的持久战，涉及立法、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公共法律服务的有效性不仅有赖于政府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效管理，同时也与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密不可分。同时，律师、法律工作者和能够承担一定法律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均应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完善中。

（二）体系方面――供应方

1、法律援助各主体配合不力

根据《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法律援助义务应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方履行。然而由于职责分配不明确，出现责任空白，司法实践中三家机构往往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相互推诿，怠于履行的问题，从而导致群众求助无门，举步维艰，其切身利益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公证业务与业务经常先后承接，致使当事人遭遇“一拖再拖”的境况。再者，三方缺乏沟通交流，无法形成通力合作的共同体，各主体配合不力。

2、政府购买和主体承接不规范

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中存在着以下共性问题：第一，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依据模糊，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各地都处在摸索阶段；第二，“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化”的模式冗杂，加大了违反法治原则的可能性；第三，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单一，从而可能会抬高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价格，加剧财政吃紧的状况；第四，存在买卖双方并非独立、平等关系，政府单向主导，低成本购买，职权介入的问题[2]：首先，流程缺乏确切规范，行政机关一般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关联部门开展购买服务，购买主体不独立，契约关系流于表面，购买服务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其次，政府有可能与非营利组织达成低成本交易，并凭借自己的职权达到官商联合推行垄断的后果，从而干涉市场秩序；第五，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数量少，参与度低，力量薄弱，导致受惠群体微乎其微。

（三）制度方面――标准规则滞后

1、法律援助标准不成熟

首先，法律援助标准仅包括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事项范围标准（含对象兼特定诉讼阶段及刑罚标准）和办案补贴标准。《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标准事项过于狭窄，导致不能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我们看到《法律援助条例》中授予地方权利来立法，这样会导致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各地工作以及各地工作相配合。而由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受社会经济等的影响很大，经常会发生变化，较窄的法律援助范围不能有效涵盖这些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法律问题。其次，在法律援助中规定的具体标准较低，这样会导致辩护率的下降，从而会降低法律援助提供者的个人积极性，法律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得不到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法律援助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法律援助标准的概念、构成指标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各项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在主体界定、项目实施、合同管理、绩效评估、政府购买、公开公示、监督评议等各项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缺失[3]。

2、具体管理办法缺失

对于公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制，对资格认定和资质审查方面过于宽松，导致实际援助和服务效果较差，而且在质量监管方面也存在漏洞，在提供者，怠于履行责任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惩处措施，而对于恪尽职守者也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导致整个行业运行混乱，难以良性发展。

（四）整体落实――主客观条件欠缺

1、群众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问卷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人在遇到纠纷或权力受到侵害时不会寻求法律服务进行解决，尤其是农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群众。再加上这些农村地区或者落后地区的人民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而没有对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给予充分的重视。所以在出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时，当地人民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会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民会选择采取公里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权利。总体而言，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广大群众自身的法律素质不高，因此法律援助服务的参与度也就不高。

2、农村法律援助资源短缺

一是表现在人才资源匮乏。问卷表明，近五分之四的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地的法律服务资源不充足，而且我国城乡发展、东西发展不平衡。相对东部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法律专业人才极度缺乏，难以满足越来越多寻求法律援助的农村当事人的需要。拿人口律师比最高的北京市为例，也存在区域律师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截至 2012 年底，北京市律师总数为 22789 人，朝阳区 10106 人，占全市律师总数的 44.35%，而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和密云等六个远郊区县律师总数仅为 225 人，律师人数最少的延庆县仅有 10 人[4]。

二是表现在援助经费短缺。在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是地方财政供给，而我们知道在大多数落后地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当地财政实力较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较弱，所以无法给予法律援助事业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当地无法正常而有效的开展起来。

3、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与农村地区的现实需求不匹配

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援助对象过窄，国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对象大多集中在城市，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未做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农村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涉足较多的是关于农民工讨薪案件，而对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土地使用权纠纷、村民自治权纠纷等案件中存在法律援助缺位的现象。

二、针对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内容――补充血液

1、进一步明确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责任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关乎民生大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现有职能划分的基础上担负起主导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对中央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域外经验予以高度重视，积极拓宽寻求支持的渠道，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让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到地方发展规划中，防止司法行政机关不作为。

2、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应立足于便利性这一特点，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层级网络，最终形成上级对下级负责，每一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对其辖区内公共法律服务事务承担终局责任的制度。除了纵向协调，横向整合也是必要的，如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使法律服务的提供集中化高效化等。

（二）体系――构建主干

1、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基层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因而需要发挥党委、政府的统筹机能，以实现优质法律服务资源有效下沉。具体而言，包括规划好建设框架，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扩大覆盖面，完善投入保障机制，为公共法律服务可持续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目的。

2、二是联动协调机制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着力构建 “点、线、面”相结合的法律服务网络，奠定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基础[5]。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司法部门组织协调、其余行政主体各司其职、并积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的参与。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现有的律师结构，可以采取由政府聘任公职律师的方式创立一支新兴的承接主体，协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事务。另外，对于服务质量偏低的问题，根据调查，群众认为可以采取引入禁止执业期限，减少相应的服务费，投诉并另派律师等手段。与此同时，妇联、残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人民团体组织也是可以统筹的对象。

3、明定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制度

首先，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承接主体必须向多元化发展。其一，指派或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板块，以硬件升级带动软实力增长，提升服务品质。该专门机构同时也可以承担一定的监督考核职能，对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布及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其二，建立和发展公职律师队伍，同时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偿律师和社会组织的法律服务，拓宽承接主体范围。其三，可以考虑将高校的法律学会等类似组织纳入到承接者的范围中，不仅费用低廉，同时又资助和培养了未来的法律服务人才。

其次，应当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采用服务外包、合同委托等多种购买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借鉴他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专门法律，规定政府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公共服务范围、购买方式、购买资金制度、监督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6]。同时完善基金筹集制度、法律服务评价机制、参与主体的资格审查制度、财政预算制度、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配套制度。

（三）制度――设立支撑

1、立法完善

根据调查结果，群众认为，相关立法应当规定律所、公证处等实施一定数额、比例的法律援助，确定到个人。并且应要求政府将推动法律援助纳入到年度计划中，并反映在工作报告内，由人大审核。同时应当规定法院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与政、援机构双挂钩，从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政、援、法联动机制，共同推进体系建设。随着社会整体的运转和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可以由司法部结合社会上新的民事或者行政立法成果，一个地区经常发生的民事行政案件，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定期惊醒动态调整，从而达到法律援助事项，从而达到规定中的法律援助事项能与现实发展很好的衔接，基本能达到为有需求的人民都能提供法律服务的目标，从而保障公民的权益。并且，采取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法律援助事项的基本同步性，有利于各个行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相互衔接配合。

2、经验借鉴

随着办案专项经费的增加，也可以借鉴广东省的做法。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7]。其次要对《法律援助条例》中关于援助标准的各种概念和标准进行细化和进一步明确，使得相关概念更加明晰化。

（四）整体落实――达成目标

1、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初现雏形，群众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观念意识更是需要时间来得以转变。人民群众目前仍然认为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起主要作用。这样的认识无论是源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之前的单一的律师法律援助规定，还是法律援助实践，或是来自律师与法律援助的天然联系，或是《 条例》规定本身带给社会的诱导信息，都属于错误理解，都应该得到纠正[8]。因此，当前急需的时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向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民宣传法律基本知识，使他们能够认识了解和自己生活密切相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普及12348平台建设，将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各行政级别分别建立管理中心，将上级政策理念通过网络层级传递。并将各级网络同步化，实现法律服务电子化信息化。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其余电子终端设备的APP普及，从而稳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

2、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团队

首先，应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业务素质高的、适应农村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要求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要吸纳一流专家，建立一支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专家学者组成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政策理论研究队伍，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咨询[9]。动员当地的法律机构对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赤脚律师”进行法律方面的培训，提高队伍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服务能力，兵队该队伍进行定期的评估，使其成为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最后，鼓励法学专业的学生到基层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法科大学生的作用，如在法学教育中推行诊所式教育，这不仅有益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能够通过实践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经费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渠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并完善相关经费使用相关管理办法，配合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0]。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维持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合理的方案是将这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额支出事项上的支出重点提高到中央、省级财政，以使当地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11]。同时应当赋予地方上的一定税收自，在税率制定方面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而摆脱财政困境。乡镇政府还可以采取招投标的方式由各律师及其律所承揽相关工作，并组织建立专门公共法律服务公司，向社会进行融资，由律所或其他公司法人参与入股分红，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3、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

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和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以达到充分保证农民的权益的目的。首先，应拓宽农村法律援助对象，实行弱势群体优惠待遇政策。该群体主要包括无业人群和经济条件差的城乡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对该群体建立优先窗口是当务之急。将司法救济与法律援助融会贯通，实现各区域城乡联动机制，建立二十四小时农民工法律服务站，做到法律援助一条龙服务，为其办理服务凭证通票。其次，拓宽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除了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相关事项外，还应当增加农村地区较为广泛出现的案件为受援内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事件。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换言之，即在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能及时补救。

4、组织领导机制

根据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认为，法院应该降低申请标准，扩大应援范围，对于援助机构和政府的援助义务的履行共同担责。而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承担法律宣传和教育职能，以诉讼援助为主，辅以非讼服务功能，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行政层级协调，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各司法部门应当设立特别办公区域，用以对指挥各部门工作，日常管理，级别调控，从而推进落实完善纵向协调机制。

三、结语

目前，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在理论方面对完善措施路径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仍需要实践经验的融会结合。眼下，应当借鉴走在前列的省份区域的成果，并联系各地实际情况统筹变通，以达到推进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进程的效果。（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成果，批注号：2015-BZX-079

参考文献：

[1]王晓改.试析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政府责任[J].公民与法，2013，（02）：49.

[2]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J].财政研究，2010，（01）：14.

[3]顾潇军，朱强.社会制度文明视野下的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太仓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规划（2013―2015）》解读[J].中国司法，2013，（10）：37.

[4]于泓源.关于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04）：40.

[5]许同禄.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J].中国司法，2013，（05）：13.

[6]梁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规制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4.

[7]赵大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 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广东省推进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司法，2014，（10）：16.

[8]裴小梅.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J].河南社会科学，2004，（02）：90.

[9]顾潇军.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2，（12）：52.

篇6

一、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

（一）立法层面上之缺失

1、立法未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享有充分的权利，被害人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行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阶段，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实现，只起补充作用。在审判阶段，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情况下，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在法庭上基本仍然只处于控方证人地位，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2、立法没有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立法上虽然赋予被害人有请求抗诉权但却剥夺其上诉权。即使原判重罪轻判，量刑明显有误，被害人也无权提出上诉，而只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是否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不以被害人意志为转移。这种规定仅强调抗诉权对上诉权的制约，而忽视了上诉权对抗诉权的制约，只注意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没有兼顾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且法律赋予被告人对一审判决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明显大于被害人，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被害人作为在诉讼前其合法权益就已经遭受侵害而且比自诉人被侵害程度要严重得多的当事人反而没有上诉权，这明显属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平等和当事人权利保障的明显失衡，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不对等。一是在权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对被害人委托人仅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导致被害人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和保障；二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作出规定；三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则没有此权利。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系混乱。首先，立法思想模糊，立法内容笼统。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于刑法和刑诉法之中，但均未明确界定其性质、特征，没有制定相应的程序规范，造成理解和适用上混乱；其次，被害人刑附民诉讼选择权缺失。在刑附民诉讼中，国家公权力界入较多，民事诉讼完全受制于刑事诉讼，明显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再次，受案赔偿范围混乱；最后，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缺位。

5、防止被害人再度被害的制度体系不完善。被害人或其亲属在因犯罪而遭受到第一次直接的受害以后，还会因为精神痛苦或因医疗费等的负担而导致生活障碍或经济上困难以及其他原因而遭受“第二次被害”。在观念上，我国还没有将对被害人的保护放在一个独立主体的位置上，体现出“边缘保护”的特点。在立法上，我国没有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全面考察和规划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问题，从而使被害人保护制度不够全面、协调。

（二）司法层面上之障碍

1、不服不予立案决定的权利保护障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被害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所享有权利作了规定，但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必须立案和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后人民检察院能否自行立案侦查。如果侦查机关属人民检察院，那么被害人不服不予立案决定时就只享有申请复议权而无要求审查权，这就造成了无法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

2、被害人权保护的障碍。在我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侵害时，可以通过公诉或自诉途径来寻求保护和救济。但在自诉程序中，被害人没有侦查权，掌握被告人的犯罪证据难度很大，既使支付一笔昂贵费用聘请律师，也难以广泛而有效地收集各种犯罪证据，被害人权实现存在诸多障碍。

3、被害人刑事执行程序参与权的障碍。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刑事诉讼的结果与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罪犯在执行阶段的假释、减刑时，被害人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刑附民判决被害人能否直接申请法院强制强制执行民事部分的判决，现行的法律也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社会保障机制上之缺失

1、传统观念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障碍。保护人权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相对方是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因此，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力量面前，人们用禁止刑讯逼供、赋予申请回避权、上诉不加刑等方式保护被告人的权益，以寻求刑事诉讼中利益的平衡，但往往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社会公众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给予忽视和淡忘。

2、缺乏必要的被害人损失赔偿的补救措施。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当多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处获得足够的赔偿，法律的矫正正义价值难以显现，公平正义无法彰显。

3、现行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缺陷。依照《律师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被害人，然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以及《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均专门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作了规定，而却把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给遗忘了。

4、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社会保障体系匮乏。为了避免被害人在社会生活中“再次被害”，除了从物质上对其进行赔偿和补偿外，还需向他们提供其他的服务，对被害人的保护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但我国现阶段针对这类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服务项目及机构几乎为零。

二、被害人权利保护之完善

鉴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域外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被害人权利缺失进行填补，从法律与社会双重角度，加强与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

（一）赋予被害人补充的权利

首先，应当完善刑事被害人的直接权，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所谓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是指赋予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所作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进行审查，并由法院作出司法审查决定，是一种对公诉权的约束。其次，应完善被害人对不案件、撤销案件的监督配套机制。被害人是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公安、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害达有关法律文书，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审查监督直至向法院提起自诉。再次，在立法中应进一步明确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地位。

（二）赋予被害人在公诉人不提起抗诉时的上诉权

根据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被害人属于刑事诉讼当事人，当然享有与刑事案件中的其他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因此法律应当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但应限制在检察机关不提起抗诉的前提下。

（三）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

立法应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首先，应完善被害人获悉诉讼权利、诉讼进程和结果的有关规定；其次，应赋予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被告人的辩护人有同等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取消对被害人诉讼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再次，应赋予阶段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陈述意见的权利；最后，应立法扩大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权。

（四）扩大刑事损害赔偿范围

在我国民事侵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因此应当统一刑民法律规定，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由于刑民立法的冲突和缺陷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特征和性质，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1、要实现立法体系的协调和统一，消除法律体系的内部冲突。首先，要更新观念，将追诉犯罪与私权保护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其次，要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和救济渠道，废除现有司法解释对受案范围限制，统一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剔除“追缴”和“退赔”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承担方式。2、允许被害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选择权。在法定的某些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可以单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以缺席审理，并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申请先予执行和诉讼保全的权利，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利益。

（六）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以故意伤害人身、生命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重伤者及意外死亡者家属为对象，支付被害人或其家属补偿的一项制度。其核心理论依据是国家责任说。首先，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实现犯罪人对刑事损害的赔偿，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赔偿数额可因案而异。对于不具备前述情形的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可取自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和变卖罚没物品所得的钱款，亦可以按一定比例提取来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税务机关收取的罚款、没收非法所得 钱款和变卖没收非法物品的钱款，也可来自财政拨款和接受社会捐助。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通过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来实现，通过立法规定补偿对象、范围、方式、标准、程序、资金来源及其管理等。

篇7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司法局领导班子__年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__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和区委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司法局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司法行政队伍，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平安、法治、队伍”三大建设和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多元化的需求，努力做好为民便民这篇文章，各项工作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出 “三多两提高”的特点。即：人民调解案件多，法律援助案件多，接受社区矫正人员多；提高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提高了机关人员素质和工作能力。司法所、调委会排查各类矛盾纠纷件334件，调处334件，成功327件，调解成功率98%以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办理各类案件517件，担任法律顾问35 家，法律文书672份；接受法律咨询1914人次；挽回经济损失312万元。法律援助中心，援助案件175件，其中民事诉讼案件122件，刑事辩护案件22件，行政诉讼案件29件，劳动仲裁2件。刑释解教、社区矫正，接收刑释解教人员50人，帮教50人，帮教率100%；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07人，解除27人，实际在册122人。法律宣传抓实，顺利通过“六五”普法中期验收。法律服务，完成了6家律师事务所19名律师，12家法律服务所49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检注册。一年来，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涌现出一批典型事迹。爱民东道司法所长张静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群乐里社区调委会主任张静贤荣获全省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九州、万庄司法所获全省首批规范化司法所称号；区司法局荣获省司法厅职业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一、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工作，扎实推进全区依法治理向纵深发展

（一）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一是统筹安排全年工作，制定了《__年全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二是集中精力抓好普法骨干培训工作。先后开展法制副校长培训班2期，人大代表履职讲座2期，人民调解员、调委会主任培训2期，领导干部预防职务犯罪讲座4期。三是齐抓共管增强法宣工作合力。全区法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开展专业法的普及工作，大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依法治区工作全面推进。

（二）突出“六五”普法重点，扎实推进了“法律八进”工作深入开展。一是推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区直各部参加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征文活动。二是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到三中、九小、四小等学校督导检查依法治校工作的开展，送去了《青少年以案学法读本》等书籍。三是扎实推进“法律进市场”，在北旺大集开展以“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为主题的防范打击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四是局机关开展了“每月读一本好书”活动，购买了《“六五”普法案例读本》、《中国梦学习读本》等书籍。为区直部门送去了《“六五”普法党员干部读本》等法律书籍。五是新开路、解放道、尖塔、新源道等司法所以展出普法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法制宣传标语、法制宣传漫画、现场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释疑解答法律知识。

（三）强化法治 文化建设，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一是开通__司法门户网，以图片、文字等形式对网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制作以案说法展牌，配以形象的漫画，方便群众学习法律知识。二是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实践。爱民东道司法所邀请律师、法院、工商局等工作人员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对广大居民、商户和调解员进行培训。上半年，主办了 “多彩法宣之夏暨全面推进司法行政进社区文艺汇演”，市司法局副局长段福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农工部长解军舰等领导出席。三是开展12.4普法，39个区直部门200多人在管道新六区、蔬源蔬菜批发市场、3534社区和西后街社区进行宣传，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法律书刊73600余份、悬挂宣传标语70条，展出普法展牌10块。出动宣传车40多辆，其中LED电子显示屏流动车1辆，参加现场签名活动200余人次，解答群众相关法律知识咨询220余人（次）。市委副书记蒋洪江等市区领导到现场指导工作。

二、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夯实司法行政工作根基

（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结合春节、“两会”、经贸恰谈会等敏感节点，组织驻村工作组、各基层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集中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

（二）全面推进基层司法所队伍和业务的规范化建设。一是经区委四届常委会十八次会议议定：司法所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司法所实行司法局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司法局管理为主，司法所办公及业务经费开支列入财政预算，各司法所设所长1名。二是利用三天的时间对19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学习了《河北省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标准》。三是区局为司法所、调委会配备电脑12 台，手提电脑2台。推进司法E通社区矫正平台建设，为每个司法所配备一部定位手机。落实了“四规范”、“六统一”，调解室设立了法制书架，室外设立了法制橱窗、板报、法律咨询信箱等，各项规章制度全部上墙。四是培树了九州、万庄、爱民东道、解放道等不同类别的典型，推广了典型经验和做法。

（三）开拓创新，在全区开展司法行政职能进社区活动。一是成立了司法行政职能进社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关于司法行政职能进社区工作的实施意见》，各司法所也成立相应机构，明确任务、制定方案。二是培育了馨境界、群乐里、吉兴、颐和等“五进社区”典型，做到了普法依法治理进社区、人民调解进社区、法律服务进社区、法律援助进社区、矫正帮教进社区。

三、着力提升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监管水平，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一）强化帮教措施，防止脱、漏管事件发生。一是做好六项工作：宣告、谈话、发放相关文书、签订协议、提要求、进行等级测定。同时，档案实行一人一档，到期后集中装订成册，编号归案。二是规范安置帮教日常工作制度，对重点人员及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重点对象进行清查与统计，做到不漏登、不脱管、不失控。

（二）完善工作机制，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建设。一是10个乡镇（街道）已正常使用GPS手机定位管理系统，实现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网络化，执法规范化、定位动态化。目前，我区矫正工作者已全部配备定位手机，对75名社区服刑人员实行手机定位。二是定期与区检察院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解决。

四、规范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加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队伍建设，规范执业行为。一是以强化学习为目标，深入开展教育活动，使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二是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认真完成了年度考核工作及新律师事务所注册工作。

（二）打造“阳光”特色平台，助推法律服务提档升级。一是对特殊要求的服务对象提供“上门式”服务，并建设服务标准，形成“工作有标准，监督有办法，违规有处罚，实绩有考评”等长效管理机制。二是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__区法律顾问团”主动为项目开工，重点企业的进驻提供法律服务。

五、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推出系列便民利民措施

一是局内设立了法律援助便民接待室，铺设了残疾人专用坡道，配齐了办公设备，将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提交的资料、工作流程等各项制度上墙公示。二是挑选出5名女同志，组建了一支业务精湛、形象良好、爱岗敬业的女子法律援助队伍。统一着装，规范文明 用语，定期组织业务培训，持证上岗。三是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群体，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六、大力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队伍整体政治业务素质

（一）强化理论武装，推进学习型机关和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结合“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组织学习十会议精神，参加全省政法系统网络视频大讲堂活动。局党组成员参加了市委政法委每周五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厅举办的法律大讲堂及区委不定期举办的理论学习班。股室负责人参加了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组织培训班。同时，在全系统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专题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在机关走廊内设置公开栏、学习园地、悬挂廉政文化标语。上半年，局党组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司法局及街道司法所和调委会参观和学习交流，收到良好效果。

（二）促进和谐，认真做好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作。工作中做到“四个一”。一是上好一堂教育课。二是签订一份责任书。三是开展一次大清扫。四是拟定一份实施方案。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为该村4名残疾人协调4辆轮椅送到手中，积极筹措20__0元用于法制村建设。

以上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工作思路还不够开阔，创新不够；二是基层基础设施较薄弱，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经费、调委会补贴经费得不到保障；三是司法行政队伍建设、队伍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4年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八届五次全会、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和区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__区“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三大建设”，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着力在便民利民上下功夫。一是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为全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二是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推进“五进社区”深入开展，落实以案定补”等制度。三是完善安置帮教工作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四是强化社区矫正监管力度，防止和减少再犯罪。五是规范法律服务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六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七是狠抓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八是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篇8

[论文关键词]公诉；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

一、保障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案件当事人是刑事案件的主要诉讼参与人，保护其权利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不断完善，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愈发体现为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

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两方面，从法理上讲，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证，诉讼权利也就是为了保障实体权利的正确实施。一般而言，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一定程序的诉讼参与权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因为，诉讼权利是实体权利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参与诉讼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案件当事人就不能参与到诉讼中来，这样的诉讼得出来的判决结果又何来公平公正可言呢。

因此，保障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确立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而达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目的。

二、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从公诉工作出发

从人权保障入手是保障案件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的重要而常规的研究思路。但笔者通过检察机关多年的公诉工作实践发现，虽然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案件当事人的诸多权利，在公诉环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仍有很多被忽略的诉讼权利，这意味着案件流程的诸多节点都不是透明的，案件当事人对此不知情，也就可能失去或延误了其诉讼权利。因此，笔者认为，从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构建的角度分析其诉讼权利保护的问题，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进过分析和归纳，笔者认为基层刑事诉讼中表现出的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告知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而没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法律规定了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案件当事人告知其有委托辩护人、诉讼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但该诉讼权利的告知仅到此而止，仅要求告知权利，并没有要求解释权利的意义及如何实施权利。由于我国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很多案件当事人对于这项权利是不能理解的，而没有相关指导使得这项权利对当事人来说缺乏可操作性，也就不能真正实行。

第二，诉讼流程不透明，审查起诉期限不向案件当事人说明。审查起诉阶段仅规定了公诉部门有受案时告知案件当事人的责任，其他审限改变的情况，如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提起公诉等，都没有规定要向案件当事人进行告知或说明。这就造成了有的时候案件当事人对案件进展情况不了解，导致不知如何参与诉讼、不能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等问题。

第三，被害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交通肇事案件中，经常发生被害人死亡，其身份又无法查证的情况。这时附带民事诉讼就无法被提起，既影响了被害人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又影响了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发生后，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属转移、挥霍财产的情况，使得被害人未来的求偿权受到侵害。法律对此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能否予以财产保全的规定。这两方面都造成了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诉讼权利无法行使。

第四，检察机关对审判阶段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没有监督。法律规定案件起诉后，向案件当事人告知诉讼权利并协助其刑事诉讼权利的责任就转移至法院。但在司法实务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些法院经常怠于履行这部分责任。这就使得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最关键环节——审判及附带民事诉讼中无法参与进来。同时，理论上讲，审判阶段公诉部门已经没有告知诉讼权利的责任和义务了。但法律对公诉部门的审判监督职权中，没有规定可以对法院的这种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造成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

三、完善对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的设想——从公诉工作规范制定角度

第一，应当拓宽案件受理时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范围，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要对于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审查起诉阶段承办人在受理案件时对其进行告知并协助其申请。同时，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对于有申请意愿的，应当协助其与辖区内法律援助机构取得联系。

第二，提高案件审查起诉期限的透明度，延长审限需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公诉阶段由于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造成的审限延长，没有规定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告知，造成了审限的不透明。但如果规定每一个案件在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都向所有的案件当事人进行告知，又会过于增加工作量，降低案件审查效率。因此，可以规定“案件当事人对因案情复杂依法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情况、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有疑问的，应当对案件当事人做出解释和说明。”

第三，增加案件起诉后的诉讼权利告知内容，审判阶段重要事项的告知也要进行监督。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起诉后，向当事人告知诉讼权利的责任就转移到了审判机关。但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因为审判机关的疏忽造成案件当事人丧失权利。因此，可以规定公诉部门在案件提起公诉、通知开庭、作出判决这三个重要节点，都要对审判机关做出提示，监督其对当事人进行告知及说明，告知其诉讼权利，协助其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同时，还可以规定在庭审过程中，也要监督审判机关是否忽视了当事人委托辩护、参与附带民事诉讼等诉讼权利。这一方面是公诉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监督职权的行使。

篇9

关键词　审查逮捕程序　律师阅卷制度　立法　实践

审查逮捕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审查阶段意味着侦查程序的终结，那么审查逮捕阶段可以说是侦查程序的制高点。审查逮捕是承接侦查过程中的立案和检察环节中的审查的桥梁，是连接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实质意义上的起始程序（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往往体现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法定的逮捕标准是衡量立案质量的依据之一，其直接影响侦查程序的进行。司法实践中，对于疑难案件审查逮捕的适用往往是检察机关内部审查逮捕和审查部门联席通案的统一意见，此种情况下的逮捕意味着该案件基本达到了提起公诉的标准。所以，在审查逮捕阶段应该构建律师阅卷制度。

一是立法上的完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律师阅卷的时间介入点始自“审查”阶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我国立法关于律师阅卷权规定的不足之处是：一、不能与国际规则及制度接轨。《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在保障律师阅卷权方面，做了充分的规定，并要求主管当局应尽可能早的设立律师阅卷权。此外，世界上大多国家都规定了律师阅卷权的充分性和尽早性，如英、美国家的证据展示制度和德国、日本等国均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二、有违控辩平衡的原则。控辩平衡原则要求程序上的对等和实质上的力量均衡，而在我国现实中，控、辩双方力量的不均衡已经相当严重，在程序上也是难以对等：从掌握的案件的材料方面而言，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已经介入了侦查机关的案件卷宗，而作为辩方的律师还在苦苦等待审查时刻的来临。三、对侦查权制约与监督的先天不足。在侦查阶段，法定的对侦查权监督和制约主要是检察机关的职能，该职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体现是“审查逮捕”。而现实中，由于侦、检的控诉利益的一致性，这种监督和制约往往被“互相配合”所取代，使侦查阶段的监督现于真空状态，而此时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一方、也是对侦查权的监督最有积极性的一极——律师，却被排斥在阅卷权的门外，从而造成辩护方权利的不足。

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是律师阅卷权介入点始自“审查逮捕“阶段的有益参考。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阅卷权和会见权及调查权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整体，而现实中，律师的阅卷权更具有效性，后两者的介入时间之早和保障程度之高是前者的有益参考。

立法建议：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和《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赋予委托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逮捕之日起具有阅卷权，并规定检察机关的告知义务。

二是制度上的构想。基于现行律师阅卷制度在审查和审判阶段的成效和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现对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阅卷制度构想如下：1、阅卷的期间：宜规定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整个阶段，应始自审查逮捕部门受案之日，终于审查逮捕部门签发《批准逮捕决定书》或《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之时。2、阅卷的地点：在检察机关特设的阅卷室进行。3、阅卷的程序：委托律师持律师资格证和委托书及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可随时向检察机关书面申请，检察机关应在当天予以安排阅卷，不受阅卷次数和阅卷时间的限制。4、阅卷的范围：本案的诉讼文书、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技术性鉴定材料及有关实物证据。5、阅卷的方式：查阅、摘抄、复制、下载。6、阅卷的效力：由委托律师书面向检察机关就案件事实和证据发表意见、就是否适用逮捕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应入卷归档。7、阅卷的限制：对于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案件、阅卷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案件、不利其他相关案件侦查和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允许律师阅卷。8、阅卷的保障：规定违反阅卷制度的相应后果。如对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或者纪律处分、律师向上级检察机关的申诉权、程序上的制裁措施等。

（作者单位：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篇10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