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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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市场调节极大地解放和带动了各项资本的生产力度，也推动了科技含量和经营管理的进步。但是，市场调节并不是万能的，常会出现通货膨胀等现象，这些现象往往具有滞后性，会导致正常的经济运行情况突发性地大起大落。如果市场调节是唯一的手段，则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同时会产生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平到严重的两极分化等弊端。解决这些问题，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可以有效地缓解和克服这些现象，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实现，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方式，同样克服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其最好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考虑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更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有力的支撑体，这样才能使得经济趋于平稳的状态中。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宏观调控虽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瞻望到在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是应提出来作为改善的因由。纵观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无论在宏观调控的监督和制定方面，还是在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方面，我们都不难看出还现存着一些缺陷。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同法律法规的建立一样，任重而道远。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呈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结构的不合理问题还比较明显，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对调控行为不承担责任。盲目投资的结果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其次，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错位，导致许多本应由企业和个人承担的责任却由政府承担，而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又由企业或个人承担，造成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随意性大，决策程序不科学，缺乏民主性, 缺乏约束感。再次，贷款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基本建设的贷款金额继续增加，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大。

以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决策机构的不稳定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真正地解决这些抑制宏观调控政策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结构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市场投资的盲目性和缓慢性，就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不能遏制，其随时可能再度出现。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处在重要的时刻，加强宏观调控对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员来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其的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亦不能松怠。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落实我国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用更多时间努力调整其结构，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和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去。除此之外，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为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还应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应该尽快地出台有关法律，把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内容，以法规的形式规范起来。只有这样，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体制上，才能有所发展和保障。

我国市场经济现状下宏观调控的应对措施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些客观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及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等各种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人口、环境、资源等各种压力也仍在不断加剧，财政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挑战将更加严峻。我国处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调整的重要关头，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建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稳固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导，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我国政府还必须根据国情制定一些适合我国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从而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有针对性地发展我国经济。现针对我国市场的经济现状，提出相应的宏观调控的措施和策略。

（一）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应当采用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其关键政策也是如此。面对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突发的经济危机、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我国政府应当相应地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如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坚持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妥善处理发挥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及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合理适度。对当前存在的流通量过大问题，要通过相关手段，促进货币流通量向适度转化。避免投资过度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也可以通过提高利息和准备金率来减少货币供应量，或者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恰当减少财政赤字、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手段，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还应注意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国家发行国债，在此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货币供给需求量和货币流动性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发挥在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和市场供给调整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优化信贷结构体系，对机制效益好的企业给以优先的支持态度，努力把企业市场经济变革的环境创造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我国宏观调控下的政策性贷款相应地加大力度。

（二）合理改善社会就业状况

首先，通过调整财政结构，比如财政支出的上调，基金保障体系的专门建立，使更多失业人员可以得到就业机会。特别对一些下岗职工来说，可以由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以起到对某些弱势群体更好的就业促进作用。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加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技师的培养。适应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重视农民的基础教育和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实现提高青年劳动者就业能力和调节劳动力供给双重目标。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在全社会所有技术性职业工种全部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现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就业的紧密衔接。

其次，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的扶持，比如信贷支持等，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通过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继续大力实施就业援助，开发适合困难群体特点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公益性就业岗位，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用、免费就业服务等政策措施，促进困难群体实现再就业。

第三，建立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的体制。在制定就业政策的同时，失业保障也应被同时重视起来。政府还可以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公民的社会保障，让社保不仅覆盖整个城市，而且也覆盖一些曾被忽视的农村。

第四，坚持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就业。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机制。

（三）宏观调控政策吸收并应用全球化模式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伴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经济活动的涉外比例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更需要抓住机遇，全力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范围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就是要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导引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市场的宏观调控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不同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引性的而不是命令性质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以至于我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中，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外经济均衡的掌握和赶超，显然这是由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对这种发挥了较为积极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比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增长。针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应积极合理地引进外资，优化外国企业的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同时制定合理的出口政策，将对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和提高自身竞争力起到很大的作用。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我国在贸易和自由化投资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改革措施，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政府积极引导以实现区域稳定发展

在大范围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之下，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慢慢扩大，特别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发展的积极性较高，与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在强化发展是第一任务的基础理念上，应当全面实施追赶战略，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西部地区之间造成愈演愈烈的经济竞争以及区域内的发展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区域的盲目行为和过度投资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热情，在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措施的同时，积极引导东部与之加强合作，这样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

第一，实现区域开放。这是统筹区域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打破区域间的界限，使区域相互开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向一体化方向迈进。离开区域开放，统筹区域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实现区域合作。区域开放仅仅是统筹区域发展的第一步，区域开放只是为统筹区域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统筹区域发展还必须全面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在遵循经济规律和体现区域经济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前提下，以提高效益为核心，自愿平等地进行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

第三，实现区域融合。即实现区域空间一体化，这是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是指区域之间十分密切、非常协调、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新型关系。区域之间相互支撑和依托，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以其他方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是区域繁荣的真谛，最终达到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加快区域发展速度并提高效益，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健康发展。

结论

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市场经济必须不断地发展完善，才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政府在国际化的推动下要维持财政平衡，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内。总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高效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并且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当代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策略，有效避免经济的起伏不定和突发状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稳定健康，使国民得以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3.秦群立.加强宏观调节控制，优化商业企业行为[J].企业经济，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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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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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家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了更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引导国家的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也实施了相关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策略，也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本文主要是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及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策，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如今，经济政策广泛的应用于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研究和探讨，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其优势有很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开始对经济政策在实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视。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放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也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需要通过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经济政策等来达到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收支平衡的一种措施，其实施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弹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会常常出现变动，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国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还需根据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来严格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出适合的经济政策［1］。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等。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货膨胀及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主要是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的经济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确定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做好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土整治，将重点放在长期的计划上，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有利于企业发挥出市场机制，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总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追求微观经济目标，还能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经济政策是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对策之一，为了能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将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时，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了解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这时候需就要采取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供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开始转向了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来调控市场，市场来引导企业。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控与管理能有效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引导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也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得以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加强对经济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全面建设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中能有效提升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有了一定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是经济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能够体现出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财政政策也不一样。当市场的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应用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时，可以通过高赤字等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总需求。对于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可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途径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比如，我国在80、90年代时，一度的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国内的经济过热，于是我国颁布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券发行和扩大税收、提高税率的方式来抑制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松紧政策共同结合使用的方式来让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达到均衡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朝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方向发展。在我国，财政政策能很好的体现出其对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各个环节的分配后可以有计划的组织国民收入分配的枢纽，对于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的目的。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相关渠道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量。当社会的总需求过大或者过小时，需要国家减少货币或者增加货币的方式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国家的总供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目的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如果国家的总需求过高，则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进行调节，反之，则相反。货币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价格的变动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效果总效益的提升。由于价格会随着产品的供求而出现变动，价格的上升利润也自然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确定相应的资金，进而有利于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的与财政政策相同的是，货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作用于货币和物价的稳定上。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会通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视。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及时解决，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体介绍，由于笔者对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以后继续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曹培英．关于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几点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2(5)

［2］成晓光．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思考［J］．经济教育学报，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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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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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目标

1.1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一般目标

遵循一般经济理论，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一般目标主要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物价稳定是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享有就业机会。在政府制定的目标中，维持充分就业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改革、稳定与发展的政治问题。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保持国际收入与国际支出的相对平衡，尤其是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基本平衡，避免出现大幅度、持续性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

1.2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要实现宏观调控的一般目标，土地政策必须结合自身特点，确定其中间目标。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1.2.1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源，影响着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因此，制定土地政策时，必须考虑目前土地利用中的低效、浪费等现象，采取有效措施，约束相关经济主体（如，土地使用者、土地市场交易者、集体土地所有者、地方政府等）的行为，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由于土地是社会生产活动的载体，故土地的有效利用还必须包括其承载的其他要素的有效利用，如促进要素所组成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是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土地政策与解决土地利用问题的传统措施之间的重要区别。

1.2.2维护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平性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位置固定性和质量差异性，故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必须要注意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平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点，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人与自然间的公平。其中，前者主要是指人们在居住方面的生活公平性，要尊重每个人都享有居住的基本权利，这在土地政策中有所体现，如针对中低收入者建立的廉租房体系中对土地的利用；后者主要表现为土地政策必须约束人们利用土地过程中的行为，以保护环境，避免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人们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3保持土地市场价格稳定

保持土地市场价格的稳定是土地政策实现保持社会物价稳定的重要渠道之一，这是因为土地价格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土地政策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政策可通过土地供应工具（总量和结构供应、土地规划）、土地与财政金融的交叉工具（如土地税收、土地价格、土地出让金）等，并利用相关的中介指标来达到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这3个终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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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4年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行业风声鹤唳。但是对境外资本而言，他们却坚持自己的判断标准与行事原则，搭乘本轮宏观调控这部“顺风车”，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甚至有望改变一些行业内外资原有的竞争格局。

融勤国际中国区总裁孙红伟说，科学发展观将统帅中国经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政府会逐步加深对市场行为的理解，淡化行政色彩，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有效实施经济政策的路线。外商投资，应该首先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和把握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投资，政策调整和变动的风险始终是要评估考量的重要因素。其实这未必就是坏事，高明的投资者完全可以把握政策动态，发现风险中的机会。

外资在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在国内企业叫苦不迭的时候，外商投资不仅受到的影响有限，甚至乘机加速了其中国投资战略的实施，并在一些领域改变了内外资原有的竞争格局。

搭乘宏观调控“顺风车”

中国商务部早有结论，本轮宏观调控没有影响外资。并且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过热，外资的投资风险将会加大。而宏观调控则化解了这种经济过热的风险，同时使市场更趋理性。这为外商实施长期战略创造了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行业风声鹤唳。但是对境外资本而言，他们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标准与行事原则。一方面境外资本在本轮宏观调控面前，似乎不为所动，因为国家现在的宏观调控手段更多地放在了通过金融控制资金供给上，这对境外资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搭乘了本轮宏观调控这部顺风车。因为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方面此消彼涨，给了外资很好的机会。

在宏观调控的四大重点行业（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中，外资表现有些出人意表。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外资从先前的漠然转向如今的一路高歌；在钢铁行业也不断加大进入力度。

孙红伟说，中国本轮宏观调控中，加强了对房地产业调控、严格规范土地市场，将一些实力差的中小房地产企业淘汰出局，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没有受到宏观紧缩调控的影响，他们正利用资金优势快速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几大著名的境外地产资本如荷兰国际集团（ING）、新加坡政府投资集团下属房地产资本（GIC）、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香港“五虎”等都是逆市投盘，让中国市场为之瞠目。据有关数据显示，2004年外商房地产投资增速惊人，仅2004年1-7月，外商参股公司、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合作企业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分别同比增长87.4%、60.3%、60.1%，远高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

同时由于奥运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透明度的增加，境外地产资本投资的力度还有更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太古地产（香港）日前表示，公司计划投资40亿元开发广州太古汇，未来还计划向沿海6-7个二线城寻求发展机会，并在洽谈1-2个项目。达力集团（香港）则表示，今年将倾力投资国内物业。集团旗下的北京住宅物业――朝阳园三期，最快今年农历新年后出售。朝阳园1-3期项目扣除成本后可套现5亿元。

钢铁行业的过热程度比房地产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同样要对之降温。但是中国目前对钢铁业的投资禁令，针对的是中低端的钢板生产厂家。而外资公司集中生产的却是国内最紧缺的产品。这种需求主导着外资在宏观调控之下不断进入钢铁行业。全球最大的彩涂钢板生产企业之一――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恰在国务院严查江苏“铁本案”、掀起宏观调控的时候获得了批准，落户苏州工业园，总投资2.8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建立一条金属镀层与彩涂钢板生产线。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项投资。而钢铁巨头在直接投资建厂之外，还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已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为期10年的协议，每年将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另外，外资钢铁巨头新日铁、阿塞洛、帝森克虏伯等也纷纷与中国本土钢铁企业合资开拓市场。

宏观调控在金融领域实行信贷紧缩政策的结果，是正在悄悄改变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局面。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在中资金融机构贷款少增、储蓄分流加剧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均呈现出逆势而上的增长态势。

数字显示，截止2004年8月末，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上海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1932.6亿元，同比增长11.8%，比去年同期少增了790.5亿元，比上年末下降1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小，贷款方面逆势而上，增加明显，截至8月末，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333.6亿元，比年初增加331.8亿元，同比多增282.8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6.5亿元，同比多增53.1亿元。

不仅如此，由于宏观调控、紧缩信贷断了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空间，对上马项目、加快增长“痴心不改”的地方诸侯，在与中央的博弈中发现了新的法宝：外资。于是各地吸引外资的力度和优惠幅度进一步提升，外资实际上赢得了大好的扩张机会，得以长驱直入。

融勤国际认为，作为境外资本，清醒地看待周围的言论，清醒地认识到宏观调控的实质，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孙红伟认为，2005年外资将会保持2004年的投资热情，加快在中国的市场占领步伐。

一定要把握政策的动向

正确解读宏观调控，不仅使外商对华投资受到这一政策变动的影响有限，而且还获得了更多机遇。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575亿美元，平均每月超过52亿美元。按此进度，全年有望超过600亿美元。据统计，1至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291家，同比增长7.31%；合同外资金额1350.3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5.53亿美元，同比增长22.05%。照此趋势，全年实际吸收外资有望突破600亿美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数量最多的一年。

外资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应变，从其直接投资结构的调整中可见一斑。由于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外资“有压有保”，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2004年上半年，外商投资高技术领域持续大幅上扬，其中对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等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全面走高，其合同外资金额同比增幅依次为247.2%、195.2%、75.3%和4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依次为62.2%、68.1%、41.4%和74.4%。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快速增加，目前外企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超过30家。

融勤国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改革中，政治改革相比较经济改革略显滞后，这就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因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境外资本在国外的成熟市场环境下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系统的市场经济运作理念和方法，资本的素质也已经非常之高。但高素质的境外资本在投资中国这一并非成熟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政策的动向。

如何应对政策风险

孙红伟建议，境外资本在应对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政策风险时，可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不少大型境外资本都有自己的专业研究团队和针对中国市场的理论观点，但是更多的境外资本自身不具备这样的专门研究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找到有效专业的独立机构的意见非常重要。这一途径主要包括：现有大型境外资本的独立研究机构的意见、中国本土机构的意见、资本所有者自身的意见以及政府公共信息等。

其次，面对政策变调整和变化趋势，要逐步建立形成独立意见的能力，对自己的投资安排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因为纵观中国前几次的宏观调控甚至再往前到历史上的经济措施，都大范围地存在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的问题，最突出的反映就是"一刀切"。尽管此次宏观调控国家非常强调区别对待，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是看到了"一刀切"的大刀影子。作为境外资本，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实质要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房地产业作为此轮宏观调控中被中央点名的四大行业之一，通过中央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了业内存在较大的泡沫危机，存在投资过剩的危机，但是几大著名的境外地产资本却逆市投盘。姑且不论这些逆市行为对此轮宏观调控的影响，但是就境外资本自身追逐利润的目的来说，这样走自己的路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三，需要逐渐淡出投机行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境外资本的投机行为将受到宏观调控及各种后续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打击。国内一部分民营经济已经在这样的政策面前受到了较大打击，这也提醒境外资本尽量减少投机行为，降低资本风险。

此外，还应该努力寻找最优投资行为。

最近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频频向外资投以橄榄枝。孙红伟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愿意牺牲小部分利益，以换取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作方式。这对外资来说，是进入中国的最好方式。

他认为，在不触犯中国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到行业整合中来，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最优选择。所谓的经济基本原则就是国家公布的外商投资目录指导等公示性文件，不能涉足的行业当然是要尽量避免的。所谓的行业整合，是针对此轮宏观调控后必然会对部分重点调控行业的资源进行打破所有制限制、资本来源限制的重组，而这样的行业性的资源重组整合是进行低成本扩张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境外资本虽然将面临有实力的民营经济和有政治要求整合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但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中西部将是投资政策天堂

虽然中国的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资的热土，但是，孙红伟认为，随着中国政府“全面、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政策思路进一步贯彻实施，未来20至30年里，只有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重现改革开放前20年的投资政策天堂的待遇。所以，在结合资本自身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向中西部进军将是最优选择之一。

在2004年，外资投资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资金增速高过全国平均水平。这有助改变目前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格局。但是由于中国的东北和西部地区，都是在很低的基数上取得样的增速的，所以目前，中国东部省份吸收的外资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仍超过85%。

针对外资更多流向东部的现状，孙红伟认为，目前真正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市场的外资还是太少。大部分外资总是更多地强调公开、透明的市场化运作原则，力图使中国的市场环境适应自己，而不是调整自己，顺应中国。在孙红伟看来，中国的市场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总是把资金集中在成熟的市场化地区，那么外资将错过很多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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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相适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假设、识别，进而运用eviews软件，基于ILS法对方程进行估计，为了估计的准确性，考虑到当期行为还要受到上一期的影响，进一步用2SLS法进行估计，得出相应模型估计方程。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 联立方程模型 ILS 2SLS eviews

一、引言

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经济计划的四个基本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总水平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中国在2005年以前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案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然政策的的实施往往与其理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开始，中国一直以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为基础，因为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并且其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在于国家可以为了合理的干预经济，以制定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有效调控和管理经济的运行。

而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就是关于国民收入变动中的问题，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加以测度，测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的重要指标有国民收入等。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涉及四个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国际市场。研究一个国家的收入如何决定，要从分析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开始。本文就根据凯恩斯宏观调控原理，建立不存在进出口条件下的简化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型来研究国民收入对消费投资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符号系统

1.模型假设

针对本问题，建立以下合理假设：假设不存在对外贸易，只有家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假设不论需求量为多少，经济社会均能以不变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供给量。

2.符号系统

三、联立方程模型与案例分析

1.模型建立

通过引言的描述，经理论分析，采用基于三部门的凯恩斯总需求决定模型，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条件下，通过消费者、企业、政府的经济活动，分析总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设理论模型如下：

（2）投资函数的识别性

由于投资函数与消费函数的结构相近，判断过程与消费函数完全一样，故投资函数的阶条件和秩条件的判断予以省略。结论是投资函数也为恰好识别。

综合上述各方程的判断结果，得出该模型为恰好识别。

3.案例分析

由于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均为恰好识别，因此，可用间接最小二乘估计法（ILS）估计参数。选取GDP、消费、投资，并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替代变量。这些变量取自1978年――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数据。

四、主要结论以及意义

通过ILS估计得到的结果，可以得知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且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每增加1单位的收入，将分别增加0.5776单位的消费和0.3940单位的投资，同时可以从方程中看出，当收入为零时，消费函数为正值，投资函数为负值，这意味着当收入为零时消费行为仍然存在，但投资行为可能不存在，或者投资收益为负，这一点与现实相符。

通过2SLS估计得到的结果，可以得知在考虑上一起消费和投资行为对本期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减小，对投资的影响增大并且大于对消费的影响。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上一期消费与本期消费正相关，上一起投资与本期投资负相关。

从模型的角度看，通过模型的建立以及估计，将收入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定量化便于分析比较，对研究有一定的好处，更有利于客观的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和经济发展进行探索分析。

从政府的角度看，研究收入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有利于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政府购买来调节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投资，也可以根据消费投资的现实状况对当下经济运行做出判断，进而制定一定的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36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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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中性政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投资膨胀是否引起了经济过热，前些时，大家议论纷纷。时下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由汽车、住宅产业带动新的增长周期，对投资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猛上，为出政绩，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2.1%，而地方项目则增长64.9%。

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什么境地?现在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偏冷的通货紧缩趋势。去年以来，虽然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三季度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9、10、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长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扬，同比上涨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继续上扬(4月3.8%，5月4.4%，6月5%)。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上，其余比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涨5%，其中食品撬动了CPI上涨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涨只0.6%，甚至还有下降的。权重最大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是下降的，如衣着、家电、汽车、药品等。而粮食价格则是恢复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价格为基准，粮价提高50%才恢复接近1997年的水平。粮价上涨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与前一时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没有关系，也与投资高速带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关系不大。消费物价指数尤其是除去粮食外的核心CPI，总的看大体上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据我过去提过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间，都算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有部分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如1—5月电力生产增长16.4%，但在全国范围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铁路前5个月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增长，下岗剩余劳力也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贷差还不小，6月末约为6万亿元；生产能力除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外，也不紧张，大部分加工制造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宽松甚至过剩。因此人力、财力、物力的供给都有剩余。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2003年GDP增长9.1%，2004年一季度增长9.8%，二季度增长9.6%，上半年增长率为9.7%，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即使经济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当前的瓶颈制约，如对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紧缺，应当继续引起重视，因为处理不好，它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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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宏观调控 房地产市场 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促进了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了能够有效的抑制房地产经济泡沫的逐渐膨胀，我国的相关部门运用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政策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控制房地产价格，维护房地产发展的秩序，使房地产事业能够得到快速稳定的发展，最终实现房地产市场和国家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一、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我国经济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一定程度的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是也相应的带来了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这就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比如采取变动税收和支出、变动货币量等相关政策，来有力的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秩序，缓和经济矛盾。比如在“国五条”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楼市调控由供求关系管理转向预期管理等内容。

1.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财政政策，指的是我国的相关部门采用变动税收和支出的手段，来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和就业产生影响。在房地产事业发展最为蓬勃时，通过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政府减少支出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减少投资者获得的利润、提高房地产的投资成本，从而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减少潜在消费者，缓和经济市场矛盾，避免由于房地产发展过快而引发的其他问题，最终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2.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加大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从而对利率和相关的需求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再贴现率政策。其中，存款准备率政策，指的是我国运用提高或者降低银行存款准备率的方法手段，来增加或者减少银行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到利率、投资。比如，国家为了有效的控制房价的上升，可以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银行存款，减少银行的贷款数量，进而提高银行利率、减少投资者贷款，最终有效的缓和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力，避免其他问题的出现。再贴现率政策，指的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行的放款利率。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率政策，对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控，对利率的升降产生影响，对房地产市场投资者资金的流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有效的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以及贷款等进行控制，抑制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控制房价，进而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

二、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作用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尤其是近年来，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得到了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国家通过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有效的将房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1.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相关部门的2013年我国经济预测报告中，可以了解到，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下，预计今年全国的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在每平方米6200元左右，和去年相比，同比上升7.6%，并且房价的整体走势为前期高后期低。其中，我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商品房的售价呈持续上涨趋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2.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作用

（1）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税收调控政策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和房地产的价格上升，会一定程度的促进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物价上升，比如建筑材料行业、钢铁行业等物价的上升。这些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物价上升，又会促进其它行业的产品或者服务价格水平的提高，进而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居住需要住房、企业办公需要写字楼等原因，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不同程度的增加居民居住、公司办公以及企业生产的成本。另外，由于人们居住环境的成本提高，人们对工资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进而又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因此，在控制房地产的价格控制过程中，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税收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中的保有阶段进行累进课税的手段，有效的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力度，从而平稳或者降低房价。

（2）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指的是在我国建设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限价房等具有保障性的住房，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提高房地产在市场上的供给量，尤其是对我国中低层收入者的住房供给，从而有效的控制房价。通过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能够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人们的住房，控制房价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3）宏观调控政策中的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的房地产供给的自然垄断程度很高，因此，可以通过运用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对房价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向当地政府买土地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在相关的土地合同上要明确规定该块土地用地有房价的控制上限，在此背景下，进行“价高拍卖”的土地拍卖方式。房地产开发商如果违反了相关的土地合约，房价超出了所限制的范围，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在我国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手段进行房价的控制过程中，首先要采用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最高限价法在前者不能发挥作用时，考虑最高限价法的调控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目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位运行，宏观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出现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高的现象，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各地地方政府控制着许多资源和国有企业，他们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对象，而且还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者。一些地方政府以本地区的局部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对于不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因此，加强各地政府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力度；将以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健全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府职能、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以及产权等制度；

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等，从而有力的促进公关调控政策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出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辉龙,王先柱.房价、房租与居民的买租选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06)

[2] 张所续.我国银行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J]. 资源与产业.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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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