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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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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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特点

1.1财政政策内涵及特点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它是国家制定各种财政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政策主要是由三种构成工具组成。其一，政府支出。政府的购买支出直接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大小，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情况。政府支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由两种途径组成:一是政府购买政策;二是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指当前的各种政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民生政策。其二，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影响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借助税收政策来影响社会的物品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对社会各行业起到激励作用。

1.2经济增长内涵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可以说经济增长率高低直接反映出该国家或该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以及生产率水平。根据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经济增长率可以用公式:G=Yt/Yt－1来表示。其中，Y为本年度经济总量的增量，Yt－1是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由此可知，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投资量、劳动量的方式，优化配置各种科技技术等来提高生产率水平，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2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2.1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上述可知，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行为、转移支付政策等都能够起到进一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作用。根据我国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可知，政府支出一般是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当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比较大，则该阶段中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水平则较高，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起到促进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文教方面，社会民生活动、教育活动都是重要内容。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总量提升，则可以明显的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2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节。例如，制定适宜的税收政策可以重新分配收入情况，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起到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组织并且开展相关税收收取，为政府财政筹集到资金，再将这些资金应用到政府的各种支出中。简单来说，良好的税收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二，税收政策还会对个人开展税收行为，这一举动推动经济收入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或是储蓄管理，从而起到活跃市场经济的效果。

总而言之，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影响经济增长。财政预算政策正是表达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相互关系的概念。它主要是由财政赤字、财政盈余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三种形式组成。它们对国家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影响较为隐晦间接，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国家财政出现明显赤字，则表示财政收入不能够满足支出需求，各种政府的支出行为受到限制，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的作用。财政赤字还会带来排挤效应，从而促进政府对现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新配置社会的各种资源，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

3发挥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手段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以及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发挥贡献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需要合理制定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要想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需要厘清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情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

3.1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特点制定财政政策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至今，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一共经历了5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周期，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时长在35～40个月。在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经济增长趋势开始走弱，但是之后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因此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增长动能。此时就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式来达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经济结构发展势头的下行，这些数据特征都显示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放缓的趋势。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全面解析，从而制定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才可以有效地获得经济发展增率。如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投资和生产率三个动能都处于疲态。以投资为例，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效率正在下降，在未来投资总量的增长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持续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的方式来有效地激发投资潜力。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持续不断的增长。

3.2提升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将呈现出稳定且缓慢的发展趋势，当下仍旧可以通过各种相关政策的制定，辅助财政政策来提升经济增长率。

其一，通过积极的针对性较强的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经济只有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够让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求能够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经济体系，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其二，通过精细化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动能所在，国家财政政策也是倾向于如何提高投资总量、提升出口量为重点。而当下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探索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核心所在。当下根据全球社会的发展趋势，可以增强消费增长的动能，逐步提升消费占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当前需要通过出台各种精细的、多样的财政政策措施，促进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由此来反作用于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如在财政支出政策上，可以提升其在社会文教层面上的支出水平，让更多的文化消费、绿色低碳消费成为消费重点。其三，实现各项政策的统筹规划，加快打造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下更是要求国家的相关政策都能够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目标，在此要求下制定各种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如财政政策的制定中，要能出台相应的政策，提升我国国际性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财政支出上加大对各大高校的科学研究基地的支出水平，为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提供一个实践实验基地，提供一个科技孵化基地。其四，实现财政政策优化完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基于调查数据可知，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处于0.46以上，这一状态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其达到合理水平。对此则可以通过我国财政政策中的详细内容，如通过完善按劳分配的机制体系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还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的方式，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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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 经济增长 影响 因素

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加强农业经济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使城乡地区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就农业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希望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农业经济增长的含义

目前来说，我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然而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不利于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对农业积极的进行宏观调控，根据不同的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从而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民收入，也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来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正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仍然难以形成一定规模。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力度不够，国家没有加强对农业经济的重视力度，也没有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受到技术和当地环境条件的制约，使农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为此，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经济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开发和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切实保障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区位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指农业经济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区域因素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农业经济发展明显会受到当地地理位置、城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著名学者杜能提出农业经济受距离市场远近、集约化水平以及经济作物种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德国专家韦伯和舒尔兹也提出了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来看，通过一定规模的交通设施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始终存在。

2.资源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通常来讲，资源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自然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土地资源、水文资源等多方面条件都会对农业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没有良好的自然生长环境作为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只是空谈。财力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同样难以保障农业经济的增长，无论是农业生产设备还是农药、化肥等资源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作为保障。人力资源同样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缺乏对农业种植的重视，人力资源都难以保障，那么农业经济将无法实现快速增长。

3.科技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不断发展。一般来说，科技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促进了农村地区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从而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得到改善。第二，科技进步推动了灌溉技术、栽培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农药、化肥在防治病虫害方面效果也更为显著，因此土地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科技进步推动了土地改良技术、荒地开垦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有效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4.国家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国家政策对农业经济建设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对农业经济进行调控，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土地、农民等各项政策都会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种植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增长。国家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力度也会影响农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农民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5.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国际形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等方面。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产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产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拉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

6.社会消费情况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农产品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对农产品的消费和需求，因此，社会消费情况也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日常收入也会对农产品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此外，农产品的口感、质量、消费水平等因素也会制约着农产品市场，从而对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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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

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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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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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说，谁要是搞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谁就可以得诺贝尔奖。这无疑是一支让中国经济学家们激动不已的强心针。我不禁要反问：“中国真的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秘密吗？”其实，约瑟夫・熊彼特早在他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已明确指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的组织五个创新因素。这五个因素其实可以合并为一个因素，那就是具有丰厚利润或者说回报的商机出现以及低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前，首先界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必要的。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一种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净增长。经济增长必须是消费者获得同样的效用耗费更少的资源，或者耗费同样的资源消费者获得更高效用。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呢？我们对照熊彼特所说的五要素逐一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第一，引进新产品。在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器时代已经来临。进入九十年代，汽车、电脑及住房又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而且这新三大件的市场在中国远远没有饱和。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供小于求，意味着高额的垄断利润率，同时也意味着新市场的出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高投资回报，从而意味着加速增加的投资。你说经济能不增长吗？

第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说采用新技术）。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可以引用。先进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意味着加速增长的投资。而且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是大量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的新技术

第三，开辟新的市场。就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前被平均分配制度压抑了而已。试想，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谁能消费那些更高档的产品，单一的、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就成为必然，而低层次的产业往往意味着低生产率。一旦“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水平有了差距，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出现，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就成为必然。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意味着高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第二，按照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深度的观点，在大市场下，分工的深化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市场大也有利于新产品的推出，因为新产品的前期投资往往很大，这意味着风险大，没有足够大的利润或预期利润是没有人愿意冒大风险来投资的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的。另外，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少也能为市场的扩大创造条件。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这一点的实质是有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可用。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现在仍然）有数亿的过剩劳动力，加之其生活水平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低，其工资水平也就被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过剩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零，也决定了其工资的水平低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廉价生产要素成本常常被忽略，就是使用公共资源的成本――税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偷漏税的事情太普遍了。这也为生产者事实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率，促进了投资。

第五，实现工业的新组织。这一个因素可以扩展为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的出现。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体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改革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无一不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改进（独立经营的每一户农民也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民的粮食问题（当然还有种子、农药、栽培技术的功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把管理者和生产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调动起来了，原本亏损的企业也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

除了企业组织在产权上的革新（私有化）外，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改进――如适度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纵向一体化经营原本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在我国由于财政分割和政府考核机制的不科学造成地方经济大量的低层次重复性建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也许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二、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源泉吗？

(一) 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抑制或者促进投资的货币政策而言，只是调节经济增长的步伐或者节奏而已，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和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只是减少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或者增加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质量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要区别看待。用于基础设施的积极财政，如果当时的经济基础设施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那么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一点其实可以归结到有更廉价的生产要素出现一类。反之，是资源的浪费。因为很多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或者说关键）因素并不是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而在经济较热的情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往往较大，而这时紧缩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抑制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压抑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分别而论，如果是顺应经济的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不是顺应经济的就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收入分配政策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通过增税的方式来增加穷人的收入降低了利润率，不利于投资的增长，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该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资源利用不充分；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由该轮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导致的需求不足（相对过剩）已经转变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了，通过增加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起到扩大市场的作用。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吻合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要素的利用效率，这只有在公有产权中才存在。对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实可以归结到廉价生产要素和开辟新的市场两个经济增长因素。对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可以归结到实现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

（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无疑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一个私有制的经济系统中，资源会自动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下，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抑制，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结果会怎么样呢？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但其增长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已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其增长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在公有产权占主体的经济体系中，产业政策又另当别论，其不过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投资计划而已。其在竞争性产品领域的低效率是公认的事情，更不要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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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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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供给侧改革;调控

回顾我国近几十年来高增长的供给管理政策可以看出，前几十年我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行政力量、大量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为摆脱贫困近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所采用的管理政策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包括前几十年各地方政府政绩均以GDP来论高低。自2008年以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逐步将供给管理转为需求管理。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是，首先要实现要素供给增长和实际总需求的增长。在供给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刺激内需和扩大外贸是当前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中长期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引擎。供需关系不能分离，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矛盾不仅有需求矛盾（内需市场还未完全打开），也有供给问题（“高精尖”需求缺口巨大）。

1供给侧与需求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理论上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主要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需求管理手段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的调控手段。供给管理手段主要有：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人力政策、工资福利政策等，其调控措施耗时长，主要作用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管理中。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间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就使得我国地区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需要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特点做出供给侧或需求侧的管理来稳定经济增长。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市场价格水平短期内总水平保持不变，由于价格粘性，需求侧的总需求一旦不足，会导致供给侧产能过剩，这时通过刺激需求，则能有效带动供给侧总产出同步增长。在社会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和政府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财政倾斜力度能有效调整需求，最终实现总产出尽可能高，实现实际产出达到极限。供给管理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长期。经济的增幅主要受制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水平、社会技术、政策因素等。要想实现经济长期处于高增长状态，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供给侧调控政策主要随总需求的变动同比例正向变动，使其产出长期处于高水平不变，通过制定中长期的产业结构政策、技术扶持、资金扶持、人才扶持等来促进实际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不仅依赖传统的供给数量，还要在供给的质量上实现突破——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还要落实各阶段的短期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1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据凯恩斯理论可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作用，会导致需求不足。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控来有效刺激消费、出口和投资，能使经济产出尽可能增大，从而达到供给潜在水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调控手段主要为：(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买入债权，降低各类企业贷款成本等，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2)增加政府财政支持，提升企业产能，扩大攻击。(3)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增强各类企业活力，激励和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强投资信心。

1.2供给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供给管理主要通过改善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两大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

1.2.1降低供给要素成本

降低供给要素成本简言之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生产成本、赋税成本等。降低要素成本的主要手段主要有：深化赋税改革，通过合理减税，降低企业赋税负担；通过搭建平台或信息渠道，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信息帮扶，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招聘、人员培训等帮扶工作，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力培训成本和人力管理成本，不仅能有效提升就业率，还能为企业解决招工难等问题。

1.2.2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

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条例，并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政策体系，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从而有效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同时通过优化自主创新和市场环境，使市场留得住人和留的住人才，并最终有发展和成果。通过优化产能、优化技术全面提高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协调好各供给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经济朝更高水平发展。

2新形势下保持经济高增长质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通过我国前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需求管理职能扩大产能，提高经济总量和数量。新形势下，通过需求管理不仅能实现长期增长还能使传统经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消费不足时要想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不断扩大投资、扩大产能、提升效率。一旦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贸易壁垒抬头，我国的经济增长必将遭遇断头式下跌。因此，供给侧问题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含量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因此要想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必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加强自主创新扶持，从政策上和财政上加强扶持和倾斜，通过需求侧来刺激内需和外贸（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来确保经济高增长、包就业和保稳定。

2.1新形势下需求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投资与投资方式转变相结合。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投资管理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策略，要科学合理地引导资本进入朝阳行业，要让有限资本起到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市场。通过转变投资方式、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最终提升投资效率，实现资本良性发展。在各大领域，不断实现资本来源多元化，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转变为由政府、民间资本或外资多元化发展，由政府灵活引导社会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刺激需求和绣球结构不断优化想结合。进一步落实和改善城乡居民民生需求，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面，让社会居民不再为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就业难等犯愁，让人民学有所用、劳有所居、病有所医，使人民放心地消费。

2.2新形势下供给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供给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淘汰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从产业低端逐步走向产业高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步由“中国生产”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大力发展创新性经济，创新能力是企业、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只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攫取市场份额。不断完善供给结构，打破贸易壁垒思维，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市场来决定供需，将政府摆放到服务的角色和位置上来。

3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分析

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下，中国经济更加致力于长期增长因素的改善，并通过可持续性的生产能力改善，来达到一种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平衡。通过改善社会供给关系，将当前的短期增长任务纳入到长期的增长框架之中，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到达一种可持续性的状态。在整个供给侧改革思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兼顾短期的供给要素和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其主要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以“供给侧改革”为基本核心

以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方向，希望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投入来扩大国内供给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但在目前产能过剩、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当下，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必须按照“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并通过降低垄断、赋税减免等措施，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管制，从而达到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的。整个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要求社会生产资料逐步从生产过剩的行业退出，并积极转向新的产业，用新的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而宏观经济管理策略方面，也需要在金融、政策以及税收等多个方面给予便利，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效率。

3.2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由传统产业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当下，供给侧改革必须走一条与以往所不同的、集约化的发展之路。政府要积极以“供给侧改革”主导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利用结构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并引导各种国内资源向着新型产业聚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资源的调控中，新型产业发展和分工体系，要注意摆脱以往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向集约化、高效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将原有的资源消耗性增长逐步转变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经济，另一方面要将原有的数量型经济扩展逐步转变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从而保证环境、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促进新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完善。

3.3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管理的协调性

经济的增长必须考虑到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协调性，只有当经济的短期波动于长期趋势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能保持长期且稳定的增长，也才能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和供给侧改革，都必须充分重视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趋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改善短期增长模式、优化长期增长效率，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影响长期经济因素、扩大生产边界和效率，达成以“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而促进国内经济体系、供给体系及产业分工体系的组织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李停.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6(06).

[2]江飞涛,李晓萍,贺俊.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基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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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尚处于要素驱动型增长的特点，也从整体上对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的存在予以否定。同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值得推敲的。①Zhang等研究了资源丰裕程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发现在1985～2005年中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而当考察1995～2005年的子样本时，他们发现资源诅咒的现象却消失了（Zhang等，2008：7－29）。为此，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本文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出台作为间隔，考察区域发展战略影响下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②根据国家政策出台的时间点，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以1999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为界，进行前后两阶段分析（计量结果参见表3）。

首先，西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3中模型一和模型二）。在西部大开发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且作用略有增强。人力资本贡献率提高，这与邵帅和齐中英的结论略有差异（邵帅、齐中英，2008：147－160），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为最早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效应需要一定时期才得以显现出来。科技创新系数由负转正，与开发前期西部的科研投入水平偏低、科技转化能力不强等原因有关。整体来说，在西部大开发之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对外开放。而西部大开发时期，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起着整体主要作用，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随后，最后是自然资源资本。

其次，东北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3中模型三和模型四）。在东北振兴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系数值在增大。可见，自然资源资本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显著。物质资本系数值变大，源于在东北振兴的项目推进中加大了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系数增大得益于国家对教育扶持力度的增强，也得益于东北地区既有的教育水平。整体来看，在东北振兴之前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期，对外开放仍然对经济增长扮演主要作用，自然资源资本随后，最后是政治制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再次，中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3中模型五和模型六）。在中部崛起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数值增大。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资本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相对明显化。物质资本的系数变大，可能源于中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系数均为正值且不断增大，则与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有利于要素流动相关。对外开放在中部崛起前后期的系数值为正且数值远大于其他因素的数值，可见外向型经济在中部地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体看，在中部崛起之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后是自然资源资本。而中部崛起时期，对外开放则对经济增长起着主要作用，随后是物质资本和科技创新。

最后，东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3中模型七和模型八）。在东部新跨越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由正变负。可见，自然资源资本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从促进转为抑制。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东部新跨越前期明显要小于后期。人力资本系数和科技创新系数均为正值，与一般性结论相一致。对外开放在东部新跨越前后期的系数值为负且系数值变大，可见对外开放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言，有负向抑制作用。从整体来看，在东部新跨越之前，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而东部新跨越时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值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最后是人力资本。

此外，表4显示的是省级层面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估计结果。从整体来看（1991～2009年），自然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增长都发挥着正向作用，即资源诅咒现象在省际层面没有发生。但是，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前后两期的数据显示，不同地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相异变化。有15个省份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处于正向作用。其中，促进作用增强的省份有内蒙古、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辽宁、吉林、山西、江西10个省份；促进作用有所减弱的省份有陕西、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5个省份。其余14个省份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拐点，其中广西、贵州、湖北、湖南、上海5个省份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由负变正；四川、安徽、河南、北京、天津、河北、浙江、山东、海南9个省份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由正变负。一般来说，尽管从整体区间上没有显现出资源诅咒现象，但自然资本系数由正转负意味着区域经济从资源红利期步入资源诅咒期，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

二、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

从两期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传导作用，但这并非是其唯一传导途径。通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我们来考察上述其他控制变量（M）与自然资源资本（R）之间的关联情况，进而找出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Mit＝b0＋Rit＋εit（2）我们继续采用上述的分段式分析，通过方程（2）来分别考察各区域前后各控制变量与人均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其间接传导途径。同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各区域在相异政策背景下自然资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真正机理（由于篇幅所限，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结果参见文后附表1）。从区域发展战略前期看，西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通过3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处境完全一致。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后，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增多，西部地区的间接影响途径有所变化、但没有数量提高。资源禀赋作用的发挥以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渠道最为常见，而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的渠道作用仍有待理顺。为更好地反映间接传导途径上各控制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我们将表3和附表1中的系数估计值结合起来进行分析①（具体结果参见表5）。

其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0911。西部大开发时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物质资本、对外开放有抑制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的为0．0317。在西部大开发前后两期，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0．1826变为0．1692，均产生了资源红利效应，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其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东北振兴前期，科技创新、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0052。东北振兴时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1371。综合直接传导和间接传导途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东北振兴前期为0．3159，后期则为0．6116，都起着促进作用，且正向效果有所提升。

其三，中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中部崛起前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科技创新则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0454。中部崛起时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物质资本则有抑制作用，整体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0922。从整体看，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从0．0284上升为0．1983，资源红利效应增强。

其四，东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东部新跨越前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总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5019。东部新跨越时期，物质资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则有促进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的为－0．9090。整体来看，在直接和间接传导作用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0．9910下降到－1．0287，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

三、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在整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在区域和省级层面的效果存在差异。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仍持续发挥着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西部地区有所减弱，在东北和中部地区得到增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则出现转折。

其次，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省际层面尚未出现，该结论适用于1991～2009年时间窗口的整体分析。但就个别省份而言，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出现拐点，意味着其开始步入资源诅咒期。同时，也有一些省份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显下降趋势，如果处理不好自然资源与其它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样有可能面临资源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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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经济都在迅猛的发展着，同时，税收收入也在高速增长。整体形势是经济与税收同步增长。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显现出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趋势。税收是保证一国实力的重要手段，宏观税负问题是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对于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而言，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尤为重要。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宏观税负大幅增长，从1993年的13%至2012年达24%；除此之外，我国现行的税收结构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2013年间接税与直接税之比达7：3。

一、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原理

首先对税收与GDP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基本关系进行分析：

（一）税收与GDP

GDP是衡量经济成果的总指标，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从价值构成、收入分配和使用这两个角度，并且使用生产法、收入法和使用法这三种核算方法来反映最终成果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过程。可以说GDP是最大口径的税源。由此，GDP被选为税收分析的重要指标，有着重要意义。

（二）税收与投资

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缺少投资，就会影响外延的经济扩张和经济增长。税收收入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投资对于税收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反之，税收对投资也有影响。从政府投资的角度来讲，一方面，税收是政府投资筹资的主要渠道，国家可以通过增税或者减税来调节投资；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等行为将资金提供给企业等投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非政府主体的投资行为。

（三）税收与消费

消费是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价值实现的标志，也是产生税收的源泉。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税收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刺激居民消费意愿等方面有推动作用。消费作为GDP的构成部分，其增长可使GDP一对一的增长。

（四）税收与出口

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当出口增量增加时，净出口必然增加（假定进口增量DM一定，还会带动GDP以“贸易乘数”倍增加，即DY=[DL+（OX-DM）]/（1-C）。其中Y为GDP增量，DI为投资增量。GDP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税收收入的增长。税收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利用出口退税的政策来促进净出口贸易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综上所述，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二、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

我国2004-2014年GDP与税收收入的数据分析如下：

根据表中的情况分析，我国税收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几个大的飞跃。从总量来看，2004年时税收收入总量为24165.68亿元，至2012年突破十万亿大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不断上升，不过始终没有超过20%.从税收的增长率看，2004年到2012年，该指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显示，该指标有下降趋势。从税收弹性看，2004到2012年税收弹性都大于1，说明税收增长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而2013年和2014年，该指标小于1。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来我国的GDP和税收均呈现高速增长，GDP的增长率要略高于税收增长。

1、根据我国促进税收增长的各个方面来看，目前税收增长机制是合理的，税收的增长是基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