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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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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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P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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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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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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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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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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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建；合作；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　“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　“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　“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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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法 公平 效率 法经济学

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法的两项重要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的内在历史使命决定的。这可以从经济法兴起的原因，以及经济法的本质属性体现出来。本来公平与效率原则都应该因为实现经济法的功能这个统一的目标而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公平原则侧重于追求利益平衡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效益原则重在强调成本收益比例的最优化，因此两者在价值追求上必然存在内在性的张力。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就成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研究课题。但是如果仅仅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于法律的范围之内，也许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经济法本来就是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中的许多内容本身就产生于经济学的启发之下，甚至直接取自于经济学。而且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发挥以及近年来经济学的扩张也充分证明了其自身的重大实用价值。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解决经济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经济法的兴起的经济原因与经济法的公平、效率原则

1.经济法兴起的经济原因

经济法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考察，可以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法的兴起。在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时代以及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经济法不可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法律力量活跃于社会舞台。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它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法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诞生。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愈是向着社会化大生产方向或者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就必然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的不断增多。这必然要求国家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克服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等局限性，尽可能使资源配置优化、市场高效有序等，即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另一方面，要缩小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解决各种外部性问题，保障各种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平衡，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

2.经济法公平、效益原则的内涵

经济法上的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利益平衡。经济效率原则也称为经济效益原则，是指经济活动中占用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与所取得的有用成果的比较。 虽然是部门性法律的原则，但是这里的公平与效率很明显地受到经济学的影响而与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公平、效率的含义有所不同。经济法上的公平与效率当然符合法律公平与效益价值的共性，但是更侧重于经济利益。比如公平原则重在突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效益也主要是强调物质性收益的高效率。这就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解决两者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二、经济法范畴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冲突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者们大多数都赞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所谓社会本位性一般认为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 这就要求国家和市场主体都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承担社会责任，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从而对效率的追求做出了有条件地限制。这比较清楚地表明了两个原则的内在价值冲突。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于公平与效率冲突问题的处理，一般是主张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效率优先，难顾公平。从法的价值角度看，公平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目标。但是由于不同的价值目标有时会出现冲突，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就必须要做出取舍。法理上认为，法律的价值存在位阶性，即当不同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存在选择先后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又没有一个公认的通用标准可以适用，而各种价值的位阶在不同法域内各有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等背景下也存在差异。因此在确立一种价值位阶之前，选择一个视角是必要的。

三、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

1.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平和效率，经济学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认识。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安排下，只要生产者和需求者的交换行为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就认为二者的行为活动是公平的。并且认为，只要交换规则公平,经济活动就有效率。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率就是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在收入分配领域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使特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有尽可能多的产出 ，而只有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交换行为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生产者和需求者的行为活动才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马克思通过扬弃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平、效率和分配观,提出有公平就有效率的思想。他认为公平不是交换规则意义上的公平，也不是均衡规则意义上的公平,而是生产资料占有意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意义上的公平。只要有了这两种意义上的公平，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活动就有效率。

2.公平与效益的经济学选择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表明，交换规则公平尽管能够提高效率，却出现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尽管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由于缺乏财产和收入激励，会导致经济效率难以提高。面对这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在经济学的视角下，传统上一般都是选择效率优先。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在公平与效益的选择上，学者们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理论不同的观点。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益的选择问题，都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情况以及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做出了新的阐释。因此在经济学领域内，对公平与效益的选择，也出现了新的选择，效益不再始终居于选择的最优先位置。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把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行为的分析，认为统治者也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国家的决定权结构最终要对经济大增长、停滞或衰退等效率问题负责，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从而能够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评价效益的唯一指标是同意的一致性，“同意”意味着经济当事人经过成本―收益计算，认为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交易对他是有利的，或至少是无害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公平与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公平直接带来效率。只有公平的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率，国家兴衰取决于制度的公平程度及由此所导致的效率损耗程度。由此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是把公平放在首位，认为公平的制度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公平效率观。

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观念出发，提出了正义的公平观，根据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获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受这种正义观的影响，福利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提出用社会福利而不用其他指标作为衡量公平与效率的标准，并以此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分配和资源配置活动。

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率认识的方法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既不用古典经济学的交换规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规则，也不用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而是以社会福利，即用效用水平作为衡量公平的准则。这种认识公平、效率和分配的方法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发展。无论是交换规则和均衡规则，还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都只是实现公平的规则,而不是公平的评价准则。实现公平的规则很多，不能说一种规则是公平的，而另一种规则就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公平实现的规则作为公平的衡量标准，而是要用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公平的衡量准则。福利经济学家用效用水平计量的社会福利作为公平与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规则和均衡规则作为公平准则的继承和发展。

四、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法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

公平与效率的“两张皮”现象不仅使法学与经济学面临着困境，也给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带来了困扰。这种困扰终于促成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的诞生。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追寻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有效途径。

1.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不同观点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效率优先论，当然，这一观点通常会表明其兼顾公平，但是冲突情形下做出选择时，公平往往是难以兼顾的，因此实际是主张效率第一的，不少经济学家由于效率至上的思维定势，认为提高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前提和保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做蛋糕―分蛋糕”论。二是公平优先论，如前文提到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就是坚持此观点，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美德。三是公平与效率无先后之分，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 Okun)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分别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社会原则―效率是关于生产方式或生产资料分配的原则，公平则是关于生产关系或社会再分配的准则，两者并行不悖。

2.对“效率优先”论的分析

第一种观点，即效率优先论，是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传统经济学理论一向将效率或效益奉为最高价值和追求，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蛋糕是否做得大，其实与蛋糕是否分配均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种认为蛋糕做大是分配均衡的前提之类的观点，只不过是纯粹理论的一厢情愿，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增多，贫富差距等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种负面效应。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反面说明，传统的效益至上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存在缺陷的，更不必说它在面对伦理、道德等社会力量所受到的有力质疑。而经济学界对公平效率问题的不断研究和各种学说的出现，也说明即便在经济学界，许多学者也已经不再相信效益至上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说不再可能成为广为人们信服的理论。

3.对“公平与效率无先后”论的分析

如果现实允许的话，人们在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选择上都将以折衷为佳。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完美的理论看似不偏不倚，却常常在应用时变得毫无用处。公平与效率之间，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可见两者兼顾当然是可以做到的，但这绝非适合于任何情况。因此，可以说，如果两者之间不发生冲突，因而可以做到兼顾时，“公平与效率无先后”的观点就会失去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而在两者的矛盾凸现以至于必须择以先后的时候，这个理论又将对于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没有任何价值。

4.重新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这种联系，对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必要的。就经济活动而言，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首先，公平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权利，体现着经济主体在经济地位上无歧视的平等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正义要求。因此，公平不同于强调分配结果均等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因偏离公平性而常常牺牲效率，而经济地位的平等性和经济发展的正义性，不仅是激励经济主体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内在诱因，而且也是避免社会动荡、稳定经济秩序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对公平原则的偏离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经济效率的否定过程。其次，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解释，广义的效率是指资源的“配置效率”，即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当一个经济体不可能进行这种“帕累托改进”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经济福利总产出趋向于最大化。可见，资源配置效率是为平等与正义搭建更高平台的前提条件。最后，公平与效率具有相互包容性，表现为只有在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经济发展的正义性得以维护的条件下，自愿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而维护每一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合法权益，既是公平的要求，也是效率的体现。

五、公平优先：经济法价值目标均衡的应然取向

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均衡，显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置于同等位次，因为理论必须能为人们在面临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时的决策提供选择依据，否则就会成为公平效率选择上的平均主义。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相容性并不排除两者之间在优先性上的政策抉择。根据法经济学的分析，应当明确的是，所谓公平与效率的优先性问题，涉及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排序问题，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与经济法息息相关。而从政策层面看，在社会发展目标多元化情况下，受政策目标实施条件、实现手段乃至政府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多元政策目标的合理排序，就成为实现政策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条件下，政策目标排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以公平促进效率，还是以效率促进公平。因而是对政策目标实现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的取舍。这种路径选择不仅关系到政策操作的效率，也直接关系到公平与效率原则相容性的实现程度。

价值目标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评价准则，而非发展目的。这也是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之一，即经济学的公平效率观应当是追求增加社会福利的，而非专指追求效率或者实现公平，这实际上就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均衡。虽然福利经济学只是在表述上使用了增加社会福利这样一个避免出现公平或效率字样的词语，但是仍然可以理解出其中的优先性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冲突时，公平优于效率。因为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而机会的平等是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形成的，其效率无疑根本地来源于经济主体的平等以及经济发展的公平，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公平促进效率的最佳证明。但是相反的结论就不能必然成立，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常有的情况是，一部分人从社会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获得不相称的较少利益，这时在社会整体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整体的福利反而是下降了。在法经济学看来，这恰恰导致社会的低效率。

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公平是过程的公平，认为过程的公平最重要。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是否受相同的制度规则调整和约束至关重要，过程的公平实质上是规则的公平，这种规则公平是指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规则，这套社会制度规则既能够保证使劳动者的贡献和所得是对称的，又能够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惟有在“规则公平”上下功夫，才能真正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够创造长久的高效率。规则的公平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无论是个人效率还是社会效率的提高，其依赖的都是“规则公平”。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公平即指规则的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归根结底统一于规则的公平。在规则公平没有实现的前提下提倡效率优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优先。只有规则公平了，市场才会导向效率优化。

反观历史，我国在确立效率优先原则时，面临的是沉重的经济发展负担，先富论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暂时选择，虽然之后取得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辉煌成就，但是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必须承认其局限性和缺陷性。近十几年来，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下降。据官方研究机构测算，中国东部最富的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差距扩大到10余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3∶2∶1。基尼系数从 1991年的 0.282到现在逼近 0.4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正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疏漏，解决日趋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也已经上升到国家“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让所有人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成为中国政府的面临的关键课题。

社会公平体系的重建已经成为效率改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及时确立公平优先的原则，重点构建合理的社会公平体系，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聚，甚至爆发。而历史证明，社会矛盾的大爆发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将导致一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积累的财富急剧减少，甚至化为乌有，所谓的经济效率根本无从谈起。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从“先富”论到“共富”论，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已经表明国家的政策取向正在悄然转变，今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将更加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在此背景下，经济法也必须在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的优先性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作用的需要，也符合其社会本位的属性。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2

[2]刑华平:对公平和效率的再理解[J].韶关学院学报，2004. (1)

[3]黄佶:社会和谐发展的三要素:效率、公平、保障[J].读者周刊，2000.(10)

[4]蒋雅文: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J].经济评论,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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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有些学者已经运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研究，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对已有的几种研究方法进行述评，从中找出它时研究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进而丰富和发展经济学。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L,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三、总结

篇9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价值；价格；卖方价格；买方价格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23-05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在2011年1月中央党校组织百位学者探讨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会议上说：“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后来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又提出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就没有逻辑问题吗？同样有问题，人和人之间不能比较，东西和东西之间谁重要谁不重要可以比较吗？放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不同东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烟民抽烟比吃饭还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馒头、大米和面条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

笔者不同意林岗教授这些观点，并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关于“效应论（指效用论――本文作者）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据我所知，史实不一定是这样的。18世纪，西方功利主义者就提出“效用”概念，当时是作为制定功利主义的某些社会政策与宗教教义的依据而研究的。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将其引入社会科学，引起了当时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再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推广本瑟姆的效用概念，用以解释消费行为，从此逐步发展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再说，即使“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难道我们由此就可以拒绝批判地吸收，使其为我所用吗？难道有人造了一门大炮，准备消灭我们，我们就不能吸收他们的造炮技术，并创新发展其技术，造一门更先进的大炮来还击他们吗？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也搞不通，岂不令人奇怪！可见，拒绝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其传统力度之深之大绝非一般。如果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有人主张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必会迎来灭顶之灾，绝非戏言。第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对此，请问：（1）难道“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我们也就应该相信这个理论不行吗？（2）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只能说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理论不行，但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绝对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3）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效用究竟能否计量？能否加总、比较？也许这才是我们应否对西方的效用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的焦点，对吗？此外，即第三，关于“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对“效用”是否可以计量、比较，分为两派，一直争论到今天，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犹如数学中“哥德巴赫猜想”，因此，如果把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抽象了，先不谈它，问题不就可以明白了吗？

下面笔者就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管见：

一、西方效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批判地吸收

我主张应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向来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否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一直争论到今天。我国目前有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的。一种是想用“抽象使用价值”或“劳动效用论”来代替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体的客观属性；效用是人们在消费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需求的满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观属性。二者不得混淆，也是无法相互代替的。劳动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不能创造效用。所以，“劳动效用论”是无法成立的。使用价值向来是具体的，把具体的使用价值抽象了，使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抽象的使用价值，那不过是主观的幻想罢了。因为把具体的使用价值都抽象了，剩下的不就只是没有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了吗？难道世界上有不是具体椅子的椅子，或不是具体学校的学校？所以，他们只不过是想另起炉灶，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结果只有失败等待着他们。另一种就是绝对拒绝效用理论，林岗教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还有的人则认为谁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谁就是“试图架起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桥梁”。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机关刊物《当代经济研究》近年有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些文章是把价值和价格两个不同质的东西混在一起了（详见下个问题）。绝对拒绝效用理论的同仁们只看到效用价值论的错误，没有看到西方效用理论中的有用部分。他们也不明白效用的性质虽然是主观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效用曾经长期作了研究和应用，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他们对效用的理论分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对效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又做了错误的解释，这些都是非科学的。因此，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效用理论，不应绝对拒绝。固然，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必须迎头而上，科学道路是不平坦的！

二、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

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前人从未提出过，更未曾论证过。在西方经济学中，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效用计量问题的争论。19世纪许多功利主义者笃信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实际存在，并力求直接用基数加以衡量。但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研究，直至今日仍不得其解。于是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干脆拒绝和放弃基数效用论，而提出用序数效用论来代替，认为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只要消费者是否更加偏爱于商品的某些需求，即有“A比B更受偏爱”的陈述方法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们知道A比B究竟偏爱多少，而且还认为即使不提效用概念，也能够容易地描绘出一般性的曲线，因而只需要这种“序数效用”的陈述就够了。果真这样的话，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定会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价格论了，不可能有实用价值，从而也失去其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了。因为现实经济生活要求价格必须是明晰的。

可见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争，实际上是效用计量单位未能解决的必然结果。如果能够找出效用的计量单位，基数效用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效用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在经济学上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的论证主要谈三点：

（一）具体效用和抽象效用

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需求的满足，即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需求满足。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十分具体的，这些具体的使用价值都会在一定形式上，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带来具体的需求的满足，例如衣、食、住、行、信仰、文化、艺术、学习等的需求满足。把需求满足的具体形式抽象后，就会成为抽象的或一般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所以，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具体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则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将需求满足或效用的具体形式抽象后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把生理和心理再概括为生命机能，那么，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具体的特殊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

效用的计量必须要以抽象效用为计量单位，因为具体效用是无法统一计量的。

（二）效用或边际效用可用小时为计量单位的理由

价值是由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抽象劳动归根结底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或生命机能的一般支出或消耗。价值是由这种支出或消耗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效用或抽象效用则是购买者或消费者在使用或消费商品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效用也可由这种一般需求的满足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算，即购买者或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在1小时中所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为效用的1单位。

效用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一般需求的满足，有简单的需求满足和复杂的需求满足的区分，正像一般的劳动支出有简单的劳动支出和复杂的劳动支出一样，在计算时均应将复杂劳动或需求折算为简单劳动或需求来计量。再如，同一的简单劳动支出或同一的复杂劳动支出，有强度差别的问题或质量差别的问题。同一的简单需求满足或同一的复杂需求满足，也有一个强度问题或质量问题，计算时均应将较高的或较低的强度或质量折合为一般的或中等的强度和质量来计量。

既然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那么商品的边际效用也是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因为边际效用就是增加消费1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得到的效用。只不过边际效用存在着递减的趋势。

（三）补充的话

第一，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断及其论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在我的《批判地吸收“效用”和“边际效用”》一书中基本上都已阐述过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还为该书作了《序言》，指出：“这本著作有较重要的学术讨论价值，发表后可能引起一些争论，这是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必会繁荣经济科学，真理越辩越明。”后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一书中，以及最近（2011年）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新著《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中，均有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参阅。

第二，我的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其实只不过是学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和论述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效用理论的批判地吸收上。因此，我坚信是正确的。

三、效用和使用价值不得混淆

（一）效用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我认为效用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满足；使用价值是效用的物质基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效用是商品消费者或人的主观属性。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曾做出过独特的杰出的理论分析和贡献，特别是他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分析并提出了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论断，意义深远。

（二）西方经济学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各自只重视使用价值或效用二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又从各自的观点混淆了二者。西方经济学把效用等同于使用价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价值，从而抛弃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否认使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了商品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及劳动的二重性。结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坚持认为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片面观点；还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用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需求和效用，以求经济的发展；最终反而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越陷越深，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这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下降趋势必会有一天要导致西方经济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边缘化，历史就是这样或将会是这样无情的。

（三）经济学也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遗憾的是经济学却从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们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价值代替了效用，从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结果使经济学陷入了坚持商品的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另一种片面观点；并在指导现实经济中就产生了片面重视生产忽视需求，而最终成为了导致计划经济世界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计划经济的价格理论指导下，把价格中的效用的货币表现抛弃了，把消费者的需求在价格中的作用抛弃了，其资源配置的价格调节怎么会不是重视生产，忽视需求呢？怎么会是科学的呢？经济怎么会顺畅快速发展呢?何况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还是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通过经济计划和计划价格为主来进行调节的，必然使经济雪上加霜。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方面许多产品生产过剩，积压在库，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短缺难求，只得凭证购买，走后门购买，排长龙（队伍）购买……种种怪现象丛生，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经济怎么会不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呢？经济学怎么会不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冷落或被边缘化呢？当然，这里论证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四、效用和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最根本的基石，也是马克思给经济学做出的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将永世昂立，科学长青！然而马克思的价格理论确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同时科学的价格理论又与效用理论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一）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

1. 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和经济学者的责任

价格（广义）应区分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与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这是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他价格形式都是这三种基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派生或延伸出来的。而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中，更以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为价格基本形式中的最基本形式。

现实经济中习以为常的讨价还价的买卖活动，正是价格（广义）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的依据。假定某一商品，卖方的讨价或喊价为10元，这10元就是这个商品的卖方价格；买方的还价假定为8元，这8元就是买方价格；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假定以9元成交，这9元就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价格理论必须全面反映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客观现实，必须全面反映这种讨价还价的实践活动，否则价格理论及其定义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是为实践证明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济学者的责任是从理论上如何论证这三种价格的本质区别和联系，及其存在或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否定这三种价格的存在。因为这三种价格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主观是无法否定的。

2. 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中没有价格三种基本形式的区分

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因而他的价格定义的表述一般说也就只有一种价格定义。这个定义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是知道的，马克思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姑且不分析马克思这个价格定义是否科学，是否对。即使是对的、科学的，那么这个价格定义是指卖方价格呢？还是指买方价格？或是指成交价格，即指价格狭义的定义呢？或是指价格广义的定义呢？人们就很不好回答了。因为即使是指其中某一价格定义，而且又是对的话，那么，其余的价格定义又是什么呢？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种价格的基本形式的定义及其理论，是不符合上述价格的客观现实的，是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所排斥或否定的，是不科学的。价值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事关整个经济学是否完全科学，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经济学界同仁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克服马克思价格定义及其理论的上述缺点，发展经济学，使其更科学、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

（二）效用与价格或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区别和联系

笔者认为卖方价格的实质是价值（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卖方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买方价格的实质是效用（指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而形成的效用概念），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实质是价值和效用的统一，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也就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因此，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是不同的，有差别的，但三者又都是各自的实质的货币表现形式；三者的各自的货币表现形式，就是三者的共同点或相互联系的地方。可见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立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而构成的新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他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更没有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定义，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效用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及其定义。虽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提出过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遗憾的是马歇尔的供给价格是以生产费用论为涵义的，他的需求价格是以唯心主义效用论为涵义的，而且他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是建立在供求决定价格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是不科学的。马歇尔也没有提出过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也就不可能从价格理论的完整体系的深度去考察和研究它。

结束语

以上所述还不可能包括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的全部内容，若有机会还可以继续探讨。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科学的效用理论是科学的经济学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元素，或者说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的效用理论，都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的关键！我们必须重视它，以发展经济学，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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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思文.经济学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4］唐思文．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5］刘灿，等．西方经济学研究新进展［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2）.

Critically Absorb the Western Theory of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Lin Gang

Tang Si-wen

（College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1，China）

篇10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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