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专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考古专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耐心，同时要规划好人才培养计划，配备应有的资源，构建良好的企业人才培养氛围，让人才有强烈的归属感与忠诚度，由此来保证人才培养价值的实现。

人才是企业的根本，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人才的保障才能保证后续执行与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人才资源决定了企业自身的生命力，是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根本。人才是调动使用与研究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的内在要素，企业自身需要有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培养规划，由此来保证人才供给源源不断。

一、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队伍现状

（一）人才数量与素质不满足实际所需

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不断升级发展来满足企业所需，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会常常遭遇人才配备不满足实际所需的情况。无论是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的数量，还是人才的素质，对日益发展与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而言，其程度远远不够。企业自身一方面缺乏吸引高层次专业人才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又会有庞大的综合素质不足的人员执行着具体的工作，消耗着企业的资源，从而导致企业内部高层次人才吸引不来，综合素质低的员工淘汰不出去。整体企业内部也缺乏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多处于低效、低质量的运行状况中。内在动能缺乏有效的激发，企业自身的发展负担较重。尤其是在国内与国际的市场竞争激烈，大环境处于相对萧条的状态下，企业会承受较大的发展压力，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不能建立自身的优质人才队伍，将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强烈冲击。

（二）缺乏多样性人才吸引方法

提升人才对企业的归属感十分重要，但在实际的人才吸引管理上更多的集中在物质层面。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人才欲求过度物质化，如果没有持续的物质奖励，就会导致人才获得感降低。尤其是市场上物价、房价的快速上涨与高压状态导致人才在物质上的渴求无法有效满足，企业在此方面的负担压力也相对较重。人才吸引方案上，缺乏对人才精神诉求及其他诉求的引导与满足，对人才诉求了解不够深入，不能切中人才需求的要点，导致企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无法有效留住优质人才。或者在人才的培养上，缺乏对人才综合情况的考虑，容易导致波动性特征的人才进入人才培养计划中，在人才培养成功后却流失，浪费了企业自身的培养投入。因此，企业要全面考核人才能力，通过多样化的评价来了解人才、发现人才，不能通过简单单一的渠道与方式。单一的方式与渠道引入的人才能力过于单一，不能达到人才资源的百花齐放。

（三）人才的评价体系单一

在人才的评价体系中相对单一，无法反馈出人才的全面状况，因此无法开发、利用其身上的能力价值。所以，企业要注重多样化的综合考评，了解人才的综合情况，由此采用针对性、贴合性强的人才培养方法；要发挥每个人才的自身优势与价值，避免能力的埋没。人才的挖掘方式要多渠道多样化，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中，人才自身的能力会因为多种因素影响而不被发掘，要有更好的人才上升通道，让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还要考虑多方面的推荐，不仅要看有关专业机构的认证信息，同时要看行业评价与实际成果，挖掘潜藏在人群中的优质人才资源。

二、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培养基本原则

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队伍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技术规划与执行，才能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实际所需。人才培养是具有周期性的，要为人才的培养设定对应的职业发展规划，匹配合理的培养目标，而后产生最终的落实效果。

在培养原则上，需要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把持择优选择，依照部门业务开展需求，合理规划人才配备数量与能力需求标准。集合有关力量进行批量性共同培养，最后进行择优选用或合理的岗位划分。这种人才培养需要人力资源部门与有关业务部门进行有效配合，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上的专业能力，为培养工作做好铺垫与执行。让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培养符合实践与理论双标准、高要求的目标发展，让理论与实践能力有效结合，不能过于偏向一边而导致后劲不足。既然是专业高层次的骨干人才，就不能是简单懂得浅层次执行操作，而不懂得理论经验总结的单纯一线执行人员，也不是单纯坐而论道不懂实践的纯理论研究人员，而是两种能力齐头并举，互相支撑的人员。由此可保证骨干人才后续有充分的发展潜力，适应各种能力要求所需。

三、企业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培养对策

（一）培养人才氛围

要在企业内部培养一种尊重人才的氛围，避免人才资源的埋没与流失。尤其是在部分企业中，流行着掩藏能力的氛围，人才害怕自己因为显山露水而遭到他人的打压排挤或承受过重的工作负担，由此会自觉隐藏自己的能力，或者在他人的诱导下隐藏能力。这种状况会导致人才资源的闲置浪费，同时让人才无法有自身价值的成就感与获得感。对于这种情况，需要挖掘人才潜能，同时鼓励企业内部尊重能力，让人才因为自身拥有高水平的能力而自豪，而不是埋没能力。同时因为企业内部尊重人才，让引入的人才有更好的自我价值实现，在心理上有更强的职业荣耀感，由此会加大对自身能力的展现。对于打击人才的行为要积极遏制与惩处，避免人才在企业中心累、心寒。要积极构建企业内部人才队伍氛围，保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设，让高层次人才有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工作的舒心、畅。

（二）完善人才培养制度

要针对企业实际需求与人才需求设计合理的人才培养制度，保证人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高层次专业人才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是循序渐进不断经验积累锻炼的结果。企业自身应有适度的人才培养耐心，设定对应的人才培养计划。例如，以3年为一个培养阶段，一个阶段完成，符合人才晋升标准，就对人才实现对应的奖励与晋升，由此激发人才的内在动能。逐个阶段的累计，是人才逐步培养成功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培养人才提升自我，沉淀经验的耐心，另一方面是企业不断观察、运用人才的过程，这样稳步的人才培养比激进的人才培养可以更好地保证人才在企业内部的稳定性，避免一蹴而就导致人才过度膨胀而最终流失人才。这种人才培养计划是考验人才的过程，同时也是让人才逐步适应企业运作的一个过程。这种人才培养计划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有特殊人才，则可以适度打破常规做特殊的运用提拔。制度管理要灵活运用，一方面要保持常规人才培养计划的推进，另一方面要针对企业实际内部需求而破格选用特殊优质人才，这样两种方式齐头并举，可以更好地满足实际情况所需，同时更好地激励不同类型人才的内在动能。

（三）给予人才培养试错空间

对于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通过各种资源课程去培养人才的理论体系，扎实基本功；另一方面要给予机会让人才在实践中去体验操作，容许人才有犯错的空间，要具备一定的容错率，避免人才因为害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要让人才通过一次次的试错来积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培养人才实践运用能力的机会。不是结果失败就意味着人才培养失败，失败中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由此为后续的工作开展提供参考。试错也是理论与实践、经验与当下融合而定的一个过程，通过试错来检验想象是否是真理，避免因为失败或者错误而打压人才，造成人才的消极情绪，这样会导致人才培养功亏一篑。在各企业中，需要给予人才成长所需的资金、物力、人力支持，给予宽松的成长空间，也需要有對应的考核监督，避免人才的懈怠。要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让人才培养事业得到专业力量的支持。

篇2

《考古与文物》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核心期刊之一，创刊于1980年，由考古科研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主管部门为陕西省文物局。依托文物大省的丰厚资源优势和科研实力，侧重周、秦、汉、唐四大盛世板块的内涵积淀，使刊物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考古与文物》作为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专业性纯学术刊物，其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多民族共同体——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流变；研究传统文化的物态表现形式及其背景和意义；通过对古代遗迹以及文物和艺术品的发现、辨识和阐释，来展现和积累中华物质文明的重要资料，从而丰富、扩大、甚至修正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理解。

《考古与文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始终名列前茅，连续被国内三家著名学术期刊评定机构分别评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核心期刊。2002年，《考古与文物》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印证了《考古与文物》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所取得的公认成就。

设有：调查与发掘、研究与探索、考古学史、古文字研究、文物保护与科技、译文、 读书与思考等栏目。

 

篇3

刚投入使用的“中国考古01号”改变了这种状况。

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它为考古队员提供了支撑平台，“可以在遗迹附近停靠，到时间就能干活。”作为丹东港沉船发掘项目的负责人，周春水觉得“中国考古01号”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能让队员们迅速恢复体力。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柴晓明告诉《望东方周刊》，与此前租用的渔船相比，“中国考古01号”使水下考古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与法国、韩国等水下考古较发达国家的专业考古船相比，我们这艘不仅吨位较大，功能也较为齐全。”

“过去总说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并不全面，我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柴晓明说，水下考古，“往小处说是了解和利用隐没在水下的文物资源，往大处说，涉及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涉及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被“刺激”的中国人

2014年1月24日，“中国考古01号”正式下水试航，中国水下考古也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

走进柴晓明的办公室，正对门口的玻璃罩里摆放着“中国考古01号”的模型。这艘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设计的考古船，造价约6000万元。它长约58米、宽十多米，吃水深度为2.8米。

全船最高处是360度全景驾驶舱，下面两层住人，再下面是淡水舱等储备间和文物仓库，以及机舱设备如电力推进系统等。

“出于考古需要，前甲板很小，后甲板则非常大，安装有高压氧舱、折臂吊、声呐探测头等各种设备。”柴晓明介绍说。

折叠吊臂的最大起重量是五吨。文物往往因粘连无法逐一带出水面，所以经常需要“整体”起吊。

考古船上还配有一条超过六米的工作艇，放置声呐等设备后，还可坐五六个人。柴晓明说，这条工作艇可以进入西沙的礁盘等浅水区域工作。

中船重工701 所是中国最好的船舶设计单位。“尽管设计单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我们有些要求在设计人员听来稀奇古怪。”柴晓明说，比如船体宽度，考古工作要求尽可能宽一些，“理想宽度不仅远大于军舰，比一般的民船也要宽得多。”

再如，为了方便考古队员下水和文物出水上船，考古船后甲板要求尽可能低，但甲板太低又容易进水。

因为潜水员不可能背着两个总重100多斤的氧气瓶跳下水，最终在船体侧面安装了一处液压自动潜水梯。

“刚看到‘中国考古01号’时觉得挺奢华，”柴晓明说，船舶行业的行家却告诉他，这艘船太小，住宿等标准处于较低水平，与当今国际通行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按照标准每个房间住宿一般不超过两人，且有独立卫生间。“中国考古01号”上的房间最多住4人，勉强达到了船级社的最低入级标准。

即使如此，也已是很大的改善。柴晓明回忆说，当初参与南海“华光礁1号”项目的考古队员回到渔船上休息时，只能爬进狭窄的休息舱，“感觉就像住在棺材里，心里真不是滋味。”

1986年，在荷兰的一场拍卖会上，英国商人米歇尔・哈彻把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沉船――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默森”号上私自打捞出的15万件瓷器及100多块金条、金元宝打包拍卖。

来自中国政府的所有申诉、抗议均告无效。国家文物局于是委托两位故宫瓷器专家带着三万美元赶赴荷兰，希望能抢拍下一些文物。然而绝大部分拍品底价就超过三万美元，他们甚至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受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国水下考古的真正开始。”柴晓明告诉《望东方周刊》，第二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之下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室，陆续添置设备开始了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

从几个人起步，开始只能“下水看看”。近20年后，中国能够直接潜水的水下考古员已有100多人，至于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般是3月出海，直到10月。”周水春说，他每年下水作业100多次，各种情况都经历过，比如水流太大无法靠近遗址，腿也被重物砸伤过。最危险的一次，他的设备被渔网挂住，整个人被兜了起来。

到2014年10月底，“中国考古01号”已顺利参与了丹东港沉船和唐山沉船两个水下考古项目。

谁先发现

在丹东港海域执行的水下考古任务是“中国考古01号”的首航任务。周春水介绍说，由于当地海域能见度较好，项目进展顺利，“虽然挂了很多渔网，但慢慢拿掉就行了。”

“可以肯定这艘沉船是北洋水师的战舰，至于具体是哪一条，目前发现的都是旁证。”柴晓明说，预计2015年可以确定沉船的确切身份以及保存情况，然后才能对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整体工作需要若干年。

最大程度的靠近、进入中国海洋星罗棋布的礁盘，是“中国考古01号”设计、建造的最大出发点。“法国考古船的排水量才三四百吨，只有我们这艘船的一半。”不过最终看来，“船应该更大一些，同时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柴晓明说。

通常，一艘专业考古船的寿命是三四十年。作为工作母船，它的主要功能是水下考古的调查、小规模的发掘、出水文物的临时性保护处理等，同时满足考古队员的海上工作、生活需求。“中国考古01号”的自持力是一个月。不过，如果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还需其他配套船舶。

在法国，不仅有专业考古船，还有水下机器人、深潜器等。深潜器的造价甚至超过专业考古船，声呐设备也可以扫测一两千米深度的水下遗迹。中国的装备目前只能扫测水深300米以内的水域。

在先进装备的支持下，除地中海海域外，大西洋海域以及前殖民地等与法国有传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法国的水下考古项目，每年多达上百个。

此外，法国水下考古中心虽然只有40多人，但有数百名志愿者常年参与。“我们最多一次可调动50人左右，能同时做两个比较大的项目。”柴晓明说，目前中国唯一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在肯尼亚的拉姆岛。

专业考古船面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中国水下文物被盗捞情况非常严重，较浅的遗址几乎都被盗捞过。

比如西沙、南沙海域，越南等国的渔民甚至政府都在进行盗捞。而在西沙一些海域，我国渔民也有盗捞行为，还有些渔民在岛礁附近挖砗磲，很容易破坏遗迹。

相较于陆地盗掘，海上盗捞的监控难度更大：人迹罕至，船只在遗迹附近停留，很难分清是在打渔还是盗捞。而且陆地盗掘有盗洞，水下盗捞后什么痕迹也没有。

比如“南澳1号”沉船，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边防派出所一发现有船只停靠在遗址附近，就会驱离，“盗捞者在船后拉一个类似犁铧的东西，船从那儿一走就‘叼’一把，有什么算什么。”柴晓明说。

“南澳1号”上的文物清理出来后，船体仍留在原地，上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铁架子进行保护，但它也曾被盗捞者拖离，后来制作了一个更沉的保护架，才解决了问题。

柴晓明说，近年来文物部门加强了与边防、海警联合执法的力度，如2013年海南省上交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显示，遗址变化较小，从一个侧面说明盗捞情况大大减少。

把海上丝绸之路讲清楚

2009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赋予其统筹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能。

据柴晓明介绍，该中心的第一项重点工作是从内水、近海到远海乃至更远的地方，把中国水下的“家底”摸清楚，形成一张完整的水下遗迹分布图和一个数据库。

目前，南海、东海海域等部分都已绘制完成，水下考古数据库的建设也已列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点工作，“通常上半年在南方，下半年为避开台风影响，会转战北方。”柴晓明说。

沉船考古是水下考古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他还有各类水下遗址遗迹，如城市、村庄、墓葬等。如丹江库区的均州古城、海南岛水域沉入水底的明代村庄等。

此外，还有水陆结合的项目，比如辽宁省绥中县的姜女石。柴晓明认为，秦始皇在沿海修行宫，一直延伸到山东、河北乃至辽宁沿海，已经反映出秦朝的海洋意识，“沿海行宫的等级非常高，只有在都城咸阳才有同样等级的行宫。”

柴晓明说，任何一个海域，仅调查一次远远不够，比如仅福建省漳州、泉州一带就有大量沉船，“从东海南部到南海海域，已经确认的遗迹有200处，大部分位于南海，少部分在东海，其中宋代、明代、清代的沉船较多。”

虽然“中国考古01号”到南沙海域仍有困难，但2013年文物工作者曾搭乘海监船前往调查，“这些年我们发现了很多沉船，大都在近海。如果结合文献研究航路，给考古船配备深水声呐，沿着航路进行扫测，一定会发现更多沉船。”柴晓明说。

柴晓明认为，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水下文物，更有责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就像“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有实证。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丝路沿线沉船、船货、港口码头等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梳理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沉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人是谁，船货来自哪里、送到何处，相关港口码头及城市的作用，等等，进而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设立了国家和地方两类考古基地。柴晓明介绍说，设立水下考古基地的方式很灵活，除国家出资修建的一两处外，其余都是与地方合作。

篇4

从地下到地上

等文物在拍卖市场上流通的时候，已经到了最末端，而蔡华初则是从未进入市场的初端开始接触文物的。文物的一级市场特指这种国家级的机构，包括了博物馆、考古所和文物商店。博物馆是最主要的机构，负责保管和收藏文物，并对文物进行着陈列和展示是最基本的功能，同时还承担了对普通民众的美育职能。在考古所工作了几十载的蔡华初表示，考古所是次一级的机构，专门负责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的发掘、研究和鉴定。“按照文物法的规定，所有的地下文物所有权均属于国家，其研究成果最终会分为两类：达到一定级别的送交博物馆库房保存，其余的流通到第三处机构也就是文物商店处。”

对于考古所来说，对地下文物并不是主动发掘。除非那种保护得很好的墓地，具有学术价值而有必要开采的，需要向有关文物部门提交发掘申请申请获取拨款；另一种情况是遗址的清理，这一种是非主动的，包括了古墓葬的遗址意外发现，建筑工地的开挖，考古人员在接到相关的报道和批准后才会对地下文物进行清理。从基础政策上讲，国家对地下文物的发掘是被动的。

虽然是官方机构，但蔡华初表示，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所采用的方式也借用了盗墓者的工具——某种叫做“洛阳铲”的探测工具。洛阳为九朝古都，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在建国前盗墓猖獗，盗墓者遂发明了这样一种用于盗墓勘探的工具，故名。这是一种圆形中空状的铲，通常为铜质地，上面安有带弹性的长柄，专用于在墓地中布孔。“洛阳铲因为是中空，在布孔的时候能带起来深层的泥土，通过土的颜色的深浅变化，分析出土质层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一个孔可能无法看出端倪，但是在一片的土地上按地域分布布孔，就可根据泥土的变化分析出文化沉积的状况，是行宫遗址还是墓葬，是藏有大量文物的君主墓穴还是普通的灰坑，洛阳铲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蔡华初笑称，特别是在大量的小型遗址处，大面积仪器的动土过于透支成本，“这种小工具相对来说最为实用，即便是盗墓者发明的，也拿来所用了！”

然而关于遗址的开采，目前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子可钻。特别是在地县级城市和郊区农村一带，很多施工方在开挖建筑工地的时候通常先斩后奏，即便挖到了墓地遗址很多也采取瞒报的方式，文物流失的状况令人堪忧。出土的文物瓷器很多都被农民自留，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私下流通了出去，大部分的墓地遗址和挖出来的文物都这样默默地消失了。

在博物馆和考古所铺陈的研究工作之后，文物商店则是最后环节的辅助单位。那些发掘出来不上级别的普通文物，统统都进入了文物商店这种国家牵头经营的市场里，通过收益为国家考古研究部门积累相关的经费。文物商店也对民众征收藏品，明清后的流散民间文物和民间收藏，若藏品能够达到三级以上，文物商店就会征集并收入博物馆库房。现如今，文物商店也经历了市场化变革，民间人员从事收藏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农村中很多村民已经自己收藏和私下交易，和文物商店产生了竞争，文物商店的征集藏品相对来说更为有限，已经大不如前了。

蔡华初表示，国家对地下文物出土的措施一直在强调，但是贯彻起来却始终面临着尴尬局面。从出入境处开始，徇私枉法和内部对应的一条龙交易线一直是存在的。走私者们长期有自己的门路来对应文物走私的监察。海关的文物鉴定水平也并不过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因为有铭文篆刻较为容易辨识，而战汉时期的青铜器很难鉴定出来，导致文物大量流失。虽然有规定青铜器一律不允许正式拍卖，但小件的私下交易一直不能杜绝，这其中交易的暗流是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看见的。

拓荒文物发掘

蔡华初的考古生涯最早能追溯回上世纪70年代的盘龙城遗址发掘时代。考古这个行业听起来神秘又有趣，但是在那个年代，面临的原始状态的挑战是无法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代左右，考古人员和力量严重不足，若有任务发掘需要四处挖人来凑队伍。1982年，蔡华初跟随已年逾花甲的蓝蔚老人进行考古发掘。因为业务能力强，蔡华初被收编到蓝的手下，很多下乡田野的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去完成，正是因为此机缘，蔡华初日后进入了湖北省博物馆，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

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分为两大块：田野技术和室内技术。除去看似较为轻松的编撰绘图的室内案头技术外，牵涉到所有遗址的一线基础开挖与发掘的田野技术是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相应措施非常落后，蔡华初很多次甚至是独自一人发掘了墓地。

1982年，当时在武汉市博物馆的蔡华初接到了任务，武汉手表厂（今东湖中学一带）的工地建设工程中意挖出了隋代的墓。专业人手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蔡华初只身一人承担了发掘的全程。“田野技术的要求其实就是常年要守着开采工地，某种程度和建筑工人也没什么区别。”在当年，治安相对良好，虽然会有附近的学生和教师出于好奇而围观，但不会有丢失文物这种问题的出现。“发掘古墓遗址要断定文化层。一般来说，发现黑泥土就说明已经挖到了腐蚀层。到泥土发黑的情况下，陪葬品就要现出来了。”蔡华初说，因为没有其他的专人看管文物，不敢继续开挖，“本来按照操作流程是要一整层都暴露出来，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只敢一天挖数件，挖出多少就搬回多少。当时是酷暑，5米多深的墓坑中密不透风，上方还有群众满满围观发掘现场。中暑头痛的现象发生了很多次，这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所有挖出的青铜器和文物都堆在蔡华初在农讲所简陋的宿舍里，全部开挖后基本塞满了半间屋子。这次隋墓的发掘，出土了200多件文物，后选入武汉市博物馆的一级文物都有一百多件。考古报告、绘图修复整理的工作在事后也是他全部一手完成的。这种数周就要完成，独自一人负责的艰苦的田野作业，蔡华初并不是只有一次。

1997年，在黄陂离盘龙城遗址仅几里地的蔡家嘴一带，发现了三国东吴贵族墓的遗址。上报后，历史文物科和武汉市文物处考古队仅4-5人的队伍去现场勘探考察。“砖石墓通常都是秦汉后，更早的墓穴都是土墓。最早的一个同事去看，表示墓已经被盗墓者挖完了，不剩藏品。”但蔡华初并未拘泥于表象，经过仔细观察后，他断定，墓主的主室是一个正方形，正在开挖的这一块已破坏完，但是按吴墓传统，主室一般没有随葬品，必定还有其他的墓室。

“一般来说其他的墓室和主墓正好呈十字形。”蔡华初说，“在主室前有前室，两旁是耳室，然后还有甬道。”蔡华初发掘出一米见方的青瓷院落，过去地主庄园院落有专门的碉楼和站岗放哨的位置，因过去的郡主们都具备私人武装，墓室的设置也表现了当时武装和经济发展程度，家丁和生活佣的发掘也能看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

根据蔡华初的推断，果真又在周边挖了一百多件出土文物。根据1997年提交的全国性考古报告表明，这是当年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地位极其重要。

考古源自对文物的尊重

做考古，必备的除了专业技术，更需对文物的热爱和责任心。蔡华初称，在当初发掘隋唐墓的时候，财务科只拨款了500元的经费，他合理运用还节余了300元；现在哪怕发掘一个小墓，各项技术保安措施在正式发掘之前都要到位，若没有几十万根本不可能完成。“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也是必须的。当年，挖掘出的文物堆了一房间，如果出于私欲想要拿的话，就不是一两件了。”蔡华初称，在当年考古所简陋的库房中，仅一吊锁把门，四处堆积着半米高的唐三彩和六朝文物，守着金库的艰辛和孤寂是行业外收藏古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篇5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篇6

关键词：文物保护；水下考古；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即将全面铺开，海南作为拥有全国最大海域管辖权的省份，南海段考古义不容辞。海南将以文化视角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牢牢把握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海南机遇，实现东盟文化交流的互通互赢。

海南与东盟和南海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方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在海南省管辖的南海岛屿、礁盘等浅水域共发现136处水下文化遗存，所发现的文化遗产数量为全国之冠。

一、南海段水下考古成果丰富

海南在历次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和勘察过程中，已对沉船遗址、遗物点进行了科学标记，同步采集文物标本。目前，采集的文物标本主要有瓷器、陶器、石构件、金银器等，时代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至近现代。窑口主要有福建的德化窑、漳州窑、磁灶窑、闽清义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广东的潮州窑等。

海南岛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要冲，至今保留多处古港遗迹，许多古码头沿用至今，在三亚一带还发现多处唐宋时期的伊斯兰古墓群。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考古成果丰富，无不折射出古代丝路的繁荣活跃与合作共赢的和谐景象。

中国水下考古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7月，我国首次水下考古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讨论了制定水下文物保护法规与建立水下考古机构问题。1987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随后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此后二十多年间，国家和地方不断强化投入与支持力度，我国的水下考古逐步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向转变，工作领域亦逐步从近海扩展到远海和内陆水域，“国家主导，部门协作，地方参与”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开始逐步形成。

水下考古是一门有机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考古方法的新兴学科。二十多年来，我国水下考古的技术方法不断创新，工作流程日趋完善，潜水、扫描、探测、测绘、摄影、摄像、通讯、定位、监控、保护、水下考古机器人、水下考古专用船等现代科技装备的陆续应用，以及《水下考古工作规程》的颁布试行，有力推动了我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向前发展。

例如，“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于1996年由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发现，多次被盗掘，以青瓷、青白瓷为主。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工作研究室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出水文物1800余件；2007-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西沙水下考古队开展两次抢救性发掘，出水船板511块，文物6000余件。

近年来，水下考古人员在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没有发现船体，遗址以石质建筑构件为主要堆积，还发现有少量青花和白釉瓷器碎片散落在遗址表面，调查发现遗址现存大小石构件274件。根据出水的瓷片和石构件特征分析，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的时代为清代晚期，石构件大多数为祠堂和庙宇的建筑构件，为一艘专门运输石构件的远洋运输船。

海南省政府已获得国家批准，正在加紧建设国家南海博物馆，可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技术条件设立东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馆，拟展示东盟各国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各成员国秉承以文物互存、互换的展示交流方式，在藏品征集、陈列展示、文物保护等方面深化文化互信，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文化遗产研究，各成员国要突破地域界限，在考古发掘、信息互通、物探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二、文物保护势在必行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优美而独特的资源。这种文化遗产资源是垄断性资源，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为先”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永恒主题。我们愿意与东盟和所有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国家的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平台，致力于水下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认知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研究，在联合实验室建设、联合展览、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等方面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世界遗产、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各自优势，带动丝路全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水平的整体提升。

海南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聚居在琼岛东部的远洋渔民族群，因海而生，世代以南海诸岛礁为传统作业渔场，耕海牧渔，形成了独特的南海渔家文化，这片海域被因此渔民称为“祖宗的海”。 《更路簿》便是记载渔民到西沙、南沙的方位和航程的一本航海书。

明代中期以前，就有海岛渔民在南海的南沙、西沙群岛上建造房屋、从事农耕和捕鱼等活动，冬去夏返，海上作业时达数月。部分渔民常驻群岛上，盖草棚或珊瑚石房居住，下海捕鱼，建庙祭神，世代相续，辛勤开拓。

世居南海边的渔民，海水晒盐、海洋捕捞、海洋养殖是他们亘古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接受着海洋的馈赠，依海而生，形成特色鲜明的渔家文化――从原始先民的独木舟楫、唐宋元明的远洋帆船，揭示了以环中国海为中心、起讫于东南沿海的、历史悠久的东方航路，曾持续延伸至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与人文繁盛的标志。南海诸岛的水下文化遗产管窥了南海浩瀚博大的海洋文明，展览再现了云帆济济的海外贸易文化交流历史盛况。

目前，海南的海上大遗址的初步形态已经基本形成，将会围绕北礁、永乐环礁、华光礁、玉琢礁4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开展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海上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国保单位有3处（北礁沉船遗址、甘泉岛唐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省保单位4处（南沙洲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浪花礁沉船遗址、玉琢礁沉船遗址）。

三、创新文化遗产线路研究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概念，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理念和重要的启示。海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始于1990年文昌保陵港水下考古调查，20多年来，海南水下考古工作者遍访南海诸岛，确立各级文保单位，发掘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遗址，有效推进南海大遗址保护区建设。我们愿意共享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引领各成员单位互相联动，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相关基础理论，推动构建自成体系的海上丝绸之路学，尽快建立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建立数据动态更新、分享机制，设立相关研究专题，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例如，海洋出水陶瓷器和船板在海底沉积的过程中容易被海洋附着物附着，而且文物本体由于长期浸泡在海水中，导致大量可溶盐渗入其中，这些在文物出水干燥后容易结晶析出，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对于出水陶瓷器和船板的保护修复主要是指将文物中的可溶盐和表面附着的难溶附着物去除、拼接补全和恢复原状的过程。

考古修复力求还原文物的“真实性”，根据文物出水时破坏情况拼接好并修补缺损部位，所修补部位必须与原物有差别，粘接部分和补缺部分不能随色，保留修复痕迹。

经过保护和修复后，首先，文物本体在日后保管与展示过程中不会遭可溶盐结晶破坏；其次，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更加直观地反映文物的原貌，更具观赏与展示价值，并为日后的文物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篇7

小说中，主人公惊险奇妙的经历和上观天星下审地脉的勘墓秘术，让许多人也对从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学者也产生了不少浪漫的想象。

“考古是一门科学。”一直从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学者崔大庸，这样陈述自己的工作。考古是一门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不仅是对于遗迹的考察，还包括历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研究。小说中的秘术属于堪舆学，与科学考古没有关系。实际的考古发掘有一整套严格的科学规程，“如果真的如小说里一样容易，那岂不是拿着洛阳铲四处挖挖就能挖出来古墓了?”

近十年来，崔大庸这个名字为济南人所熟悉，是从洛庄汉墓的发掘开始的。

在距山东省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村西1公里的地方，

直矗立着一个神秘的巨大土堆。1999年6月26日，修路队正在施工建设，就近取土的地点就是这座土堆。上午11时左右，修路队准备再次铲土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推土机

铲子下去，竟然铲出了一堆铜器。消息很快传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时任山东大学考古系副教授的崔大庸很快赶到了洛庄，参加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对现场的初步勘察。凭借着专业素养和多年的研究积累，他初步判断，这个被用来取土修路的大土堆，实际上是一座汉代古墓的封土。

1999年7月，崔大庸被任命为考古队队长，带领着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考古队对该墓进行进一步的抢救性调查和清理。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考古队先后发掘了36座大型陪葬坑和祭祀坑，并出土了大量罕见的文物：纯金马具和马饰、驷马拉车，140件古代乐器。其中的一套编钟更是被称为“汉代第一编钟”。

除了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崔大庸还根据带有“吕”字的20余枚封泥，初步判断该墓的墓主人是吕后的侄子，吕国的第一任国王吕台。但也有专家认为墓主人并不是吕台，而是齐国的一位诸侯王，

虽然主墓室尚未打开，但是迄今为止，洛庄汉墓已经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视。2000年，洛庄汉墓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从毕业后参加了济南东郊大辛庄遗址发掘工作以后，崔大庸陆续与同事合作在长清仙人台和双乳山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然后就是1999年主持发掘了全国闻名的洛庄汉墓，这一路的辛苦和付出，不是一般人看到的小刷子刷土那样的轻松。

野外考古工作的条件都很艰苦，工作环境差，居住条件也不好，有时是租赁居民的房屋，甚至直接安营于工作现场。洛庄汉墓的发掘，很多人都说崔大庸运气好，是个“福匠”，其实这只是一种戏言。当时刚开始发掘洛庄汉墓时，谁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多发现。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才逐渐发现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及时把握住了机会，能吃苦。才有了更多的发现。

崔大庸说，洛庄汉墓发掘时，一开始考古队住在一个废弃的农场办公室里。房子漏风，漏雨。每当刮风，屋子里就成了一片土海。外边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当时每人每天只有5块多钱的生活标准。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整理绘图，文字材料，处理数码照片，为将来写出科学的发掘报告作准备。有时发现重要的东西，考古队员还要加班，值班。

曾有人开玩笑说考古队员“远看像是挖土的，近看像是刨红薯的，仔细一看才是考古的”，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差不多。虽然野外考古工作看起来多是些体力活，但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却是最严格的。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实验和课题都可以反复进行，失败了总结经验再来一次。但考古则不行。许多遗迹现象，由于年代久远，只剩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清理过程中如果不十分仔细认真，一旦出了差错便永远无法恢复了。因此，在具体考古工作中，必须时刻用科学的态度武装头脑，仔细再仔细、认真再认真，这也就有了很多人印象中考古工作者总是拿着个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工作。

考古发现的大量遗迹都分布在地下。在清理这些遗迹时，大家不得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去工作，或坐，或蹲，或趴、或卧，而且一工作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搞得腰酸背痛，甚至因此而落下了一些职业病。对这些，崔大庸全部不在乎：“因为我们知道，也了解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默默无闻算不了什么，忠于自己的事业是我们无悔的选择。考古学的魅力外人无从体会。我们是寂寞清苦的，又是快乐充实的。”

崔大庸认为，小说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古遗迹的魅力，但是其中塑造的盗墓者的形象对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在洛庄汉墓的发掘过程中，就出现了盗墓者企图炸开主墓室的事件。崔大庸认为：“对文物来讲，留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但是，随着全国大规模建设的展开，“现在文物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大规模基建对地下文物构成了很大破坏。我们目前对地下文物不是发现一处保护一处+而是发现一处发掘一处。考古队多是跟在施工队后面进行被动的抢救性发掘，成了“救火队”，而他则不时担当救火队长。这使得文物保护左支右绌，穷于应付，无法从容进行。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的工作不可忽视。

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老街巷被拆除了，许多古建筑被推平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历史的标志在消失，让辛苦从事考古工作的崔大庸委实痛心不已。“很多城市都是一幅面孔，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没有特色，这是很遗憾的。”

多年来，济南市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崔大庸认为，保护济南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使悠久文明史的见证物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崔大庸在其主持修缮好的府学文庙举办了“文庙讲堂”，他以《漫谈济南府学文庙修缮》为题进行了首场讲座。他结合文庙修复的实际过程，详细讲述了济南府学文庙的历史沿革、规划设计，修复实施，修复工艺等方面内容。

篇8

［关键词］纺织品文物；材料属性；保护修复技术

［中图分类号］G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116-03

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以丝绸古国闻名于世，但是我国对纺织品文物的考古及保护修复工作却是由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开启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纺织考古收藏、科研、保护修复等工作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1991年以来，平均每年十大考古发现中都有一项以上为纺织品的出土，我国也成立了第一家以纺织品文物的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为目的的专门机构──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之后又有很多从事纺织品文物的科研及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立，如2001年，随着法门寺地宫出土纺织品的保护工作的开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一起成立了纺织品保护实验室。

欧洲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强国包括英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洲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少数南美国家。国外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特点主要是重视预防性保护、谨慎科学地对待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和保护修复方法的选择，并且也会对与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进行探讨，充分利用积极因素，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促进工作探索。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刺绣的国家，丝绸更是我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但是这些文物由于材料属性使其保存困难且易受损坏，加之气候、环境等外部因素，许多出土的珍贵织物由于无法保护和保护不当而毁损。因此研究保护修、复纺织品文物的方法对妥善保护我国丰富的纺织品文物资源、更好地研究我国的纺织和丝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纺织品文物的材料属性

纺织品文物主要有丝织品、毛织品、棉制品和麻织品。在距今500年前后的史前时代出现的丝绸曙光，发达于商周时代。西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创造人类新文明，均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丝织品则是当时开启通往世界大门的钥匙。丝织品由蚕丝加工而成，蚕丝是一种天然蛋白质纤维，是由蚕体内绢丝腺分泌出的丝液凝固而成，主要含有丝素、丝胶及少量其他物质。丝素、丝胶蛋白质中的主要氨基酸为甘氨酸、丙氨酸、丝氨酸和酪氨酸等。因此，丝织品易损、易氧化、易在水解作用下发生变质，这对丝织品的保存时间及质量有严重影响。在现存文物中，发现最多的纺织品文物就是丝织品，并且有很多文字、图像等均记载于丝帛之上，所以对丝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进行研究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为科技考古所用。

古代毛织品的原料主要有羊毛、兔毛、牦牛毛、骆驼毛，毛纤维的主要成分是天然蛋白质。我国发现最早的毛织品文物是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罗布淖尔孔雀河古遗址发现的粗毛织品。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区五堡遗址有精美的毛织品出土。这说明当时哈密地区的毛纺织染技术已有很高水平。

最早传入我国的棉花是原产非洲的草棉和印度木棉。非洲草棉产量低，纤维品质较差，种植面不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仅限于新疆。印度木棉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晚一些，它结核多，产量高，棉花的纤维一般长1寸左右。中国发现的棉制品文物有：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棉织品有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等残片，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一个布俑以及1959年在巴楚脱库孜沙来晚唐遗址出土细密的棉布等。

我国古代人民最早使用的纺织品就是麻绳与麻布。新石器时代遗址、 商墓、西周墓、战国楚墓等都出土有麻布，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苘麻的双股麻线和三股草绳、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两块大麻布残片、陕西宝鸡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纹麻布等。这些文物说明当时已经有绕线框、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织具。

无论是植物纤维还是动物纤维的纺织品都有一定的吸湿性，并且具有一定的蛋白含量，所以非常适宜微生物的生长，也就很容易导致纺织品发霉腐烂，但是每种纺织品材料上生长繁殖的微生物又不尽相同。因此，纺织品文物的材质属性的判断对保护和修复非常重要。

二、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

国外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上有着丰富的沉淀，虽然受体制、人力、资金的限制，但是得益于他们对保护修复实用技术的开发、交流和推广的重视，不时有大的文物保护技术突破或科技创新。而国内现在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国外同领域相比，由于发展历史较短，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体现在：专职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专业人员数量有限；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教育培训体系落后；绝大多数纺织品文物保存环境差，保存设备和材料落后；专业保护修复实验室和科研机构数量少等。因此，总体来说，国外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水平要高于国内。

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具体文物进行具体处理的技术，另一类是可以标准化的规范性技术。前者主要包括考古处理、清洗、加固各环节中的技术，而后者主要是在文物进入博物馆后的修复、保存等技术。

（一）揭取技术

纺织品通常由植物纤维（棉制品和麻织品）或动物纤维（丝绸和毛织品）组成，植物纤维中的纤维素易发生水解，动物纤维中的蛋白质易发生酶解和降解。当其从埋藏环境中发掘时会加快氧化反应，使有机纤维炭化；紫外线会使纺织品中的丝纤维氧化降解，使之断裂、褪色；高温则会使织物发生霉变。而且地下的环境通常湿度大、缺氧，可能会使纺织品水解，不堪提取。因此，当出土文物中有纺织品文物时，最好先整体移到避光的室内，再进行揭取等操作。

李玲、张晓梅等人对古代丝绸的老化和保护做了研究，刘秋香、吴顺清等人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热分析、红外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等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对古代丝织品的降解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表明，丝织品经过长时间的地下环境的影响，其质地不再致密均匀，丝蛋白的构象发生了变化，钛键、碳键断裂，结晶度变小，热稳定性变差等，使古代丝织品失去了原有的强度和手感。因此纺织品揭取要掌握好揭取时的干湿程度。如果含水率过高，织物会呈烂泥状；如果纺织品湿度过低，纤维无弹性，不耐折、压。这时揭取，也会造成织物断裂，甚至成粉末状。在揭取出土织物时一定要掌握好干湿度，将织物用卷曲的方法，进行揭取。其总的原则就是通过温湿度的改变逐步使织物之间的粘连强度改变，进而进行揭取。

（二）回潮技术

回潮法对于抚平褶皱、展开折叠、剥离粘连、去除印痕及校正扭曲变形等操作有很好的辅助效果。回潮法指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法，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以可觉察的湿气而非潮湿或饱和湿气为物态来增加纺织品纤维的含水量的技术操作。在回潮操作之前，应考虑纺织品的湿度敏感性、回潮中的发霉及外观变化等问题；在选择回潮方法时需考虑文物大小、结构、纤维强度及回潮时间等因素。

回潮的基本方法可以分为密闭式和敞开式两种模式，简易帐篷式回潮法是最简便的密闭式回潮方法，主要的加湿手段有容器水挥发法、饱和盐溶液法、硅胶法、水含体释放法和超声波加湿器法。密闭式回潮还有湿度自动控制回潮箱回潮、低压吸力操作台回潮和半透膜回潮。开放式回潮方法主要有房间环境控制法、冷膏状含水体法、蒸汽法、加湿器法和化学试剂法等。

（二）加固技术

加固是近年来纺织品文物保护研究取得成果的一个方面，主要用于粘附在器物之上的纺织品。首先要去掉织物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用丝网贴在采样的织物上以防止散落。起初是利用稀疏的锦纶丝网，下面填以棉花或丝棉。例如，在保护修复一件1821年产的彩绘镀金旗子时，将丝绸绉纱染成旗子颜色，在绉纱表面涂上粘合剂，并加热粘合在旗子上，使脆弱且已断裂成许多块的旗子平展完整地展示出来，效果良好。后来由湖北省的文物保护人员改进为用微生物法来加固脆弱丝织品，主要原理是利用乳杆菌分解丝绸角质化的物质为糖类和有机酸，并将这些代谢物用醋酸杆菌转化为纤维素，从而达到加固无强度丝绸的目的。稍后，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开始尝试用丝蛋白来加固脆弱丝织品。

（四）清洗技术

国外有的专家就纺织品文物表面的有些污渍该不该洗掉以及洗掉的利弊进行了讨论，有的对纺织品文物该不该用不可逆的湿洗操作发出了质疑。但是，不清洗就可能使该文物继续遭受泥土等所带来的病害隐患，对文物的长期保存不利，因此清洗处理过程是保存文物原真信息或者保护文物本体材质的选择过程。一般情况下本着布兰迪的最小干预性修复原则进行判断，对文物施加的技术手段越少，干预越少，文物保留的信息越多，为后人留的空间就越大。

在纺织品文物保护初期，由于条件所限和认知不足，对清洗文物的水质因素没有进行考虑。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过不同处理的水曾被用于纺织品文物的保护，用水的质量和要求逐步提高。路智勇等人对这些用水的水质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普通自来水含有杂质和重金属盐，若用于纺织品文物的湿洗或回潮操作，不但会影响表面活性剂的清洗效果，还会带入新的污染，并可能对纺织品纤维的水解、织物染色的稳定性和老化产生影响；软化水的水质并不高，并且其中存在大量钠离子，对某些染色纺织品文物是非常有害的；纯净水较高的电导率标准、含有机物及偏酸性，矿泉水含有多种金属阳离子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宜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中应用；纯度较高的蒸馏水基本适宜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中应用，但它的溶解力很强，使用时需要进行判断；使用去离子水时也需要考虑纺织品文物及其附属材质的老化程度和保存状况。

（五）针线法技术

对纺织品文物进行修复常用针线法技术，缝线的材质、染色、强度和粗细，缝针的材质、粗细、弯曲形状，缝线在文物残破区的应用针法、分布区域和密度选择，以及对不同类型织物服饰所应采取的针线处理方法都是针线法技术的考虑范围。简言之，针线法修复就要对其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进行选择。总的来说，修复材料及修复工艺的选择应与纺织品文物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尽可能的相同或相似，但修复后效果也应有所区别，以体现布兰迪修复理论中的可辨识性修复原则。

（六）染色技术

染色技术是纺织品保护修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将优质的丝绸、棉、麻等纺织材料或缝线经过恰当的预处理及染色后，用于文物背衬托护、表面覆护，或用作展览背景及包装材料等操作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常用的方法。国外对纺织品文物的染色非常重视。美国纺织化学与色彩学研究组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纺织品实验室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1994年，瑞典学者对古代织物上使用的红色染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研究。2004年，瑞士阿贝格基金会博物馆发表了关于古代织物染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染料化学组成、来源与分类的研究结果。国内由于缺乏对纺织品保护修复过程中染色技术的认知和重视，没有相关的修复染色实验室，也缺少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在染料选择、织物材料选择及预处理方面的认知，在文物染色上的使用成果不是很让人满意。

纺织品文物保护实验室染色过程通常包括对纺织品的预处理、具体的染色过程、染后清洗和整理。染色技术在染料、添加剂及染色工艺的选择都应该以不会对文物带入新的有害物质，有好的色牢度及耐老化性为前提。纺织品的染色预处理是用来降低现代纺织工业使用的添加剂对织物的老化速度的。我国古代纺织品的着色剂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两大类，而相应的染料施色方法称为“草染”和“石染”，“草染”是利用染料分子与织物纤维之间通过化学键结合而染色，而“石染”则要借助粘合剂使颜料与织物结合。染色的方法主要包括：染液煮染法、染液浸染法和染液蒸染法，其中煮染法的操作最为简单。

（七）除霉技术

纺织品的纤维原料主要成分纤维素和蛋白质，它们是微生物的理想营养源，因此防腐防霉是保护文物的重要方面。要控制纺织品文物保管库的湿度、温度，以防止织物腐烂与霉变。对出现腐烂霉变的纺织品文物，应该根据纺织品文物性质及害虫的生命特征进行处理。纺织品文物常用的防腐杀菌方法主要有物理及化学方法，物理方法主要有冷冻法、去氧充氮法、微波法，化学方法主要有熏蒸发。

三、 结语

加强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研究工作是当前纺织品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加强纺织品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交流、总结，培养专业人才。这样，我国的纺织品保护修复研究工作才能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路智勇. 国外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现状[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3）.

［2]刘秋香，吴顺清，赵宇等. 古代（战国）丝织品的降解特征初探[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3）.

［3］路智勇，惠任. 纺织品文物回潮方法[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3）.

［4］戚军超，胡继芳等. 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方法在承德皇家丝织品文物中的应用[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3）.

篇9

【关键词】秦阿房宫遗址 保护现状 措施

一、阿房宫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

阿房宫遗址地处西安城乡结合部，当地的经济水平较低，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认识不到位，遗址保护区主要破坏因素包括两个方面：1、自然环境的破坏：阿房宫遗址地上遗址受自然因素使地面以上夯土遗址部分仍受到自然力的风化、雨（水）蚀、重力影响较大。2、人文环境的破坏： 非法取土行为和农业耕作和平整土地行为对地上建筑基址和车马坑地下遗存造成严重威胁，这些问题对于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完整、真实性的保护构成极大的威胁。光靠一部文物法无法起到本质性的改变。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文化产物的保护经费不足。阿房宫遗址规模较大，目前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实施管理，建立专业的遗址管理队伍，制定遗址管理规章，开展遗址日常维护工作。

二、阿房宫遗址保护的重要意义

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化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很难复原。他凝聚着人类几千年的勤劳和智慧，是遥远的人们向我们倾述的途径，在现代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工具。对文物的保护是一个民族的使命，他是历史的见证，是激发民族自信心的实物。历史就是经验，通过对历史文物的借鉴，不断发展创新艺术形式，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他使人们精神得到充实，保护好他是发展旅游的重要物质基础。

三、秦阿房宫遗址保护的措施

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傅清远认为，对于遗址应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永远将保护放在第一位。保护好阿房宫遗址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结合文物保护政策，根据《阿房宫遗址保护规划》的实施，具体措施包括：

（一）公布保护区划、设置保护标志。保护范围边界应按照“四有”工作要求落实界标和标志碑。

（二）文物信息的保存。为实现阿房宫遗址历史信息的全面的、永久的保存，并为今后管理监测提供科学手段和比较依据，应建立完善的遗址档案和遗址信息数据库。

（三）遗址本体加固。对地上现存的地上遗址本体进行维护性加固，并对遗址上生长的对遗址产生严重破坏的植物予以清除，防止植物根系对遗存本体的破坏。

第二，坚持国家的政策导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确指出，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应有专门工作人员及专门工作机构进行管理，明确文物保护的范围并对每一次的检查记录等条例。

第三，科学有效的考古。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一起合作，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勘探，对遗址的范围和布局有了深刻的了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运用高科技和专业的考古经验，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科学的发掘，对已经发掘无展示要求的遗址进行科学回填保护，回填后应保持遗址原状。进一步认识阿房宫的艺术价值及历史地位，加大文物的宣传力度，科学合理的利用。

第四，提高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群众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在对阿房宫遗址的保护中，也是重要因素。文物保护部门应加大文物知识的宣传力度，让其群众意识到文物的重要性，树立人人有责的观念。当然，管理部门在对外部进行宣传的同时，更应从自身做起，严格执行国家对文物保护规定的发掘，防止人为破坏。让群众享受到保护文物带来的商机，调整地区的经济结构，现代化服务行业不断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有了农民的支持，是文物得以完整保护的重要原因。

第五，按照保护规划，建设“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对阿房宫遗址实施全面的保护、利用和科学开发。有了保护理念的创新、法律法规的保护和群众的支持，文物自身的发展倾向也应不断实践。建设阿房宫遗址公园，改变大遗址贫困落后的形象，提高当地的文化品味水平。因为阿房宫所处的地理环境，科学有效的开发，通过对其艺术性的鉴赏，提高文化价值，紧密整合之后，开发历史遗址陈列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加大宣传力度，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带动经济的发展。

综上，对阿房宫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不再是过去的孤军奋战，有了政策、群众的支持，已经结合自身情况的理念创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晋升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人们对文物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这条文物保护的马拉松上，既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又实现了文物的完整性，成了文物保护部门的重中之重。我们只有在总结中不断探索，制定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文物保护政策，保护好历史为人类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也谈阿房宫考古新发现对国人的启示 - 兰台世界 - 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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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

采写: 许捷

如果你喜欢看《鬼吹灯》《盗墓笔记》之类的盗墓小说,是不是对洛阳铲、黑驴蹄子、地质锤之类的盗墓工具特别熟悉?甚至还很羡慕那种入山下海探索古代文明、揭示未解之谜的生活,想要做个考古学家?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考古学专业的“面纱”,看看考古工作者是不是都像印第安纳・琼斯(电影《夺宝奇兵》中的考古学教授)那样,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奇遇。

Step1:内功篇

想要学考古,并不是只要有一股子挖土的热情就行了。想想不管是《鬼吹灯》里的Shirley杨还是《盗墓笔记》里的吴邪,都对历史和古代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使得他们在遇到冥器或古墓壁画的时候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虽然小说里的那些分析不一定都靠谱,但至少说明了一点――理论知识是万万少不得的,否则挖到了宝贝自己还未必知道。

现在国内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基本会安排三年到三年半的理论学习课程,余下的时间就要去考古工地上实践。

考古学的理论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课程、考古学基础课程和专题类课程这三大块。

历史课程不用多说,就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各个朝代史。

考古学基础课程则主要包含《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学》,以及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宋元各阶段的考古学(明清两朝因为年代较近,还不属于考“古”的范畴)。由于古代的实物资料多被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所以考古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这也就体现了《田野考古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它教给同学们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而各阶段的考古学则主要是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这也是考古学基础课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秦汉考古》就会介绍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所在地(比如咸阳),墓葬特点(包括墓的结构和随葬品的种类等),这一时期的陶器、瓷器、铁器的形态、花纹和工艺水平特征等。

专题类课程通常包括青铜器、玉器、钱币之类的器物课程,以及《体质人类学》等。“体质人类学”是关于人种进化的科学,主要研究各人种的体质特点,比如骨骼的特征、如何区分男女等,使你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古代人类骨骼、古人类化石等来研究人类的进化、演变过程。由于存在地域性差异,各个大学的专题课程开设情况还会有所不同,形成各自的特色,例如厦门大学的海洋考古、西北大学的沙漠考古、吉林大学的边疆考古等。

另外,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文物摄影》《文物绘图》之类的课程,也都是为考古实践做准备。

Step2:神兵篇

考古“神兵”――洛阳铲

洛阳铲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考古工具了,但凡对考古有点兴趣的都听过它的大名。在探测古墓、确定发掘区域时洛阳铲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了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但考古发展到今天,所用到的“兵器”可远不仅是洛阳铲了。今天已经不是光靠有经验的老先生凭眼力来鉴定器物的年代了,而是结合了先进科技和传统考古方法的科技考古时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如热磁共振、微量元素分析等都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往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发掘和保护总是成为一对矛盾体,而科技考古的发展使得不破坏遗址就弄清整个墓葬情况成为可能,所以科技考古成了当前考古专业中的热门方向。同学们要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必须要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除了练好“古墓派”的“内功”,“洋枪洋炮”也得熟练掌握。

Step3:实战篇

三年或者三年半的“内功”修炼,最终还是要在考古工地上见真章的。不过在下工地前你还得做点心理准备。俗话说:“考古苦,考古累,考古得把墓道睡。”虽然睡墓道是夸张了点,但基本也算是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通常干了几年的考古工作之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和常年种地的农民没有太大区别了。而且在考古这一行,还真是做到了男女平等――男女考古队员,都得干一样重的活。

黄洋毕业于郑州大学考古系,入学前还是“白面书生”的他,在毕业离开工地一年多之后还是没“白回来”。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在工地上一边穿着棉袄防冻一边戴着草帽防晒的日子。

在考古工地,你可能还得做点其他“牺牲”。黄洋记得刚进考古系的时候,老师就说学考古得先学会两件事,一是抽烟,二是喝酒。这并不是教唆大家“学坏”,而是因为考古工作往往要深入农村,工作中经常需要和当地的村民打交道,为了更好地跟他们沟通,酒和烟是必不可少的。张敬国教授谈起当年发掘凌家滩的过程,至今还唏嘘不已,他硬是豁出去和村长喝了一斤半白酒,醉倒在村口的稻草堆里,才得以顺利地把挖掘项目进行下去。

憧憬考古工作的人可能都对皇陵大墓充满了好奇心,但事实上,真入了考古这一行,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挖个大墓。因为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技术的限制,除非是为了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或者是基础建设中挖到了大墓,又或者墓室被盗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皇陵大墓基本都是不允许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古总在盗墓后”的原因。

干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耐心,现场挖掘很枯燥,每个人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开始还能痛快地用手铲铲土,到了含文化遗物的地层可能就得一点一点用刷子刷了。有耐心还不够,考古还得看运气,运气好的可能就发掘到了意义重大的文物,然后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专家;运气不好的,可能重大发现就在离挖掘点1米远的地方,和你擦身而过。

Step4:出山篇

“内功”“实战”都过关了,考古达人就算是“练成出山”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最对口的就业去向当然是进入考古研究所,如果有了重大发现,就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考古这一行,成功总是来得比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