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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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可及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学科也需要相应的研究范式。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寻找有益的借鉴，这在当代尤其如是。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方法论上的相同之处。确实，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应该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之一，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学视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规范实证研究为主导，侧重对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轻视法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下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的缺陷。

 

2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从哲学意义上说，在于习惯以构成思想之内容的概念语词为标准作为评判客观世界的依据，而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所应有的以思想之本身为对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在于实证法学过于强调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价值分析所体现的理论关怀。

 

思维依据不同层次，可以划分为表象思维、形式思维以及思辨思维。反思即是对表象思维所指向的客观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维所指向的概念语词世界之再思考。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同样包括两个思想维度，如果以实证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研究之构成思想，那么，实证法律规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逻辑应该成为法学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学学科的品位和价值。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学研究背离了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从实证角度出发，追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尽管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但是毋庸讳言，传统法学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实证法学所主导。而更为极端的是所谓的概念法学。从法理学角度讲，作为法律体系的一切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之属性，要求受法律约束的人能够可靠地预测什么法律规则将被发现或者创制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和适用。这种观念给概念法学的产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从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论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对法律规范的注释与运用中屡试不爽的演绎方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单纯的感知或经验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得出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果。但是，随着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浪潮出现后，对形式逻辑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形式逻辑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价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否能作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据法律规范，无疑地，该四名探险者确实杀了人，按照三段论的模式，应当作有罪判决，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法官的各种陈词中，尽管结论持平，但是无论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那些坚持有罪判决的法官，其内心的良知并不倾向于有罪判决。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证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遮蔽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条文。因此，从实证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结果。要实现该案正义，有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分析，从而证立无罪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从紧急避险的法理论，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许都可以成为证成无罪的理由。当然，举这一案例的意义并非要证立无罪或是有罪判决，而在于通过剖析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会维度”，以及价值分析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有无客观化标准等面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法学方法”而言，除了以构成意义上的概念语词为研究对象，更应该关注概念范畴背后的价值理念，思考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法治社会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理性地行动，并通过对思想本身的反思达至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我们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要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最后，参照社会科学方法，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方法应当以规范注释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实证为理论视野，以价值分析为理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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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而言，学习其是解决学位论文撰写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结合现状开展的《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课程，为加强研究生科学研究法训练提供了渠道。

关键词：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训练对策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数成倍增长，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关注的焦点。中央从2011年秋开始在全国有关高校增设硕士生选修课《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研究生加强科研方法的训练提供契机。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更新也比较滞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法训练严重不足，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性不强。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升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论文写作的质量。研究生阶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实证研究，所以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使教育对象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二、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给国家培养输送了数百万名毕业生，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渐向大规模教育模式发展，并且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大不如前，没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指出，导师们对于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是：1.2%的人认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认为略有提高，25.2%的人认为基本稳定，45.4%的人认为略有下降，16%的人认为严重下降。[2]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应用基础比较薄弱。一方面，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包括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问题，这样就不能给实证研究提供资金支出。另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双方没能达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和谐团队局面，研究多属于理论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其中部分导师自身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还不够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论而轻方法。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欠缺。平时学习生活中在与同学交流时，大家对关于论文方面的方法问题表现出很茫然的状态，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知之甚少，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性偏重于依赖导师意见，难以在专业方向的领域里提出感兴趣有价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论题。有的题目命名就不能过关，假命题问题严重，学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题，什么样的命题能激发读者兴趣，什么命题有研究的潜能等等。部分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视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较含糊，将研究具体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够。虽然不能说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学习缺乏导致的，但是只要通过这方面的指导引导，是可以改善的，并减少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做无用功无效功。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对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选题能力。虽然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但在方法训练的时候，应该在初期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接着通过实际案例，引导研究生意识到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同时给学生一定的自，让他们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和思考。这样，在提高学生自主选题之前，首先学会鉴别他人的选题，还能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和相关人物的文献。比如，对于我们教育科学院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可以多读教育学报，了解教育最新动态，知晓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问题，这对于我们选题的帮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数据也是权威可靠的。

2.重点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科学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包括确定选题、设计研究课题、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陈述结果、安排论文结构等等，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规范要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初探者，不仅要清楚地知晓，还要严格执行。加强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环节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遵循学术规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要加深对研究方法和方式选择的适切性确定，各种研究方法要如何结合使用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训练过程中首要采用的应该是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分析，通过这种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方法欠缺点在哪里，并找到优势。从选题、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这样的训练，可以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总之，用研究生的论文进行指导训练是解决规范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实践训练，从做中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和其他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深度及课时安排上不同之外，训练方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研究生阶段应该是掌握实际科研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与论文撰写上，构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结合。所以，研究方法训练要特别重视实践活动训练。结合课堂上的实践并安排一定强度的课下实践任务，通过自身训练，让学生在做中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激发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训练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献综述的写作、专题写作、调查问卷报告等，要重点关注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学生研究方式的运用、问卷调查的设计、写做技能等，要想提高这些能力，都要亲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 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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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思路

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它是根据多少年来总结出的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案例的认识经验，从而进行带有客观性、整体性、具体性和发展性的推敲所得出的认知方法观念。我们去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可以立足社会科学方法论所指引的路子，再根据自身特点来进行判断和分析。

社会科学方法论并非解决的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揭示一种规律，甚至探测它的发展未来。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其科学性和实践性在的认识论、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逐步成为了我们现阶段学术研究的必备良药，也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探究艺术设计领域的作用

在艺术设计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从本科就一直从事平面设计专业的学习，侧重点不同，本科针对技能方面要求多些，而到研究生就将目光转向了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尤其在现阶段，我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恰恰可以帮助我很好的解决我探索本领域的一些困惑。

（一）看设计眼高手低。从本科到研究生，是一个由手到脑的转变过程，长时间进行理论的学习，在遇到上交作品的时候，却是只能阐述出自己的设计理念，而最终的成品根本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这就验证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强调的实践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

（二）艺术性、商业性失衡。对于我们设计者来说，追求自我个性的表现力和社会当中的商业需求永远都是一个让人纠结的矛盾。有时候太过去张扬个性，却并不是大众所喜欢，每次根据社会需求来做设计，又感觉完全在束缚我们对于艺术美的追求，永远达不到更深的艺术境界。这可能就是我们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讲的矛盾认知。对我们来说，如何认清这对矛盾是最主要的，这可能要根据具体问题来平衡二者的关系，而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追求统一，讲究关联，系统的思考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缺乏原则。艺术这个领域在社会中所制定的规则过于少和简单，这样一方面会给我们设计者广阔的施展空间，并不受太多束缚。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着秩序混乱的场面，比如设计的作品其里面的元素基本都是抄袭别人的元素拿来东拼西凑，告知别人这是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中原则和对待艺术的责任感是该在自己最初做设计的意识中存在，是寻求这样的解决方法，讲究原则。

（四）评判标准模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是好是坏，我在现阶段对其艺术价值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考究，没有很好的评判标准和底线设定。所以基本看所有作品都看表象，再深层面的东西我就会乱了方向，不知从哪里来寻求这个艺术作品带给人们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而在我们社会科学方法论根据哲学中总结要注重量的积累。没有量的经验积累，评判任何东西都不会是特别准确的，只有充足电，才会点亮屋子，将自己的观点陈述的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同时也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事物规律，揭发规律本质，从而达到质的飞跃。

三、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更好的学习艺术设计

（一）重在实践过程的体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每一个事物都必须通过实践去认知，事实证明，我们设计者在设计作品的时候不能光去凭空想象，靠意识来主导事物的发展方向。而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用所吸取的理论养分尽情的灌溉整个实践过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社会科学方法论立足于实践，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我们探索具体领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学会系统整体的看待问题，不能孤立片面。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考虑问题要想清楚某个元素和其它元素具有什么关联，尤其在我们艺术设计领域，设计作品一定要注重把握整体感，色彩元素要和构图以及图形都要形成关联，才会让人看着舒服。并且不能只注重专业学习而忽略其它科学文化历史的学习，只有一点点沉淀所学的文化知识，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艺术设计，所设计出来的作品才会富有生命力和价值。

（三）合理的认清矛盾，掌握它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把握设计作品的定位，需要我们妥善的处理矛盾，尽可能不把这对矛盾永久的对立起来看待，要适当的根据实际情况学会化解矛盾的对立性，将其两方面统一起来分析问题，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作品是否符合市场需求和大众需求，是否能够顺应市场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来把握我们作品的定位和走向，去施展我们的个性，那才是好作品。一味的将自己陷入矛盾的困境，作品也将会跟着失去被人认可的价值。所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矛盾的处理解决办法对我们看待艺术设计同样奏效。

（四）学会积累。自古以来，积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学习艺术设计的设计者们很多情况下会走到一种极端，那就是只注重自己的专业，别的一概忽略，孰不知艺术作品的价值所体现的应该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沉淀、文化的传播等等，我们如果不去熟知这些领域的东西，设计出来的东西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甚至这些会影响到我们去客观评判一个艺术作品，连基本的背景知识都不熟悉，基本的理念和所表达的意思都没办法看懂，怎么去评判和学习。所以积累很重要，我们人的一生都应该学会积累，只有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人生的价值也会从中体现。

（五）学会用世界眼光看待问题。就拿我们艺术设计领域来说，不管从事的单位或企业规模如何，设计师的视野很重要。人们看到一个大气的艺术作品背后，一定会有一种世界眼光来用心设计。世界眼光不一定是见的东西多，更重要的是意识领域的宽广。想问题和设计思路都要注重大局，能够对之后的前景有所遇见和规划。这样的思路和视野值得我们每一位设计者深思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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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分析；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在我国，一些社会学科存在着身份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行为分析方法的要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价值中立”论。行为分析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出应当完全摒弃意识形态，排除所有的价值判断，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严格防范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介入研究过程，反对把科学和道德、伦理问题混在一起，主张完全“价值中立”，以使各门学科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纯科学”。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应当“价值中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传统科学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感情特点影响之深，妨碍了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偏见、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革命，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为分析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以此来使各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二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科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三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并主张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按照达尔的观点，定量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进行比定性资料更有效地分析，从而检验命题是否成立；四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

二、行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

行为分析方法以人类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行为的内在机制，旨在找到行为规律，从而引导人的行为。其主要的研究思路以描述――解释――预测――导向四个阶段为分析框架来进行。描述是逻辑起点，该阶段是要对行为的状况进行客观的、准确的描述，还行为以本来面貌，从多角度刻画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把握行为的本质。解释就是要探究行为发生的原因，研究行为的发生机制，把握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找到行为的规律。这是四个阶段最重要的阶段，反映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行为分析最复杂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行为生成的原因有多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本质的和一般的原因等等，需要把握本质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预测则是在认识行为规律后对行为未来的发生和变化进行预测，是从已知到未知，从现在到将来的一种推理和猜测。这是一种基于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上的、合理的、科学的对未来的预测。导向阶段则是在对未来的预测前提下对人的行为形成一种影响，引导人们的行为朝着实现组织的目标发展，克服影响主体行为的消

极因素，充分发挥主体的行为积极性。行为分析方法可以说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首先，行为分析方法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一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促进作用。行为分析方法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如先进观察、资料收集、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为分析提供量化根据，以量化资料去说明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议论，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学性；二是假设法。假设方法主要是预定一套严格的理论假设、概念，然后依据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概念开展研究，使每个理论假设、概念都可以用实验资料予以检验和证明。这是自然科学指导原则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三是操作方法。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也要通过操作程序，不能进行操作的概念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进程。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为分析方法还是众多交叉学科和新理论的催生器。行为分析方法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的口号下，行为分析综合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行为。如在政治学研究中，行为分析方法认为政治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要研究政治行为必须要研究人类的其他行为，并研究其他与之有关的学科。这种多学科性研究催生了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地理学、生物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从而

扩大了其研究领域。

四、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启示

由于行为分析的内在缺陷，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倡议。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批评了价值中立论及哲学基础，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可分；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忽视了某些紧迫问题的解决，主张社会科学的政治化；批评了行为主义对社会科学传统研究方法作用的贬低，重新肯定了政治哲学及其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地位；批评了行为主义热衷于以技术手段做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过了研究本身。因此，我们在进行行为分析的同时，必须避免和预防行为分析的这些内在缺陷，使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建设性作用。

其一，社会科学要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不断探索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价值的追求，要重视规范研究。做到科学与艺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完美结合。

其二，社会科学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微观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根本的发展有战略思考。

其三，社会科学要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要走出书斋，实证研究也要丰富理论的发展，要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理论指导实证，实证发展理论，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社会科学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自身学科研究途径。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学科间的相对独立性，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不能使社会科学内各门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仆人或与其他学科混为一迹，失去本学科的独立身份和资格。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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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篇6

一、思维科学范畴的提出

思维科学范畴是经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维科学”概念,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典作家提出的思维科学范畴,为思维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思维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思维科学。他在《关于思维科学》中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

二、唯物辩证法是思维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思维方法”概念:“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由材料搜集阶段进入材料分析阶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运用了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归纳和演绎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突破了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传统,思维不断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带来了科学思想全面的飞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自然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思维创新不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解决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科学思维方法的科学,它能为思维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思维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靠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会走向伪科学的泥潭。因此,我们要进行思维创新,就必须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就能正确认识包罗万象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为不断地推动思维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保证思维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选定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到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思维创新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上来,加速科技进步的思维创新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造福,又能为人类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灾难,比方说生态问题的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丧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i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科学技术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要想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充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和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思维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体制。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是思维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要推进思维创新,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百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积极的、健康的争鸣和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

无论是人文环境的营造,还是良好运行机制的健全,都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篇7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篇8

关键词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涵义

定量研究，又称为量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验证、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变化规律。

定性研究，又称之为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们要研究某种现象，往往要确定这个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因为事物质的规定性是由其内部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性质可以把它与其他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定性研究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分析人类的行为与观点以及回答提问来获取敏锐的洞察力。

二、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

（一）两种方法的理论基础不同。

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主体和客体是两个截然分离的实体，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但主体可以通过对一套工具的操作来获得对客体的认识。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定量研究认为社会事实都是客观的、有目的和可测量的，注重研究的严谨性、客观性和可控性。

定性研究以自然主义为哲学基础。自然主义者在本体论上相信现实存在是多元的、建构的，在认识论上认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不可分割，在价值论上认为研究是受价值制约的。较之于定量研究所采用的演绎逻辑，他们更强调归纳逻辑的重要性，重视“扎根理论”的构建，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推理。

（二）两种方法的研究策略不同。

定量研究以自然科学及其精确性作为榜样，十分重视量化的、标准化的方法，定量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调查法、实验法、问卷法、测验法和统计法等等。在资料的分析方法上，定量研究运用统计方法来简化和组织资料，检验结果是否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由于它是以研究者的先验想法为开端，通过收集资料和证据来评估或验证在研究之前预想的模型、假设或理论。

定性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作为发展的起点的，它在研究设计上保持方法的开放性，以便让方法能够切合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定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内容分析法以及民族志研究法等。收集的资料的性质包括来自访谈的资料、来自观察的资料和文件、文物类实物资料。对通过田野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是定性研究过程中很艰巨但异常关键的工作，主要的方法有诠释性分析、结构性分析和思考性分析等。

（三）两种方法中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不同。

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上，定量研究中的研究者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其实是默认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一般认为研究者只要遵循定量研究的标准化程序，那么研究就是具有信度和效度的，不需要顾及研究对象的主观体验。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者将自己视作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那样，像外科手术师一样开展相关研究，剖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然后依靠实证的数据资料对其进行验证。

与定量研究相反，定性研究反对定量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主张研究者应当积极与被研究者交往，并认为这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研究者把他自身当成一种研究工具来使用，充分重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的复杂性。在研究接触中，研究者本人要保持作为研究者的独醒，要把自己的感悟和所思所得及时记录下来，同访谈资料一起构成以后对资料进行整理提炼的依据。

（四）两种方法的发展现状不同。

从两种方法的发展历史看，定性研究是对定量研究所导致的创意萎缩、分析面向和范围日益缩小所做的补充性尝试。“由于定量研究的科学化倾向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契合，19世纪后期以来，定量研究很快取代了思辨研究的位置，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和前沿阵地在美国，而美国社会科学注重实证的定量研究氛围一直很浓厚，这种研究传统通过示范效应和学术扩散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影响。

在具体社会实践领域，定量研究也更受青睐。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量便捷的统计软件的开发，使得定量研究的普及范围更广。对于管理决策者来说，运用大量数理统计的分析更让决策者放心，因为这暗含着决策风险的降低。总之，定量研究在当下较之于定性研究更为强势，定量研究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拓展，并且这种发展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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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科学,其领域内同样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争。究竟哪种研究范式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有必要做一次认真反思,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倾向。

一 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随后,“范式”逐渐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常规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等,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且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一次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库恩极富弹性的解释感到无所适从,引起了人们对范式的广泛争议。西方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竟达二十一种之多[2]。笔者认可其中的一种解释,即范式是某一科学家团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纪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3]: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阶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研究者以实证精神为指导,主张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研究教育;第二阶段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战乱,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经费大幅缩减,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晦暗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研究者开始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角度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同时某些研究者(龙巴赫和坎贝尔)开始对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的定量方法提出异议,主张不可忽视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四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一种研究范式能够解决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对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步开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发挥各研究范式的长处,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及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两大范式。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浓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选择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致使现在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实际深入到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访谈,没能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实,质与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而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质性研究去揭示“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构”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例如,参与式观察或非正式的访谈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样被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假说;而调查也可以被用来了解被试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近年来,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原本相互对立的两方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并逐步认识到另一种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尝试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进行研究活动。

二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称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为流行的称谓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认为,更为确切地说“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区别于其它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须在同一研究中运用一种或一种以上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产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范式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6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彰显,一举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因为量化研究属于演绎性质,倾向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而质性研究却是归纳性质,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种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相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观事实的本质、研究逻辑间的不同,导致了质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这种单一方法论者非此即彼的争论不但夸大了量化与质性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阻碍了它们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了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影响了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此,一些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在20世纪晚期就先后提出质性与定量研究可以和谐共处、共同使用的观点。美国教育研究方法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5]。他们希望这第三种研究范式能够架起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间的桥梁,为研究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径。

3 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把混和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确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代来临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属于实在论,相信存在着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属于客观主义,认为受研究者价值观以及时间、场景影响的研究是可能实现的,认为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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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基于现象学、建构主义及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较大的应用与发展,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当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强调研究发现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20世纪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缓和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让解决问题的手段显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和扩张性。同时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随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缺点

混合方法研究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得到了广泛的尝试与运用,因为它有诸多优点:

混合方法研究能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优点,克服一些由单一方法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至少有如下十点: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表格可以被用来增加其中数字的意义;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可以被用来增加文字、图片和表格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第四,研究者可能产生和检验一个扎根理论;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个更宽和更全面范围的研究问题;第六,在一个研究中通过使用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种附加方法的优点去克服另一种方法的弱点,形成交叉性优势;第七,通过结果的集中和证实可以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八,可以增加仅有单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结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识[6]。

虽说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诸多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阶段,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另外,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想同时掌握好这两类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还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花费。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选择研究手段,要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研究活动有利的并为我们熟练掌握了的则用之,否则弃之。

三 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因此在运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两类六种策略,它们分别是顺序性解释策略(量化研究优先)、顺序性探究策略(质性研究优先)和顺序性转换策略与并行三角互证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转换策略[7]。

顺序性解释策略:此策略简洁明了,定量数据收集在先,定性数据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释阶段对两种数据进行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的解释和说明。当非预期性结果出现在定量研究中时,此策略就显得非常有用。

顺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与前者相似,也分两个阶段实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同样是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种现象,摩根(Morgan,1998)认为,这种策略适合于对定性研究阶段浮现的理论进行检验,也适用于向各种样本推广其定性研究的结果。

顺序性转换策略:在此策略运用过程中,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收集各自独立进行,但要据实际问题确定可以优先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优先运用定量研究,与前两种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进行指导。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够服务于研究者理论视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证策略:此策略中两种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进行,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验证。使独立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运用时,在一种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指导下,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根据不同问题适时插入或嵌套到指导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数据可以同时收集,没有优先顺序。

并行转换策略:此策略运用时,有能体现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理论指导,此策略主要为了推进研究者的观点,数据的整合多在数据分析阶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证和并行嵌套两种策略的优点。

四 混合方法研究应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过程的8个阶段:(如图1所示)[8]

图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骤

虽然研究步骤均被编号,但研究者仍可以(跳过某个或某些步骤)沿多个方向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选择了混合式研究这条路线,这就说明了我们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并且不会武断的只注重某种单一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的开始,我们首先要确定研究的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阐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选择合适本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并最终撰写研究报告了。

2 应用案例

本研究是对全国(美国)城乡聋哑学校中47名教师所做的一项混合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这些教师如何参与在线训练方案,如何运用在线方案进行教学的研究。这一训练方案的目的是鼓励教师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在本研究的评价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方案成功实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数据一部分来自正式的问卷调查,一部分来自方案本身,还有一部分来自网络留言。在参与研究的教师方面,教师对技术的焦虑及初始技能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参与资格,但是研究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程度却使得有些教师留下而有些则退出。[9]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程序如下:

(1)选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过程存在多种形式,本研究将侧重于其中两种,一种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变化的自然抵触心理的研究,另一种是在教学行为变化过程中,反映教师思想转变过程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因为单一方法不能满足相关复杂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能够提供多方向和多评价形式的方式来开展此项繁杂的研究。

(2)选取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这47位教师主要来自城市,并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团体,这些教师年龄介于27和54之间,他们当中只大多数教师听力正常,其余的则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聪;学生参与者则从学前儿童到高中各个层次均有,智力水平则从弱智到较高水平。

(3)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部分,研究者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数据的收集:首先,在计算机使用情况这一问题上,因为缺乏相应的仪器来测量和评价教师将计算机整合到课堂教学中的情况,研究者运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与此相关数据;其次,在教师对技术革新问题上,研究者采用了关心程度问卷,他们之所以运用这一方式,是因为关心程度问卷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测量技术革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研究方法为测量教师对课堂中技术应用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第二,定性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将对参与教师的网络讨论进行跟踪,对教师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记录;对参与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参与教师运用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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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研究者将使用奥屋格普兹(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设计分析框架来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数据缩减,数据转换,数据合并和数据整合。其中,数据缩减用于处理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和在线讨论所得的定性数据,然后这两种数据将会被按统一方式转换成“1”和“0”两种形式,最后所有转换成标准形式的数据将会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进一步处理。

(5)得出结论:通过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师对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将他们分为了一下四个层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练者(Journalman)和专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战(对技术的焦虑和抵触)而非益处,与之相反,熟练者跟专家则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学习过程的不同层次技术的整合水平也不尽相同。在初级水平,教师会合理使用基本的软件;在高级水平,教师会像运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样将计算机合理的运用的课堂教学中去。

(6)研究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对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定量跟定性两种研究范式中的几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与数据收集、分析及解释,研究者还运用三角互证策略,使研究数据相互补充,对研究结论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五 结束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每项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论来支持,然后在实际应用中去验证,到底本研究有没有给人们带来益处,应用群体最有发言权。而混合方法研究却融合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此两种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客观、更全面的去描述问题,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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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辰坤. 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D].南宁:广西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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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Viadero, Debra.Mixed Methods’Research Examined Researchers See Pros and Cons of Mixed Methods’Studies. Education Week. 1-26,2005:20.转引自田虎伟.混和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2.

[6]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 Vol.33 (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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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

篇10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