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历史角度来看，后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问题的继续，它困扰着第三世界音乐文化与西方交流和发展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来确立第三世界或东方音乐文化的历史及教育的世界地位和当代意义？发达国家音乐比发展中国家音乐先进吗？在殖民时代厘定的音乐文化先进与落后标准仍然困扰着“主体文化地位与处境”以及“主体音乐文化认同”。本文分为两个部分，一，语际书写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话语关系；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与音乐文化交流方式及高等音乐教育。

一、语际书写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话语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殖民话语批评才进入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赛义德率先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它集中分析了殖民话语：各种文本形式，西方对非西方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制造。赛义德指出：一旦西方话语作为真实性和普遍性。它就可以用来压迫东方。同样，在音乐领域，一旦西方音乐的概念知识体系作为音乐理论的正宗性来普及，它就可能对异域音乐的概念知识体系及文化差异性或个性压抑，并且可将异域音乐纳入西方音乐或“国际音乐”主导语价值之中，变得容易接受，使这种主导语的统治地位以及第三世界音乐的“边缘性，落后性”合理合法。

在20世纪中，我们看到西方音乐历史中的音乐话语，如单音、复音、单音体制，复音体制、音乐科学体制的历史概念、逻辑分类、范畴划分已进入于中国音乐的历史划分。“中国没有和声，因此比西方落后一千年”。由于此种话语所具有的认识论基础深深地扎根于西方音乐文化历史、语言和思想中，而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价值便被纳入主导语的历史概念中。于是，Music就等于中国的“音乐”，“单音”的概念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繁复的音乐风格历时演变的结论性概念及逻辑等等。在比较文学中，刘禾的《语际书写》[1]一书对文化交流中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性提出质疑，也正是这些假定的透明性虚构了异国音乐的历史地位。由此，中西音乐的差异性“单音体制与复音体制”的西方音乐历史发展逻辑基本上成为对整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轨迹的定位。这一定位自然确立了中国音乐“单音体制”的主体落后地位的定论。而这一定论成为中国音乐知识里的常识，此类常识经由大众传媒和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言说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许多音乐家及听众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做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这些殖民主义对中西音乐先进与落后评价的观念是如何产生或制造出来，又由谁制造出来的？他们的知识体系和音乐认识论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呢？我们看到，在殖民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如王光祈、肖友梅、黄自、曾志忞、沈心工等等，他们是中国音乐外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的使者，使中国人开始看到了外部的音乐世界，但这和全球殖民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关，正如亨廷顿所言：20世纪第三世界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都是授之于国外。[2]他们音乐概念基础的学习都是从西方音乐开始的，他们无法把握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面对西方音乐也无法较全面的了解，他们对西方音乐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对中国音乐知识话语的内在机制整体性把握的欠缺，因此他们无意或有意利用的是西方音乐概念知识体系互译的“透明性”来认识中国音乐的，他们在学习和形成音乐概念系统中，在对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的同一性设置各种话语的基础时，他们所信赖的是一种双语词典的概念模式，也就是说，A文化音乐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B文化音乐的一个词。这种双语词典的对等概念模式在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遭到了严厉地批评。沃克教授的“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音乐教育”一文是厘清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话语主宰权力关系的重要文献。沃克认为，“music,art,aesthetic是我们西方人的话语，其它文化则很少有此词语。Music是一种特定西方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西方术语。从词源学角度讲，把西方术语music的包含扩大到西方传统之外缺少论证的合理性。从教育上讲，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分类法建立在音乐的社会文化根基上而不是陈旧的殖民主义圣像上，许多混乱现象（或许还有文化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方思维中界定的music所关注的是明确的周期性音高，具有稳定而丰富的泛音，适用于西方和声对位实践。在西方音乐术语中，不协和是对这种泛音准绳的偏离。我们不能将西方传统以外的音响强塞到这个模式中，否则将会辱没其艺术的真实性。我们西方人也不能由西方的技术和状况得出西方艺术音乐的复杂程度高于其他文化的结论，后现代思想提出在逻辑和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对术语学意义给予重新评价。”[3]

沃克教授运用了福科，庞蒂，德里达，巴特等人的语言哲学观念对形面上学话语的普遍性作了严厉地批判。福科认为：“语言的属性只有在共享和接受同样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群体内，才能感知到，词语只有在他们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实现意义。”[4]

最近，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荣鸿曾教授的《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中也在揭示这种西方音乐话语权力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压迫作用，现摘其中部分如下：

在世纪初时，有几位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洋音乐。他们身处文艺界领导的地位，有大学教授，也有音乐学院院长，他们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直接左右了音乐的普及化，及社会对音乐的态度和评价。他们坚强的信念及救国救民诚恳的出发点，不能掩盖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当然，他们是动荡时代的产物，用现代的眼光去批评是太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及论述其狭窄的胸襟。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音乐繁杂的种类和风格，也没有去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的哲理。只觉得梅兰芳的音量没有多明戈宏伟，江南丝竹的阵容没有西洋管弦乐队的庞大，古琴单旋律没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复杂的和声结构，传统的师徒传播的方法没有音乐学院教学那样严谨、规律化等等。……以上的例子指出了一些在社会上占有领导地位的人士，能够以文字影响了整个20世纪对中国音乐的评价。西洋谚语所说的“笔比剑威力大”确是一语道中。在今天还是有人充满诚意地问我，“为什么中国音乐如此落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改良它？”虽然他未必听过许多中国音乐。有些人虽然心中喜欢某些中国音乐，但嘴上却羞于承认。在国内几所顶尖的音乐学院把大部分资源都放在西洋音乐上，而大部分的学生也都学西洋音乐，把他们父母及祖辈的音乐都弃之不理，这是多么的可悲！他们不但对自己民族的传统缺乏认识，更积极地抗拒。这一代的年轻人如何会有这种心态呢？答案当然不简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数有关评论中国文化的文字必定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5]

以上荣教授所言“笔比剑威力大”的例证正说明了“语际书写”中“话语权力”的作用，这正是中国音乐界所要面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批评的问题，也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如果说荣鸿曾教授所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问题的批评。那么，在中国当代音乐思想中仍需要这种批评。因为，殖民与后殖民话语今天在中国不断地复制、翻版。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国家卫星电视教材《交响音乐赏析》[6]其在有很大影响力和复盖能力的媒体中传播，仍鲜明的重复着音乐后殖民的话语，即西方音乐优于其它文化音乐，在第1集的配音中有如下叙述：

回顾往昔，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劳动创造音乐，而音乐则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更加促进劳动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对音乐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将它看作是人类崇高智慧创作的结晶。然而，在这些不朽的结晶中，有哪一种是最能够启发人们思想、最能够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又是最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典范呢？今天，它的答案已显得十分清楚和肯定：交响乐。这一在音乐艺术中经过长期孕育产生的完美骄子，是占据这一显赫位置上理所当然的代表。

以上话语自然确立了欧洲音乐的世界中心或主导地位。重复这些话语的教授们无法摆脱他们对全球多元音乐文化知识的缺陷与旧的学术观念的局限，以及殖民时代音乐教育观念的阴影。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与国民音乐教育中仍然没有摆脱的殖民阴影。

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来看，我曾见到的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君特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雷默所持有的言论是足以批评这些中国高等音乐院校教授的欧洲音乐中心观念。如君特教授就曾指出：在中国，他看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把欧洲音乐置于其他民族音乐之上而努力。也看到了一种向西方音乐看齐的完整音乐教育体系。他认为：未来的音乐教育也不是采取（中西）双轨道路，它更应该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编织而成，能在东西方文化内部及其各文化之间建立的联系网络。[7]雷默教授则讲到：“美国和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价值体系、政治和经济体系、政治和经济体系、教育体系、传授艺术的方式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人，这两种文化完全不同甚至对抗的人，却彼此感兴趣要互相学习呢？”这里“互相学习”即否定双方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当然，20世纪的一些中国人是不会考虑或相信主人（宗主国）应该向奴仆（被殖民者）学点什么的，互相学习意味着平等，那主人和奴仆怎能平等呢？再则，雷默谈到：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灵魂（精神）音乐。你们的中国学生也需要分享你们中国文化中音乐所赋予的灵魂；正如常任何其它文化需要它的灵魂一样。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它就可能丧失了它的个性的音乐，那么一开始它就可能丧失了表达它的个性——它的“灵魂”（精神）。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雷默对不同文化音乐精神价值认可的表达和那种“最能反映人类精神世界，同时又是最能震撼人们心灵的典范的交响音乐”的表述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表述呢？从大的背景来讲，君特与雷默所处的德国与美国国民音乐教育体系中已经完全承认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现实，以及建立在全球多元文化音乐基础上的文化价值观和认识论，而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中，今天仍然是以欧洲音乐体系为中心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和认识论基础，因此，自然重复着“交响音乐是最能震憾人们心灵的典范”的话语。

在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内部仍然进行着中西音乐关系不同看法的激烈对话。巴赫金曾经讲过：“对话性可以说是各种语言的独特现象，言语与他人言语在通往它目标的所有道路上，必然要与他人言语进入一个激烈的紧张的相互作用之中。”[9]的确，20世纪有关中西音乐关系的争议，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激烈和紧张的关系中。关于“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人看作西化的产物，有人看作民族化的产物，有人看作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在中国本土的产物，有人看作是新的民族音乐或新的传统音乐的产物，谁对谁错呢？正如我们对钢琴一黑键#C的界定，我说是#C，你却说是bD，谁对谁错呢？实际上，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或规定，这涉及到语言学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音响形象称为能指（sign），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ant）。同样一种音响形象（如#C）却有不同的概念，这正说明了不同概念系统的展开。我说是#C，你说是bD，各自站在不同的调性系统，都有其真实性和意义。我说是民族化，你说是西方化，也都有各自音乐系统的根据和文化意义，正是这种同一事件的不同概念是文化意义显得丰富，其中不同概念也不乏充满矛盾与对立，并富有文化动力学（文化变迁）的意义。

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与音乐文化交流方式及高等音乐教育。

殖民时期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至今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文化交流的单向性；二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三是文化交流的不平衡。

第一个问题，单向性的音乐文化交流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音乐文化的依附性发展。因为单向性导致单向的对西方音乐及价值体系话语的学习与认可，既无相互性双方话语的交流，也无双方音乐价值体系相互的认可与学习。第二个问题，音乐交流的不平等则可能导致文化心态的失衡和文化认知的错位。例如，现在很多中国的年青不知道中国传统音乐为何物，它代表的精神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是什么？而且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知道这些了。“现代”是追求的目标，“传统”是过时的东西。但西方的传统又是有用的，必须要学好的，它是“现代”的，我们国内的电视媒体中将19世纪的西方“芭蕾舞剧”统称现代音乐文化，而20世纪的中国京剧则被称为“传统音乐文化”，每年的国际音乐节一般指西方交响乐的演出，而传统则被称为“民间音乐”。在这种错位观念的指导下，以丢掉传统为荣以效仿西方为新，或者以西方音乐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来完善对自我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既无二者跨文化及历史基础的详尽分析对照，更无对二者价值体系及话语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个问题，音乐交流的不平衡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的“出超”和“入超”现象类似，一方面，在中国的音乐学院培养的西方音乐的一流人才纷纷出国（出超），另一方面，西方音乐巨大流量由音乐家、信息媒体，院校交流涌入第三世界（入超）成为不可抗拒的强势，而基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音乐即使在本土也处于一种弱势文化地位。以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也正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今世界范围内所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已开始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身份开始严肃的理论反省，除美国的东方后裔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外，还有非洲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和学者，也有人称他们为新殖民批评[10]。

新殖民批评以曾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家范农（FrantsFanon）为代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1952），《地球上受苦的人》（1961）对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下的精神负担和精神洗脑问题，他指出这些民族的首要任务是要去掉心灵上的殖民状态，而不只是争取表面的独立形式，在殖民者离去后，殖民地从种族主义中解放的任务却迟迟未完成，话语成为最微妙而又是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和理论[11]。

在后殖民文学批评中，殖民文学对于域外世界的读解，以殖民者、探险家等身份的眼光叙述出来。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719）就是一部与欧洲早期殖民思想相对应的作品。[12]（这个故事包含对殖民“合理性”过程的隐喻），鲁滨逊作为欧洲文明人在荒岛（隐喻的殖民地）进行着他的文明的建构，他把幸存的野蛮人改造成星期五，星期五穿着与鲁滨逊一样的衣服，鲁滨逊教他语言，星期五越来越象鲁滨逊，成为一个文明人，星期五已不知道他自己母语是什么，自己的名字怎样写，而只有按鲁滨逊救起他的那一天命名。

同样，如果今天我们问一些受过音乐学院教育的学生，“什么是中国音乐？”可能答案就是“单音音乐”，这个“单音音乐”的命名如同“星期五”的命名一样具有相似的殖民涵义，我们曾问许多来报考音乐学院的考生，他（她）自己地方的音乐母语是什么？许多人都不知道也没听过。对中国音乐历史及记谱法符号（工尺谱、减字谱）已经全然不知，而我们有些音乐学家则认为，只有认识西方的五线谱，才能算作音乐家，这种认识在音乐学院的正规音乐教育已显得十分合理。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的角度来看，世界音乐教育总体发展方面，与殖民时代已有三个很大的不同，或者说三个新的音乐交流方式的定位。

1、非西方正宗的传统音乐在西方音乐教育中已逐渐获得地位，如美国的印尼佳美兰乐队从1950年代人几个扩展到今天的一百五十多个。这突破了原来仅仅把非西方音乐作为作曲家专业创作素材的价值定位和交流方式，如笔者2000年10月曾在美国威斯廉大学看到该校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美国黑人的音乐教学，采用非西方的传承方式和音乐认知方式及音乐价值观。今天，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西方已开始普及，如在美国，凡是参加了全美音乐学院协会（NASM）组织的大学和学院，都承诺了在课程中规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内容，美国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在普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在欧洲，2001年11月份由欧洲音乐学院联合会在荷兰召开有关专业音乐家培训的会议中，会议三个议题的第一个议题就是“音乐教育中文化的多样性”。在1998年8月、9月。我曾分别当面询问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教授和德国布莱梅大学君特教授他们是否也认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是21世纪的新的起点，他们都毫不犹豫的给予肯定，而这一主张正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发展的宗旨（该学会有60多个会员国）。我们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世界音乐教育国际音教学会，欧美音乐教育都在讲求共享世界音乐以及平等的音乐文化价值观，而在中国20世纪末还没能终结中西音乐先进与落后的讨论？这是否存在着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的两种音乐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2、音乐作为文化定位来教学与交流“教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传递传统的处，它必须通过批判性思考来挑战和阐明文化价值，获得自我实现”[13]。这是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对传统音乐学习价值的文化定位，这就突破了音乐工艺学习模式的学习与交流方式的局限，[14]并且产生了全球多元音乐文化价值观的音乐认识论基础。这已不同于殖民时代，以欧洲音乐体系价值观为标准的认识论基础。音乐工艺学习模式主要以欧洲音乐技术（作曲法，演唱法，器乐演奏法，视谱法，教学法）为学习目标的定位，这种学习模式在中国高等音乐院校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当今国际音乐教育、美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教育中，音乐是作为文化来定位的，这就不同于西方工业化时代以及殖民时代的以技术生产为利器的竞赛式发展。音乐作为文化来定位改变了“音乐”教育的性质，由此，音乐教育不等于“歌唱教育”和“乐器教育”。当今，在德国音乐教育学科已提出了要以文化人类学为它的基础原理。因为，如果不把音乐放在人与文化的立足点上，音乐教育学科本身的价值面临降低，并只能处于教育中的边缘学科地位。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学科可以给音乐教育学以多样性的连接点和补充点，在开展和推广音乐文化过程中，通过一种主体的，多角度的音乐学习实践活动可以获得一种较全面的，深层次的世界文化的理解[15]。

3、不同文化音乐主体的互文性。互文性是以主体的相互认识为基础的。在殖民时代，只有一个陈述主体，它被认为是科学的，真理的标准，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文化的发言至少应有两个以上的陈述主体，这是对以西方音乐体系为基础认识论单文性的一个突破，是多元文化陈述及对话的开始。最起码，两种陈述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应是平等的、互为文本的。正如对话理论空巴赫金所言，“两种并列的文本，陈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就是实际中所有话语的语义关系”[16]。“这是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它的成分只能是整个话语（或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是潜在的整体），它的背后是真正或潜在的话语主体，也就是所谈到的话语的发话人[17]”。最后一句话说明，在互文性关系中，陈述被看作是主体的载体，巴赫金更进一步指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母语和外来语之间的相互映衬正好强调和表述了这种或那种语言的社会观念，它们的内部形式，它们所特有的价值哲学体系。”[18]

前面所讲的《鲁滨逊飘流记》中所描写的鲁滨逊与星期五关系之间的相互映衬，正好是表达了殖民时代的那种“文明社会观念”，以及殖民地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内部形式，并具有欧洲文明特有的价值哲学体系。

在当今跨文化对话中，第三世界学者积极争取说话的权力，而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互文性在对话中的重要意义，原来那种认为从“落后”中国的眼光看欧洲是荒谬的，而今天在互文性中则看作是必须的，如法国汉学家于连，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互为中介的比较，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发话将从外部对欧洲文化产生新的认识，他讲，特别使我学习中文的具有思辨特征的原因是：中国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表意而非拼音的）；因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下独自发展时间最长的文明。在我看来，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思想——由此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我并非认为我们在中国的所遇就一定是最相异的，但至少这个地方是他处……”，[19]于连的话正好说明欧洲文明对互文性对话的一种需求。

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来讲，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很大不同，音乐的概念、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价值标准及生活行为方式也有很大不同。那我们如何看待中国音乐的概念，文化历史和价值体系？我们能站在中国文化主体的立场，针对欧洲音乐的概念，记谱法行为方式，文化历史和价值体系作出我们的判断吗？我们能谈论中国音乐与欧洲的差异以及中国音乐几千年不同于欧洲音乐历史的世界性贡献吗？这些发言在殖民时代被西方音乐话语单文性的陈述完全给压抑了。因此，如何站在自己音乐体系的文化价值、历史观的立场，对西方音乐文化作批评，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在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解构西方音乐知识和话语的霸权，形成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多元发言中的一元。互文性允许各种对话与发言，也包括各种音乐相似性的发言，各种音乐融合性的发言以及各种音乐个性对立的发言。

4、全球多元文化视角与新的学术资源的出现，打破了在音乐普遍性与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殖民时代认为西方音乐体系是普遍性的，而非西方音乐只是特殊性的，不是有普遍性的作用。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则认为西方音乐是非普遍性的，西方文明特殊而非普遍（享廷顿语），殖民时代对音乐先进与落后的认识论是基于西方古典音乐价值体系上的，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全球多元文化视野上的。从新的学术资源来看，当今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已完全不同于早期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西方音乐学和早期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从哲学上讲，以现象学、解释学为基础的当代音乐人类学开始解构形而学为基础的音乐学[20]。从心理学前沿的发展来讲[21]，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以及人文心理学已涉及到比原来实验心理学和物理心理与为基础的欧洲音乐体系更为广阔的音乐文化认知和音乐心理的文化要素构成，为新的音乐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不同于欧洲音乐教学以物理心理学，以刺激反应模式为基础的视唱练耳训练的音乐行为模式，也就是音乐创造的生物学模式[22]。而新的音乐创造的生物学模式的提出无疑将重新考虑东方文化传统音乐教育的价值和重建音乐教育的理论范式。

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启蒙与奴役是殖民的双重使命，这句话自然可以提醒我们需要注意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相悖两方面的作用。

20世纪已终，21世纪已经来临，对于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问题以及对21世纪东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展望我想提出以下几点：

1、文化传承的保持，是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基础。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百年前即19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学者，如象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章太炎（1869—1936）都是推崇向西洋学习的人（严复当时称中国西学第一），风靡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们到晚年却日益趋于保守，主张尊孔读经。在今天一百年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一些学者是否仍然有这种相似的经历，不管哪位学者，不管他们持何种学术理念，他们是否都感到了自己对中西文化历史了解的匮乏？谁敢说自己对中西音乐文化都已了解把握得很清楚了？究其根本原因，中西传统音乐及文化传递的持续性无法得以保证，如果我们仍然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再过一百年后，中西、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匮乏，这一问题仍然会出现，否定自己传统，否定西方，自身传统传递的断裂，自我封闭的外源信息的断裂都是文化不能获得养料，并健康生长的重要原因，其精神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融错位心律的显现。

2、以实用和融合为主导的音乐文化交流观。“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使我们放弃了对西方音乐文化整体的研究与把握，近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许多发明都是以假设为前提，并非以实用为前提，如电的发明、原子、中子的发现等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都以实用的目的来发现的，这也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接受西方音乐注重实用技法（奏法、唱法，作曲法，识谱法，教学法）而忽视了发明这些方法的文化基础和理念，由于重实用。“古为今用，洋为中国”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主张。正面来看，有效解决了一些文化交流的实际问题，但却没有认识文化交流双方的身份问题，融合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文化交流还有不可交流的层面，甚至对立与不可改变的方面正是某种文化的特性。这是20世纪中西音乐交流忽略的重要方面。文化的某些特性或差异性甚至多样性正是由于对立而存在的，文化交流只谈融合不谈差异，只谈服从不谈自重，后果不堪设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例如，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熔炉”说提倡的就是各国的移民来到美国以后都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大家重新融合为一体，形成一种所谓的美利坚文化，然而，从七十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熔炉”中融为一体的美利坚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体的“白人”文化，而黑人和所有其他移民的文化都被排斥到了边缘，近年来，美国文化已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实现了由“文化熔炉”（melting-Pot）向“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转型。[23]可以说，当今美国的音乐教育也开始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

3、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平衡和质量问题，双方音乐学术的交流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学习西方为主，而中国人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人有学习中国音乐的必要。再则，以作曲家创作的新作品为主，而交流忽略了学习与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文化历史及文化认知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交流质量的问题：一是泛滥的音乐辞典和翻版的西方音乐理论书籍，缺乏反映高水平、高质量的西方音乐辞典和学术经典的译著。再则，缺乏直接互换的与西方音乐交流，而以二传三传手似的县级美声唱法，钢琴考级等古典波纹式传递的交流方式。4、国家音乐教育的文化策略。20世纪初（1904年），中国在学校引进西方音乐教育模式构成了第一次音乐文化教育的启蒙，我们希望百年之后2004年，国家会制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方略，出版引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论教材、书籍和音像、音响资料，并重新认识世界多元文化中自身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进行第二次音乐文化教育的启蒙，它是适应当今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国家应指派人员到世界各国（特别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各种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改变单一的音乐价值观。

篇2

苗竹波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014035

【文章摘要】

由于我国学校英语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与交流的能力，这一点是目前人们对于学校英语教学所达成的共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提高学生对跨域文化的认识能力，而如果学生想要真正成为具备多种文化的高素质人才，就应该逐步的提高自身对于文化的敏感性与识别能力。在学校英语教学中不断融入文化教学，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了解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这些要求都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

学校；英语教学；文化认知能力；培养

0 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 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学校的英语教学能够不断的渗透文化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与跨区域文化交流能力。教师只有不断的加深对学生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工作，才能够增加学生对于目的语文化的了解，从而在了解文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运用所学到的英语知识，增强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提高学生的知识使用能力，从而不断满足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与生活交流的需要，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1 培养学生文化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同语言能力是交流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听、说、读、写这四项技能与社会交流能力又共同的组成了交流能力。曾经有学者说过：如果学生不懂得一种语言的文化习惯，虽然他这种语言的语音与语法都很好，也不代表他会使用这种语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英语教师都是受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虽然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学到很多的英语知识，但是却不能够把这些知识较好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这就导致学生虽然会英语，但是说不出来，严重缺乏了使用社会发展的交流能力。通过学者的研究，在社会生活当中，语言能力与应用语言能力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 培养学生对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是我国当前学校英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文化知识也是提高学生交流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文化教学，就是需要教师把外国文化中的历史、典故、风俗习惯等作为补充教学的内容，从而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所以，在学校的英语教学当中，处理应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应该培养学生语言的社会适应能力。在英语的教学当中，语言知识与技能并不是学生需要学习的唯一内容，教师应该拓宽学生的文化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 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质量。

2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认知能力的主要方式

2.1 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与文化意识

首先，由于语言属于社会的产物，当然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其独特的文化，语言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 充分的体现出文化，能够包含着大量的文化知识；而文化反过来又是语言的内涵， 能够丰富语言的内容，二者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大部分学校英语的教学当中，往往过于重视对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语言背景知识的教学，把语言的背景知识与语言知识分割开来，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与学习英语。

其次，要想提升学生的整体文化认知能力，就需要培养学生对目的语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念。因为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 价值观念也会千差万别，这些观念的差别都会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所以，在英语的教学当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念的文化认知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与交际能力都相当重要。我国与西方教育相比之下，西方的教育会更加注重体现个人价值，在整个社会中都能够弘扬个性、表现自我，从而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对于我国的很多观念来说都是相反的，学生平时所接受的观念都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在学校英语的教学当中，应该做好培养学生对文化价值观念、文化认知能力以及文化评判能力的工作。

再次，应该让学生认知目的语国家文化的思维方式。在英语学习当中，只有充分的了解到目的语国家在文化上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更好的使用这种思维，站在交流者思维的角度上进行交流，从而与对方思维同步，逐步的产生感情的共鸣，真正的达到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与看法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与西方的不同历史文化、学生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也导致东西方在思维模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英语思维模式一般都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属于直线型，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属于螺旋形，一般都会先做出大量的铺垫，使用内容的推理与暗示， 最后才会阐明问题。虽然这两种方式都有不同的优越性，但是在两种思维模式进行跨文化的交际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与障碍。所以，英语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有意识的训练学生的英语思维模式，使学生了解更多英语国家的文化与风速习惯，从而更好的促进学生英语的学习。

2.2 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

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也应该紧密相连。在英语教学当中，一定不能够把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分离开，如果学生不懂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虽然他能够熟练的掌握语音和语法，也不代表他能够非常精湛的掌握这门语言。而我国在英语的教学但中更加注重的是对语言中语音、语调以及语法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对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导致了学生有较高的应试能力， 但是在真正的语言交流与文化认知上还非常欠缺。

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当中应该帮助学生充分的了解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例如，西方人非常注重自我与隐私，尊重不同的个性，学生在与西方人交流时就不应该涉及到这些内容，而是应该从天气、周围的环境等话题入手，这样在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够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场面，所以，在与西方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就应该非常注意。通过这个例子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文化认知能力对于学生学习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的增加，学校的英语教师应该不断的更新教育理念，充分的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与文化认知能力，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能力，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桂万兵. 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异域文化的认知能力[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2,(11):33-35.

[2] 李雅婷, 岳辉.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异域文化的认识能力[J]. 考试周刊,2011,(57):20-22.

[3] 刘罗斯. 在英语教学中渗透问价交际意识[J]. 师道：教研,2012,(2):41-43.

篇3

文化因素是文化所含诸要素的统称，在语言系统之外，又和语言系统不可分割。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它是语音，词汇语法以外的一切“人化”要素的总和。文化因素主要包含心理的、社会的、交际的等方面。包括民族文化语义，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语言文化和背景知识。由于道德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难免产生或多或少的误解，那么语言教学中对学习者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语言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当我们用外语交际时，不仅仅是传输一些语言信息。只知道交流的技巧，正确的发音，甚至有海量的词汇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各种背景文化知识，对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越丰富，在交流时就越得心应手。习惯用母语的思维模式来接受新获得的语言信息，导致目的语的文化现象同母语文化混淆不清，也倾向于自己已知的文化模式，结果产生文化冲突甚至“文化休克”。我们要建立全新的模式，排除母语的干扰，真正融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去，这才能掌握好所学语言。

二、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导致交际失败

由于“三观”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时会因为对其他文化的不了解而导致交际失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打招呼打招呼是交流的第一步，打招呼之后就可以继续往下交流。然而平常的打招呼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也是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家观点认为，打招呼所用的词汇和行为方式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象征着等级和亲疏。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和西方大不相同，我们讲究的长幼有序，有别。长辈及上级必须尊称，否则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西方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宣言自由平等，很多时候对长辈直呼其名，这让很多中国人大惑不解。

2、礼貌和谦逊西方人常挂在嘴上的话是：“Thanks;Excuseme;Sorry”等。这不是他们比中国人更加礼貌，而是他们日常交流的模式。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谦逊有礼，可我们却认为外国人说太多谢谢和对不起了，同学之间借支笔，同事之间传个话，甚至一家人也是说个不停。中国人并不这么做，一家人，朋友为什么那么客气，弄得像外人一样。帮了别人忙，人家说谢谢，我们回答说“这是应该的”，翻成英文就是：“It’smyduty.”这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我很乐意。（Mypleasure.）

3、非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主要包括身势语和手势语，指那些肢体动作，身体接触，目光注视，面部表情等在内的非语言的信号。虽然没有说话，可是身势语在人际交流中有着口头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非语言交际在整个交际中所占比例高达80%。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人们在说话时更注意目光的交流和接触，他们认为，在交流中，如果目光没有交流，表示心不在焉或者不耐烦，是没有礼貌的表现。而中国人却需要避免太直接的目光接触来显示谦卑。

三、外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渗透

1、正确认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应该并驾齐驱，相互促进。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的框架内进行，保证语言教学完成的同时能够让文化因素渗透到学生的语言能力中去。把母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结合起来，这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在语言教授中可以找到几个切入点，如：从词汇的丰富文化内涵教授语言，西方有很多关于狗的褒义词，例如：“Loveme,lovemydog;Everydoghasit’sday.”等，而在汉语里就大相径庭，“狼心狗肺；狗腿子；好狗不挡道”等。有意识把语言知识和社会语境结合起来，让学生注意运用所学语言的语境和语言的得体性。

2、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和语言的文化因素的融合文化因素可以通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得以实现。如同样是叫人过来自己身边，中国人的手势是手掌向下，通过手指的弯曲发出信号；那西方人则是手掌向上，通过食指弯曲发出信号，可是这样的手势在中国人眼里是的信号，尤其是女性这么做。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手势、眼神等肢体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交流就会不顺畅，出现交际失败。

3、注意文化理解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水平因材施教，在文化因素的导入中要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况、认知能力等，切勿着急，要循序渐进，让学生从了解到理解，再到熟练运用，逐渐渗透文化因素到学生的认知系统里去。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学生需要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有一定的了解，注意到中西文化的相似和差异。在较高阶段的教学中，要求学生对中西文化的内涵达到比较深刻的理解。

结语

篇4

关键词:英语教学　文化意识　渗透

前言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实行文化教学是由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所决定的。我们不仅要教授学生英语语法、词汇、语音等基本的英语知识，还要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思维方式，这样学生才能准确的理解和使用英语。

1初中英语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在我国英语教学中只注重语法、词汇、翻译等知识的讲解，而没有考虑到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对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学会外语，就一定能正确使用，殊不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某种文化下，我们认为很合理的一句话，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被视为无礼。这就使得学生不能准确的利用英语进行交流，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缺少一定的积累。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中英语教学方法单一，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讲解的东西，没有有效的进行情景设置，模仿实际的语言对话，学生缺少语言学习环境和适当的训练，不能体会英语语境交流中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准确的利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2)重视英语知识的传授，忽视文化知识的渗透。目前在我国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主要表现在英语词汇、语法、阅读和听写儿方面的教学，而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很少涉及，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依旧使用以前的中式思维方式去学习英语，很难准确的理解英语语句的现实意义。

(3)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严重，学生和老师都围着考试、升学转。在课堂教学过程，教师所讲授的都是与考试有紧密联系的语法、词汇知识，而与考试无关的西方文化则是置之一旁，虽然学生的应试成绩有很明显的提高，但文化知识面不广，不能很好的利用英语进行交流，造成了我国当前初中学生的“哑巴英语”的现状。

2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的策略

2.1初中英语文化教学的原则

在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中，要让学生准确理解英语表达的意思，就要让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遵守以下两个原则，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导入作相关的取舍。

(1)实用性原则。对初中生来说所学习的英语知识基本是与日常交际相关联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导人时，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去除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让学生反复训练，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循序渐进原则。初中生有自己的年龄特点，他们受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影响，对新鲜事物有一个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的认知过程，我们在对其讲授英语国家文化背景时也要遵守这个原则，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

2.2初中英语教学文化导入策略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导人英语国家文化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增加学生的文化知识面，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创设情景对话的文化语境。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学生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用语错误，这不仅是交际用语的使用规范和礼仪习俗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受英语国家文化背景语境因素的制约。我们通过创设情景对话就是要让学生记住相关的交际用语，接收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利用适当的对话训练，鼓励学生多开口说英语，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减少“哑巴英语”的形成。

(2)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文化教学。

作为初中英语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可以通过对比本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两种文化的异同，突显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刺激学生对差异的敏感度，主要可以从价值观、思维方式两方面去对比，比如谦虚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交往的过程中别人赞扬自己时，自己却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很一般了。而在英语国家里当别人赞扬自己时都会很开心的说"thank you"，如果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交谈时，中国人拒绝赞扬，会让对方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导致交际失败的。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让学生充分认识文化差异，使学生客观、理性的对待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加宽文化知识面，才能正确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3)引导学生阅读西方文化材料。

初中英语教学的课时有限，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是很难达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西方英语材料，从作品中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可以利用课堂教学的时间让学生对自己阅读的文化材料进行交流，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4)展开研究性课程，加宽学生知识面。

篇5

1初中英语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在我国英语教学中只注重语法、词汇、翻译等知识的讲解，而没有考虑到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对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学会外语，就一定能正确使用，殊不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某种文化下，我们认为很合理的一句话，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被视为无礼。这就使得学生不能准确的利用英语进行交流，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缺少一定的积累。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中英语教学方法单一，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讲解的东西，没有有效的进行情景设置，模仿实际的语言对话，学生缺少语言学习环境和适当的训练，不能体会英语语境交流中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准确的利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2)重视英语知识的传授，忽视文化知识的渗透。目前在我国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主要表现在英语词汇、语法、阅读和听写儿方面的教学，而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很少涉及，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依旧使用以前的中式思维方式去学习英语，很难准确的理解英语语句的现实意义。

(3)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严重，学生和老师都围着考试、升学转。在课堂教学过程，教师所讲授的都是与考试有紧密联系的语法、词汇知识，而与考试无关的西方文化则是置之一旁，虽然学生的应试成绩有很明显的提高，但文化知识面不广，不能很好的利用英语进行交流，造成了我国当前初中学生的“哑巴英语”的现状。

2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的策略

2.1初中英语文化教学的原则

在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中，要让学生准确理解英语表达的意思，就要让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遵守以下两个原则，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导入作相关的取舍。

(1)实用性原则。对初中生来说所学习的英语知识基本是与日常交际相关联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导人时，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去除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让学生反复训练，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循序渐进原则。初中生有自己的年龄特点，他们受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影响，对新鲜事物有一个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的认知过程，我们在对其讲授英语国家文化背景时也要遵守这个原则，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

2.2初中英语教学文化导入策略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导人英语国家文化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增加学生的文化知识面，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创设情景对话的文化语境。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学生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用语错误，这不仅是交际用语的使用规范和礼仪习俗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受英语国家文化背景语境因素的制约。我们通过创设情景对话就是要让学生记住相关的交际用语，接收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利用适当的对话训练，鼓励学生多开口说英语，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减少“哑巴英语”的形成。

(2)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文化教学。

作为初中英语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可以通过对比本国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两种文化的异同，突显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刺激学生对差异的敏感度，主要可以从价值观、思维方式两方面去对比，比如谦虚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交往的过程中别人赞扬自己时，自己却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很一般了。而在英语国家里当别人赞扬自己时都会很开心的说"Thank you"，如果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交谈时，中国人拒绝赞扬，会让对方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导致交际失败的。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让学生充分认识文化差异，使学生客观、理性的对待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加宽文化知识面，才能正确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3)引导学生阅读西方文化材料。

初中英语教学的课时有限，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是很难达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西方英语材料，从作品中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可以利用课堂教学的时间让学生对自己阅读的文化材料进行交流，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4)展开研究性课程，加宽学生知识面。

篇6

关键词：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大学生；民族文化

跨文化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学生交际能力，是广大学者的重点研究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对我国当前的教学现状分析可以看出，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度不够，缺乏中国文化输入，大学生无法通过外语表达我国传统特色文化，导致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障碍。因此研究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播，更好的指导实践教学，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1 高校大学生民族文化缺失的现状

同其他学科存在明显的不同，跨文化英语教学因其特殊性，要求学生在掌握外语沟通能力和扎实英语基础的同时，更要通过外语语言这种交流手段，使母语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根据高校英语教学大纲的规定，传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一项关键的内容，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本达不到培养大学生文化素质的目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过分的强调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从而导致我国本土民族文化逐渐缺失。

作为传播中国特色文化，培养高文化素质人才的主要场所，各大高校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但在外语教学时，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模式的影响，教学方向主要为西方文化、道德观、价值取向及审美等知识，本土民族文化输入程度远远不够，影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致使多数大学生无法通过外语实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表述[1]。除此之外，由于高校没有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氛围，学生不能进行实践应用，影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锻炼和提升。而从教学内容和资源方面来看，高校教学资源不足，学生即使想在英语教学中获取同我国本土民族文化相关的知识，也无法提供相应的书籍和材料，知识获取途径较少，教学资源配置程度低，拥有民族文化知识的跨文化英语教师较少，大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薄弱。

2 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影响

2.1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利于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

跨文化英语教学要求必须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分析我国特色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点，并深化中西方文化的研究。跨文化英语教学处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环境下，强调的是差异和相似并存的理念，在追求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保留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特性，使得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在这种交流环境中，高校大学生的跨文化外语应采取平等的模式进行教学，在交流时为了延伸对话，要进行有效的倾听引导，在平等的条件下，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寻求一种文化共存的基点。而摒弃自身民族文化而进行的跨文化交流根本不存在文化认同感，也达不到文化层面上的双向互动。

高校开展跨文化英语教学时，应丰富和充实教学内容，让学生充分的吸收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并将其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循序渐进的提升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借助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归属感[3]。在学习过程中使得民族本土文化得到积累，激发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构建平等的中国民族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交流格局。

2.2 增强大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要想实现跨文化交流，关键就是必须要对自身有充分的了解，能够透彻的掌握民族文化，拥有强烈的本文化认同感，目前高校跨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民族文化缺失问题，正体现了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成的重要性。通过实施高质量的跨文化英语教学，转变教学模式和手段，可以有效的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意识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明确英语教学同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跨文化英语教学使学生在拥有民族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合理的确定自身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位置，树立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形象，站在整体的角度，客观的看待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历史纵向深度。

在跨文化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有关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合理的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弥补学生对民族文化认识的缺失，帮助学生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创设跨文化英语教学第二课堂的形式，重点讲述民族文化的缘由、发展、意义和作用，让大学生意识到自身承担的重任，实现文化、英语语言教学的整合[4]。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加大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度，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2.3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迎合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

大学生在拥有中国民族文化意识、情感后，跨文化英语教学就需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不断的交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大学生形成跨文化意识，高效的整合英语学习、民族文化。还要创设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情境，巩固学生的交际能力，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5]。

采取英语语言、中西方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不同层次教学架构，跨文化英语教学效果得到明显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从课堂学习走入实践应用中，获取真实的民族文化知识，积累跨文化英语学习经验，进而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探索出一条同我国民族文化相适应的跨文化发展道路。

篇7

1 中国现有三种医学

1.1 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发源于西方（古希腊），约于公元16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所以也称为西方医学（西医）。这种医学已经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

1.2 传统医学: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的中国固有的各民族医药的总称，包括中医药学汉医、藏医药学、蒙医药学、维医药学、傣医药学、彝医药学、壮医药学、朝鲜族医药学，等等。中国《宪法》规定：“发展 现代 医药与我国的传统 医药”。

1.3 结合医学:中国在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过程中两种医学必然相互影响，由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与配合防治疾病，逐步发展到两种医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研究与发展因而形成了中西医结合、藏西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研究，统称为中国的结合医学研究。其中，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中国起步最早（一般以中国 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毕业的1958年开始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取得研究成果最多，对国内外影响最大者当属中西医结合研究，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中西医结合医学。所以，中国目前是一个多种医药学共存，共同发展，共同承担着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

2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2.1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产生和由来 一般认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由1956年毛泽东主席首先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演化和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即“中西医结合”的含义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逻辑学有“规定性语词”定义。

2.2 三个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

（1）常识认识层次的 “中西医结合” 概念：该层次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也称常识性或经验性认识，如有的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两法治病”；有的人认为“中药加西药”就是“中西医结合”；还有的病人把“看了西医又看中医”称为“中西医结合”等等。上述这些说法虽然属于“中西医结合”范畴，但都属于常识性经验性的认识和理解；属于现象的、直观的、片面的、非本质性的认识。即上述说法是“中西医结合”但它不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

（2）科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科学层次中西医结合概念内涵，是指毛泽东1956 年所讲的 “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或者说，“ 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即“中西医结合”的逻辑学定义）。它是建立在科学研究 基础上，获得对中西医药学内在联系及中西医结合本质性认识 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追求的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只有不断深入开展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才能“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

（3）哲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从哲学层次认识，中西医结合是指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类似的知识系统（中西医药学）的辩证统一。这一哲学层次的 “ 中西医结合” 概念内涵，反映了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认识。

2.3 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理念:它是研究如何最科学的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与方法防治疾病、保护健康；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中、西医药的优势，形成两种医药学的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健康的集成优势；如何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最安全的、最经济适宜的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为病人解除病痛等。其最高理想和目的是不断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创立一门中西医药学融汇贯通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目前中国已产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是通向未来新医学的一个过渡性医学形态及过渡性医学概念。

转贴于 http://

3 中西医结合在中国产生的时代背景

3.1 医学背景:中国有中医、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并存特别是中医药学，无论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还是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药学都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重要医学。而且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疾病的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如辨证论治、针灸、中药推拿，等等。使其成为世界上从古代到现代唯一没有中断传承和应用的传统医学。中西医并存、并用、共同发展，是在中国产生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篇8

[关键词]美术；话语立场；公平机制；西方中心主义；本土主义

中西美术自从相互交流伊始，就存在着话语的问题。比较视域中的中西美术话语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美术在当代话语下的对话机制比较复杂。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广泛影响。中国美术界的“85新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代“美术运动”，而西方美术这时已处于后现代艺术的活跃时期。由于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现状了解甚少，一味地以为所译介的西方思想、文化、艺术都是现代主义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思想认识上的错位。而美术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意识到，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又把许多本该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当作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一些研究者在心态上、文化意识形态上，无形中都被西方文化所左右。而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这种背景下的中西美术的对话机制和话语，显然需要梳理，更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使中西美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正常地发展。

一、比较视域下的美术话语立场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wwW.133229.COm汉代——佛教传人，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人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这种认识基本与实际状况相符合。虽然说中西美术的交流早在东汉就出现了，但真正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却盛行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美术交流双方的话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还没有明显的中心话语问题。而且西方美术的传播者也始终存在着一种主动融入的姿态，比如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尽量使自己的作品符合中国的美术趣味和融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而中国的一些宫廷画师也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元素，比如透视、造型等。当然本土中心主义的观念还是有的，但仅仅是在文人阶层。譬如说邹一桂的观念和言论就最具代表性，认为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如果说清代邹一桂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拒斥西方写实油画，那么后来的“西渐”影响伴随着西方经济的强盛逐渐使西方的美术话语走向强势。这一点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都纷纷提出甚至是大声疾呼需用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改良中国画的衰微，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至于清初“四王”是否带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衰颓，这里暂不作讨论。但中国学者和画家们主动提出用西方绘画的元素改造中国绘画的衰微，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美术的强势已经在中国形成。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和对话就显得不平等了，之后的西方美术史论家，在研究中国美术时的观点和立场更是偏移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

上世纪70年代初，较有影响的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等论文。他认为张宏、赵左、吴彬、陈洪绶、龚贤等画家的许多绘画都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其中的话语无不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高居翰用布郎(braun)和荷根伯格(hogenberg)编撰的《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来作为例证。将《歌蒂斯城景观》、《堪本西斯城景观》、《法兰克城堡景观》、《艾尔哈马景观》与张宏的《越中十景册》中的山水画(奈良大和文化馆藏)、《止园册》(柏林东方美术馆藏)中的山水画以及《山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比较，认为张宏受到了西方绘画很大影响。但高居翰只是推测而无法证明张宏是否在苏州真的见到过《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其去南京不过百余里，行船往之历览是一平常且便利之事。……我们可知张宏曾于1638年去过南京，以此，我们或可以推测，他也可能因其机缘，而去过南京不止一次。再者，苏州本地也可以看到西洋画：利玛窦曾经有意在苏州成立分支教会。”高居翰的意思是张宏去过南京就必定要去教堂，去了教堂就见过欧洲的绘画。但实际上没有资料显示张宏像吴历那样皈依天主教，所以张宏去南京未必就会去教堂。即或去了教堂看到了宣扬宗教的绘画，也仅仅是“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的宗教人物画。作为初次接触欧洲绘画的中国画家，一下子要从人物画的技法中变通并运用于山水画，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再有张宏也不可能看到高居翰所列举的《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认为张宏的山水画受《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插图影响都是一种推论或猜测罢了，有牵强附会之感。再譬如高居翰十分肯定地认为龚贤受到了西方绘画(主要是版画)的影响，他说：“龚贤与其他画论家曾一再指出其风格的渊源乃是出自北宋。不过，我相信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欧洲版画的影响。”高居翰在《气势憾人》这本书中列举的龚贤大约画于1650年的一张山水画卷，因其画中有一处岩穴以及岩穴四周的岩石构成，据此认为，“布朗与荷根柏格所编的《全球城色图》一书中的圣艾瑞安山景图，其景象酷似龚贤画中的岩穴构成以及岩穴周围的岩块。”高居翰仅仅是以图中相似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并没有找到龚贤是否曾见到过这幅图的证据。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西方中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中西美术比较研究中占有很强地位。

另一位有影响的是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d sullivan，1916—)，他的观点与高居翰大体一致，也包含了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和《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映》等论文中。当然苏立文没有高居翰那样严重。

尽管高居翰、苏立文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阻碍了他们研究的推进。这是需要我们警觉和批判的，否则研究成果难以有效。中西比较美术学要求我们把比较的视点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中，而不是放在狭隘的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双方都不得以影响者或放送者的中心姿态来对待他者的美术，或者丧失自身的文化立场而一味地以他者的文化立场为中心。否则，都不符合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也是违背其本质的。

二、当下艺术思潮中的美术话语立场

在当下的中西方美术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放送者和接受者都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放送和接受，因而某些文化立场也就不尽相同。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美术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难发现在当下的中西美术交流中，西方美术文化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把美术文化传播与交流作为政治功能的有效运用。因而，体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当然构成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经济的强盛关系极大)。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的中西美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就显示出了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的特征是：美术话语的强势和规则的制定方在西方，即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话语并不等于语言，它是交往中的一套‘规则游戏’。”西方中主义话语就是在中西方对话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游戏规则。譬如西方的各种现代艺术展览，规则都是主办方制定，由主办方决定艺术作品的参展与获奖等。最主要的规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只要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作品都能人选或获奖。如此一来，中国艺术家的创作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进行，才能被西方认可。中国美术家的话语权基本消失。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一书中曾写道：“文化的对话标准是西方确立的，非西方国家仅仅是被这个‘标准’来衡量，使非西方国家失去话语权或根本就没有话语权。这是一个隐藏在深层的后现代主义背后的文化强权。近年来文化强权已经由原来的潜在性转化为显在性。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强权，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态特征。我们最为熟悉的‘威尼斯国际双年展’艺术大赛，标准的确立全部在西方。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不对等的交流，构成很多学者认为的‘文化侵略’的状态和格局。非西方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侵略’确实已经成为事实。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意识到了文化的差异问题和不对等的问题。”美国后现代文艺评论家休依森已经看到了这种后现代的文化侵略特征，他在其《大界限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中提醒道：“对那些非欧洲和非西方的文化，不应当用征服和统治的方法去相遇。”

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就是上面说的西方人以西方文化为强势、以优越于东方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姿态进行文化扩张；另一种就是非西方国家或民族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唯首是瞻。后一种表现方式，处处以西方的美术形态和美术观念(包括西方文化观念)为标准，尤其是以后现代艺术形态和观念为标准，来迎合与满足西方中心主义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在我国的某些艺术家那里比较明显。“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这种文化心态就是以西方的文化为准则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并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修正”自身的文化，而不是用比较的视域，不是融会中西和贯通传统的文化方式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心甘情愿地把自身本体的文化作为服从者，而不是文化的共同参与者。譬如一些画家为了迎合西方“标准”或“口味”，就努力用西方的标准制造作品，“我们的确看到西方开出的各种各样的订单，而中国艺术家更是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把领到进入西方的入场券视作最高奖赏”。为了争取获得入选的资格与身份，不惜牺牲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掉进西方的某些政治意图，歪曲了自己的文化形象甚至是民族形象。王岳川认为中国的有些现代艺术或先锋艺术颇有“弑父和寻求精神继父的文化语境”的性质。这种艺术文化是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精神与灵魂，是在寻求西方文化中模仿、挪用和移植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观念。

以上两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更不利于中西美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比较的视域下，阐发不同国别、民族美术，从而构建一种公平的对话机制。要构建一种公平的对话机制，我们就要防止自身把西方文化视为一个中心。我们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工作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公正、平等的对话机制，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自身的艺术文化的文脉为逻辑起点，自觉地运用跨越视域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中西美术及其文化，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看到本土文化在中西美术对话中的文化资源价值。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研究者更需要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去阐发和研究西方美术。

但是，基于中国的文化立场，不等于“本土主义”。就是说，我们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要把自己掉进“本土主义”的局限中。“所谓本土主义是指一种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或者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本土主义主张坚决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力图维护自身本土文化的‘纯洁性’和‘本源’的特色。”这种解释基本上抓住了本土主义的本质特征。单纯的本土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也不利于中西美术的交流与对话。乐黛云在《跨文化之桥》中说：“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主义可以取代欧洲中心。”就是说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不等于是拒斥西方美术文化。“本土主义”的这种心态同样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对话，不利于中西美术的交流。真正危害世界美术多元发展的是各种“中心主义”。

三、建立阐发与对话的公平机制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阐发与对话的公平机制，不能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美术思潮，简单地挪用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更不能硬将中国传统固有的美术形态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派生拉硬扯，非得把中国传统美术固有的生存形态说成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印象派、行为主义等等。譬如有的研究者把宋代画家梁楷说成是表现主义画家，因为梁楷的《泼墨人物画》的确改变了唐代人物画的传统模式，而用了非常随意性的泼墨形式以表示胸中之意。这样硬贴标签的研究方法实则是不可取的，况且我们不说梁楷的出现远远比西方的“表现主义”要早几百年，单就梁楷表现的是一种胸中之“逸气”，而后起的西方表现主义表现的是“痛苦”、“愤懑”、“彷徨”等心理来说，二者就相去较远。当然，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表现主义”创作方法来做一些阐发性的比较研究，来研究梁楷这一类型的中国古代人物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野或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但绝不能牵强附会地画等号，否则就是“中心主义”或“文化霸权”的反映。套用标签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用西方的话语强加中国文化，其比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自然，研究的结论也是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场而无效的。这一点是我们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时必须注意的。

当然，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受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接受和受其影响时，就是错位的，所以是不对应的。并且模仿和挪用的痕迹太重，其标准也是参照西方的规则，因而，在错位中就显示了对话的不平等。

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不可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逻辑，也不是中国当代的文化逻辑。要使中西美术进行真正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就必须有一个平等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中西美术双方充分显示自身的艺术特征和各自文化逻辑与独创精神，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突破中西美术双方旧有的文化体系，构成中西美术的新视野的立足点而返身审视自己的美术文化和形态，从而使新的公平话语构建成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和而不同”就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平等对话机制。“和而不同”是建立和阐发公平对话机制的根本也是基本前提。“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就是，尽管各种事物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的事物总是在谋求一种共识的发展路径，使多元化的事物并存而不分离、隔绝和孤立。相继相承的“不同”事物是发展的根本条件，但如果“不和”，事物就分离而不能发展。因而中国古人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评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而不同”的话语精神可以用来构建当今中西比较美术学的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

哈贝马斯提出了“互为主观”的话语。“互为主观”就是为了使双方平等，双方把对方视为主体，就是说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或理解。从而导向某种认同或共识，即“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en3s哈贝马斯的话语机制也反映了一种平等的话语权力和平等对话平台。与哈贝马斯持相同观点的是巴赫金。他提出了他者“不是物，不是无声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他应能自由地展示自己。而从观察、理解、发现这另一个‘我’，亦即‘人身上的人’的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对待他的特殊的方法——对话的方法。”

中西美术实际上就是“主体”和“他者”之间所呈现的一种对话关系，有什么样的“话语”机制就有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如果我们以“和而不同”或“互为主观”为基本原则，就使中西美术交流和话语处于彼此独立又同时共存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的机制。对话的出发点使二者在“不同”中，共同显现彼此间的互信、互识、互证和互补。中西比较美术学的比较视域中的美术话语的重构，必须使主体话语的建构本身包含着他者，从而使主体与他者相互作用，即通过在与他者美术的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在相互认识、相互信任、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的价值基础上重新构建对话平台的机制。因此，在比较视域下的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中，任何“中心主义”或“本土主义”都是妨碍平等交流与对话的障碍。中西美术同处于这个世界上，这就要求我们在交流与对话中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与主体有异的他者，主动亲和与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在相互交流、对话、阐发和理解中达到主体与他者相互间的“和而不同”与“互为主观”的和谐共处，共建一个平等的话语平台和机制。

篇9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跨文化交际;文化逆差

1.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提出

失语症（Aphasia），最初是医学术语，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语言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美国传统词典》英汉双解）。20世纪90年代文学评论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文学思想的入侵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流失，因此出现了“中国文学失语症”。而“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提出来的。从丛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敲响了“中国文化危机”的警钟。从丛教授认为：许多中国青年学者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的表现也缺乏文化底蕴。对于“中国文化失语症”，从丛教授提出，虽然中国外语界早已意识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也已在外语教学中加大了文化教学的比重，但有共同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文化内容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中国文化教学，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2.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成因

中国文化失语的实质，是语言学习者民族文化认同的严重缺失。文化认同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传承，语言学习者对汉语文化的冷漠和失语，显示出他们越来越疏离于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他们本身的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

2.1 社会环境因素

“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达的民族”，在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冲击下，语言学习者对西方的文化全盘接受，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崇洋”。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引进铺天盖地，西方的节假日文化、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成为中国学生追逐的目标。而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文化逆差”的加大，即西方文化引入多，中国文化输出少，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场合中“失语”会更严重。

2.2 教学环境因素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从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到英语技能专项训练，再到重视跨文化交际，聚焦目的语文化，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用的教材大多是原汁原味的国外原版资料，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与习俗，很多专家学者也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如何使语言学习者更好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研究上，语言学习者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断深入。但是在课程教学要求、教材编订、教学方法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输出的考虑较少。英语教学上厚此薄彼，注重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却忽视了母语文化的输入;突出了目的语文化对外语学习的意义和影响，却忽视了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3.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应对策略

3.1 加深对跨文化交际双向性的认识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成为文化教育关注的重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交际也是双向的，互动的。贾玉新教授认为：发展互动交际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互动交际是有效的交际，需要双方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能力、认知能力、互动能力及文化能力。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是文化能力的基本部分。这里需要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指交际双方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学习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交际。学习英语不仅要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还要包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真谛。跨文化交际的双向性决定了大学外语教学应同时兼顾本民族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外语学习不应该只是了解西方文化，还应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并能够用外语对外传播本民族文化。

3.2 加深对文化输出战略意义的认识

随着中国的复兴，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关注度正与日俱增，世界各国人民都比以前更渴望了解中国的事情。保持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我军国际化任务的增多，对外军事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军事领域以外的交流是增进两军相互了解，增强合作氛围的重要途径，是体现大国地位的重要方法。

3.3 加深对英语创新人文教育的认识

中国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作用，在进行外语文化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中国文化意识的教育。英语教师不仅是语言的传授者，更是文化的传递者。英语教育者应该改变传统的只重视英语国家文化的教学理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文化平等意识，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优秀民族文化，深刻剖析教材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英语文化教学的创新也就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继承和发扬，并结合西方文化因素，进而实现向外的输出，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向世界的舞台。

跨文化外语交际学将文化能力放到与语言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培养英语学习者的中国文化意识，并将这一意识贯穿到整个英语教育体系中，让学生真正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从而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处于积极的位置。因此，要克服中国文化失语症，学习者首先应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出，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外语教学的缺陷.光明日报，2000.10.19.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宋金鸿.《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语教学模式》[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6）：122-123.

[4]王静.《英语文化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培养》[J].现代企业教育，2013（2）：53-54.

[5]张莉娟.《中国文化缺失：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弊病――加强中国文化输入的必要性及建议》[J].科教导刊，2011（2）：4-5.

篇10

摘　要：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文艺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高楠教授认为，中国当下的文艺学建构有三个基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实践。一方面需要“西论中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只有体现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论才能够和西方文论平等对话，走向交往融合的未来。

关键词 ：文艺学；理论体系；建构；主体性；主导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03－04

高楠（1949-），本名高凯征，辽宁沈阳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辽宁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艺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模范教师。主攻方向是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生存论文艺学和写作思维等方面多有创见，主持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19部，代表作有《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艺术心理学》、《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文学道德论》等。其中《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道德论》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2014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背离和导入：西方文论汉译过程和接受研究”（编号：LN-007-B）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1949-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王亚光（1971-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英汉对比与翻译。

王亚光（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高老师接受采访。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是您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您在多篇论文中及几部著作中，都谈到既构成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的资源性根据及思维性根据，又成为这一建构的困惑与纠葛的两大问题，即中国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转换性构入。那么，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构文艺学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传统的文艺学理论，怎样处理与外来的西方文论的关系呢？

高楠（以下简称“高”）：你说的这两大问题，确实是我十几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们不仅是多年来在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中历史地形成与提出的问题，而且是当下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这注定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围绕“转型期文艺学理论建构”这一问题域展开。当下文艺学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学传统如何继承转化，外国文论如何借鉴。具体地说，中国文艺学的多元建构需要回答如下理论难题：如何对待涌入的西方学说，如何对待传统，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思想体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理论大规模地涌入，这一方面让长期受到禁锢的人们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同时也让很多中国学者失去了自信和自我。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西方理论在认识的角度、表达的严谨等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理论实质性地说就是学者们对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某一实践领域的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从民族或国家的角度说，理论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对世界认知角度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规定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在我们的生存之中。马林诺夫斯基找到的民族生存的文化密码，马丁·霍利斯发现的生存的文化模式，冯·皮尔森探索的民族生存的文化规则，都是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规定着人们的生存的传统。要想更好地认识传统，要采取“融合”式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要倾听当下的历史回音，在历史中去叩问当下的意义；另一方面，要实现传统的现实敞开及阐释的个性敞开。立足在当下，才能够回望历史，也才可以展望未来。对于中国文艺学建构而言，传统就是当下延续着的传统的理性思维及其汉语表达形态。

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具有根本意义。如果我们在传统中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传统就失去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存在根据，也根本谈不到跟国外同行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中国的文艺学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敦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基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强调宗法血缘关系、天人合一的体验和人伦理性，其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体验、尚用、生化、中和、浑融、重礼、守仁等等。

概括地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抓住机遇，不能固步自封，要敞开胸怀扩大对外交流，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文艺学主体性的根基就是中国的文论传统，中国文论传统非常稳定，具有极强的自我调整和异质同化功能。中国文艺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思维机制，对应于意-言-象-境的思维表述方式。这套思维机制与表达方式，当下仍在文学实践及文艺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常常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亟待向自觉层面提升。

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文艺学建构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基，另一个就是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比较而言，当下中国文论有哪些突出的特点？“西论中化”又怎样实现呢？

高：不是两个基础，而是三个基础：即中论传统基础、西论资源及思维方式基础、以及中国文学实践基础。中国到底有没有或应不应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曾经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要点是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争论中常常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应该服从或统一于文学理论的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普遍性。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个民族与国家各有其是的时代，没有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就不会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如果把西方的概念体系、逻辑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模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确实有些另类。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主客二元的对立划分，没有从认识论角度去探讨世界的本源，认识世界的本质。中国传统看重的是一种基于体验的情感认知，“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是体验式认知的前提。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西方文论对客体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强调科学、实证。中国文论则强调“言不尽意”，利用“取譬连类”的表达方法来表达思想。中国确实缺少西方长篇累牍、条分缕析的文学理论，但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实践，中国的学者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言说体系。从最早的汉族文学批评对诗与舞的言说开始，先后有一系列的文论著述，探索中国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并从中总结适合于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的经验，将之提升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及关系命题，并形成一套源于道、及于天、合于性、见于情、统于理、述于各种范畴的文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乏真知灼见、完整系统的理论著述，当然，我们也要正视中国传统文论，在条分缕析，严谨论证及严密的逻辑推演上，不及于西方传统文论。但虽有严谨与严密的不足，却也有体验与融通的所长。因此是一种各有长短，有待互补的情况。

在中国文艺学当下和未来的建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提炼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这才是必须要坚持的。民族文学与艺术就应该选用反映本民族特色的概念来描述、概括和言说，西方理论有他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况且，核心词的内涵也无法脱离其产生的语境。坚持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推论与描述当下和未来中国文学状况，必然会产生削足适履的不适感。成功借鉴西方文论的前提是要实现“西论中化”，所谓“中化”就是要消化理解西方文论的理论内涵，不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否则这种非主体性的接受不仅对接受本身不利，也会影响接受的效果。事实上，“西论中化”的关键就是“化”，而这个“化”的结果就是“现在”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和接受。这个理解不可能等同于西方文论原本的内涵。要坚持西论中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积淀形成的。它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是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文艺学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追溯与转换，主动借鉴西方文论的多元体系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文论的主体性。

王：在您多次撰文探讨“西论中化”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是不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理论呢？

高：西方传统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即理论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世界及万事万物的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性质，既然这类理论揭示是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因此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理解，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理论是关于现实世界中现象的概念化和体系化，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和概括。理论也是反复实验、观察和体验的结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也具备真理的某些要素。但是理论并不是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而不断被重新认识，有些理论见解或观点可能会被推翻，被扬弃。鉴于此，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因此一种理论的适用性也是有限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后现代语境下各种西方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些理论会在一段时间里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而有些理论则只是昙花一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社会生活的检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面临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艺理论时，要有辨识能力，要尽可能了解一种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正确认识它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样才能合理地做出判断，投入精力进行译介和研究。

王：建构世界交流中的主体性文艺学，一定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突围和求解呢？

高：全球化进程使得各民族对话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各个民族间的交流是以各民族的特性和主体性为基础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认知才有资格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对话，在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论交流中，没有民族与国家特色的文论是无法进入交流层面的。固然，所有的理论著作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理论著作，这使我们总是感觉族际与国际间的文论交流是个别的、具体的著作与论文的交流。其实，这只是交流的形式，就实质而言，真正交流与对话着的，是见于民族传统或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如果一味地重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甚至连表达的方式也完全按他人的话语模式进行，那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和资格。在19世纪初到民国时期，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曾经作为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引进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特殊的政治取向，苏联文艺理论成为主要学习对象；在文革时期，与外国文艺理论界的交往被阻断；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的译介如火如荼，大家急于了解新的思想认识，急于找到新的思想方法。回溯这一百多年的中西文论交流史，不难发现，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都是西方文论处于主导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艺学的发展，首先要强化民族根性。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这个过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沟通和交往，增加了解，增进共识。挑战在于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也就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民族根性是国家和民族的本体规定性，事关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国家或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体定性。其次，还要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文艺学话语。话语表述是理论交流的手段和途径，学术交流需要一套特定的话语表述方式。上面讲过，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的言说内容，接受了别人的言说方式。自己的理论声音一直处于由西方代说或接着西方说的状况，更没有去发掘自己的话语模式，这样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所以在当下，要唤醒我们的文论自觉，回到我们自己的文论元典中去发掘可以转化为今天的理论延续性的认知经验。从中提炼出当下世界共同关心的主题，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或者话语模式来进行交流对话。

王：全球化是一个当下无法回避的话题，从您的研究来看，您在强调民族性及民族根性的同时，一直认为中国文艺学建构必须抓住全球化这个契机，各国学者的思想交流无疑会促进区域性的理论发展。那么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界限是如何界定的，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高：确是这样，全球化进程为我们的特色性文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广阔的交流契机，主要的是使我们获得特色建构的取向。19世纪初，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接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最近西方学者又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区域化”与“国际化”。这使得“民族”和“世界”成了一对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概念系统。回到“全球化”本身，应该更强调政治和经济的意蕴，而科技、经济的发展，乃至政治和军事的交流无疑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International Turn）”在上个世纪下半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却由来已久，只不过是没有从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角度把它概念化、系统化。事实上，西方文学中很早就有中国的元素，德国的存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国当代感性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中国的文化中自佛教东传也早融入了外国哲学因素，很多佛教术语早已经进入中国古代日常的话语体系之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一百多年前就逐渐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文论生成和构建的历程中发挥了作用。学者有自己的国界，但是思想是可以在学术界交流的。在通讯和交通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学者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交往对话是文论建构的现实，也是未来建构的基础。交往对话的时代大幕已经开启，当下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构建交往对话的话语体系；同时要认真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推理能力。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摆脱“失语症”的尴尬。

王：高老师，在国内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学者中，您的学术生涯开始的时间很早，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那时您的《艺术心理学》几乎成了国内报考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研究生的必读书。在您学术研究道路上，有怎样的心得可以跟青年学者分享，可供大家借鉴呢？

高：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家都很容易浮躁，特别是年轻学者生活、工作上的压力都很大。我考虑要想在学术上走得远、走得深，下面这几个方面需要多注意一下。一是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矛盾，但是不要被这些困难和矛盾控制你的思维和精力，一定要留出空间给自己思考、阅读和写作。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事务时，不要拖泥带水，要即时做出判断和应对。事情过去以后，就不要再左思右想，过去的就过去了。你该读书，就专心读书；该思考，就心无旁鹜。另外，对于与自己研究和工作无关的八卦，尽量不去关注，不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用在不相关或者无意义的事情上。二是读书要讲求方法，现在每年著作出版的数量很多，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是要讲求些方法。对于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一定要精读，拿我们文艺学的专业来说，西方理论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必读的，他们是西方文论的思想渊薮；康德、黑格尔、席勒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也必须精读；此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也要谙熟。这些一流大家的作品要精读细读，反复咀嚼其思想内涵。读懂他们的原典，结合着读些对他们理论的解释性论著，以及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和分析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就会读得快些，理解得深透些，这样就能纵向深入，横向展开，老辈学者称此为钻探式阅读、综合性收获，做到择其要而用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经典文论更要细读，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常常是文史哲一体、诗文画一体。要带着当下文论建构的问题读，要与西方经典名著比较着读，要理解古代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三是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先形成自己的思想，让思想引导你的笔端，这就能下笔如注，文思敏捷，写作就是一件快意的事情。这也叫立论在先。论从何而来？来于上面说的精读，以及对于实践进程的投入与把握，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如果自己预先没有想法，任凭你冥思苦想，也无法展开，那一定是很痛苦的。因此，多阅读，多积累，多思考，这才能有想法，才能立论在先。当然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还是沉下心，慢慢积累。

王：谢谢高老师提点，相信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