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时间:2023-10-27 17: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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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意识

篇1

[关键词]现代文化 跨界民族 公民意识

[作者简介]王志刚(1972- ),男,河南息县人,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安晓平(1960- ),男,陕西西安人,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屯垦文化和民族文化。(新疆 阿拉尔 843300)

[课题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9,项目主持人:安晓平)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成效跟踪调查研究”(项目编号:BTYB03,项目主持人:王志刚)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4-0041-03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民族成分众多,宗教氛围浓厚,周边局势复杂。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又是典型的跨界民族,与邻国同源民族有着相似的文化和部族认同。处理好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有利于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跨界民族的大学生作为该民族中的精英群体和活跃分子,既代表着该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又可以帮助公民在国家建设和边疆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素养如何,直接引领着该民族的国家认同。因此,加强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是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作为典型跨界民族的新疆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他们与邻国主体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似性以及地缘政治的特殊性造成其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复杂性,这具体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对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和伊斯兰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等。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这种复杂性增添了多民族学生汇集的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复杂性。为此,必须加强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以此为重要突破口来增强其国家认同,构建和谐精神校园。

1.公民意识是增进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动力。处理跨界民族各种复杂认同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解决好其对本民族认同和对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牢固树立起公民意识不失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黏合剂’。”①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尽管生活在同一国家里,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跨界民族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存在一定的错位,牢固树立起公民意识可以促进彼此认同一致性的实现。“不分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尊重所有成员平等权利的多民族公民国家,需要一种更高的认同,所有公民共同拥有的认同。”②对跨界民族而言,强化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公民意识,比单纯强调国家认同会产生更为有效的结果,因为公民意识的教育就是将国家认同社会化的过程,它有利于实现文化和政治认同的统一。

2.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增进新疆高校大学生跨民族的和谐关系。塔吉克、柯尔克孜、哈萨克等跨界民族都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当前更是对国家高度感恩和认同的。但新疆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优良传统在年青一代人身上能否得到很好的传承,即认同的代际转化问题,近些年来已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中受到挑战的突出问题。新一代跨界民族大学生虽然文化程度较高,但他们没有经过革命时代的磨炼,对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和阶级压迫的历史记忆较为模糊。一方面他们在原先相对封闭状态下的古朴爱国情怀和国家认同受到一定冲击;一方面,他们在环境变化、民族间接触频繁形势下对民利和利益的诉求势在必行。要想既能保证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不会削弱,又要使新生代跨界民族大学生积极地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就必须改变思想教育的方向,把公民意识教育提到突出位置上来。举例来说,生把哈萨克斯坦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与其他民族大学生的和谐交流,因此,要去除狭隘的部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的感悟。总之,柯尔克孜和哈萨克等民族的大学生,大多来源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牧区,在走出封闭和融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公民意识的教育是克服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障碍的关键环节。

二、现代文化为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指明了方向

1.现代文化是一种“公民文化”。一般认为,现代文化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但又是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包容、开拓、创新、科学、理性的文化,是对封闭、落后、保守、愚昧、极端思想的否定。培育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必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因为“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有立足之地?”③从全世界范围看,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公民文化”,它应该是一种力图摆脱狭隘部族意识的先进文化。跨界民族大学生因为受先进文化影响较深,现代文化为其公民意识的成长提供了长远动力。

2.跨界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成长的特点。总体来看,新疆的几个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我们在看到他们保持着高度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怀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对民利追求、法制观念等现代公民意识的欠缺。相比较而言,大学生则是本民族中接受现代文化较多、民主法治观念较强的一个群体。而且,在进入大学后,他们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视野的开阔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公民意识。跨界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提升在当前呈现出两种同时并存的倾向:作为国家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强化;作为本民族成员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话语权的感悟。前者充分体现了跨界民族大学生在现代文化引领下国家认同感的上升,后者则体现了他们对民利和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公民意识增长的同时,对本民族权利和利益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本民族意识的增强,从而导致内聚和排外情绪。特别是近几年来,新疆周边国家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使得跨越国界的民族主义思潮有所升温,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力量也不断加强。对于跨界民族大学生来说,这种文化的因素如果缺乏及时的引导,或许会对其政治认同产生不利于国家的影响。

3.现代文化引领跨界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合理性。作为公民意识教育的产物,跨界民族大学生对公民权利和本民族利益诉求的增长会导致他们过于关注本民族利益和话语权而淡化公民义务观。在此情况下,要想把他们的公民意识强化在国家认同层面,必须用现代文化对跨界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开阔视野,把视线转移到国家这个大家庭上来。“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政策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华文化几千年以来处理民族关系“文化化”的思想传统,把少数民族(包括跨界民族)更多地看成是一个“文化群体”,增强政治上的国民意识,淡化族群观念。④我们要从过去威权社会转变成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只是制度的改变,人民的心灵也要经过一个彻底转变。所以当前我们真正需要的公民教育不是公民权利义务的知识性教育,而是一种文化改造工程,它主要是心灵的、更是道德的。⑤现代文化正是为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对国家和公民身份公共合理性的认识提供心灵和道德标准。现代文化引领下的公民意识教育,能增强学生自身的判断能力,帮助学生从“自在”走向“自觉”,也就是既能尊重自我,又能容忍异己,塑造起理性的民族自豪感。

三、现代文化引领下加强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1.普及高等教育层面的“国民”权利和义务观的教育。当前,新疆各级学校特别是高校中都高度重视“四个认同”(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在调研中发现,“国民”权利和义务观的教育严重不足。“公民身份是指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⑥如果跨界民族的大学生都能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领会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就会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同时,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也就有了坚定的思想基础。当然,这一过程需要现代文化的引领。

2.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现代文化的集中精神体现。不管跨界民族的大学生来自哪个地区,同国外同源民族有着怎样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是各族学生共同信仰的理论体系,是公民教育的强大理论武器。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目前多流于形式,且停留在理论和应试层面,真正深入各民族学生心目之中还任重道远。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校园普及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课中。新疆许多高校已形成校领导、行政人员、辅导员、“两课”教师和各族大学生共同倡导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举例来说,有些高校大力推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活动,受到各族学生的普遍好评,对于学生的道德情操修养也起到了很好的感染作用。知荣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美德,“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代各族大学生判断是非真假、领悟善恶美丑的精神坐标。尽管风俗习惯和教育背景参差不齐的各族大学生有自己的心灵空间,但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言:“人性是相通的,少数民族也是这样……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受益匪浅。”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深化,是把各族学生培育成高素质的现代公民的良好途径,同时,也通过校风引领了社会风尚。

3.推行以“大国学”为理念的大学校园多元文化教育。在多民族汇聚的大学校园里,作为中国公民共同接受教育的各族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诉求,这就要采取多元文化的教育,现代文化为其指明了方向。在现代文化的视野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将其纳入“国学”的范围则有利于提升跨界民族学生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⑧如果把《玛纳斯》和哈萨克英雄史诗等也纳入“大国学”的视野,鼓励其他民族学生也加强学习,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必然为自己民族文化地位的提升而自豪,这必将有利于各民族共同探讨现代文化,增强公民意识。当然,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国家为了保护族群文化就不要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做任何现代化的努力,或者是每一种文化在各自群体内独立发展而其他文化包括先进文化不能过多介入。这样不仅会影响到新疆跨界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作为公民教育重地的大学校园文化教育更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引导不同民族学生以公民身份进行相互学习。

4.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改善新疆高校的双语教育。对跨界民族进行公民意识教育,语言是一个重要环节。新疆多年来探索出了一条成功有效的高校双语教育路径,为各民族消除隔阂、增进交流和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少数民族接受现代文化减少了障碍。但是,在现代文化的视野下,新疆当前双语教育的文化因素还远远不够。在加快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各民族交流的进一步频繁,不仅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得到提升,其作为文化载体促进不同民族跨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作用也会慢慢显现。新疆目前的双语教育一方面难以适应跨越式发展对文化交际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难以应对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和教育水平多层次性的现实,好多基层双语教育片面强调语言之间的翻译和转换,忽视了文化因素。跨界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文化之间文化做到相互理解,才能为双语教育提供更好的学习动机。对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如果有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参照系,就能更好地反省作为大中华文化之一的本民族文化。

5.以现代文化引领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宗教观。新疆的三个跨界民族同其邻国主体民族一样,都信仰伊斯兰教,这给公民意识教育增加了难度。虽然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各级全日制学校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从事宗教活动,但跨界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宗教氛围浓厚的农牧区,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大学阶段还需要加强正确宗教观的教育。新疆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有时候就利用跨界民族同族而且信仰同一种宗教的 “文化氛围”,误导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淡化和削弱中华民族认同感。在现代文化的视野下,要使学生明白,民族和宗教是不同的社会范畴,伊斯兰教并非是他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归宿。从历史上看,他们都曾受到过多种宗教的影响,不仅其民族文化史和宗教文化史比他们的伊斯兰教史悠久,即使其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也各具特色。他们各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史,在共同的问题上也必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与时俱进,形成现代宗教观,才能保持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正在改变着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现代的大学生多以世俗性的民族文化作为认同的基础。因此,要以现代文化引领他们的思维方式,开阔眼界,做更自由和理性的文化选择,使文化认同上升到一个更高境界。

总之,民族边界和政治边界的错位性导致了新疆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多重性和异常复杂性,培育跨界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正确的公民意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等类似宣传即能在跨界民族大学生中牢固地树立起国家认同观念。为此,必须从深层次上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而这又必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注释]

①李崇林.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0(4):42.

②(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2.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④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3):l6-22.

⑤王可.两岸四地公民教育与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2007(11):151.

⑥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36.

篇2

关键词 畲族;媒介;现代意识;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23文献标识码A

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一直以来是党和国家不懈努力的目标。一般意义上,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学者在讨论现代化这个话题时总是将人的现代化摆在首位,认为“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人的现代化是首要条件,而人的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是树立现代意识。

一、现代意识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媒介的关系

按照关于“意识”与“存在”的哲学观点,现代意识就是对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么现代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呢?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我们正处于商品经济时代。可以说当前社会的商业属性是普遍被认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工业社会、商品经济,现代意识本质上不应是对个体存在及其价值的感伤和哀婉意识,而应是高效率的商品经济意识,这种意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其他一切意识形式都必须内涵高效率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意识是现代意识核心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商业社会的运行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那么,从内容上看,现代意识必然包括与现代商业社会运行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也必然包括与之相协调的公平、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理念。现代意识是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对个人及社会发展而言,其意义非同凡响。它是人们适应现代社会、寻求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现代意识的价值在于它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反映了新的未来的社会因素、代表着变革的未来。”

关于现代意识、人的现代化与媒介的关系,中外研究者都有较多关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关键;而人的现代化与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重建具有现代意识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民主与法制意识和现代市场观念、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一句话,把小农经济下的人转化为现代化的人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将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对媒介可以塑造现代性人格也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家落后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状况,也表现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把人的现代化视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环节。他在调查中发现,较现代的人愿意积极地同信息来源保持接触,无论是现代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信息来源,他都经常接触。……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媒接触”可以看出,关于媒介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得到学者普遍认可的。其具体作用主要是,媒介凭借强大而高效的信息传播功能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促进了大众现代意识的生发,塑造了人的现代性。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这也是国家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首要选择当然是改革开放。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的改革正进入关键时期,摒弃旧的观念和意识,树立现代观念和意识,对个人,对社会的发展,对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关注畲族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关注畲族民众的现代意识问题,建构现代化发展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下面我们将从畲族民众媒介使用状况出发来探讨媒介与畲族民众现代意识产生之间的关系。

二、当前鲁族民众对媒介的选择处于转型期。新兴媒体正逐渐兴起

2010年7、8月份,我们对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和云和县部分畲族居住村庄对畲族民众选择媒介的种类、使用媒介的目的、媒介内容的选择、媒介带来的影响等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20份,收回208份,有效率为95%。通过本次调查我们获取了畲族民众媒介使用的最新状况及特点。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对媒介与畲族民众自身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们首先调查的是畲族民众使用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主要媒介的偏好。

在对“使用的主要媒体”进行调查时,选择电视的有174人,占84%。其次是手机,手机的拥有率占据相当高的比例,有61%,仅次于电视。选择广播的也比较多,有31%,选择网络和报纸相对较少,分别为15%、14%。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一样,电视是畲族农村最重要的媒介。电视之所以占据绝对优势,主要是因为电视媒介的自身优势。比如一次性投入低;对受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视听化传播手段生动丰富等。手机在畲族村民中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手机拥有率虽然很高,但主要还是以接打电话、收发短信为主,是畲族民众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讯手段。但是手机作为第五媒体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因为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手机设备还处于低端阶段,智能手机的使用尚且不多。不过,我们发现一些年轻人开始用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了。本次调查的208人中就有5个人使用手机上网。这5人全部集中在20-30这个年龄段。网络的用户比例为15%。从年龄分布来看,20-30之间有11人,30-40之间有10人,40-50之间有7人。网络的使用对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都有一定要求。目前在畲族村民中,电脑网络的拥有者一般为村里的生意人及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可见,我国青年农民的媒介消费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现在虽然还不能断言新的模式已经成型,但网络已经成为青年农民媒介消费的重要对象,它对报纸和广播的地位形成了很大冲击,是一个显在的事实。”不难预见,经济发展和个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将会为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在畲族地区的使用打开空间。届时,新兴媒体对畲族地区社会和人的发展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三、媒介使用动机的变化预示着畲族民众的现代意识正逐步萌生

接触动机是与使用行为、使用效果紧密相关的。在不同动机和利益驱使下会有不同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信息选择倾向,而这也直接关系到信息的接受程度和影响效果。在调查畲族村民接触媒介的动机时,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增长知识、娱乐休闲、获取信息、消磨时间四个选项。从获取的数据看,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发现。在以往的调查中,特别是在农村,娱乐休闲一般被认为是农村居民接触媒介的第一目的。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增长知识和获取信息超越了娱乐休闲。

在被调查的208人中,选择增长知识的有61%,娱乐休闲的有60%,获取信息的人数占66%,消磨时间的比例为30%。增长知识、娱乐休闲、获取信息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而且增长知识的比例还高出了娱乐休闲一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曾经有人对四川省、河南省、浙江省等地农村开展“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获得知识和了解国家的政策与法规也居于前列。”

这表明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畲族民众在现代化适应方面已经不再是被动的、盲目的,而是有了一些积极、主动的反应,现代意识逐步萌生。

电视、手机等现代媒介的高拥有率和接触频率让畲族民众看到了商业经济大潮涌动的现实世界。媒介展现出来的现代化生活状态,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个人发展空间和机会,以及媒介倡导的公平竞争、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努力拼搏、勤劳致富等现代精神理念也都时刻鼓励并影响着他们。媒介丰富了畲族民众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认识,同时也激起了他们渴望了解和参与现代社会的欲望与冲动。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关注现代社会,主动通过媒体寻找、选择、学习适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他们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使用动机的微妙变化彰显的是畲族民众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他们通过媒介获取了商业社会的有关知识,获取了维护商业社会运行的政治法律知识。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在我们调查畲族民众对电视节目的选择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我们在对畲族农民接触电视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选择新闻节目的人数最多,占73%,影视剧为72%,选择戏剧歌舞音乐等文艺节目的人约占51%,而选择农业、教育、科技等节目则较少。选择新闻节目的人数超过了选择影视剧和戏剧歌舞音乐等文艺节目的人数。

新闻具有真实性、客观性,能为我们展现世界的真实面貌。对新闻的关注可以帮助畲族民众随时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方面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的头脑更加聪明、更富决策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突破和超越原有的束缚,凭借新的情况,开拓自己的眼界,重新认识并勾勒头脑中有关现实世界的景色,达到立足此地胸怀世界的境地。”新闻性内容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了解情况,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去适应世界。从另外的角度看,对外面世界的关注也表明新闻接受者渴望了解新环境,愿意面对新环境。“对新闻性内容的高接触率以及了解国内外大事的强烈需求,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保守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已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渴求了解天下大事,走向开放。”

四、媒介是畲族民众了解、认识及接受现代意识的主要窗口与桥梁

媒介与农民现代化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作用呢?南京师范大学的方晓红教授通过对江苏农村受众的调查分析后发现,媒介对农村受众的影响“有时是随感上的,有时是认知上的,有时表现在人生态度上,有时表现在价值观、世界观上”通过现代媒介“农村在对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的进程获知速度,在把握诸多的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方面,与城市几乎同步,从而与城市文明构建了对话的平台”所以,方晓红认为当代媒介是江苏农村现代性增长的推进器。

通过对畲族农村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一作用似乎更加突出。在调查媒介对畲族农民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列举了五个选项,分别是“知道了很多新鲜事”、“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知道了一些科技信息”、“了解了一些政策和法律知识”。调查内容涉及到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等领域。调查结果为:知道了很多新鲜事的比例为80%,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的人占78%的比例,了解了一些政策和法律知识的有59%,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的人数占26%,知道了一些科技信息的比例为24%。五个选项的比例都比较高。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通过媒介这个桥梁持续不断而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与观念。让他们认识了现代市场经济状态下的社会新秩序,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丰富内容,了解了国家方针政策等等。这说明媒介对畲族民众树立现代意识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

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活动有联系社会的功能。所谓“联系社会就是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媒介特别是电视为畲族民众打开了窥探外部世界的窗口。畲族农民因此与外界有了直接而及时的联系和信息沟通,也有了直接对话的可能。他们的观念变化和行为变化也因此与外界紧密相连。比如在民主政治方面,媒介持续不断地报道宣传国家的民主政策,领导活动,地方民主选举等等,让畲族民众也知道了民主现代化呈现出来的理念、政策、制度等。在村委会选举中他们秉承新的民主意识,积极参与选举,行使民利。积极主动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农耕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有着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法则和价值理念。媒介通过现代性话题的设置,现代化语境的营造以及现代化信息环境的构建等,帮助畲族民众逐步了解、认识、进而接受现代商品社会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道德观念,认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法则,逐渐成为适应新环境的时代新人。媒介在促进民众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畲族一般居住较偏远的山区,交通较闭塞,与外界联络不便。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媒介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更加突出。有研究者在畲族农村进行媒介调查时发现:“中央电视台的‘忠实观众’在浙江畲族特别多,因为畲族地处偏远山区,加上很多村民都安于现状,不愿意走出家门,因此中央电视台成为他们与外界、与国家联系的唯一值得信赖的途径,因此喜欢看新闻联播的村民特别多。”特殊的居住环境导致畲族民众在信息需求方面比其他人有着更强烈的欲望。可以说,媒介是他们了解、认识、适应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信息通道。

五、媒介应当担负起构畲族民众现代意识的重任

畲族村民一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在我们调查的208人中,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人数最多,有96人,占46%,初中占22%,高中有16人,占7%,大学只有9人,占4%。教育程度不高带来的是求知欲望的普遍强烈。

知识的传播过去主要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完成,大众传媒出现以后,知识的传播则主要由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比如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电影等。在调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介获取哪些知识”时,畲族村民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选择衣食住行等生活知识的比例最高,有151人,占73%,其次是国家政策知识,比例也很高,有149人,占72%,选择农业知识的人占29%,选择法律知识的人占47%,选择科技知识的人占29%,选择致富信息的人占27%,选择教育信息的比例为24%。

畲族村民为什么对媒介的知识性内容如此偏爱?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自从实施开放改革以来的总方针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是国家、企业、家庭致富的金钥匙,因此对新闻媒介所传播的知识越来越重视。……各新闻媒介的知识性内容是受众,尤其是农村受众、青年最欢迎的内容之一。”

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历史上,畲族以刀耕火种和狩猎生活为主,依靠的是勤劳和勇敢。而商品经济时代,社会及人的发展需要的是知识、信念、技能和智慧。在畲族深层次文化结构中一直有着“勤于农耕、疏于商业”的习惯。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畲族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及时认识并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媒介因为在推动人的现代化、触动人的现代意识萌生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当切实承担起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社会的发展,媒介发展是有力的助推。因此,尽管媒介在农村的发展有相当的困难,但在有限的空间寻找可能的发展时机的努力不应停止。”

基于此,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同时,不应忽略媒介的重要作用。有必要针对畲族农村的媒介使用特点制定适当的媒介发展策略,释放媒介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充分发挥其促进畲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作用。帮助畲族民众构建现代意识体系,完成由农业经济时代向商业经济时代的转型。

这一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两个途径。首先是直接传播相关的知识。媒介在知识传播方面有自己突出的优势,它能够根据人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传播知识,帮助人们了解周围环境状况,认识社会关系变化。其次,媒介能够对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媒介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观点评说,公开劝诱,批评鼓励等手段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方向性的引导。

六、正确认识媒介对畲族民众现代意识的影响

尽管媒介在推进畲族民众自身现代化过程中作用明显且较大,但我们对于其影响范围和效果应给以客观、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因为“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显示出积极与消极、进步与颓废、健康与不健康等多重倾向。”所以,对媒介的影响我们需要理性而冷静的思考和认识,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应关注不利的一面。比如媒介对畲族民众消费观念的影响就存在着双重性。

篇3

【摘要】本文主要以恩施州建始县为例,结合其现代传媒的使用情况,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及应用状况,分析了现代传媒在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展中扮演的消解与重构的角色,同时解读了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嬗变中所发挥的推动器与加速器的功能。

关键词 现代传媒 民族文化 消解 现代建构

一、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现代传播媒介发展现状以及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建始县媒介发展现状

恩施州地处我国中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建构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困难。但随着恩施州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如今的恩施州已构建了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内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多样化信息生态环境。以建始县为例,目前已经有《恩施晚报》、《建始新闻周刊》、建始电视台、中国·建始网、建始手机报、建始网络电视等。

然而,尽管目前建始县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媒介系统,但是发展中还存在不足。首先,传统纸媒的覆盖率相对较低,不足以体现其影响力。以《建始新闻周刊》为例,它是依托建始网面向州级有关部门、建始县事业单位的赠刊,不公开发行,影响力有限。其次,由于特殊地形,一些传播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如整个建始县有400个村,但目前有线电视只覆盖了138 个村,大多数农村家庭无法收看建始县电视台的节目。再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虽然有所发展,但更多的是作为官方的话语机构呈现,缺乏专业性。以《中国·建始网》为例,本地新闻数量偏少,更多的是转载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而且互动不足。此外,网站缺乏专业的媒体人才,交叉任职、岗位职责不明现象较普遍。

2、被访者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传统媒体( 报纸、广播、电视)。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的报纸、电视仍是当地使用率最高的媒体。目前仍喜欢或者看报纸、电视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4.9%和97.1%。电视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而且,利用电视来打发时间、消遣娱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如图1)

(2)新媒体(手机、网络等)。调查发现,手机和电脑在当地的使用率分别达到了96.1%和66.2%。从上网的内容选择上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地人们获取国内外新闻、学习、社交、休闲娱乐的重要阵地(如图2)。至于手机,已经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在使用手机以前,75.4%的受访者都是以打座机电话以及写信等方式与人联系,而使用手机以后,62.9%的受访者表示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如下图3、4)。

因此,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当地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对当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但是,在媒介接触频次和媒介接触内容方面,城乡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代传媒对农村的影响不如城区明显。

二、现代传媒对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解与现代化建构

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会得到更新发展。”①所以,民族要发展、文化要进步,就必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以信息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指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被全面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所发生的再造与重构。它以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社区为基本场域,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显形式和内在功能为建构对象,在多元力量相互交织的文化网络中有机展开。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少数民族文化。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结语

总之,湖北武陵山片区的民族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山区现代传媒生态的平衡发展也不是一夜就能达成的。如何加快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发展,克服山区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历史等各方面的困难,实现整个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生态与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整个社会、政府值得关注的话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武陵山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与现代传媒生态的发展研究,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传播对湖北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影响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李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J]《. 当代传播》,2005(5)

③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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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学中构建民族形象的必要性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民族”维度的强调与扩展,是对文学发展与民族意识的辩证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为处在当今“世界”与“民族”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提供发展经验与策略。

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了普适理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之后,“民族”依然是无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语言词汇系统中虽很早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等词语,但却从来没有启用“中华民族”来对自我进行整合与归纳。直到20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刺激,“中华民族”方才出现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个词汇一经问世,就很快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严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被整个民族群体广泛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所唤起的凝聚力与共同感。其产生的特殊语境与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得它在建构方式与内涵设定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也由此获得了勃勃生机。

二.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2.1走出传统意识的束缚

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维护下,形成了“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中心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稳定感,而在这稳定感之下又滋生出优越与自信。为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明确的界限和高下,用来对自我与他者命名的词汇的感彩相差极大。用来指称自我的“华”,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初是指美丽、盛开。与“华”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来指称他者的“夷”,或者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蛮”、“戎”、“狄”等词语,则大都带着贬义甚至是歧视的色彩。传统的中华民族确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却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响,阻隔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很容易转向忽视他者的盲目。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现代文学构建民族形象的发展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现代文学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绝不可能只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长期持续。在走出传统意识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译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从小开始培养学生思想上的创新,以新的教育方式来培育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象”的种子。

2.2人物的塑造与民族形象

在文学范畴内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个层次的求,作为核心层的人性,作为中介层的群体性,作为表层的个性。作为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与读者形成共鸣,其次要以群体性来对普遍人性进行具体化,再次要以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来使人性、群体性的意义得以传达。对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来说,除了具备文学性的追求之外,还要对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从作为普遍社会命题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民族意识与文学追求两方面的内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虑之中,民族意识的要求往往会成为一个高于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问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体人物必须表现出新的要求与规范,其中群体性的意义要凌驾于个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2.3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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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学;音乐教育;民族音乐;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106-01

狭义来说,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指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它源于民间,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形成为有着丰富内容与深刻内涵的音乐体系,并成为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素质教育的大力推动下,民族音乐作为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树立学生正确审美观念的重要形式理应受到关注与重视。中小学作为向学生实施音乐教育的重要载体,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将民族音乐引入音乐教育中,促使中小学生对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促进其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的提升。

一、民族音乐能够深化中小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孕育与积淀,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底蕴。但凡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民族精神的支撑,激励国人在民族文化的指引下坚强前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绵延已久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并日益成为国家的财富与瑰宝。

在音乐教育中,向中小学生讲解和传授民族音乐的过程实质就是对民族文化进行宣扬的过程。以《夕阳箫鼓》为例,它是中国古典民乐的代表作,后更名为《春江花月夜》,与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的作品同名。乐曲意境深远,乐音悠长,婉约质朴的旋律和流畅多变的节奏生动地展现出了月夜春江的迷人美景。

二、民族音乐能够培育中小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族音乐历经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而成,其中凝结了众多劳动者的智慧。它与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文化思想密切相关,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深刻折射和体现。在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中,教师在讲解民族音乐作品和教授学生欣赏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实质是让学生体味民族精神,深化民族意识的一个过程。

在中小学的音乐教学中大力引入民族音乐,透过民族音乐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感悟到坚强勇敢、团结友善以及勤劳致富的民族精神,继而触动学生的民族意识,燃起学生的民族自豪与荣誉之感。

由此可见,民族音乐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小学生有着一系列积极意义,它促使中小学生在坚韧顽强、自信向上的民族精神的指引下燃起爱国情怀,在青少年时期增强自身的民族意识。

三、民族音乐能够树立中小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

我国的民族音乐体系丰富,包含了民歌、戏曲、说唱等众多形式,透过这些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欣赏到优美的旋律和演唱,还能体会到民族音乐的内在魅力和深厚内涵,从而在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感染。在审美过程中,民族音乐讲求韵味、风格以及特点,透过浓浓的民族韵味、多样化的民族风格以及迥异的民族特质,民族音乐的美展露无遗。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借助民族音乐的教育形式,可以改变青少年对于流行音乐的过度青睐,抵制一些不良流行音乐对于青少年的腐蚀,将青少年的审美观从流行音乐扩展到民族音乐的范畴内,促使其在对民族音乐的耳濡目染下树立起正确的审美观念,正确衡量和分辨美丑,继而构建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民族音乐是蕴含着无尽财富的瑰宝,借助这一艺术形式,广大中小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将进一步透彻,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民族意识,用民族精神进行自我激励,同时,民族音乐所具有的正确审美导向对于青少年审美观的树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广大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引入民族音乐极其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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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洲;跨界民族;国家安全

一、跨界民族产生的客观性

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人们共同体的民族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过程普遍发生的一种叠合现象。到了近现代,地球上近3000个族体基本上已稳定地定位在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这种数字悬殊的结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结构,二是相当一部分民族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成为特殊的族体,即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的概念厘清

跨界是一个划定标准,指的是原生民族主体和传统聚居地被政治边界和国界线所分割。跨界民族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换言之,原生形态的民族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他们的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

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在于它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属性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属性于一身,是十分独特的一种民族形态。葛公尚认为,政治人类学范畴的跨界民族概念并非十分完备。近现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同一民族建立不同的毗邻国家的现象,如东西德、朝鲜和韩国、中东阿拉伯国家等。这些民族主体虽然具有跨界民族的两个特征,但因建立了不同的政权,国家意识已超过了民族意识,因而不能完全等同于跨界民族;而这些国家之间的问题虽与跨界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却不能等同于跨界民族问题,严格来讲属于国际政治问题。参考葛公尚的这一看法,我认为跨界民族的划定标准需要补充一点:在历史上符合以上标准的民族主体的不同集团,必须没有建立各自的独立政权。在研究中使用较多的相关概念还有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界民族与这些概念有相似性,但跨界民族的概念相对更为具体准确,而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的概念较为宽泛。

三、亚洲的跨界民族

亚洲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最复杂。虽然目前世界上约有两三千个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世界约60%的人口和一半以上的民族分布在亚洲;亚洲具有最多的跨界民族和最复杂的民族关系。由于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政治疆界对于同一民族的居住地的人为分割,亚洲的跨界民族存在具有普遍性。从地理范围的角度划分,亚洲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北亚,这些地区都存在众多的跨界民族。

四、亚洲范围的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以跨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跨界民族只是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所有的跨界民族都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在亚洲范围内,存在这些影响较大的,与地区热点直接相关的跨界民族问题:中亚的阿富汗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南亚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冲突问题;东南亚的泰国南部的马来人问题;西亚的库尔德人问题;北亚的格鲁吉亚问题等。

五、这些跨界民族的产生原因分析

这些跨界民族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相交织的结果。综合分析内部因素和现实原因,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是直接原因。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和疏通是根本原因。而民族政策的不合理不平等又往往会造成上述两个原因出现。民族意识强烈是民族利益被侵犯和忽视的必然结果。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与跨界民族作为整体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有关的,比如所在国的同化政策和去民族化政策,以及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泰南马来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泰南马来人的激烈反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曼谷王朝开始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泰化政策”。印度泰米尔人在僧伽罗人统治的社会中地位低下,却还同时受到包括锡兰泰米尔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排斥,造成了他们对于国家的不信任。而因为他们的反抗,全体泰米尔人都被看做异己和危险分子,反过来加强了泰米尔人的团结和民族意识张扬。进一步加剧了斯里兰卡国内的族群冲突和种族分裂,撕裂了国家与社会,严重损害国家、民族和所有个人的利益。

同时,从外部和历史性因素来看,历史上的外国殖民者在殖民时期对于所谓落后民族的野蛮对待,对许多民族的人为分割,导致了今天民族分隔,比如“杜兰线”这样的殖民者的残暴逻辑把普什图人生硬分割成了跨界民族。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当年都受到残暴统治和压迫给了跨界民族不幸的历史记忆。而这些跨界民族在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之后,却又受到新的不公正对待。

六、这些跨界民族问题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

具体来看,跨界民族问题在阿富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阿富汗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之中,内战危险不能排除。跨界民族问题导致了阿富汗本已脆弱的国家建构努力被进一步削弱。阿富汗国内的普什图人对于部落的认同高于对族群的认同,更高于对国家的认同。普什图人与哈拉扎人等少数民族本已紧张的族际关系,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更加恶化,甚至普什图人对的支持。阿富汗的国家、领土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没有出路,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无从谈起。

斯里兰卡由于跨界民族问题产生了国内骚乱和持续的暴力恐怖活动,甚至一度爆发内战。虽然09年猛虎组织宣布放弃与政府军的对抗,但是泰米尔人的地位能否得到认可,权力能否得到保障,才是斯里兰卡永久和平进程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泰国南部马来人的暴力恐怖活动和骚乱暂时趋于缓和,虽然泰国与马来西亚改善关系严重削弱了泰南马来人抵抗组织的境外支持,一定程度缓解了南部的紧张局势。但是关于马来人的认同构建和权利保护这样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也就决定了泰南马来人问题依然是泰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隐患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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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

篇8

关键词:民族音乐 途径 音乐 实践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先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国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创作、表演和理论方面都有独特的创造。在音乐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在表情达意的方式上,在音乐的体裁、形式及其他各种表现手段上都有我国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审美观念在音乐上的反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民族音乐正在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弘扬

四、借助现代化的视听手段,深层次理解民族音乐

为理解音乐作品的情感寓意,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发展求新思维,体现出音乐的直观性、参与性、丰富性、趣味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多媒体视听技术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被广泛运用,受到普遍重视。教师通过运用影视放映、可视形象、摄影照片、图表投影等方法,使学生能够直观、形象地感受音乐形象,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民歌、民乐、曲艺等民族音乐的海洋中欣赏美、感觉美、表现美,多层次、多角度地对

总之,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能使学生认识到它在世界音乐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我国的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感情,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应充分发挥能动性和亲历体验性,在“听、唱、学、看”的音乐实践中,培养民族审美观、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适应学校素质教育和时展的需要。让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共同的事业、宏伟的理想做出新的贡献,用我们的汗水和心血去迎接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媚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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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藏族青年;思想;生存;困境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问题也呈现出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在被动影响和主动探索中,藏族青年正面临着来自生存环境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诸多压力和困扰。

一、国家民族政策催生下的藏族青年族群民族意识异化

(一)“民族”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弱化藏族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建国之初,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识别运动,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上层,56个民族为下层的“民族”体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花大力气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这导致近年来在藏族青年中出现了以下现象:不欢迎其他“民族”成员来到自己的“自治地方”;极力保护本民族语言在学校的使用、对部分成员不会讲母语特别关注;希望培育和发展“本民族经济”;极力通过宗教、风俗习惯、历史教育等增强本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可以说,在藏族青年对本民族界定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却随之弱化。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定范围内唤醒藏族青年民族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明确划分的地域和在特定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就整体来说,民族区域自治法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不少条文仍比较笼统,难以具体操作执行。受其影响,一些藏族青年的民族归属意识不可避免的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断强化藏族青年的异化心理

在我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政府行为中被广泛运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的族属身份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才从国家那儿获取了这些好处。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使藏族青年的“异化心理”和“民族意识”不断强化。

二、经济快速发展下的藏族青年族群心理平衡失调

(一)藏族青年对现代工业化进程本能的排斥

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沿海各省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投入巨额资金,启动了许多大项目,他们吸引了许多东中部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在改变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这也使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3.14”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出于对政府和受害者的同情,开始对藏族进行审视甚至是指责。但对藏族青年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兄弟民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变迁和藏民族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受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追求上的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而获得的幸福。与现代工业化急速发展进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消费至上”等新的价值观念相矛盾,藏族青年开始陷入发展和自由的困境。

(二)经济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失衡转化为民族情绪

由于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汉族民众中开展的民族知识与民族政策教育工作十分薄弱,一些来到西部地区的汉族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农民工们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缺乏了解,其中一些人因为当地少数民族汉语交流能力差和固有的文化差异,而对他们怀有偏见和歧视。在藏区的部分城市中,外来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明显高于当地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这些现象必然会导致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感到不满,再加上外部敌对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鼓动与支持,一些朴素和普通的文化差异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就会转变为民族情绪,并使极少数青年激进分子铤而走险。这些极端主义的活动有时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有时以街头骚乱的形式出现,由于这些活动的对象针对固定的“民族”,很容易激发民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感情隔阂。而这些出现在双方普通民众中的民族情绪很容易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三、现实教育就业问题下的藏族青年族群社会融入困境

(一)大部分藏族青年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低

近年来,无论是藏区的城市还是乡村,宣传九年制义务教育、鼓励奖励牧民送子女上学一直是当地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尤其在西部农牧区,大多藏族青年只有小学文凭,藏族青年大面积文盲、半文盲的现象仍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无用。藏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然以放牧为主,孩子一旦上学就没有时间帮助家里放牧,且读书之后由于没有“门路”,很难留在城里工作,回到老家后又丧失了放牧、种地等传统技能,不如不读书直接在家帮忙维持生计,“新读书无用论”也在滋长;另一方面,当地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较低。藏区基层学校很多办学条件恶劣,教育基础落后,工作艰苦,基础教育人才的引进极为困难,尤其是高层次与高学历教育人才奇缺。由于学生数量多,教师奇缺,教师工作量大,再加上学生资助逐步提高,教师的待遇长时间没有较大改善的情况,教师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下转第161页)

(上接第159页)

(二)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缺乏对藏族青年的影响

目前,西部藏族青年基础教育普及仍有待发展,且不能立刻收到实效,解决在城市的藏族青年就业问题乃是当务之急。只有具备能够实际应用的劳动技能,藏族青年才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但目前,西部藏区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现有的职业学校校舍陈旧,教学实训设备空白,办学条件十分滞后,严重制约着藏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藏族青年本来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被动卷入工业社会,但他们大多从小生活在农业、牧业家庭,劳动技能表现为种地、放牧,一旦进入城市,便不能胜任工厂、工地的工作,从语言和劳动技能上都很难和内地打工者竞争。

(三)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缺乏对藏族青年的影响

制约藏族青壮年进入城市生活的因素除工作技能缺乏外,“就业机会”也是一个人尽皆知却又心照不宣的的隐。所谓机会,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门路”。在西部地区,大部分藏族家长对于孩子读高中、考大学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即使读了高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就算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门路也不能留在城里政府工作。”没有上学,没有门路,没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四、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对藏族青年族群民族认同弱化

(一)兄弟民族非理性的排斥对藏族青年带来的困惑

前些年在藏区发生的“3.14”事件和其他事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背景,基本上是群体治安事件和个别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随后在北京等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发生的针对藏族人员的整体性歧视行为(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机场歧视性安检等)却反映出汉族整体性的态度,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这样的态度伤害了许多反对“3.14”事件和其他暴力行为的藏族民众的感情,也使汉族中的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充分暴露了政府在汉族地区缺乏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普及教育,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藏族的非理性排斥,给藏族青年带来较大的困惑。

(二)民族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不够

多年来,国家专门针对汉族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情、民族知识教育和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非常薄弱,汉族地区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关于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和我国民族政策的内容很少,甚至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空白。这使得汉族民众和青少年普遍缺乏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知识,在他们思考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有些政府所属文化部门关于“中国人”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片面宣传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这一倾向。黄帝崇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带有“排满”性质的狭隘民族主义产物,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青年对黄帝和龙图腾并不认同,这些片面狭隘的宣传有损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需要政府及时关注和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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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超.对西部大开发中影响民族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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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振岭.藏族教育投资问题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 1994(2).

[5]高永久.论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篇10

[关键词]日本;文化根源;民族精神

一、引言

《日本沉没》是一部由靠谡嫠玫佳荩日本著名组合SMAP成员草剪刚和当红女星柴崎幸主演,斥资20亿日元打造的日本灾难大片,是日本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该电影改编自小松左京的著名畅销书《日本沉没》。1973年出版的《日本沉没》,创下了上、下集400万册的销售纪录,成为当年日本第一畅销书,并于翌年荣获第27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第5届日本科幻文学星云奖。该书于当年被黑泽明的弟子森谷司搬上银幕一次,投资5亿日元,堪成当时的超级大制作,而且吸引了650万余名观众,票房收入高达40亿日元,在当年掀起了一股“日本沉没”热潮。此次东宝电影公司和TBS电视台携手合作,在特技、场景、画面等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改进。拍摄动画与计算机游戏出身的导演靠谡嫠茫将8级大地震、海底火山爆发、海啸等恐怖灾难场面搬上银屏,重现银幕奇观。影片中出现的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地裂等灾难场景,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从国际空间站后面看到的地球,从高空俯瞰烟熏火燎的日本列岛,给人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影片中所有的置景都非常逼真,体现了日本人一贯的认真作风。

电影讲述的是地质学家研究发现由于地壳变化。整个日本将在380余天后沉入海底,日本政府想办法化解这场前所未见危机的故事。电影中一次次的灾难危机,一次次的奇迹出现,无不让观众精神紧绷,甚至是发自内心的震撼。到底是什么造就影片中奇迹的出现,也是笔者写此篇感想的主要缘由。本篇文章以电影的不同场景为依托,从不同角度透视奇迹背后的民族文化特点,以求得读者的共鸣。

二、影片展示了日本文化特点

1 日本文化崇尚细心、坚韧、牺牲的意志品质

影片没有直接提及“坚韧”,“坚韧”和“牺牲”等字眼,但是故事中每个人的艰辛付出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通过欣赏这部电影,我们会自然地把这三个词组和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

影片中我们知道田所雄介博士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他直觉地认为,根据地震的观测数据,日本列岛将会有灾害发生,于是他便展开了调查。他与深海潜水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结城达及助手幸长信彦助理教授一同乘坐潜水--艇到达伊豆冲海底,发现在海底七千米深的日本海沟出现异常的龟裂与乱泥流。田所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他确信将会有灾难发生,并得出惟一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列岛历来最坏的情况――338.54天内的地壳变动将导致大部分的陆地下沉到海中。从这一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骨子里所透露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确定的事情会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去解决。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品质,也就不会有后面奇迹的出现。在进行实地考察的情节中他们冒着风险,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田所对数据的细心分析以及得出的“338.54'’这一数据,深刻体现了日本人做事的细心和坚韧。

2 日本文化中充满了浓厚的集团意识

随后,日本列岛上发生了新干线工程被迫停工、高速公路大桥垮塌等事故,各地火山活动频繁、地震不断。为此,日本政府秘密召开了专家听证会,会上发出了日本即将沉没的警报。将信将疑的政府部门立即制定了紧急应对状态的“D-1”计划,展开了绝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京都大地震”和“东京大地震”的发生,日本面临沉没的事实越来越明朗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在“D-1”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旨在拯救日本民族的“D-2”计划,即:将日本国民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方案。当日本沉没的消息公开时,国际社会立即展开了救援活动,然而事态的发展正在以大大超出当初田所所估计的速度进行。各地相继发生巨大的地震,几乎停止了活动的休眠火山开始活跃起来。在已经被撕裂成碎块的日本列岛中,在以山本首相以及田所前妻鹰森长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官员的支持下,D计划被拼命地推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政府部门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应对这些危机。在拯救日本的过程中。每个人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求存意识,让他们更加团结。

3 日本文化中的大民族意识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因为大规模的地壳变动,巨大的海啸冲人陆地,富士山的火山爆发将使日本列岛完全沉没。为了挽救尚未逃离的8000多国民的生命,田所率领助手实施海底爆破计划,炸裂海底岩块以阻止整个陆地被地壳变动的巨大牵引力拉人海底。在结诚达英勇献身后,领航员小野寺俊夫在一位女救援人员阿部玲子的影响下放弃了逃亡英国的计划,毅然决然开着只能潜水2000多米的舰艇创造了奇迹,潜入深海4000多米引爆核弹,炸断了正在下沉的板块,从而拯救了正在下沉的日本,而自己也壮烈牺牲。日本创造了奇迹,又一次在废墟中重建,新的生活得以继续延续。在这一感人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关键时刻的民族精神,为了民族的生存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当然小野寺俊夫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是一个让观众开始难以预料的,他逃亡英国的计划就这样为拯救整个民族而放弃,这其中除了民族意识同时也体现他们对于爱情的坚贞。如果没有阿部玲子对他深刻的感情,也许有的事情就可以左右他的决定。影片从不同的程度反映出日本人的大民族意识,表现出他们对于民族的热爱。

三、日本文化独特的民族精神根源

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人民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战争;土地所不能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由于日本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缺少依赖感的生存环境,使日本人民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岛上的自然环境与生存条件是靠不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发生危机,为了不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必须加倍地努力劳作,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把它积累起来,以此来增强抵御灾害与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种意识,造就了日本人民勤劳认真、细心的优秀品格。日本人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一种追求艺术完美的认真态度对待生活的。这种虔诚的认真态度创造出了风靡世界的高质量产品。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是同日本人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分不开的。这一点正好与影片中不断出现的奇迹吻合。日本火山、地震、台风等灾害频繁,但多灾多难并没有摧毁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相反频繁的台风、地震使得日本人习惯于接受大自然的灾难,并且养成一种坚韧的耐力。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台风、地震心理。由于具备了这种心理,使得日本人在每次巨大的灾难过后都能比较快地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并重新开始建设。日本民族的顽强、坚韧、自强不息,赢得了世界的肯定。频繁的灾难同时也赋 予日本民族牺牲精神,只有民众富有牺牲精神,国家才能有效地推行其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政策。正如影片中不断的灾难迫使日本政府不断尝试新的拯救方案。

日本是个岛国,由三千多个小岛组成。全国山多平地少,几支大山脉和中部断层把日本分成许多分散的小地块和盆地。这种分散孤立的自然条件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进行合作,否则将难以生存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日本人养成集团思想。日本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保护生活环境,人们需要发挥群体的力量来战胜自然灾害。日本岛孤悬海中,粮食不足,资源贫乏,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个人也只有依靠集体,才能谋求出路,严酷的生存环境使人们结成坚强的集体。在与恶劣环境的长期斗争中。人们渐渐认识到集团力量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人们从事集团活动的习惯,并且产生了依赖集团的归属感。日本单一的大和民族、统一的文字语言、稳定的政治形态,使得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比较强。这是日本人产生强烈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基础。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日本要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很困难的,日本人有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在与中心文化的接触中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和内聚力。受海洋影响,日本民族形成了突出的进取、开放的性格,产生了日本向外学习的动力。同时我们都知道日本以樱花为国花。有人说,日本人就像樱花,单个花朵并不起眼,而满树盛开时,就非常好看。樱花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精神,而这也正是日本突出的民族性格。

四、由日本民族文化引发的思考

电影通过各种艺术手段,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与整理,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整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高度浓缩的民族文化的精华。日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部《日本沉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欣赏这部电影我们知道,日本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日本民族形成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激励着整个民族不断发展,使得日本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球科技经济的前列。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中华大民族是否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争取更好的发展呢?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实力。影片中的台词“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同样也是当今我们要立足世界的警句。尽管中国近些年发展迅速,不断壮大。但是我们必须具备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前进。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发扬我们强大的团队力量,具备坚忍不拔、认真谨慎的态度,强烈的民族意识,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国家的兴亡靠的是众人的力量,只有齐心协力。才能不断打破记录,创造奇迹,成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在当今金融危机时刻,我们不可有懈怠的想法,而应该更积极地采取措施去应对暂时的困难,团结起来共同战胜金融风暴,建设美好的家园。

在新的时期中国要实现崛起,需要的正是创造奇迹精神,只有把自己“推向悬崖”,在“跌落悬崖”还是“展翅高飞”中抉择,才能助长我们的冒险精神,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才能创造经济奇迹,社会建设奇迹。才能成功战胜强大的对手,成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欣赏过《日本沉没》数月,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的仍然是那句“站在悬崖边上才能展翅高飞”,是的,不正是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民族精神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巨人”吗?

[参考文献]

[1]龚道贵,地理环境与日本民族精神[J],黑河学刊,2008(05),

[2]王焕丽,日本文化的国际化走向及其民族根[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