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艺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园艺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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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郁 源流 病名规范

中医“郁”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病机，表达疾病过程中人体气血、脏腑功能郁滞不能畅通的病理状态；二是特指郁病，即由情志怫郁导致气机郁滞为主要病机的一类病证。由于历代医家，甚至同时代的医家对于“郁”的病因属性、病机等观点不尽一致，“郁”的概念涉及面较广，常令后学茫然无从，有鉴于此，本文对历代“郁”概念的源流进行了整理分析。

历代诸“郁”之说

1.五郁之说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指出，天地之间五常之气常有太过与不及的变化，二者都可成郁，即土郁、木郁、金郁、火郁、水郁。所谓“郁极乃发，待时而作”，自然界的五郁之发，又能影响人体使之易受病邪客忤，而发生五郁之病，出现相应的各种证候。《内经》论五郁引起后世医家的重视，各从不同的角度解释阐述，丰富五郁学说。如明代张介宾认为郁乃是广义的多种疾病的病机，强调外邪的影响，病位上不仅提到五脏，尚有表里气血之分。明代医家孙一奎明确提出五郁之病为五脏之郁的论点，“夫五脏一有不平则郁。”“木郁者，肝郁也”，“火郁者，心郁也”，“土郁者，脾郁也”，“金郁者，肺郁也”，“水郁者，肾郁也”（《医旨绪余·论五郁》），并且认为五郁或由他脏传变，或本脏自病而发。

2.五郁之论的延伸发挥

后世医家除对五郁之说全面解释探究以外，亦在承袭《内经》理论的基础上，侧重其某一方面，延伸发挥，使“郁”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刻。

主木郁 根据“五行相因”之理，赵献可提出了五郁相因为病的问题，即五脏之郁往往相因为病，其中以木郁引起诸郁最为普遍，即由木郁而导致火、土、金、水等郁证。他的疏肝解郁“一法代五法”的治郁方法，体现了重视气郁证治的思想。

主火郁 刘完素“怫热郁结”说：金代刘完素着重论述了“怫热郁结”的病机，即热邪亢盛于表，使腠理气机闭塞不通，便形成了热郁于表的病证。

李东垣“脾虚火郁”说：李氏认为气虚发热的病机，其实质也是火气郁遏。中焦气机阻滞，火气运行阻遏，火热内生。对于火郁证，他指出火郁乃“热伏地中”或“胃虚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

杨栗山“热郁三焦”说：杨栗山认为“热郁三焦”是温病的病理核心。温病乃怫郁为重，郁而化热，阻塞气机升降，治疗上须采用“郁而发之”，的原则，倡导宣郁清热为法，调节表里三焦气机升降，使周身气血流通，升降复常，阴阳平衡，独创升降散。

3.六郁之说

朱震亨认为，七情内伤、寒暑交侵、饮食失节、劳役过度等因素，均可使人体气血怫郁而产生郁证，并具体提出六郁学说加以阐发。他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可见导致六郁的病机关键是气血怫郁，并因此而产生多种病证。《丹溪心法·六郁》还明确提出了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等六郁病证。且六者相因为病，关键则是气郁，治疗当以顺气为先。

4.情志之郁说

陈无择倡言情志致郁 关于情志致郁的的观点，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相似的论述，明确提出情志致郁者，当首推宋代陈无择。不仅揭示了七种情志的异常变化是引起内脏生郁的病理关键，而且详列治法方药，对后世临证论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介宾划分情志三郁 张介宾将单一的情志因素与“郁”结合起来论病证，论述了情志三郁的致病原因、受病脏腑及临床症状。他指出：“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还根据七情有殊，而所致之郁各异的具体情况，将情志之郁分为怒郁、思郁、忧郁三种类型。

郁病病名的确立及规范

郁证作为一个独立的病证名称，首先由明代虞抟提出，他在《医学正传》卷二中专门立章节，冠名郁证，内容概括了《内经》五郁和朱丹溪六郁的主要证治思想及用方。此后明清乃至近代医家的著作中虽提郁证（症），亦多是从郁作为病因病机出发论述证治，此病名的含义依然十分广泛，正如郑守谦所说：“郁非一病之专名，乃百病之所由起也。”

郁病概念的明确是在建国以后，王永炎主编《中医内科学》第六版指出：“郁病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异物梗塞等症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病症。”“是内科病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关于郁证和郁病的称呼，应该是有区别的，郁证，顾名思义，应是指一个证候或一种证型，可见于多种疾病病程的某个阶段，如心痛的气滞证即是。郁病，则是以气机郁滞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如脏躁证、梅核气等。病证不分，很容易产生混乱，令人理解起来容易模糊，这对于中医郁病学说的发展实质上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概念的明确使郁病独立于中医宽泛的郁病机之外，这对于准确认识和治疗郁病具有现实意义。

总结和思考

从历代医家对郁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医“郁”的概念源于《黄帝内经》，首先表达的是自然界气候对人体五脏之气的影响，强调由外因导致疾病的产生。宏观而言，《内经》理论对认识五郁变化的规律是有益的，但是在具体分析人体病机变化时，往往难以把握。

宋金元时期，诸医家在承袭《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将致郁的病因病机重点由外感逐渐转为内伤，成为“郁”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转折过渡阶段。刘完素论 “怫热郁结”，将重点放在外感热病的诊治之上。李杲则重视脾胃气机升降之性，通过升阳益脾发散郁火，立论逐渐转向了内伤致郁。而朱丹溪成为内伤致郁学说的集大成着，陈修园总结为“杂病法，四字求”（《医学三字经》），即以气、血、痰、郁总归为内伤杂病，他将《内经》的五郁论推而广之，把“郁”归结为内伤疾病的重要病因之一。从《内经》的五气之郁，到朱丹溪的六郁论，反映了对“郁”认识的深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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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各种经济活动会受到医院会计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是医院会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医院会计水平的高低对医院经济管理活动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随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正不断进行基于医院会计新理念下的医院会计制度改革。

二、基于医院会计新理念的医院会计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一定不明确性存在于医院会计制度性质中

当前，根据不同的单位性质可将会计制度分为预算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两种。我们根据医院事业的单位性质，在医院会计制度中采取的是预算会计。不过，在医院会计工作实际开展中，经常选择记账处理来进行医院的会计核算，而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属于一种企业会计制度的性质，其建立的前提为企业的权责发生制，于是就与预算会计中所规定的收付实现制产生了冲突，因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2.一定不科学性存在于医院会计内部核算中

对于医院的内部成本核算，《医院会计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过，在医院实际核算中，经常会出现资产不计提折旧导致专用基金账户出现负数和虚增资产的情况，从而对医院内部成本控制的准确性造成严重的影响。在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医院会计制度》一些规定内容与其不相吻合，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日前改革医院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3.一定公益性缺乏于医院现行会计制度中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比较缺乏公益性，其会计科目缺乏能够体现公益性质的基本内容，对于任何医院公益性质的会计信息都不能够提供，从而对医院发挥其公益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医院特别是一些非营利性的医院对社会公共事故抢救和“三无病人”的救助等承担有职业责任，但其却并未形成相对应的补偿机制。

三、医院会计新理念以及医院会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得到了一定的下降。在日前这个综合的大环境下，各个单位受到会计制度的影响，对于环境资源的消耗程度并没有显现出来，时间过长就会造成经济与生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于是，会计新理念强调一种崭新的模式，即绿色会计。

1.倡导绿色会计

绿色会计就是指单位对其所拥有的货币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计量，并切合实际的明确判断出其重要性。倡导绿色会计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它是对企业社会资源成本进行核算的一种重要于段。

2.做好同定资产管理

在对医院的同定资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足够重视其管理的质量。遵循医院真实服务与会计信息的的客观准确的原则对医院同定资产进行核算。在管理同定资产时，对医院的同定资产折旧方法作出相应的规定，并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估算折旧年限净残值和选择折旧方法。

四、基于医院会计新理念的医院会计制度改革的措施

1.对会计改革机制进行科学的建立与完善

医院在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和改革机制时，要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而保证在正确的机制引导下进行各项财务管理工作，完善会计改革机制也要站在医院发展的前提之下。

2.对财务管理人员基本素质进行提高

在对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建立和完善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提高财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想确保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不仅要求财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而且要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只有保证会计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才能对财务管理信息及时和准确完整的得到，提供给医院科学依据以促进其发展。我们在选择会计工作人员时，要遵循拥有高尚道德和能够吃苦耐劳的原则。

3.实现医药分开

医药分开是日前医院进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规定要对药品加成的现象逐渐取消，在这个过程中使医药分开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以药补医的现象长期以来存在于传统医院经营模式中，从而导致医疗药品的支出不合理，对医院会计核算造成一定影响，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4.具体化无形资产的管理

医院无形资产对于整个行业的运行而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医院运行中各种医疗技术的专利、医院的信誉以及医院形象等都属于其无形资产。在医院的发展与壮大过程中，这些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需要较多的经济投入到这方面的发展当中，而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其效益。如果不将这笔投入反映出来，对于收支计算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严重影响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医院的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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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中药（三）

方剂是中医医疗最终的手段，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治疗思维。每一首方剂都是根据中医辨证而有目的、有依据地组设，而不是随意地药物排队或堆砌。常言道，“有是证用是药”，这也同时说明了方与证是密不可分的，一方一证便是中医方剂的很好说明。方剂不但有严格的组方原则，而且在临床应用上，根据临证八法也可大概分为类别，分别是：解表剂、涌吐剂、泻下剂、和解剂、清热剂、温里剂、消导剂、补益剂。但是，在具体临床中又可相互结合，或者一方多法地应用。正如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所说：“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一、什么是方剂

方，即医方、药方。剂，在古代做“齐”，有调剂的意思。方剂就是由单味药或若干味药配合组成，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后，在该治法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组方原则配伍而成的药方。它也同时体现了对当前疾病的治法，以及药物的合理使用等的工具性意义。因此，方剂的定义又可概括为：是由药物组成的，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之后，选择适宜的药物，按照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既然方剂是在中医理法方药的指导下、合理选择药物组配而成，那就不代表有任何的随意性。那些随意组配，或者脱离开中医理论的组合不叫方剂，只能是药物的堆砌，其治疗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在禽病临床中也是很常见的。

二、方剂的目的

简单地说，方剂的目的既是治病，是充分利用或提高药物的治疗作用，并减低或消除副作用的医疗手段。每一种药物都有自身特有的性能，其中包括寒热性质、辛甘酸苦咸五味和归经等。就归经而言，大部分药物可归多经，同时可以针对几个经或脏的治疗。但疾病从初感到传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寒热性质也是如此），因此药物的取舍就只能是有用有弃。用的自然是治疗意义，可弃的也许就是副作用。鉴于此，就需要配合其它药物，一是增强药物的治疗作用，二是减低或削弱药物的副作用，这是其一。其二，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往往会出现主证以外的其它证侯表现，而任何单味药物是不可能涵盖全面的，所以就需要有除了帮助主药治疗主证，同时也可治疗兼证的药物配伍使用，以此增强全方的疗效，扩大治疗范围。比如麻黄，可归肺经，其性辛温，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当肺热炽盛，邪在气分之发热咳喘的时候，宣肺平喘是其有利的一面，温热之性就成了不利的因素。因此配合石膏，一可以助麻黄辛散宣肺，二可以石膏之寒制麻黄之热，达到清肺平喘的目的。再者，当寒邪袭肺，肺失宣肃，则又需配合杏仁，以麻黄之宣配杏仁之降，达到温散寒邪，宣降肺气的作用。此即为方剂的目的之一。

二是增强单味药物的疗效，也是方剂的重要目的。比如麻黄与桂枝、银花与连翘等等既是如此。另外，方剂还有一个减毒的目的，就是通过配伍，使方剂中的有毒成分减弱或消失。某些情况下必须要使用具有毒性的药物，但为了治疗的安全，就需要配合可以制约此种药物毒性的其它药物，以此来达到安全有效。比如：半夏、南星配生姜， 甘遂、大戟配大枣等等。

三、组方原则

即成方剂，就自然具备组方原则，否则的话就是药物滥用，轻者无效，重者出现毒副作用，对病体有害无益。一般地说，方剂是由多味药物组成，具体到每一味药也是有主有次、有轻有重的（用量）。没有用量上的轻重之别，就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主次之分，对疾病的治疗就缺乏针对性。因此，好的方剂都是主次分明，方证清晰，药专而力宏。

中医方剂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君药在方剂中是主药，也是对疾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次之，它的作用一是帮助主药驱邪，提高主药的治疗作用，二是治疗主证以外的兼证。佐药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佐助，二是佐制，三是反佐。佐助即辅佐之意，可以辅助君臣药物的治疗作用。佐制是通过配伍其它药物而达到减低或制约某些有毒药物的毒副反应，比如半夏配生姜，生姜可制约半夏的毒性等。反佐则是应用与君臣药性相反的药物，以防药物隔拒的出现（药物隔拒就是机体对药物的抗拒，比如大热之体使用寒凉药入口即吐就是药物隔拒，此时可稍加温热药为佐，此现象即可消失）。使药，顾名思义有信使之意，也就是引经报使的意思，可引诸药直达病所。另外，使药还有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可使全方平和不悖，比如甘草。除了单味药应用以外，一般地讲，每一首方剂的君药和臣药不可少，佐使药可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可无，不必机械地追求。在全方中，君药的量最大， 臣药次之， 佐使药再次之，以达到层次分明，治证专一。

方剂在药味的选定上，也应本照着“急则治其小，缓则治其大”的做法。也就是说，病有新旧、急慢之别，新病、急病制方宜小不宜大，旧病、缓病制方宜大不宜小。这是因为，对于方药来说，药少则功专而速，药多则杂而效缓；对于疾病来说，新病多实多急，证侯特点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复杂，治疗不益大方，需“药专而力宏”。旧病多虚多缓，证侯特点相对比较复杂，治疗益大方缓图。因此说，“治急者不可大，治缓者不可小”。另外，古代方书尚有奇偶之说，如《内经》云“近者奇之，远者偶之后；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素问-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但因没有明确的实际验证，所以未被重视。

四、方剂的分类

方剂的分类方法，历代不一，根据医籍特点，各有偏重，概括起来有五种：以病证分类，以病因分类，以脏腑分类，以组成分类，以功用分类。但是，方剂与治法是分不开的，“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因此，也可以八剂概括，即：解表剂、涌吐剂、泻下剂、和解剂、清热剂、温里剂、消导剂、补益剂。其中，解表剂可包括汗法和清法——发汗解表、清解表热；涌吐剂主要就是吐法；泻下剂是下法，但有寒下、热下、润下、逐水等之别；和解剂主要是和法，但根据证侯的不同可包括补法、清法、温法等。其它清、温、消、补也是如此，同样可根据证侯的需要而包括多种治法。

虽然方剂的分类各有说法，但在禽病的应用中常用的并不多，常用的主要有清热剂、解表剂、补益剂和温里剂几种。这是因为禽与人的物种上、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很多病症在人有的在禽就很少发生甚至没有。

五、方剂的变化及临床应用

方剂的变化主要是针对经方或成方的使用，常言道，有成方无成病。意思就是说，现成的、固定的方剂可以有，但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一成不变的疾病是没有的，因此需要证变方变，灵活掌握。《医学源流论· 执方治病论》中也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因此，临床中使用成方要切合当前证侯，一定要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泥其药“。

方剂的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药味的增减。在许多情况下，疾病的主证虽然与经方（或成方）相符，但其它兼证或病体体况有所不同，这样就需要对方剂的药物进行增减，以达到切合病机的治疗目的。但是，在加减的过程中，主药不能变，主药变则主证也会变，主证变了那就不是加减而是另拟新方了。比如雏鸡群由于气候或管理的不当，经常会有受风寒所侵而出现的发热、恶寒、喘咳等症状，而”发热、恶寒、无汗，麻黄汤主之“。可又因为鸡与人不同，人可一汗而解，鸡却无汗腺所发。而麻黄与桂枝相须为用，其主要目的是开泄腠理，发汗解表。麻黄为其主，除发汗解表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宣肺平喘；桂枝在这里主要是解肌，与麻黄相配一个解肌一个发表，共奏开泄腠理，发汗解表。因而，桂枝可减。又由于鸡被风寒所侵，伤的主要是肺卫。肺卫被伤则肺失宣肃而喘咳，是次要证或者是兼证，所以又可加苏子。它一有辛温发散之性，可助麻黄发散寒邪；二有止咳之功，与麻黄为伍共治喘咳，正是经方加减应用与禽病的案例。

其二是药量的增减。方剂中如果某一味或几味药的药量发生了改变，那么其配伍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方剂的功效和主治方向也会跟着改变。比如半夏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两方都是由半夏、黄芩、干姜、人参、甘草、黄连、大枣组成。半夏泻心汤的甘草用量为9g，功效和胃降逆，开结除痞。主治寒热互结，胃气不和证。而甘草泻心汤的甘草用量增大到12g，功效益气和胃，消痞止呕，主治胃气虚弱证。可见，当甘草的用量增大以后，由于甘草味甘归脾经，功可益气和胃为君，因此，整方的功效也发生了改变。再比如，禽病防治中经常使用的清瘟败毒散，它是由白虎汤、黄连解毒汤和犀角地黄汤三方组合而成，功效针对高热之气血两燔。但如果增大其中一方的用量比例，那这个方的方证也会随之改变。比如增大黄连解毒汤的用量比例，那么此方又会增强燥湿的功效，可针对于热病夹湿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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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on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 innovation ability is advantageous in consummates and promotes the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accelerate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advantageous talented person who needs in the self-mold and the raise innovation national construction.

关键词：高职院校 教师创新能力概念 提升意义

key word: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 innovation ability concept Promotion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马桂霞（1970年10月出生--）女 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研究”课题研究阶段成果之一。课题主持人：马桂霞（课题编号：吉教科字[2010]11号）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所需要的毕业生即高技能后备人才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创新型国家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大，高等职业教育既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然需要教师具有创新能力。

一、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

（一）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的内涵

创新能力是人的能力中最重要、最宝贵、层次最高的综合能力，它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创新能力与其他能力一样，需要自觉地加以培训和训练【1】。特别是教师的创新能力，更需要在教学科研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培养和训练。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开放性、职业性等特点决定了教师的角色定位，是受教育主体的职业道德、技术的传授者和创新能力的塑造者。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运用新知识或新理论，在各种实践领域中能够提供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产品（人才）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振兴的灵魂、国家强大的核心；当今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或核心是个体（人）之间的创新能力竞争。

而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则是指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创造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及对受教育对象产生积极影响并取得良好效果的能力。全面理解上述内涵，主要包括四点：

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要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时间特点或职业要求来塑造。

第二，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产生的源泉或立足点是脚踏实地的教学与科研实践。

第三，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直接表现为“四新”，即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

第四，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最终表现为，对受教育对象产生积极影响并取得良好效果的能力。如果仅满足上述三点，而不具备这一点，恐怕也不能认定某一位高职院校教师真正拥有创新能力。

（二）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的外延

高职院校教师从事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首先需要自身具有创新能力即包括多种能力的集合――综合能力。

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综合能力）具体包括：创新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智力化能力、创新人格化能力、创新科研能力、创新教学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等七个方面。

二、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的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并提升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能力，加速现代化进程

从职业结构与现代化关系角度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由各行各业所构成，高职院校教师则是其中之一。所谓职业能力是指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

事实上，上述的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技能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并无严格的界限。因此，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创新能力，有利于完善并提升高职院校教师的全面职业能力，加速现代化进程。

（二）有利于自我塑造和培养创新型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提升高职院校教师的创新能力，会形成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创新型教师的自我塑造效应；二是对受教育者的人才培养效应。

1．创新型教师的自我塑造效应

高职院校教师通过不断的创新学习和实践，可以形成较强的创新能力。这样，他（她）就可以积极利用创新思维观察思考问题，所以说，高职院校教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对促进教师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2．对受教育者的人才培养效应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人才资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培养高技能型后备人才尤其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对高等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等职业院校把培养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技能型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主要是要激发学生的潜力，并且要积极促进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样才能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目的。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只有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职业教育理论，更新职教观念，工作中大胆探索，进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提高教学质量，自身具备比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积极的、主动的适应创新教育发展的要求。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有利于高职院校办出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路口，他们的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观察和分析问题，不愿意被约束，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因此，高职院校教师较强的创新能力可以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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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性；图画性；李格尔；泽德尔迈尔；潘诺夫斯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

作者简介：王艳华，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从事西方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27-08

1994年，W. J. T. 米歇和博姆继罗蒂“语言学转向”之后分别提出了“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 or the iconic turn），后来又被“更加广泛地概括为‘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1]（P11）。此后国内学界迅速做出回应，如今我们的视觉文化研究已有近二十年历史。然而，视觉性作为核心概念之一，对它的意义和起源的阐释仍不够透辟，反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视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掘。正如迪克维斯特卡亚在《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中所言，对于视觉研究的范围、对象、定义及方法等完全没有达成共识。[2]（P2）在国内吴琼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对于其（视觉文化――引者注）基本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人们的认识尚有诸多暧昧不明之处”[3]。所以，他建议根据三个谱系学源头去梳理学科的发生史及基本范畴和方法，即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在吴琼看来，以上三种学术话语以其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在演进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在视觉文化研究这一思潮里形成交叉与汇流。[3]可是，事实上，三种理论话语所形成的复调式理论建构，恰使人们对视觉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论认识“暧昧不明”，成为诸多概念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而三者对该“学科交叉地带”的进一步争夺，又使概念的溯源和界定，使学科谱系、理论、方法论的一些相关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下面，我们就视觉性一词来举例，说明视觉文化研究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进一步溯源其概念，并思考解决概念界定不清的路径。

一、关于概念界定的“悬而未决”

寻根溯源，在视觉文化领域，一般认为，1988年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和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通过对比视觉和视觉性两个概念，福斯特提出“视觉暗指所见景象为物理运作，视觉性暗指其为社会事实”[4]（序言，P28）。可见，在视觉文化领域，从视觉性这一概念初被提及开始，它就天然地衍生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社会事实”所指向的是各种社会活动，文化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统统被统筹于视觉性这一范畴中来。他进一步解释到，为了实现一种观看目的，即“在所见景象机制及其历史手法之间，在视觉资料及其话语决定机制之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我们如何有能力、被允许、被促成去看待事物，我们为何看到此物而忽视彼物。视觉体制试图凭借各自的修辞与表征，将社会的种种视觉性打造成本质为视觉的东西，或将其在一个可见的自然等级中进行排序”[4]（序言，P28）。这里，视觉性成为人们试图发掘的作为视觉观看的“本质”或“本体”的东西，它可以包括“所见景象机制”和“视觉资料”，但并不包括创造视觉对象和景观的“历史手法”和“话语”机制，以及“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而后者，在艺术史上费德勒提出视觉性范畴之后，原本是视觉性更广泛意义的最主要部分，视觉性在艺术史上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发展到视觉文化时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化、固化的境地，惠特尼批判它被完全“实体化”，只留下静态特征作为考察对象。虽然它的“象征价值”经由图像学得到一步步扩展、完善，然而“形式价值”却已被遗忘，作为动态的方法论意义更是无人提及。

事实上，当福斯特试图在视觉和视觉性比较中对后者进行界定，强调“摆脱模糊失焦的叠加，打破既定视觉事实排序”[4]（序言，P28）的重要性，侧重对影响“观看”的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时，如果将视觉性视为“自然”进一步社会化的产物，那么，这在先前的艺术史学科中早有讨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社会历史方法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所以，福斯特的定义并无新意，它只是延续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提出具有独创意义的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而且，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也没有构成合理的互文性，福斯特对于视觉性的界定，仅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进行阐释。

二十年来，试图对视觉性这一单一概念进行定义和阐释的讨论并不多见。另一个典型例证可见于2006年，米尔佐夫借鉴韦登斯堡、里德、卡莱尔、爱默生等人的理论，表达了自己对视觉文化意义上的视觉性的理解：

视觉性对于英雄碰巧是可以获得的清晰的历史图画，历史学家在回顾中可获得同样的图画。但对于仅仅观察事件而不形成视觉性的普通人来说，它是不可见的。[5]（P57）

相对于福斯特所下的定义，这一阐释显然更为抽象，更为模糊不确定，然而它却暗示了视觉性一词所具有的图像学特征及源脉关系。另一位对视觉文化给予著名定义的W.J.T.米歇尔也是一位批判的图像学家。他们的论述可看出对艺术史和图像学的溯源性研究，这一进展振奋人心，它为嫁接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二学科，弥合二者长期以来的断裂或久未实现的关联性，为克服种种视觉文化研究的学术困境做出了很大努力，显著地推进了研究进展。然而，在视觉文化内部，紧接着则有很多学者试图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化革新，他们试图建构新的理论语境以及全然独立的视觉文化这一学科，他们又转向文化研究去寻求突破口，强调视觉性恰是使得事物从不可见成为可见的必要条件。在国内这一理论最强有力的代表是吴琼，他发展了米尔佐夫的视觉性指向事物的“不可见性”这一观点，提出视觉性是“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6]，所以，此后，我们认为视觉性仍向“文化研究”这一理论维度发展。

进一步而言，在国内，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不同理论背景中甚至回至前科学阶段去溯源概念的过程。比如，2011年，刘晋晋在《何谓视觉性？――视觉文化核心术语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提出，视觉性最早可追溯到韦登斯堡神秘主义的视觉性概念，据此，刘晋晋试图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体制下，进一步扩大视觉性的适用范围。不仅如此，他还对上述诸种定义皆进行了批判。首先，针对吴琼的观点：“‘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或可见性，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6]刘晋晋认为，“‘运作的总体性’太空泛从而缺乏使用效力。列举‘这种总体性’显然不是在阐释术语内涵而是在罗列外延。……在具体对象面前‘视觉性’似乎成了多余”[7]。其次，刘晋晋虽然试图对米尔佐夫论述的视觉性加以概括：（1）观看（view），（2）一连串景象、全景（panorama），（3）强调杜波伊斯的“颠倒的视觉性”，然而，他认为米尔佐夫试图抬高视觉化（“视觉的文化化”）以抵制视觉文化的真正核心――“视觉性”。而且，他还认为，米尔佐夫2006年《关于视觉性》一文中对托马斯・卡莱尔新造该词的历史溯源这一过程“考证并不确切”，“是对‘视觉性’原义的歪曲”，他认为，“米尔佐夫的概念引入是对卡莱尔视觉概念的简单偷梁换柱”。[7]

使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是，曾军等表示直接将视觉性剔除而以“视觉化”取而代之。曾军将对“视觉”的理解分为名词化和动词化两种，并认为，“作为一种整合的努力”，视觉性“由于其界定的暧昧”而无法承担对视觉的表征。曾军认为，理解视觉的基础是视觉生物学，或者是传统视觉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分。在他看来，如果只将视觉视为自然的赐予，则不能表征“我看事物、看世界的方式都被彻底文化化”这一事实。他的偏见在于，他认为对于直观形象性的图像表征仅是“一种技术性、艺术史的活动，是一种仅仅通过训练即可达成的技巧”。因此，“视觉性”应该被“视觉化”这一概念所取代。[8]事实上，曾军的批判恰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理解视觉性的依据，并不是宣布对它的摒弃而彻底转向“视觉化”。尽管如此，我们在视觉性概念溯源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暂不讨论视觉性概念是否该被消灭的问题。

所以，导致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不清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自视觉文化发端时起，受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以及“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国内关于视觉性的阐释方面显出与艺术史概念的断裂和混淆不清，或者即使有的学者找到与艺术史的联系却未被后来学者理解或正确阐释（比如刘晋晋对米尔佐夫思想的错误性批判等），导致后来学者进一步讨论视觉文化各种相关概念性命题时经常陷入至少上述三种不同学术语境之一种，无法获得概念在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性，这使视觉文化研究面临对话艰难、自说自话以及泛文化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根据迪克维斯特卡亚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艺术史与文化研究理论碰撞和交互冲突之下，产生视觉文化这一新兴领域。从此，视觉以及视觉性就成了两个学科都十分关注的核心术语，人们分别从不同路径对其进行探索。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是在文化转向潮流之中、在广泛的文化化论证阶段被讨论，而且主要着重于对艺术史视觉性、生理视觉性（知觉）、物理视觉性等种种否定或超越，强调其文化包容倾向，强调其历史、社会、政治的“象征价值”；换言之，视觉文化的视觉性还没有进入理性论证阶段，对于这一范畴的讨论因此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略显混乱。因此，对于该词给予一次溯源性思考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值得补充的是，对于范畴的讨论本身并非陷入本质主义的桎梏。

二、“视觉性”概念溯源：从视觉理论进入视觉文化

关于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关系，迪克维斯特卡亚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艺术史的一种合理延伸；第二种则认为，作为独立于艺术史的一个新聚焦点，它（视觉文化）更适合于采用与数字化、虚拟化时代相关的视觉技术来进行研究；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艺术史学科的威胁和自觉的挑战。[2]（P3）

不论视觉文化对艺术史是“合理延伸”还是“威胁和自觉的挑战”，这里，我们都试图坚持最原始的谱系学思维，先去找到两个学科之间的渊源关系，再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二者是否独立、互不关涉还是“合理延伸”或彼此“斗争”。下面，我们以视觉性这一概念为例来溯源视觉文化的艺术史渊源。

视觉文化中的视觉性概念，应以艺术史上视觉理论的发端作为源头。当我们回顾视觉的历史，回溯到视觉理论得以创建、现代艺术史或艺术科学（形式学说阶段）的确立这一时期时，我们会找到可资借鉴的学科源头和范畴参照，有助于弄清视觉性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认为：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艺术史形式研究与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转换，逐渐走向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理论与方法，并在批评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的介入之下，逐渐融入文化研究潮流，成为视觉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总体而言，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图像学以及视觉文化三个时期：首先，在艺术史上，李格尔等形式主义学者提出视觉理论，确立艺术科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赋予了视觉性以“形式价值”和“象征价值”，并主要通过“形式价值”对它进行界定；其次，潘诺夫斯基创立图像学，重新确立“象征价值”高于“形式价值”的标准，强调视觉性的“世界图画”的文化表征功能；然而，后来的视觉文化研究虽然发展了潘氏对于“象征价值”和“世界图画”的观念，视觉性的艺术史源脉却被切断或未被发掘，视觉性概念被实体化，它的方法论功能以及“形式价值”被忽视。

回顾视觉的历史，首先，康拉德・费德勒提出纯视觉性，一般被认为开创了视觉理论之先河。[9]（P114）费德勒认为艺术独立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反对黑格尔主义美学基于抽象沉思的唯心主义观念，他强调知觉体验，提出纯视觉性：

艺术家被驱使去培养自己的视觉观念……假如我们有能力达到遵循这种创造力的程度，我们通过运用艺术家的想象力，可以使得关于世界的视觉观念在构成形式方面日趋丰富。[10]（P3）

在这场视觉理论转向中，费德勒不仅反对一切哲学形而上学论，而且全心投入到“视觉形式创造机制的分析中”，全面展开“对艺术家视觉形式创造过程的研究”，从而使“先前多少有些客体化了的形式关系与其内在精神目标在纯视觉理论中获得协调”。[11]（P26）

所以，在艺术史以及相关学科（例如视觉文化）研究中，在黑格尔的“心灵”和唯心主义观念之外，视觉性开始被视为形式表征，其“形式价值”开始得以强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李格尔、沃尔夫林、泽德尔迈尔等提出的形式理论，或者毋宁说，视觉理论。“关于（李格尔、沃尔夫林等）德语国家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文论，人们通常给予的假定是，它基于简单、狭隘的形式主义”[12]（P1），李格尔、沃尔夫林以及泽德尔迈尔等维也纳二代学者也由此被称为形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并非在于形式研究，而是开创了视觉理论，并使之成为艺术科学的理论基础，由此颠覆了艺术史传统。”[13]（P45）

李格尔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里根据一个概念“艺术意志”、两个范畴“触觉的”和“视觉的”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使“触觉的”和“视觉的”一对范畴脱离了原本的知觉含义，成为形式表征[14]，突显其“形式价值”。比如，李格尔认为，古代早期“触觉式”建筑设计的艺术意图，“只要可能就会热衷于构造空间的边界，压制并掩藏起另一任务，即空间的创造”；对于罗马晚期“视觉式”风格取向的建筑而言，比如万神庙，“同一个面上不存在两个点，因此建筑的所有部分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大轮廓”[15]（P17），这一“大轮廓”实际上指向的是“空间的创造”，所以，“触觉式”风格趋于对平面的追求，“视觉式”风格趋于对“空间的创造”的形式要求。而且，“在建筑领域……‘触觉式’是通过一系列艺术意图的取向（艺术形式――引者注）来获得的，比如强调平面维度、构造体块布局、依靠立柱来隔断空间、回避色彩或浓重的阴影对单一平面感的破坏等等。‘视觉式’反之，就存在于逐步建的‘统一的大轮廓’、追求深度的不断变化以‘引向纵深’、自由空间的个体化、创造多个色彩生动的平面或加强阴影以打破单一平面等等（形式――引者注）”[14]。可见，李格尔等形式主义者主张从形式表征的角度去考察视觉性这一范畴，虽然当时李格尔还没有明确提出“视觉性”这一术语，而是以“视觉的”或“视觉式”（opisch）来对其进行表征，但是，二者含义相似，事实上，李格尔对于视觉性的“形式价值”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将李格尔的视觉性做如下总结。其一，视觉性是一种“艺术意志”（“自由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16]（P29））；是一种创造力，亦即一种方法论，是创造或构造形式的方法。其二，是物化的客体特征，与“触觉的”/“图画的”构成统一，相互融合，又彼此斗争。其三，不具有实体性。其四，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没有明确界定。另外，根据李格尔对不同时代具体的“艺术意志”的阐释以及沃尔夫林所强调的视觉性所指向的“时代精神”来看，视觉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包含了“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这一现代视觉性内涵。可见，虽然视觉性是作为形式学说术语被提出，并作为形式研究方法进入艺术史，但事实上，上述学者是最早的一批视觉理论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创建并完善视觉理论并以视觉理论颠覆传统形式理论，他们运用视觉性反叛或替代形式/风格甚至“图像”等范畴，深入研究形式。所以说，视觉性一经提出，就具有形式这一自然属性，成为新的形式（表征），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用以重新阐释形式/风格，它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它甚至成为“反形式”，对立于形式、风格以及图像，其“象征价值”逐渐凸显。不过，形式学说时期，艺术史家们对视觉性的“象征价值”的阐释不足，这一点后来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中得到了补充。

此外，艺术史上形式学说之后的视觉理论家或艺术史家，仍然在不断推进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就视觉性与形式的关系而言，众家纷说不一。比如，除下文我们主要讨论的潘诺夫斯基之外，贡布里希侧重于艺术心理学研究，他认为人类是没有纯真之眼的，视觉性作为“观看”的过程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对大自然所提出的某一个问题的结果，是“匹配的艺术图式”[17]（P29）；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是“选择性思维”[17]（P26），这是从知觉心理学角度去研究视觉性和视觉思维。中国学者王耀中曾总结过形式的视觉化过程，比如视觉通过对跳跃性、无限性、无序性的形式进行重新定位和组织、选取，使其定格化、截取化、组织化，以实现审美视觉效果。[18]

总之，视觉性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形式理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它对立于形式/风格/图画性或图像，并在形式学说那里，试图在客体形式与主体精神的统一原则中实现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但是，在这一时期，视觉性与图画性之间的对立性，以及它所具备的“象征价值”尚未得以强调。然而，通过以上探讨，我们认为，作为视觉理论家而非形式理论家的“艺术史之父”们，他们针对视觉性范畴所展开的阐释对后来与“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思潮具有承继关系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及范式有着整体性开创和促进作用。

三、概念衍变：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担当中介

如前所述，在形式学说时期视觉性的“象征价值”没有得到全面的阐发。潘诺夫斯基试图补足这一点。潘氏强调，视觉性是“思想的构像习惯”，是体验形成中象征行为的建构性特征，是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19]具体来说，指我们看、构像和构画的体验。潘诺夫斯基通过对丢勒作品的分析研究，试图打破形式学说的形式统一，去寻找“可称为内容逐渐显示的过程”，论证作品如何实现形式、动机与叙事主题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并借此界定“伟大的象征形式”。[19]这一过程体现了图画性让渡于视觉性，以及图画性受制于或由视觉性决定。换言之，潘氏试图打破形式统一于图画性和视觉性这一局面，由此，恰走向了视觉文化中视觉性的关键一环：非图画性/视觉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而是斗争性或对立性使视觉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使视觉性具有更大阐释和可发掘的空间。所以，对于潘氏而言，视觉性所构造的图像是“图画之外”，是作为“被图绘的”特殊世界之外的认识，是超越于媒介的观看之外的观看，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视觉性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对于潘氏而言：其一，“象征价值”是深层文化累叠的根源，可凝聚并呈现多元文化意义，同时，文化意义又会带来“看”的行为差异，所以，看就成为了“观看”（viewing）；其二，人看到的“世界图像”是图画之外（extra-pictorial）的世界认识，不是图画本身，相反，是对被图绘的特殊世界的超越或否定；其三，视觉性构成“世界图画”，传达文化总体的视觉性特征。可见，这些特征都是将视觉性从形式学说向视觉文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由之路。

另外，通过对比形式学说和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能够发现，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正如惠特尼所说，“视觉性既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其中包括观看图画的方式。这种投射―预设有一段特别的历史，正是我们要追溯的。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视觉性不是纯粹的观看，视觉性必须以图画构造活动为媒介，而图画构造活动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构成它的视觉性。就这个意义而言，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以之可以处理实际的历史对象：既投射又预设图画的人类视觉”[19]。

这里，对照而言，图像学对于形式学说的改造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形式学说试图通过对形式语言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把握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即视觉性，而图像学通过对形式的超越去把握世界的“观看”。值得指出的是，二者在方法上虽然有别，但是无论图像学还是形式学说，它们的方法论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以方法论循环往复的形式分别展开各自的研究。其中，图画性和视觉性同时可以被视为方法论的两极，无疑，这一主张是“艺术史之父”们――李格尔以及沃尔夫林等开创的。潘诺夫斯基和泽德尔迈尔等将其分别引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潘氏在“象征价值”基础之上展开形式研究；泽氏在“形式价值”基础之上展开象征研究，这两种理论最终都将客体世界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意义揭示出来，交汇于关于“世界图景”的领悟和阐释一极。

至此，艺术史上这种理论文脉的纠结，在方法论循环上得到了厘清，同时，视觉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身份，也在图像学以及艺术史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视觉文化领域，这种身份却未被发掘。在惠特尼看来，“如今，视觉文化研究常常将一种纯粹的视觉性实体化。确实，视觉性似乎常常被当作一个历史对象，即所谓的‘视觉文化’。但是，这种做法违背了文化意义的原发性现象累叠这一前提，而原发性现象累叠据推定最终等同于视觉感知的原发性本体累叠。当视觉文化研究把视觉性当作图画构造史的真正基础，而不是图画构造史的一个时刻，它就不能以融贯的方式将图像自身的效果――图像按理应该具备的对视觉的构造性排序――与视觉中图画载体的各种原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就只能将效果和原因混为一谈。实体化的纯粹视觉性只是视觉的‘世界观’或‘时代之眼’的另一个令人质疑的教条”[19]。

举例来讲，比如曾军在批判视觉性概念时，他说：“视觉文化研究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的研究，而是广泛渗透到了当代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中，甚至过去当仁不让作为视觉艺术典范的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已在视觉文化研究对象中居于边缘，基于视觉媒介技术而兴起的电影、电视、网络等则占据了中心。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讲，对视觉现象形式及其意味的审美分析早已不再是视觉文化关心的论题，视觉与权力、视觉与性别、视觉与商品广告、景观社会、拟象、仿真、城市视觉文化、旅游者的凝视、风景与帝国等，已将视觉置于社会与文化的语境进行考察，所展开的已是詹克斯所说的‘视觉性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visuality）了。”[8]这里，曾军所诠释的视觉性存在概念混淆问题。他几乎将视觉性狭隘化地指涉为“图画性”，将视觉性的形式属性或图像功能作为批判的重点，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视觉性的表征功能和“象征价值”。套用曾军自己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他将着眼点放在“实体化的视觉性”上面，而且，泛文化研究倾向使他陷入两难的境地，即使他意识到视觉的动态特征，他却不愿意将这种视觉性阐释开来，即使他提到科比特所强调的“‘视觉性’意味着视觉不是一个单纯的分类，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和历史”[8]，他却没有将视觉性在这种动态“形成”中所担负的方法论意义展开。在这种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将视觉性直接抛弃并以视觉化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不太恰当的。

另外，吴琼曾试图论述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在他看来，视觉性问题是“对现代世界的主体建构、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揭示了这一辩证法与现代主体的种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葛”[6]。以上可见，这种辩证法体现了“象征价值”，但是，他在试图建构“世界图画”过程中却将其推向了实体化的层面。当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世界的图像化”，可是，当我们将其视为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时，我们试图将视觉性泛文化的倾向就十分明显，很多学者尽可能大而驳杂地赋予视觉性无限宽广的内涵及外延，比如“这种总体性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总之，一切使看/被看得以可能的条件都应包含在这一总体性之内”[6]。这种泛文化倾向忽视了以方法论的方式去实践这每一环节，以至于“文化化”的视觉性陷入了扼杀视觉性自身的陷阱。

简而言之，视觉性一经艺术科学时期的艺术史家们提出，就先天地具有了“象征价值”，与图画性所表征的“形式价值”相互转化，也相互分离。视觉性是一种方法论，与图画性或“形式”互为补充，构成冲突，形成方法论的循环，使艺术史研究富于生机。“这种根本的分离造成分裂状况，由此激发视觉想象和图画构造，形成从形式到象征，从图像到‘话语’，从感知到理智，或者反向循环的真正机制。”[19]（P31）图像学对视觉性“象征价值”及其文化表征的发掘嫁接了视觉理论与视觉文化两个领域。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是一个合法的继承。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发掘得不够深入，带来的混乱将危及整个视觉文化研究进程和学科体制的进一步建制。事实上，艺术史可为视觉文化提供方法论循h功能方面的借鉴；正如肖伟胜所言，艺术史“凭借其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和开放性，奠定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视觉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对视觉性等基础概念的艺术史溯源，或可形成应对当下的视觉象征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 考 文 献

[1] 周宪：《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Margaret Dikovistkaya.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New York： MIT Press，2005.

[3] 吴琼：《视觉文化研究：谱系、对象与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4] Hal Foster.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Bay Press，1988.

[5] Nicholas Mirzoeff.“On Visuality”，in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2006（5）.

[6]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7] 刘晋晋：《何谓视觉性？――视觉文化核心术语的前世今生》，载《美术观察》2011年第11期.

[8] 曾军：《从“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9] Michael Podro. The Manifold in Perception： Theories of Art from Kant to Hildbran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72.

[10] Conrad Fielder. On Judging Works of Visual Art. translated by Schafer-Simmern， Henry and Mood Fulmer.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11] 张坚：《视觉形式的生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

[12] Mitchell Benjamin Frank， Daniel Allan Adler. German Art History and Scientific Thought： Beyond Formalism.Great Britain： MPG Books Group，2012.

[13] 王艳华：《泽德尔迈尔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5.

[14] 王艳华：《“触觉的”和“视觉的”二元风格范畴――李格尔艺术史论管窥》，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5] 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Alois Riegl. Problems of styl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2.

[17] E. 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60.

[18] 王耀中：《形式化视觉：美术实践与思维的取向》，载《中国艺术》2010年第4期.

[19] Davis Whitney. “Visuality and Pictoriality”，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Aethetics，2004（fall）.

[20] 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c艺术史转向》，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

篇6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概念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概念

 

正确理解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概念是界定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概念的前提。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是将各种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系统中，用于高等教育事业，以期所投人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求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本定义中的“系统”既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系统”，又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系统”，即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活动所构成的体系;各种资源既包括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从事该项活动的时间、空间和信息;既包括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制度、文化、理念，又包括对该活动有影响的经验、模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投人”可理解为“配置”与“投放”。

 

(二)对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概念的分析

 

对以上所给出的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投人的标的是“各种资源”，各种资源即无论是按哪种分类的资源，一旦投人到高等教育事业，被用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那么各种资源就成为了高等教育资源。

 

2.投入的用途是“用于高等教育事业”。

 

3.投人的结果即产出是“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产品”，这是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目标。高等教育产品包括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源、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技术服务。

 

4.投入的最终目的是“以求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系统在达到自身目标的同时，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进行评价的标准，即高等教育资源投人达到的效果。

 

5.通过对“以期所投入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进行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结论:高等教育资源投入，以追求效率、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即以最少的投人求得最多的产出。

 

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概念

 

(一)效益的概念

 

《汉字源流字典》中对“效”和“益”字的解释：“效”字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支(表操作)，从交(交叉腿之人)，会人模[演变]效，本义指仿效，引申指献出力量;“益”字是会意字。甲骨文从皿(盆)，上为水，会水流出盆外之意。表示增加;《当代汉语词典》对“效益”的解释是“效果和利益”;《投资大辞典》对“效益”的解释是:指劳动(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下同)占用、劳动消耗与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劳动成果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的代价，其差额为正效益，即产出多于投人，反之，则为负效益。借鉴词典中的解释,本文认为“效益”表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有好的结果)之意。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效率概念的界定:效率(efficiency)是指有用功率对驱动功率的比值。效率也分为很多种，比如机械效率(mechanicalefficiency)、热效率(thermalefficiency)等。可见，效率概念来源于自然科学，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的需要，效率一词被引人社会科学，被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求产出数量上最大。相对于人的愿望和需要，或者是相对于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的一个简化表达。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最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就是效率高，相反，就是效率低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经济学中最优效率是指“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资源利用率，即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一项经济活动不会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学中，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产出与各种投人之间的比率关系。从数量上看，效率与投人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效率是以节约或充分利用来约束投人，是对产出数量上的追求。从价值理论上看,效率是指商品的价值。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效率其实质就是追求产出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的科技服务。高等教育是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实践活动，因此，关注与追求效率，一直是人们从事髙等教育活动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取向。

 

效果是指人们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满意度的评价，是人们对产出品质的要求。人们对高等教育产品使用价值的需要，就是高等教育产出的人力资源是否有创造价值的潜力，科研成果是否能够转化为强劲的现实生产力，教育服务是否能够达到人们对其需求满意度,所有这些高等教育产品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是否能够给社会的文化、经济及人类自身发展有益的各个方面带来好处，是对高等教育产品质的要求。

 

(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概念

 

根据以上分析，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概念即为:在一定时期内给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到高等教育系统，并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微观效益是指高等教育微观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给定投人和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宏观效益是指高等教育宏观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给定投人和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等教育活动，产出的效率及效果。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微观效益与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宏观效益是相对而言的。

 

三、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特征分析

 

(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本质特征

 

1.任何资源都是数和量的统一，高等教育投人的是资源，产出也是资源。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包括数量的效率和质量的效果两方面的内涵。

 

2.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是受教育者即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客体内在能量的储存。它的表现是含蓄的、隐形的，不像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的效益那样具有显性。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释放它的巨大能量。对个人而言，经过高等教育消费后，自身增长了知识和技能，获得了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并大大提高了就业几率，具备了获得更高报酬的可能;对企业而言，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将使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对整个国家而言，既培养出了一定数量及质量的高级人才，也提高了国民素质，增强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3.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是资源的转换和增殖。它是通过高等教育活动，将各种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准确地说是通过高等教育资源投入能够使受教者提高其人力资源中的智力资源层次，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会在原来学习知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等智力资源,实现了资源的转换和增殖。

 

4.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依附性。高等教育投资使受教者提高的能力依附于受教者人体之上，即人力资源是体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统一，智力资源必须通过体力资源的劳动，才能产生效益。不具有独立产生效益的能力。因此具有依附性。

 

5.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滞后性。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只有投人到社会工作中，才能发挥其工作能力，而且必须专业对口，其效益才能得到最大验证。

 

6.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长效性。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成果一是智力提高的劳动者，二是科研成果。这两种产出的潜能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投资者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益，其时间长短取决于受教者的寿命与健康状况。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具有长效性特点。如果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劳动者延续的劳动时间还会有所增加。接受教育的劳动者给自身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从长远角度看会在长时间内持续产生，其创造效益或价值是非常可观的。

 

7.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间接性。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直接成果是产出的人力资源的智力层次得到提高，只有当这些人力资源投人到生产领域或实践活动中，才能使其智力资源与生产资料资源相结合，产出新的产品资源，经过市场交换，在收人中得到补偿和实现价值。可见，其效益的实现具有间接性。

 

8.高等教育的职能特征包括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因此，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包含培养人才的效益、科学研究的效益和服务社会的效益。

 

9.高等教育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社会功能(衍生功能)。就功能而言，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包含系统内部效益和系统外部效益。基本功能由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社会功能由教育与社会的结构所决定。基本功能是育人的功能,社会功能是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人口功能。政治功能包括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及促进政治发展;经济功能包括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科技促进经济发展，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完善，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就高等教育的功能而言，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效益和高等教育系统外部效益。外部效益即高等教育系统对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及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则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投资活动预期要达到目的的实现程度，是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划、决策及实施、回收情况进行检验和评价，用以说明对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的优化或是失误的尺度。社会效益则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效益，包括促进思想政治建设的效益;促进社会道德的效益和国民意识的效益;促进整个教育发展的效益;促进社会积累科学文化知识的效益。另一方面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效益，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效益。

 

(二)基于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的本质特征提出的相关理论

 

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诸多本质特征并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的，具有多面性的特点。这些多面的本质特征正是一些教育经济理论的提出的基础。

 

1.区域竞争力理论。区域竞争力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争夺资源或市场的综合能力。以高等教育资源投人为源泉的“国民素质与科学技术”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2.非均衡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及其渐进停滞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高等教育资源投人带来“产业结构更新”方面的效益是实现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动力。

 

3.新增长理论。保罗罗默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等新问题的研究。这一理论正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能量的储存性、表现得含蓄性、通过实践活动巨大能量的释放性”等特征。因此，高等教育资源科学投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4.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潘懋元认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两条规律密切关联，相互作用。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同社会的关系规律，它是针对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而言的，“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认为教育在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的同时，要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高校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技术优势与技术市场的匹配，专业设置与行业变化等都与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息息相关。高校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义不容辞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职能特征与功能特征所决定的。

 

5.教育资源配置理论。国家、民间和个人是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三种主体形式，而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和投人主体的收人状况是决定高等教育需求的两个基本因素。投入主体如何对高等教育资源组织投人，包括投人量的多少，投入的方向、投人的各种资源的比例结构等，这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内容。

 

以上对髙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概念的界定和特征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高等教育资源投人效益的评价不能仅限单一方面、单一方法。就其包含数量的效率与质量的效果这一双重内涵而言，对高等教育资源资源投人效益的评价要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能量的存储性、资源的转换和增殖性而言，我们要重视高等教育资源投人的重大意义;就依附性而言，我们要尊重和爱护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就长效性和滞后性而言，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能急功近利，要放眼未来。就职能而言，包括对培养人才效益的评价、科学研究效益的评价和服务社会效益的评价;就功能而言，包括内部效益的评价和外部效益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陆家骝，林晓洁.经济资源的重新定义与现代经济增长[J].华南金融研究,2000(02).

 

[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香港：华夏出版社，2003(01).

 

[3]莫衡，等.当代汉语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4]黄汉江.投资大辞典[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5]陈家洪.高等教育投资效益的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6(09).

篇7

1.电子

1897年，汤姆生（J．J．Thomsoni）用测量荷质比e/m的办法发现了电子，被称为电子之父。

2.自由电子

电子一般根据它的运动特征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在金属内受原子核束缚的电子，这种电子是最不自由的，一般不称为自由电子；一种是在金属内不受原子核的束缚，但受到金属导体的束缚，出不了导体，这类电子我们常称之为自由电子，但是这类电子并不是真正自由的电子，仍需在金属导体内；还有一种电子是在真空中的电子，这种电子才是真正的自由电子。

3.光电子

光电子就是金属中的自由电子接受光子的能量从金属中飞出到真空中的真正自由电子。光电子带负电。

4.能量子

1900年，物理学家普朗克研究关于辐射问题的观点：振动着的带电微粒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值ε的整数倍，1ε或2ε、3ε、4ε、…。当带电微粒辐射或吸收能量时，也是以这个最小能量值为单位一份一份地辐射或吸收的。这个不可再分的最小能量值ε叫做能量子（energy quantum）。物理学后来的发展表明，普朗克在1900年把能量子引人物理学，正确地破除了“能量连续变化”的传统观念，成为新物理学思想的基石之一。因此，这一年不仅是日历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而且是物理学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能量子被称为超越牛顿的发现。18年之后，普朗克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5.光子

最早认识到能量子意义的是年轻的爱因斯坦，他在1905年发表厂《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一文。他表示，普朗克关于辐射问题的崭新观点还不够彻底，仅仅认为电磁波在吸收和辐射时才显示出不连续性，这还不够，实际上电磁辐射本身就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光不仅在发射和吸收时能量是一份一份的，而且光本身就是由一个个不可分割的能量子组成的，频率为v的光的能量子为hv，h为普朗克常量。这些能量子称为光子。也正是这一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也由于发现了光电效应的规律而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6.γ光子

γ射线是波长很短的光子，能量很高。每个光子均以同样的速度c（光速）运动。实验发现，当原子处于激发态时，即使没有外来的光波照射，原子也能自发地跃迁到较低能级，同时辐射出一个光子，这种过程称为自发跃迁或自发辐射。事实上，在几千摄氏度的温度下，原子发光主要来自自发辐射，而原子核的自发跃迁则产生γ射线。从原子内部能够射出这样高能的粒子，这也使科学家们意识到原子核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7.光电效应

光和其他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时，基元过程通常表现为光子―电子作用或光子―原子作用，某些金属受到光的照射后，能够发射出电子，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

（1）光电效应中出来的电子获得了光子的能量，不计获得动量。因为在光电效应中一般照射的光子的能量是几个电子伏特，而金属的逸出功的能量也是几个电子伏特，两者能量在同一数量级，所以在作用时光子的动量就给了金属本身宏观物体，不考虑给电子的动量。而金属本身是宏观物体，对于光子给金属本身的动量后的宏观体现就不计了。

（2）康普顿效应一般是用x波段做实验的，因为光子的能量比逸出功要大3―4个数量级，所以逸出功对于光子的能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光子的动量就全给了电子等实物粒子，并且电子的动量可以用动量守恒计算出来。

（3）分析光电效应实验中，光电流随两极间电压的变化关系，要向学生说明并非所有的光电子都具有由公式：mv=hv-W所确定的同一初动能，实验证明绝大部分光电子的初动能都小于这个值。为什么即使是相同频率的光于也会产生初动能不同的光电子呢?从光电子发射机理上讲，在光照射下固体向真空发射的电子，既可以是自由电子，又可以是束缚电子。这些电子既可以来自距固体和真空界面只有几个原子的范围内，又可以来自比这厚得多的范围，只要电子具有足以从固体逸出的能量。这样，由于光子不仅从固体表面，而且从不同深处激发出电子，这些电子从不同深处向表面迁移的过程中，其运动的方向和路程又各不相同，因而它们消耗的能量也各不相同。同时，固体的能量理论也指出：固体中的大量电子均处在不同的能态之中，就是自由电子，其占有某一能级的机率也由费米分布函数所确定。根据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一般情况下光电子的初动能应为：=hv+E-A。式中E正为电子受激前具有的能量，A为光电子从受激处运动到表面并逸出表面总共消耗的能量。正因为各电子的E和A有差别，它们吸收同样的光子也会有各不相同的初动能。只有那些具有最高能量Eo（对金属可认为就是费米能量）、逸出过程中消耗了最少能量Ao（就在表面且垂直飞出）的就是逸出功，电子才具有最大初动能，此时，Eo-Ao=W。对那些在费米能量以下（E＜Eo），离表面较深处（A＞Ao）的电子来说，吸收ν=νo的光子就难以逸出了。这时，如果吸收，ν＞νo的光子后，仍不能逸出，或能逸出的较少，或逸出时的初动能较小，那么，吸收大于ν的光子后将可能逸出或能逸出的较多或逸出时的初动能较大些。毫无疑问，入射光频率的提高将使电子受激后的总能量变大。这不仅使光电子逸出时的初动能普遍较大，其效果还增大了原来距表面较深处电子的逸出几率。可见，入射光的频率对光电子数的影响非常显著，因而量子效率随入射光频率的提高将大大增加。得出这一结论，正是尊重并剖析“相同频率的光子也会产生初动能不同的光电子”这一实验事实的必然结果。

8.原子跃迁

玻尔的频率条件告诉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原子处于基态，基态是最稳定的。在原子中，当原子吸收外界能量后处于激发态，而激发态的原子是不稳定的。实验发现，当原子处于激发态时，即使没有外来的光波照射，原子也能自发地跃迁到较低能级，同时辐射出一个光子。光子以速度c（光速）运动。这种过程称为自发跃迁或自发辐射。事实上，原子发光主要来自自发辐射，并且光子的能量等于跃迁轨道之间的能级差。当大量原子处于不同激发态向基态跃迁时，可能发射的光的频率也是不同的。

9.光电效应与原子跃迁区别

（1）光电效应有三条实验规律：存在着饱和电流，存在着遏止电压和截止频率，光电效应具有瞬时性。原子跃迁也有三条基本假设：轨道量子化，定态假设，跃迁假设。

（2）光电效应的照射光频率与原子跃迁辐射出光的频率产生机理都是原子外层电子受激发产生的。

（3）光电效应表现为光子―电子作用，光照射金属轰击出电子。而原子跃迁是电子从一个稳定状态跃迁到另一个能量较低的稳定状态，则在此状态跃迁过程中，电子将发光（辐射出光子）。这两个物理过程似乎相反，但不是可逆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加以区分。

10.原子跃迁与原子核的跃迁区别

当原子处于激发态时，即使没有外来的光波照射，原子也能自发地跃迁到较低能级，同时辐射出一个光子。这种过程称为自发跃迁或自发辐射。事实上，在几千摄氏度的温度下，原子发光主要来自自发辐射。原子跃迁产生最大频率是伦琴射线。原子核的自发跃迁是原子核的衰变，原子核的自发跃迁能产生α射线（α-yay）、β射线（β-yay）、γ射线（γ-yay）。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用严谨的科学言语传授于学生，让学生有好的科学素养和严谨习惯。不仅要全面地考虑问题，而且要考虑较深层次的问题，否则就会误导学生。只有学生准确全面理解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后，才能辨析似是而非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钱伯初.量子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篇8

一、  现状

（一）基层工作不分你我

乡镇政府机构虽然按照权责设立了不同的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但由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承担着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层层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以及本该由县级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重、头绪多，为了应付各项工作，所以镇属各事业单位都由镇政府统一安排充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各事业单位除了完成自身的业务工作外，同时承担扶贫工作、安全生产、人居环境改造、各项普查工作等。一切重要的、临时性的、常态化的、各项考核工作都有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材料，不仅完成本站所的服务职能，还要承担行政工作，镇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任务繁重，有人说：“基层人员是万精油”这里抹抹，那里抹抹，很是辛苦，但是制定工资方案的人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他们没有走过基层，也不了解基层工作人员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二）上下班时间一致

根据《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机关作息时间的通知》， 2017年10月1日起，我州调整新的机关作息时间：上午上班时间为8:00—12:00；下午上班时间为14:30—18:00。其中“实施范围”提到：“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各医疗机构，各大专院校、州属各学校、州属国有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但是在执行作息时间时，除了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并没有实际情况可以选择，要求与机关执行相同的作息时间，与机关作息时间一致、而与学校作息时间冲突的上下班时间给许多有孩子的家庭职工造成了极大的生活不便。

（三）工资分为“三六九等”

镇属事业单位工作任务与机关一样重甚至承担得更多、上下班时间与机关一致，到发放工资时却拉开差距。自2018年起，公务员（以参工3-5年的科员为例）年收入：[职务工资（715）+级别工资（1346）+艰边津贴（265）+改革性补贴（2259）+生活性补贴（1020）+工作性津贴（610）+公务交通补贴（750）+绩效考核基础奖（2000）] × 12个月+机关政府绩效年终考核奖励（合格8200/良好13200/优秀18200）=115780或120780或125780元；事业单位人员（以参工3-5年的初级助理为例）年收入：[岗位工资（1490）+薪级工资（472）+艰边津贴（265）+改革性补贴（1150）+基础性绩效（1040） +随月90%奖励性绩效（1399）+月奖励性绩效（2000）] × 12个月+年终考核10%奖励性绩效工资（1860）=95652元，另外公务员月工资高出事业单位月工资1149元，每月享受的公积金补贴就高137元，年公积金补贴高1644元，相比之下年总差额为:21772或26772或31772元。

在乡镇承担同样的工作，怎么工资待遇不一样？怎么要在基层政府内的行政、事业、工勤类人员中分个三六九等？叫事业单位人员心理怎么平衡？

在2015—2016年度事业单位人员每人享受到了5500元年终绩效补助，结果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享受的待遇还不如行政机关退休人员享受的待遇高（6000元），难道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作量还不如行政单位的退休人员吗？有人说事业单位人员多不够分，既然不够分，那么为什么就不会缩小差距呢？还制造出那么多的不公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公务员同样都是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在待遇上却是如此的不公平，公务员工作是辛苦，但事业单位工作同样也辛苦，而且，政府机关工作的第一手基础数据都来自于事业单位，同样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是在认真按照职责努力工作 ，为何却有如此的不平、不公呢？哪里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二、  存在的问题

（一）      工作任务分配不合理

  基层工作任务繁杂，点多面广，各级工作任务层层布置最后集中在乡镇，人员编制严重不足。与上级业务部门或教育医疗系统专事科研技术和公共服务不同，乡镇事业单位承担大量行政工作，精力分散，本职工作开展被动，本应是人才、知识、信息，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成为职能不清，缺乏活力，财政负担繁重的附属机构。

（二）      工资改革方案不科学

一是事业单位没有公务交通补贴。与教育医疗系统不同，镇属事业单位下乡家常便饭，但却不能购置公车，也无公务交通补贴，下乡又不允许报差旅费，和又有公车配置、又有交通补贴的机关单位更是无法相比。二是事业单位没有新增改革性补贴。机关根据行政人员职务级别增资700元到1200元的标准，再加上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奖励分为基础奖和年终奖两部分，其中：基础奖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随月发放，实际每人根据职务级别按2700-3200元的标准月增加，剩余部分作为年终奖（合格7000-14800元，良好12000-19800元，优秀17000-24800元），依据市级机关绩效考核结果按实际担任职务年终一次性兑现。改革性补贴的内涵是将福利政策货币化, 改革部分福利补贴的发放办法,实现实物补贴货币化。为什么只有行政人员能增资，享受改革性补贴的福利？事业单位人员没有付出吗？三是事业单位年底没有年终奖。行政人员大幅提高绩效考核奖励，事业单位一刀切地提高部分绩效工资总量。事业人员不分职称高低，每人按2958元的标准月增加，年终奖（年终绩效补助）取消了，难道光靠行政管理，开会、下文、布置任务，不需要基层事业单位具体做事就能完成考核吗？工作劳动时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分享成果时却把事业单位遗忘，怎么不挫伤在广大基层一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又怎么能留住年轻的专业技术人才稳定基层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呢？怎么能体现工资改革意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  建议

（一）增加改革性补贴，与行政单位人员一样保留年终奖（年终绩效补助），且年终奖与行政单位差距相差不要太大。

篇9

关键词：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创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

新创企业由于受新进入以及资源约束的影响，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源来支撑新企业去开发商业机会。新创企业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资源整合来开发创业机会，从而提升创业绩效，这已是摆在理论界与实业界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创业绩效的有效提升为目标，尝试从对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创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理论模型，为新创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一、创业机会

（一）创业机会的内涵

创业机会是新企业创立的基础，任何一家企业的创立都是因为看到了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创业机会。目前，学术界尚未就机会的来源得出统一的结论，机会的产生到底是主观性的还是客观性的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所在。Josef Schumpeter学派对三种重要的机会来源进行了肯定：技术变革、政治和管制变革以及社会与人口的改变。2000年，Venkataraman与Shane提出：创业活动应被视为一项由特定个体或者特定群体所进行的特定活动，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其中一个重要行为。Shane（2003）将创业机会定义为“人们能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手段―目的（新产品、新服务）关系来重新组合资源，并且创业者相信这种组合能获取更高的利润的状况”。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对创业机会定义也有所差别。本文认为，创业机会形成是个连续的、前摄的过程，包括对市场需求和（或）没有充分使用资源的感知、对特殊市场需求和特殊资源匹配的发现、以上有概念的形式创造一个匹配。

（二）创业机会的维度

创业机会包括盈利性与可行性。盈利性是指机会所带来的赢利能力；机会在赢利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应通过三个方面研究来判断机会的盈利性：目标市场的占有率；目标行业和产业的吸引力；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能够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去实现对机会的整体赢利性的度量，这样不仅充分地考虑了新企业在未来可能具有的收益空间，也对新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进行了考虑；可行性是指实现创业机会的把握度与可信度。机会的可行性业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创业者的能力、创业者个人特征及创业者或团队的社会网络。创业者与创业团队内在的特征以及他们所拥有与能控制的资源和社会网络决定了对创业机会可行性的把握。所以，评价机会的可行性分析时需要考虑的是创业者本身的能力、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网络等主观因素。

二、资源整合能力

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资源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之更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对原有的资源体系进行重构，摒弃无价值的资源，以形成新的资源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每个新创企业所具有的独特资源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因此组合与利用这些特有资源所形成的新创企业特定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是其他企业所难以模仿与复制的。同样，如果新创企业在某一领域具有较高的知识与技能管理能力，也能够对竞争者的战略活动做出快速反应，采取针对性的战略活动以超越竞争对手获得竞争优势。与新创企业的其他资源相同，有效的资源整合会建立起新创企业特有的知识技能管理能力，并对创业绩效的不同方面做出提高。特别是通过不断模仿与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企业会获得更多提高效益的能力。

针对资源整合能力的不同，本文将资源整合能力划分为二个维度：资源构建能力与资源利用能力。资源构建能力是指企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在分析与确认所需资源的基础上，创业者最终确定所需资源的一种能力。资源利用能力是指对已匹配好的资源进行激活，运用到创业实践中去，使资源发挥放大效应的一种企业能力。

三、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新创企业完成、执行的行为，以及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组织目标的程度。创业绩效应该体现出企业初创和成长过程中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所产生各种结果。Covin（1987）认为获利性和成长性是衡量组织绩效的两个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Antoncic与Hisrich（2001）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获利性与成长性被他们细分成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从而通过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绩效。Venkataraman（2001）认为：绩效要通过三个要素来衡量，这三个要素分别是组织效能、财务绩效以及营运绩效。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有销售成长率以及资产回报率等；营运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导入、市场占有率、财务绩效等指标；组织效能主要包括员工的士气以及离职率等非财务指标。同时，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目的出发，在不同情境下开发度量绩效的量表，这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度量体系。本文认为创业绩效在初创时期反映在生存性上，具体表现新创企业的成长性及获利性。其中成长性是指新创企业的成长能力，获利性是指新创企业的获利能力。

四、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一）创业机会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过程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创业机会。当机会无论从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方面、在行业吸引力方面或是在市场方面都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时，创业者如何有效的辨别并抓住这样的机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是创业者需要在创建新创企业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的，对创业机会的特性时刻保持有清醒的认识，才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地开发。然而，我们用肉眼往往很难直接观察出创业机会，所以如何有效地识别与评价创业机会就显得相当困难。本文在这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以下观点：在创业成长中，创业者需要予以识别的就是创业机会的核心特征。

（二）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绩效共同影响。

创业机会在于实现供应来源与新的组织形式，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的实现，进而改变原有的供求组合关系。基于这种情况，打破现有经济系统的均衡是产生创业机会的主要原因，从而产生新的 “手段――目的”关系。奥地利学派也提出：在现有供求关系框架内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一般因为个体所掌握的市场信息缺乏完全性，尤其是关键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导致市场主体的决策失误，从而降低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也产生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状况的创业机会，本质上，这种创业机会是局部优化现有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结果。

企业对资源的整合能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差异一直存在，并且能够导致产生不同的绩效。为了使这种长期的竟争优势得以发展与延续，一定要存在价值，可以利用机会或者能够弱化环境中的威胁；一定要是目前以及未来的竞争对手所稀缺的；不能轻易被别的企业完全抄袭或模仿；一般没有战略替代品。企业本身能否稳定地获得有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新创企业能否能以生存，企业的运行需要劳动力、土地、设备以及资本等有形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企业绝对不能长期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新企业具有足够的有形资源，那么其短期生存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Winter（2000）与Zott（2003）等人认为：要想将创业资源转化为创业绩效，就必须采用动态能力将自身资源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图（图1）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提出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使得对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的研究更加深入。为我国新创企业在经济转型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新进入缺陷和资源约束、增强新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持久竞争优势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Shane S A,Venkatarman S.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17-226.

[2]Brockhaus, R. H. and Horowitz, P. S., 1986, The psychology of the entrepreneur, in D.LSexton and R. W. Smilor(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Cambridge, MA: Ballinger, 25-48.

[3] Shumpeter,J.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篇10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上升，超过法国和美国，在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中排名第五。这项调查的结果是根据对22个国家里的2.4万人提问得出的。名列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德国、加拿大、英国、中国、法国、欧盟、美国、巴西、印度。

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1.2亿人

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共同组织开展了2010年度全国人才资源统计工作。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人才资源总量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11.1％。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

作为一个统计指标，“人才资源总量”的具体统计范围和口径是：党政人才，主要包括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工作人员和试用期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为农村经济和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服务、做出贡献、起到示范或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者。

（《中国青年报》）

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1.13亿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珠昂奔日前表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到1.13亿，少数民族人口最少的只有几千人，最多的达到一千五六百万。目前中国3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共有28个，总人口达到169万。

（《北京晨报》）

女人的内涵

五十多岁的周凤琴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公寓管理员，高中学历。自从知道华科大有“人文讲座”之后，她便萌生了去听的想法。她定期去看楼道门口公告版上粘贴的讲座信息，只要没有值班任务，便会去听。即使下雨下雪，也非去不可。她还曾托人预订白岩松、余秋雨、于丹等人的讲座门票。

华科大的同学们常常可以见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学生”，自备板凳，坐在第一排，一边听讲座一边不停地做着笔记。有时她也会向主持人提问，和周围的同学交流。她一点也不在意自己混在一群风华正茂的学生中间显得那么另类，那么扎眼。

是啊，看重内涵的人，通常都比较自信。周凤琴眼睛盯着的，只会是作讲座的人在讲些什么，而不是别的。

在周凤琴简陋的宿舍里，随处可见码放整齐的书籍。这些书有的是周凤琴自己买的，有的是同学送的，还有她用书本、水果和同学交换来的。她告诉记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跟紧时代的步伐，不断接受新思想。 自己作为楼栋管理员和大学生们交流，更是需要提升自己的内涵。周凤琴不好意思地说，除了读书积累知识外，阅读畅销书也是她接近同学们的法宝。

“内涵”是什么？不论你怎样理解内涵，内涵的内核里，一定要有紧跟时代步伐的新思想，在那里源源不断地由里到外地散发着令人着迷的知性与智慧的光彩。女人的内涵，当然要能体现女人的内在美。女人的内在美，往往就是由这些体现着时代新思想的知性与智慧的迷人光彩来展现的。

从2005年至今，周凤琴已经听过186场人文讲座。“我从1975年开始，经历了4年的上山下乡，3次高考未能如愿，现在在大学里工作，十分珍惜学习的资源。”周凤琴表示，即使自己退休以后不在学校了，也会来学校继续听下去。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候她不用跟大学生们打交道了，她仍然认为她有继续提升内涵的必要。在周凤琴看来，一个女人让自己活得有内涵，不仅与她的工作无关，而且也与她的年龄无关。

面对这样一个年过半百，却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听讲座、注重提升内涵的公寓管理员，学生们都直呼“敬佩”。有同学把周凤琴比作“蔷薇清香”。新闻11级的一名女生表示，自己以后要像周阿姨一样，保持一颗学习的心，把握一切学习知识的机遇。周凤琴的故事见报后，人们纷纷感叹，说喜欢听讲座的她，实际是在给无数人“上课”，是在让人们明白，女人不论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活到多大岁数，都必须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内涵。这既是对社会的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最好呵护。

（《中国剪报》）

抱怨 不如 改变

1814年，他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豪家庭，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855年，他和家人因政治迫害逃到了瑞士。家道中落，他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艰辛，脾气也因此变得十分暴躁。

有一天，他路过一块农田，这里刚刚经受过一次洪水的侵袭，长势良好的庄稼被无情毁坏，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不由让他联想到自己命运的变迁。这时，远处一个正在劳作的农民闯入了他的视野。庄稼已经这样了，他还在忙什么？他好奇地想。走近后，他发现那个农民正在补种庄稼。他干得非常卖力，脸上看不到一点沮丧的神情。“庄稼被毁掉了，你难道一点也不生气吗？”他问。“抱怨是没有一点用的，那样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你看洪水虽毁坏了我的庄稼，但是却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我敢保证今年一定是一个丰收年。”说完，农民哈哈大笑起来。

农民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是啊，抱怨不能改变任何事实，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对农民深深鞠了一躬，觉得心中的郁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后来，他成了一名药剂师助手。他特别喜欢科学研究。那时，婴儿因没有合适的奶制品，死亡率很高，于是他开始研究可以减少婴儿死亡的奶制品。在研制的过程中，他经历过很多次失败。每次失败时，他都会想到那个农民的话，不生气不抱怨，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研究中去。1867年，他研制的一种因牛奶与麦粉科学混合而成的婴儿奶麦粉，成功地挽救了一位用母乳不足而营养不良婴儿的生命，从此开创了公司辉煌的百年历程。

这个年轻人名叫亨利·内斯特莱，他所创立的公司名叫雀巢。

（《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