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海洋事业；环境污染

1我国海洋概况

我国海洋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延绵达1800公里，海岸线资源异常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辽阔发展的空间。有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生物物种多达26000多种，鱼类3000多种、浅海和滩涂生物资源2200多种，长久以来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当然我国的海域划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端，在黄海、东海、南海与周边各国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管辖权争议。在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因为科学水平的因素，被保存完好丰富的海底能源，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巨大的资源保障。目前，其他国家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颇大，海水也是不少可再生的能源，如潮汐能、浪能、水温能、盐度差能等。随着开发的深入，我国也前所未有地污染和破坏着海洋生态环境，海水富养化、物种多样性快速减少等问题，使海洋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2海洋环境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2.1我国海水受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2.1.1海洋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就是海洋水体遭到污染，随着近海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赤潮现象频频发生，且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出现新的赤潮生物种，给海洋生态环境、人民群众健康和海洋经济造成了重大危害。2.1.2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能源战略的石油在陆续大量建设开发，海上运输石油频繁如织，开采石油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源更加分散分布更广，风险源强度更大，溢油的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发生突发性溢油污染事故的概率也在大幅增加。近几年，我国油船溢油事故和海上开采石油的泄露与井喷事故迅速攀升，每年石油排入大海约12万吨。渤海湾“7•16”溢油事故和山东蓬莱“19-3”重大溢油事故更是给海洋生态环境以沉重打击同时给人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2.1.3海运航行和作业中的船舶所产生的污染物源源不断的排入海洋，也可能发生事故，如碰撞、爆炸等，所产生有害物质排到海水中，使海水再次受到污染。2.1.4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这些源污染物，一半以上的污染物来自于陆地废弃物的排放。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废弃物和污水，直接进入河流系统；农事生产所用如农药、化肥等化学成分污染物，经过雨水浸泡，流入地下暗河，随着河流和地下水，最终进入大海，海洋环境受到了污染，海洋生态遭到了破坏。海水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更需要漫长的时间消化，无限度流入污染物，海水自身净能力必然会入不敷出而导致水体污染。

2.2过度开发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减少

我国海域内海洋生物种类繁多，还有很多珍稀品种，过度的捕捞极大地破坏了海洋物种资源的繁殖能力，致使海洋生物极速减少，严重的甚至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异常，致使鱼、虾、蟹和贝类以及有保护水环境功能的大量藻类等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快速消亡。虽然采取休渔期的政策，投放鱼苗、虾苗，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仍然出海作业的大批渔民将还未长大的鱼、虾、蟹捕捞上来，其既无法从数量上的增长形成种群，之后便出现了更加尴尬局面，原本数量不多的海洋珍惜物种濒临灭亡，而数量众多的物种将成为珍惜海洋生物。

2.3水域面积缩减、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大量海岸因受经济开发的影响，人为改造滩涂在不断增加、自然的原始景观在逐渐缩减、很多重要的海湾面积在不断缩减；大量的填海造地投入其中，更是兴建了大面积的海参、鲍鱼养殖场，疏于管理的大面积养殖场，使海滩面积和海岸湿地急剧减少，养殖场内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污染物随着潮汐进入海中，海水受到了污染。另外，开发海洋工程建设、石油、天然气的海上开采作业、海洋生物制药等化工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都从侧面给海洋环境以沉重打击。

2.4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缺失的管理机制

我国海洋的环境立法工作发展较晚，相关法律体系相对滞后，然而在海岸线的立法管理方面有很多漏洞。海洋环境的政府管理部门责任不清，职能重叠现象、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极易出现，与之相关的监测预警、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执法队伍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以上均严重影响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明确了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1983年颁布施行的，是我国专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法律，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意义非常重大。法律体系中保护海洋方面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根本，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三个辅法律：（1）《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六个相关法律法规；（2）和海洋防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3）有具体执行标准的保护海洋环境性法规，如《海水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等。以上法律、法规、准则构成了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起到了法律支撑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并不能适应新时期保护海洋环境的重任，且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海洋的立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我国面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足与对策

目前，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之时，保护海洋近岸生态环境与前者成为了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点，承受着继续破坏和污染不断加重的巨大压力，有些部分重点地区海洋环境受损情况触目惊心，已无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言。所以加强产业结构性调整、优化产业部局，严控污染源，在减轻沿岸近海和流域污染现象之时，进一步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和的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保持生物基因多样性、恢复海岸自净能力、逐渐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防卫能力，具体措施：

3.1加大建设海洋环境保护设施和机制措施力度

3.1.1要大力兴建国家级保护区，各地也要以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岸带生态系统为目标，建立生态保护区或海岸生态隔离带，极大保护及恢复海岸生态系统，加强海岸生态建设。3.1.2恢复海洋岸线原生态景观，在沿海重点旅游区、经济开发区，加大力度修复沙滩海岸、退耕退垦还滩还海，建设原生态自然景观和廊道，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蓝色空间和愉悦、唯美的滨海景观。3.1.3加强污水处理水平，控制海洋污染，建立污水排海标准，制定统一污水、废水排放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要定时监测、申报登记、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等，以保证海产品质量，保护群众身体健康。3.1.4建立评估海洋生态环境风险体系，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对海洋安全事故的发生、发展、消除及生态恢复都至关重要。3.1.5加强海洋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把深入开展海洋环境灾害的防治工作和应急处置管理机制有效融合，在多样性的海洋灾害频发的形势下，严重威胁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发生生态灾害种类如赤潮、绿潮和海洋生物病毒病害、重大海上安全生产突发事故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防控工作，设立监测点、完善浮标、探头，利用航拍、卫星遥感技术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系统，提高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能力，在发生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或生物灾害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灾害造成的损失。应急工作要常备不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2建立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法律体系

3.2.1应当适时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填补法律空白，又能解决新问题。在建设大量人工养殖场以用来替代和缓解渔业资源枯竭压力，而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被破坏、海水被污染、生物链严重失衡等，需要法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来规范养殖行业，严格禁止养殖密度过大，坚决防治养殖疾病等，建立高标准人工养殖场；同时重视生物入侵，越来越多的生物入侵案例，惨痛的表明同样是破坏生态的重大因素，这些问题的逐渐凸现，迫切的需要用法律手段进行制约。3.2.2海洋的经济价值与海洋的生态价值相比后者更应得到重视。在取得经济价值的同时，而损害生态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应当完善、强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的补偿制度，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制度，所有的海洋经济行为都应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保存好生态环境，保持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品类多样性的生态环境。3.2.3持续加大海洋执法监督力度。制定的法律能否保护海洋环境，关键就是要执法必严，如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就会导致其形同虚设变成一纸空文，而且还应该有完善的处罚措施，使触碰法律的自然人、法人心生畏惧，法律所赋予的责任、义务，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4结语

我国现已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得资源环境的约束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显现。为突破陆地资源环境短缺的瓶颈，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显得极为重要，要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就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眼光看待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科学谋划，构筑蓝色的海岸生态屏障，树立海洋道德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提高蓝色国土意识，促进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刘伊娜．浅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对策[A]．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论文集[C]．2014．

[2]马凤媛．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视角下的海洋环境保护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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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津；大神堂；海洋特别保护区；监视监控平台；在线监测；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1（a）-0000-00

天津大神堂是我国北方纬度最高的现代活体牡蛎礁聚集海域，由于地壳运动和独特海洋生态环境，该区域内的长牡蛎（Crassostreagigas）、毛蚶（Scapharcasubcrenata）、褶牡蛎（Ostreaplicatula）和脉红螺（Rapanavenosa？）等海洋生物资源丰富。为了进一步保护贝类生物资源的多样性，2013年1月国家海洋局批准建立了天津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2014年7月天津市海洋局将“天津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划定为天津市海洋生态红线区。为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天津市建设了天津大神堂牡蛎礁海洋特别保护区平台，以期实现平台监视监控系统为区域提供更多、更好的涉海服务。

1 平台建设

1.1平台规划

天津大神堂监视监控平台是天津市海洋观测网络布局近岸近海海洋观测体系“三近、两远”中两远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基于离岸的海洋监视监控平台，开展天津北部海域的海洋要素观测和海洋环境监测。现阶段任务为对该海域实施全程监控并进行海洋基础数据监测，为该海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提供第一手的数据，未来将构建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气象、潮位、水质、泥沙等数据进行观测监测，兼顾天津和渤海湾北部海域溢油、赤潮、环境监测、海洋灾害预警与防范、海域动态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公众服务等海洋观测和监测的业务化应用需求。使保护区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现代化、实现其预期的资源合理利用与目标管理。

1.2监视监控平台与《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依据《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4-2020年）》和《天津市海洋生态红线区报告》关于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控措施的要求“重点保护区内，禁止实施各种与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活动；加强周边海岸工程，如北疆电厂、中心渔港等入海排污监控”，该平台作为公益项目，通过平台在线监测系统的应用，对海洋基本要素和重点监测因子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并通过无线数据传输影像资料，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1.3 工程建设概况

该平台选址于天津大神堂牡蛎礁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南端，距海岸直线距离约10 km，邻近天津中心渔港和北疆电厂。水上承台面积64 m2，顶面高程8.0 m，水上承台采用高桩墩台结构。承台下部建设一座靠船平台。由于项目位于海里，受波浪和海流影响较大，并受一定的冰荷载作用，工程采用钢管桩，同时为减小氯化物、硫化物等物质对钢管桩的腐蚀，平台钢管桩采取“钢管桩牺牲阳极保护阴极”的防腐措施，提高了平台的稳定性。工程建成后将围绕天津海域特点进行监控海域环境观测。

2 工程海域环境质量现状

为将海洋环境要素有针对性地进行比对，时时了解海洋环境趋势变化，我们以“2014年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大神堂环境监测数据作为背景值，通过平台在线监测系统，与人工检测进行比对，不断修正海洋要素在线监测指标，从而对未来环境变化进行趋势判断。

2014年天津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水水质一般，水体中主要超标物质为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其中全部站位活性磷酸盐均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66.7%的站位无机氮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监测要素均未超标。

考虑到大神堂邻近海域是天津市主要的海水增养殖区，养殖面积2000公顷，养殖产量7000吨。检测结果显示，增养殖区海水中主要超标物质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pH。增养殖区内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近几年营养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重。

沉积物质量较好，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夏季监测共获浮游植物38种，平均密度为444×104个/立方米，多样性指数处于较好水平；浮游动物31种，小型浮游动物的平均密度为26146.6个/立方米，大型浮游动物的平均密度为251.4个/立方米，多样性指数均处于中等水平；大型底栖生物32种，平均密度为440.0个/立方米，多样性指数处于中等水平。

3平台的监测应用

3.1应用先进科技管理手段，增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技术支撑

针对海洋资源环境超载区和海洋生态红线区等重要管理区域，通过应用在线监测技术实现对水体主要水质参数（溶解氧、营养盐、石油类等）、生态指标（如自然岸线、滨海湿地、指示性物种等）等的全时段、全天候监督性监测，从而为海洋环境信息通报制度、海洋环境质量监督考核制度、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等提供更具时效性的数据支撑。

3.2平台在线监测系统构架设想

通过对主要污染物的指示性监测参数进行筛选，形成在线优先监测参数列表（表1）。结合平台的设计内容以及主要污染物的指标筛选，设备间设置温盐井、验潮井和监测预留井，可实时获取温度、盐度、重金属、溶解氧、营养盐、潮位等监测指标的连续数据。海水营养盐自动分析仪、海水溶解氧测量仪、硫化物现场测量仪、海水pH测量仪、海水营养盐测量仪、海水浊度测量仪、多参数水质仪、便携式流速流量仪和海水浊度测量仪等检测方法已成为海洋行业的标准。具有海水水质多参数测试系统和海洋海水样品采样系统，实现海水自动检测和采样功能。

表1 海水水质检测主要指标

项目

检测范围

检测精度

水温

（-5～40）℃

0.1

pH值

（0～14）pH

0.01

溶解氧

（0.0～20.0）mg/L

0.1

电导率

（0～1×105）μS/cm

±0.5%（FS）±1

浊度

0～1000NTU

0.01NTU

监测指标精度符合国家关于海水检测标准，具有自维护和自确认功能，可以实时掌握各模块及传感器的工作健康状况。

3.3在线监测应用的不足

各类化学、生物参数的在线监测技术复杂，成熟度较低，定量监测能力不足，且自动化程度不高、运行维护难度大。用于海洋污染状况和生态状况在线监测的传感器还很少；而营养盐传感器的维护保养要求高，每半个月左右需维护一次。在线监测探头易被生物附着，影响较大，定期维护成本较高。误差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营养盐传感器易被生物附着，维护周期对测量精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感器在测量时的过滤孔径要远大于实验室过滤孔径，测量结果受悬浮物影响很大。

4未来发展的应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在完善海洋在线监测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市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分析，识别天津海域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污染程度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数据信息平台除了具备在线监测数据管理分析功能之外，一般还应具备自动监控与预警、信息产品的制作与功能，可以实现浮标站位和参数管理、数据入库、预警预报、信息产品制作和等。建设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对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发展、消除及生态恢复全过程进行风险管理，应依据风险评估的需求，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将风险评估贯穿到整个管理过程中，包括建设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海洋环境应急信息系统、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海洋环境灾害信息、海洋环境灾害风险源分布信息、海洋环境灾害敏感区域分布信息、海洋环境监视监测机构基本信息等相关数据库、建立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共享网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等。对灾害发生几率及强度预测评估、紧急应对风险以及灾后恢复对策的评估，使之成为领导层面科学决策的支撑平台。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海洋局.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4-2020年）

[R]. 2014.

[2] 天津市海洋局.天津市海洋生态红线区报告[R]. 2014.

[3]天津市海洋局.2014年天津市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R]. 2014.

[4] 乔延龙，陈亮，殷小亚.天津大神堂海洋特别保护区监视监控系统监视[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2（9）：81-84.

[5] 叶颖，成方林，李博，等.海洋站（点）观测环境代表性调查与评估[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2（10）：52-55.

[6] 黄晓利，康德明.江苏海门牡蛎山牡蛎礁海洋特别保护区实施远程视频监控方案[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2（6）：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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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重负的渤海

时代周报：康菲溢油事件以后，公众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对渤海生态环境的影响。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王诗成：海洋本身具有自净能力。但渤海是个瓶颈式的半封闭内海，自身水体交换缓慢，它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一旦发生石油污染，就会导致许多海洋生物的胚胎、幼体发育异常。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脆弱环节一旦受损害，小则几年，多则几十年都难以恢复。

19-3油田所处的位置是在渤海的深水区。在没发生此次溢油事故之前，它所在的海域水质是一类水质。但发生了溢油事故，现在水质变成劣四类，它对渤海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非常大，也非常难恢复。海上油田和海上碰撞溢油不一样。海底溢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碰撞性溢油对于生态的破坏性更大。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全球大型溢油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在20年后还存在。

我们应该重审渤海油气开采的战略定位，更加注意渤海生态环境的未来。从保护环境这一方面讲，美国是比较“明智”，他自己的海域有石油资源，但其宁可打一场石油战争也不愿对自己大陆架上的油田进行开采而战略封存。渤海生态环境堪忧，渤海一旦遇到大的地震和自然灾害，处于渤海地质断裂带上的油田，会给渤海生态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害。

时代周报：除石油开发的污染隐患外，渤海周边沿岸还有许多化工企业。这对渤海的生态又有何影响？

王诗成：海上有油，陆上就有化工。过去非常难批的一些项目，现在陆续开建了。环渤海发展化工、填海的项目比比皆是，渤海的环境容量是有限，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未处理或未达标的工业污水使得渤海变成了一个“垃圾处理场”。渤海的入海口地区荒漠化一直处于加重趋势，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比如渤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虾索饵洄游产卵场，是世界著名的黄金渔场之一，但由于渤海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金渔场也随之消失。

随着沿海开发力度加大，湿地变成了开发区，面积大幅度缩减。湿地是生态环境的“肺”，湿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渤海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沿岸上游的一些造纸厂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项目，这些年挣的那些利润，和资源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健康造成的损失和对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来比较是九牛一毛，得不偿失。以渤海东方大对虾为例，上世纪70年代渤海生产对虾近4万吨，现在只有几百吨上千吨了。经济鱼虾严重衰退，形不成群体，有些优良品种不但退化，而且已经消失绝迹。

盲目追求GDP是祸首之一

时代周报：现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有点“海洋”的意思？

王诗成：确实是这样。我感觉现在环渤海地区到处都在搞开发。当然这里面不乏有一些成绩，但不能忽视环境利益！

以石油开发举例，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一位学者说，加拿大在海上发现很多油田，但政府坚决不采海洋石油，什么时候能做到100%的保障了，什么时候再去开采。

相比之下，我们就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蓬莱19-3油田开采前，有关技术部门就告诫，有相当一部分油井有地质风险。19-3油田就处在渤海的地质断裂带上。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非议，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尤其是海上油田的开发，安全第一、环境第一，不应该成为口号，要对GDP负责。

时代周报：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之间的冲突？

王诗成：继珠三角、长三角后，环渤海又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现在有人提出要“向海洋要土地”，向海洋要土地必须要科学地看待，不能不要，也不能随意地猛要。渤海是生态敏感区，大规模的围海和填海更要慎重。

GDP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虚了，盲目追求它，就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也是破坏环境的一个罪魁祸首，必须要跳出GDP出政绩、出干部的怪圈，把速度降下来，把质量效益和环境友好提上去，保住了青山绿水就保住发展的基础！

“五龙闹海”的体制困局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应如何才能有效治理渤海的生态环境？

王诗成：现在提出渤海综合整治规划，是由发改委牵头，有十几个部委参加的。这个规划应该说既体现治标、又体现治本。如果真按照规划来搞，渤海湾肯定很快就会见成效，但是，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这一目的很难实现。

首先，在目前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中，存在环保部门、海洋部门、交通部门、渔业部门及部队“五龙管海”现象。但在具体执法中，这五部门常发生扯皮，被戏称为“五龙闹海”；

其次，环渤海的三省一市又各自有各自的管辖权，要真做到达标排放和治理，还有个“要效益还是要环境、要速度还是要生态”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的海上管理成本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管理效果却是最差的。鱼越管越少，海越管越黄，环境越管越差，那为什么还要按照现在的管理模式继续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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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海洋环境灾害、陆源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形成，但仍不够完善，立法内容应当充实和调整，效力等级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体制有改革之必要，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亟需创新，南海生态安全保障专门立法属于空白；因此应当完善南海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制度，完善南海生态灾害应急处理制度，修改生态安全保障的刑事法律，改革南海执法体制。

关键词：南海；生态安全；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0609

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关系到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总体目标能否实现，也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域，北临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西南及南边毗邻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面积大约356平方公里，主要由海南省管辖。南海在我国海洋经济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通往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因此，必须保证南海的生态安全。但生态安全的保障本质上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本文拟对南海生态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尽绵薄之力。

一、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洋公报》）指出，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较好水平，主要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基本满足海域使用要求，赤潮和绿潮灾害有所减轻，但江河污染物入海量增加，溢油等突发环境事故灾害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严重。近岸局部海域富营养化、海洋环境灾害频发和海岸带生境破坏是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1]《2009年南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下简称《南海公报》）披露：“南海区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30 750平方公里，比2008年增加21.3%”；南海区海域近岸水体营养盐污染严重。2005年至2009年，南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从11 200平方公里增加到30 75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则从1 420平方公里增加到5 220平方公里，污染海域面积明显增加，水体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营养盐。可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

（一）海洋环境灾害

海洋环境灾害主要包括溢油事故、赤潮、绿潮、海水入侵、风暴潮、土壤盐渍化等。《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海洋报告》）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人类开发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灾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影响较大的海洋环境灾害主要是溢油事故和赤潮。

油类污染是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通常包括油船泄漏、油罐破裂、海上油井井喷或泄漏、炼油厂排放油污、拆船排放油污等，其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甚至数十年内都难以恢复。近40年来，全世界每年因人为因素而流入海洋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至少有1 000万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2]南海海域曾经发生多起漏油事故，虽未酿成重大灾害，但也足以让人警醒。如：2004年12月珠江口曾经发生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溢油污染事故。[3] 据《南海公报》，2009年9月一艘巴拿马籍集装箱货船在珠海高栏岛东南长咀附近海域触礁搁浅，造成燃油泄漏入海。2011年2月三亚海域发生一起邮轮油污染事故，三亚海事局配合随船监督的海南局船舶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了较大范围的海域污染。[4]目前，南海海域可能引发石油污染的隐患较多，主要包括：作为我国海上石油开采的主要地区，海上油井存在井喷或泄漏的危险；作为世界主要航运通道之一，货运船舶甚至油船发生漏油或因海难事故导致大规模油污染的可能性始终没有消失；此外，在沿海各地的拆船作业和炼油厂也都可能排放油污。油类是目前三种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

赤潮也是南海时有发生的环境灾害。《南海公报》陈述，2009年南海区共发现赤潮8次，都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累计面积约391.3平方公里，与上年相比，虽然次数相同，但累计面积有了显著扩大，2009年10月至11月在广东珠海市淇澳岛至香炉湾附近海域的赤潮面积一次即达到大约280平方公里。虽然目前南海赤潮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未发现人类中毒、死鱼事件，但是对南海赤潮的危害性切不可小觑，须极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二）生态恶化

《南海公报》披露，200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省三省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对南海区7个生态监控区的10个近岸生态系统进行了监测，其中4个属于亚健康状态，1个处于不健康状态。南海区近岸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水质污染以及天然岸线和栖息地减少，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受人类直接干扰破坏、生态灾害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构和功能退化。《2009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南公报）和《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海南公报》）也通报了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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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通过从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国外典型国家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国际合作方式、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国际比较。

关键词 ：海洋；生态文明；经验；国际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校重大项目《广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园园（1990-），女，江苏镇江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liuyuanyuan413@163.com

居占杰（1962－），男，河南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6.019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文明矛盾的日益加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刘家沂通过研究近几十年内海洋生态的变化，认为在开发海洋产业的同时，也要注重海洋生态行为准则与文明理念的建立[1]；马彩华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2]；伍善庆、伍锦姑提出开发海洋经济时要做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填海建设协调发展[3]；Elliott等从海洋生态补偿方面对海洋生态文明做了研究，并将海洋生态补偿分为生境补偿、经济补偿及资源补偿三种类型[4]；袁路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系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提出涉海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海洋生态科研水平[5]。从研究的总体成果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陆地方面明显多于海洋方面。同时，为了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处于遭受破坏与威胁的几率，保证其自身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上逐渐转变了海洋利用的观念，从追求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讲求海洋经济的平衡发展，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各国做法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1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1.1美国

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法是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该法是美国由“治”转变为“防”的态度转变标志。海洋生态安全主要由国家海洋大气局负责，作为海岸带管理的专门机构——联邦海岸带办公室，于1973年在该行政机构设立。除了日常的海上执法外，还必须对海洋环境进行预测、监察及分析[6]。为了防止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海洋保护区从1975年开始得到大批量的建设，到20世纪保护区数目已达20个，其中包括面积达到14万 km2，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位于夏威夷西北部的的海洋保护区[7]，多部门分工负责是保护区采取的主要日常管理模式。为了防治陆源及海上作业污染，除了颁布法律及国际公约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举办国际溢油会议，反映防治油污染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在实际操作方面，美国还突破了体制内管理的局限即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管理[8]。《联邦环境政策条例》规定，评价单位拟定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后，应寄送有关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并在地区报纸上公布以征求意见[9]。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联邦政府设计了专门的救助网站、热线电话，将事故的现状、处理阶段，如何提起赔偿诉讼，如何与各政府机构进行沟通等最新的相关新闻公布于众，让公众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除了动员全美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还主动接受各种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和物资等援助，并发动人们向各级机构报告污染的情况[10]。

1.2日本

日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规是以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为母法而进一步修定完善的，《环境基本法》对环境问题、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行政指导作了要求。之后颁布的《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与《海洋基本法》，是日本迈向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日本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海岸法》为执行依据，向有海洋开发许可证的个人或企业征收土石开采费或海域占用费，征收的费用用于维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1]；参与、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间或民间海洋环境保护活动；进一步构建全国范围的环保型经济社会体系，并以1994年制定的《环境基本计划》作为法律后盾，以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国家、地方自治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加环境保护、公平负担环保费用；在控制陆源污染物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并鼓励社会团体进行监督[12]。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13]。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14]。

1.3韩国

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缔结渔业协定后渔民及水产业发展特别法》在2001年进一步修正之后，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增加了养殖业排污费用，所征收的排污费，用于保护水产资源及改善海洋环境[15]。为了推进滩涂的可持续开发，韩国政府以湿地保护区为中心，在观光旅游方面编制了滩涂、生态观光指南，并加强了湿地保护设施的建设。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1997年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16]；1994年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

1.4其他国家

《海洋法》的制定，使加拿大成为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拥有综合性海洋管理立法的国家，该法是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制定，并于1996年公布实施。除此之外，为了调整近海天然气和石油开采及运输，防止由于这些生产性活动导致的海洋污染，加拿大颁布并实施了《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管理法》。法国对于水域污染的管理更为严苛，第83-583号法律于1983年7月通过，该法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着重规定了对污染问题的处理办法，违规者情节严重的甚至获刑事处罚。英国尤其重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污染控制法》，该法涉及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问题，此外还有《公共一般法和措施》、《海洋倾废法》、《大陆架法》、《商船油污防治法》、以及《油污染防治法》等[17]。2010年，在处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方面，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溢油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工作，即在宏观上平衡、调控两者关系，尽量避免极端的环境保护行为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率[18]。欧盟除了例行港口的检查外，还设立了海面航行船只黑名单，低于排污标准的船舶禁止驶入欧洲港口[19]。欧洲开始生产不污染环境的超级油船，船上装有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和垃圾处理设备。新西兰政府于2000年保护生物多样性战略（NZBS）。2002年保护部(DOC)了“为保护海洋建立社区支持，保护海洋中的特殊场所”战略[20]。联合国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并实施了14 个全球区域行动计划，且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2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比较

2.1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不同

海洋生态补偿即国际上所说的“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即以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综合运用行政及市场手段，完善激励或惩罚机制，以减少外部不经济[21]。通过德国、英国和日本三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重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如采用“绿色”税收政策，增收环境保护税；英国侧重补偿资金的运作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日本则由政府出资垫付，再根据法律由各单位分摊。以海岸工程为例，德国不莱梅港工程损失了89 hm2自然滩涂和16 hm2湿地，损害了滨海生态系统，鉴于此，港口管理部门出资进行保护，在建设前开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性的问题进行防治、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了一系列配套修复工程并进行修复跟踪监测[22]。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法律措施，经过多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其海域水质、海洋生态环境较上世纪有较大的改善，成为世界典范。2010年位于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的原油外溢事件使墨西哥湾生态环境遭遇了“灭顶之灾”。事故发生后，BP及时建立专门的事故赔偿基金，花费200亿美元用于赔付事故的受害者，为了保证基金流向的透明，将该项基金的运作权委托给专门筹建的海湾海岸索赔机构，对受害人的索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突发事件的损害与补偿等问题做了引导。为全球的海洋溢油赔偿、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日本主管大臣在新建、改造及修复相关海洋保护设施时，用国家相关资金进行垫资，先行施工，施工竣工后，由应该分担负担金的都府县或者其他海岸管理者所属的地方公共团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负担金缴纳款项直接向国库缴纳。

2.2国际合作方式存在多样化差异

由于海洋流通介质环流性的特点，海洋生态问题一旦发生很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因此，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国际合作除了有利于技术、信息、人员的交流，且全球生态环境的共同改善所产生的效益将大大超过各国单独行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虽然大多数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合作机制中，但采取的国际合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多样化差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的海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占据较大比重，因此，海洋环境的保护活动是日本国际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除了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联合国环境署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的14 个全球区域海行动计划之一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积极推动IMo即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的海洋环境保护协定的达成之外，日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海上保安厅于1990年与美利坚合众国海岸警备队缔结备忘录，内容包括互相交流相关防止海洋污染的信息，开发、探究人才交流的方式、途径等，定期互邀进修生了解学习海上防灾、海难救助的知识，并组织各种技术转让、召开专家会议；为了促进中东和平，日本于1993年举办了中东环境讨论会，并在1994年派遣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传授防除溢油技术[23]。1997年韩国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开展该项目主旨是获取大量黄海公海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的科学监测资料。1994年韩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NOWPAP，即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在韩国设置的事务局，反映了韩国在UNEP/NOWPAP中的积极立场。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和联合国开发署(UNDP)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日本除了参加国际行动计划、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外，还积极主动派出和邀请人才进行经验交流，派遣专家去国外推广、传授经验、技术，且举办了各种长期、短期的经验交流学习会，国际合作方式多样。

2.3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的区别

以日本、美国和韩国为例。在污染物的治理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是主力军，政府则更多地扮演了指导和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及相关行政手段，辅助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可行的陆源污染治理政策，并对中央和政府的污染物治理职责作了明确的分工，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鼓励公众、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此外，日本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提高国民环保意识的重要性。2003年制订的《环境教育法》，使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正式拥有环境教育法的国家。随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于2007年建立，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实施推进力度更加集中而全面。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区域范围性质的COD总污染物量的控制标准。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据报导日本东京对沿岸、内湾、海域内运河进行常年水质测定，规定每月进行1～4次常规调查，并设立39个自动监测站，每小时监测一次。此外，“第一青海丸”、“第二青海丸”和“清流”号，每年对海域污染、赤潮及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进行两次调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入海标准，如《海洋倾倒废弃物禁止法案》、《环境保护署关于海洋倾废的规则》、《海洋倾倒法》、《船舶污水禁排条例》等，除了禁止将污染物排放入海外，还规定了五种海洋倾废许可证，即临时、普通、研究、紧急许可证以及特殊许可证，同时规定了具体执行标准，涉及国际层面的废弃物倾倒违规事件由国务院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处理。为了将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高度，美国于1969年及1972年，先后颁布《公海公约》及《防治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1999年开发了海上漂浮垃圾打捞系统，在国东港、统营等海面打捞漂浮污染物1 138吨；2000年完成了146处港湾的水中废弃物调查，并在釜山多大蒲港等24个海域打捞数值为12 687吨的废弃物；随后，巨文岛港等处于2001年的打捞数值上升到7 000吨。除此之外，韩国还根据调查情况实时制定了各港湾废弃物数据库及分布图，定期开展打捞工作；2001年开发了处理废泡沫塑料的机器并展开防治陆上废弃物入海设施的研制，设计了专用焚烧炉来集中处理海洋废弃物。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方面，日本由政府主导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强化了相关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同时也从公众角度即内因方面提升了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增强了对污染治理政策的认同感。同时，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具体实施，并没有教条地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中央政府没有干扰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在推行、实施污染物治理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地运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教育、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实施污染治理政策。美国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更多地侧重于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要求、标准、责任人、实施人等确立下来。最具有特色的是所制定五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专门部门负责处理污染事件，提高了工作效率。韩国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打捞及制定政策工作，态度严谨、工作持续化，且不断研制新的打捞设备以进行长期的打捞工作，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视为长期性工作。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开展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成立合作管理机制，倡导市民参与管理。

3结束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在追求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眼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日益退化，认识到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防治工作。但各国在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实际效果等方面又各有不同，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刘家沂.海洋生态损害的国家索赔法律机制与国际溢油案例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283

[2] 马彩华，等.略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J].中国软科学，2010（S1）：172-177

[3] 伍善庆，伍锦姑.浅议填海有道与建设海洋生态文明[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27（11）：63-65

[4] ELLIOTT M，CUTTS N D.Marine habitats：Loss and gain，mitigation and compensation[J].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04，49：671-674

[5] 袁路，林年冬，叶春海.涉海高校加强海洋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9（11）：29-31

[6] 张素君.海洋生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31-33

[7] 林新珍.美国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探析[J].海洋环境科学，2011，30（4）：594-598

[8] 浦安康.2001年国际溢油会议论文简介[J].交通环保，2002，23（4）：42-46

[9] 金福海.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几个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63-68

[10] 王慧.中美海上石油泄漏应急机制的比较研究──以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和大连湾石油泄漏事件为例[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3）：84-91

[11] 张继伟.海洋环境风险的生态补偿机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33-35

[12] 张继平，等.中日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比较及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2（6）：45-48

[13] R.Kent Weaver，Paul B.Stares.Guidance for Governance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1：71-88

[14] 蒋加伦.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对策探讨[J].东海海洋，1992，10（1）：73-80

[15] 刘洪滨，杨伟.韩国的海洋环境保护[J].太平洋学报，2008（6）：77-87

[16] 吴险峰，韩鹏.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与展望[J].环境保护，2006（10B）68-70

[17]曹洪军，宫小伟.海洋生态补偿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学术交流，2013（8）：115-118

[18] 傅秀梅，等.中国海洋生态资源环境问题与海洋生态补偿对策分析[J].海洋湖沼通报，2013（2）：146-154

[19] 刘惠荣，孙彦.海洋环境保护立法的国际比较[J].海洋法苑，2006（2）：71-73

[20] 黄蕾.新西兰海洋保护区政策评述[J].国际瞭望，2006（7B）：76-78

[21]郑苗壮.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及内涵解析[J].生态环境学报，2012，21（11）： 1911-1915

篇6

关键词:生态损害;侵权救济;问题;对策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述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

笔者认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即由于产业活动或人为原因，对生态系统、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的安全造成现实的或者将有的威胁时，通过国家公法强制和私法协调能力结合从而实现侵害的排除或损害的填补措施等。

(二)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特征

1．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主体广泛性与环境侵权法相比，环境侵权法所保护的主体主要是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财产，而生态侵权救济所保护的主体就相对广泛，并不局限于人和财产这两类，还包括国家及相关组织、非法人组织等其它权利，不仅包括当代人的权利，还包括后代人的权利，其范围之广不是环境侵权法所能并级的。2．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救济多样性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主体十分广泛，从人身损害到财产损害到国家权利到公众的生存权等等，根据其侵害的主体以及程度，需要运用民事侵权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责任等，在民事诉讼救济、刑事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救济等方面都会涉及。3．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国际性目前已经有学者提出“全球性思考”作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理念之一，全世界也已经成立了世界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若干个世界性的环保组织。可见生态无国界，在对生态损害侵权经行救济时，国家之间可相互借鉴其成功的救济经验。

二、我国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国务院制定的涉及生态补偿的有《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50余项行政法规;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等200件法规性文件。截止目前，国务院的80多篇关于生态补偿的法规和政策中，宏观方面主要涉及的是行政法规的制定、资源与能源的利用、农林牧渔业的规划调整方面;微观内容则包括自然资源的补偿和恢复以及生态区域的建设和维护等方面。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2012年11月，党的十站在新的起点，做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多位国内权威的资源环境法学学者参与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此条例已是例箭在弦上。国家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损害的救济方式，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及修复行动做好护航准备。

三、我国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立法缺失

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律法规，我们却很难找到有关生态损害侵权的概念界定和救济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第95条针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66条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作了规定，以及第90条第2款中对海洋环境损害的救济主体经行了限制。虽然相关条文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侵害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作了相关规定，但是该条文只针对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海洋生态侵权，却没有保障渔民的财产损失、小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破坏等其他权利。除此之外，还存在海洋生态侵权的救济主体不充分、救济方式过于单一、赔偿范围过窄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的法律中赋予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相关侵害人一定的司法救济权利，但涉及生态侵权这一内容却极少。从1989年起，全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庭在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成立。据法制网的公开数据，2012年末我国共建有90余个环保法庭;但是到2013年7月全国共设立了约130个环保法庭，半年多的时间环保法庭的增长率达到44．4%。而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以来，我国每年的生态环境污染纠纷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是环境保护法庭却遭遇“门庭冷落”的现状。究其原因，法律机制的缺失是造成环境保护庭案源的主要因素。

四、完善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立法设想

(一)生态损害侵权的民事救济

我国应在物权法中明确，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权来对待，在对生态造成损害后，必须要赔偿，而不是侵害了人身和财产才赔偿。法国在2003年《环境》中规定:人人必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德国环境保护法典》和《意大利环境法》规定: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造成生态环境的改变、恶化、部分或者全部丧失生态功能的，行为人要对国家负民事责任。我国应当借鉴以上几国的法律，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写进法条，树立环保意识。1．确定明确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侵权法的基本构筑，如何确立民事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我国可借鉴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的第2004/35/EC号指令》的规定“针对经营者不同性质的职业性活动”确立两类不同的生态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①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经营者经营的高风险、高环境污染的职业活动使用严格责任;对经营者经营的无风险、无环境污染的职业活动则使用过错责任原则。2．延长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探讨和研究诉讼时效的运用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该诉讼时效比普通的诉讼时效只长了一年。笔者认为生态损害侵权的诉讼时效应当比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长一些，因为生态损害的危险是潜在的，而且生态被破坏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在德国的《水法》中就规定了向水体排污而导致他人损害的诉讼时效为30年，生态损害侵权救济可参考该规定。

(二)生态损害侵权的行政救济

因生态损害侵权纠纷涉及的主体广泛、因果关系复杂、专业性强、诉讼过程耗时长、诉讼费用高昂等原因，不少学者都建议建立生态损害侵权的行政救济。我国学者柯坚建议向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有关生态损害侵权的行政救济，如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的第2004/35/EC号指令》里的一些相关规定———对依据该指令采取的预防、补救和修复措施而产生的费用由经营者来承担;对于该费用相关机构有权通过财产保全或其他适当的保证方式向经营者追偿。②毕竟利用生态损害侵权的行政救济则使诉讼过程更方便、快捷。

(三)建立生态损害责任追究终身制

生态环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周期长。从周期的角度看，生态问题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效果，因此有必要建立生态损害责任追究终身制。在此可借鉴我国在安全生产领域责任追究终身制的经验，设立此制度，有助于树立政府、行政机关、公民关注长远发展、战略规划。2014年1月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审议通过了《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逐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合领导干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落实下去。这是首部生态地方法规，我国应逐渐将生态损害责任终身制立法，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责任终身制的细则。

作者:郭美玲 单位:重庆大学

注释：

篇7

关键词：石油泄漏；海洋污染；公民环境安全权；法律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57-0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但同时海洋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所谓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指的是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坏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我国的海洋国土面积广大，面对日益严酷的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并找寻填补漏洞、减少污染的措施，是亟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一、石油泄漏事件概况

（一）近年来我国石油泄漏导致海域污染事件

2011年4月22日，中海油公司在渤海湾中的石油存储装备产生损毁，多座油田被迫关闭，损失严重，以其去年原油日产量约7.2万桶计算，停产油田日产量相当于整体日产量5.4%。2011年5月13日，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汇报，其在渤海中的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发生溢油事故。2011年6月，康菲石油中国公司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件，造成中国渤海水域840平方公里水域污染，沿岸海产养殖户损失惨重。

（二）全球重大漏油污染海域事件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主要运油的海上路线都发生过重大的石油泄漏事件，给当地以及周边的海域、陆基沿岸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07年1月，俄罗斯一艘油轮遭遇狂风，最终沉没，石油泄漏近三千吨，邻近海域污染严重。2002年1月，利比里亚一艘油轮在位于西班牙周围海域遇难沉没，近七万吨石油泄漏，导致法、西、葡等国家共计数千公里海岸线遭受泄油污染，大量海鸟死亡，海洋环境受损严重。

可见，石油泄漏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沿海环境遭到沉重破坏，海洋生物圈遭受灭顶之灾，沿岸居民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失。

二、从公民环境安全权角度探析漏油污染事件

公民环境安全权是环境安全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发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石油泄漏污染环境事件的不断增多，环境安全已经成为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焦点。所谓公民环境安全权，亦即民众享有的与其生存环境足额相关的生态环境及其要素处于良性的运转过程中，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危害，适合人类居住的良好状态的权利。依据各环境安全要素客体自然物理属性及法律属性的不同，公民的环境安全权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公民环境安全合理使用权；公民环境安全知情权；公民环境安全事务参与权；公民环境安全监督、检举、控告权；公民环境安全人格权；公民环境安全损害求偿权；公民环境安全损害救济、保障权。

（一）公民环境安全权产生的认识论依据

1.可持续发展观

根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满足现代人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不伤害将来人的环境权益。海洋环境所具备的自我净化能力，其发挥亦需要时间，原油泄漏会因为海洋生物的新陈代谢最终归于无形，但这个时间是极为长久的，给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会带来相应的损伤。

2.生态契约观

洛克曾说“即使说当人们确信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自然权利没有得到最高的权威的尊重时，他们有权更换它，代之以新的权威”。随着海洋环境时代之来临，其安全问题面临旷古未有之形势，加之因石油泄漏所带来的海洋环境安全问题的国际化，最终引出生态契约论。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社会所共享，亟须在全球领域内进行管制，最终带来了保护环境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它们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壮大。因此，因石油泄漏引致出来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安全问题之法律也需要更新。

3.环境正义观

环境正义的实现，以公民个体享有相因应的环境安全权为前提，同时，又将环境安全权的建构作为基础。融入环境安全法规体系框架的管控之中，每个人可以尽最大程度的表达自我的环境诉求，建构相应的、较为完善的保障法律机制。如果没有赋予每个普通民众环境安全权，就勿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正义。

（二）公民环境安全权产生的法理依据

1.环境安全、健康要素的共同信托理论

根据环境共同信托理论，环境安全是每一个公民组成的民众全体的共同权利来源，是公民全体的共有财产，任何个人无权对其加以支配并损伤。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就作为共有人的法律地位将之委托给国际机构、国家等实体，对其进行必要之维护保障。因此，国际机构、政府等就有义务将其及时履行并加以管理维护，公民拥有监督权利。

2.权利制约权力理论

“没有权利的驱动和指引，权力会失去源泉和方向；没有权利的制衡和约束，权力将会在其社会运行中蜕变。”公民的环境安全权以知情权、参与权、索取救济与补偿的保障性权利，负担义务之主体的履行行为，进而保障民众个体的环境安全权之真正实现。假设民众的环境安全保障权不能实现，则其相因应的环境安全之义务亦不可能有更为清晰之认知。

三、从法律维度探究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成因

1.相关法律与法规不完善

我国曾签署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对于海洋环境保护及生态补偿方面的条约、公约计二十余份，相关方面的国内法律制定也有多部，但究其数量虽巨，依旧欠缺相因应的补充实施条款细则，形同虚设。对于石油泄漏污染的法律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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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最多的国家，由于工业有害物质排放，资源过度开发，农业化肥及除虫药剂大量使用，生活废弃物及垃圾的污染等，使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加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掠夺式开发，使生态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生态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醒国人对生态安全问题引起充分重视，积极解决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切实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构成和特点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

生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

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

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发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生态安全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第二层含义则是外交、军事范畴新概念。

（二）生态安全的构成

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系统的安全。该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的组成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土地、水、大气和生物。

生态安全主要由土地安全、水资源安全、大气环境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因素构成。这其中任何一个构成因素出了问题，都会影响生态安全并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生态安全的构成示意图如图1所示。

（三）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

与影响国家安全的其他因素相比较，生态安全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是整体性。生态环境是自然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达到相互平衡的系统。对局部地区环境一个因素的破坏或不合理利用，就会影响到这一地区整个环境的稳定度和环境质量的变化。

二是长期性。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类一旦对生态环境施加某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作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

三是不可逆性。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利用一旦超过环境自身的承载容量，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要想恢复大面积受到破坏的环境是不可能的。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如图2所示。

二、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

（一）生态安全问题严重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13亿人口压力，加上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做过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我国的生态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在国土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4个方面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国土资源安全问题

国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国土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重要。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水土流失而丧失耕地267万公顷，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万公顷，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倍多，并且还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沙化一个中等县。

我国森林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国可采林将在短短7年内被砍完，我国草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草地质量也在明显下降，其中中度以上退化的草地已达1.3亿公顷，并且还在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我国湿地资源占世界湿地面积10％，但已有近40％的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其他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造成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已对国土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国国土资源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三）水资源安全问题

我国水资源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8％，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可利用水资源为8000~9000亿立方米，现在一年的用水总量达到56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8000亿立方米，接近我国可用水资源的极限。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有110多个城市经常闹水荒，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影响4000万居民的正常生活。

现有水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河流污染由局部发展到整体，由城市发展到乡村，由地表发展到地下，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七大水系有1/3以上河段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海洋污染也相当严重，据1999年统计，我国近海海域，4类和劣4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东海劣4类海水比例高达53％以上，因此，我国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敲响了警钟。

（四）环境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向环境排放的各种废物数量远远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20__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27亿吨，市政污水排放量为220.9亿吨，而废水处理率却很低，工业废水处理率小于70％，市政污水处理率在15％以下，许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便排入江河湖海。20__年我国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达l995.1万吨和1165.4万吨。

据统计1999年全国338个主要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余66.9％的城市均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中还有137个城市低于国家空气质量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5％。

我国平均每天产生城市垃圾l.5万吨，每年要吞噬掉25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来处理这些垃圾。另外还有一些难解、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引发环境危害，因此，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十分严峻。

（五）生物物种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目前已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濒危或接近濒危，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经过确认的我国珍稀濒危重点动植物分别达258种和354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

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有156个。

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严重威胁我国生物物种的安全。如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红脂大小蠹，1997年在山西省大面积爆发，使大片油松在数月间毁灭。目前该物种已经蔓延到河北、河南两省，严重危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另外还有美国白蛾、大米草、麝鼠、豚草、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等外来物种，已严重影响到我国许多地区，对本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威胁，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我国生物物种安全问题严重。

（六）生态环境安全有加速恶化的趋势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生态环境安全有加速恶化的趋势。例如：

近年来人人皆知的沙尘暴，20世纪50年代较大的暴发有5次，60年代较大的暴发有8次，70年代为13次，80年代为14次，90年代则多达23次；

海洋赤潮暴发，60年代以前十分罕见，从70年代开始赤潮平均每两年发生1次，80年代赤潮增加到每年平均发生4次，到90年代，有的年份，赤潮竟达到30多次；

土地沙化也在加速，50~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沙化土地1560平方公里，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沙化土地2100平方公里，进入90年代后，则平均每年沙化土地2400平方公里。

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种种表现，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生态环境安全正在加速恶化。

三、我国生态安全恶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态环境安全日益恶化，因而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有关研究结果表明：

1986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31.4亿元，而1994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则共计人民币4201.6亿元，接近同年全国gdp的10％；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究其原因也是由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态安全日益恶化造成的，这次洪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2642亿元。

上述损失只是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部分间接经济损失，没有包括基因、物种消失等许多无法计算的潜在经济损失，而潜在损失远大于直接经济损失，该经济损失通常为直接经济损失的2~3倍，甚至上10倍。

在一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安全非常恶化的地区，生态难民已经出现，如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居延海干涸，迫使2.5万牧民背井离乡，青海、甘肃、宁夏、海南等省区也相继发生了因生态安全严重恶化，人口被迫迁移的事件。

四、我国生态安全保护对策

一、进行全民生态安全意识教育，从人抓起

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的原因是广大公民缺乏基本的生态安全意识。因此，应当始终贯穿“以人为本”，从人抓起，积极行动起来，全民动员，人人动手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在全体公民中间进行生态安全意识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学校应当从小学开始开设生态安全课程教育。

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和公务员应当在思想深处形成一切以生态安全为主的意识，做好维护生态安全的表率。只有重视全民生态安全意识教育，始终贯穿“以人为本”，从人抓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懂得生态安全，个个维护生态安全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生态安全立法和执法工作

为了有效解决我国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保护我国生态安全，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加快制订和完善我国生态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于各类破坏生态安全的违法案件坚决予以查处，决不姑息。

对于积极保护生态安全的优秀事迹，应当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并给予重奖。另外，必须认真学习和积极借鉴国有关外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我国生态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三、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道路

经济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生态环境指标。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安全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坚持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坚决放弃过去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污染。对于新建项目，必须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对于达不到环保要求的，绝不允许上马。

生态环境指标应当作考核领导业绩的重要内容，对于那些“污染型”领导，要坚决予以免职。

四、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国家应该像重视国防安全一样重视生态安全，建立相应的生态安全系统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于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能够有效地作出预警和快速反应，以减少国家生态安全的破坏，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五、遵循自然规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安全

目前，我国生态安全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去违背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所造成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并采取有效措施。必须切实落实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蓝天碧水等工程项目的实施，积极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生态重点保护区，对重点动植物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应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功能，对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修复。

六、减少农业毒害和污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合理调整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产品结构，坚决淘汰那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淘汰那些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化肥、除草剂产品，开发低毒低害及无毒无害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产品，同是严格控制含磷洗涤剂的使用。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才能有效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

七、慎重对待生态技术推广和外来物种的引进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特别是生物物种的安全，对于生物技术的推广和外来物种的引进，一定要十分慎重，不能盲目随意和不顾整体利益。特别是对于转基因的研究应当采取“急研究、缓推广”的对策。只有慎重对待生物技术的推广和外来物种的引进，才能减少外来物种及新物种对本地牲物种的威胁，有效保护本地生物物种的安全。

八、完善产权制度和实施生态补偿制度

我国许多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皆起因于对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明晰及生态补偿制度的未实施。

必须改变目前资源所有权“虚拟”、产权不明晰的状况，进一步完善所有权制度，严格界定所有权、经营权和开发使用权，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同时有效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征收资源和生态补偿费。

两种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可以促使使用者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只有通过完善产权制度和实施补偿制度，才能有效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五、结论

1、生态安全主要由土地安全、水资源安全、大气环境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因素构成。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3个主要特点。生态安全任何一个构成因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生态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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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可知，外来物种入侵主要包括对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入侵。海洋是陆地面积的近2.5倍，是环境的重要调节器，因其开放程度相比陆地更高因而更容易发生物种的转移，因此，对自然海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对陆地系统的物种入侵来说影响范围更大、时间更长久，控制和治理也更加困难。同时，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物入侵还可能对沿海国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因此海洋生物多样性存在着比陆地生物多样性更为特殊的潜在危险性。但现实是，在海洋生物入侵方面，无论立法还是研究都落后于陆地生物入侵的防治。预防和控制海洋外来生物入侵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证沿海国安全稳定的重要内容。

一、海洋生物入侵的概念及其产生的特殊危害

目前，理论研究领域对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通过分析、研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于外来物种和外来物种入侵所下的经典定义，笔者认为，所谓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是指某海洋物种通过自然途径或是人类有意无意的活动，被引入到其他海域生态系统，其建立的族群影响和威胁到了当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对当地海域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海洋生物入侵的途径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入两类。自然因素入侵诸如洋流运动，热带风暴等自然原因导致的物种转移;人为活动引入包括船底携带外来附着生物，压舱水，水产养殖品种的引进等。相较于陆地物种入侵，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一定的特殊危害性。

首先，入侵的海洋生物会破坏本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降低区域生物的独特性，威胁本地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入侵物种可能通过占据当地物种的生态位，建立起自己的种群，逐步消灭当地种族群，打破了维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地理隔离。它们还可能与本土物种进行杂交，对本地物种遗传多样性造成破坏。同时，还会破坏当地海底的自然原貌和特有景观，比如珊瑚礁。此外，外来赤潮生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很可能连续爆发赤潮，对当地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其次，入侵的海洋生物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当地经济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危害农林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造成景观破坏进而影响旅游业的收入等，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破坏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改变生态系统。据农业部的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被400多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损失是海洋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的。

最后，入侵的海洋生物会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海洋入侵物种有可能携带着一定的寄生细菌或病原体，这将对本地物种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特别是海水养殖类的物种，经常会携带各种病毒和病原体，稍有不慎就会在引入地区爆发疾病。例如，从1993年起，我国海水养殖对虾开始流行大规模病毒侵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当时从台湾等虾病流行地区引进了带病毒的苗种。

海洋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由于海洋处在地球的最低处，各种废弃、污染物质最终都将进入海洋，海水通过洋流运动进行着不停地流动，污染的来源往往难以确定。同时，海上作业的科学技术要求极高，海洋物种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害结果往往是无法挽回的。尽管，目前已有二十余部有关外来物种入侵预防及管理的国际公约，但专门解决海洋和水生环境生物入侵问题的国际法律规制却发展缓慢，落后于陆地生态系统中对生物入侵防治的国际法律规范，也与海洋物种愈发严峻的形势不相适应。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特殊性探析

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最初的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避免破坏环境。以第二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为开端，也就是从海洋环境保护开始，风险预防原则逐渐进入国际环境法领域。由于环境保护领域的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等多方面问题，哪怕是在海洋环境领域，目前在国际上都很难对风险预防原则下一个统一或权威的定义。但人们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价值角度是一致的，根据大量的国际条约和会议宣言对于该原则的表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该原则的核心要素:

首先，环境风险的潜在危害被怀疑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环境风险是指公众对环境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后果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的环境风险几乎是不可控制的，而人为的环境风险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利用、开发、获取资源的活动，当这些活动所引起的环境风险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时，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当然，风险程度因地区和适用范围而异，各国可以基于自身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进行衡量。

其次，发生的风险与其将要产生的危害的因果关系中存在科学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尚未取得支撑该因果关系的确切可靠的证据。尤其是在面对从未遇见过的新型海洋环境问题时，必然会存在不确定的认识。但是，这种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延迟行动或拒绝行动的理由，否则，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或许将遭受更为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这种损害远比提早做好预防措施的人力财力耗费大得多，更何况人类的生命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最后，风险预防原则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正确有效的风险预防措施。目前国际公认的风险预防措施主要包括:禁止与限制、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清洁生产等。各国应当在本国能力范围内，最大化地就现有水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以之为重要参考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环境风险。但是从上面对于科学不确定性的论述可以得知，这种不确定性会对成本效益分析构成一定的局限，人类只能够按照现有的认知水平和科技水平进行分析，在将来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成本一一效益相违背的。因此，环境风险的成本效益分析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成为唯一的决定性依据。

三、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

如上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所带来损害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如今，该问题愈演愈烈的现状似乎还没有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风险预防原则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在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上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并配以相应的预防措施，同时加强国际协作，必将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形成有力的保护。

(一)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

1.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海洋生物入侵所造成的危害

国际海事组织指出，这些外来物种的入侵，是对全球海洋健康造成致命威胁的元凶之一。海洋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物种的入侵途径多样，传播速度快，繁殖能力强，土著物种的生存空间被占据后，就很难再继续繁衍，只有逐渐消亡这一条路。海洋物种一旦灭绝，便不复存在。风险预防原则正好与这一点相对应，只要出现对本地海洋物种产生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就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2.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弱化了海洋生物入侵对于科学因素的高要求

在无法预知环境对外来物种吸纳能力的情况下，根据法不禁止即允许的理论，现行法律一般默认不能证明对环境有害的即视为环境安全的的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无论是在事前预测还是事后治理上都对科学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但在风险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上一定会存在着科学的不确定性，若是都以无法证明对环境有害而逃避责任，那么必然会放纵外来物种的入侵。采用风险预防原则可以在这点上做到很好的弥补，各个国家都不得以缺乏准确的科学依据为理由，延迟或拒绝采取预防措施使海洋生物入侵带来的损害最小化。

3.对于海洋物种多样性的预防保护符合成本效益理论

在应对海洋物种入侵问题上，成本效益分析法确实比较难以适用。一方面是海洋环境复杂性、变化性的特点使得这种预防成本难以精确估测，另一方面是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生物多样性这一问题的保护，一直以来都遭到忽视，人类通常只会看到引入物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往往不会考虑本地稀有物种所拥有的更为长久的生态利益。海洋物种一旦灭绝就无法修复，其生态价值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防止海洋生物入侵所带来的效益一定远远大于事后修补所花费的成本。

在防治海洋生物入侵方面，较之损害预防原则，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明显更为合适。下面以船舶压载水这种海洋物种入侵最为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为平衡船舶，保证安全航行，在船舶离岸时底舱都要注入一定的水体，当船舶装载为了空出吨位，就得将水体排除舱外，这样就产生了在不同海洋生态系统间进行的压载水排入和排出活动，同时发生无意的物种引入行为。据估计，船舶每年将约百亿吨压载水带到世界各地，几乎每九个星期就会在世界各地发现一种新的入侵者。这种合法的人类活动所引起外来海洋物种的入侵，比违法活动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并且更加难以控制。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的防治上更加有效用。压载水所携带的外来物种往往会对本地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土著物种若是遭到排挤直至灭绝，这种后果是无法修复、无法逆转的。若是等到破坏后再进行治理，地球生态利益所遭受到的损失将难以估算。目前，将有害水生物体引入新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被确定为全球海洋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因此，不仅在船舶压载水排放之前必须对排放地以及压载水中的生物进行调查，还应当在本国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预防，比如及时清理压载水中的沉积物等。即便存在尚未确定的科学证明，也应当将预防措施最大化，倘若污染，便再没有进行治理的机会。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适用

1.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

将一项原则能够尽快用于解决现有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以该原则为中心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如前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逆转性，针对这类问题法律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弥补其稳定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空白，以达到最大限度减少损害的目的。例如我国1988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在立法宗旨、预防原则的精神，提出的诸多诉求，但遗憾的是该法并未明确设立风险预防原则，制度设计等方面或多或少渗透着风险其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风险社会所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更是如此。把风险预防原则正式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环境立法中将该原则的几个要素一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危害结果的不可逆转性、本国范围内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等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中具体化，这样才能够在短时间能减轻海洋物种遭到破坏的程度。

2.借鉴其他国家相关方面的先进措施

对于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最富有经验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为预防及控制由压舱水携带引入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颁布了《压舱水管理指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执行的关于压舱水方面规定的法律。该法明确要求压舱水排放前要进行交换并去除其中的沉积物。1999年，为保护自然物种，《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全法》第一章第3条中规定了预防灭绝、促进受威胁物种的恢复和为鲸建立保护区等措施。此外，还要求行政机关制定有关生物多样性事务的决策时必须适用风险预防原则。2001年7月起，澳大利亚还加强了对进入其沿海地区船舶的压舱水管制。凡是由管制机构评估后显示含有危险外来海洋物种的高威胁度船舶，必须在公海更换压舱水。这种典型的风险预防方法可以成为我国国内法关于这方面防治的典范。

还有一些国家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制定具体措施，并且对这类措施给予法律保障。例如，1993年，德国于《遗传工程法》第6条中规定，从事遗传改性生物体的任何人必须进行风险评价，这种评价程度应当根据最佳实践、适用最佳可行技术以避免对人类、自然和环境的潜在危害。而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相关法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

3.加强国际协作

由上述海洋的特殊性可以知道，海洋物种的维系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防止海洋物种入侵，必须要加强国际协作，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国际公约对这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96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使用技术而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或新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更是多处涉及了风险预防原则。其中第8条规定，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计划或其他管理战略，建立保护区，重建和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复原，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2000年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第15, 16条中有关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规定更是充分体现了风险预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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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收益；生态责任；生态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2-0099-05

一、导论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人们经历了由末端治理到预防为主的观念转变，逐渐认识到企业本身即是一个生态单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按生态规律进行生产布局具有重要性。吴玉屏（2001）认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经济活动需要遵从自然的相关生态规律，达到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

自然界中各种生物需要适应食物链以求生存，企业也需要确定自己在产业生态链中的位置以从产业生态系统中获利（Dunn和Steinemann，1998）。这是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友好生产模式的内在基础。与此同时，研究表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存在、公众的压力（Henriques和Sadorsky，1993）以及来自生态消费市场的激励，构成企业生态友好行为的外在动因。因此，生态因素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业绩指标（Searcy，2009）

为促成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公众（尤其是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压力是否发挥了作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生态生产行为规范是否构成压力？压力是否足够？……综合起来，生态因素是否成为了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指标？

2010年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BP公司漏油事件以及2011年发生在中国渤海的中海油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既为我们分析生态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案例，同时，通过其行为差异背后影响因素的对比，也为我们激励企业行为生态化指出了方向。

二、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及其与BP公司的对比：利益相关者视角

对于传统产业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而言，产业生态化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Niutanen和Korhonen，2003）。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大企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尤其大（Hart，1997）。中海油和康菲石油公司都是知名的资源开采型大企业，亦属于污染密集型企业。应对越来越强烈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它们需要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进行生产和经营，进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企业是利益相关方的企业。研究表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行为（Ilinitch，1998）。而外部性的存在，会使利益相关者增加其对企业的影响，以促使企业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积极的影响。

（一）两事件处理过程描述

表1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回放及其与BP公司的对比来自百度搜索，经过作者整理。

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经过及其处理1213BP公司漏油事件的经过及其处理2011年

6月4日1213发生事故的B平台开始少量溢油1213未停止生产作业12132010年

4月20日1213石油钻井平台起火爆炸，造成7人重伤、至少11人失踪1213迅速为人们所知6月17日1213C平台发生小型井底事故1213未停止生产作业12134月20日1213事发当天，奥巴马命令内政部长对此事故展开详尽调查，在30天内提交报告1213“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6月21日1213微博最早披露漏油消息1213漏油信息开始流传，但未停止生产作业12134月22日1213平台沉入墨西哥湾，有疑似漏油迹象1213白宫称“寻常事故”6月30日1213国家海洋局介入调查1213国家海洋局的介入调查，仍继续生产作业12134月24日1213海岸警卫队证实油井漏油，每天泄漏大约1000桶原油1213调查结果出炉7月5日1213中海油否认隐瞒，称媒体哗众取宠1213媒体初次曝光，康菲否认实情12134月29日1213浮油当晚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事态进一部扩大1213美政府全面介入救灾7月6日1213事件致840平方千米海水变劣四类1213漏油事件继续升级12135月3日1213BP承诺为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负责1213表明态度7月14日1213国家海洋局叫停，康菲称已停止1213海洋局叫停康菲作业，但遭隐瞒，还在继续作业12135月13日1213BP水下录像，漏油成本预期升至4.5亿美元，CEO承认可能因漏油事件辞职1213公布事态进展7月30日1213海洋局令康菲8月31日前堵油源1213海洋局给出堵漏限令12135月20日1213BP宣称已可收回60%的泄漏原油1213着手进行善后处理8月24日1213康菲开会称愿意承担责任1213做出空口承诺，却无行动12135月24日1213美国成立总统委员会调查原油泄漏事件，BP为清理油污已花费7.6亿美元1213为善后买单8月30日1213海洋局成立渤海溢油索赔小组1213拒绝索赔，归咎自然因素12135月29日1213BP或1年前便知泄油井存在隐患，同时，BP宣布“灭顶法”封堵漏油失败1213采取实际措施进行善后，但未成功9月1日1213康菲石油公司称已封堵渤海溢油源1213实际未封堵成功12136月3日1213BP堵油首传捷报，有望控制漏油1213事态得到控制9月2日1213仍有溢油点，海洋局责令康菲停产1213缓慢实施，无视法令12136月6日1213BP承诺将墨西哥湾环境恢复原样1213进一步表明态度9月5日1213康菲称蓬莱19-3油田231口井停产。中海油股票上涨9.39美元1213迫于压力，宣布停产，但漏油还在继续12136月8日1213BP表示其采集已泄漏原油的速度有所加快1213以实际行动进行补救9月6日1213溢油累计污染5500多平方千米海水，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和海洋渔业1213漏油造成污染进一步加剧9月15日1213渤海溢油现场仍有油花油带1213污染进一步扩大9月18日1213蓬莱油井仍有油花溢出1213污染仍在进一步扩大1213公司股价自4月20日开始持续下跌，三个月内，BP公司股价暴跌三分之一，市值蒸发800亿美元，二季度BP公司净利润为-175亿美元，年度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7.2亿美元（二）管理层态度对比

高层领导的支持对环境事项的理解和承诺至关重要（Tilley，1999），尤其重要的是管理层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理解和态度（Cordano和Frieze，2000）。而管理层的行为除了管理层的内生动机，还需要来自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激励（Stefan Schaltegger，1997）。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发生之后，管理层开始是拒不承认，并且对媒体的报道加以批评，隐瞒实情；其次是拒绝各种合理赔偿，拒绝设立事故基金。反观BP公司，在事发后第一是及时将实际情况公布于众，向广大民众道歉；第二是设立200亿的专项基金。用于污染处理的研究及赔偿，积极进行资产处置，用于支付各种善后费用；第三是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三）政府相关部门反应的对比

在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中，政府是有能力规制企业行为的利益相关方（Fineman和Clarke，1996）。对于康菲漏油事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却反应迟钝，6月30日国家海洋局才开始进行调查，7月14日叫停康菲石油公司采油行为，从事发到行动，不仅时间漫长，且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长达一个月时间内漏油情形不断加剧，也给康菲石油公司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而2010年4月20日发生的“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处理则不同，在事发当天奥巴马就命令内政部长对此事故展开详尽调查，要求在30天内提交报告。政府相关部门做出及时反应，及时施加压力，及时推动其修复行为。

（四）媒体报道的对比

媒体在引导公众的生态消费意识以及维护企业或公众的生态产权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然而，在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中，我国媒体报道第一缺乏及时性，第二缺乏报道热情。由于没有将实际情况公布于众，引导舆论，客观上助长了康菲石油公司态度的嚣张。而在BP漏油事件中，美国媒体抨击BP石油公司的言论比比皆是，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由于及时公开漏油事件的进展情况，加之绿色和平组织和民众的大力声讨，严重影响了BP公司的股价和企业价值，从而推动了BP公司的善后行为。

三、利益相关者行为差异分析：制度建设的视角

Khanna和Zilberman（1997），Altman（2001）的研究表明，环境保护法规可以诱导利润最大化企业（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企业）采用生态友好的生产过程和方法，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好转。当然，这种诱导作用体现在规定了企业产权行为的底线，指出了企业生态行为的基本方向。自然，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相关法律、制度安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一）美国的制度建设及其特点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美国国会在1973年颁布的《清洁水法案》，1973年12月签署生效的《濒危物种法》，1980年通过并于1986年、1996 年分别作了重要修订的《超级基金法》，1990年颁布的《石油污染法》等，均成为美国各界以及BP公司处理漏油事件的行动指南。

清洁水法最早于1972年通过立法，其后在1977年和1987年经过了一系列的修改，该法案主要是监管美国境内排放到水里的有毒物质。该法案明确表示水体的生态目标应被放在第一位，同时制定了一个强制执行的配套计划，即“国家污染排放消除系统（MPDES）计划“，该计划授权环保署（EPA）或执行计划的各州政府给点源污染者颁发许可证，许可证规定了每日的最高排放量，违法行为则将受到严惩。同时随着生态可持续理念的深入，排污标准由基于技术的标准向基于水质的标准进化（USEPA，1999），制定了包含52个因素的具体水质指标，可操作性较强。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对企业的监督。

而《超级基金法》则以其严格责任、无限连带责任和责任追溯制度而闻名。根据该法规，如果在任何设施（Facility）发现危险物质的排放或可能的排放，有关责任方即应当对清除该污染承担连带责任（虞磊珉，王 刚，2004）。在生态事故发生时，如果不能找到相关责任体，则由政府运用超级基金对环境及时进行恢复，待确定相关责任方时再进行处理。按照美国《超级基金法》的要求，所有污染密集型企业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责任体（PRP），有责任和义务定期公布其生态预防和环境控制措施。

1990年《石油污染法》则针对海洋石油污染建立了专门的国内海洋溢油损害补偿机制，规定了油污责任者的无限责任。而重大的过失或故意的不当行为，企业不仅承担的民事责任要大大增加，还可能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很明显，中海油康菲公司的行为既是重大的过失，更是故意的不当行为。。由于海洋漏油造成的生态损失很难进行量化，美国商业部的国家海洋与空间署曾专门制定了量化环境损失的准则，详细说明在评估环境损失、确定环境损害的赔偿范围时，包括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的综合。而对这些价值的估算可以包括条件评估法在内的任何方法，来确定企业应该承担的损失。因此，违规行为的生态成本高昂，违规而不治理，企业损失将会更大。

会计是计量和反映企业责任的重要工具。在强调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会计将直接为反映企业的受托生态责任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为规范企业生态环境相关的会计行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AICPA、SEC以及EPA均作了不懈的努力。FASB要求美国企业根据1975年制定的第5号会计准则“或有负债会计”以及与其配套的指南FIN14《损失金额的合理预计》处理相关环境事项。由于这两个文件在确认和计量环境负债上存在缺陷，FASB下属的紧急问题特别委员会（EITF）专门研究针对环境事项的处理，先后出台了《EITF90-8 环境污染费用的资本化》，《EITF93-5 环境负债会计的公告》，以规范发生相关环境支出时企业对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之后，FASB在2001年出台了《FAS143-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处理》，在2005年出台了《FIN47-有条件资产义务会计处理》等一系列公告，对因环境问题引起的资产减值以及资产的退出进行规范。AICPA的会计准则执行委员会在1996年10月颁布了《SOP96-环境修复负债》准则，为环境修复支出的审计提供具体的指导；SEC则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和规范，如按照管制条例S-K第101条款、第103条款，披露企业遵守生态环境法规对企业财务的影响以及披露第92号专门会计公告规定的企业环境负债成本和环境监控成本等。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美国EPA的作用不可或缺。为规范企业涉及生态环境事项的行为，美国环保局组织编写了《环境会计导论：作为一种管理的工具》，为企业环境事务的管理提供指南。1995年，美国环保局又了《鼓励自我监督：发现、披露、改正和防止违法》的政策，规定对自愿披露、发现、改正其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给予减免法律处罚的优待，以鼓励企业在发生相关环境事故时，第一及时公开事故，第二及时采取措施。

由于相关立法的严格规定和可操作性强，使得生态事项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墨西哥湾BP 污染案为例，美国政府要求BP的赔偿名目有：堵漏措施、拯救野生动物、保护海岸线以及补偿生计受到影响的墨西哥湾居民对BP公司而言，此次环境事项成本至少等于：堵漏支出+生态恢复支出+渔民补偿。。而如果BP公司的事后行为、努力不被美国公众接受，BP公司将遭遇刑事指控，一旦获罪，按照美国《清洁水法案》、《石油污染法案》和《濒危物种法案》，BP需要进行的支付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企业市值的巨额损失即是这方面的初步反映。所有这些，企业都必须做出正确的记录和反映，以利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决策。这也是BP公司事后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并积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的制度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日渐重视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环境保护、水体生态系统保护有关的法律主要有1984年、1988年分别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在1996年和2002年经修订后分别公布了新的《水污染防治法》、《水法》，使水管理法规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颁布有《海洋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水环境保护法规，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水环境质量的地方和国家两级标准以及污染排放标准等。与美国的环保法规相比，具有综合性强，内容不够具体，覆盖面广但可操作性差等特点。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0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然而该条款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1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可见，与美国立法的严格和无限连带责任以及超级基金法对PRP潜在责任的追究相比，我国法律对海洋污染责任的追究操作性不强。

以此次康菲石油公司的漏油为例，按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其责任追究的上限居然只有20万元。而实际的生态损失远远不止于此。根据Costanza（1997）的估算，平均每平方千米的海洋每年给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约为57，700美元。联系渤海海域此次油污事件生态受灾面积5500平方千米，按照这一标准可以估算出此次漏油事件渤海海域生态服务损失一项（按199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5500*57700=317，350，000美元。考虑到渤海海域环境的封闭性，其生态恢复和治理的难度远远大于BP公司的墨西哥湾。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此次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赔偿金额应该为：堵漏的费用+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附近区域渔民损失+期间损失相应的生态服务价值。按照前述，仅仅是生态服务的价值，按199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就达3.2亿美元，不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客观上纵容了康菲公司的行为。

为促进企业生态友好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我国2002年9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为推进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布，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以期在全国开展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促进公众对企业相关环境行为的监督。同时，以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契机，2008年5月1日我国颁布施行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虽然该试行办法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作了一些相应规定，但是对于企业何时公开、准确性如何把握等问题却没有相关的规定。

会计在反映企业的生态受托责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等虽然也涉及了一些企业生态环境事项信息的披露，但是对于企业行为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影响认识还不充分，规定还不够具体，直接影响了企业生态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企业进行生态预防的积极性。康菲石油公司“作业者回注增压作业不正确，注采比失调，破坏了地层和断层的稳定性，形成窜流通道，因此发生海底溢油源自国家海事局的调查报告。”后，其反应淡然，既反映其胆大妄为，也是由于国内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差，更是由于严格责任的缺失。同时，也是由于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不到位、会计缺乏具体反映的体现，企业的利益相关方无从了解企业生态受托责任。

四、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前提条件：博弈分析

BP公司的经历表明，公司不处理好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关系，公司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所以BP公司在遭受巨额损失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生态修复和赔偿，以减轻损失。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利益相关方。而康菲石油公司的表现则不同，原因何在？

企业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天然具有逐利的趋向，对经济利益的考量仍然是企业是否采取措施实施生态友好行为的重要因素。假设有甲乙两个企业，分别可以选择生态友好行为或不选择生态友好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企业会怎样选择（选择支付矩阵见表2）？

五、几点基本结论

从康菲石油公司的行为动机出发，不难发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机会成本与机会收益的不对称，既是其违规作业的原因，也是对其事后生态不作为的注解。从生态认证和国民生态教育的角度入手，加快生态市场的建设，以规范企业生态行为，具有现实意义。

（一）提高企业利益相关方的认识

从认识层面入手，加深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使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清洁生产、生态友好技术与企业生产过程以及企业产品相结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在制定新的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生态化法规的基础上，对现行法规进行完善，落实相关政府管制机关对生态环境、生态区域保护的权力和责任。如果利益相关方能及时了解和把握企业相关生态友好行为的信息，就会充分影响企业行为模式。

（二）完善法律法规

康菲石油公司行为的乖张很大程度上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太低有关，同时也与现行环境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差密切相关。黄德春、陈洁（2010）就曾认为，生态环境的法规越严格，清洁生产厂商的产品利润越高，企业进行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就越高。本文的博弈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引入国外的严格责任制度和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增加违反生态法规的机会成本。同时，在促进企业行为规范的过程中，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方式相结合，政府监管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环境质量（如水质）标准。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降低公众的诉讼平台，消除公众进行公益诉讼时难举证、难的弊端，清除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监督的障碍。随着能源在国家安全中地位的上升，我国海洋石油资源的开采量增加，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油污染法》很有必要。

（三）理顺监管机制

BP公司漏油期间，美国“四龙治水”的模式深受民众的批评，由于四龙治水，互相之间的推诿影响了对治理过程的有效监管。与美国相比，我国是“九龙治水涉及海洋、渔业、交通、环保、海事、海关、边防等九个部门。”，联系康菲石油公司漏油事件中我国相关部门反应的滞后，更充分说明了九龙治水的缺陷。因此，对相关政府机关的权责进行明确的区分，细化相关部门的权力与义务，落实责任到具体的部门和个人，以杜绝监督过程中的推诿现象刻不容缓。

（四）进一步完善反映企业生态受托责任的会计规范

建立一整套能够区别传统生产与生态化生产的会计核算体系，反映企业生态友好生产行为。现行会计（包括环境会计现行环境会计以人类利益为核心，对生态功能、生态关系所能产生的收益不能进行计量、反映、确认、报告。）并不能担当此项职能。对此，政府必需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引导，建立相关生态会计核算准则，就企业生态收益的核算、生态成本的范围以及其他相关的生态资产、生态负债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进行规范，反映企业此类行为对企业价值和整体竞争能力的影响。此外，还应该引入生态审计制度，组织会计工作者、生态经济学家、生态工程学家、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设备、生产流程、产品以及产品在消费使用过程中是否具有生态友好特征进行审计，对产品和服务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和计算。在评估企业行为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计量企业生态友好行为对企业收益的影响，既反映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也为企业的受托生态责任直接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吴玉萍.环境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比较[J].林业经济，2001，（10）：16-18

[2]Dunn B C， Steinemann A. Industrial Ecology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98， 41（6）， 661-672.

[3]Henriques I， Orsky P.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s that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Plans[J]. Research i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1995，（6）：67-94.

[4]Searcy C，McCartney D， Karapetrovic S. Identifying Priorities for Action in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Program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8（17）： 137-148.

[5]Niutanen V， Korhonen J. Towards a Regional Management System Waste Management Scenarios in the Satakunta Region Finl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03， 3 （2）：131-156.

[6]Tilley F. Small-firm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he UK Experience[J]. Green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1999，25：1-14.

[7]Cordano M， Frieze I H. Pollution Reduction Preferences of US Environmental Managers： Applying Ajzen’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43： 627-641.

[8]Stefan Schaltegger. Information Cost，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nd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The Necessity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Ecological Accounting[J]. Ecomanagement and Auditing， 1997，7： 81-97.

[9]Fineman S， Clarke K. Green Stakeholders： Industry Interpretations and Respons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6， 33： 715-730.

[10]Altman M. When Green isn't Mean：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eu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Competiveness and Opportunity Cost[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6：31-44.

[11]USEPA. Guidance for Water Quality Based Decision： The TMDL Process[M]. EPA，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