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认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马克思哲学认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哲学；实践概念；解读范式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地位似乎已经不用笔者加以赘述，马克思哲学能够具有变革世界的巨大力量，其中的奥秘正是源自他的实践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笔者认为将“实践”这个概念单独拎出来考察并不妥当，由于文本语境的变化，“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这就可能会造成我们对这一概念无法形成确定的认识。我们在这里以学界比较流行的三种理解哲学的范式为基础，在其上展开对实践概念的探讨，在分析概念前对范式的强调，有助于我们厘清概念的本真含义。

孙正聿先生曾将中国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这样的分类方式虽有可以质疑之处，但对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有所帮助。我们知道，教科书哲学阶段是“物质本体论”范式（ontology of matter）一统江湖的时代，教科书改革时期认识论范式最有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马哲研究范式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我们在此先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物质本体论、认识论、实践本体论，对这三种范式中的实践概念进行分析。

1 物质本体论范式与实践概念

我国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成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快地普及哲学的需要，借鉴苏联教科书并结合基本国情形成了我国马哲教科书体系，其中受斯大林重要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影响最深，它坚持的是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

我们以这种物质本体论为指导思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就会明显地看到：外在于人的物质已经成为了一种实体。这种实体自在自为，与人毫无关系。客观物质世界的先行存在无需反思追问，人的思维只是对其进行反映和复写。马克思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这种试图与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的行为，反倒将物质和人本身具有的丰富性一起丢掉了，实践的内含也变得异常干瘪。尽管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这种物质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只能被动地依据客观规律改造外部自然，就如同一个只能依据人的指令才能做出行动的机器人，没有任何能动性、创造性和逾越规则的可能性。

这种物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也即教条主义，从抽象的概念和命题出发，用抽象的一般规律抹杀人的主体性，实践在其中只是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毫无生命力，这样的范式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认识论范式与实践概念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为了在思想上摆脱苏联苏联教科书体系，国内的研究急需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学界对马克思主x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重新思考。高清海先生从五十年代就开始质疑苏联教科书体系，他主编的《哲学基础》被认为是第一本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哲学教材，高清海先生的主要观点是“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主张用认识论范式取代物质本体论范式。不难看出，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著名思想：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一个同一个东西。

列宁将认识论作为哲学的核心，“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强调哲学的辩证性质，物质和意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列宁认为人们读不懂马克思，是因为人们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有真正掌握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他在批判马赫将实践从科学认识中排除出去的观点时，坚持“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实践的价值。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认识论范式呢？应该说认识论范式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物质本体论，苏联教科书体系建立在斯大林对马克思以及列宁哲学思想的歪曲和庸俗理解上，教科书体系的许多教条都可以从列宁著作中找到出处。列宁从黑格尔角度解读马克思，专注于对辩证法的解读，有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倾向，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质的差异，黑格尔醉心于构建解释世界的宏大体系，马克思则是立足现实、变革现实，“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列宁也忙着解释世界，在这种解释世界、玩弄辩证法的过程中，实践的、变革现实的维度又再一次被遮蔽了。

让我们回到认识论范式本身，从物质本体论范式到认识论范式其实正是对应着哲学史上的本体论到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依然是独断的，它依然预设了自在自为的实体，这个实体的存在不需要反思。我们对这个实体进行认识就证明了这个实体的存在，就证明了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认识符合对象”。列宁意识到了自己对认识的过分强调，提出以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实践如何检验真理？不还是在认识的指导下来检验吗？“理论观念和实践的统一―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在列宁的思想中认识是第一位的，实践只是认识的一个环节，认识的能力和限度是不需要反思不需要怀疑的，人的实践只为证明认识的真理性而存在，实践的选择性、能动性都被抹杀了。他虽然看重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但在本体论上，他始终坚持物质本体论立场。

3实践本体论范式与实践概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这诸多范式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实践本体论或生存论，主要源于海德格尔思想中对于人生存状况的关切。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同时也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改变人生存状态的学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作为感性活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作用，首先充分肯定了人生存于世的现实基础也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在这之后才谈论实践的认识论意义，而实践的最高目标和诉求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和反对事物的现状”。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在实践中能够自由地选择对象，在这种自由的实践中人的价值和尊严得以凸显。

这种实践本体论范式认为，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首先从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出发，如果要从认识论角度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这种理解必须以马克思的本体论作为自己的前提。可以说，这种范式突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实践概念的地位，充分肯定了人的实践活动，在这种范式中，实践具有广阔的和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其中更蕴含了对人生存的关切，价值、选择、自由、终极关怀都包含在其中。

这种实践本体论虽然有其优点，但仍要看到它可能被庸俗化、唯心化的可能。比如将实践实体化：唯实践主义、为实践而实践，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还有在理解实践时，不能忽视人的生存本性的优先性，若只是停留在实践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层面，而不是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现实的感性生活，这种实践本体论将成为“无根的本体论”。

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取决于我们是以怎样的范式来看待哲学，那些“唯文本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误读在于他们分析马克思思想时，没有先理清他们是以怎样的观点和立场进入马克思文本中的。许多“者”宣称只有自己读懂了马克思，但对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评判上，没有人具有权威性。哲学究竟是哪一种范式？或许它根本就不是“哪一个”？这些都不应该是中国化所要优先考虑的，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马克思说中国话。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哲学研究出现了许多范式，学者也在为自己所赞同的范式的合理性而争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哲学永远是开放的世界而非封闭的体系，不同哲学范式在“对话”和理解的过程中体现了哲学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对可能性的肯定与对人生存的基本关切才是哲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 衣俊卿 江海学刊，2002，8.

篇2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篇3

【关键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感性认识；实践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成

出生于拜恩州的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欧洲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最后一位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曾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曾醉心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但是随着他对黑格尔哲学理解的加深，他对黑格尔哲学体系逐渐不满，并随着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日益加深，他对黑格尔哲学不满的主要问题是：“绝对观念是怎么演变成自然界的？”

费尔巴哈对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这样概括的：“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费尔巴哈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理性，即信仰黑格尔主义。1823 年费尔巴哈进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一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对神学感到失望，1836 年起，费尔巴哈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1839年费尔巴哈出版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彻底决裂，走向了唯物主义道路。1841他年发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标志着他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又在1843年发表了《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体系。而“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

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陷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使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走向终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即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一走进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就不能继续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但是，即使是在唯物主义领域，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仍然有不足之处：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自然观的解读的机械性

恩格斯概括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费尔巴哈看来，“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主要观点是自然、物质、存在第一性，精神、意识、思维第二性。事实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是人本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把感性存在当作纯自然的存在，在人与自然即感性存在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来自于自在的自然，人就是人，他（她）没有一个自我生成、自我确证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关系，人由自然所决定，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费尔巴哈没有从主体出发理解自然界，因此，他没有把自然界看做是与主体具有内在联系的自然界，没有看到自然界在有人之后都会打上人的印记。换言之，费尔巴哈把自然看做是纯化的自然，没有看到自然由纯化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他没有认识到自然与社会是一体的，自然是社会（人化）的自然；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所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处处显示出其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

（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注重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不足

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感性、经验是没有地位的，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与否定。费尔巴哈则把“感性认识”作为认识事物地唯一正确途径，在他那里，感性认识等同于直观认识、感觉，实际上只是用人的五官直接去感触客体罢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的存在是活生生的存在，人的认识只需要把感官投射到自然界上面，只需感性地认识就能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因此，在他那里“意识是一面镜子”，“只有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知觉的对象，才是无可怀疑地，直接地确实存在着的”。 对于费尔巴哈对感性认识的依赖，马克思鲜明的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的感性的活动。”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坚持感性认识的同时，也曾提出理性和实践的认识方式。不过，在他看来，感性认识是各种感官独自地认识事物，理性的认识则是对感性认识的联系和汇总。因此，理性认识只是感性认识量上的增加，而无质的区别，这里的理性认识实际上是感性认识的量的汇总的代名词，即理性认识仅仅是“给本质加上联系，而不是创造本质。”可见，费尔巴哈不了解理性认识和实践的革命意义。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认识极端依赖及其对理性认识的错误定位，必然导致他不了解认识是一个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和理性认识把直观当作认识的基础，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根本缺陷，也使其在历史观中陷入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缺乏实践的支撑和对实践的错误理解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鲜明区别

费尔巴哈哲学是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哲学。哲学的创立，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划下了一条分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界线的那一边，是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开头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里都指出了，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能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客观世界，他只是把客观世界看作认识的对象、直观的对象，而没有看成是改造的对象这同样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实践而不了解人与环境、教育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英雄史观。环境决定论必然导致被动的机械论，也必然导致唯心史观。新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科学的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人的活动与环境的外部问题。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时一致的，统一的，统一的实践基础是实践。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不是形而上学性，而是直观性，即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对于实践，费尔巴哈曾有过颇为正确的论述，如“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他仅仅把实践理解为个人或集体的庸俗的、日常的活动方式，认为实践等于生活，即吃喝之类的行为，这就否定了人的积极的改造社会的能力，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的实践应该是革命的、批判性的活动，应该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消极的、被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的理解是深刻的，是符合费尔巴哈哲学的实际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不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不了解实践活动对于人的意识以及整个人类的基础的意义，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也是费尔巴哈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的根本缺陷，是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分水岭。了解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缺乏科学的实践观，不仅对于恢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质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虽然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可知论的观点，但是他只懂得用感性认识来认识事物，不懂得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关系。他不理解真正的实践，不懂得实践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因此，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只能起到部分的解释世界的功能。

费尔巴哈在用唯物主义打破了黑格尔体系时，只是简单把它抛在一旁，存在着批判地继承上的局限性因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只能是过渡性的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下半截即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上半截即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这当然可以视为哲学在承前启后的创新中必然会出现的缺失和转型的遗憾，同时也为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突破点和提升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实践的观点，形成了科学、能动的认识论，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使唯物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版，1959.

[2]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单行本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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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总之，《提纲》在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哲学同旧哲学决裂，由此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上建立起来。当然，这种认识定格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认识基础条件上，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特别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构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突出贡献。况且，马克思哲学成果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上，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某种角度、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也就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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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受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研究总是惯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自身特性研究却涉及不多，故本文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进行研究，必须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这样才能真正阐释马克思主体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主体性理论的渊源

在马克思以前，众多的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曾经各自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过人的主体性问题。尽管明确的“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但凝聚于其中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

(一)康德从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即“先验感性论”，真下展开对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的探寻。康德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经过感性和知性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主体内部有不同的认识形式。认识从感性开始。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指出，感性认识两方面组成：

1．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对象提供的经验材料，是主体自身具有的整理这些材料的感性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就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至于感性直观形式的来源，康德说：“所谓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必须先天的存于心中。在康德看来，一切感性经验的构成必须以它们为前提，离开了这种直观形式，人们的感觉只能是一团杂多混沌的感性材料的堆积，感性认识也就无法形成。显然，在这里康德正是通过阐述感性直观形式在感性认识中的作用，揭示认识的主体性的。

2．然而必须使之上升到知性阶段，用概念来思维对象，才能产生认识。因此，康德指出：“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二种根本源流：第一，为容受表象之能力(对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为由此等表象以知对象之能力(产生概念之自发性)。由于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故直观及概念，乃构成吾人一切知识之要索，无直观与之相应之概念，或无概念之直观，皆不能产生知识。这里所说的概念，就是知性思维形式。“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它本身不能产生思维对象，而“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在知性形式中，具有综合统一功能的便是纯粹知性概念，亦即范畴，离开了这些范畴(即知性纯形式)，任何科学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可见，康德强调了主体更深一层的认识形式：知性思维形式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但是却把它归为纯主观的、没任何客观意义和效力的纯粹理念。

(二)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巾的一部分，即黑格尔在批判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主客体的双向运动。他认为：“以为对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放进去的，这样来设想分析，是片面的；以为发生的规定仅仅是从对象抽出来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片面的。大家知道，主观唯心论说出r第一种想……；第二种设想届于所谓的实在论……。”¨j这也就是说，认识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接受了存在着的世界．使进入自身内”，即客体向主体的运动；二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以规定并改造这聚集体”，即主体向客体的运动、主体对客体的规定和改造这也是黑格尔之所以认为康德所主张的先天形式把各种规定赋予对象及人为自然立法，是片面的原因所在。

(三)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地揭示了人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指明正确方向。人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砥便是人的主体性发展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性原则的思想，即肯定了他们对直观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对主体性原则的唯心主义理解。同时明确指出，所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就是要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作实践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评赀尔巴哈哲学理论的直观性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决不是某种开人_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的意图并非要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是要说明，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什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时亦是人对自身的改造。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和外部世界无所谓关系，只有人与外部世界才有所谓的关系。可见，只有用实践来说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才能科学地回答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最终科学地解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二、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非常关注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了哲学史上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其优秀成果，最终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我们要弄清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就必须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特征一一“历史性”联系起来，否则，我们谈论的“实践”就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概念。因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性是指：“现实性、具体性、条件性、暂时性和当下性，它革命性地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永恒性的幻想。因此，我们只有将历史性原则作为一条根本解释原则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才能理解它们的本来含义；脱离了这一原则，我们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有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概念。

其次，实践主体性中即有客观性又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既不能被理解为可以脱离外部客观条件仅仅决定于人自身的观念和意志的单纯的感性活动，也不能理解为作为一个自然生物的生命活动，而是指人的、在活生生的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活动。人的这种具体的历史性活动也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的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人们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就是马克思运用主体性原则理解认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主体性原则，方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有效、更迅速地反映对象。

最后，用马克思哲学巾的价值观来把握实践主体性巾的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和尺度。马克思曾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人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已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一论断是指价值本身的特性所反映或昭示出来的主体性内容，即主体在确立和推进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所彰显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人总是从自己出发、按自己本身的能力、需要、尺度去理解、把握和改造客体与主体自身的特性。

三、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实现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将实践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主客体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用实践一感性的观点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单纯的“感性存在”原则，强调主体舶实践本质即主体的对象性活动，重视人的实在性，确立价值主体性概念并对其展开了探究，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诊释，解构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人性”的一般假设，奠定了人类价值诉求的客观性基础，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取代以往纯粹的抽象的思维批判，冲破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既克服了那种只想用客体本身的属性来一劳永逸地解释价值的“唯客体主义”式思维方式，又成功地摒弃了价值论问题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并对西方近现代以来出现的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绝对主义等倾向具有一定的匡正和纠偏作用。

(二)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为人类实现自由与解放找到了合理、科学的途径。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出发，面对主体性的多种历史形态，也面对当代主体性的构建和对于未来主体性新质形态的期待，我们显然需要持有这样的一种理论主张：即主体性是流动的、多样的。这就像当前学界主张流动的、多样的现代性观念一样。但同时，笔者认为，局限于此又足不够的，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建构还应遵循和符合一个根本的目的，即人类进步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最高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为合理地进行流动的、多样的同时也是时代性的主体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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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主体性；实践

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来没有终止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人本身成了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调控及其行为后果的预见，关注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这一系列关注都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发挥为基础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主体和人的主体性以生成性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主体性的本质，实现了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根本变革。

一、对马克思之前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中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实体主体论

从哲学上说，主体和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主体、主体性与人联系起来则是近代哲学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学中，人与主体是相分离的，无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使用“主体”这一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相对应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体的，他认为主体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的“存在者”，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实体、主体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人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希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也没有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思想。

古希腊哲学大体上只是处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这时的哲学思维还未将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加以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处于原始的统一状态之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探讨，也只是局限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问。当处在追求终极根源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中时，主体作为一个表达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主体与人相分离的理论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学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主体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人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体，主体概念开始同人统一起来，人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归于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为主体，人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发展科学，获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学就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将对主体性的理解囿于认识论范畴。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创了认知主体哲学的先河，开创了对主体、主体性的研究。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则，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为在笛卡儿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唯独“我思”是不能怀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确实可靠的知识来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儿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被当作是一回事，这样，先验的逻辑理性就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尽管笛卡儿突出了主体的自由、能动的特点，但是他是以认识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这种主体性是经验的，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也必然导致主客二分。

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于是康德用无限的先验意识取代了笛卡儿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个体理性，大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本质即理性归于主体的先验构造，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完成了自我意识向先验意识的转化，使认知主体哲学得到真正的确立。

人的主体性原则到后来的黑格尔那里则被推到了极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把主体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从而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1]。这样“绝对理念”就成为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体，而自我作为一种执行认识功能的先验的理性精神也就获得了绝对性和至上性。尽管黑格尔通过在本体论上把世界精神化，解决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体完全绝对化了，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面临着危机。

（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以人的生存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论

近代哲学家们将“人的理性”变为“理性的人”，将人唯一化、单向度化为抽象的观念人，这引起了以叔本华为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以体验的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诠释人的主体性，重新恢复人的现实存在，使哲学回归于人的生存的价值领域。叔本华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比认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认知只不过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人的存在、活动、认知的内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学对主体和人的研究从认知层面转向了生存的价值、目的层面，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生命主体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对生命的压抑，弘扬主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赋予主体以激情、冲动、永不停息的扩张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呐喊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展开了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发挥，即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释放，是充满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是人的自主、自觉的自我实现。现代主体哲学理解的主体都是过程和历史发展，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从这个角度说，尼采哲学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根基。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哲学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古代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超验的理解、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抽象的发展，还是现代哲学仍以意识为基础从生命的活动来理解人的主体性，都将主体性理论陷入了理论困境。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生成性的变革，科学地阐明了主体性的内涵。

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对西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与变革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能动的本质，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主体范畴作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变革。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主体与人统一起来，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作出了先验的、抽象的理解，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物。”[3]同时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客观存在的、能动的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体性学说的基石，也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其根源、实质应到人的本质中去寻找。劳动、实践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因此劳动、实践造就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并非“天赋之物”，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明，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辩证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而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实践就成了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实践不仅是主客体分化的标志，也是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人与自然界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正是由于以生产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从与周围环境的原本统一中分化出来，提升成为现实的、自为的主体；与此相对应，自然物也就成了现实的客体。因此，有了实践，才有主体，主体性才有了依托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实根据是十分贴切的。

最后，马克思将“历史”维度引入主体性思想之中，强调了主体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时说：“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人的实践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逗留于“现在”，但它必定要源于“过去”并着眼于“未来”。换言之，“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并存而把实践活动迎面带给人，由此彰显人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必须把人的主体性置于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主体性的生成以历史为载体，得以世代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地“成为其所是”。同时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全面影响，主体性的生成也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确定性和保障，从而在能动与受动、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中实现和发展。

三、结语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由于他把实践作为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使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体是感性的个人主体，关心的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会的主体，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体；既注重人类的主体性，又注重个体的主体性；既强调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又注重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开启和引导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7.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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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性;时间;历史

    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P17-2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P34-40),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哲学的两大基石(P23-26)。究竟马克思哲学是在哪一层面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哲学并进一步更好地发展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十分注重时间“质”的人本蕴涵。作为历史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属人的社会性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因而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在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创造活动。这种活动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既自成目的又自为手段。所以,当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存在于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之中,甚至把人自身作为一个“造物”而追问“造物主”的时候,马克思说,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P310)人作为自己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承担者,而在于他能够“依靠自己而存在”,历史由此体现为人的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的主体性活动及其产物。

篇8

“西方”具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

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至多只是哲学的主题之一，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本体论(一般世界观)被看作是哲学的核心、灵魂。

“西方”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普遍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自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或人的问题。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总体性哲学”，在他看来，“总体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类历史有“总体性”，因此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特别强调：“认识到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引者注)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动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认为，“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实践派”的观点时说：“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思潮在强调社会历史问题、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时，其“主题”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晰和确定的，但是确实有启发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历史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哲学活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

(二)不能把哲学仅仅理解为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即把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些“西方”者对“颠倒”说提出质疑，他们强调这种颠倒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在于发现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柯尔施说：“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柯尔施和施密特在这里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仅仅从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还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哲学变革的实质。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全部意义，用实践出发点代替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颠倒，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形态。

(三)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者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彼德洛维奇说：“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在传统的理解中，关于人的本质，主要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解不能说错，但没有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并不是讲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是讲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具体本质，必须看他或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或更一般地说，是实践。马克思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正是在实践中，人们存在着具体的社会关系。

(四)实践范畴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的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范畴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卢卡奇在谈到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说，实践概念是“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的哲学争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他自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弗兰尼茨认为，“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尽管许多“西方”者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时常常否定物质范畴在哲学中的意义，而且对实践的物质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传统的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实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是对物质的理解，而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五)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传统理解始终没有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仍然把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某种既成的、非主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把对象理解为历史地生成的东西。“西方”者们则大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卢卡奇在讲到意识的现实对象时，直接表述了马克思《提纲》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他认为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坚持“创造的原则”，(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作为意识对象的“现实……无论如何它要高于那种产生于经验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决不同于经验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变异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识对象的历史生成性，他说：“被判断的对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施密特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予的客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予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要求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实践派”波什尼亚克说：“存在并非某种在(主体)以外的东西；人就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人意识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内，存在意识到了它自身。”(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二、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

“西方”哲学除了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者们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一视野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而大多数“西方”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否定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说：“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就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把所有哲学分为三类：“感受的哲学”、“整理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唯物主义属于第一二类哲学，唯心主义和哲学属于第三类哲学，马克思的“创造的哲学”“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在讲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时说：“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名词——‘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的根源的第二个名词上面。”(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的“超越论”对整个“西”思潮产了重要的影响，其他许多“西方”者虽然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明确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实际上是沿着葛兰西的“超越”路线走的。

(二)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所谓“二元论”思维

许多“西方”者或明或暗地批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把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一种“二元思维”而加以否定。柯尔施在批评“庸俗社会主义”时说：“用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萨特在批评“自然辩证法”思想时说：“这一教条主义的源头来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观点时说：“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在这声辩论中，……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所取代了。”(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接受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就必须承认哲学基本问题，谁就必须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谁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谁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西方”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倾向在于否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承认往往是口头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坚持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

不少“西方”者在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时，形成了他们的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把精神活动也看作是一种现实，或是现实的一个要素。卢卡奇认为，“现实”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基本因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而且同样真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诸多方面。”(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它们……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各种科学意识，“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说：“无论是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者很少去谈实践的构成因素，但是从他们反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他们不是把实践看作是人们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把意识、理论看作是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因素。更有少数“西方”者把理论活动直接看作是实践的一种方式，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生产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其他的基本实践。这里有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还有理论实践……”(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还说：“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反映，检验马克思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也不是社会历史实践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注：参见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页。)

无论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还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或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都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现实”、“实践”是相对于意识、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的“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存在”或“社会存在”。把理论看作是现实、实践或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马克思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生活决定意识”、“理论反映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反对“自然辩证法”

许多“西方”者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思维叫作“形而上学”而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没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扩大到自然界。”(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和苏联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而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由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必然会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至少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从形式来看，并不完全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否定就是放弃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最终会导致放弃唯物主义的所有阵地。放弃了物质本体论这个重要阵地，也就不能坚守其他阵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以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为根据否定物质本体论。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认识人和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殊本质，但也要认识人、社会历史与自然运动共同的本质，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就是物质本体论。因此，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与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不相关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谈论物质本体论不多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谈得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由先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决了，马克思的任务主要不是重复前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的理论，而是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超越直观唯物主义而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自然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理论重点是制定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谈得不多不等于没有，马克思是谈到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

在认识论上，“西方”者普遍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卢卡奇借口思维对象的变易性否定反映论，他说：“如果变易的真理是将要被创造出来而尚未产生出来的未来，如果它是种新的东西，存在于各种倾向之中，但这些倾向(借助于我们的意识)将会变成现实，那么，思维是为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如果事物不存在，思维何以‘反映’?……在‘反映’论中，我们发现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理论上的具体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对物化意识来说很难统一。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事物被认为是概念的反映，还是概念反映了事物，这都无足轻重。在这两种情况下，两重性都依然如故。”(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卢卡奇这里所说的“两重性”，指的就是“二元论”。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对艺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讽刺普遍地受到抛弃。”“在这场生动的、时而是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的者试图拯救‘反映论’这一由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保加利亚哲学家T.巴甫洛夫发展起来的认识论基石。针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三个主要的反对理由是：首先，它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又回到了一种18世纪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在反映是一切意识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中，内含了明显的教条主义；第三，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意识实际上远不是消极地伴随并复制物质的过程，它常常预见和设计尚不存在的物质客体，试图通过说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中讨论的是‘创造性的反映’来重新定义反映论，给人一种专门为此约定的印象，根据这种约定，反映的概念便以这种方式被夸大到使人完全不知其所云的地步。”(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篇9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性；时间；历史

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P17-2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2](P34-40)，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哲学的两大基石[3](P23-26)。究竟马克思哲学是在哪一层面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哲学并进一步更好地发展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4](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5](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6](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6](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6](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7](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十分注重时间“质”的人本蕴涵。作为历史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属人的社会性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因而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在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创造活动。这种活动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既自成目的又自为手段。所以，当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存在于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之中，甚至把人自身作为一个“造物”而追问“造物主”的时候，马克思说，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8](P310)人作为自己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承担者，而在于他能够“依靠自己而存在”，历史由此体现为人的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的主体性活动及其产物。

四、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历史命题旨意

人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又何以可能?在马克思之前，所谓历史总是某种抽象物的历史，历史是从神设置的开端或理性本身的开端开始的。这种历史就不可能是现实的历史，而是神意实现的过程或理性实现自身的过程。近代哲学对人类存在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未达到对于人类生活世界或人类存在所包含的有限性与理想性之矛盾的具体认识，即未达到对真实历史的认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只是以抽象的形式对这一矛盾加以认识，并把对它的解决表达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历史中走向消解的过程。

与以往的思想家将历史归结为“社会行动以外效果说”、“理性的狡计说”、“类本质异化论”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类历史看作受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所共同界限和制约的人类主体活动过程。当马克思说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当他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9](P81)时，他所揭示的正是主体活动历史的根据，即历史的本质规定及其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有一个理想的原初关系的设定，即把生产活动当作是适合于所有存在的一般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功能关系体。社会历史生存的基本内容由四种活动建构起来:生产、再生产、人本身的生产、关系生产(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特定的历史所建构)。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种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人类主体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变革构成的历史时间。对于这一点，本雅明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10](P210)。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所以，马克思这里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

马克思称历史科学为我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这里的历史显然比我们所说的作为学科性质中的历史具有更广泛的内涵。这个历史必须要能够涵盖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个范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过程乃是人类主体现实活动的过程，是主体劳动的过程。“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9](P92)无论是探讨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必须自觉地意识到一个统一的历史和整体的实践，也就是说，历史与实践都应该是具有同等外延的概念。通过历史，马克思超越了主客体分立的模式，从而发现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的主体与社会实践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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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晓芒.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J].江海学刊，199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10

关键词:哲学根本方法;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唯心主义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8-05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辩证法、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基本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解却是不准确的,哲学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类,而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现象还原方法、实证方法等都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哲学的独创,同时,也是哲学的根本方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掌握哲学的发展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哲学及其实现的根本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一、旧哲学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也当然地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犯了一种惯性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的意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阐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24恩格斯接着又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就是说,从哲学史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关于世界本原观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组成的哲学派别。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恩格斯在这里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含义的意思,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世界本原问题上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也因此哲学被区分为对立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毫无疑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尽管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多种多样,然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或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这里蕴含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说以往哲学派别的区别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团体和哲学派别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历史观上,这早已是为人们公认的了,在哲学诞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否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混同了,不存在对立与分歧。这在哲学研究领域没有不同观点,倒是绝对地一致。然而,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语中至少还应该蕴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且鲜为人知的深义,这就是他们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也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称之为体系哲学方法。

翻开整个哲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在哲学诞生之前,整个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不断取得对旧唯物主义的优势,而旧唯物主义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向唯心主义屈服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观点上则与唯心主义握手言和,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哲学诞生之前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唯心主义不仅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而且哲学的根本方法又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这样,唯心主义哲学方法与其基本主张具备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正是这种自洽性使唯心主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1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可以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主观体系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相背离为特征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悬念,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不合情理,可事实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不尽“情理”,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套用了唯心主义方法。相对于唯心主义的自洽性而言,旧唯物主义蕴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唯心主义对于唯物主义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是旧唯物主义之中呢?最关键的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套用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必然结局就是最终为唯心主义所控制。即便在自然观上旧唯物主义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真实的反映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过程中,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鄙视劳动的,不可能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们无法将对象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3]97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然而,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所谓的物质世界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加之为了建构体系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得不借助于以主观设定的概念进行演绎建构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正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样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最根本之点上就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所以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30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受唯心主义方法支配的世界观。

二、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哲学根本变革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结论是不是对哲学方法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否定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除了在本原观上的不同主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还能不能体现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呢?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别是恩格斯还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这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的意义,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由此引发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如果说唯物主义只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关于哲学方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否还成为可能呢?要使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命题得以成立就必然要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具有多重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哲学”是指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后就很少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也不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称之为哲学。在他们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74。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4],或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指旧哲学,也即体系哲学。因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有关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又仅限于自然观,所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上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在历史观和根本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则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旧唯物主义的半截子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矛盾上,而且更在于自然观与其根本哲学方法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得以产生并且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质所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旧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包括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说哲学也必然蕴含着这一基本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但最高问题则不同,因为哲学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中有着不同的最高问题,旧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哲学中最高问题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或者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成为隐含其中的低层次问题。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即使在旧哲学中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在谈到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23在谈到哲学的最高问题时,恩格斯的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224。就是说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是不知道感性的活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正是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突破,因而哲学的最高问题就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体现的是不同哲学间的共性,而最高问题体现的则是不同哲学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清晰的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没有例外,可以说是绝对的,而最高问题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哲学也是发展的,任何最高问题都只能是特殊时代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最高问题必然为更高的问题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又不是截然分离的,最高问题其实就是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基本问题又是通过最高问题得以体现和展开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恩格斯是在“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在旧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时的唯物主义只在本原观上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这种本原观仅仅停留在自然观上,而在历史观上都毫无例外地是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即不能扩大到社会历史观上,同样,也不能扩展到哲学方法上,因为在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都是套用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则是哲学创立的,从而超越了整个旧哲学。在全新的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必然拥有了新的含义,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列宁在认识论问题上就明确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5]这样,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就有了肯定的答案。

恩格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判断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只在旧哲学范围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哲学诞生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意义,打破了从古代至近代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哲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此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含义就被确认下来。唯物主义方法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唯物主义又具有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对此,列宁作出了这样的解答:“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6]所以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是唯物主义方法上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开创了哲学的全新时代,从此结束了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并最终使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方法

唯心主义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从本原观到历史观、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贯彻了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特征,从而实现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逻辑支撑的唯心主义方法。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着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之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背离为特征的,即使有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天才”地猜测到了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也只能是局部的、或然的。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主张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但是他并不了解物质世界,也不知道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因而他们的对象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观抽象,在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上借用了唯心主义从主观想象出发、通过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推演建构体系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并最终在历史观上完全步唯心主义的后尘。由于唯心主义做到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根本方法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旧唯物主义却埋藏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观点与根本方法的矛盾,从而导致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节节败退,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所支配,并最终形成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哲学的诞生、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创立才被彻底打破。

唯物主义方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决定的,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哲学才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最终使哲学与整个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由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的,当批判黑格尔并表明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1]578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当批判费尔巴哈并表明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9马克思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定性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相比之下,哲学表现出的能动的特征无疑优越于直观唯物主义,但这也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73德国哲学无疑代表着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包括唯心主义最高水平的黑格尔哲学,而且包括集旧唯物主义大成的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哲学根本方法上的对立,是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时,也体现了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并从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哲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即都是主观构造体系。由于一切旧哲学都是以主观想象构造体系的,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而哲学是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哲学方法。可见,能够将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体现出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方法也必然是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马克思曾经作了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不难看出,马克思将“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之为“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在于“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简单地说,唯物主义方法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的哲学方法。与“从人间升到天国”相对立的哲学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即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唯物主义方法称之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作为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主义方法是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不仅历史观是哲学方法上唯物主义变革的结果,就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确立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辩证法,虽然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具备,“但是这种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1]242。“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即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才使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来自于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只不过是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哲学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离开唯物主义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外部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方法是整个哲学的灵魂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