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数学的含义 数学的起源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从古至今，数学一直是以一种直接且深刻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没有数学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本文是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关联。以助于更好的了解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一、数学的含义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六艺中称为“数”），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西方语言中“数学”一词源自于古希腊语，其有学习、学问、科学，以及另外还有个较狭意且技术性的意义-“数学研究”。

“数学”一词的大约产生于宋元时期。但该词意义不同于现代标准汉语之“数学”，古意乃术数之学，现代的意思则是日本人对汉词赋予新意义，逆传回中文的词汇，所以等同于日语中的“数学”。新意义源自于日文在西化，明治维新时所做之西洋的一些新概念之对应翻译。

二、数学的发展史

数学的起源大体上从远古到公元前六世纪。根据目前考古学的成果，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史前的人类就已尝试用自然的法则来衡量物质的多少、时间的长短等抽象的数量关系，如时间-日、季节和年。算术（加减乘除）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此期间，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步形成了数的概念，并初步掌握了数的运算方法，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随着土地丈量和天文观测的需要，几何知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因素，加上这些知识是片断且零碎的，基本上看不到命题的证明。因此，此时的数学还未形成演绎的科学。

从历史时代的一开始，数学内的主要原理是为了做税务和贸易等相关计算，为了解数字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土地，以及为了预测天文事件而形成的。这些需要可以简单地被概括为数学对数量、结构、空间及时间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纪，算术、初等代数、以及三角学等初等数学已大体完备。17世纪变量概念的产生使人们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的互相关系和图形间的互相变换。在研究经典力学的过程中，发明了微积分。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研究数学基础而产生的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也开始慢慢发展。

从古至今，数学便一直不断地延展，且与科学有丰富的相互作用，并使两者都得到好处。数学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发现，并且直至今日都还不断地发现中。

三、数学与人类社会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社会的两大基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数学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对它们也有着重要关系。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1、数学与自然科学

数学是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数学分为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部分，基础数学绝对是自然科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1+1=2是客观事实，不是逻辑推导。应用数学则是把某些事物用数学模型来套，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原因。可是数学的本质是基础数学层面的。所以数学属于自然科学，因此自然科学与数学是包含关系，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作为数学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突出的例子。1905年爱因期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就以四维空时的阂可夫斯基几何结构作基础。而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不仅依靠黎曼几何这一数学工具。而实际上他将引力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几何理论。而黎曼几何则是十九世纪数学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二十年代中期量子力学的创立深刻地联系于希尔伯特空间的数学思想和理论。而五十年代规范场理论的提出以及七十年代所揭示出的规范场理论的丰富结构更是紧密地联系于纤维丛及其所有拓扑复杂性的思想。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有数学理论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数学的发展也增强了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

2、数学与社会科学

按照传统的观念，数学属于自然科学或者只是自然科学的工具.然而，这一观念随着数学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而被改变.

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而被称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2）在其专著：《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的主要作了如下归纳：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数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人们普遍认为：各种数学方法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对下列事项是必须的，即对需要明确地用公式表示的问题，对需要根据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以及对于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弄明白的各项活动；而且在应用层次上，对下列事项也是必须的，即对各种变量的度量，对各种参数的估计，以及对专心致志地希望获得各种经验数据的活动安排种种复杂的计算。

社会科学尽管五花八门，都只与两个研究领域有关。第一个是精确描述社会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其不同部分如何关联，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结构。第二个研究领域着眼于控制，也就是着眼于考察关于社会结构运作的有意识目标的效果以及政策形成的理性过程。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决策。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感兴趣的不仅在于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描述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的。我们感兴趣的还在于合理的决策程序，这些程序是区别有效决策与无效决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程序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并正确地加以分析。

篇2

关键词：文化 大统一 统一的依据和途径

科学统一大都是就自然科学的统一而言的，当然也不时超出这个范围。这是诸多学者一直讨论的问题，也是逻辑经验论者的奋斗目标。现今，许多学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伟的理想，企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全部人类知识或文化都统一起来，清除所有学科的藩篱，弥合所有文化的分裂，从而走向真正的人类文化大统一。

威尔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行为由物理因果性事件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相互契合呢？从这种契合中它们怎么不会受益呢？他从历史的视角做了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物质的历史进程之间，无论在星体中还是在生命的多样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分。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是原先历史上不同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结合的例子。在知识的综合中，哲学起了至关重要的，哲学使思想的力量和连续性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富有活力。 伊利英和卡林金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立场认为，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和人文的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 西博格则径直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界与艺术和文学界之间造成的障碍是人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词语和行动造成的障碍，能够通过新的视野和态度来消除它们。这些障碍部分地是我们需要方便地分类和编目我们的观念和活动的结果。虽然科学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无孔不入和蒸蒸日上的影响，但是在过得有价值的未来世界需要的交叉学科文明中，则不能够存在任何截然分明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分。他表明：

科学毕竟是人的努力，它不会独立于人而存在。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中，科学迄今与其说使人“减少人性”，还不如说使人“有人性”。

珀尔曼也赞同“人的科学”这一概念，他从不同文化传统的起源、相互关联以及与人的关系诸方面详细地论述说：科学传统、文学传统和社会传统这三个文化传统是人纺织的衣服的部件，这些部件反过来又装饰他和塑造他。这些文化装饰是相互作用的框架。也就是说，人创造了他的传统，传统反过来又影响他。文学的、科学的和社会的这三种文化传统在人与他们的环境构成和相互作用中具有共同的起源。例如，科学坚决要求观念的共同证据，并诉诸人们共同具有的感觉，而艺术本身则基于人的器官、印象和洞察方面的个体差异。但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产物，科学的共同证据和艺术的个体差异都基于刻画人的特点的神经系统、心智和感官。人从自然进化而来，科学、文学和政体从人进化而来。如果人是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且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在日常生活、科学、艺术、音乐或社会理论中相互作用，那么人的这些文化产物没有一个孤立地存在。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它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人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和反映。人的科学确实在该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被需要，也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人们相互接近地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人的科学是可能的。没有专门化，我们是肤浅的；没有展望，我们是暂时的。但是，专门化和展望、分析和综合，对于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必需的。像自然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我们之内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为隔离。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科学结合在一起，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米泽斯（R. von Mises）考虑了科学和其他表面上是非科学的学问和文化分支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支是形而上学、诗歌和视觉艺术。他通过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一切比所设想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他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有差异，但是却认为它们的目的和问题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他说，形而上学的特点能够被概括为“处于其开端的科学”，它是原始科学的一种类型，诗歌在其某些形式中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类型。当它是神话学的时候，它是形而上学，它与形而上学具有的科学有关。就诗歌的另外的形式而言，这些形式也与能够清楚陈述的科学有关。因此，叙事的诗，包括小说，都具有接近物理学中的思想实验地位的“逻辑的地位” ：所做出的假定与经验不矛盾，在思想中构造的事件的链环也与经验、与已承认的假定一致。虽然诗的其他形式在语言和另外的常规与叙事诗不同，但是任何一类诗歌的创造者都不变地“报告了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经验”。因而，诗的题材与科学的题材并非无关，尽管它使用的语言是十分不同的。即便是抒情诗，乍看起来与科学完全隔绝，但是它的交流基于知识和源于经验的情感。

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并未成为现实，但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其理由或依据的。坚持某种本体论的还原论的观点的马斯洛发现，道德与精神问题也属于自然王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王国。 珀尔曼的考察和分析更为具体和详尽。他提出，科学大统一的基础可以在下述三个命题中窥见。（1）人的存在可以在亚原子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水平上适应世界中的变化的能量机制。（2）在各种水平上的活动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水平上的活动变化影响其他水平的活动。（3）人的微观宇宙的内部活动、相互作用和变化，能够借助在各种组织水平、包括社会文化水平之内和之间的基本定律来理解，常常能够预言。这三个命题可以通过如下概括而增强。（1）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与我们周围的其他客体一样，具有相同的电基础，服从相同的亚原子的、电的定律。（2）身体在其运动、温度调节和感觉器官中，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动力的和物理的关系而被装备起来，它服从普适的力学、热力学、光学和声学定律。（3）身体通过它自己的构成成分、细胞活动以消化、呼吸和腺系统，为它自己的需要完成化学转化。（4）具有其特殊功能的细胞、组织、神经系统和大脑，为人的有机体的健康形成复杂的活动整体。（5）与上述各种活动有关的生物的、神经病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机制，制约着人的存在和社会及其环境的追求目标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切反过来又受到那些相互作用的影响。 因此，正如萨顿所说：

把自然研究和同人的研究对立起来是最愚蠢的事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必须同基本的二元论——人与自然——打交道。对人来说，还有什么事物能被人更有意义？然而，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共同背景自然界隔离开来的单个人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总是存在而且无所不在；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试图使它尽可能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和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而且必须被排除，但是人类的天性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

不仅自然或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也是一个不可割裂有机整体，人为地肢解它们只能导致无或无意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讲得很有道理：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制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丹麦哲学家海因强调：

所有问题，一旦我们肢解了它们，砍掉我们想砍掉的部分使其适合我们任意定下的特定框框，那么它们就会失去意义。要使一个问题有意义，你必须把人类全部知识同一切活动都考虑进去。

例如，在近代的开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第一次进入了争辩的场所。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从此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第一先决条件就是，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而且这种宇宙的秩序现在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的宇宙学——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的惟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反过来，对自然的研究何尝没有受到对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化的启示呢？韦克斯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科学观念（模型、假设）是在根植于科学家的历史时代中的文化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在科学概念中存在着文化风格和传统。” 林德伯格也断言：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关系密切；“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

许多学者洞察到，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尽管在表面上有诸多差异，但是在处于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露出来。塔利斯注意到，在最高的水平上，艺术和科学会聚。自然的数学化是一种灵感和工具：毕竟西方数学开始是作为用音乐术语诠释物质的方式和聆听天球音乐的方式。而且，过去的艺术是伟大的刺激物，可能在实践上有益于人类的成就的刺激物。在人的意识尝试越过对他的生命的禁忌和把日常的白昼转化为显圣的神灵（substance of vision）时，艺术和科学二者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冒险。在最高水平上，手段王国在那里被归入，两种文化合二而一。 B. 巴伯则大胆地预言：自然秩序观念在19世纪的广泛流行，迎来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类似的人类秩序若在20世纪出现，必将逐渐地显示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从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和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学和艺术或者广而言之科学和人文在创造的时刻——不管是创造者的原始创造还是鉴赏者的继续再创造——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创造者灵感突发，想象张扬，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布罗诺乌斯基言之有理：

科学发现、艺术作品都是对潜藏的相似性的探索，宁可说是潜藏的相似性的爆炸。发现者或艺术家在它们之中呈现出自然的两个方面，并把它们融合为一。这是创造行为，独创性的思想就诞生在其中，它在独创性的科学和独创性的艺术中是同一行为。但是，它并非因之就是写诗的人和做发现的人的垄断。相反地，我相信，这种创造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惟有它才能把意义给予鉴赏行为。诗或发现存在于两个想像时刻：像创造时刻那么多的鉴赏时刻。当明喻带着我们回溯并同时说服我们时，当我们发现图画中的并置是奇特的和引起好奇心时，当理论同时是新颖的和令人信服时，我们不仅仅对某个他人的工作点头称许，我们重新演出创造性的行动，我们自己再次做发现。归根结底，在我们也俘获它、在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做出它们之前，不存在统一的相似性。

卡西尔眼力好像更为深邃一些：他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造成和谐”的箴言中受到启发，针对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提出对立面的斗争导致统一的思想 ——这也许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现。

为了达到人类文化大统一的宏大目标，学者构想和设计了各种统一途径。诠释学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诠释学上具有统一性。实际上，这主要通过自然科学借鉴人文学科常用的诠释方法（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比较薄弱的或受到忽视的），促进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靠拢，从而达到二者的沟通和融合。罗蒂指出，自然对象和事实与人类社会行为和实践一样是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材料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负荷，自然科学的理论与人类的旨趣、目标和价值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在诠释学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谢廷娜（K. Cetina）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和事实具有相似的地位：是建构的而不是描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具有社会条件、背景特征和符号的解释的性质等基础，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应该具有相应的诠释学。赫西（M. Hesse）通过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阐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诠释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些发生在自然科学上的转换是：从质料和理论可分、事实客观独立，转向质料和理论不可分、事实根据诠释组织；从理论是在假设-演绎基础上产生意义的说明，转向假设-演绎图式是事实被看到的方式，不是与自然做外部比较的模式；从经验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转向是内在的，因为所谓事实是由理论所阐释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从语言精确、意义单一，转向语言难免也是隐喻的和不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曲解了科学阐释自然的方式；从意义与事实分开、理论的意义依赖于与外在事实的一致，转向意义由理论决定、意义依靠理论上的融贯一致。这五个转向使人文学科的一些要素和规范渗透到自然科学，从而明显地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或减少了某些隔阂。这些学者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最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具有与人文学科相近的特征和诠释学上的统一性。其一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主体构成的，而不是发现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科学共同体。因此，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性理解，以及科学的进步是向实在的真实描述逐步逼近的实在论观念。其二是，各种自然科学都是在语义领域或传统中构成的，它们与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也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解释的意义域不可能被背景化。其三是，自然科学像所有认识活动一样，是受特殊的人类旨趣引导的，这些旨趣尽管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但却是普遍的。其四是，自然科学也具有“筹划的”特征。诠释学的价值就是克服和消除所有知识形式之间的假的区别。当然，这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如方法、标准或规则、理论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否认在诠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切并不构成二者在诠释学意义上是本质区别。 我基本赞同上述几位作者的说法和总结，不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在对自然科学的某些貌似“冷峻”、“严厉”的面孔淡化的情况下才是合情合理的。倘若走极端，抛弃自然科学严格的检验手段和评价标准，取消它的数量化和精密性的特色，把诠释学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自然科学，这不仅有害于自然科学，对其他学科或文化门类也不没有什么好处。行之有效的途径也许是，在科学和非科学、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创造条件让它们经常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促使它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终达到统一的目标。

与我们的主张合拍、也与诠释学的统一途径类似的是，可以通过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这在自然科学中早已进行了，如几率概念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引入——以及提升社会科学的概括和预言能力，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靠近并沟通起来。陶伯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社会科学的实证论议事日程不再被普遍接受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修正的社会科学如何基于它们自己的普遍规律的发现的概念作为中心的理论关注持续下来。一个战略是把这样的探究由科学说明的连续统担当，在那里来自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纳的比较松弛的定律观可以满足。这种论证路线往往导致赞同下述建议：需要一种新的类型的科学，于是这作为许多纲领的宽松的理论基础起作用，而这些纲领甚至不去试图给它们的努力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正像有些学者提议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寻找新的描述标准，这些标准服从把现象还原为简化的定律。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把似乎是社会现象的自然呈现的东西变为可以更好地被分析的新的词汇表。削弱因果律标准为预言社会行为提供了空间。人及其文化根本地和可归并地是自然界的延伸：人没有特殊的质，不值得特殊的地位。

发挥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也是一种值得效法的人类文化大统一途径。卡西尔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进而指出：

对于人类文化事实的这样一种组织工作，已经在各种特殊科学——语言学、神话与宗教的比较研究、艺术史——中开始了。所有这些科学都在努力追求某些原则，追求确定的范畴，以图借助这种原则和范畴把宗教现象、艺术现象、语言现象纳入到一个系统的秩序中去。要是没有这种由诸科学本身早已从事的综合工作，哲学就会没有出发点。然而另一方面，哲学不能就此止步。它必须努力获得一种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神话想象、宗教仪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见的和听得懂的。

事实上，在人类理智勃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哲学曾经是囊括人类所有知识的母体或统帅人类全部文化的旗帜；在当今人类理智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哲学完全应当、而且能够发挥类似的连通和综合作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采取新的方式罢了。这就是，在承认各种学科或文化门类的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追求它们的活动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追求它们的目标和普遍功能的统一性。

审美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大统一的途径。歌德认为，诗人的眼睛在寻求自然的真实设计时可以服务于科学：“无论在哪里，也许任何人都会同意，能够把科学和诗统一起来。他们忘记了科学源于诗，他们没有看到，当事物变化时，二者能够再次作为朋友在较高的水准上相遇。”在这种意义上，审美可以重新整合经验决定性的官能。简言之，审美维度可以是桥梁，把作为科学的客观的东西与作为人性的主观的东西统一起来。科学家正像诗人一样，凭借相同的作为他的经验的主要组分的审美源泉。 布罗诺乌斯基在提到柯尔律治论美时说：

柯尔律治在试图定义美时，总是返回到一个深刻的思想，即科学和诗都共同追求我们经验的多样性的统一。他说：诗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科学无非是追求发现自然界的杂乱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或者更严格地讲，我们经验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诗、绘画、艺术是同样的追求，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讲，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寻求人的经验的多样性下的相似性。

人类文化大统一的伟大蓝图有可能最终大致达成吗？威尔逊对成功充满信心。他看到，“随着20世纪的结束，自然科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寻找新的基本法则转向进行新的综合，以便理解复杂系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这种综合叫做‘整体论’。其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研究宇宙的起源、气候的历史、细胞的功能、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思维的物质基础等。在这些研究中想要取得最大的成就，策略就是构建一种可以覆盖多个组织层次的、连贯的因果解释。所以细胞生物学家关注分子的集合，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神经细胞聚合在一起的作用模式。一旦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也便于理解。并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说明，使用同样的策略就不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别体现在问题的数量上，而不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研究人类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以有助于知识契合的途径运行的，那么文化事业最终将变成科学，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创造性的艺术。在21世纪，这些领域将变成两大知识分支。到时候科学将继续分化出不同的学科，这一过程已经深入开始，有的部分已经结合、而且继续结合到生物学中，还有一些已经与人文学科融合起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仍将存在，但是与原先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在人文学科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依据、比较宗教和对艺术的解释，都将会与科学的关系更近，而且会和科学部分地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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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早就对此有明锐的论述：“计划者、空想家、小说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做实验；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严肃的发明家和探究者也这样做。他们都想象条件，把他们的期望与条件联系起来，并推测某些结果：他们获得思想实验。”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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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8~29页。萨顿所持有的“镜子”观点现在受到质疑，它属于机械论的反映论，轻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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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的议论如下。赫拉克利特曾说：“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为了论证这样一种和谐，我们不必去证明产生这种和谐的不同力量的统一性或相似性。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平衡的话，那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不排斥“看不见的和谐”——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它“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参见卡西尔：《人论》，第282页。

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3~44、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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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Tauber， Epilogue.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pp.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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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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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哲学 西方城市规划 思想演变

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a sophist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and technical process. As one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science philosoph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ideology at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urban planning as a subject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modern time.

Key words: ideology of science philosophy; Western urban planning; evolution of ideology

一、 引言

科学与哲学，远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创立于20世纪初，它的两端连接着科学和哲学，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相类似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才兴起的。而城市规划活动及其理论思想，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与技术过程，主导其思想演变的除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作为哲学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支，科学哲学也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哲学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创立于20世纪初，这两个时期也是城市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古罗马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总体上处于一种全面的庸俗化状态，虽然在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取得的建树很少，其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也是为实用主义和歌颂皇权、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服务的。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和精神世界全面占领，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学术自由，经院哲学方法上的基本取向是反经验的，科学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科学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被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基本上对哲学与科学贡献并不多，其城市规划思想以体现宗教图景和自然秩序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从古希腊时期和近代在学科的萌芽和起源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影响。

二、 古希腊时期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启发

古希腊是科学思想的摇篮，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能在古希腊的科学里找到其思想源头。科学史上的古希腊，不仅指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而是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跨越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古罗马的近8个世纪的时间［1］。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充满着好奇，其思考的对象已触及世界的起源、理性的作用、方法论等方面。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是一种以理性为取向的自然哲学，承认世界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是和谐有序的。其中代表的思想有以泰勒士（Tha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和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所谓实体主义是相对于形式主义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追问事物的本性。实体主义者把本性问题转换成事物的实体构成问题，形式主义者则把问题转换成事物的构成形式问题。而另一方面，怀疑论者们又认识到知识和理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提倡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种的哲学思考和探索，都对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理想国》与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自然哲学

泰勒斯首先认识到宇宙的和谐性。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因此世界是统一的。［2］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概念，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自身也会发生变化的水、土、气、火等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自身不变的物质元素，即原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由于原子的大小、形态、次序、位置不同，原子彼此的碰撞结合成世界万物。［3］

尽管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描述不同，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在多变的经验感觉之下，大自然其实是有着不变的性质和规律的。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并被运用于对社会事务的有序安排中。他们认为，在家庭、团队、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不同的构成单元有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同时又相互依赖和协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这些理念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制度和理想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设想。柏拉图强调这个“理想国（城市）”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首先，应该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类来重整城市秩序；其次，城市居民应分为各个阶层，即哲学家、武士、工匠、农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4］这种思想对于古希腊后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希波丹姆斯模式”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自然哲学

形式主义者力求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因而更加发展了抽象思维，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了数的形式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其后，以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为首的爱利亚学派从逻辑上论证了不变的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念论，把形式主义推向极端，同时也高扬了理性的地位，把自然之秩序、规则高悬于感性具体多变的自然事物之上。“万物皆数”的数理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不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被成功应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

这种哲学思想同样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诠释。在建筑学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学原理取得工程成就，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追寻数学比例可以求得形式美，以直达世界的本质，感受到和谐的宇宙秩序。古希腊建筑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大多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直至今日，比例依然是当今建筑师处理建筑形式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古希腊法学家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提出了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即“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得秩序和美”。［5］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建设以及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中。

（三）雅典卫城与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怀疑论学派

在庞大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毕达哥拉斯等学者在哲学方向上坚持理性主义，注重客观性，认同认识论上的可知论，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同时，有一批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坚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致力于寻找理论中的不足和不完备性，寻求理论自身的有效适用边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大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6］这些学者被称之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提出了其学派最基本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万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衡量者……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恰好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些事物是什么，对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同的。” 普罗泰哥拉相信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效用和价值的感受和标准，统一标准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7］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诸多的城市和建筑群，都突出反映了注重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协调的思想，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以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和建筑景观。雅典卫城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以自由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原则，既照顾到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又照顾到人置身其中时的动态视觉美，堪称为西方古典建筑群体组合的最高艺术典范。”［8］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主要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回顾

17~19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起源于法国的理性与科学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精神。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完善地认识整个世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过数学分析的，事物可以通过精确量化来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分析几何、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等新数学手段的发明，也为研究复杂现象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理性推演的唯理性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只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即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这种认识论后人称之为基础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还强调，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解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然后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9］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其机械运动观念在几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对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思想和信仰，不断鼓舞、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的无穷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18、19世纪不仅开启了一个科学方法的新时代，也使之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

在近代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中，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动摇了之前人们对人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它指出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整个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陶醉观念，使人们对世界、对人与人的制度的本质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人们开始不再把社会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10］

（二）科学哲学影响下的近代主要城市规划思想简述

上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包括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

在17世纪西方建筑、园林和城市的建设中，强调唯理秩序的古典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此时的古典主义是唯理主义的直接产物。“它要求在社会生活和一切文化艺术的式样中建立起高贵的体裁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是理性的、绝对的、唯一的、超时空的，这种文化为较严格地创造自然或人工环境提供了依据。”［11］在唯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而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随即从中提取了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之运用到整个城市空间体系中。这种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为其后西方各国的城市建设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急剧城市化使城市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生活质量的极度下降使人们深感不安，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前述的基础论和唯理性，使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存在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性，不少怀有社会良知的思想家们开始构思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态。摩尔（Thomas More）、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他们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很不成熟，在当时的小范围社会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其进步性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全面探索，也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考察。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受伦敦政府的委托，对当时英国的城市进行调查，并提出一整套整治方案。于是，霍华德对各种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只要牢牢掌握了简单的事实，社会的剧烈变革就会迅速开始。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对城市的性质定位、社会构成、空间形态、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2］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的改变，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取向，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霍华德也被誉为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另一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规划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烙印更加明显。盖迪斯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重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他提出“城市学”的概念，指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除了强调城市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盖迪斯还提出了区域协同的综合观，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同时，他还极度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他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13］盖迪斯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更飞跃了一个层次，不但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近代各类城市规划思想活跃，与霍华德、盖迪斯等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一些深受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基于近现代技术提出了各种被后人称之为“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城市规划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戈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模式。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受笛卡尔由分解到综合的机械论思想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秩序，对此后的《雅典》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科学哲学的萌芽、起源和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城市规划

思想的诞生、发展和创新，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科学条件以及哲学基础，每一种思想都有其独特鲜明的智慧特征。本文把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并结合同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强化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研究，拓展其思想空间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林成滔. 科学简史 ［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31

［2］［3］［9］威廉·塞西尔·丹皮尔. 科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8，57-62，202-206

［4］柏拉图. 理想国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2-81

［5］［8］［10］［11］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13，12，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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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医学的概念及思想发展

（一）中、西方医学概念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其理论基本特色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即西方国家的医学，其相对于中国医学而称。现今正发展的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者否定摒弃掉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的一门全新医学体系。其基础学科有解剖，生理学，细胞学，组织胚胎学等等，而且其理论学说都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有较密切的联系。

（二）中、西方医学思想发展及差异

中西医均起源于远古时代对人体的基本认识[1]，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而这又成为影响中医诊治指导思想的主要因素。而西医自文艺复兴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指导，很快摆脱神学、宗教的束缚，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观察实验方法，通过自然科学反映对象。可以认为，中医诊疗起源于朴素的人体认识，丰厚的哲学内涵，内容上属于经验科学，传承形式上是人文科学；而西医诊疗源于淡化的哲学影响和精细的人体认识[2]，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中西医存在着技术差异，文化差异，自西医传入中国，便逐渐开始了结合，清末民初就有所谓中西汇通派，至今这种思潮从未停止，并且不断寻求获得更大的突破与结合。

二、中西医两方面学习方法

（一）以扎实中医基底为前提

中医理论，来自于临床实践，并借用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进行系统阐释总结，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中医思维，如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取象比类思维等。[3]这些思维经临床检验，有成效便留在各家手中丰富传承。但其缺少自然科学对形体结构的深入了解，带有主观思辨的模糊性。

由此，对中医院校而言（尤其对于未接触过中医，国学功底差的学子），教会学生树立全面深入的中医理解力，培养深厚的中医文化气质，扎实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诊疗能力，是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可加强下面几个方面的投入。

1.信仰

对中医学有热情、恒心和信心，无热情，便没有动力，无恒心，也就没有毅力，而缺少这些，必定难以学好中医。历代名医学医的原因主要有：因疾学医，因孝学医；世代学医，继承祖业；诟世从医，厌世行医；热爱国医，济世救人[4]。并不是说有段沧桑的经历才能对中医了解透彻，想参透中医奥妙，非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为一生的信仰去跟随、创新。

2.刻苦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方面要熟读入门课本和经典，博览各家医注，岳美中金寿山，彭履祥，刘渡舟等人传记中，每个人的阅读书目都是长长的几号，更有台湾国老张步桃，伤寒论读3000遍，黄帝内经抄了50遍。另一方面背诵，历代名医，都有起五更睡半夜来背诵中医书籍的经历，背诵熟练，信口拈来。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有自己的技巧，只不过不了解他背后的心酸罢了，现在，许多中医学生得到些皮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思进取，安慰自己还不错，但离开了乌托邦，什么都不是。若肯下足功夫，想不成为一本行走的医学百科全书都难。

3.思考

善思之人善学，更是善自学学之人。学习理论知识时善于整合归纳。金寿山、李金镛等多位医家坚持写写资料卡片的习惯，将有用的知识类比对比的东西，听到看到的各种观点等等都写在卡片上，后分门归类，便于回顾查找，学习中医经典，任应秋强调，逐字读经，弄懂每个字在句中段中的意思，勤写笔记，深思归纳。没有什么是一看就懂的，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更需要有计划目的的思考。

4.使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医是靠临床不断实践得来的，尽管现阶段各体系都已日臻完善，但对于较抽象的思维理论，不通过临床检验总结，很难在心中有深刻印象。也很难在以后工作中，轻车熟路的放开手去做，但其前提是将理论基础，熟记于心。

（二）积极借鉴西医成熟的人体认识系统

随着西医自然科学的不断渗透，中医加强对人体、结构、组织等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思想是错误的。营造能使中医学生在西医精细的人体生命认识体形象，充分理解中医传统思维和哲学方法的氛围[5]是现阶段中医发展的出路。

西医的发展基础是人体生命的精细化、系统化，诊断学和治疗基于解剖学、组织学和形态学的认识[6]，由此来看西医诊治采用的割、补、换也不无道理，但这也是与中医相较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中医院校学子应该借鉴西医但不被其诊治思想混淆，以免在以后临床工作中运用中西医疾病理论知识对辩证施治产生诱导。

篇6

地球上的物种新陈代谢，但它们(每个种、属、以至每个科……)都出自共同的祖先，由低等而高等，由简单而复杂，这就引向必然的结论，人类不是神造的，而是来自类人的猿类。黑猩猩不是与人类有许多相似的生物学特性吗?灵长类动物不是与人有许多相类似吗?当问题涉及人类起源的问题时，达尔文不但在自己的思想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否定了自己在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中接受的信仰，而且难免要伤害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的宗教感情。达尔文之所以迟迟未能完成他有关物种起源的专著，除了学术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外，还与亲朋好友和夫人等亲属的笃信基督教有关。他的夫人爱玛是他的表姐(舅父的女儿，比他大一岁)，受过良好的教育，能阅读德、法、意等多种文字，善于弹琴歌唱。达尔文30岁结婚，他们感情很好，共同生育了6个儿子、4个女儿。除了两女一子夭折，其他儿女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有3个儿子成为皇家学会会员。随着年龄和时间的变化，爱玛对他的进化观点也变得容忍或同情，她比达尔文长寿，享年88岁。

对于《物种起源》一书的反响，首先来自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在闻名世界的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主教质问达尔文：“你认为自己在父亲方面还是母亲方面与猿猴有亲缘关系呢?”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回答这位主教说：“我不以自己与猿猴有亲缘关系为耻辱，倒是为那些没有科学知识而自以为是的‘高贵的人’感到耻辱呢。”类似的争论，在世界各国都曾经发生过。中国人在引进达尔文主义的初期，也曾引起封建卫道的代表人物攻击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

在这种历史背景中，突出地凸显出的创始人的智慧和预见。恩格斯当时生活在伦敦，在《物种起源》初版发行的两三周后(当年12月13日)就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几个月后马克思读了达尔文的书，他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信中说：“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在致裴・拉萨尔的信中说(1861年1月16日)：“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史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写信给达尔文，想把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题献给达尔文。达尔文在回信中表示十分感谢，但以自己并未研究过人类的经济史为由而婉言谢绝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的演讲是十分著名的。他毫不迟疑地指出：“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十九世纪这两位知识巨人，确实都是在不同思想领域中引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的巨人。

篇7

关键词：中医发展；分析方法；量；过程；中医思路研究；中医与科学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9）02-0001-02

如果承认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中医现代研究就必然面对科学方法的正确选择问题。方法的选择因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需求，中医研究需要不需要自然科学方法？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研究层面的不同、研究思维的不同、基础与临床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笔者以为在明确这一问题之前，必须从科学发展的规律上对以下两个基本科学问题做出回答。

1 中医对“质”的认识要不要引入“量”的分析

中医与西医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对疾病的认识上，前者以“质”的把握为主，后者则以“量”的分析为主。中医对质的把握，是建立在对整体的外在现象的综合认识上，是一种宏观的判断。“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强调的就是一种纯粹的质的辨识。可以肯定地说，中医这种质的判断，就是对疾病性质的客观正确的把握。中医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的疗效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疗效取决于什么？首要的因素当然是对疾病性质的正确把握。没有寒热虚实的判断，温清补消就难以准确对应，治疗就是盲目的。

但是，走过二千年以后，站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充分肯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种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质”的把握是不够精确的。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证自然科学现象，性质虽然明了，但精确度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哲学方法直接代替具体科学方法的缺陷所在。近代以来，欧洲自然科学所以逐渐与哲学分化，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和逐渐精确，哲学方法已难以满足它们的需求。中医所以只能在宏观上对疾病进行质的把握，而不能做量的分析，也是因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的理论构建没有为中医提供量的分析的基础，限于条件，中医也只能在质的把握上力求准确。但是，没有量的分析，只靠主观的判断，这种努力总是收效甚微的。

中医在治疗上对“量”的探索也曾有所努力，并试图通过量的分析来达到治疗上的精确度。如方剂君臣佐使药物的剂量变化，就表现了药物在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度。《伤寒论》许多名方及其衍生方，除了药物的变化以外，其中不少则是仅仅通过剂量变化而表现其主治变化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量的变化始终对应的是证候的变化，是对性质的把握，所以，它并未能引发中医整体上向着量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已经表现出了中医由“质”的宏观把握向“量”的微观认识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

通常认为，一门自然科学只有达到数学的定量化才算是成熟的科学。这是因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直观之中，只要在直观的层面，就可以对之进行定量分析。性质是通过量来确定的，我们看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在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量的关系。红色是直观的，其淡和浓的变化就是一种量的比例关系在人的感官中造成的效果。知名学者邓晓芒在其《康德哲学讲演录》中说到：“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主要是建立在定性之上，‘金木水火土’以及中医学中的‘寒热湿火’，这些都是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不能用量来加以解释。其中的量要靠体验，要去斟酌。一个中医看病的时候，用药是三钱还是五钱，他要想半天，他要体会、斟酌。有时根本不说清楚，只是说‘少许’、‘若干’。因为用药量是根据对病的质的体验去取舍。”

中医起源于古代科学，是以定性分析为主，但是现在看来，由此性到彼性，之间的转化一定有一个量的积累，有一个量变过程的。由寒证变为热证，绝对不是突然之间的事，一定是逐渐演变的。疾病的动态观是中医学的精髓，疾病的变化与发展一直是中医观察研究的重心。如何使我们的辨证更加精确，根本的方法就是对证候的轻重变化即“程度”变化，能通过“量”的分析去观察判断，以量变推断质变，而不仅仅限于现象的肉眼观测。现在所以不能用量来加以解释，是因为中医学中尚未引进量的分析方法，尚未在质的分析基础上进行量的研究，是缺少必要的基础，而非中医不能量化。可以断定，只要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即研究的对象是直观的，是可实证的，数学的方法就一定会走进中医现代研究的相关领域。走向精确，是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切科学发展的共同方向。模糊数学是在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医因笼统带来的“模糊”不是一个概念。

中医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认为：“既然简单的症状标准已经满足中医治疗上的需要，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复杂而又依赖性强的量化标准呢？相比之下，容易把握的症状标准比不容易把握的量化标准显得更加先进，更加科学。”““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采用具有中医特色的症状标准来辨证就已经足够，过分地强调量化标准，反而违背中医简单化和普及化的初衷。”此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科学的中医要不要量化，量化的中医是进步还是倒退？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其水平要不要从笼统走向精确？“易把握、简单化”是有利于临床的，但它是否就是判断临床先进性和科学水平的唯一标准？笼统水平上的“易把握、简单化”和精确水平上的“易把握、简单化”是一回事吗？这些问题是我们在选择研究方法之前必须首先回答的。

2 中医的关系“过程”要不要“知其所以然”

中国古代科学所以常被质疑，原因就在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近代的著名学者、鲁迅等就曾提出这一问题。有人说，“中国古代所谓的科学技术其实主要是技术，中国人只讲结果，不讲过程，过程被抛弃了，或者被隐藏起来了，秘而不宣。所以，中国人把这种科学技术称作‘奇技异巧’，因为其间的过程和原理都省略了，所以看上去很奇怪，像是魔术、巫术。”中国古代科学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面向过去、面向典籍、面向祖宗之成法的烦琐考证学风的影响之外，尤其重要的一点则是自然哲学对科学的顽固统治。这在中医的表现尤其突出。

有人并不承认中医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由是中医始终在讲阴阳关系、五行关系、脏腑关系、正邪关系等等，关系是什么，不就是在阐述事物的因果，在阐述“所以然”吗？我们不否认中医的“关系”是在阐述“所以然”，问题是这种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上的“所以然”，并不能对科学的具体原理做出应有的解释，其阐述的原理仅仅是普遍性的，是对所有事物普适的，不是对中医自身特殊规律的具体客观阐述，结果仍然是“不知其所以然”。

知名学者刘大椿先生在其《科学哲学》一书中说到：“中国有机论思维方式总的来说在概念的形式推导方面比较薄弱，并且缺乏一种类似演绎几何中的形式逻辑（这正是希腊科学精确性的实质）……中国古代学人善于在最高天道与人伦关系及至山川草木之间作直接类比，推崇直觉的领悟，着眼于把握变动的关键，体认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它不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形成构造，忽视在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层次和过渡环节。”

说得很恰当，这也直接击中了中医学作为一门具体科学所存在的缺陷，即因果链条不具体、不清晰。

作为科学，要求的是对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进行具体的研究，对其间过渡环节和机制作出确切的说明。这不是在将事物复杂化，而是将事物模糊的规律更清晰地呈现出来。科学的简明就是建立在这种清晰的客观的关系之上的。当然，“简明”还不是“过程”研究的意义根本，根本则在于中医能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得到深化和发展。中医学中蕴藏有大量的朴素的科学元素，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深层次的开凿和精细的雕刻还远远谈不上，其完美的科学内核远没有得到显露。在现代科学条件下，要不要对中医科学原理的“关系过程”进行现代水平上的修补，要不要把每一因果链条进行现代科学水平上的联结，其对中医发展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篇8

关键词：动手；安全；知识门槛；代替；兴趣

一、动手操作与实验安全

1．问题起源

在自然科学中，化学凭借其操作性及丰富的实验现象，本应当是最容易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可是随着活动的逐渐开发与青少年的知识标准，简单的观察颜色、混合溶液，过滤这些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普资源的需要，想再扩展些时发现安全问题亮起了红灯。

安全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人身安全。青少年到科技场馆来参观展品，参与教育活动首先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开展化学活动的对象大多数并不是在学校已经接触化学的学生，所以他们并不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实验中的一些药品（如酸碱）和实验步骤操作不当会腐蚀皮肤或造成其他人身伤害；另外实验仪器也大都是玻璃制品，也容易损坏造成伤害；二是场馆安全。上海11.15火灾，沈阳春节火灾，一幕幕惨剧发生，消防机构对场馆类的公共场所也加强了管理。酒精灯是实验常用物品，在严峻的消防形势下，却不适合在科技馆内使用。安全问题极大的限制了化学在教育活动中的应用。

2．解决问题的建议

创立光谱学的著名化学家罗伯特・本生两度因砷中毒几近死亡后又在实验中失去右眼。所以化学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并不是一句耸人听闻之言。如何克服安全问题呢？

解决安全问题不妨跳出化学实验的传统圈子，创新实验。在保证实验原理正确的情况下利用其他学科或技术寻找相应的方法实现实验目的。例如：二氧化碳的制取和检测实验，传统的实验室方法仪器众多，药品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并伴有刺激性气味，实验原理也不利于初学者理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从碳酸饮料中提取二氧化碳，整个过程只需要半瓶饮料和一只气球即可完成，得到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完全可以进行石灰水浑浊和灭蜡烛实验。还可以利用透镜从阳光中提取热量，用生活用品（如维生素C、醋、小苏打等）代替实验药品。诸如此类，化解一些安全问题。科技场馆中进行的是科普教育而不是学科教育，我们不必抓着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不放，换个方向可以海阔天空。

二、化学知识门槛与青少年兴趣的维持

1．问题起源

科普活动的目的之一是培养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对于化学这门学科，颜色丰富，现象多变，其趣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培”易，“养”难，如何能让青少年不仅仅只关注他的趣味性，而去探索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呢？

在研究化学的过程中，元素周期表和微观物质的认识都是入门的基石，但青少年的年龄知识结构与此并不协调，没有化学基础的人如何能理解化学方程式的作用呢？如何能理解反应中的质量关系，更加不能理解氧化与还原导致的实验现象。这就使得科普活动过程很难深入。凭借丰富多彩的实验现象能让青少年的目光停留一刻，对于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个热闹，并不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样的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如何能将趣味性成功转化为兴趣是一道重要的困难的题目。

2．解决问题的建议

兴趣是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倾向。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如何克服化学知识的门槛问题引发青少年的兴趣并维持对它的热情呢？

结合参加活动的主体人群年龄层次较低、知识贮备量少、兴趣趋于表面性和生活性的特点。我认为：应注重现象的认识，实现知识的利用与探索，避“理”而趋“利”，知识的横向发展替代纵向深入。以鸡蛋壳与醋酸的反应实验为例：根据鸡蛋壳泡在醋中变软的实验现象，使青少年认识到醋酸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牙齿与鸡蛋壳的成分（碳酸钙）相似，那醋会不会损坏牙齿呢？研究除了醋酸以外其他的酸类（如碳酸）会不会损坏牙齿呢？这样将知识的重点从实验的原理转移到实验现象上，以现象为基础进行分析，并且分析的方向偏重于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性质或现象。引到学生熟悉的点有利于兴趣的培养及课后自主探索，这样既实现了知识的利用，又成功转移学生注意力将内容引至他们更感兴趣的方向。

篇9

本单元所对应的是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必修3的第7专题（以下简称本专题）。根据课标①所规定，本模块和本专题都包括史实和史识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就本单元而言，史实层面的学习目标是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史识层面的学习目标是要理解和认识“经典物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意义”，“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说明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显然，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进展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相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近代科技史作为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既要理清与历史学科背景差异较大的科技发展史脉络，又要把握科技与社会、人文的内在关系，有机呈现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确实不易把握。从抽到本单元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看，基本都能思路清晰地处理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科技发展历程，但大部分选手基本忽略了史识层面的目标，即近代科学技术史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物理学重大进展》一课只讲授人类物理学知识的进展，多反复强调“经典力学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或“经典力学开创了实验的研究方法”，几乎没有选手去追问“近代科学为何首先以经典力学为突破？”或“实验何以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分水岭。”结果是同学们只能“知道”而非“认识”经典力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探索生命起源奥秘》一课的教学则集中在从解剖学到细胞学，再到进化论等生命科学知识演进上，几乎无人概括科学与宗教在解释生命起源或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课是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最直接的一课，但绝大多选手对本课的处理与历史（Ⅱ）中的“工业革命”无异。另有不少选手可能是出于对历史课堂人文性的追求和体现，在探索生命起源奥秘的教学中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和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个别选手在课堂上全方位地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于这些内容对于选手们和“学生们”都非常陌生，使教与学的活动难以在“历史”的层面展开，而脱离了作为历史课程的课堂要求。

显然，学习科学技术史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发展脉络的层面，课标所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达成;完全脱离课标和学情，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同样有失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将教学立意狭窄地集中于自然科学发展上。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将科技史置于广阔的文化史视阈中，全面理解和把握科技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切合课标、适合学情、紧扣教材的文化史视点，将对近代科技史的深刻认识体现在教学立意中，并以此统领教学设计，当可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课标对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历程的规定看，如前所述，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从教材内容的选取和设计来看，它包含着从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从发现以求知到发明以致用的演进过程;从科学发展自身的特点来看，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发展依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需要社会人文因素的参与;反之，社会人文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只有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历程置于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的特定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深层的科学家的理想、信念、意志、兴趣、激情等文化史视阈中，才能深切理解、合理解释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历程，才能使科技史课堂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与魅力。

纵向把握西方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关联。

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人类历史都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的思想、人的价值、人的行动甚至人的情感，都是文化的产物”。①可见，文化既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进而，以往的文化传统影响并制约着以后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与创造成果，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必然受到古代科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天体运行论》扉页的左页印有柏拉图的名言‘不懂几何者莫入’”;②解剖学创始人维萨留所说“人是艺术品，上帝就是艺术家……男人和女人都体现了艺术家的设计思想……提示设计者的思想和意图就是解剖学家的使命”，③是古代思想意识对近代科学影响的最生动注脚。

横向把握近代西方社会人文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联。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内容的统一系统，或者说是由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人自身精神与肉体的方面，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按其内容的侧重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处于核心的地位。④基于这种观点和方法，文化史的研究不是依据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发现自然、描述自然和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产物。“如果有望远镜，托勒密不会创立日心说”，①“技术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物化方式”，②都是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因素之关系的形象注脚。

深入把握重要科学家个人的思想意志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群有思想的人干的事”，③科技史尤其如此，科学离不开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离不开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的真知灼见。要理解科学技术史，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本身，还要透视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背后的“思想”。马克思强调，“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的可能性”;另一些科学家强调，“发明是一回事，会不会经营发明是另一会事”，都是有力的证明。

当我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史置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文化史视阈中，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为达成课标所规定的基本教学目标、体现历史科学魅力与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毕竟，历史课堂不是历史研究的翻版，教师的理解更不能代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教学设计不必也不可能是鸿篇巨制的理论专著。在深入理解科学技术史背后的“思想文化”之后，需要找到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合理的相关教学立意，以统领教学设计。

找寻合适文化史视点的有效路径，就是在宽广的文化史视阈下，将上述研究和学习科技史的三维视角聚集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据课标要求，本单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进展与人类进步的关系问题”，由此，本单元的教学立意即可确定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它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是在对未知真理不断探究精神的支持下、在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对自然、社会乃至科学技术本身的态度。

明确了本单元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后，具体到每课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11课《物理学的重大进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思想解放、物质条件等与物理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将课标中要求的“认识经典物理学对于理论科学的意义”聚焦在研究手段的转型上，实验较之数学与逻辑的方式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符合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它对于追求真理而言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论科学的基石。将课标要求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意义”聚焦在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上，如果说用简单法则或机械运动解释世界的经典力学给社会带来理性和规则，那么微观世界运动形式的复杂和无规律则带给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物理学的进展就是这样与社会、人文交互作用。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对客观真理探究的冲动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数学、逻辑都曾是西方历史上探究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手段与方式。文艺复兴后对客观真理的探究进入崭新阶段，近代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相继诞生的同时奠定了理论科学最本质的特征――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本课以近代物理学对客观真理的探究历程为线索，了解近代以来物理学在客观真理探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受社会、人文因素与物理学进展的相互作用，深入理解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的深层意义。

第12课《探索生命起源之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如何将生物学从服务信仰推向排除上帝”，即将课标明确要求的“概括宗教与科学在人类起源上的根本分歧”，聚焦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过程之中，既让同学们理解科学曾服务于宗教，宗教也曾借助自己的力量使科学得到发展，又让同学们明白宗教和科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如此，既达成课标所要求的基本目标，又不必过于复杂地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生命起源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亘古之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万流归宗的地位，使神创万物成为普遍信仰。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先进工具的出现，在人们试图用新工具和新方法进一步理解神创万物的过程中，生理学、细胞学、进化论先后诞生并不断完善，直到将神从生命起源中的主角位置上排除。本课将以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为线索，考察生命奥秘的探索历程，理解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第13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社会化背后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社会化，是科技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前提，要达成课标所规定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必须聚焦于科学技术社会化及其背景的推动力上。近代以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追求，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社会化，直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反之，科技社会化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先进的研究设备、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如此，既能实现课标的要求，又不至于讲成又一堂“工业革命”。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科学技术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对话的历史。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把科技成果普及到社会中服务于生产生活、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体现了科学技术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加深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本课以科技社会化为线索，让同学们感受科技社会化过程中科学家们的执著与追求，认识科技成果社会化背后的真正推动力。

简言之，近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易把握的难点。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从史实层面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又要从史识层面把握科技进步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为此，教师必须加强史学理论学习，提高史学修养，以宽广的文化史视阈把握教学层次，以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教学立意，进而，使近代科技史教学成为中学生拓展人文视野、训练史学思维的园地。

篇10

【关键词】文化特点；工匠；科技；文艺复兴；传承方式；数学工具

在人类对周边物质世界的认知过程中，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形成并得到了发展，已有知识的学习加快了我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现行高中物理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继续学习基本的物理知识与技能；在物理学习中感受科学探究过程、科学研究方法；激发探索自然、理解自然的兴趣与热情。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也需要注意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仔细翻阅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近代物理的发展中几乎是个旁观者，可惜我们经常被“文明古国”这个虚名迷惑，沉醉于过去的辉煌。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对照历史朝代，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发展史就是国家的兴衰史”。

1.从传统文化的发展看科学的发展

在必修1《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讲述中，首先引用战国时期的庄子的话来解释物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然后在每一章的开篇都引用了一句名人的话来指导我们对相应章节的学习。在这些人物的简介中（对应章节页面最下方小字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提到的两个中国籍人庄子和尸佼都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其余都是“非中国籍”。

在《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这一节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从而发现近现代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为什么是个看客。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汉，辉煌于唐宋，衰败于元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到了秦汉和唐宋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开创性思维和工匠精神的地位凸显出来。然而到了宋中后期，“士农工商”的排序稳固了封建统治，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进入下坡期。到了元和清，更是大量屠杀了当时的思想家和科技发明家，传统文化两次受到重创，留下的大多是对封建统治者有利的“愚民思维”。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不相信任何权威、不相信任何成见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在时间上也差不多是同时代，只是由于地域的限制，相互间并不知晓。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西方则进入了教会统治时期，由于教会统治思想的独占性，其他的思想学说都被“异端”化，到了元代，蒙古族不仅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摧残，使中国社会倒退至半奴隶社会，对西方文化也进行了打击，但客观上冲击了教会的统治，让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萌芽的机会。到了明代，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科技继续领跑世界，但到了明末清初，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然后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却进入了野蛮破坏时期，后来更是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西方科技开始领跑世界。

2.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传统文化呈现出封闭性，在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道家追求“天人合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努力”，儒家中不利于封建统治的都被淡化。中国传统文化给人以美的享受，韵律美、人文思想的剖析成了我们欣赏时的重点工作；封建统治的需要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质朴与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这一让人又爱又恨的特点。

西方文化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角度出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希伯来文化演变出的有效地协调了人际关系，营造了较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最终冒险主义推动了西方社会“开眼看世界”，文艺复兴后，宗教文化中的拯救意识与博爱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造就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繁荣。

3.中西方文化传承的方式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然经济的需要，产生了家族本位意识，因此文化的传承呈现家族式的特点，家族式传承在“保全”上能做到极致，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男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等保守思想让一些优秀的工艺逐渐缺失，呈现出技艺传承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西方文化由于海洋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开放式的特点。在唐宋元时期，随着中西方海路的开辟和蒙古铁蹄对西方的军事征服，开始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武装了一些西方启蒙思想家，四大发明帮助西方国家的精神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文艺复兴后，西方民众积极投入对自然的研究，开放式的思考、讨论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工艺的改进上，与中国的保守思想不同，西方民众群策群力，促进了西方科技的长足发展。

4.数学工具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口口相传为主，数据分析很少，更多的靠经验和个人感悟，如炉火温度的感知、中医的望闻问切等。因此在工艺的传承上也就需要个人的“天赋”，数学工具的缺失、定性的描述让不少人在研究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了差别，导致难得出现稀有的能工巧匠，甚至出现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