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过去30年中，在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一直在挣扎着转型，在不断细分的学术市场中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转型目前显现了一些曙光，但整个过程还远未结束。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政府将农业置于其决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农业经济学科在短期内仍备受重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还没有遇到挑战。然而，西方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农业小部门化的推进以及其它学科的快速扩张，如果不及早跟随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做出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调整，农业经济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很可能类似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境遇。因此，农业经济学者必须思考如何推动整个学科做好转型的准备。

 

二、研颇象之变

 

农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社会科学，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为研究对象服务，并培养大量能够学以致用的学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农业经济学从诞生之初，其研究对象就在不断演变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农场经营为核心，后来转变为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继而转变为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以农场经营为核心。农业经济学起源于如何应用经济学原理促进作物和畜产品产量增加，以达到增加农场利润的目的,现代农业经济学称之为“农场经营管理”(faimmanagement)。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农业占经济比重很高的农业社会早就存在，但是，其系统化和学歡主要起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欧一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农场规模非常大，此阶段农业经济学集中于研究农场的经营管理，主要任务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经营管理的农场主。第二阶段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从农业的角度看，经济起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食物问题阶段、贫困问题阶段、农业调整问题阶段(YuandZhao,2009)。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的主要作用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随着经济起飞和城市化推进，食物需求不断增加。食物价格上涨会推动产业工人工资增长，影响非农产业资本积累和经济起飞，出现“食物问题”(foodproblem)。此时政府通常会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从农业中榨取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同时推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政府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补贴，造成农业生产严重扭曲，需要调整政策以使农业生产遵循市场规律、减少扭曲。然而，减少补贴会造成农民不满。西方国家由于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变得很小，农业政策的核心开始表现为农业调整，即减少政策对生产的扭曲，让农业服从市场规律;同时，开始注重农业的非食物供给功能(multifunctionality)，包括环境生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教育功能等。这时农业问题通常被称为“农业调整问题”(femproblem)。相应地，农业经济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需要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并重。由于农业小部门化，以及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例如工厂化养殖以及温室种植的推广和普及)，农业的特殊性逐步消失，农业政策部门的人才需求开始减弱。然而，随着市场化的不断纖以及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张，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成为主导力量。此时，农业经济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业政策研究人才与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并重。

 

三、学科危机

 

农业经济学科在发达国家的命运，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农业经济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实际上，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一些深层次结构问题已经露出苗头。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农业经济学科过去30年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蓬勃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发轫于农业，因此，80年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大量农业经济人才。伴随着政府对农业经济人才需求的饱和，农业经济学科发展不可避免地遇到困境。具体而言，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可以分为短期危机和长期危机。

 

(一)短期危机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当前面临的危机，短期看不足以致命，但长此以往，很可能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基础可能会慢慢消退。

 

1.农业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正被其它学科所挤压。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农业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主要来源于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基础学科。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覆盖农业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挤压了农业经济学的生存空间。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上述基础学科研究的影响力通常大于农业经济学科。例如，全球农业经济学的顶尖学术期刊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美国农业经济期刊》)放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里，其学术影响力非常有限，很难排进全球经济学权威期刊前20名。将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到农业问题中，在等方面更具优势。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年资助的研究课题清单看，2011〜2014年期间，农林经济学科以外的学者获得管理科学学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课题资助的比例约为30%，明显高于2006〜2010年期间的17%。农业经济学科向这些基础学科的扩张却受到技术限制，这种不对称式发展使得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

 

2.政策研究的影响力下降。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粮食安全、制度和农民收入等问题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仍然大有可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农业政策研究人才，但是，中国农业政策核心决策圈却非常小，政府拥有自己的智库或咨询机构(例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而大多数农业经济学者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充当了政策解释者的角色，在中国农业经济决策领域并没有很强的影响力。由于农业经济学科在政策研究方面影响力下降，农业经济学科专业在与其它专业竞争研究和教学资源时，尤其是在竞靴秀生源时，赚越处于不利位置。

 

3.对优秀学生逐渐失去吸引力。一个学科的延续和发展，必须依靠优秀人才，尤其是优秀本科从。目前，优秀学子通常不会主动选择农业经济学科作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由于政策影响力下降、传统研究领域被其它学科蚕食以及农业的天然劣势，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与经济学、商学和环境科学学科的毕业生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劣势。这些基础学科的毕业生，很容易争夺农业经济学科毕业生的传统就业市场;而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很难去和这些基础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竞争。例如，近年来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饮食业以及食品加工规模在过去20年中快速扩张。这种扩张需要大量懂得食品市场的管理从，其就业方向本来是农业经济学科专业的用武之地。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仍以理论与政策为中心，学生在企业实务方面的训练远远不足，因而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下风。这就启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者，必须转换研究重心，从以政策研究为主，过渡到以市场研究为主。就业统计表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中国已经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邓国焱、张心怡，2013)，其后果就是农业经济学科对优秀本科生失去吸引力。出于就业的考虑，很多大学已经缩减了农业经济学专业本科招生数量，有些大学甚至已经停止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按照这种趋势，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未来会陷入一种后继无人的状态。

 

(二)长期危机

 

随着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越来越低以及城市化率越来越高，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学科被边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长期内下降。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预算变得异常充裕，为农业科研投入了大笔资金。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财政预算通常会变得紧张，政府往往会削减农业经济学科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麵投入。根据欧美经验，长期而言，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是不可能持续扩张的。过去20多年中，美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名义投入金额基本没有增加。由于科研经费投入减少，美国政府部门不断削减农业经济研究岗位。例如，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雇佣的农业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超过600人，而现在萎缩到不足200人，是高峰期的1/3(Perry,2010)。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学者人数也在萎缩。例如，198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数量超过5000人，2006年已经萎缩到2500人以下，年均下降3.6%(Perry,2010)。

 

2.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萎缩和失焦。现阶段，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方面的研究，是因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接近10%，超过1/3人口的就业依靠农业，接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稳定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村社会，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完成城市化，农村社会趋于稳定，农业变成一个很小的经济部门，城市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政府的工作重心也会随之转移到城市。此时，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更低。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被边缘化，传统的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挑战。这正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为生存而挣扎的原因。

 

3.优秀研究生进一步流失。在经济成熟阶段，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之一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研究对象失焦以及就业市场对农业的歧视，使得优秀研究生不再选择农业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如果没有优秀研究生的持续加入，农业经济学科将进一步萎缩。2012年秋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高校农业经济学院(系)的博士研究生中，60%为外国留学生，本国学生仅占40%

 

(PennandSandberg,2013)，表明美国大学中农业经济学科专业主要依靠外国留学生(以中国和印度为主)来维持。现阶段，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对研究生还有较强的吸引力。然而，随着海归博士的回流，国内博士在高校就职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打击了一部分国内优秀硕士研究生攻读国内农业经济学科博士的积极性。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5〜20年后进入成熟期，农业萎缩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门，以研究政策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将难以保持对研究生的足够吸引力。

 

过去30年中，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有些调整彻底失败了，有些调整初步成功。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及早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美国为例，农业经济学科在调整过程中，大体分为5个方向：①部分农业经济系转型为应用经济系，例如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等。虽然在新的应用经济系中，农业经济研究仍占较大比例，但其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②部分农业经济系合并入经济系，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等。经过合并的农业经济学科，在新的经济系中难以避免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③大部分农业经济系主动更改名称以调整研究与教学方向，比如在系或者专业名称中引入食物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涉农企业管理等字样，从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向更现代的食品、资源或者环境经济学等方向靠拢。④某些农业大州的大学中农业经济系仍坚持原名，比如普渡大学、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以及堪萨斯州立大学等，但可以看到，其研究重点已经发生了转变，例如，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系的研究重心转变为涉农企业管理(agribusinessmanagement)和食品市场营销(foodmarketing)。⑤有些大学农业经济系转型没有成功，甚至整个系被关闭，导致所有教师失业。例如，内华达大学于2010年关闭了Reno分校农业经济系。在欧洲和日本，农业经济学科的命运与美国大抵相同：在英国，农业经济系已经难觅踪影;在德国和日本，农业经济学科的教授职位在逐年减少。

 

五、转型之痛

 

中国学术界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提出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转型，即从政策研究为主向市场研究为主转型。由于传统路径依赖，这种转型显得异常，主要存在三个障碍：制度障碍、技术障碍和就业市场障碍。

 

1.制度障碍。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己经形成一套固有的学术评价和考核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和申请科研基金都以大的话题性政策为标准，而以涉农企业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的新型农业经济学科，由于研究问题较微观，其学术论文很难在现有体系中的期刊上发表，申请科研项目也很难获得批准。这种制度障碍导致学术的“逆向淘汰”问题~做涉农企业研究的学者通常因为论文难以发表，或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资助，在学术升迁中处于不利位置。因此，理性的农业经济学者不愿意开拓以涉农企业为研究对象的领域，而更愿意在原有政策研究体系中生存。要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学术界必须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并在现有期刊体系中分出一部分资源或者创办新的期刊，鼓励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转向与涉农企业管理相关的研究。同时，借鉴欧美经验，设立专门的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教授职位，并且鼓励同行竞争。

 

2.技术障碍。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者，所掌握的分析工具不适用于企业分析。研究涉农企业需要新的分析工具，例如产业组织、食品市场营销等理论，以及高级计量经济学等数量化工具，对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学习成本非常高，他们短时间内很难熟练掌握这些分析工具。即使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分析工具，由于制度障碍，他们仍很难在一流期刊上，其学术能力得不到客观评价。要突破上述技术障碍，短期内最好的手段是引进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海归博士，突破国内固有的评价体系并积极在国际期刊上。

 

3.就业市场障碍。一个新的专业方向，从诞生到被社会大众接受，需要很长时间。美国大学的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还在不断开拓就业市场。过去20多年中，虽然中国食品行业扩张迅速，但是，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大型涉农企业的就业市场上，并没有很好的记录和很强的竞争力，很多岗位都被其它专业(尤其是管理学专业)的毕业生所占据。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要想在就业市场上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机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障碍要超越，但这一定是农业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经济学科相关大学与研究所，一定要联雜来，综飯用行业以及媒体等资源，雛新酵科的推广。

 

六、结论

 

应用学科存在的意义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完成，经济走向成熟，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相对规模的萎缩，以及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的推进，农业的特殊性逐渐丧失，传统农业经济学科丧失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同时，一般经济学的扩张、管理学的繁荣以及环境科学的兴起，其研象扩展到农业，造成传统农业经济對斗开始萎缩。在过去30多年中，西方农业经济学科一直在挣扎中转型。部分农业经济学院(系)退出了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转变为进行应用经济教学和研究的院系;主流农业经济学科则把研究扩展到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整个食物供应縣统，把农业经济学演化为“食物经济与管理，’;另外一部分则把研究扩展到所有与农业资源相关的整个生产、消费以及供应链系统，演化为“生物经济学”。

 

欧美经验表明，传统的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在萎缩，新型的以企业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蓬勃兴起，成为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欧美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过程，映照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市场化的继续深入，食品产业快速扩大，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了转型的客观要求。一个学科的再定义及其推广并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及早实现转型，农业经济学科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遭遇萎缩的命运。目前，农业经济学科对优秀本科生己经失去吸引力，在15〜20年后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到5%以下，并且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到20%以下，农业在政府决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再具有重要性时，农业经济学科很有可能走向消亡和解体。

篇2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培养模式；德国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094-03

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科。虽然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一些农业经济思想，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则是伴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早期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等问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农业经济学开始关注农场经营管理如农场主如何调整生产方式以获得最大利润问题，这个阶段农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农场经营管理的农场主。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转变到以农业政策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通过榨取农业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于晓华、郭佩，2015）。在“食物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又面临城乡收入扩大的“贫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经济学科培养出大量农业政策研究人才。进一步，当城市化、工业化结束之后，如何减少农业政策对市场扭曲，同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拓展农业环境生态、文化传承、教育等功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即“农业调整问题”（Yu and Zhao，2009）。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开始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倾斜（周应恒、卢凌霄，2009）。

当前中国正处在通过各种政策补贴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贫困问题”阶段，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贫困问题逐步解决，如何调整农业生产功能，缓解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减少政府财政支农负担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重点的改变要求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趋于萎缩。当前中国的农经学科正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欧洲的农业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调整阶段，农经学科也经历了大量的调整重组过程，通过研究他们农经学科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设定农经学科的改革方向，缓解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提高学生的就业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农经学科的特点与挑战，之后以德国几所开设农经学科点的大学为例，简要介绍德国农经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借鉴。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е屡嘌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

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

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t 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 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 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 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 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 and Food 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 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 System 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

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 Certificate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

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 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 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 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I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

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参考文献：

[1]Yu，X. and Zhao，G.：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30 years：a literature review，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2009，4（4）：633-648.

[2]冯开文，原正军，王任，李军.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刊文视角的回瞰[J].中国农村经济，2014，（12）：77-89.

[3]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4-16.

[4]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5]张露，张越，张俊飚，童庆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与前沿[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1-38.

[6]周应恒，卢凌霄.北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及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09，（6）：86-88.

篇3

李永杰(1952-)，广东顺德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张华初(1971―)，江西彭泽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摘要：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基本前提，这明显与现实不相符合。广东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就业大省。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省的进口和出口都是就业的Granger原因。广东出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增加0.76％；进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减少0.77％。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将促进国内就业作为制定、调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政策以及处理贸易争端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国际贸易：就业：协整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1-0015435　收稿日期：2008-09-16

很多发达国家的媒体将其失业问题归结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而学术界对此却很少做出响应。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条：其一，微观经济学研究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脱节。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把国际贸易作为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围，把就业当作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不去碰“就业”问题，研究“就业”问题的学者至今也没有比较好的建立就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基本前提。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为：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劳动力同质、劳动力市场完全平滑、劳动力市场调整迅速、不存在调整成本等。显然，这些假设过于理想，与实际不相符合。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学者对国际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Sakurai(2004)分析了从1980年到1990年国际贸易对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得出两条结论：不断增加的进口使日本制造业总体就业的损失相当于1980年就业的4.7％；受国际贸易的影响，非制造业工人(代表熟练劳动力)与制造业工人(代表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比例只变动了2.4％。总体上，不断增加的贸易对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不大。Incite(2004)指出，马达加斯加纺织和服装业出口使该部门就业从1997年的47000人增加到2001年的200000人，该部门工人年收入比其他非正规部门平均年收入高40％。Sugata(2005)改造了Harris-Todaro模型，在城镇和农村两部门的基础上引入了城镇非正规部门，并假定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非正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在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他的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和正规制造业部门就业有一定损害。但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发展。Rana(2001)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则与该国劳动力市场规制程度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越宽松，贸易自由化对就业与工资的正面作用越大，反之负面作用越大。张小雪和陈万明(2006)认为：从长期看，进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引起我国城镇失业人数下降1.6个百分点；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导致失业人数增加1.75个百分点。潘士远(2007)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也相对较快。由于技术知识的生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探讨了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区域的实证分析。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WTO和ILO认为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一个实证问题。广东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就业大省。20多年来广东对外贸易额一直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并对广东乃至全国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探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说明与分析

广东省进出口额和就业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间为1979-2006年。进出口额以亿美元为单位，以EX表示出口额，IM表示进口额。

广东外贸的发展促进了广东省就业的增长。广东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从其产生伊始就和就业紧密相连。由于受对外贸易影响的主要是城镇从业人员，数据采用统计年鉴上城镇国有、集体、其他单位从业人员数，以EM表示，用万人为单位。图1显示了1979-2006年广东城镇就业人员的变化。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变量的长期关系，并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出口额、进口额和就业人数取自然对数，分别以LEX、LIM和LEM表示。数据用Eviews5.0处理。

二、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在对广东对外贸易和就业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确定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检验顺序如下：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然后为只含常数项模型，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时间序列LEX、LIM和LEM的平稳性检验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EX、LIM和LEM在1％显著性水平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过1阶差分之后，三个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都变为平稳序列。所以，LEX、LIM和LEM都是1阶单整序列，即都为I(1)。

三、VAR模型最优滞后阶设定

本文使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与协整检验。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检验方法，在对广东对外贸易和就业协整检验之前先进行水平VAR模型最优滞后阶设定。设定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滞后阶数开始，依次降至0阶，通过对应的FPE、AIC、HQ、LOGL、LR和SC统计量来确定最优滞后阶。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表2显示，依照LR、FPE、AIC、SC和HO统计量VAR模型应该选择滞后2阶。对2阶滞后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当选择滞后阶数为2时，VAR模型有6个根，对应的模显示所有根都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滞后2阶VAR模型满足稳定性要求。VAR(2)模型残差的LM检验结果为：LM(1)=8.722127，P=0.4633；LM(2)=8.200756，P=0.5140；LM(3)=8.060508，P=

0.5281。残差的LM检验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残差的JB统计量为11.81984，伴随概率为0.0661，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正态性的原假设。White异方差检验(没有交叉项)，x2为77.56567，伴随概率为0.3059，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VAR(2)模型稳定而且不存在设定偏差。

四、广东对外贸易与就业的协整分析

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的滞后阶是无约束VAR模型1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无约束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VAR模型滞后期确定为1。由于时间序列LEX、LIM和LEM呈现上升趋势，做Johansen协整检验时，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结果如表4所示。

协整检验从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假设存在若干个协整关系。由于一般只关心被似然比检验证实的前r个协整关系，本例r=1，所以只考虑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假定下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

EC=LEM-0.760030*LEX+0.774929*LIM-6.472605

(0.24361)(0.19990)(0.42264)

[-3.11986]　[3.87658]　[-15.31470]

协整方程系数估计值下面圆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方括号内是t值。对EC的平稳性检验，选择无趋势项有确定项，根据AIC最小准则选择滞后阶数1，ADF检验值为-5，267664，1％临界值为-3.711457，由此可见EC已经是平稳序列。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对就业的弹性为0.760030，进口对就业的弹性为-0.774929。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增加0.76％；广东对外贸易进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减少0.77％。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对就业有正效应，进口对就业则为负效应。

五、广东对外贸易与就业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广东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和就业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他们是否是因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VAR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VAR(2)模型残差不存在异方差，也不存在自相关，而且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我们可以基于VAR(2)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选择2。

表5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广东对外贸易出口是就业的Granger因，广东对外贸易进口也是就业的Granger因，这说明广东对外贸易对就业有较大影响。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则构成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是由于广东进出口贸易中大部分为加工贸易，进口是为了出口，出口必须进口。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将促进国内就业作为制定、调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政策以及处理贸易争端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宏观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2007年国家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给中小民营企业出口整体上带来了压力；再加上土地、劳动力、能源及自然资源等价格上涨，对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等的行政及法律方面的要求提高，出口企业压力显著增大。另外，人民币升值加快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失去价格比较优势。目前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而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不断提升，成本优势不断减弱，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外部来看，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导致外需下降，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对实现宏观经济各项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加上外贸的乘数效应，一旦外需大幅回落，必将引发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在经历一定滞后期后的加倍回落。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不仅能够避免出口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也可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运输业、物流业及金融服务业等免受冲击；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保持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积极扩大进口

进口曾经被视作经济增长和国内产业发展的减量或消极因素。这种片面认识导致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国内资源获取成功的，只要进口规模和相关政策适当，增加有效进口反而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引入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并为国内市场提供设备、原料、智力支持。缓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制约，从而达到拓展生产空间、扩大就业的作用。进口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缓解能源资源紧缺瓶颈。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资源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第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我国正处在从整个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过渡期，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可以快速提高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设备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加速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第三，加快我国自主创新进程。目前我国技术进口并不是多了，而是不足。一方面我国专利和专有技术、技术服务等软性类技术引进不足，另一方面我国消化吸收性进口少。第四，促进贸易的目标不仅仅是扩大出口，还应促进对那些与我国有长期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样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增加进口和扩大出口二者是辩正统一关系，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增加出口的进口应当继续扩大，不能因为进口对就业的负效应就大幅度缩减进口。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将发展服务贸易作为吸纳就业的一条长远的、重要的途径。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这是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现阶段我们要发展旅游业、商业、饮食业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扩大其出口，减小服务贸易的逆差，吸纳中国多余的劳动力就业。其次，我们要积极发展国内生产者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世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我们应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等服务业，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结构，为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

(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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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泡沫;非理性;理性

经济泡沫在人类经济历史上不断出现,尤其是一些大的泡沫的产生和破裂给经济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一方面,带有泡沫的经济中实物资本的回报率较高,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能力,因此适当的泡沫对经济具有调节作用,可以化解经济的动态无效性,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当经济泡沫持续发展,越过系统承受的阈值,就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而经济泡沫的破裂可能传导到整个行业或者其它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或全世界,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冲击。近年来,经济学家围绕经济泡沫理论进行了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对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取得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含义界定

经济泡沫的界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至今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定义。

Kindleberger C P(1978)曾经试图给泡沫一个经济学的定义: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的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徒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上升的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之后通常伴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突然下降。《新帕尔格雷夫与金融大辞典》(1992)年的定义:泡沫是指在一个连续的金融运作过程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的突然上升,并且随着最初的价格上升,人们产生对远期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新的买者。同样,这只是一种过程的描述。国内学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定义。王子明(2002)认为泡沫是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可以定义为某种价格水平相对于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理论价格(一般均衡稳定稳态价格)的非平稳性向上偏移,这种偏移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泡沫的度量。

二、产生机制

大量的文献从金融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众多视角对经济泡沫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Keynes J M(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思路,建立的不确定性模型提供了泡沫产生的理论途径。Minsky H P(1972)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Keynes理论:如果不能维持现金流,金融体系不稳定,就会使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Kindleberger C P(1978)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加以具体运用,将泡沫扩张到金融危机的过程概括为:出现异常变化,资金过剩,过度发放贷款,资产交易过度和资产价格暴涨,利率上升,收回资金和贷款,资产价格暴跌。Fisher I(1933)从金融供给角度出发,解释了泡沫产生的原因:各经济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经济繁荣时期产生“过度负债”,容易滋生经济泡沫,当进入下一个循环时,经济不景气、债务人债务大增,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是泡沫破裂的诱因。后来的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Fisher的理论。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1)政府在资源供应和税收制定上占据支配性地位,是导致泡沫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上对泡沫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热衷于制定相关政策推进房地产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化和货币虚拟化,加上社会游资和国际热钱的推波助澜,是加速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助推器。Coleman IV M、LaCour-Little M、Vandell K D(2008)实证了美国20个城市从1998-2006年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不规则运作,引起了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是日后泡沫破裂的主要诱因。(2)政策制定对股市泡沫也具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动性过剩,并没有起到有效防范泡沫的作用,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在融资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不规范问题,间接地影响了市场投资主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Sarno L、Taylor M P(2003)通过分析6个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系的股票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巨额外资冲击以及新兴市场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造成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Keynes J M(1936)最早给出了理性泡沫产生机制的信息经济学解释:以市场有效性为基本前提,假定个人可以利用完全信息对市场作出理性预期,通过比较泡沫资本的收益与实物资本的收益进行投资决策。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确认现实世界中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提供了大量的心理实验和解释,对信息经济学解释非理性泡沫产生的微观行为基础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基于市场无效性假说,信息是不完备的,造成投机盛行,滋生不理性泡沫。

三、存在性研究

对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是泡沫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泡沫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按照研究视角不同,一般从如下两方面展开:(1)按照投资者性质分成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研究;(2)按照市场性质分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

1.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

(1)理性泡沫

迄今为止,理性泡沫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时间型泡沫、内在型泡沫和外在型泡沫。时间型泡沫只与前一期泡沫有关,又称为马尔可夫泡沫。时间泡沫又可以细分为:确定性泡沫、近似随机游走泡沫、爆炸性泡沫。Froot K R、Maurican O(1991)提出了内在型泡沫的概念,内在泡沫仅与决定资产内在价值的基础变量有关。相对于内在泡沫,我们把由于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泡沫称为外在泡沫。

理性泡沫存在多重解,但是并非每一种从理性预期方程中所得到的理性泡沫解的形式都能够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譬如,泡沫存在条件中货币均衡的要求较高,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泡沫将不复存在(Manuel S S、Michael W,1997)。所以,为了更好地运用理论解释现实情况,需要在理性预期方程中加入一些条件,如横截条件,以剔除一部分不符合现实情况的理性泡沫形式(Michel P、Wigniolle B,2003)。

Samuelson P A(1957)最早证明了理性泡沫在理论上的可能性。Tirole J(1982)证明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引理:在个人生存期限无限,市场参加者有限且为风险厌恶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泡沫。Tirole J(1985)放宽了上面的条件,证实了如果市场参与者是风险爱好者且个数无限时,那么泡沫是可能存在的。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从理性预期方程出发,在套利均衡条件下,利用重复迭代法求解具有理性预期的差分方程,得出理性泡沫解,为投机泡沫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同时,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还构建了一种新的理性泡沫模型--爆炸性泡沫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在现实中常常出现的价格在长期上涨后突然崩溃的情形。

代际叠代模型是当前研究泡沫存在性理论的主要工具(Venditti A,2005))。许多文献利用代际叠代模型,从连续和离散角度出发,证实了理性泡沫存在的充要条件。Tirole J(1985),Weil P(1987),Michel P、Wigniolle B(2003),Cazzavillan G、Patrick A P(2005),Caballero R J、Krishnamurthy A(2006),Kunieda T(2008)研究了在连续的代际叠代系统中经济泡沫的存在路径,得到了存在经济泡沫的货币均衡路径。Grossman G、Yanagawa N(1993),Tanaka J(2004,2007)等很多学者证明在更严格的条件下使用离散的代际叠代得到理性泡沫的存在性条件。

国内学者史永东、杜两省(2001),史永东、齐鹰飞(2002),王子明(2002),郭济敏(2005)在际叠代模型框架下,分别研究了在期界有限或无限,市场参与者有限或无限的情况下持续性经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

(2)非理性泡沫

随着对泡沫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的形态不一定对应于由理性预期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泡沫形式,非理性泡沫理论是对理性泡沫理论的一个补充,用以解释那些由于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泡沫现象。Kindleberger C P(1978)、Minsky H P(1974)分别给出非理性泡沫存在的原因。

大量的数学模型模拟了非理性泡沫存在性:代表性的研究有:时尚模型(Shiller R J(1984),Fair R C、Shiller R J(1990))、噪声交易者模型(De Long B(1990))和传染模型(Lux T(1995))等等(Arellano C(2008))。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界的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从心理学实验以及神经网络学入手,得到很多数据佐证消费者决策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考虑到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来研究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问题,它通过大量的心理实验,奠定了探究非理性泡沫存在性的有限理性基础。Bernheim B D、Rangel A(2004,2007,2009)通过磁共振成像、颅磁刺激以及眼睛跟踪等实验手段,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汪丁丁、叶航、罗卫东等人(2006,2007)开创国内神经元经济学研究先河,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将经济泡沫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1)房地产泡沫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探讨了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泡沫的存在性。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方法有大量的前期成果。Wheaton W C、Gleb N(2008)通过分析美国59个房地产市场上199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次级贷款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新兴产物,它带来的巨大风险是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Coleman IV M、LaCour- Little M、Vandell K D(2008)研究了美国20个城市1998-2008年的房地产面板数据,结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03年不存在显著的泡沫,之后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是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的主要原因。

国内研究主要从直接、间接以及其它方法对全国市场以及区域市场进行泡沫的测度。直接测度法一般利用房产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进行测度(韩冬梅、刘兰娟、曹坤,2008)。间接法一般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测度(李平,2007),还包括因子测度法(王子成、明娟,2007),West模型方法(韩德宗,2005)等。

(2)股市泡沫

当前股市的大幅震荡,将股市泡沫的测度推向了新的研究。国内学者对股票市场泡沫的实证检验可以分成三大类:直接检验、间接检验和其它方法检验。直接法通过计算整个股市的P-E即市盈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率的比值等来衡量股票市场的泡沫程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间接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泡沫度量指标衡量泡沫程度,譬如建立股票市场指数的收益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来反映泡沫的增长速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金雪军等人给出了国内外证券市场泡沫实验研究的一个总结(金雪军、杨晓兰,2005)。

此外,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例如:新西兰房地产市场泡沫(Fraser P、Hoesli M、Alevey L Mc,2008),印度房地产市场泡沫(Mahalik M K、Mallick H,2009)等。尽管很多的前期结果都显示,在某些市场都检测出泡沫的存在性,但是,这些实证都是对某些指标进行的检验,Gurkaynak R S(2005)认为一旦改变参数体系,泡沫的存在性将受到质疑。

四、影响以及防范治理

经济泡沫的产生、破裂将在微观和宏观上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上,消费者和生产厂商的财富效应将受到冲击。宏观上,将产生相关的经济动态效应、周期性效用、通货膨胀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用。为了应对经济泡沫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将有所进行调整,从而传导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泡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可以分成两种观点:反对派和中立派。前者认为泡沫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的冲击。麦基尔(2002)在《漫步华尔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人类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济泡沫,泡沫的出现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如果治理不当,泡沫的破裂将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中立派的研究显示了泡沫对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用:虽然泡沫的破裂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但是经济泡沫也有其积极的一面。Tirole J(1985)和Weil P(1987)证明了泡沫只可能在一个动态无效率的世代交叠经济中存在,这时候,资本积累过多,超过了黄金增长律。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泡沫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来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宾斯维杰(2003)的研究发现,泡沫可以降低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潜在的经济动态效率,使经济动态地从无效走向有效。对个人的影响表现在,经济泡沫可以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水平,因此它是有益的。史永东、杜两省、齐鹰飞(2001,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时期,适当的资产泡沫对经济发展有益。

因为对经济泡沫的测度和影响还没有定论,所以对它的防范与治理也变得十分困难,是摆在各国学者、央行乃至政府面前一个非常棘手却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经济泡沫历史,大量的研究对泡沫的防范治理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应该采取内外部风险监控同时进行的防范措施(奥村洋彦、余熳宁(2000),谢经荣(2002),徐滇庆(2006))。理论上,刘静岩、韩文秀(2002)研究了房地产投资泡沫的OGY混沌控制策略。OGY控制方法能够有效控制房地产投泡沫产生的混沌效应,在理论上给出了挤出宏观经济中的泡沫成分的内外条件。二是处于不同市场、不同时期的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应该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周建军、鞠芳,2008)。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信息机制,建立正确的预期,规范土地供给机制,借助税收方式抑制投机行为,实施有效风险监控(曲世军、张友祥,2008;曹映雪、张再金、廖理,2008;董琦,2008)。对于股市泡沫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建设,谨慎对待泡沫破灭之后的治理工作(黄海燕,2007);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在确保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制定相关防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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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使用价值；流通；分工；基础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F035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9-05

作者简介：张得银（1979-），男，江海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流通经济；陈阿兴（1964-），男，江苏溧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丁宁（1979-），男，安徽东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通创新与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CJY071。

尽管流通理论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与主流经济学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经济学及流通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太显单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基本范畴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对于流通意识的淡薄，对于流通在社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视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的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尽管在前古典经济学中就可以追寻到流通与生产、消费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三位一体”的思想，然而流通却与“生产的目的”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流通理论研究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散落于一些与流通相关的理论中，流通经济学未能发展并建立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框架。

本文对流通地位与作用的思考，沿着建立和完善流通经济学学科体系和促进流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逻辑思路，回归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从使用价值的研究视角探求并剖析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论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决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演进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归。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认知

1. 前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公元前326）和柏拉图《理想国》（公元前387-386）。色诺芬在研究奴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问题中，发现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能，并且从使用价值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种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与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用途，并且说明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对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关系），阐释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柏拉图从人性、国家组织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等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

2. “重商主义”对货币、生产与财富的专注。15-18世纪，安徒安・孟克列钦（1615）、安东尼・塞拉（1613）、托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货币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货币（金银）看做是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提出“多卖少买”、“控制进口、扩大出口”等积累国家财富，减少财富流出的贸易思想。尽管“重商主义”的专注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从此开始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3. 古典经济学对价值创造，分工与生产、流通问题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1662）中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转入生产领域；布阿吉尔贝尔（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创造财富，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的观点；魁奈（1747、1758）分别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产经营活动分析资本的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问题；亚当・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义”将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基础上，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对流通和生产问题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结果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但是对于绝对优势的忽视却进一步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割裂开来。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及交易的过度抽象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门格尔（1871）和L.瓦尔拉斯（1874）为代表的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起的边际主义革命。然而，也恰恰是边际思想也最终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彻底偏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萨缪尔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并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此转变为基于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中存在“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基本假设直接使得企业、组织和交易等关键性问题被过度抽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成为无摩擦、无损耗的理想化概念。从此，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毫无意义，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归于制度学派和新兴古典学派对交易与分工的重视

1. 制度学派对交易、组织等问题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市场和组织问题的过度抽象，不仅使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断层，也导致新古典经济理论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时越发的捉襟见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迅速得到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交易和企业等问题的研究。以凡勃伦（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尔（1913）为代表，将制度作为经济研究变量内生化，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其中，康芒斯对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对流通问题的关注。继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并且分析了企业存在的价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领下，诺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制度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尽管制度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将组织、企业、产权、契约等与流通相关的交易问题纳入其研究领域和范畴，但是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偏向企业组织与激励问题，对与市场组织关系密切的流通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与市场理论的重视。20世纪80-9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引入超边际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在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理论假设之后，提出了“生产者―消费者”假设，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主流、非主流经济学派融为一体，构架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基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①的研究，从分工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的出现、中间商的发展、交易层级结构的演进、国内贸易如何发展为国际贸易等重要的现代流通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完美地将“分工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组织问题，实现了主流经济学的回归，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目前的发展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仍然停留于生产和消费，对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仍然不足，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单薄。

二、流通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演进与在中国的发展

（一）马、恩关于流通理论的研究

关于流通，马克思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流通的基本含义就是流通交换价值（产品或劳动），而且是那种注定成为价格的交换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比如物物交换、实物献纳、封建徭役，等等）都构成流通。流通是以价格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形成的交换行为体系。马克思在关于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交换。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

马克思沿着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继承了他们关于社会再生产“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着发展的眼光阐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不断变化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交换――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一般换。马克思的在《资本论》中专门对“资本”、“资本一般”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论述了资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由于马克思秉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立场研究社会再生产和交换问题，其核心和重点仍然以考察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关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明显不够；认为交换（或者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承担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职能，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学者在对其流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马、恩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众多历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建国初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相反却较长时期充斥着“无流通、轻流通”的观点，严重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循环和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不仅大大阻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流通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冰河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终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论在国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范畴和主要内容等也在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就流通范畴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线性和立体”流通观的认识，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生产决定流通论、生产流通并重论和异位论、流通中心论和流通决定生产论等观点。杨昌俊（1987）提出了“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的观点；杨承训（1988）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陈学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决定生产论”；王绍飞（1990）提出了“生产决定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决定生产”的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日益明显，徐从才和陈阿兴（1995），高铁生（1999）将流通上升到产业高度，提出了“流通产业论”；刘国光等（1999）提出将商业由末端产业发展为先导产业，充分发挥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作用的“流通先导论”；黄国雄（2002，2003，2005）、洪涛（2004）分别提出了流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先导作用，而且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的观点。

三、社会再生产的本质――使用价值再生产

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升级，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经济阶段跨入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商品经济阶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社会生产发展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扩大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主要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三部分构成。其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由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种为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性、社会性关系。基于此，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一般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和要素配置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处理和解决这些活动中遇到的各种两难冲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只注重生产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生产与流通、流通与消费之间的诸多经济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不断出现的现实经济问题总显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而非主流经济学派却可以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流通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和发展，也涉及到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然而他们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忽视了使用价值的价值――使用价值是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目标，使用价值才是联系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目标都是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即社会再生产是开始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发展于使用价值的流通、结束于使用价值的消费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更进一步，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和消费主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经济要素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都是基于使用价值这一共同的联系纽带，在其牵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是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带来的不同效用满足）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流通―消费――再创造……再消费……”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本质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好、更优级别的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过程。社会再生产是人类通过技艺与技术的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布局的优化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前提）来提升和调整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品质、数量和品级，以满足人类追求更高品质商品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的过程。

综上，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本质就是使用价值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过程就是不同使用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的载体）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断循环的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内涵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消费、升级、再创造、再消费、再升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四、基于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对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及其经济本质的界定，对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在经济运行、再生产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与生产、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的“三驾马车”

社会再生产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生产阶段厂商（生产者）通过对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加工，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载体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约束，出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只有使用价值进入流通环节，通过流通业者的专业化劳动，才能够保证作为使用价值载体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品质的商品能够及时、高效的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实现使用价值的时间、空间转移和产权变更，最终完成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生理和心理体验过程。

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有机连接，三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流通、生产和消费共同构建了社会再生产的完整体系，三者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社会再生产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此可以认为，生产、流通和消费本质上就是维持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和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三驾马车”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升华、传递与交易费用的节约

基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结合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流通在保障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通过程是凝结着流通业者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流通业者在将使用价值的载体――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将其劳动凝结进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据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该（类）商品的价值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流通过程以后的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浮（相对于流通业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时间点）也充分证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内涵，流通业者的劳动凝结进流通的商品（使用价值载体）中，实现该（类）商品使用价值增值，使用价值在流通中升华。

2.流通过程是实现着使用价值时空传递、产权转移过程。表面上，流通业者在流通过程中通过投入工具、技术和劳动等要素使得商品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商品在时间、空间和产权（或消费使用价值的权利）上实现转移，商品价值通过交易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社会经济得到顺畅运行。本质上，流通过程实现的是满足消费者追求并且消费使用价值，获取该使用价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满足的双重体验过程。流通实现使用价值的传递、转移过程，具体表现在使用价值在空间、时间、数量、产权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要素、资本等的转移和变化。

3.流通过程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矛盾运动的交易费用节约过程。流通不仅仅实现了使用价值的增值和传递，还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费用。依据斯密的分工和杨小凯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基本观点，流通过程一方面将生产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将流通业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这一过程体现了流通过程是在流通与生产基于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优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会性、经济性过程。

注释：

① “两难冲突”是杨小凯对经济学本质的核心阐释，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做出决策，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是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衷，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因此，经济学不同于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后者只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前者不但研究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并通过权衡折衷，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

② 关于流通、生产和消费谁更重要的争论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出现三者之一相对于其他两者而言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两个阶段就不重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位一体”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 依据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工与专业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却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当生产者自己生产并且自己进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产者专业于生产，流通者专业于交易的两者成本之和时，即为双方的博弈折衷的状态，此时已经达到了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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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

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

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

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9］王伟，陈伟，祝效国，等．众筹融资成功率与语言风格的说服性———基于Kickstarter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5):81－98．

篇7

关键词：协同创新；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115-02

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党的十提出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只有全面地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实现教育更高层次的发展。在协同创新角度下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现实条件，才能有效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更为科学合理地协调高校、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朝着教育强国方向发展。这一理念并非是单纯的高校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协同创新的立足根本。

一、协同创新概述

就协同创新理论本质来看，其可以归到经济学领域范畴，但是理论基础较为剥脱，创新协同涵盖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内在协作联系，以及过程和绩效的多重互动。可以说，协同创新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企业经济学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核心要素和支撑要素的协同作用，来实现企业整体协同效应。随后，协同创新概念逐渐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范畴，最初表现为一种新式的教学科研模式，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平台，整合教育资源，通过对多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实现协同作用，激发主体创新能力，形成一种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协同创新同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整合具有十分突出的内涵，诸如在决策方面，构建高校、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决策机制，进一步激发高校的科研创新能力，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在运行载体方面，三方形成联盟，能够更为充分地整合市场资源，形成新的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2011年4月24日，同志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正是宣布“2011计划”的推行实施，进一步推动高校体制改革深化，将科研、学科以及人才培养三方面整合于一体，以激发创新能力为主要任务，鼓励高校科研创新，同企业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2011计划”是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同经济和文化紧紧联系的战略构想，面向所有高等院校，帮助高校提高科研能力，培养更加被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以此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实力。

二、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实践教育活动开展中不仅需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目标，还需要运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培养应用型人才，推动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于我国教育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关乎到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作用。经过大量实践，我国众多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实践工作中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但是尽管各个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相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问题，诸如一些本科高校为了能够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盲目地建立研究型高校，部分专科院校为了扩大招生，谋求更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机会升级为本科院校，这种现象会造成中专院校补充大专院校名额，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成效，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以致于最终的教育成效偏低。此外，部分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求，造成了大学生毕业后面临严峻的就业市场压力。所以，为了能够有效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首先应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义

就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部分高校在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过于盲目，同实际情况相背离。对于人才的培养过于重视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同实践脱离。这种现象的出现造成最终培养的人才只适合理论研究，缺乏实践能力，学术型人才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仍然采用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在应用型人才理解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和不足，缺少职业素质教育，以致于毕业生理论基础薄弱，实践能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培养，自然难以达到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原则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需要从传统“填鸭式”知识灌输方式转变为引导式和探索式的教学模式；其二，从传统继承性思想转变为创新科研思想；其三，从教学理念以学科为核心转变为以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其四，从共性教育思想转变为个性化素质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市场需求导向，但是这方面一直是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弱势部分。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制定需要同市场需求导向相契合，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优势。

三、协同创新的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多元化培养要求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渐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经济结构得到了全所未有的优化和调整，相应的对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教育大众化持续发展的要求

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高校采取扩招政策，降低了入学标准，吸引了大量学生，逐渐朝着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大量应用型优秀人才，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三）毕业生个体发展的要求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大学生不仅需要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同实际生活和未来就业生涯联系在一起，满足毕业生未来就业发展需求，实现自我价值。

四、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对策

（一）优化课程内容

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中，首先对当前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有目的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促使高校、政府以及企业三方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协同开展培养工作，落实各方责任。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坚持政府的指导和规划，在政策方面提供保障，在高校和企业之间构建完善的合作关系，促使三者参与到协同培养中，提升协同培养成效。与此同时，应注重课程内容的优化和完善，结合实际需要优化课程设置，在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协同开展社会调研工作，对市场需求导向进行充分了解和分析，完善课程内容设置，进行专业评价。

（二）实践教学规划

应创新教学观念，转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确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高校教育理念，从教学、实践以及系统几方面开展协同教育。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应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解决协同教学主体中存在的问题。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要求高校教师在开展教育活动过程中，将校园文化以及企业文化有机融入到教学活动中，促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在教学过程中转变传统教学模式，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面向全体学生，大力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同时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改善措施。与此同时，构建多元化的评价制度，从多样化角度进行评价。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评价并非是对学生客体的评价，还需要从教育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手段多角度进行评价，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评价。此外，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评价体系的构架需要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制定，有待对评价方法进一步规范合理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协同创新的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工作内容，高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不仅仅是为了谋求高校自身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将更多优秀人才输送到社会，推动各个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高校应不断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选择合理的路径方法，健全教育体系，促使教育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教育，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优势，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新灿，孙ィ徐人凤，李斌.基于协同创新的计算机类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3，11（14）：16-18.

篇8

关键词 互联网 区域转型 区域发展

随着当今时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这项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经走进了家家户户、各行各业，其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还对我国区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的突出特点就是可以缩短彼此交流的距离，便于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利于开展交流与交往。本文主要探析了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促进区域发展，其前提是我们要协调好互联网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以信息化的发展来促进区域不断进步的基础。只有这样，我国的区域发展才会迈上一个新台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更快的提高。

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技术就被应用于美国军事当中，然后逐步延伸到高级学府中，甚至是科研方面，以便于交流互动。在90年代之前，这项技术还只是局限于应用到商业方面的数据传输，但之后万维网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向世界普及的脚步，当其被应用于商业领域之后，互联网的作用就不再只是传输数据，而是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当今，网络经济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最大的产业经济。

互联网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全球，又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仅20年就有了如此迅猛的发展，其向我们展示了如此多的意想不到，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可以说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比以往的时代都更为优越，对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因此，如果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那么区域发展也会迈向一个崭新的台阶。而如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促进区域发展就成了我们当今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互联网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冲击

（一）区域经济的重新界定

在大部分区域经济研究中我们发现，区域经济的范围界定是首要问题。有经济学研究人员认为，根据每一项经济活动的落实空间区域可进行经济考察活动，进而构成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切入点和出发点，这足以证明区域经济的界定问题在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往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区域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这是受到传统经济更加重视有形物质所创造的经济原因的影响。互联网出现并且普及以后，区域经济的界限便有了较为合理和明确的定义，首先互联网的出现将资源的概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拓展，这使得传统经济中的资源要素发生了改变，其内容有显著增加。同时，如信息、知识等无形物质所创造的经济变得更加重要，网络空间自身存在的虚拟性、共享性等特c，也使得网络信息资源的获取更加便捷，能够跨越物理时空，完全改变了传统区域经济的界定意义，脱离了单纯的二维地理界定，逐渐向地理、文化、政治以及经济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区域经济中的区位概念被淡化

由区域经济学相关知识可知，区域经济中的区位优势与自然要素的优势、聚集经济的优势以及空间位置的优势三方面联系性较大。以此为基础衍生出许多与区位优势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杜能的作物环带状分布理论以及克里斯塔勒与廖什的城市经济活动空间结果理论等。但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区域经济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致使原本的区位经济概念有所改变。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经济发展不单单依靠物质资源获取，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与知识获取，而信息与知识获取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就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人们着力发展互联网，将传统的流通形式加以改变，并衍生出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软件产业等新型经济产业与经济形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不受区位限制和影响，导致传统的空间区位概念逐渐被淡化。

三、互联网促进区域发展

（一）驱动创新发展

互联网能够与其他领域进行深度融合，“互联网+区域经济”正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模式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创新能力，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在相关战略的指引之下，互联网能够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不断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引擎，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二）改变区域经济形态

互联网能够摆脱距离的限制，可以在远距离就实现资源共享，这样一来提高了效率，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辅助。而且互联网能够改变传统的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知识和技术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方法对于那些比较落后的区域来说尤为有效。就目前来看，互联网已经扎根于零售、金融等各个行业，能够促进这些产业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转型。

（三）加速产业变革

如今，互联网在传统产业当中的普遍应用，可以提高其科技含量，还能够改变其经营模式，衍生出新型的业态，从而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四）缩小区域差异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互联网以它便捷性、无成本等诸多优势为各个领域所青睐，它能够为各个区域的发展提供几乎无差异的机会，这就为区域发展创造了几乎平等的平台，有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

当今，因为互联网的区域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也是因为这一点，发达地区若要向欠发达地区传播经济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越来越小，而且在互联网的辅助之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然变成了创造力。对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来说，环境因素已经变得不重要，所需的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也变小。以上这些方面为那些新兴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们只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页，就有机会打开通往国际市场的道路，与国际上很多大客户进行交流合作，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大的经济效益，避免了利用大的投入进行宣传的模式。尤其是那些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这为他们提供的便利更是不言而喻的。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寻求发展机会，研究国际经济的发展动态，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断努力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差距，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这样一来，相信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更快地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四、结语

当今时代，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动力，也为这些地区的新兴产业的产生创造了动力，促进了一些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转型，使这些地区的发展模式得以优化。本文分析了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来促进区域发展，希望能够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从而共同努力，为我国的区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经济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

（作者单位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部）

[作者简介：米军（1964―），男，山东泰安人，本科，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 孙中伟，张兵，王杨，等.互联网资源与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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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移就业；产业政策；城市包容度；适应性效率

一、 引言

“人随产业走”简明表述了人口合理转移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来实现；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则暗示产业政策与政府包容行为之间的关联，这涉及到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问题，包容性政府行为是防止产业过度干预的防火墙。本研究主要以北京为例，借助投入―产出分析范式确定超大城市（人口规模1 000万以上）产业间关联与主导产业，从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解决低技能、非紧缺人才涌入导致的就业结构性失衡、产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

二、 模型、方法与结论

本文引入投入―产出模型的目的是从三次产业前后关联角度定量分析城市产业结构，并根据各产业部门定位提出相应产业政策，吸引紧缺劳动力、疏散过剩劳动力，平衡劳动力市场供求。本文基于北京市2010年和201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出各部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对比分析产业结构变化，进而选取主导产业、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流动人口管理方案。

下文将运用上述方法，根据产业间前后关联度初步选取主导产业。

2. 主导产业选择方法。根据以上方法，可以计算出北京市2010年和2012年42个产业部门和6个合并后大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北京市2010年后向联系水平比较高的产业，即影响力系数大于等于1的产业有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23个，排名靠前的部门大多属于第二产业，且影响力系数值差异不大（1.00～1.37）。排名前三位的部门分属六部门中的重工业、矿业部门。隶属于服务业的部门只有综合技术服务业一者在内。2012年后向联系水平较高的产业部门共19个。虽然入选行业总数减少了4个，但前3位所属大部门由重工业、矿业扩展到了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且第一名煤炭采选业的影响力系数为2.33，大幅增加了1.06，也就是说2012年煤炭采选业每增加1单位最终使用，将比2010年对国民经济各产品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多1.06单位。基础设施领域，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向后关联度减低至1以下，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猛进前三。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食品和烟草、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5个轻工业产业部门都进入系数大于1的行列，这比2010年仅有纺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和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的情形有了新的突破。其他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的部门都未能入围，这一点可以从图1中六部门的影响力系数情况得出一致的结论：矿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始终最高两年间的增长幅度也是最大。其次是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相关产业，轻工业部门2010年不足平均水平，2012年增长至平均水平之上。

北京市2010年前向联系水平比较高的即感应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有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14个，2012年降至12个行业部门。这些入选部门前三名与排名靠后的产业系数值差距较大，尤其2012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感应度系数高达5.02，这代表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增加1个单位的最终需求，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满足其他部门生产的需要将增加5.02单位的产出量，大大高于其他部门。2010年其他服务业领域入选的部门有4个，2012年仅为3个，且批发和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部门的系数值有所降低，说明2012年服务业增长乏力，受国民经济的波及度不够。入选的产业部门两年均不包括农业领域，轻工业部门只有2012年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进入范畴内。2010年北京市既具有较大牵引作用又具有较大推动作用的产业有9个，前八名均属于第二产业，服务业仅综合技术服务业榜上有名。2012年缩减至5个行业，均属第二产业。

北京市六大产业部门中，农业和轻工业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甚至仅占不足43%，这与北京市的首都功能定位有极大关联，一些低端轻工业制造业已经转型或迁出，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农业向着现代化、精细化、休闲化发展，多为以农家乐、采摘或高端农产品为主的农业园区。两年来，矿业系数水平提升、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系数下降，可能是由于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首钢矿业公司等大型央企为主的部门经济的发展，对整体经济变化的感应度较强。

3. 结论检验与补充。选择主导产业不能单纯依靠影响力和感应度两个系数，还应考虑城市原有产业基础、城市未来发展定位、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以及同其他地区的关联等方面。北京市2010和2012两年的其他服务业产值占比最高，均占总产出值的50%左右，从增加值方面看更是高达70%多。重工业其次，产值占比22%左右，增加值降低至12%左右。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同为12%左右，而产值占比略低于重工业（18%～21%），其他三个部门产值和增加值的占比都远小于上述三个产业。农业、矿业和轻工业的产值加总占比才仅为总产值的6%左右，增加值加总更是约4%。因此需要对结论进行一定修正：

（1）矿业企业的发展，虽然从影响力角度来看对其他部门产出增加具有较高的需求，但其产值所占比重并不高。这一方面可能是表明矿业大力度拉动了其他产业的产出增加，自身对这种产出增加的反应并不强，这从矿业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较低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可能是投入产出分析算法本身的局限性使然，在求两个系数时，用的是简单算术平均，分母的计算方法实质与感应度横向求和相同，存在实际经济意义较弱的局限性。

（2）其他服务业过往的发展不可小觑，但三年过去了，尤其是结合中央对北京市的定位、北京市自身的发展规划及流动人口问题等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全盘肯定并继续支持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还需要讨论。北京的800多个批发零售交易市场雇员基本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高度集聚，拥挤效应显著。超大城市需要大幅减少此类市场，以政策组合方式引导部分市场外迁。“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具体分析，进行适度调整。

（3）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是首都市政建设重要一环，能够创造的产值贡献也十分显著，需要保持其基础产业的地位，但产业细分情况下也有特例。北京400多座巨型垃圾填埋场，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规范的环境卫生处理，急需学习、借鉴、研发、生产，并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人员队伍。北京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市场空间巨大。

（4）重工业发展是造成北京市环境重度污染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该产业今后的去向，我们不能只强调关停、淘汰落后产能，而要同时注重企业内部负外部性的自我消化，也就是提升企业排污治污设备的配套水准。重工业对经济发展的双向带动作用（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是巨大的，2012年其产值达到11 842.88万元，增加值2 140.08万元。重工业的发展后文中我们将借鉴美国特大城市洛杉矶的经验。我们只要提升了超大城市发展中重工业的质量、降低数量，其对经济的关键性作用仍然能够得到发挥，效率更高、污染更少，实现外部性上的扭亏为盈。

有选择地发展服务业、基础设施相关产业、重工业部门作为北京市主导产业才是切合实际的科学选择。这样就修正了仅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出发定位主导产业的偏差，为其他超大城市提供决策参考。

三、 总结与政策建议

1. 人口转移就业、产业发展与城市包容度关系总结。人口流动、城市产业发展与城市包容度三者关系如图4所示。产业调整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城市包容度也是动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差异性显著，尤其在我国。那么在保证流动人口权利平等情况下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城市包容度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呢？我们引入适应性效率概念进行补充分析。

适应性效率是在长期经济增长进程中，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衡量制度安排是否适应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我们定义的城市包容度是指以公共服务享受范围、参加社会保险人数比例、劳动权益保障程度为主要内容、评价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的指标，包含了政府行为中与城市中外来人口相关的包容性机制。

我们过往的研究曾验证，城市包容度指数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就业越容易。但包容度也是存在一定上限的，包容不是兼容。根据产业结构和发展要求形成的包容性措施才有利于缓解我国城市人力资本错配局面，因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调整城市包容度等制度变革的前提必须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其中重要方面就是适应于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与城市包容度是经济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关系，是静态效率和动态改进的关系；包容性公共政策与产业政策又同为决定体制组织和存在形式的制度安排（适应性效率），两者满足了“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进行调整的制度内涵，通过两种政策灵活协同调整、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同步优化，保证了城市经济体持续良好运行。

2. 超大城市产业发展政策建议。综上，超大规模城市的产业选择还必须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结合。人口疏解与人才引进并不矛盾，高新技术产业、环境保护产业、检测认证产业高端人才不仅北京、在全国也供给不足，政府决策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向紧缺型行业倾斜。而在保证失业率低于3%红线前提下，对落后产能行业应尽快停止引进、适当裁员，通过转岗培训、关系转接、推荐就业等进行兜底安置。这样就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流动人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安顿。一部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城市发展对该行业需求不旺的劳动力就会自动退出大城市的竞争范围，向下游规模城市流动，最终实现超大城市不再拥挤、小城市逐步向大城市演进的协同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 刘纯彬，李叶妍.产业政策：调节超大城市规模的选择[J].开放导报，2015，（3）：31-34.

[2] 刘起运.关于投入产出系数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J].统计研究，2002，（2）：40-42.

[3] 田珊珊.基于投入产出关联分析的中国主导产业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18-19.

[4] 王玉海.诺斯“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制度转型的启示――兼议我国过渡性制度安排依次替代过程中的动态适应性问题[J].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5，（1）.

[5] 王岳平，葛岳静.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61-68.

篇10

【关键词】BOT融资模式 内资BOT 基础设施建设 民间资本

就以往投资历史来看，我国大部分的项目建设投资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或者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这样明显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债务风险。而BOT模式作为一种逐步发展的新型融资方式，对目前我国的投资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一、BOT模式简介

BOT英文全称是：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运营―移交”，是社会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投资参与项目建设（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投融资方式。

关于BOT模式，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BOT模式是指私营机构(含国外资本)参与国家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并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予该私营机构成立的项目公司来承担该项目的融资、建设、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项目公司通过向设施使用者收取费用来回收项目投资、经营、维护 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政府部门则拥有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的监督权。特许期届满后，项目公司将该基础设施项目无偿地移交给政府部门[1]。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BOT已经有了很多创新模式。如，BOO（Build-Own-Operate）；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BTO（Build-Transfer-Operate）；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等。这些创新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过广泛意义上来说，它们的实质还是我们常说的BOT融资模式。

二、我国BOT融资主体分析

（一）内资BOT模式

从资金来源上，BOT模式可以分为主要利用国外资金的外资BOT和利用国内社会资金的内资BOT。外资BOT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BOT模式；内资BOT是根据民间资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实际，通过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尤其是是民间私人资本进行投资领域的转换，参与到我国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中来。其投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以及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者是这些企业的联合。

目前，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BOT模式来完成项目融资和建设。国外发达国家则主要是利用本国民间资本进行BOT融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本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在BOT模式应用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2]。

（二）BOT模式应用分析

无论是外资BOT模式还是内资BOT模式，都能很好的解决我国项目建设中投资总量不足，投资主体单一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等问题。并且有效分担、转移了政府的投资风险，提高了项目运营管理效率，打破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经过十几年的应用发展，外资BOT给我国的项目建设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决策能力，大大提高了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效率。虽然内资BOT在我国的运用还不够成熟，缺乏相应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进行单一的外资BOT模式，就会造成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巨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另外，外资BOT模式还可能产生外商要求过多承诺和高的投资回报率，外汇平衡问题以及对国内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等问题[3]。

所以说，应该积极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引导国内民间资本进入到我国项目建设中，充分发挥BOT模式的最大作用。内资BOT项目投资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BOT模式的一些优点，它还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

（三）内资BOT相对于外资BOT方式的优势

1. 内资BOT可以实现我国民间资本的有效利用

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保证，这就需要发挥我国庞大的民间资本的作用。采用内资BOT模式，把民间资本合理的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解决政府的资金短缺问题，还可以防止因为民间资本投资的过度集中，而出现的过度竞争或者民间资本闲置，为民间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点。另外，基础设施项目的规模经济特点，可以很好的引导民营企业走上企业联合的道路，实现企业集团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2. 内资BOT可以有效降低或者避免各种风险

内资BOT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民间资本，基本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所以，相对于外资BOT来说，基本不存在外汇兑换、担保问题，外汇风险可以不予考虑。而且，由于中国的企业更了解本国的国情，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会更强，因此内资BOT可以有效避免外资BOT普遍存在的政治风险。总的来说，内资BOT在风险分担和风险管理上比外资BOT更容易。

3. 内资BOT不存在法律适用问题

内资BOT模式完全可以避免外资BOT模式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国内民间资本只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投融资即可。这样，就会使得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更加高效率的进行，而且有效避免了外资BOT模式下，外商投资建设对我国法律建设的冲击。

4. 内资BOT有利于我国BOT融资人才的培养

作为一种复杂的项目融资模式，无论是外资BOT模式还是内资BOT模式，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与项目管理的人才。我国有十几年的外资BOT模式的应用实践，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内资BOT模式的应用经验，可以很好的实现我国内资BOT模式的发展应用，那么就能够培养很多融资和管理人才，促进BOT模式在我国更好的发展。

5.内资BOT可进入一些关系国家命脉的、不能由外商涉足的领域

BOT的特许期一般都在20年左右甚至更长，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将会失去对项目的经营权和控制权，所以，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就会对外资进行限制。而内资BOT模式，资金来自于国内民间资本，由国内企业进行融资、建设和管理，自然就不存在某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由传统BOT进入的问题。

三、发展内资BOT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内资BOT优势的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各项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应该说，运用和发展内资BOT是我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一）国家的政策支持

我国已经于2001年底和2002初颁布了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提出，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并可与境外投资者享有同等优惠的政策。可见，国家已经逐步认识了民间资本的巨大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二）民间资本的实力和投资意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带动了民间资本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特别是近十几年，民间资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持续增长期，具有一定的规模，完全有能力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传统行业激烈的竞争导致利润下降，使得民间资本开始转换投资目标，涉足新的投资领域。作为收益稳定并受到国家法律政策支持的投资领域，基础设施投资无疑可以成为民间资本新的投资和增长点。

（三）内资BOT模式具备发展经验和应用基础

通过我国对于外资BOT模式的研究与运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BOT模式运作经验。而且，国外发达国家的内资BOT模式应用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BOT模式的应用经验来发展我国的内资BOT模式。所以说，相对于我国最初引入外资BOT模式来说，目前运用内资BOT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4]。

四、结语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应该因势利导，在BOT模式的投资主体上予以创新和拓展，充分发挥国际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的作用，双管齐下，既解决政府资金矛盾，又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一个有稳定收益的投资机会。要达到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目标”，要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我们不但需要国际资本的参与，也需要国内民间资本的参与，以解决我国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在BOT中最重要的法律建设问题，我们要积极完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促进BOT模式在我国更进一步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有理由相信，我国的BOT投资在目前良好开端的基础上，在未来的几年内，一定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必定为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嵘.我国BOT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财会通讯,2007(1).

[2]康绍大,陈金香.我国应用BOT项目融资模式问题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3).

[3]仁杰,高中军.BOT融资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J],宁夏工程技术,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