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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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游群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已成为其经济支柱产业和扶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导游是旅游业发展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旅游业需要导游，正如旅游学专家王连义教授所说：“没有导游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国际上亦普遍认为“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旅行社的支柱、参观游览活动的导演”。

优秀的导游人员本身就是一种的动态的旅游资源，导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旅游活动的实践，人们已经明白：在旅游业中任何现代化的手段都无法代替导游的作用，不可能仅凭互联网和电脑等走遍天下，因为互联网以及电脑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声情并茂的讲解，缺少导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导游可以使景区自然风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区景点的品位又可以感动客人，并且使游客成为对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由此可见导游在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导游人员文化素质特别是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赏，导游精彩、生动而有依据的导游词更能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中享受“异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旅游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获得更加满足的旅游体验。鉴于此，笔者以旅游人类学的视角，从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入手，对贵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区景点导游群体展开调查，并引发一些思考，以期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培养有所启迪。

二、贵州省导游群体素质的现状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贵州省拥有导游资格证并持Ic卡（即上岗资格证）的导游总数为8739人。其中，大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80%，初级导游占97%，导游队伍呈现出低学历、低等级的状况。另外据贵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情况通报》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6.67%，其中导游投诉占到总投诉的46.67%。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欠缺，服务意识淡薄。“众多导游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压迫游客购物却精神抖擞；解说旅游地文化时敷衍了事、讲起索要小费的理由时却眉飞色舞”，这是很多游客对导游群体素质现状的描述。说明我们的导游职业道德欠缺、职业责任感缺失、缺乏服务意识、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实，民族文化素养缺失。导游是针对景观客体为游客提供文化服务的职业。导游的文化传播功能在旅游业发展之初就得到了无庸置疑的认同。旅游业发展初期，导游作为“民间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话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然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目前导游队伍存在明显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的特征。他们大都只能一般性胜任旅游目的地的讲解，而难以胜任旅游环境或旅途景观的导游讲解。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许多导游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主要表现在：导游讲解太少或根本不讲的哑巴导游；导游对景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缺乏了解，讲解时信口开河；导游讲解时很呆板解感觉是在背诵导游词。如西江千户苗寨的导游队伍就可以分成带路型、背诵型、解释型3类，他们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杜撰史实、张冠李戴，讲解水平不高，在为游客讲说当地的民风民俗与地方性知识中存在偏离及其过度诠释现象。

（三）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缺乏学习毅力。人们常说导游是“杂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导游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就需要导游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而大部分导游则表现出不愿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对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计划性，大多数导游都是按照现有的导游词来讲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没有新鲜的内容。

（四）导游民族文化知识习得渠道较少。作为导游，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结构。一个好的导游必须具有旅游知识、生活常识、语言技巧知识、心理学、美学和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在民族地区，导游还应该具备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民族文化知识包括的范围及其广泛，其中涉及到民族历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发展及变迁等；民族艺术，如民族的音乐舞蹈等；民族经济，如生计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话传说、思维方式等。

在民族地区导游群体的民族文化知识主要来源于当地旅游局编写的相关资料和一些旅游知识培训以及导游在实践中自己的亲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门编写的相关资料大多都是总结性的，针对性较弱；而且旅游知识培训的频率很低，在我省专业的旅游知识培训只有在每年导游资格证年审的时候才集中培训三天，而旅行社对导游的知识培训基本没有；导游的自身实践习得的知识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还很欠缺。

三、导游的素质差异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导游被业界人士誉为“旅游业的灵魂”，在以“文化体验”为主的休闲经济时代，导游服务在旅游接待服务中发挥着核心与纽带作用，其服务质量水平已成为现代旅游者旅游满意度高低的标志，特别是民族地区导游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和传播对游客更好的欣赏和体验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有着关键性作用。

导游服务的文化传播是游客对异域文化知识和文化品味追求的过程。在导游服务过程中，无论是导游的讲解，还是导游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及其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无不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渗透着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导游人员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使游客获得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有意无意中展示和传播着当地的文化。因此导游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有着不同的影响。

导游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决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传播当地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对于吸引旅游者开拓旅游市场，，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形态的文化，其主体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旅游不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更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开阔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他们而言，特别是对以“文化体验”的旅游者而言，一个具有知识魅力的导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导师。

四、培养导游民族文化素养的建议

（一）加强培训力度，细化培训内容。我省导游群体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大都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虽然都经过培训，但是培训的时间不长且频率很低，培训专业化程度不高，培训的内容也比较混乱，没有具体要求，培训课程内容也没有固定安排随意性比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就上什么课，且培训方式主要以授课为主比较落后。同时，来源于旅游局编写的风土人情、地方性知识和一些导游词，一是依据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们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链。提升导游群体民族文化素养必须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聘请在研究部门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来担任教学工作，借鉴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编定比较系统的培训内容，从浅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励机制，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目前，我国导游的生存环境很艰难，被戏称为“三无人员”。一是专职导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资，绝大多数兼职导游连底薪都没有，有的地方导游还要向旅行社交“人头费”。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评价导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也不能保证导游劳动价值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二是大部分导游表现出的不愿学习，懒于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游等级晋级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根据调查，旅行社对导游的等级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团就可以，对不同等级的导游没有明显的待遇差别。所以大多数初级导游都没有继续晋级的动力，也就不会继续学习。所以必须改革导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导游证等级晋升的激励机制，使导游的素质与其收入挂钩，才能真正的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主动积极的加强民族文化的学习。

（三）增强民族自信和自我认知。我省的导游大都来源于传统社区，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景区的导游多来自于本地区的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导游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淡漠，时常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带着一种新奇的眼观，总感觉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好的。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作为一个导游更应该了解景区景点的民族传统，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导游，对自己民族及其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不仅仅听到的是一个导游的讲解，而是在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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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对当地居民以及社会既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正确对待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增长当地居民的见识等，同时，如果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出现偏差，极易造成环境的破坏，严重的商业化还容易导致民俗文化的腐败、同化等问题。所以，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要正确对待，不得忽视每一项工作的过程，全程督导，防止民俗文化被破坏。

（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带来的积极影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习俗。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旅游资源，为旅游的内容增光添彩，并且吸引了大部分的游客前来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民俗文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能够吸引国内外的各地游客，激发游客的好奇心，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业不断发展。民俗旅游还为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将古人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增强民族自豪感。民俗文化旅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民族地区人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的税收，给当地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文明的民俗文化旅游还可供当地人自己享用，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与现代文明接轨。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增加了民族地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经济产业，由于利益较高，常常会出现开发者追逐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例如，民间仍有相信迷信传说的现象，一部分游客因为猎奇心理往往会相信这些迷信与传说等，久而久之，往往会造成民俗文化庸俗化的现象。其次，前来观赏感受民俗文化的游客总是与当地的文化不同，游客们所带来的外来文化有着侵蚀民俗文化的危险。例如，现代打招呼握手等简单的方式逐渐会取代民族特有的打招呼方式，这样就很难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最后，大部分民族地区都有着独特的地理地貌，有着独特的传统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但是，有些开发者注重的只是经济效益完全忽视对环境的保护，污染环境、破坏环境伴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常有发生。另外，在民俗文化旅游建成之后，交通方面会得到一定的改善，随之而来的将是外来人员带来的垃圾、汽车尾气的污染等。虽然民俗文化旅游会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但是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得忽视对社会效益的保护。

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过度开发造成环境与旅游资源破坏的问题民俗文化旅游在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因过度开发而造成民俗旅游资源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破坏。一些唯利是图的开发者，一味的以利益为主，疯狂的追求更高的利益，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式的开发，其结果就是短暂的经济效益与长久的环境破坏，民俗文化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伤痕累累，一些没有广被人知的民俗文化旅游也随之销声匿迹。另外，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没有对民间习俗实行特殊的保护措施，总是在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击下而瓦解、崩溃；在开发的过程中，一些民族的文化遗址与民族特有的建筑物受到了开发工作人员的严重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无法进行修复，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在开发中，外来技术的侵入很容易造成民族地区传统的手工业失传，有可能机械化的批量生产，质量大不如前。民族地区大多都有独特的地形地貌，是国家重要的物质形态，对民俗文化旅游过度的开发很容易造成地形地貌的变动，森林等重要资源被破坏，短时间内无法再生。总而言之，过度的民俗旅游开发就是牺牲民俗文化来换取短暂的经济效益。

（二）商业化较为严重的问题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者大多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人，商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过分的商业化严重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扭曲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原始目的。由于开发与利用者一味的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使民俗文化旅游趋向于商品化、庸俗化，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民俗文化的独特风采，传统的民俗文化遭到了挑战。民俗文化旅游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把民俗文化放在首要位置，以尊重民俗文化、弘扬民俗文化为主的，但是个别的民俗文化旅游地区只给了民俗文化很小的舞台，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民俗表演等，多数以现代的表演形式来代替民俗文化的表演，而且民俗文化未经允许随意的被篡改，导致了民俗文化形式化、庸俗化，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色彩。种种问题的产生导致了民俗文化旅游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缺乏民族人民共有的淳朴、真诚的特点。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者只要能看得到利益，无论是优秀的民俗文化还是陈规陋习都大肆宣扬，一切以创造经济利益为主，虽然经济利益可观，但是阻碍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给民族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三）外来文化的入侵民俗文化遭到挑战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不断开发与利用，选择民俗文化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这样各种各样的游客带来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不乏陈腐、落后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入侵加速了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侵蚀。旅游其实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在旅游的过程中各地游客汇聚一堂，多种多样的文化相互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受到了旅游者所带来了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地区特有的服饰、节日与习俗等随着外来文化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外来文化对民俗文化的侵蚀是潜移默化的，长此以往，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将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民族的神秘感也会随之降低甚至消失。民俗文化旅游原本就是以民族独特的文化来吸引各地游客的，如果民俗文化彻底被现代文明所同化，那么对游客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

三、完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的相关对策

（一）合理开发利用，正视民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者要全面的认识民俗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合理的进行开发与利用，正确的对待民俗文化旅游，认识到传统的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民俗文化历史的研究，推动民俗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实现我国成为旅游强国的目标。民俗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宝贵遗产，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晶，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与历史烙印。因此，开发者在对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不破坏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不要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要注重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保证不破坏民俗文化原有的平衡。此外，民俗文化旅游作为近些年的热门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发时必须要保持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不以破坏环境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用独特的民俗文化来吸引国内外各地的游客，建立民俗品牌文化，提升民俗文化旅游的自身形象，形成一种高素质、高档次的行业。其中还要以民族的主要特色活动为主，例如，民族特有大型节日、宴会等，利用这些条件来吸引各地游客，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不断发展。

（二）转变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利用模式，禁止商业化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一定要以游客为中心，以保护民族文化为重点，以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为目标，合理、正确的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旅游。游客才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是民俗文化旅游不可缺少的部分，游客的感受也成为开发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不要把民俗文化旅游搞得过于商业化，要满足游客的需求，把民俗文化的淳朴与真诚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只有满足了游客的需求，才能够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当然，低效益与负效益的投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开发者在不破坏民俗文化的前提下，在交通、饮食、购物与住宿上谋取利益，禁止把民俗文化与创造经济效益放在一起，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民俗文化是祖先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我们每个人都要加以保护，尽努力传承与发扬，为子孙后代所着想，造福更多的人们。所以，在开发过程中要杜绝掠夺式的开发模式，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用先进的经营理念来经营，禁止商业化，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抓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重点，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重点是把散落的民俗文化聚集在一起从而表现出来，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之后为当地居民创造经济效益，改善生活水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开发者可以将这些习俗放大，进一步的开发，这样既保护了历史文化资源，宣扬了民俗文化，又创造了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当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很多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追求的是一些简单的田园生活，开发者也可抓住游客的这一心理，提供一些简单的田园生活来吸引游客。民俗文化旅游最吸引人的是它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风格与生活方式，利用独特的民俗文化使游客为之向往。民俗文化旅游要想健康稳定的发展，就一定要合理的进行开发与利用，发扬本民族的文化，推动民俗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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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游客凝视 旅游符号 历史街区 什刹海

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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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recent hot cultural tourism,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folk culture theme park―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problems, discusse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me homoplasy, pseudo-culture and utilitarian in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deeply excavate cultural connotation, improve the rate of second tour, highlight cultural imag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 文化旅游；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文化形象

Key words: cultural tourism；folklore culture theme park；cultural image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90-01

1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是文化旅游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所谓“文化旅游”，可以看作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近年来，随着旅游者收入水平和需求层次的提高，人们出游机会增多，人们开始关注和推崇旅游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人文生活，开始注重寻找更有文化特色和接近生活本质的旅游方式，文化旅游因此逐渐盛行起来。随着游客越来越看重旅游中的文化含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正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具有多种吸引物（包括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有吸引力的活动而为旅游者的消遣、娱乐而设计和经营的场所。”使得原本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较长路程才能了解到的民俗文化，游客可在同一地点，很少时间就能做到。因此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在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2 我国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文化主题的趋同性 我国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盲目跟风和模仿的现象，表现出“主题策划特色不鲜明，题材重复趋于泛滥”的不成熟特色，也有少数主题公园求奇，求怪，以至走向庸俗。从而导致兴建了一些品位不高或者品位低下的主题公园，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贫乏的表现，这样的重复建设，这不仅干扰了旅游者休闲娱乐的选择和对旅游主题公园的辨认，而且给国家的土地、人力、财力等旅游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最终必将影响到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2.2 “伪文化”现象使主题游价值下降 真正的文化，是具备独特个性、独特内涵的精神价值。很多人学历高，但不一定有文化；而那些没有上过学堂，却成为民间工艺大师、皮影大师、剪纸大师的人，才是真正的“有文化”。这个道理应用在旅游产业的文化思维中，同样适用。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克隆、复制的旅游产品，一座又一座同样风格、同样香火旺盛的寺庙的时候，虽然可以看到一时的喧嚣，但这样的旅游产品,却没有任何的生命力，不具备任何文化的内涵。如果非要说它们有文化，那么只能是“伪文化”，很难为旅游产品、旅游品牌带来价值积累的机会。

2.3 开发过程中的“过功利性” 目前存在不少只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民俗文化等非物质遗产资源的保护的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锦绣中华”和“深圳民俗村”的成功经营，大大刺激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以至于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开发的。但同时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异化、民族文化的日益商品化和庸俗化、民族特色逐渐丧失等等，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极大的关注。

3 我国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途径

3.1 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发展应关注文化内涵的挖掘，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与区域的一致性方面，通过深入发掘和宣扬一定主题的文化来综合发展文化旅游，以便能够多方位的展示特色文化，赋予文化旅游产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化项目与品牌。应充分挖掘地方的独特文化，并展现其异质性和差异性，以满足人们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要。

3.2 提高游客重游率 ①通过不断挖掘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内涵，及时的将新的旅游内容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传递给潜在消费者，提高主题公园的曝光率，加深其在潜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或通过在主题公园内拍摄影视作品的方法激发潜在消费者的好奇心，通过影视拍摄等方式极大地扩展了其知名度，从而达到拉动消费的效果。总之，应重视将主题公园的各种正面信息向市场传送，以保持其对消费者的持久魅力。②需要针对主题公园所在地的经济消费水平和客流的淡旺季波动情况，除了进行灵活定价以外最重要的是园内的游乐、参与性项目及表演活动的合理设置，以提高本地市场的重游率。③我国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客源市场定位一般比较广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新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文化形象塑造和旅游项目设计上更应有意识地加强客源市场的针对性。

3.3 凸显文化形象，体现文化价值观 文化形象是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独特性，如“中国民俗文化村”主题公园可以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色；赣州市“五龙客家风情园”对客家特色文化饮食的创造性开发，为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而创新性地打造了一种“初始化”的胚胎模式。

文化价值观是一种以文化心理看待主题公园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可以是人们赋予的，又可以是主题公园自身体现的。故而，主题公园的文化价值观应是文化特色的集聚，内涵的开拓与创新，以及信息化和本土化表达的结合。若其文化散发力不足以让游客感受到这种价值，那么这样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是没有前途的。

参考文献:

[1]董观志.旅游主题公园管理原理与实务[M].广州：广州旅游出版社，2000.

[2]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篇5

[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满族

民俗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某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民俗文化旅游能够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辽宁做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拥有丰富多彩的满族民俗文化资源。充分开发满族民俗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丰富辽宁的民俗文化旅游，而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1　辽宁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概述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和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遗留下相当多的满族历史文化古迹。目前辽宁满族同胞聚集地较多，建立有6个满族自治县。这些历史文化古迹和满族聚集区至今保留着很多满族民俗文化，是开发辽宁满族民俗文化得天独厚的资源。辽宁省抓住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这一优势，积极运作开发，已形成了开发良好态势。目前，辽宁省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满族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开发：

1.1　以满族和清王朝的历史文化古迹为依托，推出清文化史迹旅游。这些清文化史迹基本上都是清王朝人关前的满族风格建筑，是清入关前满族民俗文化的载体。这些历史古迹包括：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抚顺清永陵、抚顺赫图阿拉老城、辽阳东京城等。其中，一宫三陵(沈阳故宫、昭陵、福陵、永陵)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到沈阳故宫清宁宫参观就会感受典型的满族居住文化、祭祀文化等民俗文化。

1.2　以满族民俗事象为载体，开发具有鲜明特色的事件旅游产品。如沈阳、抚顺、辽阳三城联合开展的“沈阳清文化节”。这是以清入关前“关外三京”为主体。以游“一富三陵”、吃“满汉全席”、穿“满韵清风”、购“吉祥如意”、“穿时尚旗袍”、“看皇家礼仪”为基本内容的旅游文化节。抚顺市开展的“抚顺满族风情节”，是以抚顺丰富的满族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的旅游文化节。1999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八届。在这两个文化节举办期间，都要举行具有满族特色的文化表演，开发丰富多彩的展示满族的文化和风俗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游客。

1.3　以满族历史文物、满族聚集集中区为依托，建立满族民俗旅游景点或民俗旅游村。以满族历史文物为主建立的博物馆有沈阳清文化陈列馆、沈阳满族民俗博物馆(建立在陨石山满族民俗村)、岫岩满族自治县满族博物馆和新宾满族博物馆等。满族民俗村有沈阳陨石山满族民俗村(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李相镇石台村)、棋盘山满族风情民俗村(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满堂乡二道沟)、大连金州区石河满族镇东沟村、抚顺新宾“中华满族风情园”，以及丹东市正在开发的鸭绿江虎山景区满族民俗村、抚顺新宾满族民俗村等。

1.4　满族饮食文化开发各具特色。在满族民俗文化中，饮食文化是最具开发潜力和前景的内容之一，各地对满族饮食文化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开发。其主要形式有餐饮开发，如满汉全席、满族大清花饺子、那家馆白肉血肠等。有通过文化节或大赛推广满族饮食文化，如2006中国沈阳国际旅游节期间沈阳市旅游局组织各酒店推出清文化宴席，有的酒店推出满汉全席，有的酒店推出红楼宴，还有的酒店推出满族风味的八碟八碗等。

1.5　满族服饰与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开发。以满族旗袍为代表的满族服饰的开发在全国各地都很盛行，而且在面料、款式、工艺上不断出新，成为服装界经久不衰令人瞩目的亮点之一。除了旗袍以外，目前作为旅游商品的还有旗鞋、马褂、嘎拉哈、满族刺绣和剪纸等都得到了开发，尤其是香荷包被评为辽宁省十大旅游纪念品之一。以关东三宝为代表的东北特产人参、貂皮、鹿茸过去是满族人珍贵的药用品和皮革制品来源，在抚顺新宾赫图阿拉城以东北三宝为特产的旅游商品琳琅满目。2006年抚顺满族风情节还专门组织了“旅游商品包装设计大赛暨旅游商品展销”活动。沈阳故宫大政殿全铜雕塑令世人惊叹不已。

2　辽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辽宁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丰富的满族民俗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加之开发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辽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2.1　民俗文化已变化。随着辽宁旅游业的发展，大量旅游者的涌入，一些旅游区的满族民俗文化只注重形式上的开发，而不注重内容的原汁原味，只是把满族民俗文化当成“观赏物”。如过去满族农家睡的通铺火炕已经被床和土暖气取代；过去贴饼子用的大铁锅也不见了，家家户户用上了燃气罐。随着满汉两族的逐渐融合，很多满族文化习俗只能保存在满族老人的记忆中，如不及时挖掘、整理，这些文化习俗将会随着老人们的逝去而消失。一些开发商也试图尝试原真性开发，但效果不佳。

2.2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过程中，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对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没有给予高度重视。一是景区环境质量下降。一些旅游区不顾承载力的多少，只要有游客想进，就统统让进，从不限制景点内的游人数量，突破了景点内的最大环境容量，破坏了景区环境，造成恶劣影响。二是出现“伪民俗”现象。有些景区，不管满族民俗中是否有此习俗，胡乱瞎编一通，目的就是能让游客进园，达到赚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这既是对满族民俗文化不尊重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旅游者的欺骗，产生许多负效应。这样的开发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3　旅游产品雷同严重。辽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大都忽视旅游者参与、尝试、体验、学习的需求，基本以静态形式展示给旅游者，游客只能被动地接受，无更多的自由选择。同时，各地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基本相同，都是民俗村、民族饮食、民族文物展览等，没有体现出不同地区满族民俗文化的独特性。

2.4　缺乏旅游专业人才。民俗旅游做为高品位的文化旅游，其开发、规划及服务都需要专业知识人才的加入。但是，辽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专业人才非常短缺。

3　辽宁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思路与对策

3.1　开拓定位准确的客源市场。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及满族民俗自身的特点，可将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客源市场按地域进行细分，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开拓客源市场。

①国际市场开发。韩国、日本和俄罗斯是我国北方三大邻国，地缘优势显著，成为发展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主要国际客源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而且，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很密切，文化交流也很频繁。针对这部分客源群体，可采用多种媒体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向旅游者传递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信息。

②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客源市场主要是指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及山东等省市地区。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许多民俗文化资源具有垄断性，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如沈阳故宫、抚顺赫图阿拉老城等。吉林和黑龙江也是满族先民们的聚集地，这些地区也有许多满族后裔，由于满汉杂居，许多满族人对一些民族文化传统有些淡忘。因此，针对这部分客源，开发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能够使满族民俗文化在自己的族人中延续下去。另外，北京是清主朝的都城，其满族文化韵味也很浓厚，在北京发展满族文化旅游，对京城的游客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3.2　设计满族风格的旅游商品。目前已经开发的满族特色旅游商品有文物类、服装类、宫廷日用品类、书籍画册类、民间工艺品类等品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逐渐趋向成熟，大多数旅游者越来越喜欢购买一些精巧的、实用的、方便携带的旅游商品，这是开发旅游商品的新趋向。根据游客偏爱小巧实用商品的心理，开发包装精致、形状精巧、便于携带而且实用性强的满族民俗旅游商品，这样既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又能够拓宽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空间。

3.3　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展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不仅需要旅游企业自身努力建设经营，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与帮助。首先，从宏观上对民俗文化旅游进行规划、协调和监督，保证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其次，尽快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保障民俗文化旅游健康、有效、和谐地发展。第三，积极开拓投资、融资渠道。鼓励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参与民俗旅游的开发建设。此外，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对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充满兴趣、愿意投资的海内外企业加盟，大力开发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第四，做好宣传促销工作。民俗旅游促销中，政府应牵头，联合各旅游企业增加对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宣传促销，并制定一些促销措施，广泛开拓旅游客源市场。

3.4　培养引进专业人才。民俗文化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关键性因素。辽宁省内有许多高校已开设了旅游管理专业，但是目前还没有开设民俗旅游研究方向的学校。为了加快培养辽宁民俗旅游人才，建议辽宁一些高校开设民俗旅游专业，进行系统的民俗旅游专业知识讲授，并将理论知识与旅游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还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并培育优良的用人环境，采取灵活的用人机制，保证旅游人才资源的稳定性。

篇6

最早的乡村旅游源于19世纪的西欧国家，目前在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的发展使大陆地区的乡村旅游形成了田园农业、民俗风情、农家乐、古村落等典型的旅游发展模式，近些年火爆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以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乡村民俗、风土人情为核心内容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因其独具特色的异域或异族文化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者进行民俗文化消费，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民俗文化中藏有丰富的档案资源，历代的档案资料中也有不少有关民风民俗的记载，关注乡村民俗文化是档案部门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档案部门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档案宣传是提高档案工作知名度，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档案宣传工作融入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中去，是新时期档案部门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创新之举。

一、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

以纯净自然的生态环境、淳朴原生的民风民俗为依托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不仅对我国的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乡村记忆的唤醒与缅怀同样意义非凡。

（一）满足精神需求

旅游休闲，对现代人来说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内容，长期生活在钢筋丛林中的都市人面对着每况愈下的生活环境，不断攀升的生活压力，更是向往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休闲生活方式。清新的乡野环境，朴实的乡风民俗，闲适的乡村生活是乡村资源最大的吸引力，其中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文化更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和核心。

“文化体验是乡村旅游需求中最高和最深层的愿望，这种愿望集中表现在旅游者的文化动机和文化倾向上。”乡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承载着民族认同感，乡村民俗中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艺术，独具一格的乡村民居建筑，富有特色的农事节庆活动等，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体验农家生活，享受自然风光的休闲度假需求，同时能够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求新，求异，求知”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民俗紧密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欣赏美丽田园风光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风土人情，让游客亲身体验和寻觅古老的乡村文化与习俗，享受一席原生态的文化盛宴。

（二）发展农村经济

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速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乡村旅游中那些具有可参与性、可体验性的民俗文化容易引发旅游者的兴趣和爱好，这也是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原始动因。

乡村中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传承，开发利用这些民俗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例如，北京密云县大力发展民俗村旅游，从事民俗旅游的商户2300多户，综合收入1.4亿元，人均收入为开展旅游前的8-10倍；昌平区麻峪房子村在开发民俗旅游前，人均收入不足800元，通过发展民俗旅游，人均收入可达到6000元，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陕西关中地区的袁家村，利用物化民俗中的代表产品，如饮食、服饰、住宅、特产及生产交通工具，打造了一条青砖灰瓦的仿古街道，突出展示关中民间生活形态和传统特色作坊：油坊、布坊、醋坊、茶坊、面坊等，通过几年的发展，袁家村在关中乡村旅游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体现，如今已成为陕西乡土旅游的主要名片之一，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使当地民众多了一条致富路。

（三）传承民俗文化

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浩如烟海，如婚丧嫁娶、泥人、皮影、剪纸、祭祀、年节习俗、礼仪等，它们就像一颗颗明星，闪耀在东方文化的璀璨夜空里。由V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在各个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取得辉煌。藏于民间丰富多彩的优秀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传承弘扬优秀民俗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应担负的责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宝贵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逐渐被淡忘、被忽略、被毁坏，有的甚至已经灭绝了。老艺人人衰艺绝、老作坊推倒碾碎、老工艺失传掺假，即便是幸存的年画、皮影、剪纸等经典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也已日渐衰落。”

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保持和突出了乡村民俗文化韵味，是一种将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民俗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旅游发展模式，让各地区各民族迥异又精深的民俗文化在每位游客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四）唤醒乡村记忆

梁漱溟先生曾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的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记忆中的乡村有欢天喜地的节庆表演，有热闹非凡的庙会集市，有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有不能打破的禁忌规矩，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曾经融于血脉的影像却越来越模糊。2014年，山东省正式启动“乡村记忆工程”，通过因地制宜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彰显山东民俗文化魅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是紧跟国家政策，顺应时展的必要之举。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的民俗风情项目，整修或者仿建的原始民居建筑，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工艺等，无不唤起游客“回归乡里、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当过往的场景真实的在眼前重现，当遗忘的记忆被唤醒，那么旅游的意义已不仅仅止于休闲娱乐，更多了一份心灵的触动与慰藉。

二、档案部门参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2003年作家冯骥才在著作《紧急呼救》里呐喊“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都有一些风情独异的古村落转眼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动手去抢救，再过二十年，至少有一半民间文化会化为乌有”。面对着逐渐消亡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档案部门作为历史原始记录的保管者和开发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抢救乡村民俗中具有档案性质的部分，为国家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历代档案机构保存的资料中，也有很多有关民风民俗的记载，对开发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一）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古代档案是历史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我国几千年文明传承积淀的硕果，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离不开原始的乡村历史资料，而古籍档案中多种多样有关各民族习惯风俗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如：宋朝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该书详细记载了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风俗及各种典礼仪式；1920年出版《瑷辉县志》中有边瑾未定稿的《鄂伦春纪事三十韵》，全诗记载了鄂伦春族婚嫁、殡葬、育儿等民俗，是极其难得的了解鄂伦春族的史料；清末民初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沈兆裎为官北方时，创作了很多记叙吉林民俗的诗歌，其中一首描写了东北农村一种名叫“嘎拉哈”的游戏“投壶遗制戏罗丹，兽腕盈堆掷中难。偃仰侧横分胜负，一声帕格众人看”。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记载了很多原始的风俗习惯，有一些经过不断的演化流传下来，有一些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挖掘并利用相关档案，不仅能重新找回流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俗资源，而且提高了乡村旅游中民俗文化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种原生态且具有历史可考性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二）有利于开发保存珍贵的民俗档案

那些浩如星辰的民俗文化，若得不到完整的记录与保存，将很快在现实中消逝，保护珍贵的民俗档案，是每一个档案人应有的觉悟。“民俗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民俗文化及民俗文化保护相关工作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文献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材料；民俗的留存状态材料；民俗的标志性物质载体和表现方式材料；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全景式记录及各阶段成果材料等。”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选址一般都是较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民俗文化相对集中，开发者及村民对于民风民俗的挖掘比较完整，为档案部门宣传和保护乡村民俗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云南红河州“箐口民俗村”，以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红河哈尼梯田为核心资源，实现对遗产的整体和动态保护，民俗村里的资料中心保留着大量哈尼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原始资料，而整个“民俗村”本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展馆，记录和展示着哈尼族自身的档案。

（三）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档案意识

档案意识是档案客观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们对那些具有考察利用价值的资料加以保护和开发的意识，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影响着档案事业的发展。从古至今，我国政府官方保管利用档案的意识并不薄弱，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乡村居民来说，档案是高高在上与自身无关的事物。乡村生活中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被忽视，那些珍贵的民俗档案仅仅依靠档案人员来保护是远不够的，民俗文化的传承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守护。乡村旅游因其大的拉动地区经济功能，使得民众具有较高的支持度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因此，在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背景下，档案部门进行民俗档案、村级档案等的宣传工作更易得到村民接受和认同。同时，系统、完善的档案工作也是促进乡村旅游的强大推力，譬如浙江省天台县九遮村开展的乡村记忆示范基地，结合九遮村的历史原貌和民俗特色，建设了亚父庙、古民生器具馆、乡贤先贤馆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展示厅，为九遮村的旅游增添了人文气息，游客通过参观，不仅对该地的风土人情有了全面了解，对档案及档案工作也产生了新的认识。

（四）有利于增强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

档案部门是社会生活的服务部门，档案工作要想真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好的发挥服务群众价值，就必须要贴近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融入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建设，是档案部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湖州市逐渐形成了“景区+农家”、“生态+文化”、“农庄+游购”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东衡村的赵孟\专馆和历史文化综合馆，荻港村的荻港名人馆、渔乡风俗馆和农产品展示区，高禹村的室内文化展示馆等，都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打产品，呈现出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双重效益。绍兴县的“越地记忆”档案文化建设工程，充分挖掘各村落的宗族历史、民俗风情，将记忆文化与乡村经济有效对接，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这些成效充分证明了档案部门参与甚至主导乡村文化旅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论对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还是档案事业的推进，都将是有益的尝试。

三、借力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加强档案宣传

档案宣传工作是是公众获取档案信息、加深档案认知的重要方式，是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当今社会信息数量急剧增长，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样便捷，档案宣传应突破传统模式，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强宣传效果，将档案宣传工作融入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这样的经济项目中，是档案部门树立文化事业单位良好形象的亲民工程，也是档案部门响应国家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号召的必要举措。

（一）建设乡村记忆基地

乡村记忆是民族的记忆，建设乡村记忆基地是扩大档案宣传力度的重要工程，开展“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建设能够“展示古往今来，感受发展之美；拾掇历史碎片，留存人文之美；构建心灵家园，共享精神之美”。如浙江省平湖市龙萌村“乡村记忆馆”展出了许多从村民手中收集来的实物、照片和文字等具有档案性质的资料，展现了该村旅游节庆、民间技艺、地方民间戏曲等特色，大力弘扬当地优秀历史文化；临安市上田村借助创建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着力宣传特色记忆文化和村落民俗；德清县“和美乡风馆”依托行政村原有的村史、村落文化因素，充分挖掘特色民俗文化，传承民风民俗。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为档案部门建设乡村记忆基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首先，开发地是该地区特色民俗文化的集中区域，为乡村记忆基地的建设提供了许多优秀资源。其次，乡村旅游会吸引大量游客，以真实的历史素材展现当地民风民俗、人文资源的乡村记忆基地是游客了解村落文化的必游之地。

（二）加强传统媒体建设

档案宣传工作的传统媒体阵地主要指广播、电视、报刊、出版文献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宣传档案的方式有了更多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失，我们在关注新媒体的同时还要加强传统媒体阵地的建设，在新时代给予传统宣传手段新的活力。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大量的宣传工作，档案部门可以借机联合开发商制作相关宣传片，以真实可靠的档案资源为核心，展现本地区本民族曾经遗忘和得到传承的特色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节庆活动等，既使旅游景区得到全方位展示，又能扩大档案的宣传范围。在旅游区内，可以向游客散发当地民俗资源指南、民俗档案知识手册等简易又有趣的小宣传品，使游客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及丰富的文化资源有更为直观的了解，同时加深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认识。还可以依据历史档案资料，编纂与该地区、民族特色有关的刊物，如浙江省磐安县档案局以口述档案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以林宅村历代流传的“大话”为主的故事集――《状元故里的传说》，有效保护了濒临消亡的民间记忆。

（三）利用新型网络媒介

互联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媒体宣传影响范围小、形式单一的局面，借助高速准确的网络传播，公众可以及时了解新的档案信息，新媒体的普及便于大众参与交流，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拓展了档案宣传的途径，提升了档案宣传的效果。

档案网站是宣传档案及档案工作的有效工具，档案部门可以在门户网站上推送参与建设民俗文化旅游的内容，既可以让民众通过丰富的档案史料了解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又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让更多人进入实体档案展厅如“乡村记忆基地”参观学习，对档案产生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具有形式简短、方式随意、随时共享的特c，充分利用社交网络是扩大档案宣传的重要途径，如陕西省渭南市档案局自开通“双微”平台以来，转发关注量数以万计，得到了市民群众的热烈反响。档案部门可以结合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通专门的微博微信平台，及时旅游区民俗文化、人文资源的挖掘、整理情况，还可以设置如：依据档案描述快速找到某处原始遗迹、民俗档案知识小考等趣味性、参与性强的小游戏，使游客在娱乐过程中增加对档案的理解。

（四）微电影里的大世界

“微电影是高科技和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由‘碎片化’信息接收方式衍生而来，是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在移动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得到完善的策划和制作体系支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短片。”档案部门紧跟时代步伐，也尝试利用微电影的形式进行档案宣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寻找逝去的记忆》是全国档案系统中的首部微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揭示了档案在传承历史、维护记忆方面的特殊作用，得到了拍摄人员和观众的诸多好评。

乡村民俗文化中有许多富有趣味的档案素材，如具有地域特色的族谱家谱、少数民族服饰制作记录、乡贤名人的生平档案等。档案部门可以协同开发商、旅游局、文化局等相关部门，以真实档案信息为依托，制作以宣传当地文化特色、展现地区风土人情为核心的精品微电影，并及时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跟进拍摄过程，加强与媒体部门的合作，做到实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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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园区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工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闲暇时间和收入的增多，世界旅游活动处在高速发展的态势，旅游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园区和文化地产的建设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

陕西省作为中华民族及其悠久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一个民俗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有大量民俗文化遗产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可以说陕西省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我国重要文化大省，陕西省民俗文化旅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规模，具有综合化的旅游产品体系，且在文化表现、视觉表现、产业构架方面都较为成熟和完善。多元化、综合化、品级化、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

一、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陕北民俗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人文民俗旅游文化事业深入发展的需要

文化产业园区内以腰鼓、剪纸、民歌、民间绘画“四大”民间艺术品牌为展示内容，主要展示陕北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打造集民俗风情展示、演艺、休闲、度假、观光于一体的文化园区。将做大做强以旅游文化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带动第三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类型，优化产品结构的需要

通过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构建城乡文化网络体系，形成文物展览与文物保护并举、民间艺术人才培训与文艺创作同步推进、文化阵地建设与文化活动协调发展的大文化格局,推进群众文化活动持续开展。通过在文化产业园区内办好腰鼓、民歌、农民画、唢呐、陕北说书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带动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健全各类群众文化组织，推动社区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繁荣发展；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并且有效的补充当地文化旅游产品类型，开辟民俗风情旅游、特色休闲旅游、商务度假旅游等旅游产品。

3、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完善民俗文化产业旅游服务设施的需要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旨在构建集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市场化、高端化、特色化的陕北民俗主题文化旅游园区。

4、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周边区域居民休闲度假的需要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周末休闲旅游成为城市居民缓解工作压力、放松心情、全家出游的首选。对于周边地区的居民而言，将会迫切的追求差异化、休闲化、生态化的旅游目的地。文化产业园区将以其良好的地理交通区位和宜人的滨水自然环境、园林景观环境和绿色生态环境而成为周边区域居民周末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文化园区典型集中型的规划设计，将使广大游客和当地民众更加方便的体验和享受到民俗风情文化、民间餐饮文化、传统民居建筑和现代休闲活动。

5、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当地居民旅游致富的需要

通过文化产业园区，将吸收大批劳动力就业，解决群众就业问题，并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并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旅游致富的社会目标。产业化的联动将会促进当地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形成大旅游——产业化——城市化的良性循环。

二、文化园区的工程建设原则

1、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中,必须坚持“综合开发，保护第一”的原则，实行开发、保护、利用相结合，在保护性开发中使旅游资源不断增值。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观念，做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全面系统，实事求是:旅游产品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辅助产业调整当与环境保护规划等相结合，统一规划，共同实施，同时考虑文化园区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和设计方案。

3、阙值控制，政策引导:文化园区内的资源是有限度的，环境对污染和破坏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因而对旅游环境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在其可承受的能力之内，确定其极限值。同时在方案的选择和执行过程中，辅以必要的环境政策、法规、条例等进行指导。

4、高效利用原则：营造一个高质量、全年性度假旅游娱乐的环境，提供娱乐性的舒适措施来吸引四季和各天气状况的来访游客。

5、因地制宜原则：选择适宜的地区进行相应的的游览设施建设，在现有基础上升级和改建。

6、分期建设原则：从旅游区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相互促进的要求出发，并根据资金投入状况，应当与全区建设开发规划分期一致，分期进行设施的建设，而不是一步到位式的建设。

7、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相对集中是为了提高设施用地及旅游服务的效益，适当分散是为了使旅游者在文化园区内部的各个角落都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8、与需求相适应原则：游览设施的配备，既要满足游人的需要，也要适应文化园区和设施自身管理的要求，并考虑必要的弹性和利用系数，合理、协调的配备相应类型、相应级别和规模的游览设施。

9、按着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原则，尽量保护古树和现有大树。因地制宜地恢复、提高植被覆盖率，以适地适树的原则，扩大林地。利用创造多种类型的植物景观或景点。

10、文化园区车辆多，噪音大直接影响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为防止噪声影响，靠道路一侧，种植树木隔离墙。

11、各道路两侧，种植一些乔木和灌木。

12、文化园区内房屋前后种植一些果树，草坪以及绿篱笆。草坪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的生存环境起着美化、净化、改善、保护的作用。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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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渊源流长的精神文化遗产。《汉书王吉传》就已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历史发展等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某一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世代相传又较为稳定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它是一种最贴近生活的文化，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如日常生活有日常生活的习俗、劳动生产有劳动的习俗，传统节日有传统节日的习俗，人的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习俗规范，甚至于人们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习俗。

近年来，民俗作为文化这个前沿性产业中的一种新元素，由于受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小，其所独具的区域性、民族性等又具有高附加值特点，正以一种“软实力”的姿态为各级政府部门、广大专家学者所重视，并加以大力研究和开发。

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其他文化产业发展所需条件大不相同，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更易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产业基地，成为第三产业旅游业的一大生力军，并能切实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例如四川自贡灯会、云南西双版纳的泼水节等都从一个单一的民俗文化活动发展成一个特色产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属于高档次的文化旅游范畴，有其特定文化内涵和人文境界，是旅游者寻求“异质文化”的重要驱动力。本课题拟就黔西南州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作一探讨。

一、黔西南州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民俗旅游开发虽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随着“西部大开发”，鲜为人知的西部民俗旅游正处于一个热点。黔西南州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素有“金三角”之美誉，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居住着汉、布依、苗、彝等35个民族。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悠久又淳朴浓郁、绚烂多彩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十分丰富，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可以充分满足游客的消费心理和奉献心理。

国发〔2012〕2号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贵州旅游业的战略定位：建设“文化旅游创新区”。《黔西南州“十二五” 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中也规划了在2015年把黔西南州建设成祖国西线优美的旅游目的地、优秀的布依族文化体验中心、体育与旅游相结合的优秀旅游示范区。毋庸讳言，黔西南民俗文化产业前景灿烂。但黔西南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如果进行破坏性地开发，必然会使人类永远失去它。如何使这绚烂多姿的民俗风情生生不息？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经济时不仅要开发民俗.更要使瑰丽深厚的人文景观得以传承。因此，对黔西南地区民俗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研究，制定出符合黔西南民俗文化产业特色的开发模式研究，不仅对于保护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实现民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能给黔西南的旅游资源形成更大、更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黔西南旅游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使之成为生态良好、经济发展、文化氛围浓郁的和谐发展环境，为开发其他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态旅游的界定

“民俗”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较晚。沿用了英文Folkioe意译，原意是民众的知识、民间的智慧。高炳忠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说，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是一定的区域里的一定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共同的心理结构为依托，民族群体为载体，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模式化的行为习惯和程式性的生活方式，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积淀。民俗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群体性、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原始神秘性等特殊属性。

民俗文化旅游把民族文化作为基调，以一种新兴的生态旅游形式而出现。而笔者认为，民俗文化旅游只有与生态相融合为民俗生态旅游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国、内外有关旅游发展的相关报道，目前尚未对民俗生态旅游做出一个统一的界定，可民俗生态旅游己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民俗生态旅游应该包含了“生态旅游” 和“民俗旅游”两个方面的概念。所谓的生态旅游，是1983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谢贝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eurain）首次提出的。它有两个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然风貌；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受到损害。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这种回归大自然，多接近于自然旅行或绿色旅行的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大趋势。而民俗旅游则是一种新兴的生态旅游形式，它以民族文化为基调，为原生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据国、内外有关旅游发展的相关报道，目前尚未对民俗旅游做出一个统一的界定，可民俗生态旅游己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将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旅游进行整合，是科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包容的关系。（见图1）

因此，民俗生态旅游是以不改变生态系统的有效循环，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资源与环境为宗旨，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以某一地区民族的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为对象，以享受大自然以及观赏、了解、领略、参与风土人情，进行民俗文化体验为主要目的的特殊形式的旅游行为。

（二）合理开发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首先，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合理开发民俗生态旅游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保护作用。从架构上来分析，不论是富含民族文化积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还是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形成都是一个持久的问题。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复原。随着人口剧增、科技发展、交通的便捷，经济活动的扩大化使得旅游业急剧发展，欣喜的同时，需考虑到对其造成的改变也具有持久性。

其次，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点，民俗生态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开发民俗生态旅游资源可通过吸引游客目光来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经济增长点；还可通过扩大旅游产品的生产范围，为旅游者提供观赏、品尝、参与、康体、度假等系列服务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经济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再次，从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说过“长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这是说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言也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旅游本来就是一种相对日常生活、工作坏境的，对生存或生活时空的移动或变换。而民俗生态旅游正好满足了游客的陌生新奇感，通过旅游经历把好奇心和认同感联系起来，把新环境变化性与旧习惯可靠性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这既可以增长见识，又可以激发游客游览观赏的兴趣。

最后，从社会价值来看，合理开发民俗生态旅游资源为人文学科――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歌舞艺术、建筑艺术等提高了研究场所。反过来这些研究又有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自然资源的保护，避免因开发不当所引起的局部或毁灭性的破坏。

总之，合理开发民俗生态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黔西南民俗生态旅游开发的条件

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黔西南州地处珠江上游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奔流不息的南北盘江环抱着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素有“金三角”之美誉，为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有注入文化内涵，用文化提升旅游，旅游才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黔西南的民俗文化是黔西南旅游资源之“魂”，文化的内涵决定着旅游的品位；黔西南生态旅游资源是黔西南旅游资源之“体”，生态资源是承载黔西南旅游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生态与文化融合，必定会迸发出旅游新的活力，催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黔西南州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动民俗生态旅游开发，生态与旅游齐飞，文化与旅游融合，黔西南旅游业在正蓬勃发展，势如破竹。

（一）瑰丽迷人的自然生态资源

自然生态资源良好的环境，有别于城市中的环境，体现了原始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的稀有性。因此，富有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进行开发的一个重要条件。据统计，在黔西南州1.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截至2013年8月密集地分布着国家级风景区3个（万峰林、马岭河峡谷旅游景区和双乳峰景区）、省级风景区7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1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个、全国少数民族婚俗博物馆 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省级自然保护区4个、水利风景区1个。得到了“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中国观赏石之乡”、“全国红色旅游点”，“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最美乡村“等盛赞，是中国西部一个开发前景喜人的黄金旅游区。

2007年黔西南州推出“山水长卷、水墨金州”的旅游外宣品牌，在众多的景点中评选出“金州十八景”，其中，以“雄、奇、秀、险”著称的 “地球上的疤痕”，“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峡谷”马岭河峡谷、古人徐霞客盛赞、今人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享有“万峰之湖，西南之最，南国风光，山水画卷”之美誉的中国第五大淡水湖万峰湖、山红水绿的三岔河国家水利风景区、被赞为“天下奇观”的双乳峰、“龙城荷韵”安龙招堤、“人间仙境”兴义云湖山、“壮峡千里”北盘江大峡谷等奇特的自然景观，是世界锥状喀斯特地质地貌的典型代表，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同时，黔西南州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常年平均气温13.6-19.1℃，州内大部分县（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如兴义市纳灰村荣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自然生态之美”之桂冠，既是宜居宜游的理想之选，又是休闲度假的最佳场所。

（二）合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首先，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合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对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传承作用。从架构上来分析，富含历史文化积淀的民俗文化资源的形成是一个持久的问题。而民俗文化资源历时弥久，如果没有合理的传承，很容易受到破坏，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复原。随着人们审美观的改变、科技发展、交通的便捷，使得人们看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性，欣喜的同时，需考虑到对其传承也需具有持久性。

其次，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民俗文化能够跨越区域自然条件和生存状况的藩篱，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将文化生产转化为财富生产，使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呈现出产业驱动、全面提速、快速发展的生动局面。可以说，民俗文化产业“通过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起到增加就业机会、创造价值、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的作用，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它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进行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方面。

再次，从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说过“长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这是说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言也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民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相对日常生活、工作坏境的，对生存或生活时空的移动或变换。而民俗文化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陌生新奇感，通过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把好奇心和亲切感联系起来，把新环境变化与旧习惯可靠性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这既可以增长见识，又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点。

最后，从社会价值来看，合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为人文学科――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歌舞艺术、建筑艺术等提高了研究场所。反过来这些研究又有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自然资源的保护，避免因开发不当所引起的局部或毁灭性的破坏。

总之，合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三、黔西南民俗文化开发的条件

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黔西南州地处珠江上游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素有“金三角”之美誉。奔流不息的南北盘江环抱着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但需要注入文化内涵，用文化提升旅游，旅游才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而黔西南的民俗文化就是黔西南旅游资源之“魂”，文化的内涵决定着旅游的品位；黔西南生态旅游资源是黔西南旅游资源之“体”，生态资源是承载黔西南旅游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生态与文化融合，才能激发出旅游新的活力，催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黔西南州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动民俗生态旅游开发，让民俗旅游与生态旅游比翼生态旅游齐飞。黔西南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如破竹。

（一）瑰丽迷人的自然生态资源

自然生态资源良好的环境，有别于城市中的环境，体现了原始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的稀有性。因此，富有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进行开发的一个重要条件。据统计，在黔西南州1.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截至2013年8月密集地分布着国家级风景区3个（万峰林、马岭河峡谷旅游景区和双乳峰景区）、省级风景区7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1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个、全国少数民族婚俗博物馆 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省级自然保护区4个、水利风景区1个。得到了“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中国观赏石之乡”、“全国红色旅游点”，“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最美乡村“等盛赞，是中国西部一个开发前景喜人的黄金旅游区。

推出旅游外宣品牌“山水长卷、水墨金州”，评出 “金州十八景”，其中，以“雄、奇、秀、险”著称的 “地球上的疤痕”，“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峡谷”马岭河峡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的天造地设的“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万峰林、享有“万峰之湖，西南之最，南国风光，山水画卷”之美誉的中国第五大淡水湖万峰湖、“碧水丹枫”三岔河国家水利风景区、被赞为“天下奇观”的贞丰双乳峰、“龙城荷韵”安龙招堤、“人间仙境”兴义云湖山、“壮峡千里”北盘江大峡谷等奇特的自然景观。同时，黔西南州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3.6-19.1℃，大部分县（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充足，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如兴义市纳灰村荣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自然生态之美”之桂冠，既是宜居宜游的理想之选，又是休闲度假的最佳场所。

（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

黔西南州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居住着汉、布依、苗、彝、回等35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淳朴浓郁、绚烂多彩的民族风情构成了黔西南州多彩的文化资源，使得民俗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巨大。俗话说“一方一俗”。民俗文化涉猎物质文化领域与精神文化领域，如建筑、民族工艺、饮食服饰、民间文学、舞蹈音乐，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待客礼仪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对于追求“异地情调、异域风味”的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众多旅游资源中显得耀眼夺目。

1、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

黔西南古属夜郎、之地。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原汁原味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生活故事等民间口头文学。如：《沙子母的传说》、《查郎与白妹的传说》、《布依族三月三》《卜香战雷公》、《独戈王》、《鲤鱼坝龙潭的传说》、《王囊仙》等以及情歌、山歌、酒歌、叙事歌、哀丧歌、劳动歌等。内容极其丰富，感情真挚朴实，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2、独特的建筑艺术。

虽建筑材料与建筑形式截然不同，但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居住的主要是吊脚楼，多依山傍水聚族而建。尤其是布依族的“干栏式”吊脚楼与侗族的鼓楼、傣族的竹楼一样，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筑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这些参差错落的村寨民居成为一道独特的亮丽的风景线。

3、古朴典雅的工艺美术。

黔西南州州的少数民族妇女精通蜡染、挑花、刺绣、编织。缝制衣服所用布料是妇女们亲手纺、亲手编的、服饰又是自裁自缝而成。按照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原则，服饰的款式、颜色、刺绣、蜡染 、精巧编织、配饰等又各不相同，合身得体，古朴、典雅而又落落大方。

4、独具风味的饮食文化。

色鲜味美可口的万峰林布依“碗”，即：花糯米饭、猪脚炖豆米、排骨炖萝卜、红烧肉炖豆腐果、炖猪皮、酥肉粉条、素南瓜、素豆腐。还有因盛在9个统一烧制的土钵中而得名的郑屯布依“九缸钵”：由七彩糯米饭、盐菜蒸腊肉、干板菜、梗豆米炖腊猪脚、现磨的豆花、清炖土鸡、蔬菜回锅肉、蒸土鸡蛋和素菜组成。苗族则喜细酸菜、糯米粑、粽粑等。

5、多彩多姿的民族歌舞。

黔西南境内居住有布依、苗、汉、瑶、仡佬、回等35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些歌舞或来自生活，主要以生产劳动和民族习俗为题材，或反映民族习俗。比较典型的有旋律古朴、悦耳流畅，有“声音活化石”、“凡间绝响、天籁之音”之称的布依族的“八音坐唱”、戏曲谷艺、说唱“削肖贯”、淳朴、素雅的小打音乐、庄重肃穆的铜鼓等；还有苗族激昂奔放的“飞歌”、质朴庄重的“酒歌”，韵味十足的“情歌”， “中国苗族第一镇”普安龙吟镇的“大花苗”无伴奏合唱，让无数听众为之倾倒，节奏明晰的板凳舞、载歌载舞的芦笙舞、轻松明快的铃铛舞；具有“东方踢踏舞”之美誉的彝族的群体原生态舞蹈“阿妹戚托”（汉语意译为“姑娘出嫁舞”）等。

6、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

在黔西南州，可谓是“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 据不完全统计，仅民俗中的民族节日就有六十多个。这些少数民族节日很多是出自于民间传说故事，是各少数民族人民为纪念本民族故事中的人和事，产生了本民族的节日。比如：布依族的主要节日有春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 “查白”歌节、 “毛杉树”歌节、“赶干洞”节和“火箭”节；苗族主要节日有“八月八”、“敬桥”节、“过卯”节；彝族主要节日有“火把”节；回族“开斋”节等。其他少数民族也都有各自的一些民族节日，极具民族特色，能让人感受到布依族、苗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四、得天独厚的政策开发优势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开发优势

为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档次，近年来，国家相应出台和制定了许多政策方针。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贵州旅游业的战略定位“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针对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文中指出贵州发展既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又拥有区位条件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生物多样性良好、文化旅游开发潜力大等优势。提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并指示按照“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大力支持“三州”（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民族地区跨越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旅游、民族医药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使贵州发展这篇文章不再是一城一域的“小开本”，而成为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大部头”。贵州从洼地走向高地，从区域走向全国，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站在了新的发展高度上。这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二）地方政策开发优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2012〕2号文件的战略定位，《贵州生态文化旅游创新区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明确了贵州未来8年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引领全省旅游发展顶层设计。提出建设“国家公园省”总体定位，明确国家公园省的要素支撑体系和生产力布局，确定了“国家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营销宣传口号。提出重点打造以观光旅游为基础，文化体验、生态养生为特色，休闲度假为重点，专项旅游为延伸的旅游产品体系。而《黔西南州“十二五” 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提出的到期末（2015年）要把黔西南州建设成祖国西线优美的旅游目的地、优秀的布依族文化体验中心、体育与旅游相结合的优秀旅游示范区的宏伟蓝图也因此得到了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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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壮族；民俗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122 ― 02

一、引言

在民族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下，壮族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的需求不断增长。“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像，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壮族作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其民俗文化在中华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民俗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现状

在中国壮族人口最大的聚居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壮族民俗文化。然而，翻译作为壮族民俗文化对外展现自身独特魅力的窗口和与走向外界的桥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可以说，目前在壮族民俗文化的翻译状况令人堪忧。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可利用的壮族民俗文化翻译资料数量不足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各种资料来看，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可利用资料多见于区内一些民族博物馆展厅，旅游景点的介绍和旅游指南，少数节庆活动的宣传资料，以及一些相关文化部门的门户网站介绍当中。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较全面的广西壮族民俗文化翻译资料。

2.壮族民俗文化翻译质量较低

上述的翻译材料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成果，也就是说广西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缺乏统一性，多数情况下是个人翻译活动的成果，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个壮族民俗文化事像都可能会出现多个不统一的译文版本，译文存在着拖沓、晦涩、错译、漏译等诸多问题，造成了壮族民俗文化信息的大量缺失，无法较好地完成壮族民俗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传递功能。

以上情况可从笔者从收集到的材料中选取例子进行说明。

原文（1）：……武鸣三月三歌圩、宾阳炮龙节、马山黑山羊文化旅游节、上林生态旅游养生节、隆安“那”文化旅游节、邕宁八音、良庆香火龙等②。

译文（1）：…Wuming March 3 Song Fair Binyang Gun Drangon Festival， Mashan Black Goat Festival， Shanglin Eco-travel Health Festival， Long'an "Na"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Yongning Eight Musical Instruments Festival ， Liangqing Incense Dragon Cultural Festival②.

原文（1）中提到的几个节庆都是具有一定历史的颇具壮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节庆，其对应的翻译表面看来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却值得商榷，尤其是“武鸣三月三歌圩”的译文。首先，“三月三”直接套用了“March 3”来表述。但是此处的三月三并非公历三月三日，而是指农历三月三日，与英文的“March 3”所指的日期相去甚远。把“三月三”译为“March 3”会在异文化中造成一个常识层面上的错误理解，无法实现传达正确文化信息的功能。三月三不仅是在广西壮族地区盛行的节日，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盛行不衰。由于这个节日的影响性较广泛，在翻译上大多数译者都借鉴了“九月九”的译法“Double Ninth Day”，译为“Double Third Day”。《China Daily》今年4月20日在其官方网站上的新闻报道中，对广西壮族三月三的相关报道中同样采用了“Double Third Day”的译法。由此可见，把“三月三”译为“Double Third Day”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向异文化读者传播正确的壮族民俗文化信息，实现“三月三”这一民俗文化节日的跨文化信息传递功能。此外，“歌圩”对应的译文“Song Fair”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英语文化的角度看，“Song Fair”可理解为歌曲博览会或展览会，歌唱集市等，译文所传达的歌圩之名与其在本文化中的歌圩之实被割裂开来，“歌圩”这个民族文化负载词中包含的文化被“Song Fair”剥离得所剩无几。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区内外学者对广西民俗文化翻译的发展表示关注。在2013年第12期的《广西社会研究》杂志上，杨琳和刘怀平学者发表的《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研究――民族身份认同与翻译策略互补》一文中，两位学者同样用原文（1）和译文（1）作为举例分析，他们认为选用“SingingFair”或更能体现歌者的参与性与愉悦心情。“Singing”替代“Song”的确与壮族民俗文化中的歌圩这一民俗事像更为贴切，然而“Fair”的保留却不尽然。在壮学学者潘其旭的著作《壮族歌圩研究》一书中对“歌圩”的定义为：“所谓‘歌圩' ， 原是壮族群众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节日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 ， “由于这种活动是以相互酬唱为主体， ‘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龙州县志》），犹如唱歌的圩市， 后来人们把它统称为‘歌圩’。而《壮学丛书・总序》把“歌圩” 定义为：“所谓‘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 意即欢乐的圩场；南部方言叫‘航端’，意为峒场圩市。是因其群集欢会酬唱， 情如欢乐的集市而得名。”由此可见，“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展会或集市，而是其氛围和情境犹如集市一般热闹，“歌圩”其实是以唱歌的形式开展的集会。因此笔者认为把“歌圩”翻译为“Singing Gathering”更能真切地体现出壮族民俗文化中歌圩的真实含义，同时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度。

原文（2）：春节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节前各家包年粽，杀年猪，做年糕、糍粑，备齐年货，贴春联。除夕夜家家团聚守岁，正月初一儿孙给老人拜年，以大粽、年糕、米花、果品祭供祖先。初二开始走亲戚、回娘家。春节期间还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舞春牛、木偶戏、唱彩茶等①

译文（2）：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day of a year. Before the festival， every family enwrap Zhongzi， kill pigs， make festival rice cake and Ciba， do special purchas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stick the couplets up. People get together on the eve waiting new year. On lunar February the first， children pay a new year call to the old， and sacrificing ancestors with big Zhongzi， spring festival rice cake， popcorn and fruits. The next day they begin to go the relatives’ home each other， or the signora go their parents’ home. There will be many entertainments， such as playing cattle， playing birds and drinking Caicha②.

原文（2）及其译文来自于广西百色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是一段关于壮族春节的介绍和翻译。春节是一个专有名词，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首字母是必须要大写，此处的译文中却用小写，此为译文的错误之一。做年糕是壮族过春节的风俗之一，年糕对应的英文翻译可为“New Year rice cake”或者“Spring Festival rice cake”，“年糕”的译文在介绍中出现两次，但是两次的译文却不统一，这是译者的又一个疏忽。此外，“守岁”这一习俗被译为“waiting new year”此译法显然是硬译。正确的译法应为“People get together and stay-up to welcome the new year”。“，正月初一儿孙给老人拜年，以大粽、年糕、米花、果品祭供祖先。”英文“popcorn”指的是爆米花，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玉米膨化食品，并不能等同于与壮族过年用糯米和熬制的糖浆做成的米花（也称米花糖），其对应的正确译法应为“candied cake of popped rice”。文中的“走亲戚”“回娘家”“舞春牛”“木偶戏”“唱彩茶”均有错误，把这些民俗的恰当译法为“visit relatives”“or wives go back to their parents”“spring cattle dance”“puppet show”“tea-picking drama”。原译文之所以出现硬译、错译的现象，在很大程度是译者对这些民俗事象没有基本的了解，翻译的时候只能望文生“译”。

原文（3）：…Copper drums were widely used in ancient times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in battles， and in festival celebrations. On the drums in use now， there are often carved patterns of the sun， frogs， dancing human figures with wings， and boat racing. These reflect the Zhuang people’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worship the sun， believe in the Frog Goddess and beat copper drums when they celebrate the Maluo （a name given to the frog by the Zhuang） Festival， and hold boat races. ③

此段英文截取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英文版网站，原文是对壮族铜鼓习俗的介绍。壮族铜鼓习俗蕴含的文化内容向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壮族铜鼓习俗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铜鼓”一词早就有其对应的专业译文，为“bronze drum”，而非“copper drum”。铜鼓上的是饰纹和图案正如原文（3）所说的一样，反映了壮族先民对太阳和蛙的崇拜。蛙崇拜是壮族非常古老的图腾崇拜，在至今的红水河流域仍然盛行着有关于蛙神的节日――蚂虫另（拼音：mǎ guǎi）节。然而，“蛙神”被称为“Frog Goddess”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壮族的蛙神崇拜中，蛙神并没有被赋予性别，在壮语中只统称为蚂虫另，所以此处的翻译并不妥当。“Frog Goddess”这一译法已经偏离了源文化中的正确信息，拉大了壮族民俗文化与英语文化交流的鸿沟。

三、改善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现状的建议

1. 提高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

广西壮族民俗文化翻译质量的改善有赖于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区内开设有外语翻译的专业的高校应该提高全球化意识，把翻译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结合，培养出能够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的高质量翻译人才。这就要求地方高校积极探索，找出培养地方特色的高质量翻译人才的培养途径，解决民族文化翻译人才的缺口。

2. 发挥相关机构的主导作用

向外推介和传播壮族民俗文化，树立正面积极的壮族文化形象，为壮族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或者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并取得一定的民族话语权是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协助。相关机构如文化部门，政府宣传部门，旅游部门等在壮族民俗文化翻译工作中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文化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目前仍然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希望相关的政府文化部门能够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加大对壮族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更好地推动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发展，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壮族民俗文化的翻译中来，让壮族民俗文化对外展现出更耀眼的光彩。

〔参 考 文 献〕

〔1〕 蔡志荣.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2，（01）：208-211.

〔2〕 杨琳，刘怀平. 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研究

――民族身份认同与翻译策略互补〔J〕. 广西社会科学，2013，（1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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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河洛文明是中原文明的代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占有重要的地缘位置。当代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依托河洛本土历史民俗文化资源，已形成以洛阳等城市为重点，辐射农村的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生产体系，知名文化园区建设成熟，打造的洛阳牡丹花会、洛阳龙门石窟、洛阳水席、关公信俗、少林寺等品牌民俗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国内外声誉，节庆假期旅游产业市场完善，为河洛地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优势与劣势并存，在进行深入创新发展中，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与规模调整，完善生产业态和日常市场等。

（一）优势（Advantage）

1.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河洛地区位居黄河中下游区域，黄河与洛河在此汇流，以洛阳为主体，泛指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限定，目前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河洛地区以洛阳为轴心，包含区域东至郑州、开封，西至潼关、华阴，南至汝州、禹州，北至济源、晋南。这种地域划分，使河洛地区的涵盖范围更加广阔。河洛文化是产生发展于这一地区的中原地域文化，它孕育于史前时期，生成于夏商，完善于周，繁荣于汉魏唐宋，延续于今。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的文化底蕴不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意义，还是千年文化的载体，是河洛先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因此，河洛文化是具有原始生命力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对古今中外文化影响深广。2.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河洛先民长期生活于河洛地区，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流传于口头的民俗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歌谣，与河洛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相适应，其中的农业民俗更是异彩纷呈，如农谚“枣芽发，种棉花”，“月亮光再亮，晒不干谷子”，“春天孩儿面，早吓天就变”；俗语歇后语“翻拙弄巧，袍子捣个大夹袄”，“噙着冰凌倒不出水”，“家有三担菜，不怕年景坏”等；商业民俗中的“会”、“场”具有商贸交易功能，是民众进行生产和消费互动活动的主要桥梁和渠道。与河洛民众生存状态和娱乐活动相一致，风俗民俗中的民间游戏，民间节日，人生礼仪，民间舞蹈和民间戏剧各自具有不同的河洛地域特色。如河洛民间青少年流传的摔跤、叼鸡、推筒箍、蝎子粘墙、踢方、踢毽子、荡秋千等有趣的健身游戏；民间庙会和节日习俗活动中的舞龙狮、踩高跷、划旱船、霸王鞭、三眼铳、河洛大鼓、吹唢呐、说快板、坠子书、锣鼓书、皮影戏、地方豫剧和民间马戏等。与河洛民众的审美情感和精神旨趣相协调，物质民俗中的民间美术、民间美食和民间建筑带有鲜明的河洛地域色彩。如剪纸、贴画、木板年画、面塑、泥塑、糖塑、雕刻、唐三彩、草编、香袋、宫灯等民间美术种类众多，手工艺品精美；洛阳水席和老城小吃名闻遐迩；二里头夏王朝遗址、汉魏故城、隋唐遗址、明清民居村落、白马寺、少林寺、龙门石窟、千唐志斋等建筑显示出河洛民众的建筑理念和人文思想。河洛民俗文化资源涵盖面广泛，反映了河洛地区劳动人民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节日习俗、庙会祭祀以及手工百业等层面的内容，为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价值资源。3.民俗文化市场空间广阔。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居民对于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空间也逐渐扩大。面临全球化时代趋势和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背景，民俗文化产业在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持、传递、延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河洛文化作为拥有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根文化，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文化优势，而植根于河洛地区的民俗文化，更是民族个性文化的一种体现。从时代趋势、经济发展、文化市场需求和大众消费等方面来看，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可挖掘的市场潜力巨大。4.先进文化战略理念支撑。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明确指出，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原经济区规划的五个发展战略定位之一。具体战略部署包括挖掘中原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升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影响力；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河洛文化在华夏历史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延续到当代的河洛文化更是中原文化的核心，而河洛民俗文化最能体现中原地域文化特色。这一文化战略定位把河洛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显示出来，同时也为河洛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方向导航。

（二）劣势（Weakness）

1.民俗文化产业结构需要完善。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角度看，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结构不均衡。一方面体现在城乡空间结构分布差异明显，城市民俗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意识和力度要高于乡村；一方面体现在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与国内其他地域及世界民俗文化产业的结构互动。从文化产业结构发展本身来看，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中的休闲、娱乐、艺术演出、饮食、广告、文化产品等项目得到了开发利用，但是各个项目之间的发展比例不协调，较为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环境下网络传媒的高效运转，河洛特色文化产品的品牌产出种类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开发。2.民俗文化产业规模需要扩大。近几年，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已具备规模，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如民俗雕像中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龙门石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技艺洛阳唐三彩和真不同水席，年节习俗中的关公信俗和洛阳牡丹花会等，但是这些传统文化产业的规模仍有可挖掘的巨大空间。另外，河洛地区中的其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种民俗文化项目，如传统医药平乐郭氏正骨法和传统美术洛阳宫灯等，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产业规模。此外，从河洛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转化成的产业规模来看，有些民俗文化项目处于待开发转化状态，有些项目产业经营模式和参业人员比例较小。3.民俗文化市场要素需要提高。目前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的市场生成空间和消费群体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市洛阳，对于广大的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市场要素的培育力度不够。同时，在民俗文化产业市场运行过程中，生产者的市场营销理念需要更新，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需要保障，市场规范和文化产权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城乡民俗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要进一步融入国内外文化产业市场，以凸显河洛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和民族文化个性。4.民俗文化产业创意需要创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的有效转化和深度使用是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共性问题。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民俗旅游产业较为成熟，已经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园区和影响力。相比之下，民俗旅游之外的其他民俗产业发展链条不足，民俗文化产业推广的时间和地域有限。尤其是在新世纪高科技信息时代和知识文化经济背景下，全面协调均衡发展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创新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和体系，都离不开文化产业创意发展思维和路径。

二、民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进路

“民俗文化产业化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2］针对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面对全球化冲击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挖掘促进民俗文化产业深度发展的创新途径，可以从河洛地区城市和地区所属农村两大模块着手。

（一）均衡城乡民俗文化产业生产投入和市场销售

城乡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是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明显现象。因千年的历史际遇，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民俗文化产业生产投入力度大，知名品牌的文化园区建设逐步趋于成熟，与其相联系的文化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于这些区域。据笔者调查，外地普通游客到河洛地区进行民俗旅游活动，一般首选时间是每年四月中旬洛阳牡丹花会期间，多去之处有洛阳龙门石窟、少林寺、白马寺以及市内的民俗博物馆和民俗建筑等，多品民俗饮食是洛阳水席和老城区街区小吃，选购的民俗文化产品大多与这些活动项目产生互动，它们已经成为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打名片，构成河洛地区民俗旅游产业的龙头。相比之下，河洛地区农村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较小，政府投入资金较少，民俗文化产业链条薄弱，文化消费市场冷清，除了民俗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之外，外地人员主动问津者较少。显然，这种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城乡失衡现象与河洛地区存在的充沛民俗文化资源不相称，与全面协调发展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差距。“民俗文化的形成与传承机制，首先与乡土社会自身的文化逻辑有关。”［3］历史久远的乡村原生态民俗文化能够生生不息，大多源自于民间的自发沿袭，也最能代表底层先民长期生活经验的思想与智慧，传承乡村民俗文化并使之转化为现代先进民俗文化产业，是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平衡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城乡不均问题，在保障优化原有城市民俗文化产业生产投入和消费市场前提下，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民俗文化产业的扶植培育力度。除了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之外，当地部门要打通河洛地区城乡民俗文化产业生产示范基地的区域壁垒，把具有类和属性特征相似的民俗文化产业进行一条线生产经营，引导城乡民俗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一体化，实现城乡民俗文化产业共赢。如洛阳市民俗博物馆为给每年度的洛阳牡丹花会节庆助阵，在市内花会期间同时举行几天盛大的民俗文化庙会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到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市场。庙会活动中倍受观众喜爱的火爆艺术展演项目大多来自于县城或者农村，一旦几天的庙会活动结束，民间艺术演出团体便返回县城或农村，在较长时间内中断了与洛阳市民俗文化产业消费市场的衔接，洛阳市内居民或外地到洛游客也就无法再观看到这些民间艺术项目。如果洛阳市内和市外的县城农村同时设立规范的民间艺术展演示范基地，为民间艺人和艺术团体搭建便捷的演出渠道，使他们能够自由进行城乡巡回展演，不受节庆时间和城乡地域限制，那么民间艺术文化产业开发利用效率就会得到极大提升。与此相同，城市先进的民俗文化产业生产管理经验和企业模式可以运用于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建设，农村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可以融入城市民俗文化产业轨道，城乡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实行本土区域互动和一体化发展，不局限于核心城市和个别文化名区民俗文化产业的生产开发和市场销售，消除城乡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失衡，从而使河洛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得到整体地域性纵深发展。

（二）开拓民俗文化产业生产多元业态模式

日益趋于成熟的民俗旅游是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生产的主要业态模式，城乡各级政府和部门已充分认识到其在文化产业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能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给予支持。如河洛地区的民俗旅游品牌意识较强，民俗节日中的洛阳牡丹花会，民俗雕像中的洛阳龙门石窟，民俗饮食中的洛阳水席，民俗信仰中的关公信俗和少林寺文化等，已成为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的旅游名片，以此为契机的民俗旅游业态较为繁荣。与河洛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相比，除了民俗旅游之外，其他的多种民俗文化产业生产业态模式需要进一步开发利用，从而使本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生产模式获得全面发展。“要想真正改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尴尬生存现状，当然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持续的探索努力，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清形势，并坚定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探索。”［4］为避免形成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生产业态的单调模式，在保障民俗旅游名牌地位之外，文化产业部门首先应该科学分析河洛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的可开发利用点，发挥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其他文化产业生产业态，产生更多更好的民俗文化产业名牌，形成生机勃勃多元互补的民俗文化产业格局。其次还应该强化文化思维模式，挖掘民俗文化产业中的自身文化元素，注重产业生产业态模式在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文化转型中成长。如河洛地区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民俗影视剧的利用率偏低，除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根据少林寺文化拍摄《少林寺》、《新少林寺》、《少林寺传奇》等影视剧取材较多之外，其他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改编拍摄成知名影视剧者偏少。因此，开辟河洛地区民俗文化影视品牌产业是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可以考虑从不同类型的民俗文化资源切入进行开发利用。如河洛作家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方面，当代河洛作家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充分展示了河洛地区黄河岸边农村生活的风土人情，铸就了河洛中原人的精神文化形象。当代其他河洛作家阎连科、张宇等的文学作品同样蕴涵着浓郁地域民俗文化信息，是民俗文化资源转化成影视产业的有效载体。又如民间医学的影视剧制作方面，根据郭氏平乐正骨二百余年的行医史改编的影视剧《大国医》，反映出河洛地区传统正骨医术中的德高医精。这就证明了河洛民俗影视产业生产渠道潜藏有巨大的张力空间，需要借鉴不同民俗文化视角进行创新发展。河洛地区民间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口头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资源有谚语、俗语、歇后语、民歌、民谣等多种形式，是河洛先民生存民俗文化的结晶。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体系中对于这些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有些民间语言和歌谣甚至面临失传的危境。为此，当地部门需要组织专门人员收集、整理、编制河洛地区流传下来的口头民俗，并使之实行当代民俗文化产业体系转化，与企业生产链接，融入市场经济的商业轨道。如广告语、新媒体语、网络语、文学艺术创作语等文化产业领域都可以使用口头民俗，既扩大了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范围，又增加了商业运营的文化含量。河洛地区的民间青少年游戏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民俗文化，是民间最常见、最易操作的趣味性活动，对于青少年的体能和智能锻炼、身心娱乐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当代青少年迷恋网络游戏的时代冲击，民间游戏渐行渐远。鉴于这种现状，可以把民间青少年游戏纳入产业生产模式，城镇设立可供青少年日常消费的民间游戏市场，通过简单易行的传统民间游戏项目改造升级方式，满足青少年的审美心理和健身体验，调动普通青少年民众在民俗文化产业消费中的受众面。

（三）提高民俗文化产业对现代科技和传播媒介的使用率

“由于经济的需要与文化的刺激，弘扬和开发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整个中国民俗的体系，正在经历急剧地引进、斗争、分化、改组、融合等过程，向新的、现代化的、既以中国传统特色为主又兼有国际性的民俗体系蜕变。”［5］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是使民俗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社会文化衔接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充分提高现代科技的使用率，以高端技术手段对民俗文化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如使用先进设备仪器，高端纳米技术，动漫技术，网络科技，电子信息技术、现代高端光电技术等，生产出既符合历史传统的文化产业品牌，又符合当代大众审美需求的文化精品，还代表中华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并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对话交流。如河洛地区富有特色的民俗饮食洛阳水席，从原料的选择到烹饪的完成，在遵循传统制作技术前提下，对水席菜肴的种类、调料、颜色、味道、工序等制作过程，加入了现代高端烹饪器具和技术的使用，使水席菜肴得到更新改进，实现了传统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使用价值与当代文化产业转型，极大地促进河洛地区民俗饮食文化产业的利用率与知名度。当代文化产业创新，需要传播进行延续和发展。“在新世纪，通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6］促动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是提高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另外一种途径。当代社会信息交流快捷便利，方式多样，媒介传播扮演着重要角色。围绕着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等传播渠道，微信、微博、QQ、论坛、网站、广告、文字、图片、视频等传播方式发达，报刊、手机、电脑等传播工具普及。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已运用到这些媒介传播路径，但是利用率和普及范围较低，尤其是普通民众使用频率较高的手机和电脑，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利用率和普及率并不成正比。民俗信息及时传播是推动河洛民俗文化产业消费市场活跃的一个重要元素，在民俗文化产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应该加强民俗信息传播媒介平台建设，完善常用传播媒介与普通大众的沟通，凸显民俗文化产业信息日常化交流方式，为民俗文化产业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提供宣传窗口，为普通大众日常消费民俗文化产品提供便利条件。如对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的宣传，除了设立专门的网站网页外，还可以制作精美的电脑和手机墙纸供大众选用，为大众手机设置民俗文化产业信息短信提醒业务，制作不同种类民俗文化产品媒体广告，塑造特色各异民俗文化宣传街景，建立民俗文化产业信息日常宣传平台，让民俗文化产业信息走入大众生活，引导大众主动参与民俗文化产品互动活动，以浓重的民俗文化氛围带动河洛地区文化产业经济发展。

（四）建设民俗文化产业市场日常消费经营的多种渠道

民间节日和大型活动是拉动当前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市场消费的主要渠道。举河洛地区盛名的龙门石窟雕像文化来看，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龙门石窟雕像文化园区参观的游客大多集中在每年的四月中下旬洛阳牡丹花会期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期间，由此带来的民俗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会出现暂时的繁荣。又如河洛地区种类多样的精湛民间艺术演出，大多局限于年节庆祝和大型活动，观众只能在特定时期欣赏到民间技艺文化的艺术魅力，产业市场消费运转期更加有限。再如河洛地区的面塑、泥塑、糖塑、唐三彩、草编、香袋、宫灯等民间工艺品，大多在指定的专门销售地点才能买到，市场消费渠道较为狭窄。无论是参观性的消费市场，还是购买性的消费渠道，河洛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距离日常消费尚有距离，即使河洛地区本地城乡居民进行民俗文化产业方面的日常消费，也存在消费场所、消费时间和消费产品上的缺憾。“日常消费文化以人的生活领域为背景，由人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取向、消费内容、消费行为、消费结果所构成。”［7］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生活，广大城乡居民的民俗日常消费市场应该是民俗文化产业的主要销售形式。“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产品作为商品进行资产增值。”［8］不可否认，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在节日庆典和大型活动中的规模超出平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较大。但是从整体发展角度衡量河洛地区民俗文化产业市场，最富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模式是民间的日常消费。“文化产业要获得比较好的效益，就必需在一个产业链条上获得回报。”［9］当地主管部门应该创新思维，注重民间市场的日常建设与完善，设立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民俗文化产业日常便民场所，改变现代普通民众只能在特定时间地点抱着好奇心理进行消费的局面，让民俗文化产业产品方便受惠于民间大众。如河洛地区的民间艺术演出，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很受老百姓的青睐，成为民俗文化产业的易销市场，然而其展演的时空局限明显。如果在城乡的普通休闲场所加入此类民间艺术演出，把它作为日常娱乐项目进行规范经营，那么既使普通大众可以随时获得审美享受，感悟传统民俗文化的表演技巧，又能够满足普通大众的民俗文化产品消费需求。再如河洛地区的各种精美民俗工艺品销售，需要经营者转变理念，变景区销售为日常销售，使购买者不仅在旅游景区可以买到，也可以在普通超市或日常购物点买到，为民俗文化产业消费者增加多种消费渠道。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