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0-27 1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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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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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县域经济重要性;结构;发展

交通运输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战略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县域经济建设中,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担负着千百种原燃材料的运输供应,形形商品的交换,成为各行业生产、流通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对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对于地震、洪水等灾害的救援来说,交通网络是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交流作用。具体讲,其重要性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交通运输产业推动就业,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公路建设可直接带动建材产业、机械制造业和石油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在经济链上的扩展。据交通运输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关昌余介绍,拉动经济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就是建设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每亿元投入,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1800个,间接就业岗位2100个;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设需钢材500至1500吨,水泥4000至12000吨,沥青1900吨。 据此测算,迁安确定实施的京沈高速迁安连接线等总投资近30亿元的工程,可以创造直接、间接的就业岗位8.9万个,需要的钢材将达1.75万吨至5.25万吨,水泥14万吨至42万吨,沥青1万吨。根据交通投资能够产生具有拉动作用的乘数效应,将带动大约100亿元的投资规模,将有力拉动迁安区域经济发展。 此外,便捷的路网建设能够实现同城效应,大大降低城乡间的生活成本,较好地实现产业互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更快提高。便捷的路网还能将沿线中心城镇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交通走廊或经济走廊,这些走廊将构成独具特色的产业带,市场将更加集中,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同时,路网建成后,还能大大增加沿线区域的就业机会,加大区域经济的开发力度,提升沿线房地产市场规模,拉动沿线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交通运输可调整县域经济产业结构

交通部已更名交通运输部,随着名称的更改,交通运输产业的结构调整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才需求结构和交通运输产业结构是紧密相连、互依互存的关系,一方面的变动将会直接影响着另一方面的调整,例如交通运输产业的结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人才需求结构的调整,反之则亦然。交通运输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使交通结构不断趋向于现代化、合理化、大众化、高效化、自动化的进程,同时对能源配置关系起到了调整作用。现如今,产业升级的速率愈来愈快,这就使得在资源配置关系中,技术产业结构的作用愈发凸显,它一方面影响了运输人才需求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交通运输人才的专业性和多样性,这对相关人才的专业素养而言有了一个质的定义,对县域经济而言,起到了注重人才培养的作用,从而也体现了“人才强县”的战略目标。因此,交通运输产业的调整对县域经济产业的调整作用巨大,应予以高度的重视。迁安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随着境内丰富铁矿资源的被开发,交通运输网络逐渐完善发达,随之市内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形成了以以铁矿开采、钢铁冶炼、精品钢材、先进制造业为主,水泥建材、地毯服装、造纸包装、电力能源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吸引了大量各类专业、综合类人才。

三、交通建设切实解决了县域的“出行难”问题,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条件,是民生建设的基本内容。衣食住离不开交通的贡献,出行更是交通建设的首要职责。在远古时代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便说明了道路对出行的重要性。在生产效率高度发展,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今天,出行问题更显重要。离开了快速的的交通,生产效率将无从谈起,生活的节奏将大大降低。过去由于交通路况无法与现代化交通相适应、相协调,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把交通建设摆到一个高度去认知,使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工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实践。作为县级市,河北迁安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油路,各镇乡到城区的20分钟交通圈初具规模,全市所有行政村到城区的45分钟交通圈也呼之欲出,大大缩短了城乡距离,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交流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四、完善的交通可以拓展个体生命的宽度和高度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从大的角度说明了交通对县域经济的重要性之所在,从小的角度出发同样也可以体现交通的重要性。交通的完善大大节约了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前30年人们出一趟远门,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边远农村的人们进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放在今天,由于交通的完善性和便捷性,同样的距离出行时间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而且出行的选择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供人们去做其他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学习、工作、观光、休息、旅游等,这从根本上来说让个体生命的宽度、高度、甚至是深度不仅达到了量的变化,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综合所述,交通运输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和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将社会生产、任务分配、商品交换以及消费等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保证了各项经济活动地有效进行。由于社会大生产的兴起及变革,同时也为了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交通运输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存在于社会,立足于社会。对于县域经济而言,交通运输产业一方面大力地改善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了生产生活对于运输的重要需求,另一方面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交通与经济相辅相成,只有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由于交通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体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县域经济在交通产业的推动下更加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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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体系中,交通运输是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杠杆作用,必须优先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交通运输仍然受到“瓶颈”制约,比如总体运输能力长期不足,限制型运输状况比较严重;另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涉及到钢铁、水泥、建筑、机械、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许多相关产业,其投资拉动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作为与经济发展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重点行业,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振兴不可或缺的产业。

其次,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主要体现在基础作用和动力作用两个方面: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交通运输的自身发展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动力作用。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使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出现或少出现的权宜之计还是要超前发展交通运输。因此,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交通先行”是基本保障条件。

第三,交通运输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各种运输方式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个系统自身是在不断发展、不断优化的。另一方面,这一系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尤其是适应技术进步要求的部分要充分体现出来,就交通运输系统而言,就是尽可能将用于满足未来交通需求的基础部分要适度超前考虑。就武汉城市圈而言,区域内交通运输系统的更新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整个区域内的交通运输状况,因为区域交通运输不仅是实现区域经济专业化协作的手段,也是区域内部、区域间商品交换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其运输线路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中心的吸引范围,并且影响着区域的界限。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与区域经济水平呈正相关。

二、武汉城市圈的交通现状

武汉城市圈以公路交通网络为主,已基本形成铁、公、水、空综合运输体系:武汉城市圈公路交通系统是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8个城市的发散,将建成“一环十三射四联线”的公路主骨架网,包括以武汉为中心枢纽、由环城市圈快速路和13条呈放射状的高速公路与快速路。目前区域内以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干线公路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圈已建成公路里程35739.3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61.6公里/百平方公里。但9个城市之间远未形成互为连通的交通网。在城市圈建设中,将着力打造大交通格局,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信息四大通道建设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成武汉大交通网络。

良好的水运天然条件,使得武汉成为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拥有长江、汉江两条黄金水道。武汉新港的建设将使武汉城市圈港航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目前区域内共有铁路5条,开通到京、穗、沪快速客运通道,在建的城际铁路是中部地区的重要铁路枢纽。天河机场是国际4E机场,是全国六大区域性航空枢纽之一,有150余条航线,日均航班达l30次,可以通达60个城市,年吞吐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

截至2010年,武汉对外交通量将大幅度增长,铁路、公路、航空的客运量将分别增长34%、33%和50%,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的货运量将分别增长13%、29%、89%和67%,从武汉市和武汉城市圈的交通状况分析,要推进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必须实施区域交通一体化。

三、交通运输体系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作用

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系相当密切。

作为华中地区经济的中心,武汉市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华中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物质流和非物质流的形式实现的,而庞大物质流的载体便是城市交通系统。城市交通系统是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产业投资者在投资前期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它将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预期效益。一个城市具备了基本的投资硬环境,加上其他条件的配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活力。

作为城际间重要联系纽带的交通,尤其是公路交通,是城市经济圈建设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其中轨道交通以其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少、准点的优势作为交通一体化的重中之重,将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武汉城市圈的多轨道交通体系主要包括:直达客运专线——武汉周围将形成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和京广客运专线的贯通南北,武九铁路、汉丹铁路和沪汉蓉客运通道以承启西东的路网体系;城际铁路客运线——改造和利用现有的铁路资源,开行至孝感、随州、襄樊、荆门、宜昌、鄂州、黄石、成宁和麻城的城际铁路;其次是新建武潜线开行至仙桃、潜江的城际列车;市郊铁路线——主要服务范围为武汉市区,包括阳逻、北湖、纸坊、金口、常福、蔡甸、宋家岗等7座新城在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由7条线路组成为主城区提供快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客运服务。如此,将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由点到点、由点到线、由点到面的交通网络体系。

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的建成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带动房地产升值、催生经济商圈。轨道沿线企业和居民的可达性将大幅度提高,沿线土地和房产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房地产升值。以地铁2号线来说,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中南、街道口等商圈将联接,新的光谷商圈将形成。

除了直接的地产效益外,旅游业也受益匪浅。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分为三级市场,城市圈范围内的3100万人口,特别是武汉城区的400多万人,可发展近距离的旅游,属于武汉城市圈旅游的核心一级市场;其次,以武汉为中心的300km范围、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直接覆盖的人口达到6000多万,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的二级客源市场;第三,武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也逐年递增,可努力将游客的目的地扩展到城市圈范围,延长游客在武汉的停留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武汉旅游的客源市场是城市圈旅游应该挖掘的第三级客源市场。

通过对城市圈内的旅游业资源整合,在孝感、黄冈设立红色文化教育旅游区;在武汉、黄冈、黄石、鄂州、洪湖规划大武汉都市旅游核心区;在天门、潜江、仙桃设江汉平原旅游区;在黄冈设大别山生态旅游区、宗教文化旅游区;在咸宁规划咸宁旅游核心区、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区、九宫山生态旅游区。从而促进城市圈内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投入可以带来社会效益5~8倍的产出。2010年以前,武汉市将投资近22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2号线1期、4号线1期。仅此投资可产生GDP578.6亿元,提供186.252万个就业岗位,对促进内需、直接拉动武汉市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成,将带来坏境附加效益。首先是节约能源。城市轨道交通作为“绿色交通”,具有公共汽车难以比拟的节能特性。据测算,每一单位运输量能源消耗量,轨道交通系统仅为公共汽车的3/5、私人用车的1/6。其次是降低环境污染。轨道交通以电力作为动力,是一种清洁的运输方式,其噪声和空气污染仅为地面道路交通的6%~10%。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远景规划,2020年轨道交通可承担全市35%~40%的公共交通客运量,可少排放有害气306万kg;到2050全面建成时,轨道网络可承担全市公交客运总量的一半,网络覆盖面将达68%,其中,中心城区可达到85%,相当于可少排放有害气体726万kg。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它将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带动了旅游业、房地产甚至是GDP的发展和提升,城市乃至区域经济都将健康且有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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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县域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在全国科学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虽然经济中心逐渐倾向于大城市,但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仍然高达60%左右,县域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左右。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相对落后地区矛盾和问题相对突出,是科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而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县域。可以说,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从治国理政来说,县级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增强了。

县域科学发展与否,决定了科学发展观能否真正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只有县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才有了坚实基础。因此,县域的科学发展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社会矛盾和民生诉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和挑战在县域表现得最为集中。一些县域领导干部感慨,不抓GDP,就没有百姓收入增长;不招商引资,就没有财政收入,就很难有和谐稳定……一句话,县域科学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当前,县域发展面临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是三句话:失衡、紧张、难持续。

一是失衡。县域之间在发展速度、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最富的县与最穷的县人均GDP相差几倍甚至10倍以上。城乡失衡在县市之间、县城内部同样存在,“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象甚至在县域内部都可观察到。

二是紧张。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时有发生,偶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对基层政府的冲击。贵州的瓮安事件就是典型事例,而这种情况并非个别。

三是难持续。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正面临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同时强化、高速增长难以持续的困难局面。而这种状况都可从县域经济层面找到根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消耗过速在县域经济中表现更为突出。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是内需难以扩大的根本原因。

县域发展面临的困境,根源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依靠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实现快速增长,县域经济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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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域经济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具有下述特点:一是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区域界线明确;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三是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四是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五是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多个层次:相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如欧盟、亚太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国经济而言的区域经济,如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个省而言的县域经济也是区域经济的内容,如陕西从大的方面划分为陕南、陕北、关中等不同的区域,仅就关中地区可以以区县为单位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县域经济是狭义的区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最小单位。

2、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一、二、三产业各个部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趋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面貌,县域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强弱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强弱,如西部经济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的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弱。从第三届全国百强县的排名来看,几乎被东部地区垄断,西部地区仅有三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西部地区的真正崛起有赖于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各项指标中均占到绝对比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共有2860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市辖区830个,县级市381个,县1478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多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3;全国县域经济的GDP达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4.5。

4、县域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县域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是农民的主要聚集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文秘站:

二、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

通过对不同地区县域的比较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竞争力强弱,受以下十个因素的影响:DECD=F(NR HR PL EC ML ES EE IA CL PLS)

其中,DECD—县域经济发展,NR—自然资源,HR—人力资源,PL—生产力水平,EC—经济制度,ML—管理水平,ES—经济结构,EE—经济环境,IA—无形资产,CL—城镇化水平,PLS—生产与生活方式。

1.自然资源的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优劣程度

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县域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源优势是产业优势形成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如陕西神木县和靖边县之所以能进入第三届全国西部百强县之列,与其煤、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县域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自然条件决定着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地理位置决定着一个县的区位状况,决定着它的交通状况、对外开放条件与开放程度等。一般来说,具有区位优势的县发展较快。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自然条件、区位优势是其重要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枢纽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自然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有弱化的趋势。

2.人力资源状况

人力资源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但人口大县不等于经济强县。人力资源不仅包括一个县所属的人口数量、人的素质,还应包括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如果说人力资源的数量决定县域经济中劳动力供给、市场需求以及劳动力的素质,那么,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则决定县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发展的速度。

3.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

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它决定着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及效果。如西部经济落后,东部经济发达,由此决定了东部经济是个“发展”问题,而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发展问题,首先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县域经济的“产品—企业 —产业”三位一体的现状,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既定起点,也是吸引外资的平台,是外资与本地企业对接的基础。

4.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即县域经济结构,它影响和决定着县域经济是否协调、持续发展的问题。县域经济活力是县域经济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非国有经济比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力指标,其他还有:机关人数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反映出就业导向和就业活力;人均存贷额反映金融方面的活力;GDP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也是一个反映经济产出活力的指标。

5.资本、技术及管理水平

资本与技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它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及层次,决定着产业选择及升级换代问题;管理是第一生产力,它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管理水平与发展速度。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市政府及县市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同志在《经济日报》成立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批示中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

6.经济制度及政策

具体指:一是产权制度;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三是管理制度,如干部管理制度、干部选拔制度等;四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化程度,如是否引进了竞争机制等;五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7.经济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环境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目前重要的是营造软环境,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经济环境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反映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入世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国内定位,要在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率、利用外资的总额、外资企业比重等指标来衡量。

8.县域的知名度及无形资产

县域的知名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无知名度;二是知名度是否转换成无形资产,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品牌。县域知名度的提高通常借助于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产业,如陕西临潼借助于兵马俑、户县借助于农民画均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县。但这些县的知名度没有完全转化为无形资产,没有有力地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的知名度高,无形资产大,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9.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正相关。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生产与消费水平;二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市场化程度;三是城镇化水平是县域工业化程度的反映;四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经济结构。

10.居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直接决定着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传统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县域经济的现代化;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县域市场体系的形成,影响第三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三、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障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GDP超过50亿元的县共有262个,东部地区191个,中部地区52个,西部地区19个。第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88个,中部地区有9个,西部地区仅有四川双流县、新疆库尔勒市、重庆江津市3个,而且分别排在48、60、98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受制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1.观念落后

西部地区观念落后表现为:一是长期受自然经济观念影响,尤其是小生产观念浓厚,如缺乏成本观念;二是受原始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如反映传统小商品经济的“汉唐雄风”、“丝绸之路雄风”影响着西部县域市场经济的发展。入世后,西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外文化理念的冲突,即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与自然经济理念的冲突。理念冲突具体表现在:一是西方人崇尚透明度与西部人崇尚暗箱*作的冲突;二是西方人崇尚市场经济规则与西部人崇尚钻空子的冲突;三是西方人崇尚法治与西部人崇尚人治的冲突。

2.产业定位不明确

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明确的产业定位,要抓住一两个产业,做大做强,要形成和县域资源相适应的特色经济。但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产业定位不明确,选择产业过多,多个产业齐头并进,而且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小,特色经济不明显。如陕西有的县在县域发展战略中确定了五大支柱产业,结果一个产业也做不大,没有自己的特色,形不成规模。

3.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东部县域经济中基本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比重,如浙江、江苏省等公有制在县域经济中几乎已全部退出,而西部县域中公有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不发达,东西部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西部地区的县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不发达;三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企业化、产业化水平低。

4.政府政策与竞争机制滞后

一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仅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不但未给非公有制企业优惠政策,甚至连平等政策也未落实,如非公有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很难进入政府;二是干部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县乡干部很难优胜劣汰;三是企业家机制未形成,管理队伍的培育工作滞后。

5.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落后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西部地区许多县的生产方式落后,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低,有的地区仍然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业生产中,信息化程度极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生活方式方面,一是农民意识浓厚,县乡干部生活节奏慢,现有的城镇人口大多是“计划经济的城市人”,缺乏“市场经济的城市人”。二是农民及城镇人口保持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大家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四、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转变观念

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观念。如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求所有,但求所得”、“允许私有企业企业主入党”、“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等观念;其次,还要树立正确的县乡干部评价观念。不能以“是否有问题”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以“是否有问题”为评级标准会使理性管理者做出“不作为”的选择,而应以是否创造了财富、为老百姓办实事、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

2.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

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包括对县域定位与产业定位。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明确发展方向,才能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只有准确定位,才会有科学的发展思路,才能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具体说,一是为县域准确定位,如西安临潼区可定位为世界旅游名区、西部经济强区;渭南的潼关县可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一线两带”的东起点、关中城市群的第三层次。二是产业定位,县域经济要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中心,其他产业相配套,发展特色经济。县域经济要形成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要明确,产业结构要合理,产业结构要向优化和高级化演进。

3.创建新机制

首先要在县乡干部选拔中引入竞争机制,并加大外聘力度,增加外聘数量,促进县乡干部选拔机制的转变;其次,建立创新机制,特别是要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推动自然经济文化向市场经济文化转变;再次,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科技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包括青年技工和农民的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4.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树立“非公有制企业是县域经济的第一主体”的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低的县,应通过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便利和优惠政策,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创业;在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一定比重的县,应通过企业家培训、企业制度改革等措施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二次创业,并切实解决二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5.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鼓励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只有扩大农业经营的规模,才能解决土地使用规模狭小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同时,要调整村镇结构,扩大村镇规模,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6.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引进外资

一是要为外商提供生产经营的必要资源,在落后地区可无偿提供土地等资源,只要外商来生产与消费,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二是塑造软环境,改变“关起门来打狗”的局面,特别是政府要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变为提供优质服务。

7.经营县城,强化中间环节作用

县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大城市向农村辐射的中间环节。因此,要鼓励农民进入县城,使县城的人气旺起来;建立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机制,吸引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调整乡镇、村庄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市化水平。以上七条为一个整体,其中转变观念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与核心,机制是保障,产业是载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手段,规模经营是方式。当前要抓住转变观念这一核心,推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为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并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建立新的机制,选择最佳发展手段,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大力引进外资,并经营好县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五、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七对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要做好以上七个方面工作以外,还必须处理好以下七对关系。

1.优惠政策与优质服务的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由于发展起点比较低,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优惠政策,但要转变一味地依赖优惠政策的误区,要处理好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的关系。优惠政策是吸引外部资金的重要条件,而优质服务是留住外部资金的保障,只有提供优质服务,优惠政策才能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相对于东部省份的县来说,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县不具有比较优势,在优惠政策上各个地区可以互相模仿,而且模仿成本低,所需要的时间短。而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提供优质服务是塑造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优质服务是一个地区的“内功”,经过长时期才能形成,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即使模仿也需要较长时间。

2.主导产业与产业多元化的关系

西部地区的县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资源禀赋状况选择主导产业,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有比较优势和“特色”,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并不是只发展一种产业,而放弃其他的产业。在产业选择上要妥善地处理好主导产业和产业多元化的关系,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应多业并举,但产业多元化应尽可能是同心多元化,即各个产业之间应有比较大的关联度,这样才可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通过各个产业链条之间的相互带动,促进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3.企业规模与企业数量的关系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企业来支撑,企业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更需要农产品种子的研发、种植、养殖、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农业性企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占比重较大的县来说,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比分散的农户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谈判力和竞争力,所以应尽可能培育、扶植一批企业。促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一批企业,而且需要有一些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对于一个县来说,只要真正有一两个大企业,就足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而且企业的数量和企业的规模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大企业会带动一批小企业,一批小企业经过竞争会培育出大企业。

4.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

对于相对贫困的西部来说,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理顺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全国贫困县绝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多种,有自然因素,有人为因素。对于自然条件恶劣造成的贫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对其进行转移支付,对其进行“输血”。但仅仅依靠“输血”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要使这些贫困县摆脱贫困,必须使其有“造血”功能。所以对于贫困县来说,如何脱贫致富,谋取发展应摆在首要位置,要发展就要有市场意识,从市场上获取财富。

5.引进外资与利用民间资金的关系

资金短缺往往被认为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引进外资被视作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引进外资固然会解决资金瓶颈,同时还会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对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如果能引进外资,无疑会加快其经济的发展,但关键是西部县域依靠什么优势来吸引外资,有无外资进入后的发展平台、对接基础,也就是说引进外资后如何与本地经济对接。所以,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启动民间资金。在西部许多县存在资金短缺和银行大量存差,以及资金大量外流并存的困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短缺,而是没有启动民间资金。要吸引外资,首先应启动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同样享有国民待遇,为其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其共同促进西部县域经济发展。

6.国有企业退出与事业单位退出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差异是造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一些县公有制经济占有相当比重。西部地区的县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举措,加大国有企业退出步伐。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但是事业单位的数量却依然很多,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数量仍然很大,县级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事业单位的开支,甚至有的县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不仅国有企业应全面退出,而且一些事业单位也应该尽快退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供水、交通、文化教 育等公用事业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弱化,由政府出面通过事业单位的形式提供这些准公共产品的必要性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减少事业单位,可以大大缩小县级财政的开支,把有限的收入用到更需要财政支持的领域,同时可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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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本县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走特色经济之路。从各个县域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比较优势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地理区位等;二是资本资源,包括资本量和技术水平;三是劳动力资源,包括人才和人际关系。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使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使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

从自然资源优势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资源丰富,为发展特色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基础。各地应根据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找准各自的比较优势,找到有自己特色和市场前景的产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出路。我国各个县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关键是要从国内乃至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产业定位,利用当地资源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打造特色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对特色传统产业,要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努力争创新的优势。对新兴特色产业,要集中力量做强企业、做大规模、做响品牌,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县域经济上水平、上档次。

全国县域经济十强之一的浙江绍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著名的纺织城。绍兴发扬传统的轻纺优势,全力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以工业区作为载体,培育了一批主业突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其二、坚持以人为本,鼓励全民创业,走民本经济的发展道路。民本经济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以激发广大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是一种以民间积累、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制度适当、机制灵活的经济。民本经济具有动力机制强、市场化程度高、吸纳社会就业、促进共同致富的效应明显特优势。以创业带动就业,是破解社会就业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共同致富的重要途径。基于此,县域最需要也最宜于发展民本经济。对于绝大多数县域特别是那些基础相对薄弱的县域而言,鼓励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本经济,应该成为县域经济最主要的定位。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这既是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所获得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其三、大力培育产业,突出产业支撑,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关键。

我国县域产业大致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由(培育)发展的传统阶段、特色优势产业逐渐凸现的整合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的一体化阶段。

根据我国县域产业发展的现状,除东部一些百强县域外,我国大部分县域处于从自由(培育)发展的传统阶段向特色优势产业凸现的整合发展阶段过渡之中。位于东南沿海、大城市郊区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域产业由于发展条件较好、起步较早、市场拉动作用大,已经进入了创新发展的一体化阶段;位于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县域产业还主要处于自由(培育)发展的传统阶段或特色优势产业凸现的整合发展阶段;地处西部的县域,大部分产业还处于自由(培育)发展的传统阶段,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城乡相对分离,其产业发展还主要以转化当地特色优势农产品为主,政府还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培育和发展的任务也不尽相同。东部经济发达的县域,已经完成了主导产业的培育阶段,通过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促进主导产业升级和演替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中部经济较发达的县域,正处于做强主导产业的阶段,通过政策引导和重点支持,促进主导产业壮大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域,正处于主导产业培育阶段和成长的前期,通过招商引资和重点扶持,促进主导产业形成和成长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其四、完善市场环境,强化公共服务,为县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企业具有拉动县域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平均社会财富、促进对外贸易等多重经济和社会功能,县级公共服务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企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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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核心,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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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层,包含3个系统层以及8个指标层,共26个基础指标。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山西省自我发展能力排名前十的县(区、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市和主要的资源型地区,而自我发展能力排名靠后的县(区、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资源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市)。

关键词:

山西省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因子分析

一、引言

在我国,县域是社会经济功能的基本单位,是较为完善和相对独立的系统。如何全面、准确地评价县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对于促进我国县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源于对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国外对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较早,而在国内,首先研究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是学者林毅夫。林毅夫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他认为自身能力是在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中,如果企业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和扶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该行业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或者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同时,林毅夫也指出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自身能力对于行业或者企业至关重要,一个行业或者企业缺乏自身能力则是由于要素禀赋或者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此后,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从理论上探讨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厉以宁认为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同时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支柱和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李建波认为县域作为基本单位,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很大部分源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上的差异,因此,他认为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是中部地区落后东部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崛起的主要障碍因素,因此应该大力发展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3]。二是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杨香合等为了分析和评价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设置了25个基础指标,包括综合经济实力、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竞争力等方面[4]。刘洁等设计了29个具体指标定量分析和评价了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5]。此外,长德[6],李晓红、郭蓉[7],李豫新、张争妍[8]等都从各个角度对县域经济的概念、意义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做了详细的研究。本文以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为例,运用山西省相关统计数据,建立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分析、评价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前提是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内容丰富,包含的要素众多,使得设计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复杂,本文试图在前文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一套能够合理、准确反映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以利于进一步的政策分析。

(一)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内涵丰富、因素众多、动态性强等特点,因此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测指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领域和不同维度出发,综合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鉴于以上原因,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指的是在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要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深刻理解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及其外延,使得所设计出来的综合评价指标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内部结构、特征以及动态演化趋势等有客观、全面、准确的反映,进而准确把握县域经济的核心特征、内在规律以及演变路径。2.完备性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内涵复杂丰富,而且其内在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在设计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系统地、全面地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使用较少的、又能充分体现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对其进行完整、全面的度量。3.可行性原则在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到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这是可行性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可计量性主要体现在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定量描述,即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并最终对综合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可操作性则主要体现在选取指标时不仅仅要考虑到该指标是否可以充分反映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和是否可以进行定量描述,同时还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即所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通过统计年鉴、政府报告以及统计公报等获取。4.动态性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仅涉及到县域层面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情况,更重要的还涉及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在选择反映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时要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过去和现在的指标,即现实指标,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指标,即潜在指标。5.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即所构建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不能仅仅对某个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必须可以与其他县域进行比较。因此,在县域层面经济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要考虑指标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等,从而保证综合评价指标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以便了解和把握不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实际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根据大量学者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一个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表现在4个方面:创新能力、对各种资源的集聚能力和利用能力,以及发展的协调能力。按照科学性、完备性、可行性、动态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在借鉴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是否可得,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建立一套四级指标构成的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即总指标层或者目标性指标层,是衡量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最终指标或者目标,是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总结,全面反映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状况。2.二级指标为了评价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可得性,从资源的利用能力、要素的集聚能力以及发展的协调能力三个方面设置了二级指标,从而组成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框架。3.三级指标由于二级指标过于宽泛,无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因此,需要设立若干个可进行操作的三级指标,本文根据山西省县域经济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了9个三级指标(见表1)。4.四级指标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仅仅有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是不够的,在三级指标层下还必须设置能够反映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即四级指标。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设置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即一级指标1个,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系统层,即二级指标3个,分别为资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指标层,即三级指标9个;基础指标层,即四级指标26个。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说明与解释1.资源利用能力依据资源利用能力的基本内涵,我们知道一个地区的资源利用表现在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两个方面,这里的效率水平不仅指生产效率,也指资本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在资源利用能力的二级指标下面设立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2个三级指标。对于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指标,采用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4个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各县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实现能力;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4个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县域的产出能力。劳动生产率指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本文中劳动生产率水平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表示。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2.要素集聚能力本文在要素集聚能力二级指标下设置了资本集聚度、人口集聚度、资源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4个三级指标。其中,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占比、乡镇企业总产值全省占比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占比3个基础性指标表示山西省县域的资本要素集聚能力;用县域人口密度来表示山西省县域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占比来表示山西省县域在资源方面的集聚能力;用经济密度这一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县域经济集聚度。计算公式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占比=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100%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占比=县域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100%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占比=县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经济密度=县域生产总值/县域辖区面积3.协调发展能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和谐发展水平,因此我们从“三化”水平、政府职能和社会管理三方面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三化”指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经济实践和学者们也都证实了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引擎,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提升城镇化和工业化质量是关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一次强化了“四化”同步发展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理,“四化”同步对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县域信息化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仅用“三化”水平代表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其中,城镇化采用城镇化率和农村就业人数中工业就业人数比重衡量,工业化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乡镇企业年末职工人数占从业人数比重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即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是农业是否完成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决定了农业是否能够走向产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农村现代化使用农村用电量、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表。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指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活动,但不包括各种农业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服务活动。政府职能用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自给率来衡量。财政自给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能力。计算公式为:财政自给率=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额/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额社会管理采用农村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比重、城乡收入比以及女性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地区城乡收入比的计算公式为:地区城乡收入比=地区城镇可支配收入/地区农村纯收入(四)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方法特尔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的主要定量方法。其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较为主观,其评价结果是否可靠、合理主要依赖于对模型设计是否可靠、合理以及打分过程中打分人的主观以及专业水平。而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则依赖于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可以看出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较为客观。因此,本文主要使用因子分析法来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1.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是通过研究众多变量的内在关系,找出其中内在关联,使用降维手段,在众多变量中找出包含信息最多的综合指标来代表原始数据结构的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方法的目的是简化数据。这些被选择出来的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又称为公因子,反映了大部分和主要的原始数据信息和结构。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描述一个地区综合特征的统计指标很多,而且这些综合统计指标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从而使研究工作复杂化。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从综合指标中提取几个主要的公因子,不仅可以分析出不可观测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减少了信息含量少的数据,剔除了无关紧要的信息,简化了数据结构,并基于公因子给出了综合评价模型的权重,为得到可靠、合理和可信的评价指标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又称为集群分析法,是根据“物以类聚”原则分类事物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根据样本的多个指标和数据,定量地找到指标与数据之间的相似性或者相关性,从而将指标和样本归类为大小类群。聚类方法不需要指定分类的标准,也不需要把指定数据分成几类,而是较为客观地从数据自身出发进行分类。

三、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测评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横截面数据。本文中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测算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11)》、《山西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同时,由于城乡收入比为逆指标,与自我发展能力方向相反,为了所有指标对区域发展能力综合指标的作用方向趋同,本文对各个县域的城乡收入比指标采取倒数形式。另外,由于单位和量纲不同会给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利用下式对原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以消除不同单位和量纲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从众多的要素中提取、综合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公因子,达到简化问题是因子分析方法的最主要目的。而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原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只有当原有变量之间具有明显和较强的相关性时才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因此,在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前需要先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使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方法和KMO检验方法对山西省119个县(区、市)的26个评价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2,从而拒绝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原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KMO检验结果均值为0.769,说明原变量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荷载结果进一步对山西省各县域对应的主成分进行打分,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山西省各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各因子进行了加权求和,得到山西省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总分,按得分高低排序,即对各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排名(见表2)。鉴于篇幅,本文给出2012年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前10位和后10位排名。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排名前10位的县(区、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和主要的资源型地区,而排名后10位的县(区、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资源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市)。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小店区、万柏林区、孝义市、杏花岭区、尖草坪区、平鲁区、襄垣县、尧都区、柳林县、朔城区、尧都区、河津市等,这些县域在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协调能力以及综合指标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指标评价中表现良好。第二个层次包括太谷县、曲沃县、汾阳市、古县、永济市、左云县、蒲县、祁县、侯马市、交城县、应县、交城县、闻喜县、平遥县、稷山县、交口县、古交市、万荣县、榆社县、文水县、和顺县等,这些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虽然小于1,但均大于0,说明这些县域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发展后劲不足,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大部分要素集聚能力指标较高,但是协调发展能力指标并不高。因此,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虽然自我发展能力高于第三个层次的地区,但是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一部分为资源型县域,即以某种资源为主导型的地区,资源型地区由于有资源的支撑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要素集聚能力一般较强,但是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使得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资源依赖性,自我发展能力受限;另一部分为无煤或者煤炭产量较小的县域,但是这些县域依托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县域的要素集聚能力比资源型县域差,但是比处于第三层次的县域好。对于资源型县域而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不等于拥有良好的后续发展能力,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态破坏严重等都会对资源性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对于初始条件相似的资源型县域,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尽快完成外生比较优势向内生比较优势的转型,促进县域“三化”的发展与县域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加强县域的协调发展能力,从而摆脱“资源诅咒”。而对于无煤或者煤炭产量较小的县域,则需进一步加强对外生比较优势的挖掘和利用,加强县域的要素集聚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第三个层次是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较差的县域,包括永和县、大宁县、石楼县、隰县、岢岚县、神池县、阳高县、临县、天镇县、岚县等,这些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为负值,并且资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以及协调发展能力等指标都非常低,这些县域急需制定和实施自我发展战略,逐步培育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做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从总体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第一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小店区、万柏林区、孝义市、杏花岭区、尖草坪区、平鲁区、襄垣县、尧都区、柳林县、朔城区、尧都区、河津市等;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太谷县、曲沃县、汾阳市、古县、永济市、左云县、蒲县、祁县、侯马市、交城县、应县、交城县、闻喜县、平遥县、稷山县、交口县、古交市、万荣县、榆社县、文水县、和顺县等;处于第三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永和县、大宁县、石楼县、隰县、岢岚县、神池县、阳高县、临县、天镇县、岚县等。

(二)政策建议第一,立足山西省各县域的具体实际状况,根据不同县域的资源禀赋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主导产业,通过主导产业在县域层面的集聚形成增长点,从而有力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主导产业的选择,合理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第二,积极吸引各方面的资金,加快发展各县域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资本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需要资金支持。山西省各县域应充分依托资本市场的载体作用,快速实现资本的流通和聚集,使资本积聚在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竞争优势。第三,加快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打破旧有的、单一的管理体制,有效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合理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加强市场在资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山西省各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第四,进一步推动山西省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山西省各县域应该在国家和山西省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和工业、农业发展情况,努力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使外生比较优势向内生比较优势转化,真正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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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改变内蒙古“欠发达”区情,是我区长期奋斗的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同志在全区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上提出的“8337”发展思路中,明确提出了“三个着力”,即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对我区经济建设重点工作的重要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是提高我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所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依托产业建设来实现,我区目前的产业发展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主导产业结构单一、链条不长,总体发展还不够充分,效益有待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又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还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继续做大做强畜牧业,努力构建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实现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素质提高,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长期发展后劲。

着力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有力举措。党的十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线长面广的西部地区来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在旗县、难点在旗县,发展县域经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前,我区农村牧区经济落后于城市经济、农牧民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问题比较突出,地区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一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引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盟市把县域经济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也将进一步调动旗县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强我区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党的十明确提出: “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与周边省区相比也有一定差距。自治区党委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体现了党的十精神,抓住了我区经济工作的薄弱环节。随着这项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以及扩大就业、繁荣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得到充分发挥,我区经济发展活力必将进一步增强。

“三个着力”,事关我区经济发展大局,是开启我区新一轮发展的“钥匙”。产业结构调整见到成效了,我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县域经济搞上去了,城乡区域发展就会更为协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有了坚实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壮大了,就业多了渠道,收入多了来源,经济多了增长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活起来了。贯彻落实好“三个着力”的部署和要求,必将有力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快富民强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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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善,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目前并没有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发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当前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机构布局下,金融业自身甚至是拉大城乡经济差距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而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供给与需求差异,金融供求的错位又是导致目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城乡产业结构又存在异质性,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这两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中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发展理论的先驱麦金农就指出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破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才是至关重要的。Demetriades和Hussein通过对16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在部分国家会导致经济增长,而在其他国家却是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的结论。Rousseau和Vuthipadadom则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引进对投资行为的分析,他们发现金融发展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很显著,对产出的影响却很小。Jeanneney和Kpodar研究了金融的发展和支持贫闲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系统能够为穷人提供投资的平台,从而获得资本收益,进而改善了穷人的福利状况。从整体看,在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考虑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存在,人们更关心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吴晓灵强调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一环。林毅夫认为,在我国的金融改革中,农村金融改革应当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中小金融机构在农村产业调整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我国农村的发展角度来看,应当积极地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要放弃那种认为越正式的或越发达的金融制度安排就越好的观点。邓莉、冉光和则是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研究的重心基本上都还是偏向于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目前对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的相关性进行系统、量化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对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相关性的研究更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以福州市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福州市经济发展的实情,探寻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构建福州市县域经济和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3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3.1指标选取

为了研究福州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的相关性,本文选取两组指标来衡量,其中,选取农村经济增长指标(RPGDP)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LG)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3.1.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RPGDP)

采用农村GDP/农业人口,来计算农村经济增长指标,(仅计算县域内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各类基层单位),简记为RPGDP。该指标所有的数据通过查阅《福州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获得。

3.1.2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LG)

国际上常用金融资产规模是否扩大来判断金融的发展,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RL(农村贷款余额)/农村GDP作为福州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简记为RLG。

3.1.3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DL)

把农村金融机构能否顺利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并能有效支持农村经济的增长作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判断依据,本文用RD(农村存款余额)/RL(农村贷款余额)来表示,简记为RDL。

3.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福州市2000—2016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福州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中,RD=农业存款余额+农户储蓄存款余额,RL=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各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1。

4 实证分析

4.1平稳性检验

本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算使用Eviews 6.0软件完成。

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知:GDP的一阶差分在10%水平上是平稳的,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的水平上就已经平稳,因此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0%的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满足构造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前提。

4.2协整检验

本文选取Johansen方法进行验证,通常来说要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最有效的办法Johansen协整,最优滞后阶数为3。表3分析结果表明,在95%置信水平下,福州县域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协整关系是长久稳定的,并且lnRLG、lnRDL和lnGDP是同向变动关系。

4.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形成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平稳序列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在Grange因果关系上,笔者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县域经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不断扩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县域经济却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的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16年福州相关数据的分析,得知福州市农村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的关系是长久均衡的。同时,也得出福州农村金融发展是福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这说明,加快福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对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针对上述实证结论,结合福州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5.1优化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福州农村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投资依赖性较大,福州农村金融投资成长空间仍然很大。因此,福建省政府要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投入力度,继续引进外资银行及台资银行,通过资金聚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和商业性金融的跟进,进一步拓展农村金融服务领域,保持农村金融对福州县域经济的稳定增长。

5.2培养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继续优化金融环境,推进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加快涉农金融机构农户信用档案电子化建设,在福州农村地区不断推广企业,并且不断提高当地农民的素质,普及农村地区对信用观念和金融知识的认识,同时加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及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档案电子化的水平,不断推进农村金融环境建设。

5.3鼓励农村金融创新

政府应出台各项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创新的措施,为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还要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创新农村金融工具,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充分满足福州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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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结构;县域经济;绩溪县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切经济活动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物质生产资料,县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利用的科学合理与否。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这一突出问题,需要从宏观上对土地利用做出统筹安排。绩溪县要实现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突出“东向发展”、“一主两翼”和“三区一廊”发展战略,积极融入“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快速对接周边经济体,着力增强土地资源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力,促进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相协调。

一、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

1.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与特点

(1)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

县级处于市级与乡(镇)级之间,是城乡的结合部,既是政策的落实者,也是具体措施的制定者;既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能源的输出地;既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承接转移区,又是带动农村发展的科技示范区[1]。绩溪县位于安徽省的皖南山区,地处古老的宣州和徽州之间,俗称“宣徽之脊”,是全国科技先进县、农村电气化县和造林绿化百佳县,县域综合实力和经济地位不断增强和提高。

(2)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如受行政体制约束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投资理念薄弱,融资困难,科技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等影响,呈现了“农村性与城市性并存、地域性与层次性并存和综合性与不平衡性并存”等特点。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要立足本地优势,保护利用特色土地资源,依靠特色,培植壮大优势产业,实现以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在“十一五”期间,本县重点发展特色产业,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以茧丝绸、畜牧、经果林、徽菜原料、中药材等五大产业为基础,一方面以资源禀赋优势为依托,初步形成了以岭南为山核桃林基地,岭北为蚕桑基地和岭中为林木基地的区域性农业经济三板块的格局。同时,在华阳镇部分地区和瀛洲、扬溪等乡镇发展城郊农业,加快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特色旅游,把绩溪打造成休闲度假的目的地,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2.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性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一级类用地的结构由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停地发生动态变化,这种变化若不加以科学引导和控制,就会使土地利用结构失衡。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推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绩溪县土地利用结构总体上呈现山地多、耕地少、分布不均匀等特点。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同时还能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3.土地利用结构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土地利用结构与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效衔接

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制定调整,必须以县域的土地利用现状为根本依据,弄清县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类型和具体用地类型的供给情况,要充分考虑国家大的分区环境和政策思想,切实保护耕地,严守上级政府下达的各类用地指标,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打造自身土地利用结构[2]。

(2)土地利用结构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

土地利用结构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互为驱动因素。土地利用结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它能够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土地资源;其次,它能够通过面积限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再次,它能够形成土地利用框架,对城市的不良扩张起到很好的抵御作用;最后,它能够使土地利用层次分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有方向的形成特色经济[3]。

二、县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因素

1.县域土地利用现状的调查分析

土地调查需要按照土地利用类型中的“三大类、十二小类”标准,对县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与结构进行摸底。2005年绩溪县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显示,全县土地总面积111637.08公顷。其中:农用地101769.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1.16%;建设用地2861.2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56%;未利用地7006.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28%。此三大类土地的变化依然呈现着农用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趋势。从“十二”小类土地面积变化统计来看,未利用地与农用地中的基本农田与园地减少的土地面积是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

2.县域生产与生活的需求预测

近年来,绩溪县三大产业产值稳步提升,二、三产业比例逐年提高。根据绩溪县的经济发展趋势与人口走向,未来的土地需求依然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用于二、三产业的生产和城市人口居住。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方向是通过整合农村宅基地资源提高建设用地面积,并通过增减挂以及提高农业用地的质量与集约利用程度,保证耕地数量和质量;通过土地整治,盘活存量土地,进行土地储备以保证既能维持耕地面积不减少又能增加建设用地的效果。

3.县域自身与政策环境分析

绩溪县地处黄山、天目山山脉的结合带,县内地貌组合复杂,中山、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兼有,气候湿润,四季分明,有利于实现土地差别化利用;作为宣城市面向长三角的南大门,绩溪县受惠于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建设带来的多重政策机遇,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绩溪县被省政府命名为“旅游经济强县”,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徽菜之乡”称号,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正以扩大开放和融入苏浙沪为主战略,以加快新型工业化为主体,以旅游经济和生态农业为两翼,促进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4.“分区+指标+政策”的模式规划土地

绩溪县土地结构制定调整既要紧紧围绕宣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保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不超出约束性指标,另一方面要切合实际的给所辖乡镇下达具体指标。指标分解应根据不同土地类型有所区别,对临近城市边缘的乡镇要多给予建设用地指标,对离城市边缘较远的乡镇多给予农业用地指标,当然这其中需要因地制宜的调整,譬如城市郊区的肥沃土地就不能轻易的流转为建设用地,要考虑将其进行农业用地内部结构调整,搞生态观光农业[4]。

三、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的维护

1.巩固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

新一轮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已经获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明确从2012年4月1日起,土地管理各项相关工作以经批准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数据库为依据,并就纲要的法律性做出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就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巩固了规划的龙头作用。从而有效避免了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县域经济发展能够在规划期内,建立起有效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经济有序发展[5]。

2.在科学的土地利用结构中寻求自身维护

县域土地同样稀缺,一旦耕地比例、交通用地比例和饮食住宿用地比例确定,就能够形成自身的土地利用结构框架,从而维护自身发展。绩溪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同时也是一个产粮大县,今后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耕地以确保其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的地位不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粮食安全。因此绩溪县要对自身做准确而长远的定位,立足于第一产业的外延拓展与自主创新,为将第三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

3.建立“生态县”,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生态县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管理和优化技术调控,达成发展与资源和环境承载相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和污染物自行消解的生态产业群落,从整体上构建一个结构、功能、形象崭新的生态经济运行模式,促进资源潜力强化和环境功能改善,确保县域生态安全,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绩溪县于2004年9月生态示范区通过考核验收,此后被确定为安徽生态省建设首批综合示范基地。通过生态示范区建设,绩溪县域的生态系统逆向演替的趋势和生态脆弱性得到了改变,生态功能有了一定的增强,山区的生态结构、功能和景观明显改善,生态稳定性正在恢复,涵养水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多种功能有所增强,为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4.建立“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监督体系

为了保障土地利用结构不被破坏和随意变更,就要将科技利用到土地利用的监督体系中。进行土地利用结构恶化的预警监测,运用“3S”技术,遥感于天空,定位于地上,管理于网络,做好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建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进行土地利用状况监测,重点监测各类新增建设用地、耕地减少和违法用地等情况,监测结果要向社会公开。对土地利用结构中的“风吹草动”做到有的放矢的现场勘查,既能节省人力物力,又能充分维护土地利用结构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12).

[2]於忠祥,樊骋.长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J].中国集体经济,2006(6).

[3]袁丽丽,黄绿筠.城市土地空间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5(1).

[4]杨晓敏,刘爽.小城镇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