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限于篇幅，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问题，我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4]欧阳康：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殷筱：从意识的本体论地位看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岱年：张岱年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9]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李凯林：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J].哲学研究，2005（7）．

[11]杨国荣：儒家的形上之思[J].浙江学刊，2004（4）．

责任编辑：陈剑

篇2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即是通常所指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围绕人类哲学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它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发展不同走向。在历史上各派哲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因此可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要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回答，并以此为支点来展开和解决哲学的其他问题。

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性论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人类一切活动经验的最高概括。以此为基础，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者为世界本源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哲学派别。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的纲领性认识。

二、哲学史上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中自发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围绕什么是世界的始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无限者”或“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认为世界本原是“数”和“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火”。苏格拉底的“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而由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识范围的局限和智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么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当然的、具有普遍的真理。他们确信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因而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一与多”、“动与静”、“有与无”、“一般与个别”等问题。他们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潜在形式”，还处于朦胧阶段，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中世纪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观点。

中世纪时经验哲学盛行一时，“哲学成为神学的牌女”。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遂而哲学开始集中气力论证基督教的教义，效忠于封建神学。神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体成为最高实体。“在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其争论的问题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个别哲学家怀疑上帝的存在，针对神的最高权威提出责难。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深藏在神学的灵光中。

结果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典型的“神学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已开始由本体论逐渐转向认识论。

(三)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观点。

经过中世纪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可见，本体论问题一直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但在哲学上，从培根、笛卡尔开始，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这时的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的能力及实现认识的途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中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矛盾，以及认识内容与认识形式的矛盾去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集中地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又从思维的建构与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去展现思维的矛盾运动，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就是关于精神与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人类对个体关系如何的问题。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这就是哲学以前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的“完全的意义”。

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但这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出现的“语言转向”和哲学的“实践转向”后，在原有哲学基础上不能再继续前进的德国哲学宣告结束。现代的哲学转向深化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内涵同时丰富了其内容。“恩格斯则用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地归纳了哲学史发展过程，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而把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我国学术界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争论就接踵而至。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学术界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代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有好几处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表述哲学基本问题的。而如今，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却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同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就注意到了“存在”和“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二)哲学基本问题是否有两个，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有两个，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另一种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是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

(三)哲学基本问题能否概括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能与主客体关系问题相等同。因为主客体关系主要表现在认识的反映和被反映上及实践的改造和被改造上。思维与存在关系比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另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范围随着实践的深人要扩大，内容要深化，提出把主客体关系列人；哲学基本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理性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各执其理，但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以理性地看待。马克思认为，“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所以说，哲学主题可以变化，但哲学基本问题不会变化，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一。”如远古的本体论，中世纪神学形态掩盖下的认识论转向，近代的主客二分观。到了现代变成哲学的实践转向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等。所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不同的主题。

“我们应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历史擅变中去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恩格斯刘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对哲学发展史也是对人类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人类历经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中围绕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激烈争论的。这个争论推动了哲学史的向前发展。而哲学基本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史中心，所以说一部哲学史其实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人类认识的发生与发展史。思维与存在关系间问题的提出正好契合了这一点反映出历史的必然。这也为进一步繁荣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冒从虎，张庆林，王勤田，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198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一[M]，商务印书馆，1983。

[6]刘云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9(11)。

篇3

孙正聿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真正的哲学问题一定是在哲学史中言说。不存在离开哲学史的纯粹“原创”。康德要接着休谟说、黑格尔要接着康德说、海德格尔要接着黑格尔说……而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要接着柏拉图说。可见,哲学史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对话。如果说《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原因并不只在于它批判了教科书哲学,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话。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这恰好构成了《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跨越的。因此,《通论》正是在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的尊重基础上的一次哲学史对话。这可能是《通论》的最浓重的力量所在。

1.《通论》的“入手”巧妙使用了黑格尔的引导方法

《通论》连续使用了黑格尔的7个比喻来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究竟什么是哲学”。7个比喻可以被归结到统一的认识论原理,即黑格尔所概括的“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给哲学作“导论”的时候为什么从对常识的表象思维分析入手?黑格尔为什么总是使用比喻?《通论》为什么要品味黑格尔的比喻?《通论》为什么在哲学观原理的开端,用了很大篇幅反思常识的本质?这些问题表明:哲学不过是我们对作为无知的“熟知”的真知过程。哲学就从常识开始,虽然常识不是哲学,但是,进入哲学却恰好要从常识开始。黑格尔特别注意了引导人进入哲学思维的这一巧妙的原理,从而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导论”。

《通论》继承了黑格尔所开创的这一导论的巧妙原理,从黑格尔的比喻出发,抓住了哲学心灵自在的“爱智”的能力,并用比喻“激活”了这一自在的心灵,从而使人在“惊异”中发现:原来哲学和自己如此亲近。比喻显然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熟知的对象,哲学所思考的却与常识所思考的完全不一样了呢?而这一完全不一样的思考为什么又能够被多数人所“激动”呢?哲学离人并不遥远。“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

2.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建立在康德的“意识界”和“本体界”的划分原理之上

“前提批判”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前者是以反思的方式去考察使常识和科学所以可能的“前提”,后者则直接回到“哲学基本问题”。思维的“前提”在常识和科学那里是不被作为“问题”而自在存在的。比如,人们总是默认“人能够认识经验世界”。

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常识的反思开始进入哲学,也是黑格尔喜爱的方法。以对常识的反思来进入哲学,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哲学就在于对常识的超越。对常识的反思本身就构成了以常识为对象的哲学。这样,在内容上,常识为人熟知,但在理论上,哲学对常识的反思则构成了对常识的“前提批判”。因此,对常识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基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前提批判活动主要是反思常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前提,并形成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这些原理最终被概括为:在“概念框架”中形成了常识、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其中,“概念框架”显然是一切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力。

有怎样的“概念框架”,就会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这里虽然不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入手,却仍然符合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则。使常识和科学成为可能,必然要有由“概念框架”来综合统一“世界图景”。这里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常识的“概念框架”(它提示出常识不仅仅是表象的认识,同时也是概念的认识,即经验性的概念。这一点超出了黑格尔对常识的理解)。常识同样是一种概念活动。在常识中,表象的直观被上升到了经验性概念,因此,常识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观,二是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尚不是康德说的知性范畴,而仅仅是依附于经验的经验性概念。这一点决定了常识不是科学。只不过,概念在常识中是作为经验直观的表象所抽象出来的经验概念,因而对经验具有“依附性”。而在科学中,概念则离开经验进入到了知性的普遍性(这相当于康德从判断中抽取的十二范畴,它们不具有经验性,因此需要“先验图型”来综合表象)。至于到了哲学中,概念则成为了反思活动,是思想自己运动的活动。这就上升到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原理。但无论如何,认识总是在“意识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近代哲学明确地区分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地区分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从而清楚地提出了‘对象与表象’或‘对象与映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142

可见,所有这些对意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原理的考察,最终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原理上的。比如,“世界图景”是康德的“现象”的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海德格尔也曾使用“世界成为图形”来概括这一认识论结构。

3.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符合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

《通论》确立了“前提批判”的哲学观原理。“前提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直接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理论理性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前提批判”。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为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康德回到了认识的“前提”,即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所能够抵达的界限。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还不取决于对形而上学本身提出来的问题(心灵、宇宙、上帝)的回答,这构成了理性的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在康德这里,还仅仅是为形而上学确立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为认识找到一种“试金石”。因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一次宏伟的“前提批判”。康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先验哲学”,他本人只完成了一个前提性的环节,因为他尚未积极地建立起全部理性的“先验知识”,而只是在知识批判的意义上确立了先验知识的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是完备的先验――哲学的理念,但还不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在分析中只进行到对先天综合知识的完备评判所要求的那个地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1

《通论》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通论》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尊重了恩格斯的概括:“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19恩格斯是在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中提出这一著名论断的。也就是说,当恩格斯如此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只有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表明:真正的反思意义上的哲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

可以说,此前的哲学并没有回到这一“理论思维的无条件的前提”,而仅仅是一种独断论或怀疑论的不加反思的直接断言。自康德开始,哲学开始回到了理论思维的前提。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思维只能把握到物的“现象”,而不能把握到“物本身”。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意识界”,物仅仅是像我如何显现它的那样向我显现。黑格尔则批评了康德的这一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并没有对思维进行“思维着的考察”,也就是说,康德没有进入“思辨的思维”,而仅仅是站在思维之外来考察思维,这无异于“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思维和存在在自觉的意义上的统一,只能通过思辨哲学来实现。

对物本身的认识显然超出了知性的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仍然应该被归结到“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系列当中,原因就是康德没有进入思辨逻辑。这就决定了,康德仅仅把超验的领域排除在知识之外。正是在理论理性的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进入到实践理性中),黑格尔找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新的道路,这就是思辨逻辑的道路。自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后,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才第一次得到自觉。当我们说主观的思维和客观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时候,这在常识中是被“默认”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就是这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自觉的常识的解决。康德则第一次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尽管康德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即他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却第一次使哲学基本问题得到了确立。正是在康德的结论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的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篇4

【关 键 词】教学论/理论使命/基本问题/主要观念/实践理论

【作者简介】张建鲲(197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学基本理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董昊悦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图分类号］G 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09)03-0077-04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下，教师们教学能力的培养，正日益为国内师范院校所忽视。但是，新课程的实施最终要落实到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中，作为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传统课程，“教学论”始终承担着培养教师教学能力的使命。并且，随着新课程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关注与强调，教学不再是某些技能在“熟能生巧”中的叠加。人们在传授教学实践技能与基础理论的同时，致力于通过教学论的教学，培养具有教学反思能力的研究型教师。

正如布鲁贝克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由于研究型教师培养的现实需要，“教学论不过是供教师从自身和学生的实际出发主动选取和借鉴的教学观念”[2](PP.68-72)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以往只被少数研究者关注的“教学哲学”，正成为教学论学科的重要方面。当然，由于以为新课程培养研究型教师为直接目的，当前教学哲学研究也必然面临着某些误解与困惑。因此，笔者尝试对教学哲学的学科范畴、直接任务和根本使命等加以阐明。

一、教学哲学的学科属性与基本问题

尽管教师不必直接回答“教学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学”、“教学为了什么”等问题，但教师对课堂教学活动却自在地就根植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同时，在教学理论研究中，尽管研究者可能不直接涉及这些基础性问题，但各种教学理论学说的建构却难以完全回避它们。于是，随着哲学研究的日益领域化和教学论研究者将教学看作专门的实践（或生活）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与追问不仅直接构成了教学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学等教学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更从哲学学理上决定了教学哲学的学科属性与基本问题。

（一）教学哲学从属于当代领域哲学研究

在当代，哲学家日益认识到“哲学所获得的知识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哲学研究只是在特定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普遍活动。[3](P15)这一认识，不仅为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以多元维度审视人类世界提供了契机，更为哲学家们具体地对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等“领域哲学”加以关注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人类世界并非是抽象的整体，而是一个多领域合一的现实实践生活，当代哲学观念的转变为哲学更为具体地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特定领域，对世界进行“领域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当然，教学哲学的出现还与人们开始将教学看作独特的生活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当代教学理论对受教育者的兴趣、个性乃至主体性的关注，对教师的反思、研究与专业化发展的强调，对教学的生成性、交往性、开放性等观点的认同，均在一定层面上强化着教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域性地位。并且，教学是一个因师生间交往而生成的人为性过程，它从内部存在形态上便是一个独特的生活领域。而从教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它更是承载着受教育者未来社会活动的现实生活。可见，当代哲学研究日益走向领域化的趋势，以及教学自身作为社会生活独特领域的事实，为教学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教学哲学以教学关系和人文关系为基本问题

虽然“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自由与必然有无同一性”已不再作为当代哲学的热点问题，但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却是哲学存在与发展的根基。相应地，我们虽然强调教学哲学从属于领域哲学，但这并不取消这个哲学研究对那些具有根本性与矛盾性的“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追问。

既然教学哲学关注着“教学生活”中的人，它必须对自身的基本问题加以厘定，以确保教学哲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以“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问题为例，有论者提出“预设与生成是教学的基本问题”。[4](PP.38-40)但问题在于，在人类社会活动日益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背景下，倘若教学理论研究始终局限于“预设与生成”、“目的与手段”、“竞争与合作”等一般性的“基本问题”，不去关注那些对于教学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它将丧失自身的理论品性。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从教学哲学的层面，对那些决定着教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加以明确。

对于教学哲学而言，其“基本问题”理应深刻而全面地反应教学的本质。因此，只有那些对于教学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学的“基本要素”，才从属性上具备作为“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必然性。于是，从教学的主体性要素看，“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亦即教学主体要素的现实生成）”在现实教学中决定性意义，以及从教学主客体要素间关系看，“人的发展与文化繁衍的关系（亦即教学主体要素的未来走向）”对教学今后走向的根本地位，决定了二者理应作为“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尽管这些基本问题既无法直接导致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和课堂教学实践的优化、又难以为教学论的发展提供直接的“生长点”，但对于整体的教学论学科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却是实现教学论对研究型教师培养所担负的使命的根本前提。

二、教学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理论品性

应当承认，不论教学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哲学研究，都是为教师提供教学观念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较之教学论研究对教学事理的关注，[5](PP.53-56)教学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型教师的培养，其主要理论研究任务便呈现出了某些与教学论研究不同的特点。

（一）教学论研究与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

由于以优化教学实践为直接目的，教学论在转变和影响教师教学观念之先，教学论研究在向教师传播教学观念时，往往出现教学观念的“实践折衷主义”与“理论折衷主义”等倾向。

所谓“实践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指在教学理论难以引起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时，研究者将理论诉求性的教学观念与教师们存在缺陷的教学认识进行调和，使其易于为教师所接纳。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为例，面对这些教学方式难以转化为教师教学观念的现实，某些研究者尝试通过“教学方式本无所谓好坏”[6](PP.3-5)等“实践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调和性地推动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显然，由于这些“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在自身理论诉求和实践取向上趋向模糊，其所带来的“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实质上只是“教师在各种教学观念之间的无所适从”。[7](PP.48-51)

所谓“理论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是指研究者为了使其理论易为教师所接纳，而过度强化其学说的实践全面性和课堂操作性、弱化其理论诉求的取向性。以合作学习为例，相较于国外合作学习倡导者旗帜鲜明地将合作学习提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8](P131)国内教学论更专注于通过“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9](PP.68-72)等调和性的教学模式，使“合作学习”为教学实践所接纳。然而，在强化了理论的操作性的同时，这种“理论折衷主义的合作学习”却为将“合作学习”等同于为“摆桌椅、分小组”[10](PP.70-74)的认识误区埋下了伏笔。因此，这种尽管看似“全面和可操作”的教学观念并不能真正带动教学实践的优化。

（二）教学哲学的教学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缺乏对教学本质和发展取向的长期关注，才使得我们有必要通过教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加强教师反思与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正因此，教学哲学的研究任务便在于为教师提供某些反映教学活动的本质、体现了教学的发展方向的“旗帜鲜明”的教学观念。

有论者指出，缺乏对教学观念的元研究，是造成“目前国内的教学观念研究成果与教学观念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的重要原因”。[11](PP.52-55)事实上，教学哲学所提供的“教学观念”与各种“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往往仅在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对教学“推动学生发展”的价值承诺的坚持，以及研究者在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中对教师积极优化自身教学行为的专业素养的信心。面对新课程实施的任务，教学论的研究与教学绝不能止步于那些看似“辩证统一”，却使教师们无所适从的“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

华勒斯坦强调，“在人们对对象研究之前，必须表明自己的认识兴趣是什么，隐瞒这种认识兴趣，声称自己的研究是‘纯客观’的，那不过是无稽之谈。”[12](P65)要真正培养研究型的教师，教学论研究者首先需要以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姿态对多样化的教学实践进行体察、沟通与引领。这就要求教学论研究者对教学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和长远的把握，以避免各种“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因彼此分歧和缺乏取向性而造成教学实践的无所适从。因此，教学哲学必须以培养研究型教师为己任，在事关教学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申明“教学论的主要观念”，为研究型教师的教学反思与研究指明道路。

三、教学哲学的根本使命与实践态度

尽管教学哲学研究不直接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型教师培养的根本价值却在于教学实践的优化。这就决定了教学哲学研究还必须从为教师提供“教学观念”，进一步深入到为教师提供教学反思与研究能力。

（一）走向教学生活论：教学哲学的根本使命

有论者指出，“将教学看作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利于教学论研究范式的转向、研究者研究角色的转变以及教师观念的改造与形塑。[13](PP.87-92)但正如有教师告诉笔者，“面对那些学校规章制度和教学评价指标，‘教学即生活’真的不如教学内容生活化来得实在”。仅从“教学观念”层面强调“教学生活的客观实在性”，[14](P45)并不足以确保“教学即生活”真正成为教师的教学观念。要将“教学即生活”的“教学论主要观念”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必须对“教学即生活”涉及到的学校教学的相关活动加以研究。

随着教师教学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学研究者与教师在教学观念上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既是教学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培养研究型教师的重要保障。问题在于，研究型教师的培养，不只是想起传播某些教学观念，人们必须使教师具备对课堂教学进行反思与研究的能力。相应地，教学哲学必须走向“教学生活论”，通过将教师的成长，看作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不断对自身教学加以反思、对学生的成长加以关注的过程，以培养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真正的研究型教师。

（二）走向教学实践论：教学哲学的实践态度

在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遇到现实困难的情况下，有论者对影响学习方式转变的社会因素、学生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等进行分析，并提出“要切实改变学习方式，深刻理解影响学习方式的因素是基础”。[15](PP.8-10)尽管这样的教学论研究不能如“教学观念”那样明确地为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指明方向。但由于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必然面对现实教学实践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真实的教学实践加以关注，通过“教学实践论”的建构，帮助教师审视和反思教学观念，进而培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理性反思能力。

此外，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亦是教学论研究者从哲学的高度优化教学理论的现实需要。尽管研究者在提出各种教学理论学说之时，会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有所关注，但却难以全面地预计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情况。并且，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不仅表现为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引领，它还表现为教学理论根据教学实践的现实状况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提升。因而，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进行“教学实践论”研究，还是完善教学理论、从理论层面推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互动的客观需要。

有论者指出“教师教育学科制度建设是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必然选择”。[16]我们认为，在制度层面努力适应教师教育的大学化趋势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教师教育的相关课程进行变革。并且，虽然教学论研究者对教学论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积极探索，是近年来国内教学论研究日渐复苏的直接原因。但教学论真正在教师教育中确立自身地位的根本前提，却必须是对教学论的学科体系的优化与革新。也就是说，在维新课程的背景下，强化与规范教学哲学的研究，不仅是优化教学论学科的重要途径，更承载着培养研究型教师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1]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张广君，张建鲲.教学论：走进生活与超越现实[J].教育研究，2006,(1).

[3]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朱志平.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是教学的基本问题[J].当代教育科学，2007,(10).

[5]南继稳.教学论是关于教学的事理之学[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4).

[6]卢立涛.浅析新课程背景下教学方式的变革[J].教学与管理，2007,(4).

[7]徐继存.论教学观念的改造[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3).

[8]T. Panitz.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College Teaching[M]. Oklahoma: New Forums Press,1997.

[9]王坦.论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J].教育研究，2002,(2).

[10]高向斌.我国合作学习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11]王传金，谢利民.教学观念研究：何去何从[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7).

[12]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罗儒国.论教学的生活意蕴[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4]张建鲲.论教学生活——“教学生活论”初探[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4).

篇5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篇6

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不仅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哲学上最高的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的方面。

2、哲学，英文是Philosophy，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等普遍基本问题的总体认识，方法论是人类根据世界观形成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关键词：有限性；无限性；哲学基本问题

1.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哲学史有一个很明显却又模糊不清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哲学之所以有不同的形态，根本原因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的认识与反思。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引起了对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的思考。

第一，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属于有限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特殊历史阶段，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中就属于自然界这张网上的纽节。人类的活动也属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形式。从整个宇宙来说，人是非常渺小的，人的存在也是十分短暂的。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原始人类就开始出现惧怕外界强大的力量，由于人们对这些外界事物的惧怕，出现了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人们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就把人类有限性问题提高到思维存在的高度。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人们认识到了自我在时间、空间、能力及水平等方面的有限性。

第二，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的动物，主要原因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可以进行自主选择、创造，进而让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体，除了人类之外的一切事物均作为客体，主体与客体相互对立。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把除自己以外的事物进行支配利用，把他人当做自己的工具。

总之，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主体一直在利用客体。没有考虑客体存在的意义及价值。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如主体与客体一样，其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对待世界。

人类总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与世界对立，以自我为中心来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人类在征服改造世界享受成功的同时也遭遇着同样的失败，人类总是有做不到事情，人类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存在。

2.哲学的基本问题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为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问题。矛盾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属于矛盾的基本问题。哲学与其他学科如艺术、科学不同。哲学不是单纯的描述和讨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角度来考虑。若你想真正的进入哲学，从更高的角度、更深的层次研究哲学，那么你就应该在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个方面入手。充分的利用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来发挥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人类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和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哲学的世界观功能就是对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理论自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关于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的理性回答。

在当今21世纪，在世界格局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人类要有一种崭新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价值取向。做为人类我们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善待他人和自然，这样才能立足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及自然界和谐相处。当然这种态度和取向不是否定了原来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废除了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的关系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出路。

哲学的方法论主要是研究人放入有限性和无限性，然后根据对其的理解来指导人类的行为。当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们尽情放纵不能遏制的时候，应该时刻的提醒自己。人是有限的，人类的所作所为都会遭到惩罚的。无论人类的成功是多么的伟大，但相对于世界或着相对于宇宙是非常渺小的。人类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对过去进行反思，对未来进行规划设想。

矛盾不是不可解决的，我们找到了矛盾，接下来就要分析矛盾，找到关键点。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的关键点就在于人本身，人不是万能的，但是人也不是没有作用的。人不是宇宙中最渺小的，但也不是最高端的。人应该在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并且合适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3.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对人的有限性以及哲学的无限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哲学的内容以及形式也是一直在变化的；第二，人类以及人类的活动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哲学的主题同样也是不会变的；第三，哲学的历史也就是在无尽的变化中探索永恒主题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许阳.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哲学解读[D]. 山东师范大学，2013

[2]杨寿堪.论哲学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篇8

关键词 社会 工程 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

Abstract One of in academic circler’s objects of study， is take can promote human own development as the premise， thus causes social the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entire human culture all may forward the evolution. Was separated from this premise， the research then did not have any value to be possible to say. In the philosophy sight project is contains in the society， Three Gorges Project， pert wat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project，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project， regardless of is vast or is small， all has with the societ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osophy thought consideration social engineering， appeared Professor Li Bocong the project philosophy and Professor Tian Peng Ying’s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ttempts in the rational idea of， th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i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rationality to discuss a superficial view.

Key words social engineering reasonabl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一、 合理性的旨趣

当代美国哲学家L•劳丹说:“20世纪哲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合理性问题。”[1]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概念是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又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为目的合理性，二为交往合理性。[2]前者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指人与人的关系。“合理性”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自然的世界的关系上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哈贝马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统筹分析。然而，韦伯为了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社会科学分析，而提出合理性概念，为了做经验分析又把合理性概念具体化为作为作为理论机制的合理化论。在笔者看来合理性分为如下两个层面。

1、动机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动机或者说是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因为人是区别于这个地球上其它一切生物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存在”物。什么是动机合理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它指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而从自然界索取生存之资。[3]在这个层面上，人主要表现为支配技术规则，而这些技术规则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人确立一个目的或动机，这个目的或动机是在人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通过选择、利用以及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它，因此，它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策略性的。

2、社会交往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立论的基本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交往问题”，交往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工程哲学把“社会交往”看作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哈贝马斯从语言层面(以语言为中心)来考察人与人之间交们行为的合理性这个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在他的重要著作《认识与旨趣》（1968年)发表时，他充分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以之来解剖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合理性本身蕴藏着太多的理性成份，概括起来说，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和理性本身的批判和完善的基础上，为达到可以预期的最佳效果，而实现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从对合理性的探讨出发，合理性是指建立在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反思、批判建构和完善的基础上的，为达到社会整体更好的发展，而达到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二、 社会工程哲学的概念

伴随者和谐社会主义的脚步声，社会工程哲学在曙光中孕育出来。在社会工程哲学创生之前，学术界里有许多人研究工程哲学、社会工程学、然而要说清楚社会工程哲学必须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

1、 社会工程哲学与工程哲学

工程哲学的基本箴言是“我造物故我在”，社会工程是人类有组织、有计划按照项目管理方式进行的成规模的建造或改造活动。[5]大型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如，三峡工程。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哲学细化。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分为“狭义工程”和“广义工程”。[6]狭义的工程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指涉及自然领域的生产、建筑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神州六号工程”等。“广义的工程”系指“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而社会工程哲学恰恰重点研究追问“社会工程”。这就为构建一个与传统工程哲学即“自然工程哲学”相对应的“社会工程哲学”创设了一个理论和逻辑前提。与此同时，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区别开来，把社会工程作为社会技术的延伸、发展和集成使用，从而在学理上证明社会技术的真实客观存在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功能。

2、 社会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学是以社会政策、法规、计划等的设计概念为核心的，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进行重构与整合，并具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新兴学科。[7]社会工程具有交叉科学的特点，它要求体现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相结合、归纳分析与演绎推理相结合。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内容是人、社会世界、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工程哲学更贴近于大众生活。

于是，社会工程哲学就是用哲学的思维去思索工程、在哲学的视域里探究社会工程，其研究对象是人、社会世界、人与世界社会的实践关系。

三、社会工程哲学的合理性

之所以田鹏颖教授创立社会工程哲学，是因为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讨论任何学术研究是否具有意义，其主要依据就是看它的研究对象何在！社会工程哲学把人、社会世界、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工程哲学正是在这三方面，对现实世界及理论本身（人的本身）进行了理论批判和完善，为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对人及现实社会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1、社会工程哲学把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得研究人。确实人是这个生物界上唯一一个有思维的生物，研究人、研究人类的发展无疑是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的主题。

的确人的问题，是一个既涉及人的理性，更关乎人的情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人”的问题的不同认识，大概涉及历史观的转向甚至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对“人”的问题的认识，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甚至被人联想成对的态度问题。[8]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人，正是基于哲学要关注人、关心人、研究人、讨论人、追问人，这是哲学研究乃至一切研究的最高境界。如果哲学不关心人，远离人，把人从哲学理论中淡漠了，那么哲学理论必然被人所遗弃，哲学必然走向贫困和寂寞。[9]

2、社会工程哲学把社会世界作为自己的改造对象

人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研究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社会世界。对社会的认识会促进人的问题的研究。究竟何谓是社会？怎样分析和研究社会？能否真正把握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的立场和观点，将最终决定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性质，同时，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不但将决定社会科学的命运及其任务，也将深深地影响到社会本身的生存、演化和发展，影响到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社会工程师的命运。

近代以来，特别是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成功地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改造领域，使自然科学的基本模式逐渐成为普遍标准和典范。[10] “究竟什么是社会”等基本问题，似乎都可以被科学地解答。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刘大椿教授指出：“社会技术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问题，它认为存在一种与自然技术相对的社会技术，把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的关系以及组织管理、社会管理等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看成一种技术现象，统摄在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下，它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

3、社会工程哲学把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

总的来说任何哲学都是研究人的学问，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和思维的关系，社会工程哲学当然也涉及这些内容，但她尝试性的说明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工程哲学就是在思维中把握“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把握“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实践方面。诸如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何以可能？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何以必要？[12]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方式、手段、途径是什么？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本身有没有规律性？等等。

社会工程哲学就是使人们顺从你的意愿、满足你的欲望的一门艺术与学问。整个社会的管理需要运用一定的技术、运用哲学的思维以达成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今，运用各种社会工程去实现我们生活的世界久违的和谐，那么用哲学的视域去审视工程、社会、社会工程就有了现实的合理性。社会工程哲学本身蕴藏着太多的合理性成份，概括起来说，社会工程哲学的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和理性本身的批判和完善的基础上，为达到可以预期的最佳效果，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弘政．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社会发展合理性意蕴[J]．理论与现代化 2006 年1月 ．

[2][3][4]高金品 论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J]国外研究 2000年 4 月．

[5]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年．1，2．

[6]朱京 ．论工程的社会性及其意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篇9

【关 键 词】军事文化哲学 基本问题 基础研究

目前，学界已形成对文化、军事文化的研究热潮，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但关于军事文化哲学的系统研讨尚不多见。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是什么？军事文化哲学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一门学科？这个研究领域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做出初步研讨，希望能够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篇10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 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 重建

生态伦理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80年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为主的流派。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生态伦理学也不断发展和扩充。尤其在传入我国后，一些生态伦理学家提出了以“自然―人类”为中心的两元论、和谐生态伦理学等众多理论。对此，生态伦理学的未来趋势是什么？是两派独大还是派别林立？本文的观点是，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大理论派别为基础的彼此渗透，并且只能是在这两种理论派别上彼此渗透，任何其他的第三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1 生态伦理学的未来：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化和自然中心主义人类化

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生态伦理学的两大基本流派，生态伦理学的未来将会是两大流派相互渗透的过程。

1.1 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探讨生态伦理学的未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来简要的了解一下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大派别。由于西方学者受传统的西方思维模式，即一种绝对的永恒的观念，他们把其中的一级当做整体，以“片面”来代替“整体”。当这种思维模式适用到生态伦理学中，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流派，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1.1.1 “中心”的含义。在汉语词典中，“中心”的意思有这样几个方面：跟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中央；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某一方面的主要机构；事物的主要部分；内心。

我认为此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里“中心”的意思为“事物的主要部分”，这正好符合我们哲学上面讲的事物的主次矛盾。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是事物的主要部分，但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主次矛盾是互为前提存在的；全面地肯定一方忽视另一方，这是完全错误的。

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要么全面肯定人的主动性，否定自然的作用；要么全面肯定自然的价值，忽视人的社会性。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是人类的地位更重要些还是自然的地位更重要，我们不可以全面肯定一面，同时全面否定另外一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

1.1.2 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容。人类中心主义全面肯定了人的作用，否定自然的作用。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认为人类是整个生态的中心，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是首要的目标。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解释就是“由于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强调人的理性，人是世界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具有内在的价值；动物却不具有，人对动物只是人的一种间接义务。

1.1.3 自然中心主义的基本内容。该学派全面肯定自然的作用，否定自然是人的附属物和间接的义务。强调人的自然性，人具有自然属性，人来源于自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具有自然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保护自然。强调自然价值的内在性，自然中心主义的学者认为自然界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人类赋予的。

1.2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化

随着人类对环境的重视，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到现代人类中心，人们不断地重视自然的作用，必须强调的是，它是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关注，我把这种趋势称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化。我们可以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中看出：他们不断地关注自然，重视自然。

1.2.1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来把握的。传统的表现形态包括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及理性优越论这四种表现形态。这四种形态在今天看来是我们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但是它为当时人们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毕竟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经济方面的矛盾，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见，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1.2.2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站在价值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发展人类中心主义，也是看到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补充，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自然的利益了。

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的著作《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1993）中，阐述到人类在自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自然对人类具有价值。“人类个体的良好存在即有赖于它的社会群体，又有赖于它的生态支持系统。”“随着我们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不断增加，我们把这种工具价值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然物。”从墨迪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赋予自然的价值越来越多，对自然的评价也越来越公正。

提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国学者诺顿在他的著作《环境伦理学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1984）和《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界的变动性》（1987）中提到，“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仅从人的感性偏好、感性意愿出发，满足人的眼前利益和需要的价值理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从人们的某些意愿出发，但经过理性评价后满足人们利益和需要的价值理论”。人类中心主义从强式走向弱式，使人类更加具有了理性，也具有了理性的判断，而这恰好是基于对自然的全面认识，由对自然的不尊重走向了尊重，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进步，也是生态伦理学的进步。

1.3 自然中心主义人类化 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自然中心主义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在以自然为中心的基础上也不断重视人类的作用，我把它称为自然中心主义人类化。

从自然中心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然中心主义由刚开始的动物解放论发展到后来的生物解放论，再到之后的生态解放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长的痕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们首先为自然争得权利，为自然，之后在以“自然”为中心的基础上关注人类，协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提出如何正视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1.3.1 以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主义”。他认为“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动物拥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应当获得人类同样的尊重”。雷根开始把动物和人类联系起来，不是单纯就自然来谈论自然，他已经意识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发展。

1.3.2 以施韦兹为代表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他提出“生命没有等级之分”。他较前者进步的地方就是，他不仅意识到自然和人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将自然和人进行了对比和比较，认为自然和人一样，地位是平等的，从这个层面来看，自然地位提高了，对人类也更加注重了。

1.3.3 大地共同体：人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普

通公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学”认为，“我们人类既是生态伦理系统的一个公民，又是生态系统的国王”。我们以人的能动性去适应自然的规律，但我们也用这种规律来为我们服务。该学派不仅看到人的地位，而且看到了人的能动性，更加客观地诠释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以上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化和自然中心主义人类化，这个观点是以理论界只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大理论派别为前提的，其他任何的学派都可以归类于这两大理论派别。其他观点，我持否定态度。

2 驳斥派别林立的生态伦理学

随着我国大批的学者开始研究西方生态伦理学，并且使生态伦理学“中国化”。纵观国内外不仅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派别，而且出现了以“人类―自然”为中心，这种“二元论”思想。在此，我将从学科逻辑来探讨这个问题。生态伦理学属于伦理学，伦理学隶属于哲学，可以说生态伦理学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定了二元论的观点，所以，生态伦理学理应也是这样。

2.1 学科性质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

2.1.1 生态伦理学属于生态学。这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要研究的是生态平衡的规律，必须需要生态学的知识，“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道德的”。[1]主张把自然的生命同人的生命放到同等的地位，寻求自然和人的平衡，他们强调的是“生态”，而不是“伦理”，当然持这种意见的大部分是自然中心主义者。

2.1.2 生态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正是对如此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道德关系之认识的系统化，它旨在使人类自觉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生活中扮演的新角色，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对自然进化所应负的责任。”[2]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伦理”而不是“生态”。何为“伦理”，“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说文》）在这里，伦即人伦，指人的血缘辈分关系，伦理即调整人伦关系条理、道理、原则，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2.1.3 本文观点：生态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并且是应用伦理学。从生态伦理学产生的直接条件来看，生态伦理学的产生是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怎样看待大自然，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实现人的利益，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法律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更愿意选择一条规范化的手段，或者说柔性的手段来管理人们，使人们从思维的高度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加强人们的自觉性，这是法律所不能够达到的。这种意图正符合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从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它的研究内容是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关系，它的宗旨是揭示生态平衡规律。[3]生态学是生态伦理学的一门学科基础，但是并不能归为一类。如若将生态伦理学的宗旨简单地归结为维护生态平衡，那么它将同生态学的宗旨相同，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了。

我们并不否认生态伦理学中的生态学基础，因而生态伦理学中必然会包含一些生态学的影子，比如说：维护生态平衡是我们的目的，但绝不是唯一的目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同时，客观上也会实现平衡这个目的。

2.2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从上述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可以看出，生态伦理学属于伦理学，伦理学隶属于哲学，可以说生态伦理学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有基本问题，那么生态伦理学也应该有。

2.2.1 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以及哲学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回答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决定物质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构成了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而后出现的“二元论”避开了这个话题，但是他最终又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所以它最终不是陷入唯物主义就是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这个基本问题是人们的认识在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并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切哲学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决定着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回答。

2.2.2 探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那么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与自然的道德和人与自然的利益，因为生态伦理学是将伦理的范围限定到了生态的范围，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是利益决定道德，还是道德决定利益？

将利益放到第一位则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侧重于实现利益，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更多的是长远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或者说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利益；将道德放到第一位则属于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注重人同自然的道德关系，尤其注重自然的道德，使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服务于人同自然的道德关系，或者说自然的道德，这无疑是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

2.3 生态伦理学的“二元论”无立锥之地 当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充斥着理论界的时候，许多人试图避开何者为“中心”这个基本的问题，独辟蹊径，认为可以实现人同自然协调推进，把两者都看做中心，同时来推进。这个观点让很多人联想到哲学中的“二元论”和“多元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回答到底谁是世界的本原，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观点在生态伦理学同样适用，人同自然协调推进的观点也不能真正解决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他们最终不是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就是陷入自然中心主义。从目前来看，该观点的大部分学者意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使人与自然和平共处，这属于道德的范畴，客观上符合道德决定利益，是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

3 重建人类中心主义

通过讨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一些观点的驳斥，我很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重建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原因，我想阐述这么三点：

3.1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 它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中发展而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同于之前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努力克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合理的东西，使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更加合理，成为一种可接受的理论。

3.2 利益先于道德的存在 人们之间相互交往产生一定的利益关系，包括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但是只有当人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侵犯时，人们才出现道德，用道德来对人们进行制约。所以利益先于道德存在，道德是利益的衍生物，这类似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3.3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利益优先，包含两层意思 一方面，强调人的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自然的利益，只是人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强调利益，也并没有忽视道德，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应该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当前学术界的两大流派，我们不能断定谁对谁错，因为毕竟他们彼此都有很多利弊，各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不恰当性，但是发展的这种趋势却是势不可挡，换句话说，可以看作是两大理论流派互相妥协的结果。但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及超越，只能看作当前的一种手段，并不能看作一个流派。

注释：

[1]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华夏出版社，2002(6):112.

[2]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6.

[3]傅华.《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概况》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3）：86-89.

参考文献:

[1]何怀宏.生态伦理学――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2]林红梅.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Vol.9;NO.1，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