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礼仪的共性与差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方礼仪的共性与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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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

1.交际礼仪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日常见面打招呼，一般都是关于吃饭、去处、去做什么事情等，这使得人们感觉到一种亲切感。然而在西方国家，这种寒暄方式反而会使对方感觉到突兀、尴尬，甚至厌恶，在他们看来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在“盘问”，是在打探他们的私生活。对于西方人来说，日常问候只需一声“你好”或标明时间来区分的问候：“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又如，尤为特殊的是，英国人见面一般只谈论天气：“今天天气很好啊！”

在称呼上，汉语中一般只有彼此很熟悉甚至亲密的人才可以直呼其名。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则在很大范围内都可以“直呼其名”。在英语中，“先生”和“夫人”是用来称呼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对于女性来讲，十几或二十几岁称呼为“小姐”，之间不分长幼尊卑，已婚的可称其“女士”或者“夫人”。家人之间可以互称姓名或者昵称，可以叫父母的名字。所有男性长辈均称之为“叔叔”，所有女性长辈均称之为“阿姨”。而在汉语文化中，一定要严格分清老幼辈分等关系，否则就是及其不礼貌的。

在告别语方面，中英两种语言差距也较大。如医生和病人告别的时候，汉语中多数会说“多喝温开水”“注意加减衣服”“好好休息”之类的话，以此表示对病人的关切。但英语中这样的表达往往会被认为是唐突和冒犯，西方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一般只是简单地用“请多保重”或者“祝您早日康复”等来表达。

2.餐饮文化的差异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可见中国人是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的。中国菜肴素来讲究色香味形意俱全，营养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西方国家则是讲究科学的饮食，注重营养的搭配以及吸收。西方人的饮食多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健康状态，似乎不太讲究色香味形意的搭配。

对于餐饮氛围，中国人很享受喜庆热闹的氛围，喜欢大家围在一起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国人在餐桌上没有很特别的礼仪，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而西方人则享受幽雅娴静的用餐环境，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用餐礼仪，强调文明用餐，如在进餐时绝对不能发出不雅的声音。在宴请礼仪方面，中西方也是各具特色的。在中国，向来都是以左为尊，地位最尊贵的客人要被安排在最左边的上座位置。而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女宾的席位要比男宾的席位稍高些，男士要给自己右边的女宾拉椅子，以示其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在用餐时要端正而坐，他们认为低头，弯腰或者用嘴凑上去用餐，都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用餐时，西方国家的主人不提倡大肆饮酒，而在中国的餐桌上酒却是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也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二、中西方教育背景的文化差异

教育是所有国家振国固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国家都着力发展现代化教育，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包括与教育有关的一系列环节的改革与创新。这其中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尤为重要。

就教育模式来看，考试是当前世界各国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然而，考试在各国考试又存在很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体现在各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

深受几千年来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中国历来重视考试成绩。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张提供了了大量的人才。但由于受种种的社会因素及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事业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就美国而言，美国的基础教育及其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的基础教育相对漠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尤其是不够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的培养。中国的家长和学校都将“应试”作为学习的目标。

就国际数、理、化“奥赛”而言，我国对其重视程度无疑超过了任何国家。某位参赛选手在“奥赛”中获得了金牌，其省教育部门的领导及学校地领导和教师们为其组织了隆重的仪式并全程拍摄，此段拍摄在其省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相比之下，美国教育对此事要很漠然得多，有甚至连相应的正规辅导也不进行，这仅仅被看做是对学生某种能力的日常测试。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及其成功经验，对中美教育的差异发表了自身的见解：杨振宁教授指出：“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杨教授还通过他所指导过的中国研究生总结了中国学生的某些共性：在考场上游刃有余，一到实验室却不知所措。他曾在一次演讲中用一个生动事例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对一个将上海交通地图背熟了的外地学生和一个完全没有背上海交通地图的上海本地学生进行有关上海交通知识和能力的测试。在考场上，外地学生的分数遥遥领先，当两人进入上海市内交通中进行实地比赛时，外地学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学生却能轻车熟路地达到目的。

就具体的教育实践而言，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轻视能力的培养；重视分数的提高而轻视人格的塑造培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培养出学生和人格本位，培养出的只能是分数本位。

基于以上差异，经过反思，我们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不等的现象。强是指我们过多强调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全面传授和牢固，过多强调对学生考试能力的训练扎实而有效。弱则是是指我们对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重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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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论文摘要：礼貌原则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中西方文化价值、自我观以及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礼貌原则差异的存在，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00pemtive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礼貌准则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二者的共性即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礼貌原则的指导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都努力变得更加礼貌起来，都渴求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在承认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礼貌原则的运用和侧重有所不同。

1．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

谦虚准则相当于汉语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然而汉英礼貌原则由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语用研究中，对于同样的礼貌现象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反应。在汉语言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西方社会的人们馈赠礼物时，会直接表达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得到对方喜欢、欣赏的希望，如“IthinkitUbeuse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礼貌，接受者会当场打开礼物表达自己的喜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anky0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如果按汉语思维习惯与西方人交流，则必定会造成交际失败。

2．称呼上的差异

中国人“上下有异，长幼有序”的观念在称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业职务、年龄、性别、谈话场合以及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刘老师”、“张经理”、“李医生等。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他称：贵姓、高见、大作等；自称：鄙人、卑职、拙见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称谓模式主要是称谓词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为Gates，名为BiU应称其为Mr．Gates。汉语文化中所讲究的“长幼尊卑贵贱”之分在家庭内部也有充分体现。在家庭成员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辈分的称呼语。若直呼姓名则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无论地位和职位高低，人们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辈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这体现了朋友式的亲密关系。另外，汉语的称呼中经常出现“老”字，因为“老”是经验和知识的象征。“老司树’、“老爷爷”、“赵老”等称呼体现了对年长者的尊重。这在西方是无礼的，人们无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为这意味着“孤独、痛苦、成为负担”。他们不愿意用“老”这个词，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价值差异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长期以来提倡“礼”的精神思想。“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个重要组成部分。“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上，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中国人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社会。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语言来表现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2．自我观差异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他们认为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适合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汉文化人非常重视以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因此，不断给宴请的客人夹菜以表示热情，叮嘱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时吃药以表示关心等等在汉语言文化中是礼貌的表现，但在英语文化中却被看作是侵犯个人自主的行为。

3．语言间接程度差异

在交际中人们并非总是在句法或词汇上直截了当地表明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让听话者去意会其深层的寓义即“言外之意”(i呷licatlⅡ℃)。语言使用中的这种“拐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现象(indirecⅡess)，它普遍存在于语言中，具有共性，但每一种语言又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礼貌程度与话语的间接程度成正比，话语越间接，语气就越委婉，给听话人留的余地就越大。正如【eech所说，我们可以保持同一命题的内容，而只须增加这个命题言语行为的间接性，便可以使该命题越来越礼貌。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以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来确定话语的礼貌程度，因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英语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因此交际双方不论在批评、邀请、馈赠或拒绝时，一般都直截了当。他们的语言直接、直率、肯定。汉语言文化是高语境文化，人们往往使用间接的、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当中国人想说“不”而不表示“不”时，或受到赞誉却不直接接受时，西方人迷惑不解。正是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增加了中西方人际交往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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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行业英语

2000年，国家教育部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要注意培养实际使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使用英语处理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近些年，各高职高专院校根据要求进行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其中行业英语或说专门用途英语应运而生，占到英语教学学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行业英语ESP是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的缩写，也就是 “专门用途英语”或“特殊用途英语”，如旅游英语、商务英语、机电英语、贸易英语、计算机英语等。ESP是一种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实用价值高的教学途径。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ESP学习者包括学学英语的非英语专业学生，也包括学习英语专业学生，还包括部分中职学生。其二，ESP学习者学习英语的目的是把英语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来学习，以便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如各类大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或者是把英语作为手段或工具来学习以便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实际教学过程中，ESP英语教学依然围绕在词汇、语法和阅读等英语基础能力学习上，而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不多。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于英语的“交际能力”要求的提升，教师本身也逐渐意识到要对行业英语教学进行改革，更加注重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教学力度。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教师往往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内容，在重视语言知识的讲解与训练而忽略了文化内容的挖掘与处理。本文以旅游英语教学为例，试从三个方面讨论如何进行文化教学。

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

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渗透文化资源，拓展文化学习空间。旅游的六个基本要素为：食、住、行、游、购、娱，文化差异无不渗透其中。例如，1.食，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会问候：“吃了吗？”，其实只是一句简单的寒暄，相当于西方人说：“Hello！”，而西方人听到这样的提问，会认为对方发出进餐邀请，从而产生误会；另外，基督教徒不吃血制品，大多数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不饮烈性酒等。2.住，导游在安排酒店房间时应考虑游客的。如基督教徒会忌讳数字13，应该尽量避开有数字13的房间。3.行，在中国让座是美德，而在西方国家，给人让座会使对方觉得自己被看做是虚弱的人，从而产生不快。4.游，西方人在游览景点时，享受宁静平和不被打扰的环境，导游应尽量保证这样的条件，而不是制造喧哗热闹的气氛。5.购，西方人喜欢购买有特色的个性化的商品，导游应当做好英语介绍向游客建议，但不要强求。6.娱，在西方多数娱乐活动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强，而中国的旅游娱乐活动多为观赏性的民俗表演。

再如谦虚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交往的过程中受到赞扬时，人们往往会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过奖啦”，而在英语国家里当别人赞扬自己时，都会很心地说“Thank you”，愉快地接受对方的赞美。这些交际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例如西方人不喜欢谈论隐私如婚姻、年龄、收入等。

二、创造文化氛围

教师应当为学生创造动手实践的机会，让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培养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和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语言，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了解了对方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跨文化交流。可以给学生多播放一些介绍西方国家风土人情的影片，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让学生熟悉不同的英语国家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提供表现舞台

让学生运用文化知识，模仿不同的导游环节，在用英语进行导游的过程中体现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尊重。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和对情景或任务的理解进行角色扮演，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例如，学生分组扮演美国游客和领队及导游。模拟导游前，学生们要合作收集有关美国的信息，如国家概况、文化艺术、礼仪禁忌等。学生们完成信息收集后要创作剧本，就迎、送及食、住、行、游、购、娱等环节进行对话编撰，特别要注意文化差异避免产生误解。

中西方文化既有共性也有较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妨碍了文化和语言的交流沟通。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不了解文化，在交际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语言学习过程中渗透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学生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增进对说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为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打好坚实的基础。

总之，行业英语的教学改革应该把文化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就必须懂得中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知识，当然这并不是弱化对语言知识的掌握，而是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吸收消化文化背景知识，这样才算具备较强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在行业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讲解和运用文化知识的内容，给学生创设跨文化交流的情景对话，应当以“剖析差异、相互尊重、”的跨文化交流为目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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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汉 礼貌原则 对比分析 差异 共性

一、引言

对礼貌原则的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界已有较长的历史,Goffman,Brown&Levinson,Leech等人近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语言学家,如顾曰国等,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归纳了五条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准则[1]。世界上有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隶属不同文化圈的国家,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礼貌原则,而且即使是同民族、操同种语言的人,他们对礼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差异性,那么人类社会应该存在有许许多多的礼貌原则,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又该如何交际呢?到底应该遵守哪条礼貌原则呢?为了对以上的问题做出一定的探索,本文对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礼貌原则,论证了它们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是礼貌原则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表现。

二、关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与理解

礼貌是各种文化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制约着人们的言行,协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活动。言语交际成功与否、效果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选用恰当的礼貌表现方式和礼貌用语。伴随着语用学的诞生,礼貌问题逐步成为这门学科的一大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分别从心理学、人类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多个角度对礼貌语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

Grice提出会话合作原则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多个研究中凸显出礼貌因素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R.Lakoff认为,在某些非正式的交谈中,肯定并加强双方的关系比思想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礼貌因素在决定会话的有效性中占主导地位[2]。Leech从语用学和人际修辞的角度对交际活动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新的归纳和分类。它们由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和同情六个准则构成。(1)得体准则(Tact Maxim):尽量少让别人受损,尽量多让别人得益;(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少让自己得益,尽量多让自己受损;(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损别人,尽量多贬损自己;(4)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贬损自己;(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3]。Leech的礼貌原则首先总结了礼貌语言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实质上是三个对立方面,依次为:言语行为中的受损受益问题、谈话中如何对己待人的问题以及如何、寻求一致的心理适应问题。此外,Brown&Levinson在Goffma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成熟的面子理论,力图将面子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来研究。他们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希望彼此维护对方的面子,并随面子威胁程度的增大而采用较高程度的礼貌策略。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权利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语言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4]

顾曰国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他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并追溯了现代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五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准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1]

三、礼貌原则研究的文化共性

从Leech礼貌原则的提出到目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人们对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试图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类礼貌本质,又能符合本民族习惯的礼貌原则,但迄今尚无更好的原则能达到Leech礼貌原则的高度,被各国大部分学者赞同。因此,Leech的六准则仍是目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对人们的日常言语行为能提供指导的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人类在言语交往过程中经常采用的礼貌性策略,在本质上来说,与汉民族大体相似。我们可以将Leech的六准则和顾曰国的礼貌五准则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其实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曰国的五准则,都是对人类言语行为礼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普遍性。Leech在研究礼貌现象的基础上,效仿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提出了礼貌原则,不仅完善了Grice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且回答了一些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包含五条准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

不同文化渊源和语言体系的人在交际中具有相同之处,我们似乎可以试着建立一条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适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礼貌原则。根据“惠”(benefit)和“损”(cost)的关系,可以看出礼貌交际的核心是注意到人们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因而交际的总原则或策略就是“投其所好”,实质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利益考虑。它是达到交际的“社会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这样做恰恰也是为达到交际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扫除障碍。无论是顾曰国提出的五准则还是Leech提出的六准则和以上所提的礼貌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other oriented”,而具体到二者而言,它们也是本质相同,只是提法各有侧重而已。[5]

综合分析,在中英文化中礼貌原则在一下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共性。(1)等级性:在言语交际中遵守礼貌原则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礼貌原则涉及不同的礼貌级别这一特性。(2)冲突性:Leech在Pragmatic Principles一书中指出语用原则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出现顾此失彼,或为了强调某一原则或准则而削弱另一原则或准则的现象,礼貌原则也不例外。礼貌原则的冲突性即表现既可能同合作原则冲突,也表现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或次准则在同一话语中可能发生冲突。(3)合适性:礼貌原则的合适性表现在应用礼貌原则时要根据语境的要求,确定礼貌级别,即根据谈话的不同内容、谈话的不同对象和谈话的不同场合,考虑双方的受益和吃亏程度,确定相应的表达礼貌的语言手段。(4)目的性: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的五准则,人们都不是均衡地使用它们,而是由具体的语境与会话目的决定它们的使用情况。

四、礼貌原则的文化特性

如上文所述,礼貌原则在指导人际交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导意义。但礼貌原则乃至其涵盖的准则和实施方案都可能因文化而异,这种文化差异是否就能忽略不计呢?

中国社会中的礼貌原则是“礼”制约下的行为,古往今来它一直是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中华民族重视“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对“礼”的重视。“伦”就是等级、类别之间的次序。“理”就是这种等级秩序遵循的规律。这种“上尊下卑”与西方社会所希望的“人各有身,身各自由”,有明显区别,必然在对礼貌原则的诠释中会表现出差异性。[5]

同时,英汉语言中所体现出的礼貌原则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它可能体现在以上所述的“礼貌”的内涵,礼貌准则(Politeness Maxims)的选择;礼貌在言语行为方面的分布(在哪些言语行为方面讲究礼貌);相同情景中礼貌方略的选择;积极和消极面子;礼貌与人际间的社会地位的关系;涉及的话题等众多方面。

我们不妨把Leech的六准则作为跨文化比较的参数,以示中西方在人际交往时在礼貌原则的运用中的差异。尽管这些准则在不同程度上在汉文化中基本适用,但差别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对准则的选择会因文化而异。美国对于谦虚准则的应用方面显然不及东方人,东方人为了显示谦虚,可以违背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和量准则,而美国人则不会违及质准则和量准则去表示谦虚。[5]

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结束时喜欢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几句谦虚话:“本人学识、能力有限,文中所谈,定有不妥之处,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教。”然而在英语文化中,报告的价值和报告人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人们选择的往往是中性的结束语,感谢听众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如: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interest!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都遵从了“礼貌原则”。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尊人”不“卑己”。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儒家的注重礼仪、讲究群体协调的思想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谦虚看作一种美德。《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倘若受到恭维和赞扬或写文章、作报告不说些谦虚的客套话,就会有自不量力、目中无人之嫌。然而,在同样的场合,英美人的反应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不尊重事实的谦虚就是虚伪,既然知道自己的论文或报告有不妥之处,就应该修改后再来讲,否则不是在耽误别人的时间吗?因此,上述两种不同的恭维和自谦,都是源于英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汉文化中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称呼行为(address behavior)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和平等性的象征。根据英国Brown的研究成果,称呼语之使用有两种范畴: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和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6]。社会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的称呼类型,而英语国家偏爱于对等式。中国非对等式之称呼语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权势取向,它是垂直式社会关系的标志。而英语国家由于受西方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人们所推崇的对等式称呼较充分地表现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平等式社会关系的标志。[5]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表现礼貌的语言手段以及对礼貌的判断标准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异,生搬硬套按照某一文化背景构筑的礼貌原则,或是按自己的礼貌准则去衡量另一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表现都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这种差异绝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不同文化间礼貌原则的共性,是人们对于成功交际的共同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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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篇5

关键词：体距 体距差异 汉语课堂 启发

一.体距的含义及分类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曾经讲过一个寓言：在寒冷的冬日，一群豪猪为御寒而彼此挤到一起，可是很快它们便感觉到对方有刺，于是相互分开，而寒冷迫使它们再次相互靠近，结果又被刺痛。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最终找到一个使大家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适中距离，这就是叔本华的豪猪法则也叫刺猬法则同样，社交的需求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每个人自身不同的性格和一些特殊的毛病又将每个人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开。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家彼此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适中距离，这种距离体现了一种礼貌和良好的举止。如果距离太远会使人感觉冷漠，满足不了社交的需求，而距离太近，有可能会发现对方种种令人生厌的性格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容易失去身份认同，迷失自我，如何找到并保持一个最佳的适中距离成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良好交际的必要条件，所以人与人之间要保持适当的体距。

体距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研究人们在交际时保持相互间身体的距离并由此而体现出来的特定的含义。它认为个人以及个人扩展的范围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分为四种：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众距离。亲密距离（15-46cm）适合用于夫妻关系及情侣之间；个人距离（15-76cm――76-120cm），限于朋友、熟人，或亲戚间的交往；社交距离（120-210cm――210-360cm）适用于正式的外交活动，公共距离（360-450cm――750cm）适用于演讲，不适合人际沟通。

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体距差异

交际双方所处位置的距离不仅告诉我们双方的关系、心理状态，也反映民族和文化特点。交际距离因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和美国，人们的空间观念比较强。在美国，如果男性勾肩搭背可能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在德国，男女在与人相见时都喜欢握手；在美国，女士很少握手；在前苏联，男士见面时常爱拥抱和亲吻；在伊斯兰国家，同性之间也习惯拥抱和吻面颊，在异性之间却严格禁止体触，连握手都被视为禁忌；在泰国，人们都在公开场合避免体触，触碰别人的头部则会犯下大错。而在中国，男性之间时为了表达亲密，搂着肩膀也是十分常见的，女性之间，挽手牵手挎着胳膊更是随处可见。但无论在中国还在英美，两个女人在谈话时要比两个男人谈话的离靠得近些。西方国家异性见面交谈时体距比中国异性之间的体距要小得多，因此中西方异谈，中国人往往产生错觉，认为英美人在向自己表爱意。而事实上，英美人总是与他人保持一定的体距，以免发生体触（亲密关系除外）。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试验：在一个空荡荡的阅览室里，一位读者刚刚坐下，心理学家就坐在她（他）旁边，试验了80次，没一人能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大多数人都默默地换了一个远一点的位置。也有中国人如法炮制在一所大学自习室里做了这个试验，当一个人坐在中国学习者旁边时，没有一个中国同学离开自己的位置，只是将自己的学习用具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让出位置给新来的那个人。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于他人侵占自己的空间时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西方人会主动保护自己的领域而中国人只是内心回避。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人“体距近”，英美人“体距远”。而这一差异体现了东西方人对于“共性”和“个性”或者说对于“群体”和“个体”的不同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原因是很多的，如两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信仰的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说东方广袤的中原大地滋生了“集体主义”，“共性”是准则，体现在体距上是 “体距近”；西方浩瀚的大海养育了“个人主义”，“个性”是准则，体现在体距上是“体距远”。

三.体距对对外汉语课堂的启发

在韩国教学的这段时间，我发现韩国虽然是东方国家，但是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他们属于“体距远”的类型。在汉语课堂上，对于不熟悉的人他们不愿意一起坐，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不会主动和同学说话，他们喜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除非老师要求对话，他们很注重个人的空间，虽然他们愿意和老师交流，但是对于距离还是很敏感的，为了更好的汉语教学，老师和学生也应该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应该是社交距离，特别成人学生，他们希望和老师多接触，多交流，但是老师也应该遵守体距原则，与学生保持距离。而对于小学生，与他们熟悉后，这种距离可以近一点，可以是个人距离，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老师的亲切，更有利于汉语教学。所以针对不同的群体这种体距也是有差别的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汉语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一定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或者不同班级的学生都是来自不同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化背景。虽然很多留学生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学习汉语，但是他们来中国之前的教育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完成。在他们心中有着自己国家的文化标准。关于非语言交际中的体距，有些国家的学生可能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习惯用自己国家的体距标准来衡量中国人之间的体距。他们在自己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体距的标准，喜欢他人离自己比较远。也有学生不太在意师生体距这个问题，他们习惯聚集在一起生活，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喜欢身边不远处有朋友。如果你离她太远，她会以为她把你惹生气了。控制师生之间的体距，可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反之，则可能产生跨文化交际冲突。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外交场合，也不是以演讲的形式呈现，而大多数是小班授课的形式。此时师生间的空间距离更像朋友的距离，但是很多留学生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不希望老师进入。所以，课堂中的师生体距应该比个人距离大一点，又比社交距离或者公共距离小一些。它不属于个人距离，也不属于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这正体现了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体距的特殊性。根据霍尔提出的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的具体数值，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师生体距为120-360cm。但是这不是绝对的，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汉语水平、不同培养目标下的留学生对于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体距的态度不同。我们也要因人因地而异。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较好的讲课能力以及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更需要充分发挥非语言交际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交际。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远近属于非语言交际，也是教师的一种自身素质和礼仪规范的体现，这种素质和教师的仪表一样重要。到底应该与学生保持多远的距离，要依据不同国家的学生而不同对待。更需要根据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性而区别对待。课堂是由教师、学生共同来维持的。教师忌讳与学生走得太近，尤其是男老师与女学生，女老师与男学生。教师也不应在课堂中与学生隔得太远，可能让学生觉得教师不友好。有的留学生热情地靠近老师，却被他们无意识躲开，使得留学生觉得老师不喜欢自己。对外汉语课堂中师生间的体距反映了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也反映了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为了很好的教学，有一个和谐的汉语教学课堂，在教学和平时与我们的同学相处过程中要把握好体距原则。

四.总结

体距原则在我们生活社交中无处不在，它折射出本国的文化，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道德规范、 行为规约、思维模式及思想意识，对于个人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质和礼仪规范。不管我们是与本国还是外国人交际，都应该注意体距，特别是作为一个汉语教师，所面对的都是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更要注意体距，把握好体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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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式英语 思维模式 文化习俗 搭配理论

1.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英语作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具重要性。但在两种语言的相互交换中，人们往往陷入一种困境：有时偏离了标准英语――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士使用的英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英语），使英语跑了调，改了腔，走了样，说出了一种既不像英语又不像汉语的第三种语言――中式英语（Chinglish）。换句话说，中式英语就是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把汉语的语言规则运用于英语语言规则之中，受汉语的思维方式和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干扰和影响而说出或写出不合乎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语言。中式英语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层面，而词语搭配不当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本文从语义学的搭配理论角度来分析中式英语，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准确地使用英语，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

2.中式英语的界定

中式英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中国学生最常见的“because ... so ...”，“although ... but ...”连用这样的错误可称为“狭义中式英语”，而“广义中式英语”这一概念是指任何不规范的用法，不管它是否符合语法，只要它是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用中文思考而产生的，都可以称为“中式英语”。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是标准英语的一种变体；（2）受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3）语法基本正确；（4）不符合英美人的表达习惯；（5）忽略文化差异。

3.中式英语产生原因及其对策

中式英语的形成主要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英语学习者除了要勤学苦练、奠定扎实的基本功外，还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英语的思维模式，同时尽可能地掌握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了解一些社会习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

3.1中西思维方式冲突产生的中式英语及其对策

就文化而言，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包括三个层面：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观念文化。思维方式则被视为观念文化的一个范畴。它是指思维主体获取、加工和输出思维信息的方式。虽然人类思维方式具有共性，但个性差异是存在的。在这种差异中，“西方人见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因此思维模式呈线式；而东方人长于整体式，他们富于想象和依靠知觉，因此可以讲是一种圆式思维模式”。在语言表达时，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也就是说，在语篇构建中，英语大量使用过渡词、介词、关系词、非谓语动词、分句，以此来表现语句间的主次关系、层级关系和逻辑关系。属于分析语的汉语缺乏词形变化，因此须按照时间顺序来实现语言的组合关系。

一般来讲，英语怕重复，好简洁的文风，对随意重复相同的音节、词语或句子往往感到厌烦；而汉语不怕重复，讲求文采，好用华丽辞藻，匀称结构。此外，简洁和复杂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两种语言的结构形态上。由于英语富于形态变化，更多使用综合型表达法，即通过单纯词或派生词来表达；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变化，较为依赖短语来表达，即分析型表达法。这样一来，英语表达往往显得简洁明了，汉语却显得文辞冗长（修辞目的例外）。

在深刻了解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后，英语学习者对英汉语的对比也就更为清晰了，从而在应用英语时就能主动地避开母语对英语学习者的负迁移作用，同时也就能避免使用中式英语。

3.2中西文化习俗冲突产生的中式英语及其对策

文化习俗是制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们社会活动和交往中呈现出来的诸多单元事态中的统一体。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针对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进行了不同的语言编码，这种编码是对文化现实间接的和任意的编码，即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编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陷入中式英语的尴尬处境。

在社交礼仪中，西方人重视个体性，尊重他人的隐私，包括年龄、收入、婚姻状况、购得物品的价格、等。而中国人则强调整体性，把关心他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视为一种美德，询问购得物品的价格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寒暄功能是语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寒暄语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语言中。人们以此产生一定的交际氛围或保持友好的交际状态。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寒暄语作为人际交往的粘合剂都是十分必要的，而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寒暄语的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如英国人见了面会问：“How is the weather today?”而中国人见面会问：“吃了吗？”

因此，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无疑可以帮助和促进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交际能力和质量。

4.结语

远离中式英语，摆脱母语的干扰，是英语学习者面临的一个挑战。中式英语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但归根结底是英语学习者没有完全掌握英语的内涵和真谛。在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真正学会用英语去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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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英语 跨文化教学 英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5.107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英语语言的发展和汉语一致，都是在承载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的，因此在英语语言中不难看出英语国家的文化留下的印记。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英语语言的文化性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可以说，对于英语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的把握是学好英语的关键，也是学习英语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在具有“共性”之外，其还具有极为强烈的“个性”，因此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的时候，初中英语教师要注意英语语言的跨文化教学问题。

一、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就我国目前的初中英语教学大纲而言，其对英语教学的跨文化教学做出了专门的规定，把教学中的跨文化交流作为当前初中学生必备的一项能力来进行培养，让教师引导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充分体现我文化传承性的同时，还要体现出我国文化的包容性，用积极的态度接纳英语语言的不同文化。正因如此，为初中英语教师制定了更高的教学标准，要求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要一味的对语法、词汇进行教学，要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在进行英语基础知识教学时，也要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让学生能够透过文化来加深对语言的理解。这正是跨文化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实际意义。

在初中英语的日常教学中，经常有一些学习刻苦异常，但英语成绩却不甚理想的学生，教师在对这类学生进行观察分析后不难发现，这部分学生在对英语进行学习时，只是盯住了英语的词汇、语法来进行学习，不断的对各种场景对话、基本句式进行机械系记忆，并没有对英语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从而导致了其对所学的英语知识无法全面掌握，由此陷入了“努力学，而学不透”的尴尬境地。在这个时候，初中英语教师只要从英语文化着手，对学生进行一点点的引导，其成绩就能取得较大的进步，由此不难看出跨文化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二、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需要注意的方面

第一，引导学生规避隐私、敏感话题。就国外的文化交流而言，其对个人隐私的定义和我们国家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年龄、收入等涉及个人信息的话题，是我们在日常聊天中经常谈及的，我们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些话题在英语语言国家是不方便作为日常谈论的，当面问这些问题也是极为不礼貌的表现。

因此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启发，使学生在跨文化交流时注意对话题进行选择，让学生了解到我国寒暄问“饭否”，英语国家的人寒暄谈“天气”。同时，还要找准时机向学生灌输国外文化的相关知识，让学生在同英语语言国家的人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不至于闹笑话，懂得在交谈时规避一些隐私问题，避免谈及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从而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第二，让学生对英语国家的礼仪原则有一个初步了解。在英语文化的礼仪原则中，英语语言国家对“please”、“thank you”等礼节性词汇的运用极为频繁，在我们看来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这些在英语语言国家的人看来，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事情，在日常交谈中使用到“please”、“thank you”这些词汇是一种必要的礼节，表示了对谈话对象的充分尊重，和关系的亲疏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放在我国来看，对关系亲密的人说“请”、“谢谢”之类的话，反而使得人感觉到有一些生疏。又如，在中国赠送礼物，一般收受礼物的人都不能当面将礼物打开，要等送礼物的人离开后，再来打开礼物，如需感谢在打开礼物后致电感谢，或日后在生活中遇见时进行感谢即可；但是在英语语言国家，收到礼物就要当面拆开并表示感谢。在受到表扬时，中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受之有愧的样子，而英语语言国家的人是欣然接受。

这些都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差异，这正是跨文化交流中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英语教学中将这些向学生进行告知，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注意这些问题，同时让学生在英语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能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三、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的具体方法

初中英语教师在进行跨文化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以此来突出英语语言的文化差异，并引导学生对这些差异进行一定的理解掌握，以此来保障初中学生对英语的学习顺利进行。

第一，在英语词汇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化。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中，不同的词汇有着不同的引申含义，这里以“dog”一词为例，在我国文化中，“狗”这个词的引申含义大多带贬义；但是在西方国家中，狗是人类的伙伴，代表了忠诚，在西方国家夸人的词语都和狗有关，比如“lucky dog”这个词汇的中文含义就是“幸运儿”。对于这些差异，教师都应该对学生进行较为全面的引导，使其对这些英语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这对初中英语的跨文化教学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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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汉禁忌语 一致性 差异性 跨文化交际

0.引言

禁忌语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禁忌语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禁忌语的研究成为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的一部分。本文将探讨英汉禁忌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它们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具体体现。

1.英汉语言禁忌的一致性

1.1 关于死亡禁忌的一致性。

“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人之常情，没有人可以打破。正因为如此，从古代到现代，对于死亡，人们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它成为人们禁忌的对象。这种恐惧反应在了英汉语言里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对死亡的禁忌普遍存在于中西两种文化中，在英汉两种语言就出现了许多关于死亡不那么刺耳的说法。

例如，在英语语言中，人们常用go （e.g. he’ gone）， depart， depart from the world for ever， decease， pass away， breathe one’s last， go the way of all flesh， pay one’s debt to nature， go to a better world， be in （go to） heaven， be with god， kick the bucket（翘辫子）， be done for（完蛋）等表示死亡。对于死亡的禁忌，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体现，比如莎士比亚用过 “shuffle off this mortal coil”，来表示死亡，从人世间解脱；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马克吐温使用“release”表示死亡。

在汉语中，人们常用“去世”，“逝世”，“故去”，“病故”，“去见马克思”等词语表示死亡；佛教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佛教用语中，汉语对死也有一些说法。如“涅槃”，“寂灭”，“圆寂”，“灭度”，“泥洹”。对于不同社会地位和年龄的人，为了避免直接提起禁忌话题，死亡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 “驾崩”是皇上的死亡称呼，“牺牲”用在战争中死亡或为公死亡，年幼人死亡称“夭折”。道教文化也对汉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道教有关“死“的委婉语有：羽化，仙逝，仙游，登仙，成仙，归西，归天，驾鹤西去，驾返瑶池等。

1.2 关于病残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与人的交往接触中，说话要讲策略很重要，“不言人短”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交际原则之一。在生活中，难免会与一些有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或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的人交往接触，当着他们的面谈论其短处，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陷入尴尬的境地，从而伤害他们的自尊。因此，在交往之中应该避免使用这些词语，或用替代词。这些文化在英汉语言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英语中，有许多形容人的相貌的形容词，如“good-looking”， “handsome”， “smart”等此表达人们对美丽容貌的赞美，那么对于相貌平平或丑陋的人，不用“ugly”， “awful”，而用“plain”， “ordinary”， “not particular good-looking”；对于皮包骨头者忌用“ skinny”， 而用“delicate”， “slim”， “slender”；对于残疾人，忌用“crippled”而用“physically handicapped”；人们对于身材肥胖者忌用 “fat”， 而用“ over weight”， “heavily-built”； 把聋子说成 “hard of hearing”.

在汉语中，关于长相丑陋，可以说“一般、平平、大众化”等；用“壮、富态”指成年男子的胖；用“苗条”、“线条儿好”指成年女子的瘦。关于四肢伤残，可用“腿脚不利索、走路不方便”等；用“丰满”、“富态”指成年女子的胖；用“精干”、“干练”指成年男子的瘦。

在英语中，英美人也常常不愿直说可怕的疾病。如癌症“cancer”英美人不会直接使用，而用“terminal illness” 或“big c”替代，使用“t.b.” 代替“tuberculosis”，也不说“venereal disease”和“v.d.。

在汉语中，常用“不舒服”代替患了某种病 ；还比如 “生 病”（ be out of sorts， 身体不适） 、“猩红热”（ fever， 发烧） 、“疾病”（ disorder， 失调） 、“中风”（ accident

， 意外事件） 、“恶心”（ stomach awareness， 胃部知觉） 、“呕吐”（ lose a meal， 失去一顿饭 ） 、“腹泻”（ mexican toothache， 墨西哥牙痛） 、“肺结核”（ breast complaint ， 胸部 疾病） 、“ 梅 毒”（ bad blood， 坏血） 、“淋病”（ hat and cap， 帽子） 、“艾滋病”（ social disease， 社会病） 等。

1.3 关于人体排泄的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类社会中，排泄物被认为是肮脏的，排泄行为被认为是不雅的。在公共场合直接谈论排泄行为或排泄物，不仅会让听者很尴尬，而且还体现了说话人的低素质。所以，在英语和汉语中，关于排泄物或排泄行为的直接表达成为了人们在交际中的禁忌。

在英语中，例如“去厕所”委婉的表达方式有：“go to the toilet”， “go to the men’s （lady’s） room， rest room， washroom， lavatory， the john”；一般无须解释。非说明不可，可以说“to wash one’s hands”， “to relieve oneself”或“because nature calls”；另外，男人可以说 “to see a man about a horse（幽默语）”，妇女可以说 “to freshen up”， “to powder her nose”等表达。一个人因肠胃不好或饮食不正常去看医生，医生在询问病情可以问“how are your bowel movements？”以了解病人的大便情况。 　在汉语中，去厕所的表达有：“净手、去去就来、更衣、 起夜、去方便、蹲点等”（魏在江，2001）。还可以表达为“解大手”、“解小手”、“方便”、“上一号”。

2.英汉语言禁忌的差异性

2.1 个人隐私的禁忌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在个人隐私禁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及思维模式引起的。讲英语的人非常注重隐私（privacy），在生活中强调个体主义，他们不愿别人过问个人的事。privacy 这个词有“隐私”，“秘密”，“私下里”，“退隐”等义。“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这句英语谚语，折射出“家”在西方是很大的隐私。同讲英语的外国人谈话时，应该避免谈及下列话题有关的问题： 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和政治信仰。

在中国，对于隐私这个概念，人们相对比较模糊。对于别人的有关婚姻、年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询问，中国人并不认为是在侵犯隐私，窥探私生活。特别是在长辈与小辈之间，长辈问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在表示对小辈的关心，如果拒绝回答，定会产生令人尴尬的局面，并且小辈会被认为没有礼貌，甚至是傲慢的；而且陌生人之间也常通过询问这些方面的问题增加对彼此的了解，以增加亲切感。

2.2 对数字的禁忌的差异性

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由于宗教等文化因素的不同导致英汉两种语言在数字禁忌方面的差异性。在西方文化世界里， 更不用说在英语文化之中了，最忌讳的数字就是13。13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尽力避免谈到的。比如说，拿建造高楼大厦来说，楼层没有13楼，12层上面就直接是14楼，门牌号也不会有13号；再拿就餐来说，餐桌上的菜永远都不会是13道，也不会有13个人聚在一起吃饭。同时，水手在13号也拒绝出海，其它的重要活动都要避开13号。其原因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第13个徒弟犹大出卖了他的师父，导致耶稣在13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中国，由于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有音调，人们比较注重谐音，4这个数字的读音和与汉语中不吉利的汉字“死”谐音，所以4都被视为禁忌的数字。在日常生活，一系列的号码，比如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只要其中带4，很少受到人们的青睐。 还有含有4的数字，如14，它的谐音为“要死”，514的谐音为“我要死”，44、 444、 4444等重复4的数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是禁忌的，人们尽量避免提及或者使用。7在汉语中也是忌讳使用的数字。比方说：人们在选择喜庆的好日子的时候，不会选择带7的日子，如初七、十七或二十七；在餐桌上菜的样数不能是七盘，送礼或拜访亲朋好友时禁忌带七样物品。原因是偶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比较受欢迎，同时还与中国人死后，要给死者“头七”到“七七”的祭奠习俗有关。

2.3 对老龄禁忌的差异性

在中国与在西方人们对老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所造成的。在中国，老人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的洗礼，积累了很多经验，老是智慧的象征；在西方，做事比较注重效率，老人的身体机能会有所下降，与活力旺盛的年轻

不能相比，老是无用的象征；“老”对于老人，特别是女性，是个避讳禁忌的话题。两种对老的态度在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汉语中有很多用“老”表示尊称、敬称，把“老”字放在姓氏之后，表示对老人的尊敬，如：“王老”、“赵老”等，也显示出老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姓氏之前加上“老”字会增加老人与说话人的亲切感。如：“老张、老李”。虽然老年人自身的体质和能力下降了，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惧怕谈“老”字，并且我们的社会也不忌讳“老”字。如问年龄时会说：“老人家，您贵庚啊？”，人们喊了“老人家”不仅不会招致老人的反感，而且他们听着很顺耳 。

然而，在西方社会中，“老”是个避讳禁忌的话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不会直接提及。 西方人不会直接使用“old people”，而间接使用“the senior”，“getting years”， “seasoned men”，“the longer-lived”。

3.结束语

在知识信息全球化的今天， 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迫切需要增强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意识。了解英汉语言禁忌的异同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对于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了解了英汉语言禁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可以减少避免在国际上日益频繁交流中的误会和矛盾，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提高其效果， 为构建和谐的世界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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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外需的下降，整个韩国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这其中包括韩国著名的三星集团。经过一番阵痛后，韩国企业发现只有锐意创新和发展模式转型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1993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提出“变革之心”，强调“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改变”。李健熙深刻的理解了企业要实现转型，必须先进行文化的转型和融合，于是三星开始进行文化的融合和创新之旅，成功的把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硅谷为代表的对错误的包容的文化引进三星，鼓励企业的员工去尝试不同的文化。结果由于文化融合的成功，使公司在不同层面的管理和运营实践以及不同的部门在贯彻公司的战略时具有一致性。公司很快的融入了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新型科技公司行列。最终，三星成长为世界创新型企业的优秀代表，在一大批像三星一样的企业成功转型的带动下，韩国也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国家的行列。

企业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企业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不断的变化的，由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汉字里，“文化”本来是“文”和“化”的复合词，文指“修”，化指“变化”，后来才合二为一，一起使用。《说文解字》里对两个字的解释如下：“文，错画也，修饰也；化，教行也，变也”。这就是说，“文化”的本意是经过人的修饰使得事物发展变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结果，即是“自然的人化”，而狭义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

《易经》里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里曾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即是指社会伦理规范，“化”即是教化的意思，“文化”就是要以伦理规范改变和教化世人，使人们成为在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上合乎特定礼仪规范的人，或者说“文化”能够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和计划的人。

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cultum”“colo”等词，意思是栽培、培养和驯养等。通俗地讲，就是通过人工劳作将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加以驯化和培养，使之成为人需要的品种。后来，还包括对个人技能、人格、品格和心灵的修炼，人际关系和友谊的培养等。所以，其含义从人对自然的驯化引申为对人本能状态的教化和培养。总之，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

因此，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都强调了文化的改变和规范作用，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一系列习俗、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文化起着规范、导向和推动人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企业文化就应该在这样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所以企业文化必须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不断创新和融合才能使企业适应整个大的环境的变化，文化需要规范，但更需要改变，企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属性，企业家必须要时刻融合和创新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企业文化氛围，时刻要建立能与时间和空间相适应的良性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的领导者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怎么看待企业，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环境，怎么看待消费者，会深刻地影响企业文化的走向。

领导者的高度

要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领导者就要站在组织之外去思考战略问题，否则企业文化就很难真正地塑造出来。中国企业想走向国际，真正地市场化运作，最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具备综合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存在的前提是企业领导者要抛弃工程师的思维，抛弃一线经理的思维，站在组织的来看组织，作为组织的旁观者来看组织，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

华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走出去”而且发展得不错的企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促进了它的转型。华为的冬天比今天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大，华为之所以能够度过难关，就是融合了华为本身的文化和IBM给它灌输的新的流程文化。在国际化的环境下学习西方，但却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价值观。华为反对过渡强调跨文化，重视现代管理的共性，并通过文化引领吸引各类的优秀人才到华为的平台上来。华为向西方的学习也是基于对自身的理解，用适当的架构、流程规范企业。最终，通过文化的引领，华为建立起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

联想收购IBM的PC事业部的成功，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联想在并购IBM的PC事业部之前后，双方的高层组成一个文化整合团队，讨论各自的成功中体现了哪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如何将它们组合成更为强大的文化基础，并且分析这样的文化调整对双方的员工将带来何种挑战以及如何帮助员工完成行为的转化。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可能的外国人对中国公司存在的固有偏见，沟通小组成员不断思考在第一次向对方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介绍自己的时候，怎样能让对方喜欢即将加入的新公司。联想将工夫下在了沟通产品的制造方面，秘密准备了一些适合外国人口味的关于联想的英文介绍、录像短片、电脑动画、网络广告、英文小说等等，同时聘请在IBM内部的德高望重的原IBM高管斯蒂芬担任新联想的CEO，斯蒂芬为稳定人心、消除疑虑，亲自到原IBM各个部门与员工进行沟通，探讨并购后的薪酬体系和未来公司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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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教型景区；上市；文化资本化；

作者简介：余汝艺(1980—)，男，山东菏泽人，助教，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学；E-mail：yuruyish@126.com；

1引言

随着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化加速，登陆资本市场成为旅游产业谋取资本支撑的重要途径。上市不仅提供充足的资本，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景区的形象和规范景区管理，从而增强景区的市场号召力。在竞争压力和上市前景双重驱动下，诸多宗教型景区萌生上市冲动，继嵩山少林寺曝出携手港中旅谋求上市话题后，四大佛教名山、法门寺、陕西财神庙也在资本市场上动作频频，不断引发突破社会底线的质疑。宗教题材景区是否适宜上市，引发学术、产业、政府等相关各界热议。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不可为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效益。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资本和宗教运行逻辑的不一致性出发，对宗教型景区上市的不可为性进行分析和论证。

2宗教景区上市的内外表征

2.1外部表征——宗教旅游的发展

宗教往往与名山水、良好自然生境为伴，在宗教热、生态热的背景下，宗教景观成为一种重要文化经济资源。截止到2013年，以宗教为核心题材的景区在全国5A级旅游景区中占约20%的比例1。上海龙华寺、杭州灵隐寺、厦门南普陀等传统宗教旅游景区的持续热旺以及近年来无锡灵山、三亚南山等新兴宗教文化主题旅游区的成功开发，一再印证旅游项目“有仙则灵”。以宗教为卖点的景区成为中国景区产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旅游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上市成为提升景区竞争力、加快景区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中国景区产业的中坚力量，普陀山、五台山、青城山、法门寺、少林寺、九华山等宗教型景区经营者或地方主管机构纷纷以“弘扬旅游文化”、“整合旅游资源”为由推动宗教景区上市，而卷入“圈钱”浪潮[1-3]，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综观世界其他国家，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打包上市的先例[4]。

在旅游产业被定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宏观背景下，具有独特魅力的宗教山水景观成为宗教团体、宗教管理结构、旅游资本、信徒、大众旅游者多方角逐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宗教团体追求自身发展与市场收益，管理机构追求宗教文化传承与宗教社会价值，信徒追求的是信仰，大众旅游者追求的是文化消费。其中，现代资本凭借其强大的“资源-产品-市场”转换能力和运营能力，在多方角逐中显现出强大控制力和号召力。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借助产业化模式，将宗教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将宗教文化引向其可控并擅长的领域。

2.2深层逻辑——资本的工具理性

物质需要的有限性、资本增值欲望的无限性、技术进步释放的巨大生产力等因素，共同酿造了20世纪前期物质产品的过剩为起因的经济危机，这不断威胁到资本生存。在增值欲望的推动下，资本在人的需求方面进行着不断寻找，最后找到实现资本增值的新生长点，即文化。在此背景下，德国学者霍克海默(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即以文化为资源，运用市场化手段和工业化模式，对文化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面对文化工业化的现实，明确提出，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商品化已经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大部分甚至与商品化的逻辑是敌对的和矛盾的[5]。

通过工业化的流程和资本化运作，资本将文化(包括宗教)纳入到理性逻辑的领地。上市是一个转换性的仪式。宗教景区经过严格审核程序，在运营上趋于符合资本逻辑，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宗教文化运营状态的标尺。在旅游资本主导下，按照工业流程，神圣的宗教文化被批量地生产成标准化、制式化的宗教旅游产品，并借助大众传媒塑造并传播大众市场期待的旅游形象。其结果是：宗教体验从终极性关怀、精神性认同坠落为共鸣式的审美体验和当下的愉悦性满足；宗教文化不再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宗教旅行的意图和意义被世俗化了，深层的、精神方面的内容已经失去[6]。通过产业化的路径，资本将文化生产成文化产品而繁荣大众文化市场，但一味追求市场价值的过度商业化也导致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的降低，而成为纯粹的资本牟利工具。

在陕西法门寺景区开发和运作过程中，曲江资本打着弘扬宗教文化的旗号，名做文化，暗做地产，资本通过披上宗教文化的外衣而获取资本的最大增值。无锡灵山景区与其说是宗教文化的发扬光大，不如说是旅游资本或旅游产业的成功。灵山胜境定位为佛教文化主题园区，由无锡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来运作，以“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旅游知名品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江苏省企业创新先进单位”作为其发展的“殊荣”，以“世界级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21世纪佛教新圣地、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旅游品牌、中国著名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作为发展的目标，以“旅游、文化、出版、地产、投资、酒店、食品、工艺品、餐饮等‘灵山产业链’”作为其炫耀发展成绩的资本。无锡灵山胜境的运作模式、发展导向、产业架构无不昭显：宗教文化被完全编织进资本增值的价值链中，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谋利的工具。

3现代赢利性旅游资本解构宗教神性

3.1宗教的内在根基被动摇

旅游产业是典型的“现代性”产业，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7]，理性与宗教遵循不同的逻辑。宗教旅游业的发展扩展了宗教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表述空间，同时现代营利性旅游资本也否定了宗教超自然与神圣信仰的存在的逻辑。过度商业化的旅游开发中，宗教被生产为世俗化、可消费的文化商品，而成为资本谋利的凭借。

3.1.1过度商业化的旅游运作让超自然世俗化

宗教是信奉超自然存在的一套态度、信念和习俗[8]，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性赋予宗教体验神圣性的特征。在逐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经营中，资本通过“旅游、文化、出版、地产、投资、酒店、食品、工艺品、餐饮”等现代旅游产业链将宗教纳入工具理性控制范畴，宗教成为可感知、可计算的现实性存在，否决了宗教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也消解了宗教超自然力量的神圣性。正如旅游资本给千年古刹祥福禅寺贴上“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旅游知名品牌”等理性化的标签，圣地被生产为可销售、可营利、可观看、可消费的“灵山胜景”和宗教文化旅游主题产业园，旅游资本强化了宗教文化的表述，但始终贯穿着现代资本之世俗性和工具理性的逻辑，神圣的宗教朝拜场所被生产为商业化的展演空间。

3.1.2基于资本理性的大众旅游业让理性生存取代感性生命

宗教语境下，人与超自然“神圣”的交互是通过人的感性生命“绵延”[9]来实现的。而大众游客是现代性的成果，现代性的理性通过各种路径渗透到游客感知世界的方式中，实现对人内部自然的支配，人的内在人格成为理性化的产物[10]P115-118，它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宗教旅游语境下，大众游客取代虔诚信徒成为圣地的“消费者”，他们用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理性逻辑训练的眼睛“凝视”神圣的“佛祖”。大众旅游者在欣赏宗教景观时会产生“这是一件重要作品”的感觉，从而强化其观赏活动，宗教朝圣的神圣性、超越性就此消失[10]P136-152。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的神性，人与神基于“巫术直观”的交互就此中断，转换为在理性驱使下对宗教文化的理性化判断和认知。人与神间的关系的扭转，否决神的存在，也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性。

3.1.3宗教“成就”并成为文化工业

宗教旅游语境下，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标准化地机械复制和大批量生产，市场和利润成为宗教文化空间的内在尺度。宗教文化臣服于旅游资本的权威，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宗教运营以迎合大众旅游者的娱乐消遣的消费需求、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宗教信仰的式微和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的扩张。批量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将人对超自然灵性的敬畏、崇拜转换成世俗的嬉戏行为。少林寺纳入到嵩山少林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旅游门票取代善男信女的香花券，成为沟通宗教文化与商业逻辑之间的通道。宗教成为文化工业资源，也随之失去相对于科学的人生关怀，宗教赖以存在的根基被动摇。

3.2宗教的社会功用被瓦解

3.2.1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

宗教信仰，每个民族都有的，“学问(科学)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是整个人生问题[11]。对于人及其群体，宗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12]。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开辟者涂尔干(DurKhneim)和马克斯·韦伯分别从集体意识、经济伦理角度对宗教的社会功用做过透彻分析，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从经验实证角度论证宗教对个体和社会集体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当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文化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3]。当宗教被开发成供大众游客消费的旅游商品时，也失去了应有的人文温情。

3.2.2旅游不是一种宗教朝圣

就旅游与宗教间的关系，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曾指出，旅游既是“神圣的旅程”，也是“世俗的礼仪”，并使用了人类学中关于仪式(ritual)的理论来类比现代旅游。麦肯奈尔(MacCanell)也提出“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14]。

从形式结构角度，旅游与朝圣有某种相似性。旅游吸收了宗教的一些功能，表现出与宗教朝圣间的结构性趋同。人类生存与发展总会遭遇各式问题，现世生活所解答只是其中一部分，此时人类选择诉诸超自然力量，以获得心灵的抚慰和认知的满足；与此对应，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的特征，日常生活世界不能全方位满足，旅游作为日常生活的逸出和一种短期生活方式，能弥补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并与日常生活世界一道构筑属人的生存空间。此外，宗教生活中，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来的，但在那些创造和相信某一神话的人们眼中却是实实在在的[8]；在夏朴雷(Sharpley)看来，旅游者旅游和获得旅游体验的动机就是出于对“真实性”的追求[15]，然而在旅游中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舞台性的真实，但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舞台为其营造一个超真实的体验空间。再者，宗教朝圣活动中，信徒怀着虔诚、敬畏之心离开世俗空间，前往神圣领域，重获新生，而后返回到直接生活空间；旅游活动同样表现为对日常世界的离去和复归，并在离去与复归中获得身心焕然(recreation)。

但从本体角度，旅游不等于朝圣。首先是对象物的不同：旅游的目的是去“朝圣”有异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世俗”之物，即使在宗教旅游中，游客也是以审美的态度“凝视”宗教景观，而宗教朝圣所表达的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按照科恩(Cohen)的观点，旅游者体验是经历型的，朝圣者的体验是存在型的[6]。其次，二者核心功能有异：宗教解答是人生终极性问题，旅游世界为游客提供的主要是此在的愉悦性满足，旅游是一种世俗的精神追求[16]。再次，与宗教灵界对应的是世俗世界，与旅游世界对应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不论旅游世界还是日常生活世界在宗教视角中都是“世俗“的。

3.2.3过度商业化让宗教沦为一种大众化文化商品

在利润导向的宗教旅游开发和经营中，宗教体验和信仰被开发为“参加法会、品尝斋席、听大师讲经、看信徒祈福、宗教建筑观赏、宗教绘画学习、宗教音乐鉴赏、宗教诗文欣赏等”程式化的旅游体验。在此，娱乐消遣被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朝圣者对“远方中心”心怀敬意的拜谒被简化为精神快餐式的消费。为“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南岳衡山集思广益推出的“当一天和尚、出一天家”的宗教旅游主题产品生动展现了宗教旅游经营的功利性，同时宗教旅游市场之后现代式的游戏性、肤浅性的心理结构也表露无遗。旅游文化工业让“宗教文化消费者”短视近利，除了当下的愉悦性满足，看不到真正的人生关怀。过度商业化的宗教旅游产品不再服务于人生终极问题的解答，而同其他商品一样完全屈服于交换的压力，堕落成纯粹的消费品。宗教旅游产品娱乐性消解了“宗教旅游消费者”内在的超越维度，使其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意义”的享乐，与此在认同，这样“旅游文化工业”消解了宗教信仰应有的人文价值。

4旅游资本市场上的“中国式风景”

上述旅游资本与宗教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中西方存在截然的差异：资本发达的西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资本现象，而中国旅游资本不仅强势介入到宗教的市场化运营中，更是积极推动宗教旅游景区的上市。这种现象反应中西方产业边界的差异，其背后深潜的是中西方商业伦理的不同，而这直接导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

4.1西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与市场边界

从神学角度，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对贷款取息采取排斥的态度，并同经济理性间存在紧张关系，显示宗教对经济理性的拒斥[7]P267-269。在西方宗教伦理中，经济理性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尽管出于缓和宗教伦理的生活理性化与经济的生活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宗教伦理所规范的经济理性活动范围放大，如“新教将取息的禁令缩小范围至仅限于具体的全然自私的场合”[7]P435-438，但企业的经营边界依旧在宗教伦理的监控之下。据马克思·韦伯的阐释，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导源于新教伦理[7]P267-269，新教伦理限定了经济理性活动的边界，也给市场化、资本运营设置了阈限。因此，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导向的资本在运行中受到价值理性的制衡。无疑，资本对宗教运营的介入受到基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约束。

从社会实践角度，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单一的经济理性不足以为人类建设幸福的生存空间。宗教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在政治控制、道德教化、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的培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社会肯定宗教的公共价值及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17]，为有效地发挥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政治、教育、立法的手段和措施，以保障宗教的健康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为削减开支而将公共性领域市场化[18]。西方政府深知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导向的泛市场化不是解决公共产品和民生问题的最优路径[19]。因此，宗教旅游的资本化运营也不是宗教、宗教旅游发展的适宜模式。

4.2“泛市场化”与中国旅游资本的狂野不羁

中国背景下，宗教景区谋求上市，资本运营的领域无所受限，源于其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从文化角度，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脊梁。与主导西方文化的宗教相比，儒教欠缺形而上学，几乎没有丝毫宗教根底的痕迹，讲究积极入世和纯粹适应现世的伦理，完全缺乏对收息的禁止，缺乏拒斥任何非功利的判准[7]P267-269。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企业伦理，其经济理性的边界也少有形而上学的限定。从社会实践角度，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对经济理性自身、经济理性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都缺少全面深刻的认知，社会意识形态中出现以效率、效益作为丈量社会系统的唯一标尺的“泛市场化”倾向，结果出现市场边界模糊、资本横冲直撞的现象。殊不知社会是多元运行的，不是只有经济一元，一些领域是不能进行市场化的，这些领域就包括宗教。由此宗教景区“股份制”、“租赁承包”、“分红提成”、宗教题材景区争相上市成为资本市场上一道“独特”的“中国式风景”。

5现代性背景下宗教旅游发展策略选择

5.1宗教发展需要旅游资本和旅游平台

宗教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包括资本在内的世俗力量的护航，基督教的传播、中国历代皇室对宗教的支持、寺庙田产、社会捐赠等给宗教文化的传播插上双翼，但这些社会力量所仰赖的是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没有介入到宗教自身的运营中。营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产业为宗教提供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并让宗教的普世价值得以更大发挥。但旅游业背后的现代资本则侵入到宗教运营并使得宗教运营偏离其固有逻辑。

5.2宗教自身逻辑是宗教和宗教旅游发展的内在要求

“上市”是资本的游戏场，这里是充满工具理性场域，宗教景区要上市并获取资本的认可，必然要遵守资本市场以利润、效率为中心的逻辑，资本市场不相信超自然力量。而宗教存在的依据是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敬畏和信仰，是建立在感性认知基础上的不可证的超真实。资本与宗教在存在逻辑上是不兼容的，上市违背了宗教内在逻辑，宗教可以接受产业资本的护航，但不能上市而偏离其根本的存在逻辑。在营利性资本主导的旅游产业模式中，宗教成为一种产业资源，按照资本理性的指示来生产、营销。由此，宗教从“天堂”坠落到“世俗人间”，失去对世俗现实的超然性，成为大众旅游者凝视的“文本”、旅游资本眼中可创造利润的资源。宗教景观通过上市的过渡性仪式，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失去存在根基而被卷入资本的洪流。

5.3限定市场边界是宗教旅游发展的肯定性路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本身也是有边界的，“泛市场化”之不可行及其带来的问题早已为人们深刻体认[19]。从社会整体发展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伦理、限定市场边界，是中国产业资本和中国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肯定性选择。与此同理，宗教与资本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中国宗教旅游、宗教健康发展的路径是在宗教与营利性产业资本间设置一道防护网，限定资本的活动范围，禁绝营利性产业资本介入和主导宗教、宗教旅游的发展，拒绝信仰的过度商业化，让宗教与商业各自回归本源，也让宗教旅游景观真正成为人们追求寄托、净化心灵的清净之所。

宗教组织的生计、宗教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都要仰赖资本资源。宗教旅游与市场资本的分离，需要有新的因素填补资本退出留下的空缺。宗教、以宗教为载体的旅游呈现出准公共产品[20]的性质，政府难以承担而又不能完全市场化，以公益事业或公益性活动为目的非营利性组织成为企业资本退出宗教旅游后的有效替代。非营利组织具有的追求社会公益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运营的自治性等特征，能保证宗教为载体的旅游在运营中的独立性、可靠地经济资源支撑、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供给中的灵活机动性，使其成为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宗教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模式，有效弥补单纯政府、市场的不足。